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管理范文第1篇

从词义来看，针对性是策略的重要特征，策略的制定既要以实现目标为导向，又要适应具体形势的发展变化。网络舆论危机管理语用策略的制定也是如此，除了要考虑如何实现管理目标之外，还要了解网络舆论危机这个新情况，并结合网络舆论危机的特点制定相应的语用管理策略。所以，在提出具体策略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梳理一下网络舆论危机的基本特点。其一，危机形成的诱发性。一般都认为网络舆论危机的爆发很突然，很多人都是在危机爆发之后才开始关注危机事态。的确，“相较于一般公共危机爆发之前往往会出现一些征兆，网络舆论危机的爆发更加突然”，但网络舆论危机的发生并非毫无征兆可言，很多情况下，网络舆论危机都是由具体的事件诱发的，如我爸是李刚事件、杭州70码事件、郭美美事件等等。在网络社会发展初期阶段人们对网络舆论的传播特性不是太了解，所以觉得网络舆论危机的爆发无法把握，只能等到危机发生了才能予以处置，但随着网络社会的逐渐成熟，人们开始认识到网络舆论危机的爆发往往与某个具体社会事件有着密切关联，此时如果仍然认为网络舆论危机的发生是突然的，无法感知的，就明显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正因为如此，了解网络舆论危机形成的诱发性，对于网络舆论危机管理主体在危机苗头初显时做好危机的防范、化解工作是大有裨益的。其二，危机应对的高度紧迫性。网络舆论危机应对具有紧迫性已是人们的共识，人们普遍认识到由于网络舆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网民大众的眼光会迅速聚焦到某个具体事件上，给网络舆论危机管理主体造成巨大的社会与心理压力。另外，受网络空间交流的虚拟性与盲从性影响，人们在发表言论时可以不用顾及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束缚，甚至“置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于不顾，观点偏激，人云亦云，感性的宣泄代替了理性的思考，社会矛盾在偏激的舆论表达中进一步激化”，放大，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缓解，网络舆论危机事态会随之进一步恶化，从而给危机管理主体带来更大的管理压力与处置难度。所以，网络舆论危机应对的紧迫性应该称为“高度紧迫性”，这是网络舆论危机的主要特点之一，后文提到的很多语用策略都与之有关。其三，危机状态的虚实结合性。网络舆论危机状态的虚拟性是由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决定的，这种危机主要在网络空间发生、传播、演化。但网络舆论危机与现实社会并不是隔绝的，它总是由某个具体的事件引发，其传播与演化过程也与特定事态的发展演变相关联，有时甚至还有可能影响到现实空间的事态发展和人们的行为，这就是网络舆论危机状态的虚实结合性。如药家鑫事件中，西安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药家鑫提起公诉，被告律师则以激情杀人予以辩护，在此案审理过程中，网络舆论也对被告是否属于激情杀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无疑对案件审理部门形成了无形的压力。很难说法院最后以故意杀人罪定案是否是迫于网络舆论的巨大压力，但显然定案后一场关于司法公正的网络舆论危机得到缓解。这说明网络舆论危机并没有完全脱离现实社会而存在，依然是现实社会危机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将之看作现实社会矛盾在网络空间的折射形态。其四，危机情境的深度不确定性。随着危机管理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危机自身所带有的不确定性，而且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现代危机传播领域里面临的一大挑战”。网络舆论危机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更大，因为网络舆论的空间是虚拟的，主体是隐匿的，我们无法确知有多少人在何时会通过网络发表言论，网络交流的即时性与互动性又极强，危机随时都会爆发，也随时会转向，甚至恶化，我们无法准确预测危机的发生与走向，面临网络舆论危机的组织或个人往往会陷入一种类似于身处未知世界中的茫然无助的恐惧和焦虑，换言之就是，网络舆论危机将人们带入一种深度不确定性的危机情境之中。

二、网络舆论危机管理的语用策略

如前文所述，网络舆论危机管理语用策略的制定既要以实现管理目标为导向，又要考虑网络舆论危机自身的特点，危机管理的一般目标是缓和矛盾、消解危机，网络舆论危机管理亦如是，所以，其语用策略应以有效缓解危机为目标并结合网络舆论危机的特点而制定。另外，从语用学角度看，有效缓解危机就必须促进危机管理沟通中的会话合作，所以，在制定这些语用策略时，还需要参酌能够促进会话合作的有关语用原则与理论。综合以上考虑，我们提出六条语用策略以供分析讨论。

(一)态度优先策略

网络舆论危机的形成具有诱发性特点，某个具体社会事件往往会成为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所以，危机管理主体应尽可能在网络舆论危机爆发之前及时做好防范、化解工作，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对危机征兆的识别和及时纠偏可以降低危机发生的几率和恶化程度”，在网络舆论危机爆发之前就及时做好防范、化解工作，有助于控制危机发展的态势，“毕竟事后救火不如事前防火”。根据这个要求，此阶段的危机管理除了要及时应对之外，还应讲究语用策略，这个策略就是态度优先策略。按照一般逻辑，当某个社会事件发生之后，负有管理责任的相关主体就需进入事件的调查阶段，等调查、处理结果出来之后再公之于众，但调查需要时间，责任认定需要权衡，所以一些管理主体在网络舆论危机初期选择了沉默或拖延，错过了引导舆论走向的最佳时机，以致流言滋生，舆论压力猛增，危机爆发。实际上，此时舆论最关注的不仅是事情的真相，还有管理主体对事件处理的态度。真相很难立刻大白于天下，但管理主体的态度却可以马上呈现，在危机征兆出现时优先对事件处理作出一个正确、合宜的表态，既是对舆论期待的及时回应，也能弥补真相滞后的不足，因为这正好契合了人们对一个负责任的管理主体的要求，也使人们有信心期待真相的来临。从语用上说，这种处理方式提供的信息量不够，违反了会话合作原则的量准则，但由于没有回避问题，没有虚假信息推卸责任，表明了会话合作的诚意，所以又符合关系准则和质准则，满足了当前情境下会话的需要，所以，态度优先在网络舆论危机管理初期不失为一个应急语用策略。如2013年6月15日，武汉爆出了一起“城管员白天执法晚上练摊”事件，引发了网民对城管员是否“知法犯法”等问题的热议。该事件的直接责任主体洪山区城管局当即对舆论关注作出回应，表示会尽快核查、处理，并在第一时间向网友公布，绝不会找借口，撇清关系。这一表态，虽没有立即给出事件真相，但回应及时，态度诚恳，满足了舆论的期待，也没有推卸责任，所以赢得了大多数网友的谅解与信任，缓解了舆论压力，为管理主体进一步调查真相，从容应对争取了时间。

