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会决议样本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公司合并；信义义务；回购请求权；决议制度

公司合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表现形式， “公司合并，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公司依照公司法所定条件和程序，通过订立合并合同转变为一个公司行为。”[1]公司合并作为改变公司实体进而改变股东命运的重大行为，必然给股东带来最重大的影响，作为公司的出资人、所有者。股东是公司最大的受益人和风险承担者，这就决定了公司合并中对股东利益保护的必要。“公司合并的意义在于有利于减少同行业的竞争对手。有利于扩大经营规模和调整经营范围，从而促进公司的迅速发展及公司的优化组合，公司合并还可以减少成本，增加公司利润。”[2]公司合并的这些益处也使公司合并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经常发生的经济现象，因此保护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利益对于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也具有重要意义。公司合并中股东利益保护的基本制度主要包括：公司合并中董事（及大股东）的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小股东保护制度（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 公司合并的股东决议制度等。

一、公司合并中董事（及大股东）的信义义务

公司合并，必须由董事会做出（提出）合并计划或合并方案或合并合同（草案）。对此各国公司法几乎无例外地做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6条、第212条，也将拟定公司合并方案作为董事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予以规定。董事在决定公司合并时，同样适用信义义务，即同样要对公司和股东负信义义务，信义义务包括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

1.董事在合并中的注意义务

董事在合并中的注意义务是指董事应当以理智、谨慎的态度有根据地决定是否同意合并协议或合并计划，然后向股东会提出合并建议。在公司合并中，当董事没有做到一个普通谨慎之人在同等情况下的注意程度时，董事应对其过失引起的损害承担责任。董事会对同意合并的判断是否明智、有根据，董事是否履行了注意义务，取决于具体合并案的事实和情况。但是可以从以下方面判断：（1）董事会是否合理了解关于合并，特别是合并价格的相关信息。 （2）董事应当尽可能考虑与可供选择之交易相关的所有因素，对各种可供选择的交易形式进行比较，以对股东会提出合理的建议。（3）董事在同交易相对人进行合并谈判时，应勤勉尽职，争取最有利于公司的合并价格。 （4）在合并谈判或条款起草时，董事有义务诚实公正地做出判断，诚实公正地在股东间分配合并的对价。公司合并中董事的注意义务的判断，适用商业判断原则。在董事未尽合理注意，因重大过失造成公司及股东损失时，应当赔偿承担责任。

2.董事在合并中的忠诚义务

董事在公司合并中的忠诚义务是指董事应当从公司的最大利益出发。决定是否同意合并协议或合并计划，在自己利益和公司利益冲突时。要以公司利益为重，不能将自身利益置于公司利益之上。董事在合并中的忠诚义务，因其合并是否为利益冲突交易而不同。在无利益冲突的合并中，董事缔约合并协议的决定通过商业判断原则而受到保护，即推定合并协议是善意形成，董事会是诚实信用地为公司利益做出合并决议的。股东要对这种合并提出异议，必须证明董事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利益冲突的合并中，董事同公司或股东相冲突的利益、董事缔结合并协议的决定将不受商业原则的保护，而受公正交易原则的调整。法院适用交易完全公正原则对该合并的公正性进行审查，完全公正原则包含两个方面：公正的交易和公正的价格。法院在整体考虑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下判断股东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

3.公司合并中控股股东的信义义务

在公司制度中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享有对公司重大事项的最终决定权。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事务实行资本多数决议原则，即股东依其持有的股份数额享有表决权，股东会决议由多数表决权通过。这种多数股东同意的决议将对全体股东产生拘束力。这就说明，有控制权的多数股东（大股东）在公司中处于优于少数股东（小股东）的实际地位，其行为对小股东的权益产生重大影响。为了防止多数股东利用其优势地位，侵犯小数股东利益，应当强化多数股东对小数股东的责任。控股股东不论是以股东身份行使表决权，还是基于股东资格通过公司执行机关对公司业务执行施加影响，都应当履行注意和忠诚义务，不能侵犯公司及其他小股东的利益。违反这一义务，给小股东造成损害，受侵犯的股东有权对其提讼。

在公司合并中，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核心问题是在利益冲突交易（合并）中。如何履行忠诚义务，在这种利益冲突合并中，有利害关系的多数股东的行为和董事的行为一样不受经营判断原则的保护，而受完全公正交易原则的调整。例如，控股股东在安排合并的支付方式时采用了对不同股东区别对待，控股股东就要证明这种安排是完全公正的。完全公正的举证责任原则上由控股股东承担，控股股东不能证明该合并是完全公正的，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解除合并或相应的补偿。

二、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

1.股份回购请求权的立法例

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是指公司合并中，对合并持有异议的股东有权请求公司以公正价格购回自己所持有的股份。美，日，德等国家的公司法都对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做了规定。特别是美国的《示范公司法》更是设专章对股份回购请求权做了详细规定，并得到了美国各州公司法的积极反应。

在经股东会同意的一般公司合并中，对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范围有两种情况：一种适用于合并各方的股东，其立法出发点是合并给双方公司股东均带来影响，应对双力异议股东赋予平等、充分保护，这种立法以美国，日本等国为代表，这种立法好处在于对股东范围的保护范围较广泛，不利之处在于这样可能会使合并效率的受影响；另一种仅适用于消灭公司的股东，其立法出发点是合并中利益受到影响最大的是消灭公司股东，存续公司所受影响更少得多。这种以德国为代表，这种立法最主要是保护了受影响最大的股东的利益，同时又有利于合并的有效进行。

2.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效力

股份回购请求权成立的条件是，异议股东在股东合并决议大会召开前向公司提出评估回购其股份的请求，并在合并决议大会上行使否决权。股份回购请求权具有排他性，异议股东选择回购作为救济手段后，一般不能再提起合并无效诉讼。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是一种形成权，因此，异议股东提出股份买回请求，只要该请求满足法律要件，即自动成立该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股份买卖合同，公司承诺与否与股份买卖合同的成立没有任何关系。当然，即使股份买卖合同成立，提出购回请求的股东也并不立即丧失股东资格，在向公司提交提出买回请求的股份以换取公司支付的对价之前，该异议股东继续保持股东地位，股份的转移于股价交付时生效。在提出买回请求后，异议股东对其股票仍享有并可行使物上代为权利。但是，自合并生效日开始。要求股份回购权的股东将无权享有对该股份的表决权利生效后公司股利的获取权。

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效力在一定情形、原因下将丧失：股东的回购请求即使具备法定要件而提出，在公司因一定事由终止合并时；股东在法定时期内没有提出回购请求等

3.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在我国的立法与完善

我国现行公司合并的立法中没有关于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规定，“这种法律规定使得合并决议的结果必然由合并各方的全体股东（包括同意股东和反对股东）共同承担，合并各方的股东当然成为合并后存续公司的股东。”[3]这种立法漏洞显然不利于公司合并中对股东特别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我国立法应当借鉴国外的经验，适应我国公司合并实务需要，建立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以保护异议股东的利益，使其既不享受他不同意之合并产生的利益，也不承担他不同意之合并所致的风险，符合公平的原理。

如上所述，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范围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适用于合并各方公司股东，一种是只适于消灭公司的股东，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应采用德国的立法体例，即应当规定股份回购请求权只适于消灭公司的股东，当然，由于我国的一些特殊国情，如公司的多样性，作为例外可以规定特定条件下的存续公司股东的回购请求权。

我国公司的立法应当明确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范围，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条件，对股份回购请求权的程序包括对司法评估程序做出规定，对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效力（包括效力的内容、效力的丧失等） 做出规定，对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的设计，应遵循公平与效率结合、平衡大小股东利益、适度保护小股东利益的原则。

三、公司合并中的股东决议制度

公司合并是剥夺当事公司独立性而将企业结合在一起的最极端的企业结合形态，涉及到公司的生存发展，对公司股东具有直接重大利益关系。因此，公司合并属股东会决议事项，公司合并应实行股东决议制度。对于这种股东决议制度美国、日本、德国、法等国的公司法几乎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我国《公司法》38、39、103、106条规定，公同合并，应当由公司的股东会做出决议，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对公司合并做出决议，必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对公司合并做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也就是说，合并的股东决议制度适用资本多数决议原则，这也是国内外的通例。我国公司法虽然规定了资本多数决议原则，但是对出席股东会的人数未做明确的规定，因此，基于对小股东利益的考虑，有必要在《公司法》中对股东大会股东最低出席比例做出明确规定，“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只有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达到股东总人数的一定比例时才能召开。股东会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一定比例以上通过。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少数大股东操纵股东大会决议的行为，保证股东大会决议充分反映大部分股东的意志，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4]

