听证程序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听证程序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听证程序范文第1篇
行政听证程序是指行政机关在做出重大的、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决定之前，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和质证，然后根据双方质证、核实的材料做出行政决定的一种程序。[1]行政听证程序的目的在于弄清事实、发现真相，给予当事人就重要的事实表现意见的机会。其本质便是公民运用法定权利抵抗行政机关可能的不当行政行为，缩小公民这类“弱势群体”与行政机关之间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巨大反差。
一般认为，行政听证程序来源于英国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natural justice），而美国宪法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使其进一步深化。这种程序要求在行政领域内实行通知、听证、当事人理由之申辩三项程序，而听证程序是其核心内容。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听证程序一般认为来源于其法治国理论。
我国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正式引入了行政听证程序。《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做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数额较大的罚款等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1998年5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也对价格听证做了明确的规定。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又规定：在行政法的起草过程中为广泛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听证会的形式。一般认为，行政听证是行政行为司法化的标志，具有“准司法性”。各国的行政听证程序大体可以分为正式听证程序、非正式听证程序；事前听证、事后听证等几种类型。纵观西方行政程序较为发达国家的行政听证程序一般涉及以下几项内容：（1）听证主持人；（2）当事人制度；（3）听证范围；（4）证据制度；（5）案卷制度；（6）代理人制度；及具体行政听证程序，涵盖了行政立法、执法等各个领域。
二、行政听证程序的意义
（一） 从理论角度看行政听证程序的意义
人们经常将权利分为两种：公权和私权。行政权显然是属于公权的一种。狄骥说过“不存在一种因国家权利存在而不同于私权的所谓公法精神，法只有一种精神，那就是公平精神。”而在法律体系中，维系这种公平精神，平衡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法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实体法，另一类是程序法。实体法用以规范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程序法则使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得以实施。一个国家即使实体法律再健全，没有严格的程序予以保障也等于零。前些年，与西方国家重视法律程序的现象相比照，我国的法学家在考察法制建设时，过多地强调令行禁止，侧重于法的实体性方面，而对于在现代法制中理应占据重要地位的法律程序却缺乏应有的关注与理解。[2]
因此，行政听证程序制度的设立，使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免受侵犯。同时，也保障了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将行政主体纳入相对人监督的范围内，以防止行政专权和武断。最大限度的限制了行政主体公权力的滥用，在公权利与私权利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平衡点。
（ 二 ）从经济学角度看行政听证程序的意义
产权经济学家科斯认为， 生产者的目标就是试图节省交易费用，以最低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润。同样，在行政法领域仍然存在着成本问题，即行政效率。行政法之所以产生，从经济学角度讲，可以归因于理性配置社会资源。[3]行政活动的效率取决于各种因素：行政行为方式的选择、环节的合理安排、过程的科学组合。最重要的当属程序的设置。表面上看，行政听证程序的设置非但没有减少成本，反而增加了行政机关的负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秩序是协商而定的，而非通过服从赢得。”[4]一项行政决定对一部分人利益的剥夺，必须得到相对人的理解和认可，使相对人在程序完成之后，能够情愿地服从决定。行政听证程序在行政机关违法案件调查承办人员和相对人的参加下，由行政机关对其决定的依据进行举证，当事人质证。通过双方举证责任的合理分担和当事人对其意见的陈述、申辩，进一步核实证据，查清事实。这样，相对人可能了解到一些此前自己并不清楚的事项，对整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当相对人认识到自己确实违反了相关行政法律规定时，便可能放弃行政复议或诉讼，这并非意味着对相对人权利的限制，而是在保留了当事人原有的行政救济权利的同时，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由于行政机关在做出最终行政决定之前，通过听证程序进一步查清事实，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事前救济，将相对人权益的保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也尽可能地避免了因违法行政而导致国家赔偿造成的不必要的成本增加。也就是通过提前支付较少的交易成本，置换更大的因违法行政而耗费的交易成本，同时，有效的推动了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有助于行政预期的增值。转贴于
（三） 行政法律体系的角度看行政听证的意义
整个行政法律制度大致可分为四类：行政许可制度、行政处罚制度、行政强制制度和行政程序制度。其中行政程序制度可分为行政立法程序、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和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程序。行政立法程序主要由《立法法》规定；司法审查程序主要由《行政诉讼法》加以调整，而对中间的一部分具体行政行为程序的规定我国尚不健全。行政听证程序无疑是行政程序制度的核心部分，是行政程序公开原则的具体体现。行政公开原则一般要求：（1）事前公开：即行政机关事前要公布有关的行政法规、规章以约束相对人的行为；（2）事中公开：主要就是指行政处理活动中采用的听证程序和资信（情报）公开程序；（3）事后公开：即行政决定要向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公开。由此可见，行政听证程序是行政程序制度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行政听证程序的缺漏必将导致整个行政法律体系的重大破坏。
（四）从我国依法治国的角度看行政听证程序的意义
在我国依法治国的方略中，依法行政是核心。如果抽去依法行政的内容，依法治国就会变的空洞和残缺。有法可依固然重要，但现代法治国家，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之所以能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程序法治。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就应当认真审视其程序法治是否健全。听证是程序民主化的产物，在没有设立行政听证程序之前，大部分行政处罚决定都是在行政机关调查之后直接做出，加之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固有的局限性，很容易导致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暗箱操作”，腐败得以滋生。通过行政听证程序，行政过程的公开性、透明度得以增加。在有效地保障相对人权益的同时，政府的声誉也得到提高，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架构起一个双方能够沟通与合作、引导与接受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公民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得到了加强。
（五） 我国加入WTO与国际化接轨角度看行政听证程序的意义及完善
随着我国加入WTO，行政法制如何与国际接轨变得十分重要。WTO规则主要就是行政法规则，其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就是透明度原则（transparent principle），这就要求我国行政听证程序的范围应进一步扩大，不能仅限于行政处罚方面，而应扩展到行政立法、行政许可等多项制度当中。同时，听证程序在规范程度上应进一步加强以适应国际化的需要。