(二)分段结论策略

网络舆论危机的应对具有高度紧迫性，所以，当一个热点事件受到持续关注时，事件管理主体就有责任而且有必要迅速参与到舆论的互动中去，这既是及时回应舆论关切的需要，也是主导议程设置，缓解舆论危机的关键。一个事件的调查进展有时需要耗费较长时间，很难在短时间内就得出最终结论，在传统舆论空间中，管理主体往往可以有更充裕的时间等待调查结论出来以后再对舆论予以回应，但在网络舆论空间中人们对事件调查的追问随时都会发生，人们对知情权的维护愿望会更加强烈，并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这就促使管理主体有必要更频繁地调查信息，以满足舆论关注，进而主导议程设置，缓解舆论危机。如果放弃了这种交流，就会导致无端的猜测滋生，舆论危机加剧。所以，在网络舆论危机管理中，不断回应是必须的，但如何回应却是一种语用策略，可以称之为“分段结论策略”，其实施要领是:根据舆论诉求与调查情况，作出合适的阶段性结论。从会话合作角度看，该策略主要符合量准则与关系准则，因为提供的信息能够满足需要且符合舆论的期待，但同时也隐含着质准则的要求，即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和缺乏足够证据的话，因为随着调查的深入，管理主体就有责任用一系列合适的阶段性调查结论来回应舆论关切，这就要求这些结论既要能回应特定阶段的舆论诉求，又要符合事理逻辑，经得起推敲，否则这些回应就是不合适的，甚至是有害的。如在2009年的杭州“70码”飙车案中，杭州市公安部门于事发第二天在未经严肃调查的情况下，仅凭当事人胡某及同伴的陈述就通报认定案发时肇事车辆车速为“每小时70码左右”，这一通报明显不符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过程的常规，也不符合案发现场情况与目击者的描述，可以说是有袒护嫌疑的不负责任的通报。由于结论草率，这个通报引发了众多网民的强烈质疑，不仅没有平息事态，反而催生了新的矛盾与危机，使管理主体自身与肇事者一起卷入网络舆论危机的漩涡。杭州市公安局的问题在于迫不及待地把本该在调查结束阶段才可下的结论过早抛出，在错误的阶段给案件作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草率结论，尽管作出了积极回应，但违反了质准则，产生了虚假的会话信息，终致事与愿违，陷入舆论上的被动与尴尬。

(三)意见领袖策略

一些基层政府将处置网上的手段缺乏概括为“三个进不去”，即基层党组织进不去，思想政治工作进不去，公安、武警等国家强制力进不去。这比较生动地描述了目前网络舆论危机管理的困境。虽然管理难度很大，但面对网络舆论危机并非无计可施，因为网络舆论危机总是处于虚实结合状态，与虚拟和现实社会都保持着关联，这就为具有虚拟身份的管理人员进行虚拟世界管理提供了条件。如果这种具有虚拟身份的管理人员能在网络人际传播中为他人提供信息并施加影响，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网络舆论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是网络舆论危机管理中可以借力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既可以配合组织的管理行动，也可以在传统舆论管理方法无法奏效时登场，这就是网络舆论危机语用管理的意见领袖策略。表面上看，该策略与会话合作无关，但意见领袖是以隐身的组织代言人的身份参与舆论互动，满足了网民大众的信息需求，所以依然符合合作原则的关系准则与量准则。另外，在通常情况下，意见领袖地位的确立往往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这些被称为意见领袖的人一般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强的信息获取、处理与传播能力，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因而易于获得众多追随者的好感与信赖。如今一些影响力较大的网络论坛、博客等舆论载体上都活跃着一批意见领袖，他们在梳理网络信息，引导网络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些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不一定就能为网络舆论危机管理所用，所以，为了有效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就有必要培养一批管理人员成为专门服务于网络舆论管理的意见领袖。如有学者就曾建议建立专职的网络舆论管理、引导部门，组建一支政治素质过硬，精通网络文化，善于从网上捕捉倾向性、苗头性信息，具有敏锐的舆情收集分析意识和较高理论水平，并熟练掌握网络技术的网络舆论引导队伍，培养一批网络舆论意见领袖，建立起各论坛的权威言论中心。实际上意见领袖的影响范围不应局限于网络论坛，其范围还可以扩展到博客、微博等所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网络舆论平台。当网络舆论危机出现而其他管理手段一时还难以发挥作用时，意见领袖的及时介入可以有效梳理杂乱无章的网上信息，并暂代组织答疑解惑，以缓解舆论饥渴，促进会话合作，引导舆论朝着理性、可控的方向发展，防止舆论的非理性极化。

(四)话语支援策略

由于网络舆论危机应对的高度紧迫性，组织有时也会因为某种原因采取反驳、辩解等对抗方式进行应对，如针对由谣言攻击、栽赃嫁祸等引起的舆论危机，冷处理只会使谎言、谬论更加猖獗，偏见、误解继续加深，舆论压力不断增大，但又不能让谣言得逞，于是只好采取对抗的姿态以应对当前紧迫事态。但使用对抗方式缓解危机时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抗击之中要找到议题的反对者，即自己的同盟。二是，抗击要做到有理有据。在这种情况下，寻求话语支援，构筑话语同盟就成了一个网络舆论危机管理的语用策略选项。该策略适用于直接的会话合作难以持续时，为了尽量避免正面冲突而采取的应急语用策略，因为第三方话语的介入有助于避免管理主体直接采取批评手段，从语用上说符合可以为合作原则提供补救的面子理论中的间接性策略，即采取暗含的手段威胁对方面子，以减少话语冲突。不过，可以为组织提供话语支援的第三方应具备公正性、权威性等特征，因为只有具备这些特征的话语主体才具有居中发表公允论断的资格与能力。有良好社会形象的媒体、专家、专业机构均是符合上述要求的话语支援者。公正、客观是媒介道德的体现，有良知的媒体都有公正的社会形象。另外，媒体作为专业的信息沟通平台，掌握强大的话语权，因而具有权威性。专家一般是指对某一门学问有专门研究的人或擅长某项技术的人，权威性是其典型特征。说话负责任是社会对专家的道德要求，只知追名逐利，说话不负责任的就只能是丧失公正性的“砖家”，其权威性也会受到质疑。专业机构与专家一样，一般也具有公正、权威的社会形象。在虚拟的网络舆论空间，组织的权威被消解，话语权被削弱，以官方面孔出现的言论往往会受到严厉的审视与批判，当组织在网络舆论危机中依靠自身力量辩解无力时，就需寻求媒体、专家、专业机构的话语支援，有良好社会形象的媒体、专家、专业机构的适时介入，可以戳穿谎言与谬论，消除偏见与误解，有效引导网民大众理性思考，冲淡话语冲突，缓解舆论压力。如2010年11月新浪专门针对网络上的不实信息成立辟谣小组，24小时不间断查证，一年辟谣两百多个，对澄清网络谣言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又如2012年6月11日，武汉市出现了能见度低于一千米的雾霾天气，网络上随即出现了青山区化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的传言，但仅数小时后，湖北省门户网站荆楚网就了辟谣信息，并借助各大网络平台广泛转发，随后又请来气象专家对事件进行进一步的澄清和科学解释，成功地平息了一场山雨欲来的谣言风暴。