另外，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合并要由股东会做出特别决议。这里并未区别存续公司和消灭公司。虽然存续公司股东会对合并做出决议，有利于股东利益的保护，但是不加区别地一律适用股东会决议制度也存在问题，比如有些合并存续公司股东利益未发生实质变化，要求股东决议没多大实际意义，并且会使合并程序复杂、成本加大、时间延长。

四、小结

对于以上三项重要制度，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均有欠缺，为了维护经济秩序，促进对股东合法权益的有力保护，将来在修订《公司法》时，应当参照两大法系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取精用宏，做出科学严谨的规定，以最终促进我国公司、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书目：

[1] 叶林。中国公司法[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1997.125。

[2] 毛亚敏。公司法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316。

股东会决议样本范文第2篇

关键词：股东大会；提案；意思表示量化；单个意思表示

中图分类号：DF41191文献标识码：A

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必设机构。在公司存续期间，作为公司的股东只有通过股东大会这一机构，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股东大会决议的形式，才能产生法律效力，从而达到参与公司管理，行使股东权利的目的。作为单个股东意志转化物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从法理上分析，仍然是一种意志，准确地说，是一种团体意志。股东大会会议决议作为一种团体意志，当然不能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否则法律就会对其效力作否定性评价。这就是理论上所谓的股东大会决议内容瑕疵制度［1］。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公司立法都对此设有规定。我国《公司法》第22条

[注:《公司法》第22条第1款规定：公司股东大会或者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也引入了该制度，但该条规定过于简单，尚需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一、股东大会决议的效力要素分析

按照民法理论，公司是社团法人，股东大会即相当于一般社团法人中的社员大会，股东大会决议就是一种社团决议。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教授认为，社团决议是出席会议的一定人数的表决权人所为的意思表示而趋于一致的共同行为。它属于一种集体意思形成的行为，即使社团成员存在相反的意思表示，只要其同意的人数符合法律的规定，决议即可成立，与契约须全体当事人意思合致并不相同［2］。也就是说，股东大会决议的形成，与合同合意的形成，并不完全相同。股东大会决议的形成，并不需要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而合同的形成，则必须由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形成合意。虽然股东大会决议与合同合意并不完全相同，但由于两者皆以意思表示为核心，所以均属法律行为。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股东大会决议是社团性法律行为［3］。在民法理论中，法律行为要生效，产生法律效力，必须具备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那么，股东大会决议这种社团性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与合同的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相比，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对于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具体应包含哪些要素，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通说认为，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包括当事人、意思表示和标的三项要素；生效要件则为：当事人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无瑕疵）和内容合法。也有学者将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分为一般成立要件和特殊成立要件，如史尚宽认为，法律行为的一般成立要件包括当事人、目的及意思表示，无当事人、目的及意思表示，法律行为无从成立［4］。本文认为，相对于合同来说，股东大会决议这种社团性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要复杂得多，需要详细分析。

股东大会决议系由股东大会作出的法律行为。从理论上分析，公司股东大会应由公司全体股东组成，任何股东都有资格参加股东大会。但在实践中，由全体股东出席股东大会，作出大会决议的情形非常少。因此，在理论上就产生一个问题：有多少股东出席的股东大会才是合格的股东大会，才可以依法行使股东大会的职权？对于此问题，各国公司法均规定了股东大会召开的法定人数，要求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数须达到一定比例以上，股东大会才可举行，其通过的决议才有效。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股东大会作为股东的意思表示和公司决议的形成机关，如果其出席人数没有达到一定比例，就难以代表全体股东利益及公司利益，决议的正当性和公正性就难以保证［5］。所以，股东大会决议有效的主体要件即是要求股东大会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注: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公司法》只规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时，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或者2/3以上通过，但却没有对出现股东大会的法定人数作出规定。因此，实践中极易出现少数股东就可以召开股东大会，通过决议的情形。]只有股东大会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才能认为股东大会有为意思表示的行为能力。股东大会的召开，有严格的法律程序。首先是必须由享有股东大会召集权的主体依法召集并同时准备大会提案（其他可以提提案的主体也可准备）；然后是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并进行公告；最后是股东出席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股东大会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违反法律程序的股东大会决议，就会出现效力瑕疵。除了必须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外，股东大会还必须在法律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表决事项。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如果超出其职权范围，也会出现效力瑕疵。

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核心。根据股东大会的议程，先有大会提案，然后由股东对提案进行表决，最后再对股东表决结果进行统计，通过表决的大会提案就最终成为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法律效力。如果套用缔约的“术语”来说，股东大会提案是提案人的“要约”，股东投票表决属于对提案人的意思表示的“承诺”。“承诺”结果达到法定多数就生效，股东大会决议得以成立。由此可以看出，股东大会决议中的意思表示有三种类型：大会提案是一种意思表示，股东投票表决是一种意思表示，股东投票的统计结果也是一种意思表示。这三种意思表示各有特点，且相互独立，相互衔接。先有股东大会提案，再有股东的投票，最后才是股东投票表决的统计。前一项意思表示是后一项意思表示的基础，没有前者就不可能产生后者。后者受前者的影响，但前者不受后者的影响。除了这种逻辑上的相互衔接之外，这三项意思表示还各有自己的特征：股东大会提案这种意思表示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与双方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没有本质差别，有出现内容违法的可能。对于大会提案，股东只能在“赞成票”、“反对票”或者“弃权票”三种意思表示类型中选择。在投票过程中，股东无论选择哪种意思表示，应该都是合法的，因此股东投票的意思表示就不存在违法的问题。也就是说，股东投票的这种意思表示，实际上已经被量化、规则化，没有实质性的内容。而对股东投票作数学上的统计，同样是一种量化的意思表示，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也就是说，根据对股东投票这种意思表示的统计，最后得出决议是否通过的结论，通过的决议，虽然在内容上与提案内容保持同一性，但从形式上来分析，却是对股东投票这种意思表示的进一步量化。股东大会提案，股东对提案内容的表决投票，对股东投票的数学统计，是股东大会决议形成过程中的三项意思表示。在这三项意思表示中，只有股东大会提案才有实质性的内容，股东投票和对股东投票结果进行数学统计两项意思表示，都是量化了的，没有实质性内容。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法律行为的效力由意思表示的效力影响，意思表示的瑕疵必然会导致法律行为的效力出现瑕疵。那么，这三项意思表示是否可能存在民法理论上的意思表示瑕疵问题呢？对于此问题，笔者认为需要具体分析，不能得出一个统一的答案。

对于股东大会提案，因为其具有实质性内容，与一般的双方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按照民法理论，意思表示瑕疵一般可以分为真意保留、虚伪表示、错误、欺诈、胁迫几种情形［6］。根据意思表示是否是向相对人发出，意思表示可分为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和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两种形态。股东大会提案，是提案人向所有股东提出的，所以属于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根据《公司法》及有关规定，[注:《公司法》第103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6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14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通知召集人。]股东大会提案一般由董事会提出，单独或者合计持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也可以提出大会提案。所以股东大会提案的提案人有两种即董事会或者公司股东。根据民法理论及立法规定，对于真意保留，只有在意思表示相对人明知或者可得知的情况下才能主张无效［6］268。董事会或者公司股东在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时，是否会出现真意保留或者虚伪的意思表示情形呢？本文认为，无论董事会或者股东在提案时是否为真意保留，或者作虚伪表示，都不可能为作为相对人的其他股东所知道，因此股东大会提案这种意思表示不会出现真意保留意或者虚伪表示的意思表示瑕疵类型。那么，是否会出现错误或者欺诈、胁迫的瑕疵类型呢？笔者认为，提案人在为提案的意思表示时，当然有出现错误、受到欺诈或者胁迫的可能。提案人在提提案时，应该系以对公司的有关信息了解为前提，不了解公司有关信息，其提案就没有实际价值，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但公司的信息一般是由公司大股东或者董事会控制的，公司大股东或者董事会向一般的中小股东提供的信息是否准确，有无欺诈，不无疑问。在实践中，董事会虚假的信息，时有发生。所以，股东提案受到欺诈的可能性肯定会存在。但对于董事会来说，因为公司信息完全由其掌握，所以出现因欺诈或者胁迫而导致提案内容瑕疵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本文认为，对于股东的提案，有出现错误、欺诈或者胁迫的可能，而对于董事会的提案，则只可能出现错误的瑕疵类型。