1.行政听证参加人范围的扩大：目前，我国行政程序的当事人仅限于行政机关和相对人，而在西方国家一切与该处理决定有厉害关系的人均可参加，这对于相对人权益的保障和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更为有利。
2.听证笔录制度：《行政处罚法》第二条仅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盖章。”至于笔录当中应当涉及哪些事项未予规定，这样宽泛的自由度无疑会使听证程序形同虚设。而西方国家对此做了明确的说明。以《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为例，其第556条规定听证笔录应包含下列事项：（1）任何口头的、书面的或其他形式证据的记录；（2）行政机关拟定的事实的裁定、法律结论的裁决；（3）听证程序中提出的全部文书，申请书[5].这样明确的规定无疑为此后的行政决定奠定了基础。
3.案卷制度：在我国，行政机关做出最终处理决定时的依据是什么，是限于听证笔录中的内容还是要结合其他内容，法律未予明确。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的“案卷排他”原则值得我们借鉴。即“听证笔录、证物以及在该程序中提出的全部文书、申请书是做出裁决的唯一依据”。正像伯纳德。施瓦茨所说的那样：“在依法举行的听证中，行政庭做出裁决时，不得考虑审讯记录以外的任何材料。若不遵守这一原则，受审讯的权利就毫无价值了。”[6]因此，在我国的行政听证程序中明确这一点非常必要，是其准司法性的体现。
听证程序范文第2篇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依法享有行政处罚权的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和依法申请听证的行政处罚当事人。
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或承担法制工作的机构负责本部门的听证工作。
劳动行政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与劳动行政执法机构为同一机构的，应遵循听证与案件调查取证职责分离的原则。
第三条劳动行政部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劳动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组织听证的费用。
根据国务院的规定，较大数额罚款的听证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确定。
第四条听证由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员、案件调查取证人员、当事人及其委托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参加。
第五条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从本部门的下列人员中指定一名听证主持人、一名听证记录员：
(一)法制工作机构的公务员；
(二)未设法制机构的，承担法制工作的其他机构的公务员；
(三)法制机构与行政执法机构为同一机构的，该机构其他非参与本案调查的公务员。
第六条听证主持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决定举行听证的时间和地点；
(二)就案件的事实或者与之相关的法律进行询问、发问；
(三)维护听证秩序，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员进行警告或者批评；
(四)中止或者终止听证；
(五)就听证案件的处理向劳动行政部门的负责人提出书面建议。
第七条听证主持人承担下列义务：
(一)将与听证有关的通知及有关材料依法及时送达当事人及其他有关人员；
(二)根据听证认定的证据，依法独立、客观、公正地作出判断并写出书面报告；
(三)保守与案件相关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听证记录员负责制作听证笔录，并承担前款第(三)项的义务。
第八条听证案件的当事人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申请回避权。依法申请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员回避；
(二)委托权。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参加听证；
(三)质证权。对本案的证据向调查人员及其证人进行质询；
(四)申辩权。就本案的事实与法律问题进行申辩；
(五)最后陈述权。听证结束前有权就本案的事实、法律及处理进行最后陈述。
第九条听证案件的当事人依法承担下列义务：
(一)按时参加听证；
(二)如实回答听证主持人的询问；
(三)遵守听证秩序。
第十条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享有与当事人相同的权利并承担相同的义务。
第十一条劳动行政部门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可以用书面形式告知，也可以用口头形式告知。以口头形式告知应当制作笔录，并经当事人签名。在告知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的同时，必须告知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期限，即应在告知后三日内提出。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接受劳动行政部门告知后三日内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提出。经口头形式提出的，劳动行政部门应制作笔录，并经当事人签名。逾期不提出者，视为放弃听证权。
第十二条劳动行政部门负责听证的机构接到当事人要求听证的申请后，应当立即确定听证主持人和听证记录员。由听证主持人在举行听证的七日前送达听证通知书。听证通知书应载明听证主持人和听证记录员的姓名、听证时间、听证地点、调查取证人员认定的违法事实、证据及行政处罚建议等内容。
劳动行政部门的有关机构或人员接到当事人要求听证的申请后，应当立即告知本部门负责听证的机构。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应当公开进行。对于公开举行的听证，劳动行政部门可以先期公布听证案由、听证时间及地点。
第十三条听证主持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也有权申请其回避：
(一)参与本案的调查取证人员；
(二)本案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与当事人有其他利害关系的人员；
(三)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听证公正进行的人员。
听证记录员的回避适用前款的规定。
听证主持人和听证记录员的回避，由劳动行政部门负责人决定。
第十四条听证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由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会开始，宣布听证纪律、告知当事人听证中的权利和义务；
(二)由案件调查取证人员宣布案件的事实、证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理由；
(三)听证主持人询问当事人、案件调查取证人员、证人和其他有关人员并要求出示有关证据材料；
(四)由当事人或者其人从事实和法律上进行答辩，并对证据材料进行质证；
(五)当事人或者其人和本案调查取证人员就本案相关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辩论；
(六)辩论结束后，当事人作最后陈述；
(七)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会结束。
第十五条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由听证记录员制作。听证笔录在听证结束后，应当立即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听证程序范文第3篇
引进的一项新制度，在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公平执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我国《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该制度。本文借鉴国外相关
立法和实践，提出了健全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具体设想和建议。特别提出了行政听证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公开原则、职能分离原则、事先告知原则、案卷排他性原则。论文结合国内外立法分析了每项原则的具体要求，并对健全我国行政听证程序提出了建议和设想。
关键词 行政听证程序 基本原则 公开，职能分离 事先告知
听证程序是指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其实质是听取
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广义上的听证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听证三种形式。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称为立法听证。司法听证事实