(五)适度示弱策略

一般来说，组织出现了网络舆论危机，意味着可能存在行为失当的地方。政府、企业等组织不可能不犯错误，问题的关键在于肯不肯认错，以及如何在舆论的质疑中纠偏。敢于承认错误并承担责任，是现代组织应对舆论质疑的常识回归。由于网络舆论危机应对的高度紧迫性，在明知有错的情况下，组织如果依然推卸责任，企图用敷衍了事、自欺欺人的调查蒙混过关，不但无法平息公众舆论，反而会激起更大的质疑声浪。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不妨放低姿态，放平心态，顺应民意，适度示弱，“以与公众妥协的方式，淡化或延缓议题发展”“以利益的小部分退让换取最终保全”，这就是网络舆论危机语用管理的适度示弱策略。该策略符合合作原则的质准则，即没有说自知是虚假的话和缺乏足够证据的话，显示出管理主体真诚认错的态度和勇于改错的决心，从而缓和话语冲突，促进会话合作。道歉是适度示弱策略的一种重要方式，如2012年海南三亚海鲜店宰客事件中，三亚市新闻办官方微博曾称春节期间三亚宰客零投诉，这显然与已经遭到投诉的事实不符，立即引发了舆论的嘲讽与质疑，迫于舆论压力，官方不得不就自身的不当言辞向公众致歉，但随后又失言，在调查无果的情况下就声称要依法追究“恶意攻击三亚的人”，给人以仗势压人、防人之口的印象，由此激起了新一波的舆论批评，于是官方又进一步道歉，才最终挽回了一些颜面，可见，道歉示弱在这里功不可没。三亚官方对此番网络舆论危机的处理并不十分成功，主要是因为不断的语用失误部分抵消了道歉取得的积极语用效果，所以运用示弱策略时还应注意谨言慎行，以免劳而无功。此外，使用适度示弱策略还应把握顺应、迎合的“度”，要明白示弱的要义在于促进会话合作，在尽可能和谐的环境中消除危机，而不是牺牲原则、底限的绥靖。丧失了这个“度”，许下空头承诺却无法兑现，最终会被舆论绑架，造成失信于民的后果。如在一些网络舆论危机事件中，管理主体为了平息事态，作出一些虚假承诺，但最后往往“雷声大，雨点小”，敷衍了事，严重透支可贵的公信力，造成极其不良的社会影响。

(六)模糊表达策略

舆论管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网络；社会管理创新；舆论引导 

1.网络舆论管理概述

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流动性、隐匿性、去中心化、可共享性等特征。当民众对现实社会中的各种问题所表达的想法和意见集中的发表在网络上，且具有强烈的一致性和持续性时，网络舆论随之形成。网络舆论可以理解为公众对社会热点事件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可俗称为网民的社会政治态度。[1-2]

随着智能手机等移动互联网终端的普及，以微博，微信，豆瓣，百度贴吧，各类论坛和直播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上拥有越来越多的活跃用户，并且各类平台上的“舆论领袖”们具有庞大的粉丝数目。信息经过“舆论领袖”们的转发后，会迅速传播，并影响普通网友对事件的态度，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这种舆论压力甚至会影响到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施政行为，例如影视明星孙俪在微博抱怨下榻酒店附近施工噪音大，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官方微博迅速作出回应并且解决了噪音问题。除了“舆论领袖”们之外，由于互联网信息的迅速传播，很多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经过多次转发也会影响到有关部门的决策，例如复旦大学投毒案，南京彭宇案等。除了影响有关部门的决策，网络舆论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风气，例如“网红脸”引发了普通大众整容的新浪潮；“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假新闻”则掀起了对媒体过于功利、盲目跟风报道假新闻的探讨，以及该事件衍生出的对婚恋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等问题的讨论；“‘帝吧’网民境外社交媒体表情包大战”则表现了我国年轻一代对于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坚定信心。

目前中国正处在重要的战略发展和社会转型期，社会贫富差距较大，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社会福利水平低下，就业形势严峻，物价指数上涨态势明显，人们难免会有一定的情绪，公众社会心理需要有一定的途径进行调节。网络社会并不虚拟，网络舆论关注的问题大多来自现实社会。网络舆论的形成自有其背后深层次原因。因此管理者要着眼于现实，把对网络的管理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提高虚拟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3-6]

现实生活中的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机制不是很健全，政府仍然处在强势地位，公众没有平等的对话权力，公众很少能走进政府大院面对面的与主管领导探讨解决问题。网络为人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和沟通渠道，也可以和政府平等地对话协商，普通群众有机会介入到决策过程中去。

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网络中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管理中的问题，加强网络舆论管理对于社会管理格局的完善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加强网络舆论管理可以杜绝网络虚假信息，侵权、不良信息泛滥的现象，保障网民健康的言论环境。（2）网络舆论管理肩负着正确舆论向导和社会稳定的重任。（3）网络舆论管理的好坏关系着国家人民的凝聚力。加强和创新网络舆论管理，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维护社会正常的网络公共秩序，保持社会运行的公平正义，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的基本权益。[7-10]

 

2.网络舆论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产生原因

互联网的管理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新难题，由此带来的影响和后果，世界各国都在设法认识并把握。任何国家都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互联网是信息化技术发展的结果，难以拒绝，难以回避；另一方面，如何应对网络社交化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涉及到法制、政府干预、公众参与等各个层面，没有现成经验。目前我国网络舆论管理主要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管理体制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在互联网管理方面一直存在“九龙治水”的现象。管理部门过多，很容易造成职责权限混乱，使管理效果大打折扣。[8]

（2）管理方式过于简单落后：政府和网络管理方的宣传手段以说教为主。对网络舆论存在的问题，经常采用“把消息扼杀在摇篮”的方式进行封锁，谣言的产生提供滋养的土壤。对于重大网络舆论时间和网络突发事件的紧急应急机制尚不完善，网上信访办理效率偏低。

（3）相关的政策法规不健全：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关于网络违法犯罪的认定非常地笼统，缺乏实际可操作性，有些法律法规规定只有违法情况导致“严重后果”时予以处罚，使网络犯罪的标准缺乏有效的评估机制。[9]

网络舆论管理中出现问题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其改进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网络本身的虚拟性与匿名性，缺乏舆论引导机制，“把关人”作用减弱，政府的主流新闻网站作用发挥有限等因素增加了我国网络舆论管理的难度。

 

3.网络舆论管理方法和策略的探讨

网络舆论的管理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关系到多方利益的系统工程。在崇尚自由的社会里，政府不能再仅仅通过简单生硬的行政措施控制网络舆论，而应从社会全体利益的角度出发，根据现实情况，通过政策法规、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变机制体制改革、技术手段、新的舆论引导工具等方式进行间接规制。网络舆论管理过程中，既要尊重网络社会的客观规律，又要注重引导教育，发挥主体能动性，不断建立和完善网络舆论管理体制，充分营造网络舆论发展的良好环境。