单个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行使的是对股东大会决议事项提案的意思表示，是一种通过表决方式而表达的意思表示。根据本文前面的分析，这种意思表示，已经量化、规则化了。对于这种已经量化、规则化了的意思表示，是否会出现意思表示瑕疵呢？对此问题，学说颇有争议：我国台湾地区的柯芳枝教授认为，股东的表决权本质就是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事项进行“可”或者“否”的意思表示，作为意思表示的一种当然可以适用财产法上的法律行为或者为其要素的意思表示的一般原则［7］。但也有学者认为，股东大会决议作为集合的合同行为，单个股东的意思表示已因集合失去其独立性而成为独立单元的全体意思。股东表决的意思表示因集合而失去独立性，自然不得由股东中的单个股东或者数个股东主张意思表示瑕疵而无效或者得以撤销［8］。笔者认为，对于单个股东投票的意思表示能否出现意思表示瑕疵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区分不同的情况具体分析。单个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如果为真意保留或者虚伪的意思表示，因其所为的三种意思表示即“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形式，[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36条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同意、反对或弃权。]都不可能为其他股东所明知或者可得知，所以单个股东投票的意思表示不可能出现真意保留的瑕疵类型。在股东大会上，股东能否出现错误的瑕疵类型呢？笔者认为，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实务中考察，都有出现股东投票错误的可能。如股东听错了主持人的发言，误将“同意的举手”听错为“反对的举手”或者是按错了表决器等等。但对于这种瑕疵是否能够救济，以及如何进行救济，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股东在股东大会上的意思表示，与一般的意思表示并不相同，是一种类型化、量化了的意思表示。要证明这种类型化、量化了的意思表示错误在事后几乎不可能。由此本文主张，对于单个股东主张自己意思表示错误要求撤销的，可以在股东大会决议结果未统计之前主张，一旦结果统计出来形成决议后，则不能主张自己的意思表示错误而要求重新统计表决结果。因为股东大会决议作为一种团体的集合意思，对于每个股东在表决之时来说，都是不确定的，如果允许股东在结果确定之后再撤销自己的意思表示，则大会决议结果可能会出现多次变换，难以最终确定，有违团体多数决的本质，不利于团体决议的效率。也就是说，股东对于自己投票的意思表示，只有在投票结果统计之前，才能主张适用意思表示瑕疵的规定；在统计结果公布之后，应该无权主张。股东投票时，是否会出现欺诈或者胁迫的瑕疵类型呢？笔者认为，与股东提案一样，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对有关公司的事项进行表决，必须以对公司有关信息的了解为前提。但公司的信息一般是由公司大股东或者董事会控制的，如果公司董事会向股东提供虚假信息而欺骗股东的，股东当然可以以此为由主张意思表示瑕疵要求撤回或者撤销自己的意思表示。

股东大会决议是由单个股东投票的意思表示集合而形成的。根据本文前面的分析，股东投票的意思表示在股东大会的决议中，已经变成一种量化、规则化了的意思表示。股东大会决议能否形成，关键是看单个股东“赞成”的意思表示是否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数量要求。[注:《公司法》第44条规定：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第104条规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但是，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也就是说，股东大会决议作为量化了的意思表示，已经变成了一种数据统计。对于数据统计，只有统计是否准确，而没有真意保留、虚伪表示和欺诈、胁迫的问题。因此，股东投票统计的这种意思表示只有统计是否准确的问题，而不会出现真意保留、虚伪表示和欺诈、胁迫的瑕疵类型。对于统计错误的瑕疵，股东或者公司董事会当然可以要求适用民法上关于意思表示错误的规定而请求法律救济。

依法成立、符合生效要件的法律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对相应的人员发生法律约束力。那么，股东大会决议会对那些人产生法律效力呢？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董事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是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由此可以推出，公司董事会应受股东大会决议约束，股东大会决议对公司董事产生法律效力。根据股东大会在公司中属于权力机关的性质，[注:《公司法》第37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第99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可以推断出公司的监事（会）、经理以及其他高管人员也应受股东大会决议的约束，股东大会决议由此对公司监事（会）、经理以及其他高管人员产生法律效力。需要讨论研究的是，股东大会决议能否对公司股东和第三人产生法律效力？有学者认为，在公司与第三人的关系中，严格遵循所有和经营相分离的原则，股东大会决议并不能直接拘束第三人，换言之，股东大会仅仅决定公司意思，不对外代表公司［9］。但也有学者认为，虽然股东大会所决定的公司意思（即决议）是对内性的，并非直接形成对外性的法律关系，但须经股东大会决议的对外易，在未经股东大会决议而达成时，会对其交易本身的效力带来影响（例如，营业转让）。从这一点上来讲，股东大会决议实际上也发挥着对外性的约束力……因此，关于须由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因缺少股东大会决议或者决议有缺陷而无效、取消时，等于股份公司意思本身欠缺，从而绝对无效……关于股东大会决议的欠缺，没有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制度。即使善意第三人也不能主张其效力［3］348－349。本文认为，公司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其职权主要是对公司的内部事项作出决定，[注: 《公司法》第38条（100条）规定：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十）修改公司章程；（十一）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从这些关于股东会职权的规定来看，显然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事项主要是公司的内部事务。]一般不涉及到公司外的第三人。公司股东大会也并非公司的对外代表机关，公司对外行为一般情况下由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所以应该认为股东大会决议不能对第三人产生法律效力。即使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股东大会决议与第三人所为的法律行为，其效力也不受股东大会决议效力的直接影响，而应该根据有关交易的法律规则（如《合同法》）来确定。对于股东大会决议能否对公司股东产生约束力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股东大会作为公司内部机关，其决议的事项只能是公司的事项，而公司与股东在人格与财产方面相互独立，因此，股东大会决议似乎并不能约束股东。但是，公司构造的逻辑和股东与公司的特定的法律关系，决定了股东大会决议必然与股东的权利或者利益发生关系［10］。本文认为，以公司与股东的特殊法律关系来讨论股东大会决议对股东的约束力问题的理论视角有待商榷。因为在笔者看来，法律赋予公司以独立法律人格的法律价值主要不是针对股东，而是针对公司以外第三人（如债权人）来说的。正如有学者指出，“股东”与“公司”这对概念表征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股东是公司的股东，公司不成立，股东资格也就无从谈起；公司是股东的公司，失去了全部股东的公司也丧失自己存在的基础和意义。发起人在创设公司的同时也为自己取得了股东的资格。但无论公司以何种方式设立，都不会存在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交易行为［11］。在公司内部，并不存在公司和股东的关系问题，存在的只是股东与股东大会、股东与公司董（监）事（会）和股东与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在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行使对有关事项的表决权时，公司的法律人格对股东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股东面对的是其他股东而非一个虚拟不见的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是公司众多单个股东意思表示的一种转化物，股东大会决议就是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公司股东当然应该受其约束，正如合同是缔约双方之间合意的产物当然对缔约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样。

二、股东大会决议内容瑕疵的本质分析

对于股东大会决议内容瑕疵的类型，有学者将之分为4种：一是违反法令的决议；二是滥用多数决原则的决议；三是违反公司章程的决议；四是股东大会权限外的决议［10］231。这种对股东大会决议内容瑕疵的分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从实质内容上分析，滥用多数决原则、违反公司章程和在股东大会权限外所为的决议，应该都属于违反法律（令）的决议。从法理上来说，只有违反法律（令）的决议，才有内容瑕疵的可能。虽然笔者认为股东大会决议内容瑕疵都是因违反法律（令）产生的，但鉴于滥用多数决原则是公司法中所独有，需要详细讨论，所以本文将股东大会决议内容瑕疵的本质分析，分为两种类型来讨论。

（一）违反法律、公司章程的决议

按照理论解释，所谓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令），应该是指违反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对此学界没有分歧，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这里的强制性法律规范是否包含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在内？公司股东能否以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公司法基本原则为由要求撤销或者主张决议无效？

为简化问题，笔者在此试以违反股东平等原则为例进行分析。[注:对于公司法应该有那些基本原则，理论上的见解并非完全相同，但将股东平等作为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理论上没有争议。]对于股东平等原则的含义，学者的见解不尽相同。如刘俊海教授认为，股东平等原则是指公司在基于股东资格而发生的法律关系中不得在股东间实行不合理的不平等待遇，并应按股东所持股份的性质和数额事项平等待遇的原则［12］。笔者认为，股东平等原则作为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主要应是指股东资格的平等。具体言之，股东基于公司股东的身份，都有资格参与公司事务的管理。股东平等原则对于公司股东来说，应是一项权利性的原则，其义务主体主要为公司董事会和公司董事。公司董事在处理公司有关事务时，应该平等考虑各股东的利益，不能厚此薄彼。在公司存在控制股东的情况下，控制股东也有义务平等对待各中小股东。对于股东大会决议违反股东平等原则，其效力如何？理论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股东平等原则属于强行性规范，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股东平等原则的，应为无效［3］419；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股东平等原则具有任意法的性质，除非股东大会决议一般性、持续性地变更或违反由股东平等原则所派生的诸种强行性法律规定属于当然无效外，对于其他产生股东间不平等待遇的措施无确认其为当然绝对无效的必要，应理解为相对无效。若一般性、持续性变更或者排斥股东平等原则所派生的诸种强行性规定，则任何股东均可提起股东大会决议无效确认之诉；若暂时性、具体地变更或排斥此种强行性规定，则因此而蒙受不利益的股东可提起股东大会决议撤销之诉［12］45。笔者认为，泛泛讨论违反股东平等原则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否有效，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实际帮助。要分析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股东平等原则是否有效，必须结合股东大会决议的具体事项来进行。