上就是法院审理案件的程序。本文研究的行政听证是专门适用于行政机关的程序制度。在这一程序制度中，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决定前，有义务告知相对人决定的理由和获得听证人的权利，行政相对人有权就事实和适用法律表达意见、提供证据，行政机关有义务听取和接纳，通过公开、民主的方式达到正确实施行政行为的目的。
行政听证程序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近几十年来，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特别重视。凡是制定有行政程序法的国家都不同程序地采用了听证程序。在普通法国家，听证程序渊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该原则是"英国皇家法院对下级法院和行政机关行使监督权时，要求它们公正行使权力的原则。"它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的程序方面的规则"，也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包括两个最基本的程序规则：（1）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他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2）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①前一个程序规则就是听证规则。在美国，听证不仅是普通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且也是宪法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要求。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正当法律程序的意义就是公正行使权力，行政机关作出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②美国1946年的《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的听证义务。在大陆法国家，依法治国理论，特别是依法行政理论的完善，为这些国家的行政听证制度提供了法理基础。德国行政听证程序虽然没有宪法的直接依据，但被认为是法治国家不成文法的重要原则。③1976年通过的德国《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听证程序。此外，奥地利1950年的《行政程序法》，西班牙1958年的《行政程序法》，韩国1987年的《行政程序法》，日本1993年的《行政程序法》，均规定了听证程序。
我国1996年公布的《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听证程序，它是引进国外先进法律制度和经验的一次有益尝试，在我国民主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我们能够从中国宪法精神中找到听证程序的法律基础，如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但听证程序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走群众路线"、"倾听人民意见"的工作原则，它具有自身特殊规则和适用范围，能够发挥十分独特的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听证程序的本质特征，全面认识听证程序的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国内外听证程序的基本理论与立法实践，对听证程序的基本原则加以分析和研究，以期有助于健全我国行政听证程序。
听证程序之所以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听取意见"、"兼听则明"等工作方式，就在于它是由众多特别法律原则支持的一种程序。这些原则和制度既是听证程序的必然要求。也是决定听证区别于其他程序的根本准则。尽管各国对听证原则的认识和表述不尽相同，但具有共性的原则大致有以下几个：
一、公开原则
公开是听证程序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也是防止用专横的方法行使权力的有力保障。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听证的目的是听取对方当事人意见，怎样才能保证当事人的意见被充分如实听取呢？最重要的是在听证开始阶段就应当向当事人公开有关材料，允许他在决定作出之前为自己辩解，避免被调查人"处于黑暗之中"。④具体而言，公开原则要求听证程序公开进行，举行听证会之前应发出公告，告知利害关系人听证程序举行的时间、地点、案由等情况；允许群众、记者旁听，允许记者采访报道；在听证过程中，当事人有权在公开举行听证的地点进行陈述和申辩，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证据，反驳对方主张和证据；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的事实根据必须公开并经当事人质证，不能以不为一方当事人所知悉的证据作为决定作出的事实根据；根据听证记录作出的行政决定的内容也必须公开。听证程序公开化不仅可以保证行政决定更加公正、全面、客观，而且有利于加强对行政机关的社会和舆论监督，提高公民的守法意识。正如英国弗兰克斯委员会在行政裁判所和公开调查的报告中所说的，为了做到裁判上的公平，一切裁判活动必须以三个原则为指导，即公开、公正和无偏私。在这三个原则中，公开原则列为第一位。⑤
当然，公开原则也不是听证程序的绝对要求。凡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的事项，可以不公开听证，这是很多国家的习惯做法，有些国家的法律甚至规定了听证不公开举行。例如，日本《行政程序法》规定，"听证一般应当不公开进行，但听证主持人认为公开听证也不会对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听证也可以公开进行。"⑥德国《行政程序法》也规定，"言词辩论采用不公开原则"，"在当事人不提出异议的前提下，听证主持人可以准许其他人员参加"。⑦当然，不公开听证毕竟是个别国家的做法，而且"少数不公开的听证是例外，那是为了保护有关的私人利益而存在"。例如，美国正式听证必须公开，对非正式听证程序，行政机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不一定采取公开方式。通常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提出的不公开听证的请求，是在考虑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平衡各方面利益后，作出是否允许的决定。⑧
二、取能分离原则
职能分离原则是指在听证过程中从事裁决和审判型听证的机构或者人员，不能从事与听证和裁决行为不相容的活动，以保证裁决公平。⑨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4项规定了这一原则，即"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
职能分离原则来源于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该原则主张"每个人不能作为自己
案件的法官"，它不仅适用于司法职务，也适用于行政职务。《英国行政法》一书对此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公民在其权利和合理的利益受到行政决定不利影响时，不仅有权为自己辩护，而且有权要求他的意见必须由一个没有偏见的行政官员决定。一个行政决定不能由和该决定有利益牵连的人作出，这是自然公正原则对行政程序的要求"。"任何人不能就同一
事件同时作为追诉人和裁判官，因为这种情况也是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⑩
当然，行政机关不同于司法机构，它不是专门的裁决机构，鉴于行政机关处理的问题涉及较复杂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为了提高效率，避免增加财政开支，立法不可能要求行政机关内的追诉调查职能与听证裁决职能完全分开，由独立的机构行使。能够做到的只是内部职能分离，即在同一行政机关内部，执行调查追诉职能的人，不得主持听证和参加裁决。这也是很多国家听证程序的具体做法。各国立法之所以如此重视职能分离，是因为事先进行调查追诉的人如参与裁决，必然着重以他所调查的证据作为裁决的基础，而忽视当事人所提出证据
与反驳意见，甚至调查追诉人秘密调查没有经过当事人对质的证据，也可能作为裁决的基础，这对当事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事先调查和追诉的人，对于案件的处理很难处于一种超然的客观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是公正的听证和裁决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果调查和追诉人员与主持听证的人员和裁决人员合一，即使主持听证和裁决的人没有偏见存在，也难以使当事人相信自己得到了公平的裁决。(11)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体现了职能分离原则，但此规定过于原则，因为"非本案调查人员"的范围十分广泛，既可以是负责案件调查部门的其他人员，也可以是机关首长，还可以是本机关其他部门的人员。《行政处罚法》公布
后，很多行政机关