（1）健全网络舆论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作用，促进各地互联网协会的发展。

（2）完善网络舆论管理机制：坚持从源头抓起，对网站论坛建立进行严格的审核，鼓励管理到位的网站做大做强，明确网络舆论的直接责任主体，对提供网络服务的运营商服务器等加强日常监管。第一时间引导网络舆论，重点追踪“舆论领袖”，关注潜在的活跃的关键人物，及时真实信息。建立健全舆情收集机制，加大对网络舆情的搜索力度，及时发现网络问题，将舆情上报相关领导并将指导意见及时反馈给网络媒体，正确引导和监测网络舆论的发展。[10-11]

（3）完善相关立法，将网络舆论管理全面纳入法治轨道。

（4）充分发挥网络政务官方账号在网络舆论管理中的作用：目前政府机构开设官方微博已经基本普及，在及时公布政情、资讯等方面成绩显著，对于应对突发事件或群体性事件部分机构表现突出，但是仍然有很多机构的应对能力需要提高。

（5）加强地方政府网站建设：目前部级的政府网站建设成效显著，但是很多地方政府网站却形同虚设。应该引进相关人才，将地方政府门户网站建成政府与公众沟通的重要平台， 充分发挥网站信息沟通的优势，发挥舆论引导作用。[12]

（6）塑造网络道德氛围：政府网络主管部门要时刻监督网络媒体的运行动态，加强道德环境的监管。呼吁广大网民遵守网络管理规定和社会道德规范，文明上网，合理利用网络资源。

（7）加强技术层面的控制和管理：运用互联网访问权限管理技术，信息识别过滤技术，发帖权限技术，责任定位技术等加强对网络舆论的管理和引导。[13-14]

 

4.结语

网络舆论管理体系建设关乎政府、各社会人群的切实利益，其建设过程也是一个各主体共同协作的过程。当前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理论的提出，为网络舆论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了非常不错的发展机遇。网络舆论管理已经成为社会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一环。政府部门通过加强网络舆论管理，也可以切实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刘怡君,马宁,王红兵. 创新社会管理中的网络舆论引导研究[J]. 中国科学院院刊,2012,01:9-16.

[2]唐双. 社会管理视域下我国微博舆情引导研究[D]. 湖南大学, 2012.

[3]唐丕跃. 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推动社会管理创新[J].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2,01:30-32.

[4]朱西林,彭媛. 论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推进网络虚拟社会善治[J].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01:91-95.

[5]甘日栋,龙凤. 牢牢把握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的主动权[J]. 传承,2012,09:53.

[6]张桥星. 网络舆论视角下对创新社会管理的几点思考[J]. 经济与社会发展,2012,05:128-130.

[7]周琳琳. 论网络舆情与社会管理创新[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4:109-112.

[8]张剑利.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对网络舆情的思考[J].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04:15-17+38.

[9]李栓久,郭立琼.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视阈下自媒体的社会舆论场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4:163-166.

[10]李钢. 虚拟社会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 行政管理改革,2011,04:77-80.

[11]杨军.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对网络舆论问题的思考[J]. 青海社会科学,2011,04:135-138.

[12]辜胜阻. 虚拟社会管理与网络舆论危机应对[J]. 电子政务,2011,09:2-3.

舆论管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高职院校 网络舆情 管理策略

1.引言

随着互联网络的高速发展，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化，网络已经越来越多地渗入高职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当中，他们通过互联网络了解国内外大事、讨论公共事物、关注并评论与切身利益相关的热点问题。高职学生作为网民中最活泼、最积极、最为敏感的重要群体，主要通过网络针对热点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不被重视，则个体不满情绪可能传染到整个群体，其观点、意见扩散开来，且不断深入，就可能在网上获得巨大反响，演变为整个群体的不满情绪，激化矛盾，形成网络舆情，由此出现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行也会使网络舆论出现偏差，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如何发挥网络舆情的正面作用，如何正确引导高职院校网络舆情，建立健全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管理工作机制，建设良好的校园网络文化，促进高职学生的成长成才和校园的安定和谐，是值得我们思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管理策略

2.1正面引导策略

为了避免网络不良信息对高职学生的负面影响，高职院校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加强网络舆情的正面引导，以健康文明的网络文化价值为导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构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对高职学生开展网络舆情教育。通过组织开展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一些思想政治教育主题活动，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引导高职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

第一，高职院校管理者应对高职学生重点关注的社会焦点和时事政治问题发表客观公正的言论，勇于批评错误和偏激的言论。正确解读国家和学校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密切关注高职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和时事政治问题，遇到学生舆情不当或错误信息要及时纠正，把网络负面信息对高职学生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将学校网络舆情引入正确轨道，形成积极的网络舆情势力。在对学校网络舆情进行引导时，一定要以理服人，保证引导言论的严密性和逻辑性。对于学校网络舆情的引导，不能急于求成，盛气凌人，对于高职学生带有个人情绪的意见和观点，保持平和心态，采用高职学生所了解和熟悉的网络语言，客观公正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如学生意见和学院观点出发点是一致的，但只是立场或者角度不同，而导致不同理解，必须从对方的想法出发，认真分析，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二，高职院校管理者应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处理网络舆论。对有利于国家、社会、学校的网络舆情大力宣扬；对难以在短时间内把握的网络舆情信息，先认真思考，待真正了解其实质后，再做出相应回答；对带有个人情绪的网络舆情，要充分了解学生的想法，尊重学生的言行，对学生进行耐心细致的解释和反驳，以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

第三，高职院校管理者应巧借“他山之石”处理网络舆情。借鉴国内外其他高校网络舆情控制及引导的成功做法和经验，从宏观着眼，微观入手，积极有效地对网络舆情进行引导。

2.2精准针对策略

面对社会和学校的热点难点问题、时事政治问题及突发事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针对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的控制及引导内容，精准把握事实，采用灵活的应对策略，不要装“聋”做“哑”，对舆情不理不睬。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热点主要集中在与学生息息相关的问题上，比如学校管理、奖学金评比、贫困助学金评定、实习就业、学校收费、后勤服务及配套设施管理等问题及少量国内外热点新闻事件。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带有个人情绪、富有挑衅和煽动性的过激言论。

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管理人员首先要公正、客观、冷静地调查分析言论所涉及事件的真相，及时给予关注、引导，必要的时候以发帖、跟帖等方式做出合理解释、说明和澄清，引领舆论朝着正面的方向发展；对网络舆情言论中反映的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因制度、政策不能立刻解决的，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科学引导，同时向学校的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建议，

快采取有效办法解决；对网络舆情言论中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的，应立即协调予以解决，并第一时间跟帖答复处理；对歪曲、曲解的事实的言论要通过官方途径澄清事实真相，教育引导非理性的偏激言论；对发现的反动思想或传播色情、暴力、恐怖的言论，应当立即予以删除，并给予警告，对严重扰乱教学秩序、言行过激的学生进行惩戒。

2.3积极主动参与性策略

积极主动参与是网络舆情引导的最有效途径。bbs、百度贴吧和qq群已经成为高职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一部分，在此倾吐心声，宣泄情绪，集中展现他们对当前社会和校园内热点问题的看法和见解。由于网上互动方式具有隐匿性，师生交流的主题可涉及学习、生活、就业、恋爱等各方面，通过主动参与学生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学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障碍，更容易被学生接受，有利于学校了解高职学生的真实生活状态，方便教师的日常管理工作。