根据《公司法》第38条规定，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的法定事项有10项。在这10项可由股东大会决议表决的法定事项中，最可能出现违反股东平等原则的事项恐怕要属“公司利润的分配方案”的决议。[注:《公司法》第38条第1款第6项的规定是：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比如股东大会决定不按照持股比例分配公司盈利或者决定不分配公司利润等等。根据股东大会多数决原则，股东大会决议必须是而且也仅仅是公司控制股东意志的体现，如果出现股东大会违反股东平等原则而分配公司盈利的情形，利益受到损害的应是公司的小股东。此时公司小股东是否可以以股东大会决议关于公司利润分配主张决议事项违反股东平等原则为由而主张撤销决议或者主张决议无效呢？笔者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应该将是否主张决议无效的权利赋予利益受到损害的股东，不必强行规定决议无效。如果利益受到损害的小股东不行使撤销权，就说明利益受到损害的股东愿意承担这种不利益的后果。按照公司自治原则的要求，法律没有干涉的必要。对于其他事项来说，如有关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的决议，个别股东想要以决议违反股东平等原则为由而行使撤销之诉的话，则应将此事项交由法院裁决。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显然属于商业事项，这种将商业上的事项是否违反股东平等原则交由法院来判断，是否具有可行性，笔者表示怀疑。换言之，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的大部分事项，都属于商业上的事项，股东大会对这些事项的决议显然属于一种商业经营决策。商业经营决策事项很难说存在违反股东平等原则的问题。即使存在违反股东平等原则的商业决策，也不能将之交由法院来判断。因为法官不是商人，其对商业上的经营决策的对错难以判断。总之，笔者认为，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股东平等原则而出现瑕疵的情形，主要是出现于公司盈利分配的事项中，股东大会对于其他事项的决议难以出现违反股东平等原则的情形。而对于股东大会决议违反股东平等原则分配公司利润的情形，应该交由认为自己利益受到损害的股东自己去判断，而没有法律强行规定为无效的必要。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违反股东平等原则分配利润的股东大会决议，其实质也是股东大会关于利润分配方案的内容违反了股东平等原则。因为根据本文前面的分析，股东大会决议属于一种量化的意思表示，在提案不违反股东平等原则的前提下，作为对股东投票统计结果的决议根本就不可能违反股东平等原则。这一点在实务审查时应特别注意。

对于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大会决议的效力，根据钱玉林先生的介绍，各国公司法上大致有三种立法例：一是以德国为代表的立法例将之规定为原则上为可撤销，特定情况下为无效；二是以日、韩为代表的立法例将之规定为一律可撤销；三是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立法例将之规定为一律无效［10］262。我国现行《公司法》将之规定为可撤销，[注:《公司法》第22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系采日、韩的立法例。本文认为，对于股东大会决议违反公司章程的效力问题，应考虑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的关系，再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来具体分析，而不能一律规定为无效或者可撤销。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其一项重要职权是修改公司章程。而《公司法》同时又规定，修改公司章程属于特别决议，必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违反公司章程，且公司系以简单多数通过的，则该决议的效力应该为可撤销；如果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违反公司章程或者虽然普遍决议违反公司章程但系以绝对多数通过的话，应该可以视为系股东大会对公司章程的非正式修改，股东非有重大理由不得请求法院撤销。这样既可以提高公司决策的效率，同时又考虑到给予股东以自治，做到了效率和自由价值的有机统一。

那么，股东大会在法定职权范围之外所为决议的效力如何？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关系的认识。在公司法理论上，有所谓“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和“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学说之争。持“股东大会中心主义”的学者认为，股东大会应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不仅对法律规定或者章程规定的事项有权决定，而且对法律或者章程规定之外的事项也有权决定。持“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学者则认为，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作为公司的必备机构，其职权范围由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对其职权范围之外的事项无权决定。“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实质是以经营权为中心的公司权力从股东大会向董事会转移［10］32。这两种学说之争的实质在于，是否应将股东大会规定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否应将股东大会的职权法定化。对于既不属于股东大会的法定职权又不属于董事会的法定职权的事项的表决，应该由股东大会还是应该由董事会来进行？我国《公司法》既将股东大会规定为公司的权力机构，同时又明确规定了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职权。在此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对于《公司法》和公司章程都没有规定的事项的表决，还是应该由股东大会享有为宜。如果股东大会决议事项属于董事会的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则应该认为股东大会决议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定而无效。本文这样主张，是考虑到在我国一般是董事会“强”而公司股东大会“弱”的实际情况。

（二）滥用多数决原则的决议

多数决，并不是公司法中所独有的规则，而是任何一个团体行动中所可能采用的规则。[注:在一个由众多成员组成的团体中，如果需要采取统一行动的话，当然最好的情形是全体成员一致同意行动。如果全体成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团体又必须采取统一行动的话，则必须采用一定的规则来确定团体的意见。从理论上分析，在团体成员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要确定团体的意见，只有两种规则可以选用：一是以多数成员的意见为准，二是以少数成员的意见为准。在实践中，一般是选用前者即以多数成员的意见为准来确定团体的行动。这种以多数成员的意见为准来确定团体行动的规则称为多数决规则（原则）。]在公司中，因为股东大会是由众多的股东组成的议事机构，所以采用了这一规则。在股东大会决议形成的过程中，存在少数股东意志被忽视的事实，所以学说上因此认为股东大会决议作为法律行为，与合同作为法律行为，在本质上存在差异。正是因为这种本质上的差异，才导致股东大会决议必须采取多数决原则，而在合同订立的过程中，则无需采用多数决规则，可以适用一致性规则。也就是说，社团性法律行为和双方法律行为的区别在于，社团性法律行为无需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只要多数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即可；而双方法律行为则必需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社团性法律行为中的合意只是多数合意，有少数人即投反对票股东的意思没有得到反映；而在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意思都得到了完全的反映。因此，社团性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必须坚持多数决原则，而多数决原则的本质是对少数人意志的剥夺，所以必须将这种剥夺少数人意志的程度减少到最低，为此法律对滥用多数决原则设有禁止性的规定。禁止多数决原则滥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可见，理论上之所以认为股东大会决议会出现多数决原则滥用的情形，是因为股东大会决议与合同合意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那么，股东大会决议与合同合意之间真的存在着本质区别吗？

本文认为，这种关于社团性法律行为和双方法律行为中合意的区别仅仅是表面上的，在实质上，两者并没有区别。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股东大会决议也好，订立合同也好，都属于当事人之间对因相互合作而产生的利益如何分配的意思表示。之所以理论上认为两者存在很多区别，是因为从表面来看，在股东大会决议中，确实有一些股东的意思表示没有体现；而合同则完全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但从实质来看，合同并不可能完全体现当事人的意思。对于格式合同来说，合同内容没有完全体现当事人的意思，与股东大会决议没有完全体现所有股东的意思应该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格式合同中的合意和股东大会决议中的合意基本一样，反映了一部分当事人的合意。在格式合同中，一方当事人为了得到另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服务或者商品，不得不屈从对方的意志，在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中，对股东大会决议提案投反对票的股东为了得到与别的股东合作的利益，也不得不屈从于其他股东的意志，只不过这种屈从在投票之前就已经作出了，因为加入公司就意味着接受多数决原则。在以后的股东大会决议中的投票，都是以这一意思为前提。你不同意这点，就不能加入公司。与格式合同中你不同意，就不能得到服务或者商品一样。论证了格式合同与股东大会决议合意的实质相同后，再来分析股东大会决议与非格式合同的合意实质相同就很容易理解了。非格式合同，当事人的经济地位看起来似乎是相同的，但实际上，还是有细微差异。从哲学理论来分析，完全相同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所以在非格式合同中，最后总有一方的意思没有得到完全体现，而是屈从于另一方的意志。所以笔者认为，格式合同与非格式合同中的合意在本质上相同，没有实质性的差异。由此本文认为，股东大会决议作为合意的产物，与合同作为合意的产物，两者在本质上没有差异，都存在部分当事人的意思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存在着意志屈从的现象。