在制定相关实施办法时，大多将听证主持人定位于本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工作人员，尽管如此，仍难以避免这类人员与调查人员的接触及受到影响。特别是在法制机构人员本身作案件调查人员时，更能以避免这种情况。为了保证职能分离原则的真正落实，必须确立听证主持人相对独立和公正超然的法律地位。美国这方面的经验可资借鉴。1946年前主持听证的人员只能行使机关授予的职权，无特殊地位，不能取得当事人的信任，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听证审查官制度，1972年后改为行政法官。行政法官具有独立性质，不受行政机关首长直接控制，除非有文官事务委员会所规定和确认的正当理由，行政法官不能被罢免。行政机关无权自己任命行政法官，只能从文官事务委员会所确认合格的人员名单中选择任命人员。他们在编制上是所在机关职员，在任免、工资等方面，不受所在机关控制。1981年修正的州示范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法官集中使用制，即在州行政部门内设立行政听证局，行政法官根据听证局的指派，可以在不同机关服务。
与听证公开原则一样，职能分工原则也不是绝对的。特别在行政机关的高层，职能融合仍是被允许的。(12)而且在某些特殊领域，职能分工仍有若干例外。如在对申请原始许可证的决定程序，涉及价格的正当性与选用的程序，或涉及公用事业、公共运输的设施和经营活动的程序中，也不可能做到职能分离，应当允许相对融合。(13)
三、事先告知原则
行政机关举行听证，作出行政决定前，应当告知相对人听证所涉及的主要事项和听证时间、地点、以确保相对人有效行使抗辩权，从而保证行政决定的适当性与合法性。不能及时得到通知，没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就意味着当事人没有机会取证和准备辩论，不知道听证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无法做必要的听证准备，难以行使自卫抗辩的权利。所以，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事先告知原则是听证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很多国家的法律原则和程序法包含这项听证原则。根据英国自然公正原则，行政机关必须听取对方意见的原则包含三个内容：（1）公民有在合理时间以前得到通知的权利；（2）公民有了解行政机关论点和根据的权利；（3）公民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其中前两项内容就是有关事先告知原则的体现。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不利处分时应在事先留出相当期限，书面通知该不利处分的相对人。书面通知应当包括：（1）作出的不利处分的内容以及有关法令条款的依据；（2）构成不利处分原因的事实；（3）听证的日期和场所；（4）管辖听证事务的组织名称和所在地。此外，美国、德国的行政程序法也规定了较为详细的告知原则。该原则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告知的对象。行政机关举行听证前，应当将听证事项及时间地点告知相对人。相对人的范围，即告知的对象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界定。我国《行政处罚法》将其界定为"当事人"，即受处罚人，美国法律则界定为"利害关系之当事人"，即"因听证的结果，而权利义务直接受影响之当事人"。德国《行政程序法》则将其界定为"相对人或关系人"。由于听证的目的是听取利害相关人的意见，不仅限于受处罚人或当事人的意见，所以，听证告知的对象应当比当事人更广，包括相对人和其他利害相关人。
（二）告知的时间。听证前告知的目的是便于利害相关人出席听证会或准备陈述意见和辩论，所以在告知听证权利和听证时间内，应当给利害相关人预先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即告知与听证之间的时间，不宜过短，否则会影响有关人员的准备，但也不宜太长，以避免耗费时间、精力。时间长短视当事人及关系人的住所远近及案情复杂性而定。(14)各国立法规定须"适时"（timely)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条）或在听证之前"一定期间"内发出通知（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条）。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为7日，至于其他行政行为的听证的告知时间目前尚无规定，须在行政程序法中加以明确。
（三）告知的内容。听证前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听证的大致内容及涉及的重要事项以及听证时间、地点、听证机关等。我国《行政处罚法》对此未作详细规定，各地和各部门在有关听证的实施办法中对此进一步细化，增加了"当事人的姓名、名称、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理由、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等。
(15)
（四）告知的方式。听证前的告知通常采用三种方式：一是书面直接送达，二邮寄告知，三是公告送达。我国《行政处罚法》未作规定，但各地及各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法的具体办法除规定上述三种送达方式外，还包括委托送达，口头告知（但要记入笔录）等。
四、案卷排他性原则
案卷排他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按照正式听证程序作出的决定只能以案卷为根据，不能在案卷以外，以当事人未知悉和未论证的事实为根据。目的是保障当事人有效行使陈述意见的权利和反驳不利于已证据的权利。法院也只能以案卷中的记录为根据，审查行政决定合法与否，行政机关也可以以此为由排除干扰，独立作出决定。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7项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但没有规定听证笔录在决定中作为唯一依据，甚至对该笔录在处罚决定的作用也只字示提。各地各部门的听证实施办法对此作了一定补充。如《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试行规定》第26条规定："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劳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16条规定："劳动行政部门不得以未经听证认定的证据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目前争议的问题是：听证笔录在行政决定中的作用是什么？一种观点主张应全面借鉴吸收案卷排他性原则，特别是吸收其精髓，"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应是当事人所知悉并经其辩论的；如果行政机关采用听证笔录以外的事实和证据，应当提供当事人知悉和辩论这些材料的机会"。(16)
也就是说，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决定的主要依据。
另一种观点认为，听证笔录只能作为行政决定的依据之一，因为听证之后补充的证据不能认为是无效的，仍应作为依据，当事人也可以不提交有关证据，因而无法做到听有证据都必须在听证中出示并经过质证后确认。特别是在当事人放弃听证的情况下，要求所有证据在听证会上质证，在法理上不成立，实践中也做不到。从我国目前听证制度的适用现状看，一方面，听证笔录的作用仍未被充分重视，行政机关作为程序的发动者和终结裁判者，在使用听证笔录方面仍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未经听证的证据和事实仍然对行政决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与听证程序本身中的案卷排他性原则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听证笔录是行政程序的阶段性产物，行政决定的最终形成还有赖于行政首长的裁决，听证后采纳证据、认定事实仍不能避免，加之行政决定并不是最终决定，还要接受司法审查，所以为了达到听证程序本身所追求的目的，
我们同意将听证笔录作为行政决定主要依据的观点。
以上是听证程序的主要原则和制度，除此之外，还有回避原则、禁止单方面接触原则、案卷阅览原则、委托代理原则等。这些原则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述的四项原则，只是由于它们多为行政程序的一般原则，且为人们更加熟悉等原因，在此不作详细论述。
①⑩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52页，第153-154页。
②（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罗斯著:《美国宪法概论》，刘瑞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的版，第102、108页。
③参见（台）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查委员会编印：《各国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第168页。
④Margaret Allars， lntroduction to Australian Administrative
law，Butterworths 1990，at 265.