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管理者应当组织专人主动收集、整理和分析师生网络舆情信息。学校管理者应当高度重视校园网论坛上师生的言论，倾听高职学生的心声，找出问题的症结，总结出该网络舆情的成因，主动公布自己的电子邮箱，及时在校园bbs上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和困惑，与学生直接沟通和交流，努力解决高职学生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困难，并对事态发展和对高职学生的影响做出预测，有效化解冲突和危机，拉近管理者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为营造和谐校园环境，保证校园安全稳定与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管理者要关注和培养自己的“意见领袖”，通过他们的声音，引导学校网络舆论走向，使学校网络舆论走向符合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一是关注目前网上的“意见领袖”，以争取一些网上“意见领袖”，要注意发现和团结那些关心社会热点和时事政治问题及校园事件、立场鲜明、观点正确、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网民为我所用，发挥其积极正面的影响。二是努力培养自己的网上“意见领袖”，通过“意见领袖”对学校网络舆论进行正确引导，用网民自己的声音去感染和引导网民，实现网民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引导。只有学校管理者积极主动参与到网络舆情当中，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的控制及引导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2.4疏导策略

高职院校网络舆情控制及引导要循序渐进，以理服人，以提高高职学生的认识为出发点，充分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

一是讲道理，明思想。网络的虚拟性使得很多高职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发泄他们在现实中无法发泄的情绪，很多学校的bbs上常常有很多带有个人情绪的非理性言论。因此，高职院校的网络舆情管理人员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这些过激言论，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思想状况，及时发现学生群体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并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一步明确学生的思想，将问题和矛盾扼杀在萌芽状态，从源头上杜绝突发性和破坏性事件的发生。

二是以人为本，循循善诱。高职学生富有朝气，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有着强烈的表现欲望。因此，高职院校舆情管理者在网络舆情的控制及引导过程中要以人为本，充分考虑高职学生的个性和特点，循循善诱，注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尤其是要发挥“意见领袖”的强大作用，引领网络舆情向着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方向发展。

三是以表扬鼓励为主，强调正面教育。在对高职学生进行教育时，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管理者应当秉承正面教育，用积极向上和先进的事例引导教育高职学生，提高学生对社会现象的判断能力，提高学生的网络思想道德素质，使网络舆论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

四是通过政务微博等新媒体发声。高职院校管理部门要顺应新时期的要求建立自己的即时发声渠道，在最流行的网络媒体微博上设立官方微博、微信，用于、转载、澄清或评论一些与学校日常工作或直接相关或间接联系的信息，以官方的姿态占领网络舆论的主导地位，从而引导学生正确地思考、讨论舆情事件。

3.结语

本文分析研究了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管理策略，目的在于明确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管理的发展方向，以期为高职院校网络健康稳定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陈超.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其对策[j].成都工业学院学报，2013（3）.

[2]尤吴晶.网络舆情诱发大学生集群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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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群.高校网络舆情管理机制初探[j].高教研究，2013（6）.

[4]方然.高校网络舆情管理现状与治理模式探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4）.

[5]何万莉.高校网络舆情分析与管理对策[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3（2）.

[6]陈少平.高校网络典情危机的研究及处置对策[j].中国青年研究，2012（3）.

舆论管理范文第4篇

一、网络舆论危机管理中的语用现象

网络舆论具有明显的语用属性，因而网络舆论危机的管理也就会涉及到很多语用现象，诸如合作原则的顺应与违反，礼貌原则的遵守与违背，面子的维护与威胁，等等。下文将从前述较为突出的三个方面对网络舆论危机管理中的语用现象作一管窥，进而讨论其价值。

（一）合作原则的顺应与违反合作原则由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Grice）提出，指为了交谈的顺利进行，交际双方应彼此配合，从而能正确理解对方的话语。［1］107但在实际言语交际中，人们并非总是遵守“合作原则”，出于某种需要，人们会故意违反合作原则某准则，从而迫使另一方推导出话语的含意，即“特殊会话含义”。［1］125也就是说，在言语交际中人们会根据需要不断做着顺应与违反合作原则的事情。合作原则又包括四个准则：（1）量准则，提供的信息能够满足需要，但又不多于需要；（2）质准则，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和缺乏足够证据的话；（3）关系准则，所说的话必须和话题有关；（4）方式准则，说话要简洁、有条理，避免模糊、歧义。［1］107－108对合作原则的把握主要通过这四个准则实现。在网络舆论事件的沟通中，管理部门对合作原则的把握往往能够直接体现其管理能力的高低。2013年7月17日上午，湖南省临武县发生了一起城管在执法过程中与瓜农发生争执，致瓜农邓正加死亡的事件。邓正加死亡后，其家属和部分群众聚集在遗体旁，要求“给说法”，因临武县官方应对不力，处置不当，遂在网络上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被《新京报》评为“舆情应对的负面典型”。［2］从语用学角度看，临武官方之所以陷入舆论上的被动，主要是因为其言语行为违反了合作原则，并产生了负面会话含义。临武官方首先违反的是合作原则的量准则。量准则主要包含两条次则：其一，所说的话应包含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其二，所说的话不应超出所需要的信息。邓正加死后，死者家属的初期主要诉求有两条：一是要求公布事发现场监控录像，惩办当事人；二是根据家属的要求进行尸检。这是一个绝佳的展示政府良好形象的沟通机会，但当地有关部门并没有给予足够回应，造成死者家属与部分群众对立情绪强烈，这是对量准则第一条次则的违反。约谈邓正加亲友的威胁言行则给予了超出需要的过量信息，违反了量准则的第二条次则，更加剧了人们的猜疑。临武官方违反的第二条准则是关系准则。关系准则要求沟通者之间说话要有关联，如果出现脱节，就会违反关系准则。邓正加死后，人们都焦急地期待着临武官方给出正面回应，但等来的却是当地政府切断路灯电源，动用警察强行暴力移尸维稳。这种处理方式非但没有平息舆论，反倒激起了网民的愤慨，促使网络舆论危机突发。