按照学者的见解，所谓“多数决的滥用”是指股东尤其是大股东为了追求自己或第三者的利益，从客观上，形成严重不公正内容的决议，从而使公司或者少数股东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与表决权的本来目的相反的就是表决权的滥用，通过滥用行使表决权，公司或少数股东的利益蒙受损害时就是多数决的滥用。学说上认为属于多数决滥用的事例主要有：1从公司规模和营业成绩及职务内容来看，过高支付管理人员高额报酬的决议；2从交易惯例来看，决议批准的合同为严重不公正条件的合并、营业转让、企业结合为内容的决议；3不正当的高额经费，仅对一部分股东分配盈余而对其他股东不正当少额分配或者无分配等盈余处分决议；4仅对一部分股东或有缘故者以特别有利的价格发行新股的决议；5对母公司有利，而对子公司的少数股东严重不利的合并条件的决议等。虽然该学者对股东大会决议因股东滥用多数决原则而导致效力瑕疵的问题持肯定态度。但该学者同时又指出，判例视为多数决滥用的事例寥寥无几［13］。

根据上面的分析，本文认为，股东大会决议中，不可能出现多数决原则滥用的情形。在股东大会决议形成的过程中，先后有三项意思表示即股东大会提案、股东投票和对股东投票的数学统计。在这三项意思表示中，只有大会提案才有实质内容，其他两项意思表示已经是量化、规则化了。这种量化、规则化了的单个股东投票的意思表示，显然不会存在多数决滥用的问题。同样，股东大会决议系对股东投票这种意思表示的一种结果统计，当然也不可能出现多数决滥用的问题。笔者认为，理论上所说的股东大会决议因股东滥用多数决原则而导致的瑕疵的情形，实际上是股东大会提案内容出现了瑕疵，是大会提案内容违反了法律或者公司章程。可以肯定，如果股东大会的提案内容本身没有瑕疵，则最终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决议当然也不会出现瑕疵。换言之，只要大会提案内容没有任何瑕疵，则无论股东大会如何表决，最终都不可能出现有瑕疵的大会决议。而如果大会提案内容存在瑕疵，则不管股东在股东大会中如何行使表决权，最终的表决结果应该都会出现瑕疵。依照《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大会可决议的事项一般由《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如果《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将某项事项交由股东大会表决，就说明法律或者公司章程已经对这种表决结果作出了预测：通过或者不通过，无论股东大会对该事项进行表决的结果如何，应该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设想，如果法律既要将某项事项交由股东大会决议表决，又要确保某种表决结果的出现，那这种表决还有意义吗？从理论上来分析，股东大会表决系一种程序，公司法之所以对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有严格规定，其目的就是想通过程序正义来达到实体正义。依据笔者的理解，公司股东大会中的程序设计，是一种纯粹的程序公正。[注:与纯粹的程序公正相对应的是完美程序公正和不完美程序公正。完美程序公正的特色是我们既知道什么样的结果是公正的，又有一套可以达到那个结果的方法；不完美的程序公正的特色是我们知道什么样的结果是公正的，但在技术上却无法无误地达成这个结果。（石元康：罗尔斯［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4）]所谓的纯粹程序公正，其特色是：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样的结果才是公正的，但我们却可以遵循一套公平的程序。公司法将某项事项交由股东大会表决，遵循纯粹程序公正的理念，不论表决结果如何，都符合纯粹程序公正的要求。公司法如果需要实现实体正义，则必须通过其他方式来达致。笔者认为，所谓滥用多数决原则，实际上是公司的控制股东利用其控制地位，提出一些可能损害某些股东利益的提案，再在股东大会中利用多数决原则得以通过。可见，所谓股东大会决议中的多数决原则滥用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控制股东利用其控制地位，提出对自己有利而对其他股东不利的提案，其实质是违反了公司法中的股东平等原则。依据笔者的理解，公司法最基本的原则有三：股东平等原则、有限责任原则和多数决原则。股东平等原则适用于股东与股东之间利益关系的处理事项，有限责任则是处理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基本准则，而多数决原则则是处理公司内部事务的一项程序性原则。如果说股东平等原则和有限责任原则是实体性原则，其目标是为了实现实体正义的话，则多数决原则可以说是程序性原则，其目标是为了确保程序公正。

既然本文认为并不存在股东滥用多数决原则的问题，为什么理论上会有这种学说呢？笔者推测，可能与对权利滥用理论的理解有关。所谓权利滥用理论，也称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要求权利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不得损害他人利益，以实现行为人和他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平衡。权利不得滥用，已被称为私法上权利正当行使的基本原则。根据禁止权利滥用理论，一切权利皆有被滥用的可能，股东表决权属于权利，当然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正如有学者认为，公司亦非股东一人的所有物，股东必须考虑到公司亦是与其共同参加公司的其他股东的所有物。任何人均无损害他人的权利。因此，股东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应当接受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限制［12］284。由此可见，要分析在股东大会中，是否会出现股东滥用多数决的问题，关键是要弄清楚股东表决权的性质。依笔者的理解，股东表决权，并不是纯粹的权利，而是带有义务性质的权利。义务性表现在，如果股东不参与股东大会，则有可能通过对其不利的决议。从理论上来说，股东应该积极参与公司事务的管理，充分行使自己管理公司事务的权力。如果将股东表决权完全理解为权利的话，则意味着所有股东都有不参与公司股东大会的权利。不难想象，如果所有股东都不参与公司事务管理，公司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至于在实践中，有众多的中小股东不参与公司股东大会，没有行使自己管理公司权利的积极性，这并不能说明股东表决的完全权利性质，而是说明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应该肯定，一个理想的公司法制度，应该吸收尽量多的股东参与公司股东大会，关心公司事务，为公司事务献计献策，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公司制度的应有作用。

三、股东大会提案审查的重要性

根据本文的分析论证，股东大会决议内容的瑕疵，都是以股东大会提案内容存在瑕疵为前提。要想减少股东大会决议内容瑕疵，必须事先强化对大会提案内容的审查。认为股东大会决议内容因股东滥用多数决原则而出现瑕疵的理论学说，在法理基础上难以成立，其在实践操作上的价值也颇值得怀疑。股东大会决议的形成与合同合意的形成不同，合同合意的形成是在订立的过程中逐步达致的，而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则在决议的形成前就已经确定了。股东在对提案内容的表决过程中，不能对大会提案内容作任何修改。①在合同法理论上，一般是在合同订立后，才对合同合意内容进行合法性审查。将这种思维模式应用于股东大会决议内容合法性的审查，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鉴于股东大会决议内容合法性对提案内容合法性的依赖性，为提高公司股东大会的工作效率，防止内容有瑕疵的大会提案被通过，笔者建议应该加强对股东大会提案内容的合法性审查工作。但遗憾的是，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虽然规定了股东大会提案内容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②但却并没有关于对提案内容进行合法性审查的任何程序性规定。为此，笔者建议应该在《公司法》中增加有关股东大会提案方面的内容，对股东大会提案的提出主体，股东大会提案内容的合法性要求，大会提案内容合法性审查的程序等等作出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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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isprudential Analysis of the Flaw in Shareholder ResolutionSHI Jihu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8, China)

股东会决议样本范文第3篇

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尽管已实施十余年，但总还有些不适应性，如以股东大会运作为例，在上市公司中就出现了诸多令人啼笑皆非之事。在这方面，2004年初宏智科技( 现为华丽家族，600503.SH) 横空出世的“两个股东大会”给人印象深刻，让人深思。

宏智科技在2004年1月11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上，竟然出现了由第一大股东王栋与公司董事长黄曼民分别主持召开的情形，结果是两个股东大会各自表决相同的议题，双方律师就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符合《公司章程》;验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是否合法有效等问题出具了法律意见。他们均在会议上宣读了法律意见书，均认为各自见证的会议符合有关法律程序，股东表决合法有效。

随后，“双头怪兽”董事会分别披露了两份迥然不同的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及法律意见书、董事长黄曼民被“驱逐”出公司总部、第一大股东派人“以武力强占”了公司的办公地点。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公司存在两个董事会、两个经理班子同时并存，形成对峙的尴尬局面。公司的公告由两个董事会同时，在经营上总是出现“两个声音说话”。公司的管理混乱令客户、银行及工商管理部门无所适从，公司信息披露无法正常进行。

2004年02月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针对不是因业绩亏损，而是因管理混乱而对其交易实行特别处理，给了宏智科技一顶ST的帽子。这种现象在证券市场还是十分罕见的。

“两个股东大会”现象的出现就是由于程序不规范而引发的。从股东大会召集程序上来看，召集程序是股东大会召开的准备阶段，其所要解决的就是股东大会由谁召集，如何召集的问题。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并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同时，监事会和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拥有补充召集权和补充主持权。

而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既可以亲自出席会议，也可以委托人代为出席和表决。在股东出席会议问题上，有的公司以某某股东没有事先登记为由拒绝其进入会场;有的公司以某某股东喝多酒了可能会产生麻烦为由而拒绝其进入会场;有的公司以某些持有异议的股东可能会“砸场子”为由而拒绝其进入会场，等等奇异现象，不一而足。