⑤⑨(11)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页，第437页，第438页。
⑥⑦章剑生：《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⑧杨惠基主编：《听证程序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页。
(12)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页。
(13)参见美国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条。
听证程序范文第4篇
关键词：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正义；听证制度；行政听证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9-0069-03
任何权力必须公正行使，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他的意见，这是英美普通法的一个重要原则，称为自然公正原则[1]。这个原则是不同时代广泛流行的自然法思想的一种表现，在美国其演变成了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宪法中正当法律程序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公正行使权力。
1996年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听证后，行政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其影响日渐明显。然而，我国这一制度还处于初创时期，各方面都显现出不完善的地方。而美国的行政听证制度以联邦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为根基，不断发展而形成了以《联邦行政程序法》、《隐私权法》等为法律依据的行政听证制度；形成了成熟和完善的行政听证制度。
本文力图从美国行政听证制度的根基“正当法律程序”入手，最大限度地去展现制度的原貌，通过系统对比与分析来研究美国行政听证制度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探析其与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的异同点，从而提出完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建议。
一、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一）正当法律程序的含义、历史渊源及发展
《布莱克法律辞典》中，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是指：“任何其权益受到判决影响的当事人，都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获得听审的权利。”[2]美国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源于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1215年，英国《自由大》中，第39条规定：“凡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守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夺其法律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1354年首次出现“正当法律程序”的提法，当时由贵族组成的英国议会迫使英王爱德华三世接受一项文件，文件里写道：“不依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驱逐出国境或住宅。”
美国宪法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最初仅是一个程序性原则。1856年“怀尼哈默案”标志着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由程序性原则转化为含程序限制也包括实质限制的原则。程序性正当程序的核心则在于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施加最基本的程序性要求，即政府权力的行使过程必须满足某种最低限度的公平，保证政府施加管制或惩罚的过程的公正性。实体的正当过程则是当政府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须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行为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二）正当法律程序的必要性
正当法律程序的价值在于对程序正义的保障，强调过程本身的正当性、合法性的独立价值；而社会正义是相对于实体正义和形式正义而言的一种正义形态。“从德谟克利特的正义即各尽其责，正义是善恶是非的评价标准的抽象的思辨正义，到柏拉图的正义是理性之体现的理想主义正义观，发展到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即平等、正义即合法、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这种现实主义的正义观，正义走过了一条从思辨到理性，从理想到现实的沧桑之路；从罗尔斯体系严密和内容庞杂的社会正义论，到凯尔森条件多变的相对正义论和佩雷尔曼的以平等方式待人的形式正义论，再到博登海默百科全书式的‘要素’正义论，正义经历了由精密设计到具体操作，由一般分析到要素解剖的论证与实践过程。”[3]这些观念基本都是从结果的正当性来论证正义，属于实质意义上的范畴，而在现代法治体系中，仅有实质正义是不够的，还需要形式意义上所遵循适当的程序。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障，当实体正义无法把握和实现时，可确定和实现程序正义，这就是正当法律程序的价值。
（三）正当法律程序与“最低限度的公正”
“最低限度地‘听取对方意见’是自然公正的根本要求”[4]。“最低限度的公正”在于某些程序要素对于一个法律过程来说是最基本的、不可缺少、不可放弃的，否则不论该程序的其他方面如何，人们都感受到程序是不公正和不可接受的。如果一个法律程序缺乏这些要素，不论通过该程序产生的结果如何，不论该程序多么有效率，人们仅仅根据“正义感”或一般常识就可能感觉到它的“不公正”，从这一意义上讲，效率不能作为牺牲“最低限度公正”的正当化的理由。
“最低限度的公正”强调了程序公正的基础性意义，但它并不排斥行政程序对效率因素进行的考虑，这是因为：“最低限度的公正”为程序及其结果提供了某种正当性，可以减少行政过程中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摩擦，使相对方对行政机关增强信任感，由此可提升效率；“最低限度的公正”并不当然地等同“公正优先”，而是蕴含对行政程序灵活性的认可，允许程序在满足这些基本要素的前提下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从而平衡公正与效率[5]。
二、听证制度概述
随着行政权的扩张，行政职能的膨胀，行政权的疆域已扩大到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地带，具体表现在行政立法权和行政司法权的客观形成，以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适用。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行政程序来控制行政权就成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行政程序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所应遵循的方式、步骤等，其生命在于公开、公正、公平，其存在的价值在于为行政权的运作设置监督机制。
（一）正当法律程序所要求的行政听证
听证是正当法律程序的主要内容。行政机关进行的听证在于调查与搜集信息，不是正当法律程序的需要；行政机关的正当法律程序听证来源于法院的司法听证。司法机关的听证也是正当法律程序的一种，和行政机关的正当法律程序听证性质相同。但司法听证的规定严格，内容复杂；而行政程序贵在迅速，不能完全照搬司法听证模式。一般来说，正当法律程序所要求的听证制度包括以下内容。
1.告知和通知。告知和通知在行政程序中起到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之间的对话桥梁的作用，是听证中不可缺少的程序，对行政相对方的听证权有重要的保障意义。
2.公开听证。听证公开就是让公众有机会还原行政主体做出行政决定的最初过程，以便监督行政主体；但有的听证事项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也可以不公开进行。
3.对抗辩论。对抗辩论是由行政主体提出决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行政相对方提出质疑，从而使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更趋真实和合理。
4.制作笔录。听证的内容以记录的方式保存，笔录是行政主体作为行政决定的唯一依据。
（二）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