虽然18日下午临武县官方举行了新闻会，但这已是该事件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一天之后了。此外，临武官方还违反了质准则和方式准则。如新闻会上，临武官方对于公布事发现场监控录像的诉求给予的回应就同时违反了质准则和方式准则。官方认为，现场监控录像可能存在盲区，并不能完全有效记录事况，所以死亡原因的结论应该以尸检结果为准。质准则要求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因此这个说法在录像未公布之前，显然缺乏说服力，当然也就推导不出“并不能完全有效记录事况”的结论，将“尸检”作为瓜农死亡原因的唯一根据也就站不住脚，这显然违反了质准则。另外，方式准则要求说话要简洁明了，富有条理，而临武官方对公布录像诉求的回应整体上却显得含混晦涩，缺乏逻辑性，这是对方式准则的违反。这些违反合作原则的言行，最终产生了“官方说法不实”、“可能是隐瞒”等会话含义，使人们对临武官方的公信力产生强烈质疑。相比之下，另一个涉及城管的网络舆论事件就处理得更好一些。2013年6月15日，武汉一网友发帖爆料：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一城管员，白天执法，晚上练摊。该事件引发了网民对城管员是否“知法犯法”等问题的热议。当天，《武汉晨报》记者就此事向洪山区城管局求证，该局当即作出回应，表示会尽快核查、处理，并在第一时间向网友公布，绝不会找借口，撇清关系。同时，还向发表冷静评论的网友表示感谢。［3］17日上午，该局举行媒体通气会，通报说明了城管摆摊是在执行“卧底”任务，动机是为“换位思考”，改善管理。［4］由于处置得当，虽然不少人对“城管练摊”的做法表达了质疑，但大多数评论者还是给予了肯定，而且比较理性，并没有形成网络舆论中常见的非理性的极化现象。与临武官方的处理不同，洪山区城管局在舆论事发当天就积极配合媒体作出比较充分的正面回应，符合合作原则的量准则和关系准则。在情况未查明之前不作没有根据的倾向性评论，待查明情况之后，又及时进行官方通报，努力获取网民大众的理解，符合质准则。整个初期回应过程逻辑合理、条理清晰，符合方式准则。由于很好地暗合了语用合作原则，洪山区城管局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尊重与信任。

（二）礼貌原则的遵守与违背礼貌理论是莱可夫（Lakoff）、布朗和列文森（Brown＆Levinson）以及利奇（Leech）等人提出的与合作原则相互补益的重要语用理论，能够解释很多合作原则解释不清的语用现象。［1］144其中以利奇提出的礼貌原则影响更大。像格赖斯划分合作原则范畴那样，利奇提出了礼貌原则的六个准则：（1）得体准则，尽量少让别人吃亏，让别人多得益；（2）慷慨准则，尽量少让自己得益，多让自己吃亏；（3）赞誉准则，尽量少贬损别人，多赞誉别人；（4）谦逊准则，尽量少赞誉自己，多贬损自己；（5）一致准则，尽量减少双方的分歧，增加双方的一致；（6）同情准则，尽量减少双方的反感，增加双方的同情。［1］153－155遵守礼貌原则在交际中可以使双方感到受尊重，而违背礼貌原则会使对方感受到伤害。另外，由于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是互为补益的关系，所以礼貌原则还可以“援救”（rescue）合作原则。［1］156在网络舆论危机管理中，礼貌原则的运用也是管理部门危机管理能力的重要体现，还可以作为合作原则的有效补充。在前面提到的“瓜农之死”事件中，临武官方之所以与民众、媒体沟通不畅，除了因为没有把握好合作原则之外，也因为没有处理好礼貌原则。事发后，民众提出了几条诉求，官方一开始就以维稳为借口护短，拒绝答应民众大部分的合理诉求，并暴力移尸至死者家旁，这是以牺牲民众利益维护一部分公职人员利益的言行，违背了礼貌原则中的得体原则与慷慨原则，从而激化了官民矛盾。在新闻会上，真相未查明之前官方就急于发表“城管队员没有如外界所称用秤砣砸瓜农”的偏袒言论，与目击民众所见和现场手机视频所示反差很大，这有点儿“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实际上扩大了官民认知上的分歧，违背了一致原则。在网络舆论一片声讨之中，有网络媒体却搬出了来源于临武县城管执法局的涉事城管大队曾获群众好评的报道，这种贴金的做法不管有心无意，都只会徒增社会的反感而非赞誉，这又是对赞誉、谦逊、同情诸原则的违背。相反，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在回应“城管练摊”事件时表示，会尽快查明情况，并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处理，也会在第一时间向网友公布，绝不会简单地以“临时工”为借口，撇清关系。这种不偏袒、不护短的言论可以在语言上使民众的利益期待最大化，符合得体原则与慷慨原则。同时，由于尽可能缩小了与民众看法的分歧，也符合一致原则。另外，该局还对冷静评论的网友表达了感谢，又以“临时工”自嘲，这一褒一贬较好地契合了赞誉原则和谦逊原则。以上做法减少了民众对城管局的反感，赢得了民众与网友的同情，符合同情原则。不过，该局在回应民众质疑时并非一帆风顺。在第二次媒体通气会上，两位城管当事人讲述了摆摊经历以及背后的故事，不料却引发了记者的质疑，质疑的焦点是城管员的“练摊日记”。有媒体质疑日记造假，还有媒体质疑事发当天为何没有及时回应。大家之所以质疑“练摊日记”涉嫌造假、炒作，是因为这次回应似乎违反了合作准则的质准则和量准则。为了尽可能消除信任危机，其中一位城管当事人坦承练摊让他感到城管执法方式的确需要改进，这个自我批评暗合了谦逊原则，不失为一种对违反合作原则的补救。会议当晚，该局局长赵扬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进一步阐释了安排城管练摊写日记的初衷，即为了通过调研改进工作方法，通过文明执法减少和老百姓之间的冲突。这符合一致原则和同情原则的要求，是对违反合作原则的进一步补救。通过礼貌原则对合作原则的“援救”，因“练摊日记”引起的信任危机得到了缓解。

（三）面子的维护与威胁布朗和列文森提出的“面子理论”是一种用于论述和诠释礼貌现象的人际关系理论，并关注如何运用语言形式表示不同的社交关系，对言语行为的研究有重要影响。面子理论将面子分为正面面子和负面面子两种：前者指希望获得他人的肯定、喜爱或赞许，以及被视为同一群体的成员；后者指有自主的权利、有行动的自由，行为不受他人的强制或干预。［1］150在现实交际中，人们总是实施着维护或威胁面子的言行，理想的情况是每个人都要顾忌他人的面子需求，不威胁他人的面子。当必须执行威胁面子的行为时，就必须考虑对方的面子，并采用适当的礼貌策略，以减轻某些交际行为给面子带来的威胁。布朗和列文森提出的礼貌策略包括：（1）直接性策略，即说话人不采用补救措施、裸地公开威胁对方面子的行为，适用条件是交际双方有很多共同之处；（2）正面礼貌策略，强调双方的共同性；（3）负面礼貌策略，说话人迁就或服从听话人，不强求或打扰对方；（4）间接性策略，当严重威胁对方面子时，说话人会采取暗含的手段，给对方留有余地；（5）放弃实施威胁面子的行为。［1］151在现代社会中，一个社群对物质利益的谋求时常是间接的，这时直接谋求的往往是面子。［5］在网络舆论危机管理中亦是如此，利益的分配表现为面子的维护与威胁，要想维护自己的面子就要顾及对方的面子，采取适当的礼貌策略。能否处理好面子的得失也是检验管理部门网络舆论危机管理能力的重要标准。在“瓜农之死”事件中，临武官方负有缓和各方矛盾，妥善处置危机的责任，但其实际言行却与此要求背道而驰，以致沟通不畅，舆论危机升级。从“面子理论”来看，这跟临武官方多次实施了威胁面子的行为，却没有采用适当的礼貌策略有密切关联。如事发后死者邓正加家族中身份为公务员的亲友，均被约谈要求“顾全大局”。媒体的采访也被粗扰，如湖南经视两名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曾被五六名警察用粗木棍殴打、威胁。这些言行严重干扰了沟通对象的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是对沟通对象负面面子的威胁与损害。即使要实施这些行为，也理应采取适当的礼貌策略，以减轻这些行为给面子带来的威胁，但临武官方采取的却是以权势和暴力直接干预沟通对象的自利和行动自由。这是最不恰当的直接性策略，因为直接性策略的适用条件是交际双方有很多共同之处，关系要亲密，但临武官方却是在与沟通对象有很大分歧甚至情绪对立的情况下实施这些威胁面子的行为，所以适得其反，引起民众和舆论的反感，乃至公信力的危机。在“城管练摊”事件中，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在回应网络舆论时曾对部分言辞过激的网友做出过批评，这也是对沟通对象面子的威胁行为，但该局同时也考虑到了网友的面子，采取间接性较强的以褒代贬的方式作了委婉而善意的批评，即以向发表冷静评论的网友表示感谢的方式批评那些发表过激言论的网民。这种间接性策略尽可能减轻了对网友面子的威胁，也尽可能避免了网络舆论的反感与反弹。另外，由于未粗预网友的言行自由并积极保持与媒体的沟通，同时通过感谢尽量强调与网友意见的共同点，也应合了负面礼貌策略和正面礼貌策略。由于礼貌策略运用得当，该局在回应中虽然实施了威胁网友面子的行为，但也尽可能减轻了这种威胁，进而有效维护了自身的面子。