股东大会召集和出席程序合法，股东大会决议才有合法有效的基础。现代公司之股东尤如民主国家之人民一样，股东（包括股东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但是，股东大会对所有列入议程的提案应当进行逐项表决，不得以任何理由搁置或不予表决。年度股东大会对同一事项有不同的提案时，应以提案提出的时间顺序进行表决，对事项做出决议。

在抽象的或观念性的意义上，股东大会要求由全体股东构成;从具体的或现实性的角度，股东大会会议并不要求全体股东必须出席。因此，代表公司意思的股东大会决议，在成文法上并不要求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股东大会决议的通过，实行“资本多数决”原则，即在符合法定人数的股东大会上，决议由出席股东表决权的多数通过，方为有效。资本多数决是指股东大会依持有多数股份的股东的意志作出决议，法律将持有多数股份的股东的意思视为公司的意思，并且多数股东的意思对少数股东产生拘束力。资本多数决是股东大会运营的根本原则，同时也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基本法律特征。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如果出席会议的股东为1人，无论其持股多少，其1人就足以决定决议的通过与否，由其1人出席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就是有效决议。当然，这种决议虽不常见，但这可谓走向了极端，难免有“一手遮天”之嫌。

股东大会决议一旦作出，不仅约束公司机关，也约束全体股东，包括反对派股东，以及因股份受让或者认购股份等原因而进来的股东。这种效力源于决议所具有的团体法性特点，与公司章程有很大的相似性。股份公司非人合公司，其意思与自然人意思大不相同，它有一段形成过程，属于一种法律程序。

换言之，股东大会的召开必须遵守公司立法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其内容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尤其在股票所有权与公司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公司经营多假董事、经理之手，董事、经理等拥有强大的管理权力，而股东并不直接参与公司经营，这样，股东大会常由管理层操纵。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一些不规范的情况，例如，实际上并未开股东大会，只是在纸面上佯作为开过股东大会;依据有关规定，表决时每一股有一表决权，但某些股东大会，虽然参加会议代表都有一张选票，但究竟代表了多少股份，无人统计。投票结束后，董事会在没有说明参加会议人数、代表股份数、赞成票数、反对票数等数字的情况下，就宣布通过了所有决议。由此可见，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股东大会的决议可能在程序上违法，或者可能有瑕疵，或者是在内容上有悖于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这些不符合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的情况，都会对公司、股东导致一定程度的不利后果。

股东大会决议的约束效力要求其程序和内容必须符合法律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否则该决议就可因存在瑕疵而被撤销、变更或确认无效。股东大会决议瑕疵因程序或内容违反法律或公司章程而产生。程序瑕疵是指形成股东大会决议所经过的程序存在缺陷。《公司法》将召集程序、决议方式等有关股东大会决议的程序作为其重要内容加以详细规定，目的是防止因程序不当而给股东利益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正当的程序能促使权利为股东实际享有、公司义务得到切实履行。导致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表现形式主要有:

主持人无主持权或违反议事规则。如前文所述的宏智科技股份公司，董事长“进入不了王栋主持的股东大会”而主持了另一场临时股东大会，从而出现了“双份”股东大会。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经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继续开会。

违反决议要件。如违反资本多数决原则而形成股东大会决议。我国《公司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但是，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权受限制的股东表决权的行使。我国《公司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决议的内容违反法律或章程的规定。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享有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对公司合并、分立和解散等事项作出决议;修改公司章程等项职权，因此决议的内容违反《公司法》关于股东大会这一权限的规定会导致其无效。

因误导性信息而投了赞成票。到场出席会议的参加表决的股东应是充分详尽披露义务的受益人。公司的董事长、董事、监事或总裁、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东大会上应当就股东的质询和建议作出解释和说明，但存在下列情形的除外:1）质询问题与会议议题无关;2）质询问题涉及事项尚待查实;3）质询问题涉及公司商业秘密;4）回答质询问题将导致违反公平信息披露义务;5）其他合理的事由。如果出席会议的股东们依据公司管理层提供的不充分甚至是误导性信息、从而对股东大会决议事项投了赞成票，事后即使他们可以证明其提出赞成票时存在误解甚至于误导，也无法直接收回其赞成票。在国外，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股东们常常是在获得董事长就提问进行解释说明的情况下才参加表决。如果有证据表明，董事长等相关责任人的解释说明也不甚明了，或者其解释说明只是重复工作报告而没有差别，对股东们的提问敷衍了事，或者听其解释说明后一头雾水或更加糊涂了，等等，出席会议的股东们就能够被以误导投票为由，诉请撤销股东大会决议。

股东在股东大会上行使权力受到限制或干扰。如股东因没有登记而被拒绝出席股东大会，或因没有登记发言而被拒绝等等，都是股东行使权力受到限制或干扰的表现，海外的经验是可诉请法院颁发停止股东大会继续进行的禁令，或者由其挂牌的证券交易所决定是否让其股票停牌（如我国西北地区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某某公司，就因阻止未能事先登记参加会议的股东出席会议而被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停牌，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认为上市公司的行为有妨碍股东行使职权之嫌）。

股东会决议样本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公司合并；信义义务；回购请求权；决议制度

公司合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表现形式， “公司合并，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公司依照公司法所定条件和程序，通过订立合并合同转变为一个公司行为。”[1]公司合并作为改变公司实体进而改变股东命运的重大行为，必然给股东带来最重大的影响，作为公司的出资人、所有者。股东是公司最大的受益人和风险承担者，这就决定了公司合并中对股东利益保护的必要。“公司合并的意义在于有利于减少同行业的竞争对手。有利于扩大经营规模和调整经营范围，从而促进公司的迅速发展及公司的优化组合，公司合并还可以减少成本，增加公司利润。”[2]公司合并的这些益处也使公司合并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经常发生的经济现象，因此保护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利益对于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也具有重要意义。公司合并中股东利益保护的基本制度主要包括：公司合并中董事（及大股东）的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小股东保护制度（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 公司合并的股东决议制度等。国务院法制办已于今年7月5日完成《公司法》草案的起草工作，现在正在征求意见，值此之际，我想就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利益保护制度谈谈一点看法，以期能够抛砖引玉，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司法》。

一、公司合并中董事（及大股东）的信义义务

公司合并，必须由董事会做出（提出）合并计划或合并方案或合并合同（草案）。对此各国公司法几乎无例外地做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6条、第212条，也将拟定公司合并方案作为董事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予以规定。董事在决定公司合并时，同样适用信义义务，即同样要对公司和股东负信义义务，信义义务包括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

1、董事在合并中的注意义务

董事在合并中的注意义务是指董事应当以理智、谨慎的态度有根据地决定是否同意合并协议或合并计划，然后向股东会提出合并建议。在公司合并中，当董事没有做到一个普通谨慎之人在同等情况下的注意程度时，董事应对其过失引起的损害承担责任。董事会对同意合并的判断是否明智、有根据，董事是否履行了注意义务，取决于具体合并案的事实和情况。但是可以从以下方面判断：（1）董事会是否合理了解关于合并，特别是合并价格的相关信息。 （2）董事应当尽可能考虑与可供选择之交易相关的所有因素，对各种可供选择的交易形式进行比较，以对股东会提出合理的建议。（3）董事在同交易相对人进行合并谈判时，应勤勉尽职，争取最有利于公司的合并价格。 （4）在合并谈判或条款起草时，董事有义务诚实公正地做出判断，诚实公正地在股东间分配合并的对价。公司合并中董事的注意义务的判断，适用商业判断原则。在董事未尽合理注意，因重大过失造成公司及股东损失时，应当赔偿承担责任。

2、董事在合并中的忠诚义务

董事在公司合并中的忠诚义务是指董事应当从公司的最大利益出发。决定是否同意合并协议或合并计划，在自己利益和公司利益冲突时。要以公司利益为重，不能将自身利益置于公司利益之上。董事在合并中的忠诚义务，因其合并是否为利益冲突交易而不同。在无利益冲突的合并中，董事缔约合并协议的决定通过商业判断原则而受到保护，即推定合并协议是善意形成，董事会是诚实信用地为公司利益做出合并决议的。股东要对这种合并提出异议，必须证明董事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利益冲突的合并中，董事同公司或股东相冲突的利益、董事缔结合并协议的决定将不受商业原则的保护，而受公正交易原则的调整。法院适用交易完全公正原则对该合并的公正性进行审查，完全公正原则包含两个方面：公正的交易和公正的价格。法院在整体考虑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下判断股东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