行政听证制度是我国的一种舶来品，在我国的存在与发展晚，其适用范围也有限，经历了较长的发展时期。1996年10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听证制度。1998年5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规定了抽象行政行为做出前的听证程序，标志着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开始进入抽象行政行为领域。2000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首次规定将听证扩展到行政立法领域。2004年7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确立了听证过程中的案卷排他原则，扩大了行政许可听证的范围，规定了行政机关违反听证程序的法律责任。听证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为一项基本行政制度，在社会的各个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中美行政听证制度的比较
（一）听证的形式
美国的听证包括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正式听证指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裁决时，举行听证会，行政机关基于听证记录做出决定的程序。非正式听证指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裁决时，只需给予当事人口头或书面陈述意见的机会，行政机关并不一定需要基于记录做出决定的程序，而记录只是供行政机关参考。我国实行的是正式的听证会，非正式听证规定缺失。
（二）听证主持人
美国1946年《联邦程序法》规定：“主持听证会官员是（1）机关；（2）构成机关领导集体的一个或多个成员；（3）根据本编第3105条任命的1名或多名行政法官。”①听证审查官是联邦事务委员会对具有律师资格和行政经验的人员，通过考试合格后，列入听证审查官名单，由行政机关根据工作的需要，从文官事务委员会所认可的名单中任命的听证主持人。事实上，机关长官或委员会成员由于工作太忙，听证基本由听证审查官主持。1972年，文官常务委员会将听证审查官改为行政法官，在法律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地位类似于司法法官，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还规定了禁止听证人员和当事人单方接触。
我国听证主持人是行政机关的代表，《行政处罚法》虽然规定了听证主持人不能是行政调查人，且当事人要求回避时，听证主持人要予以回避，以保证听证主持人的相对独立性，但调查人和主持人同属本机关工作人员，在同一地点办公，很难保证听证主持人不受任何外界因素干扰，听证主持人并不完全中立。我国目前也没有禁止听证主持人和当事人单方接触的相关法律规定，也未规定听证主持人的资格条件，行政机关在其人员的任命、工资、任职方面有绝对的话语权，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无法保障。
（三）听证适用范围
听证在美国的适用非常广泛。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做出决定的不利影响时均可以要求听证。美国《联邦程序法》第554条采取了列举式的排除方法规定了不适用听证的情形；后来美国又通过判例，认同了其他可以不适用听证的情形。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②《行政许可法》第46条：“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③由此可知，对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却并没有规定听证，我国的听证制度适用范围非常有限，不利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四）听证的通知
我国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④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没有具体的时间规定，但对通知的时间规定了最低标准，其灵活的时间设置方便了当事人或其人的需要。
（五）正式听证前的会议
正式听证前的会议可以使当事人之间有平台协商化解冲突，兼顾了行政公正与行政效率。美国有相对明确的规定，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4节（c）款规定：“行政机关应为利害关系当事人提供机会，使他们在时间、行政程序的性质和公共利益允许时，能够提出和考虑事实、论据、解决办法和修正的建议。在当事人之间不能依协商解决争端时，通常按第556节和557节的规定，举行正式听证和裁决。”我国正式听证前的会议缺失。
四、对中国现行制度的启示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是听证制度长盛不衰的原因。美国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将这一制度上升宪法原则，对美国法治秩序的构建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当代中国，听证制度从理论到立法，还有许多未澄清的漏洞。通过对正当法律程序和听证制度的比较，分析其对中国当代行政听证制度构建的路径。
（一）行政听证制度系统化
1.听证权利纳入宪法规定，增设行政单行法予以支撑。由于我国缺少正当法律程序需要的深厚法律传统，可以将听证权利列入宪法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以此为核心的听证制度将有宪法保障，同时有部门法的支撑并将其具体化、系统化。
2.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的修改与完善。美国将听证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然后在联邦行政程序法中将听证程序系统化，同时在单行法中体现，因此有效保证了公民的行政听证权。在我国，行政处罚、行政许可作为对行政相对人权利影响最大的法律之一，理应对其有关听证的制度进行修改与完善。
（二）完善听证制度形式，扩大听证范围
1.增加非正式听证形式，将听证的范围扩大。凡可能对当事人权利产生影响的行政行为在做出之前都应进行听证程序，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就业等重大问题的决策更应通过举行听证来维护各方利益群体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的行政听证程序仅局限于行政处罚等几个领域。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对行政权力的规范性要求越来越高，然而听证适用范围的狭窄，已经束缚了我国行政民主化的进程。因此，扩大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是完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当务之急。
2.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列入正式听证范围。《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执行。”依《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拘留目前是《行政处罚法》中规定最严厉的处罚，对当事人的影响更为直接和严重。而现行规定却没有将行政拘留纳入在听证范围之内，这是不妥的，应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纳入正式听证的范围。
3.设立正式听证前的会议。正式听证前的会议能使当事人之间有平台协商化解冲突，兼顾了行政公正与行政效率，避免了拖延又费钱的正式听证，是一项省钱又有效的程序。
（三）确定听证主持人的资格与职责
1.确定听证主持人的资格。《行政处罚法》中只规定听证主持人不能是听证调查人，且当事人申请回避时听证调查人要予以回避，而对于行政听证主持人任职资格无详细规定。作为一种平衡社会各方利益的听证主持人是十分重要的行政机关工作岗位，需要经过考试或考核合格后才能担任，为了保证其工作的独立性，须由专门的机关统一管理。
2.增设听证主持人的权力和职责。明确听证主持人的权限范围能有效防止其。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了主持听证人员的一系列权力和职责，并规定主持人或参加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主动申请回避，注重对权力的限制。因此听证的规定不能只局限于听证的过程、程序而忽略掉对行政权力及职责的规定和限制，增加这部分内容是必要的。
行政听证制度对于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保障、对于程序正义的推进，其作用是积极的，但不容忽视的是行政听证制度是一项费时费钱的制度。在中国举行一次听证会至少都要花费几万元，这对于我国各级行政机关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由此行政听证制度在我国难以广泛展开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怎样在行政听证制度中灵活适用正当法律程序也是我们必须考量的因素；循序渐进地推进行政听证制度改革，以更加完善、合理、经济的方式开展行政听证是当前摆在行政机关面前的一个课题。
参考文献：
[1]王名扬.英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151-152.
[2]孙建.论行政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10）.
[3]陈驰.西方正义观念论略[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10-11.