二、网络舆论危机管理中语用现象的价值所在

网络舆论危机管理涉及到诸多语用现象，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在网络舆论危机的管理及其研究方面均有一定价值。其一，可以增强人们对语用在网络舆论危机管理中作用的认识。作为一种以网络为平台的言语行为，网络舆论涉及到很多语用问题，在网络舆论危机管理中语用问题尤其值得重视，因为对语用问题的把握往往能直接影响到网络舆论危机管理的质效。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语用在网络舆论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在众多网络舆论管理案例中，很多管理主体不重视网络语境中的沟通，仍然自以为是地作着的独白，进而引起网民大众的反感与激愤，致使负面情绪与言论在网络舆论阵地上迅速积聚、升温，最终酿成棘手的网络舆论危机。湖南临武“瓜农之死”事件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瓜农邓正加死后，临武官方本应担负着沟通当事双方与媒体、安抚群众，疏导舆论的责任，但在实际处置过程中却采取了消极沟通、安抚，积极遮掩、压制的方式，表现在语用上就是对一系列语用原则、策略的轻视与违背。这种试图以官方“一言堂”引领甚至控制社会舆论的做法在现代舆论自由的社会中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倒造成了舆论被动乃至危机。可见，在当今网络舆论危机频发的背景下，增强人们对语用在网络舆论危机管理中作用的认识已是当务之急。其二，可以作为探索网络舆论危机管理新的思路与方法的铺垫。

网络舆论以网络为平台，几乎不受地域的限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可以成为舆论的放大镜，在以往看来也许只是一件很小的地方性事件，经网络放大之后就有可能发展成一个全国网民大众关注的事件，如云南晋宁县躲猫猫事件、浙江杭州市“欺实马”飙车案等等，不胜枚举。而网络放大的起因往往与地方责任主体的不当修饰辩白密切相关，如“瓜农之死”事件中临武官方将瓜农死亡描述成“突然倒地死亡”，此说法瞬间在网上引发了网民大众的愤怒与嘲讽，并助推舆论危机的升级。与传统舆论相比，网络舆论的传播更加迅速，信息的主体更加多元，谁抓住了“第一时间”，谁就抓住了优势话语权，否则就会错过发言机会。瓜农事件中，临武官方官方虽然举行了新闻会，但已是该事件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一天之后了，已然错过沟通良机。网络舆论的环境更加自由开放，那种试图压制舆论、隐瞒真相的做法只会引起网络舆论的更大反弹与升级，是网络沟通的语用大忌。临武官方则再三犯此大忌，终致自身陷入舆论的漩涡。由此可见，语用在网络舆论管理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适应了舆论管理的新情况、新需求，为网络舆论危机管理开辟了新途径。对网络舆论危机管理中语用现象的分析，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其中的语用问题，从而为新的管理思路与方法的进一步探索作好铺垫。其三，可以推动网络舆论语用管理研究的深入。

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外学界都颇为重视网络舆论的管理研究。国内的研究主要是从传播学、舆论学、管理学等角度对网络舆论的监测、应对、引导与规范等进行研究，且颇为重视带有危机性质的网络舆论的管理研究，如网络舆论极化、极端现象的管理研究，冲突性、突发性、负面性网络舆论的管理研究等。国外主要是从社会学、传播学等角度对网络舆论的控制与管理进行研究。［6］虽然国内外学界都在网络舆论的管理研究方面作了一定研究，但总体来看研究的理论视域在广度与深度上仍然不够，特别是对语用学在网络舆论管理研究中的价值重视不够，相关的研究也很少。而对网络舆论危机管理中语用现象的分析则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从而推动网络舆论语用管理研究走向深入。

舆论管理范文第5篇

一、微博时代政府舆论管理所面临的挑战

1.信息的垄断权被打破，致使政府对社会信息传播的控制力有所减弱。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利用手机在网络传递信息的人数越来越多。微博这种简短的信息形式借助智能手机的发展迅速成为现代人传递信息的首选。借助微博，过去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公众开始发声，在很短的时间内微博已成为传播信息、表达思想、汇聚民意、反映民情的重要通道，成为一个巨大的民间意见集散地和信息传播平台。微博极大地推动了信息传播，也给社会舆论引导带来了新的挑战。信息的垄断权被打破，政府对媒体的传统监管方式很难覆盖到微博领域，致使政府对社会信息传播的控制力有所减弱。