3、公司合并中控股股东的信义义务

在公司制度中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享有对公司重大事项的最终决定权。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事务实行资本多数决议原则，即股东依其持有的股份数额享有表决权，股东会决议由多数表决权通过。这种多数股东同意的决议将对全体股东产生拘束力。这就说明，有控制权的多数股东（大股东）在公司中处于优于少数股东（小股东）的实际地位，其行为对小股东的权益产生重大影响。为了防止多数股东利用其优势地位，侵犯小数股东利益，应当强化多数股东对小数股东的责任。控股股东不论是以股东身份行使表决权，还是基于股东资格通过公司执行机关对公司业务执行施加影响，都应当履行注意和忠诚义务，不能侵犯公司及其他小股东的利益。违反这一义务，给小股东造成损害，受侵犯的股东有权对其提起诉讼。

在公司合并中，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核心问题是在利益冲突交易（合并）中。如何履行忠诚义务，在这种利益冲突合并中，有利害关系的多数股东的行为和董事的行为一样不受经营判断原则的保护，而受完全公正交易原则的调整。例如，控股股东在安排合并的支付方式时采用了对不同股东区别对待，控股股东就要证明这种安排是完全公正的。完全公正的举证责任原则上由控股股东承担，控股股东不能证明该合并是完全公正的，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解除合并或相应的补偿。

二、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

1、股份回购请求权的立法例

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是指公司合并中，对合并持有异议的股东有权请求公司以公正价格购回自己所持有的股份。美，日，德等国家的公司法都对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做了规定。特别是美国的《示范公司法》更是设专章对股份回购请求权做了详细规定，并得到了美国各州公司法的积极反应。

在经股东会同意的一般公司合并中，对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范围有两种情况：一种适用于合并各方的股东，其立法出发点是合并给双方公司股东均带来影响，应对双力异议股东赋予平等、充分保护，这种立法以美国，日本等国为代表，这种立法好处在于对股东范围的保护范围较广泛，不利之处在于这样可能会使合并效率的受影响；另一种仅适用于消灭公司的股东，其立法出发点是合并中利益受到影响最大的是消灭公司股东，存续公司所受影响更少得多。这种以德国为代表，这种立法最主要是保护了受影响最大的股东的利益，同时又有利于合并的有效进行。

2、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效力

股份回购请求权成立的条件是，异议股东在股东合并决议大会召开前向公司提出评估回购其股份的请求，并在合并决议大会上行使否决权。股份回购请求权具有排他性，异议股东选择回购作为救济手段后，一般不能再提起合并无效诉讼。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是一种形成权，因此，异议股东提出股份买回请求，只要该请求满足法律要件，即自动成立该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股份买卖合同，公司承诺与否与股份买卖合同的成立没有任何关系。当然，即使股份买卖合同成立，提出购回请求的股东也并不立即丧失股东资格，在向公司提交提出买回请求的股份以换取公司支付的对价之前，该异议股东继续保持股东地位，股份的转移于股价交付时生效。在提出买回请求后，异议股东对其股票仍享有并可行使物上代为权利。但是，自合并生效日开始。要求股份回购权的股东将无权享有对该股份的表决权利生效后公司股利的获取权。

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效力在一定情形、原因下将丧失：股东的回购请求即使具备法定要件而提出，在公司因一定事由终止合并时；股东在法定时期内没有提出回购请求等

3、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在我国的立法与完善

我国现行公司合并的立法中没有关于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规定，“这种法律规定使得合并决议的结果必然由合并各方的全体股东（包括同意股东和反对股东）共同承担，合并各方的股东当然成为合并后存续公司的股东。”[3]这种立法漏洞显然不利于公司合并中对股东特别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我国立法应当借鉴国外的经验，适应我国公司合并实务需要，建立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以保护异议股东的利益，使其既不享受他不同意之合并产生的利益，也不承担他不同意之合并所致的风险，符合公平的原理。

如上所述，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范围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适用于合并各方公司股东，一种是只适于消灭公司的股东，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应采用德国的立法体例，即应当规定股份回购请求权只适于消灭公司的股东，当然，由于我国的一些特殊国情，如公司的多样性，作为例外可以规定特定条件下的存续公司股东的回购请求权。

我国公司的立法应当明确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范围，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条件，对股份回购请求权的程序包括对司法评估程序做出规定，对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效力（包括效力的内容、效力的丧失等） 做出规定，对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的设计，应遵循公平与效率结合、平衡大小股东利益、适度保护小股东利益的原则。

三、公司合并中的股东决议制度

公司合并是剥夺当事公司独立性而将企业结合在一起的最极端的企业结合形态，涉及到公司的生存发展，对公司股东具有直接重大利益关系。因此，公司合并属股东会决议事项，公司合并应实行股东决议制度。对于这种股东决议制度美国、日本、德国、法等国的公司法几乎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我国《公司法》38、39、103、106条规定，公同合并，应当由公司的股东会做出决议，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对公司合并做出决议，必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对公司合并做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也就是说，合并的股东决议制度适用资本多数决议原则，这也是国内外的通例。我国公司法虽然规定了资本多数决议原则，但是对出席股东会的人数未做明确的规定，因此，基于对小股东利益的考虑，有必要在《公司法》中对股东大会股东最低出席比例做出明确规定，“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只有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达到股东总人数的一定比例时才能召开。股东会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一定比例以上通过。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少数大股东操纵股东大会决议的行为，保证股东大会决议充分反映大部分股东的意志，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4]

另外，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合并要由股东会做出特别决议。这里并未区别存续公司和消灭公司。虽然存续公司股东会对合并做出决议，有利于股东利益的保护，但是不加区别地一律适用股东会决议制度也存在问题，比如有些合并存续公司股东利益未发生实质变化，要求股东决议没多大实际意义，并且会使合并程序复杂、成本加大、时间延长。

四、小结

对于以上三项重要制度，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均有欠缺。据悉，我国公司法修改已经在紧张的进行之中，国务院法制办已于今年7月5日完成草案的起草工作，并将征求意见稿下发到有关部门征求意见。为了维护经济秩序，促进对股东合法权益的有力保护，在修订《公司法》时，应当参照两大法系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取精用宏，做出科学严谨的规定，以最终促进我国公司、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书目：

[1]  叶林，中国公司法[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1997.125。

[2]  毛亚敏，公司法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316。

股东会决议样本范文第5篇

关键词：股东大会；空壳化；特殊股东；强化动向

自拉波特等学者将公司治理的研究视野转向法律制度以来，学术界开始对保护中小股东利益问题予以关注。大股东可以通过股东大会监督机制之外的手段向经营者传达意愿，而对于中小股东来说，股东大会则是对经营者最终和最有利的监督机制。

一、日本股东大会监督与运行机制

(一)日本股东大会的监督职能

股东大会是股份有限公司定期或临时召集股东以决定公司基本事项的必要机构，是股东们行使其合法权利的基础，是由全体股东组成的公司最高决议机构(第230条10款至第253条)。根据目前日本商法规定，股东大会具体的监督职能可概括如下：章程变更、合并、交换、转移股权、剥离公司、让渡营业、解散公司等企业变动相关事项；董事、监事、会计监察人员的遴选、解聘；利润分配决定权(对于设置委员会制度的公司而言，只有审阅利润分配报告权而不再有决定权)；董事、监事的薪酬决定权(对于设置委员会制度公司而言，该权力让渡给了薪酬委员会)。如果股东大会能反映大多数股东的意愿，股东提案权、董事、监事的说明责任均清晰明了，那么这样的股东大会就是充实且活跃的，否则即被视为“空壳化”。

(二)日本股东大会的运行机制

股东大会是公司内部治理监督机制的初始环节。股东大会作为委托人选任董事会和监事会，监事会监督董事会。股东大会将经营业务的权限与责任委托给董事会，董事会再把权限和责任委托给经营者，董事会负责监督、执行业务和经营决策。董事会选举董事代表，每个公司中，包括董事长在内2～4个董事被授予代表公司的特殊权利，他们就是董事代表，由董事代表任命业务董事，业务董事再雇佣执行经理，董事、业务董事和执行经理统称为经营者。经营者有向董事会履行说明责任的义务，董事会和监事会有向股东大会履行说明责任的义务。股东大会通过行使决议权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

二、日本股东大会监督机制的缺陷与原因分析

(一)日本股东大会监督机制存在的缺陷

日本股东大会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空壳化”的，其监督机制存在的缺陷表现为如下方面：

1、股东大会流于形式

日本上市公司在股东大会之前常常召开模拟大会，预先设计好问题，并且做好答案。此外，在开会前收回委托书(或者是行使表决权的文件)，预先确保表决所必需的法定人数。在正式股东大会上，没有股东提出质询，对股东大会议长的发言几乎是随声附和：“没有异议”，对股东大会议案几乎都投赞成票，热烈鼓掌一致通过，故股东大会也常被戏称为“鼓掌大会”。