听证程序范文第5篇
引进的一项新制度，在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公平执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我国《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该制度。本文借鉴国外相关
立法和实践，提出了健全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具体设想和建议。特别提出了行政听证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公开原则、职能分离原则、事先告知原则、案卷排他性原则。论文结合国内外立法分析了每项原则的具体要求，并对健全我国行政听证程序提出了建议和设想。
关键词 行政听证程序 基本原则 公开，职能分离 事先告知
听证程序是指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其实质是听取
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广义上的听证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听证三种形式。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称为立法听证。司法听证事实
上就是法院审理案件的程序。本文研究的行政听证是专门适用于行政机关的程序制度。在这一程序制度中，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决定前，有义务告知相对人决定的理由和获得听证人的权利，行政相对人有权就事实和适用法律表达意见、提供证据，行政机关有义务听取和接纳，通过公开、民主的方式达到正确实施行政行为的目的。
行政听证程序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近几十年来，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特别重视。凡是制定有行政程序法的国家都不同程序地采用了听证程序。在普通法国家，听证程序渊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该原则是"英国皇家法院对下级法院和行政机关行使监督权时，要求它们公正行使权力的原则。"它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的程序方面的规则"，也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包括两个最基本的程序规则：（1）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他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2）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①前一个程序规则就是听证规则。在美国，听证不仅是普通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且也是宪法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要求。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正当法律程序的意义就是公正行使权力，行政机关作出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②美国1946年的《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的听证义务。在大陆法国家，依法治国理论，特别是依法行政理论的完善，为这些国家的行政听证制度提供了法理基础。德国行政听证程序虽然没有宪法的直接依据，但被认为是法治国家不成文法的重要原则。③1976年通过的德国《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听证程序。此外，奥地利1950年的《行政程序法》,西班牙1958年的《行政程序法》，韩国1987年的《行政程序法》,日本1993年的《行政程序法》,均规定了听证程序。
我国1996年公布的《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听证程序，它是引进国外先进法律制度和经验的一次有益尝试，在我国民主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我们能够从中国宪法精神中找到听证程序的法律基础，如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但听证程序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走群众路线"、"倾听人民意见"的工作原则，它具有自身特殊规则和适用范围，能够发挥十分独特的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听证程序的本质特征，全面认识听证程序的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国内外听证程序的基本理论与立法实践，对听证程序的基本原则加以分析和研究，以期有助于健全我国行政听证程序。
听证程序之所以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听取意见"、"兼听则明"等工作方式，就在于它是由众多特别法律原则支持的一种程序。这些原则和制度既是听证程序的必然要求。也是决定听证区别于其他程序的根本准则。尽管各国对听证原则的认识和表述不尽相同，但具有共性的原则大致有以下几个：
一、公开原则
公开是听证程序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也是防止用专横的方法行使权力的有力保障。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听证的目的是听取对方当事人意见，怎样才能保证当事人的意见被充分如实听取呢？最重要的是在听证开始阶段就应当向当事人公开有关材料，允许他在决定作出之前为自己辩解，避免被调查人"处于黑暗之中"。④具体而言，公开原则要求听证程序公开进行，举行听证会之前应发出公告，告知利害关系人听证程序举行的时间、地点、案由等情况；允许群众、记者旁听，允许记者采访报道；在听证过程中，当事人有权在公开举行听证的地点进行陈述和申辩，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证据，反驳对方主张和证据；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的事实根据必须公开并经当事人质证，不能以不为一方当事人所知悉的证据作为决定作出的事实根据；根据听证记录作出的行政决定的内容也必须公开。听证程序公开化不仅可以保证行政决定更加公正、全面、客观，而且有利于加强对行政机关的社会和舆论监督，提高公民的守法意识。正如英国弗兰克斯委员会在行政裁判所和公开调查的报告中所说的，为了做到裁判上的公平，一切裁判活动必须以三个原则为指导，即公开、公正和无偏私。在这三个原则中，公开原则列为第一位。⑤
当然，公开原则也不是听证程序的绝对要求。凡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的事项，可以不公开听证，这是很多国家的习惯做法，有些国家的法律甚至规定了听证不公开举行。例如，日本《行政程序法》规定，"听证一般应当不公开进行，但听证主持人认为公开听证也不会对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听证也可以公开进行。"⑥德国《行政程序法》也规定，"言词辩论采用不公开原则"，"在当事人不提出异议的前提下，听证主持人可以准许其他人员参加"。⑦当然，不公开听证毕竟是个别国家的做法，而且"少数不公开的听证是例外，那是为了保护有关的私人利益而存在"。例如，美国正式听证必须公开，对非正式听证程序，行政机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不一定采取公开方式。通常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提出的不公开听证的请求，是在考虑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平衡各方面利益后，作出是否允许的决定。⑧
二、取能分离原则
职能分离原则是指在听证过程中从事裁决和审判型听证的机构或者人员，不能从事与听证和裁决行为不相容的活动，以保证裁决公平。⑨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4项规定了这一原则，即"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
职能分离原则来源于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该原则主张"每个人不能作为自己
案件的法官"，它不仅适用于司法职务，也适用于行政职务。《英国行政法》一书对此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公民在其权利和合理的利益受到行政决定不利影响时，不仅有权为自己辩护，而且有权要求他的意见必须由一个没有偏见的行政官员决定。一个行政决定不能由和该决定有利益牵连的人作出，这是自然公正原则对行政程序的要求"。"任何人不能就同一
事件同时作为追诉人和裁判官，因为这种情况也是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⑩
当然，行政机关不同于司法机构，它不是专门的裁决机构，鉴于行政机关处理的问题涉及较复杂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为了提高效率，避免增加财政开支，立法不可能要求行政机关内的追诉调查职能与听证裁决职能完全分开，由独立的机构行使。能够做到的只是内部职能分离，即在同一行政机关内部，执行调查追诉职能的人，不得主持听证和参加裁决。这也是很多国家听证程序的具体做法。各国立法之所以如此重视职能分离，是因为事先进行调查追诉的人如参与裁决，必然着重以他所调查的证据作为裁决的基础，而忽视当事人所提出证据
与反驳意见，甚至调查追诉人秘密调查没有经过当事人对质的证据，也可能作为裁决的基础，这对当事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事先调查和追诉的人，对于案件的处理很难处于一种超然的客观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是公正的听证和裁决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果调查和追诉人员与主持听证的人员和裁决人员合一，即使主持听证和裁决的人没有偏见存在，也难以使当事人相信自己得到了公平的裁决。(11)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体现了职能分离原则，但此规定过于原则，因为"非本案调查人员"的范围十分广泛，既可以是负责案件调查部门的其他人员，也可以是机关首长，还可以是本机关其他部门的人员。《行政处罚法》公布