2.社会舆论议题设置的权利正在从大众传媒向微博转移，传统媒体时代舆论监管手段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与在西方国家微博发挥的私人社交手段相对照，在中国，微博的主要功能是表达公共意见的平台。尽管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上也有很多私人话题，但是中国公众网络的表达的内容更多的指向经济、社会、文化等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内容。在微博上，曝光、批评政府权力部门和公职人员的内容不绝于耳。在传统媒体占主流的时代，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大众媒体进行议程设置，从而控制社会舆论的变动。微博产生以后，社会议题的设置已经从大众媒体部分转移到了网民的手中。微博用户“通过不断转发、复制、跟进等方式设置并强化议程，吸引网民注意，形成网络舆论热点，最终引起传统大众媒体的注意，以媒介间议程设置的方式，进一步将信息发散，引起社会关注形成强大的舆论场，最终引起链条终端政府的重视，并以出台政策等行为平息舆论”[2]。微博时代，舆论的生成、发展以及变化的规律与传统媒体时代有很多的不同之处，传统的舆论管理手段已然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3.把关人缺失、多数人的暴力、负面情结，导致微博舆论管理难度加大。由于把关人缺失，微博也有很多不实的传言，加之微博的传播速度极快，不实的网络传言可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给社会稳定造成危害。例如，2011年日本3?11地震期间，浙江某网友一条微博引发了全国各地的抢盐风潮，造成了全社会的恐慌，影响社会稳定。同时，微博的技术特点使得在微博舆论场中比较容易产生“多数人的暴力”。微博140个字的传播形式使得人们信息时不能展开论述，只能简单下结论，表达情绪。在这样传播环境中既容易产生多数人的暴力，多数人的态度和情绪会形成强大的心理压力，迫使不同意见者不敢发表与之相对的意向。在这种情况下，容易产生以讹传讹的恶性循环。另外，质疑和批评是微博舆论场的主流基调，负面消息更容易获得关注。“美国A?C尼尔森调查公司额一项告显示，‘在整个亚太地区，中国网民最喜欢在网络上发表与产品相关的负面评论。约有62%的中国网民表示，他们更愿意分享负面评论，而全球网民的这一比例则为41%’”[3]。也就是说，中国网民具有一定程度的“坏消息综合症”，倾向于相信和传播负面的信息，这种以负面信息居多的微博舆论场更容易滋生愤懑和悲观的情绪。总的来说，微博为代表新的信息传递手段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舆论环境——更加宏大的舆论场，有关公共利益的话题不断变化，议事议程常常影响社会进程，这就要求各级各地政府以新思维、新手段式来应对新形势下的舆论管理。

二、微博时代，政府舆论管理还不能完全适应时代要求

微博所带来的虚拟社会环境变化要求各级各地政府在舆论管理手段上与时俱进，但是从一些现实案例来说，部分政府的舆论管理方式还未能适应微博时代的要求。

1.思维观念还停留在传统媒体管理模式，特别是危机事件处理中。进入网络传播时代，社会上的突发事件，特别是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很容易迅速成为网络热点事件，进而成为社会舆论焦点。而一些政府的舆论管理思维还停留在传统媒体时代，通过宣传部门对大众媒体进行各种管制，不允许媒体报道或者耽误了报道的时间。而在此期间，网友很可能已经将事件相关信息通过微博散布出去，中间不乏夹杂着谣言等，其结果轻则影响政府形象，重则引发社会群体事件。例如，在宜黄拆迁事件中，尽管宜黄本地媒体并没有报道，但当事人已经通过微博将在机场被围追堵截的情况进行了直播，从而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2.面对质疑，政府相关人员媒介素养不高，缺乏相应的传播技巧。微博舆论场所引发的大量质疑给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带来了巨大挑战，由于传统思维等因素影响，政府相关人员的应对技巧不够成熟，有时表现极其粗暴，有时则担心说错话而推三阻四，吞吞吐吐。例如，2011年7月，有网友在南阳网“书记市长网上留言板”上抱怨该市“交通整治行动”中的一些问题时，当地公安部门竟然在回复帖中称该网友的行为为“螳臂当车”，并称将“密切关注你的煽动性言论”再“视情处置”，此事在网络上引发震动。又如在云南巧家爆炸案中，公安局长杨朝邦在新闻会上缺乏应对技巧，发表“用局长名义和前程保证赵登用是嫌疑人”的言论，遭到了各路媒体记者和公众的嘲弄。

3.利用新的信息传递方式引导舆论的手段还不够成熟。目前，为了应对微博这种新的信息传递方式所带来的变化，各地各级政府尝试新的方法用以引导网络舆论，例如通过开设政务微博消息，引导舆论。但是，现有的研究显示，政务微博舆论引导效果不明显。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学者郑拓在对10个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政府的微博进行研究后指出，目前各级各地政府使用微博引导舆论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机构微博的信息透明度有待提升”、“政民互动水平有待提高”等[4]。

三、微博时代政府舆论管理的创新策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2011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5]。微博时代，无论从时代背景转换的要求来说还是从现实出现的问题来看，各级各地政府在舆论管理工作创新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1.加强舆情信息的监测与分析，提升舆情的预警与研判能力。微博时代，网络无小事，各级政府应针对微博传播的特点，提升舆情的预警与研判能力。各地各级政府可以加强与网络技术专家沟通，强化与网络服务提供商合作，及时对本地区本部门的网络舆情进行监测。

2.转变思路，正视质疑，变舆论管理由“严控”转为“柔性引导”。微博时代，批判与否定几乎成为一种时髦，甚至有可能成为一种具有主导地位的大众价值取向。面对不绝于耳的负面社会舆论，政府应该如何应对?首先，各级政府必须转变思路，正视问题，坦诚面对舆论监督，要变严控为柔性引导。即从采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对信息者进行惩罚等手段平息舆论的手段转为以平等互信、交流对话的精神作为解决问题的信念，通过积极参与微博话题的讨论与设置，借助公共关系管理等手段解决实际问题。

3.以新应新，抢占微博舆论制高点。(1)真正发挥政务微博的舆论引导作用。首先，提升政务微博的互动功能。政府建立微博不仅要作为的信息的平台，更是要利用微博平台收集民意，解决实际问题。政务微博要提升回应力，少说“官话”、“套话”，学习倾听并积极回应网友的呼声。其次，应该加强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传播及沟通交流。一是要迅速消息，南京市政府此前了一个文件，即突发事件发生了以后，必须一个小时之内通过微博事件有关情况。二是要注重事件的交流与引导，提高议程设置能力，让政务微博成为新时期政府网络执政的新手段、新平台。(2)注重培养舆论领袖。鉴于微博的技术特点，同草根用户相比，意见领袖在引发关注、设置议题等方面具有强大引导作用。在微博的平台上，意见领袖聚集了大量粉丝，不同的意见领袖又通过互相关注形成话题碰撞，最终形成多个舆论中心，使消息传播速度加快，传播面也更广泛。例如，2012年8月发生的湖南永州嫖宿幼女案件，经过姚晨微博转载后迅速引起社会关注，当事人最终得以释放。由此可见，舆论领袖在推动网络舆论以及事态解决中的作用。不过，意见领袖在给网络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舆论的变数，比如由其转发的不实信息，更容易令民众相信；一旦滥用其拥有的话语权，更易形成网络暴力；而倘若其发起社会动员，极易引发公众事件。各级各地政府部门在利用舆论领袖方面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培养自己的意见领袖，培养一些具有主流价值观的意见领袖，在一些重大问题时候能够出来引导舆论，起到综合舆论的作用，可以避免墙倒众人推。二是要加强与其他意见领袖的沟通，真正听取他们的意见。在这个方面，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可以堪称表率。“他每年有一次跟网民的在线交流。对广东批评最激烈的这些人，他找到真实人，然后亲自跟他们开会，跟他们交流。”[6]

4.提高政府相关人员的媒介素养。微博时代，政府工作人员必须提高媒介素养，提升应对媒体的技巧和手段。主要包括提升危机意识，提升舆论议程设置能力，从“被动回应质疑”转为“主动设置议程”。政府部门可以与高等院校的新闻传播学、公共关系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加强联系，为相关人员举行各种培训，学会“智慧传播”。（来源：今传媒 文/姜巍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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