后，很多行政机关
在制定相关实施办法时，大多将听证主持人定位于本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工作人员，尽管如此，仍难以避免这类人员与调查人员的接触及受到影响。特别是在法制机构人员本身作案件调查人员时，更能以避免这种情况。为了保证职能分离原则的真正落实，必须确立听证主持人相对独立和公正超然的法律地位。美国这方面的经验可资借鉴。1946年前主持听证的人员只能行使机关授予的职权，无特殊地位，不能取得当事人的信任，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听证审查官制度，1972年后改为行政法官。行政法官具有独立性质，不受行政机关首长直接控制，除非有文官事务委员会所规定和确认的正当理由，行政法官不能被罢免。行政机关无权自己任命行政法官，只能从文官事务委员会所确认合格的人员名单中选择任命人员。他们在编制上是所在机关职员，在任免、工资等方面，不受所在机关控制。1981年修正的州示范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法官集中使用制，即在州行政部门内设立行政听证局，行政法官根据听证局的指派，可以在不同机关服务。
与听证公开原则一样，职能分工原则也不是绝对的。特别在行政机关的高层，职能融合仍是被允许的。(12)而且在某些特殊领域，职能分工仍有若干例外。如在对申请原始许可证的决定程序，涉及价格的正当性与选用的程序，或涉及公用事业、公共运输的设施和经营活动的程序中，也不可能做到职能分离，应当允许相对融合。(13)
三、事先告知原则
行政机关举行听证，作出行政决定前，应当告知相对人听证所涉及的主要事项和听证时间、地点、以确保相对人有效行使抗辩权，从而保证行政决定的适当性与合法性。不能及时得到通知，没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就意味着当事人没有机会取证和准备辩论，不知道听证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无法做必要的听证准备，难以行使自卫抗辩的权利。所以，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事先告知原则是听证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很多国家的法律原则和程序法包含这项听证原则。根据英国自然公正原则，行政机关必须听取对方意见的原则包含三个内容：（1）公民有在合理时间以前得到通知的权利；（2）公民有了解行政机关论点和根据的权利；（3）公民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其中前两项内容就是有关事先告知原则的体现。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不利处分时应在事先留出相当期限，书面通知该不利处分的相对人。书面通知应当包括：（1）作出的不利处分的内容以及有关法令条款的依据；（2）构成不利处分原因的事实；（3）听证的日期和场所；（4）管辖听证事务的组织名称和所在地。此外，美国、德国的行政程序法也规定了较为详细的告知原则。该原则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告知的对象。行政机关举行听证前，应当将听证事项及时间地点告知相对人。相对人的范围，即告知的对象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界定。我国《行政处罚法》将其界定为"当事人"，即受处罚人，美国法律则界定为"利害关系之当事人"，即"因听证的结果，而权利义务直接受影响之当事人"。德国《行政程序法》则将其界定为"相对人或关系人"。由于听证的目的是听取利害相关人的意见，不仅限于受处罚人或当事人的意见，所以，听证告知的对象应当比当事人更广，包括相对人和其他利害相关人。
（二）告知的时间。听证前告知的目的是便于利害相关人出席听证会或准备陈述意见和辩论，所以在告知听证权利和听证时间内，应当给利害相关人预先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即告知与听证之间的时间，不宜过短，否则会影响有关人员的准备，但也不宜太长，以避免耗费时间、精力。时间长短视当事人及关系人的住所远近及案情复杂性而定。(14)各国立法规定须"适时"（timely)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条）或在听证之前"一定期间"内发出通知（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条）。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为7日，至于其他行政行为的听证的告知时间目前尚无规定，须在行政程序法中加以明确。
（三）告知的内容。听证前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听证的大致内容及涉及的重要事项以及听证时间、地点、听证机关等。我国《行政处罚法》对此未作详细规定，各地和各部门在有关听证的实施办法中对此进一步细化，增加了"当事人的姓名、名称、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理由、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等。
(15)
（四）告知的方式。听证前的告知通常采用三种方式：一是书面直接送达，二邮寄告知，三是公告送达。我国《行政处罚法》未作规定，但各地及各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法的具体办法除规定上述三种送达方式外，还包括委托送达，口头告知（但要记入笔录）等。
四、案卷排他性原则
案卷排他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按照正式听证程序作出的决定只能以案卷为根据，不能在案卷以外，以当事人未知悉和未论证的事实为根据。目的是保障当事人有效行使陈述意见的权利和反驳不利于已证据的权利。法院也只能以案卷中的记录为根据，审查行政决定合法与否，行政机关也可以以此为由排除干扰，独立作出决定。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7项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但没有规定听证笔录在决定中作为唯一依据，甚至对该笔录在处罚决定的作用也只字示提。各地各部门的听证实施办法对此作了一定补充。如《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试行规定》第26条规定："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劳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16条规定："劳动行政部门不得以未经听证认定的证据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目前争议的问题是：听证笔录在行政决定中的作用是什么？一种观点主张应全面借鉴吸收案卷排他性原则，特别是吸收其精髓，"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应是当事人所知悉并经其辩论的；如果行政机关采用听证笔录以外的事实和证据，应当提供当事人知悉和辩论这些材料的机会"。(16)
也就是说，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决定的主要依据。
另一种观点认为，听证笔录只能作为行政决定的依据之一，因为听证之后补充的证据不能认为是无效的，仍应作为依据，当事人也可以不提交有关证据，因而无法做到听有证据都必须在听证中出示并经过质证后确认。特别是在当事人放弃听证的情况下，要求所有证据在听证会上质证，在法理上不成立，实践中也做不到。从我国目前听证制度的适用现状看，一方面，听证笔录的作用仍未被充分重视，行政机关作为程序的发动者和终结裁判者，在使用听证笔录方面仍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未经听证的证据和事实仍然对行政决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与听证程序本身中的案卷排他性原则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听证笔录是行政程序的阶段性产物，行政决定的最终形成还有赖于行政首长的裁决，听证后采纳证据、认定事实仍不能避免，加之行政决定并不是最终决定，还要接受司法审查，所以为了达到听证程序本身所追求的目的，
我们同意将听证笔录作为行政决定主要依据的观点。
以上是听证程序的主要原则和制度，除此之外，还有回避原则、禁止单方面接触原则、案卷阅览原则、委托原则等。这些原则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述的四项原则，只是由于它们多为行政程序的一般原则，且为人们更加熟悉等原因，在此不作详细论述。
①⑩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52页,第153-154页。
②（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罗斯著:《美国宪法概论》,刘瑞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的版,第102、108页。
③参见（台）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查委员会编印：《各国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第168页。
④Margaret Allars, lntroduction to Australian Administrative
law,Butterworths 1990,at 265.
⑤⑨(11)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页，第437页，第438页。
⑥⑦章剑生：《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⑧杨惠基主编：《听证程序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页。
(12)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页。
(13)参见美国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