2、股东大会开会时间集中且短暂

尽管日本公司法规定，所有股东均有权对公司经营提出质询，表达不同意见，直至改变公司决定。但是，日本很多公司在特定日期召开股东大会，如1996年占94％的公司(1757家)在6月27日集中开会，实际出席会议的不足总股东的1％(三户等，2006)。其原因在于有的股东常常持有多家公司股份，难以逐一出席股东大会，有的股东认为出席决议也不可能有什么影响，索性缺席或者向公司提交委托书。即使出席会议有的股东也很少发言，一般会议时间很短，最长不过半天，最短仅数分钟。根据日本警察厅1980年对335家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会议时间在10～20分钟之间的占76.2％。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股东大会常常未对议案进行实质性审议就表决通过，根本无法起到作为战略性决策机构的作用。

(二)日本股东大会监督机制不健全的原因分析

多数中小股东只关注股价上涨和派发现金股利，而对企业经营状况本身并不感兴趣。可以说很多中小股东自动放弃了参与公司经营的权限，使股东大会决议事项轻而易举地得以通过。因而，股东大会虚设问题成为一般国家共存的通病。日本股东大会虚设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深入分析其原因，主要有如下3个方面：

1、过于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针对战前日本大股东专横跋扈和胡作非为的情形，日本由过去重视股东利益转为重视员工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治理理念。但是，却出现矫枉过正的局面，即在政府的支持下，经营者自解散财阀时开始，就把排挤股东作用当作首要任务。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过度重视为日后股东大会的“空壳化”和“特殊股东”的恣意妄为埋下了隐患。

2、“经理会”越俎代庖架空了股东大会

对于一般相互持股的A和B两个公司来说，如果A公司董事长在B公司的股东大会上对提案投反对票的话，则B公司董事长也会在A公司的股东大会上投反对票。这样，相互持股公司就会失去相互信任，双方董事长不得不辞职。所以，相互持股公司一般都相互投赞成票。对于相互持股的6大企业集团来说，股东大会均由稳定股东所操纵，其组织形式为“经理会”。“经理会”对公司高级职员任免、制定经营发展战略、筹集发展资金、成立新公司、改组与合并企业等重大事项拥有最终发言权。可见，“经理会”作为一种非正式协调机构替代了股东大会，使股东大会仅仅是一种例行的法定程序而已。

3、“特殊股东”严重干扰了股东大会

考察日本股东大会不能不提及“特殊股东”。“特殊股东”的日文是“总会屋”，是指拥有企业一定数量股票，并拥有提案权的特殊股东，他们专门在股东大会进行捣乱，或者从公司方面领金以阻止股东正常发言。为敲诈目的而在股东大会上进行干扰的称“在野特殊股东”，受雇于公司，为企业利益而对股东大会进行操纵的称“执政特殊股东”。美国和欧洲的股东大会也存在类似于“在野特殊股东”的现象。但是，没有像日本这样将破坏股东大会作为职业的“特殊股东”。其原因在于欧美企业决不给敲诈者送钱。日本企业相互持股对社长的监督、牵制很小，只有在股东大会上，社长才会接受尖锐提问，特别是业绩恶化的时候，接受严厉的责问。有的“特殊股东”自恃所掌握的公司丑闻对公司进行威胁。经营者为顺利召开股东大会，不得不采取向“特殊股东”提供金钱、物品等姑息手段。另外，一些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有意压低股票分红。于是，企业在股东中收买一些人，让他们在股东大会上压制大部分希望多分红的股东，由此出现了“执政特殊股东”。

1975～1981年，日本有5200～6300个“特殊股东”，他们中很多人是暴力集团的成员，1981年企业向“特殊股东”提供的利润竟然高达1000亿日元(平田，1983)。“特殊股东”的存在严重地干扰了日本股东大会。使一般股东的发言受到压制，导致一般中小股东对股东大会失去兴趣。因此，日本股东大会很难起到对经营者的监督和牵制作用。

三、日本完善股东大会监督机制的背景及动向

(一)日本完善股东大会监督机制的背景

日本企业股东大会的“空壳化”受到越来越大的谴责，近年来，要求强化股东大会监督机制

的改革呼声日益高涨，具体表现为如下3个方面：

1、公司丑闻引发民众对股东大会无效率的不满

1990年末泡沫经济崩溃后相继爆发的公司治理丑闻自不待言，进入21世纪，日本公司丑闻事件依旧持续爆发。如2000年的雪印乳品中毒、三菱汽车公司隐瞒产品质量，2002年的东京电力隐瞒原子能发电故障，2004年钟纺株式会社弄虚作假，2005年福知山线脱轨，2006年村上法人内部股票交易等等。这些事件表明，日本公司治理丑闻呈现了一流企业和高层经营者也被卷入其中的新特点，从而遭到日本社会各界一致的强烈谴责与非难，民众开始对股东大会无效率问题兴师问罪，为避免突然发生的公司丑闻引发股价下跌，要求加强股东大会透明度和追究说明责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2、重视股东利益的治理理念要求强化股东大会监督机制

1990年美国新经济的空前繁荣，给一直过分重视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日本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与示范效应，日本学术界和实务界纷纷思考和讨论“公司是谁的”这一问题，开始逐步向重视股东价值、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治理理念转变。为实现这一目标，确保股价上涨，提高股东持股的资产增值，强化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监督机制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3、社会活动型股东敦促股东大会行使职能

1996年日本律师、会计师、税务师等成立了属于社会活动型股东的“股东监察员”，社会活动型股东不只是站在股东立场上，也站在市民立场上，担负起监督企业的社会性责任。他们在股东大会上积极发言，提出质询，如果董事会不能给予圆满答复，质询会发展为股东诉讼。除了行使股东权利之外，社会活动型股东还采取发动市民游行示威等形式，对于企业违法活动进行有组织的揭露、抗议与追究。

(二)日本完善股东大会监督机制的动向

在上述各方面的压力下，为完善股东大会的监督机制，日本于2001年11月修订商法，2003年4月开始正式施行，在如下6个方面完善了股东大会的监督机制：

1、分散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

为使更多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很多企业将召开股东大会的日期提前，也有的企业选择周六或者周日召开，股东大会召开日期集中的比例明显下降。这表明对“特殊股东”的遏制取得了成效，企业开始接受各种各样的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

2、延长股东大会的开会时间

股东活跃的发言、质询和公司耐心地解答，延长了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如2004年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发言的公司占45.5％，对议案提出质询的占27.0％，比十年前(14.2％，8.7％)有大幅度增加(濒田，2005)。每年召开股东大会的平均时间逐渐延长，表明股东大会已被看作是公司和股东们新的交流机会。

3、活跃股东大会的召开形式

在股东大会上，为便于加深股东的理解，在陈述营业报告时借助适当图表、幻灯片等手段，使股东大会成为可视化的股东大会。2004年召开可视化股东大会的公司占47.2％。此外，为鼓励更多股东参与，营造股东与经营者直接对话的种种机会，提供有利于股东做出投资判断的信息，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后，有的公司还召开座谈会、经营报告会、决算说明会、带领参会股东参观工厂，有的公司向参会股东赠送礼品、餐券，还有的公司举办联谊会、宴会、欣赏音乐会等活动项目。这些活动统称“联系投资者活动”，简称“IR活动”，2002年实施了“IR活动”的公司已达1073家(佐久，2004)。

4、简化股东大会的运行方式

为简化股东大会的运行方式，日本允许召集股东大会和行使股东决议权时使用电子邮件(商法第232条第2款、第253条)。为方便个人股东行使决议权，2005年以后允许使用移动电话投票制度。以电子化方式行使决议权的企业迅速增加，由2001年的不足50家增加到2006年的500多家(日本公司治理评价研究会，2006)。此外，只要具有决议权的全体股东同意，可以省略繁琐的召集手续，以书面或电子方式就可以召集股东大会(商法236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8周(过去是提前6周)，股东即能以书面或电子化方式向股东大会提交提案。特别决议法定人数也由要超过发行股票总数的2/3，下降到要占全体股东的1/3以上(商法第343条)。

5、取缔和根除“特殊股东”

为活跃股东大会，在1981年修订的商法中规定，禁止向“特殊股东”无偿提供利润，如有违抗将被处以6个月以下监禁，并交付30万日元以下罚金。该商法出台没有成效，向“特殊股东”提供利润事件更加变本加厉，数额增加，1997年的野村证券及第一劝业银行事件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为此，日本法律加重了对利润行贿罪和利润的惩罚：处以3年以下监禁，并处罚300万日元以下罚金，另外还增设了请求提供利润罪。警察当局也积极配合逮捕和取缔“特殊股东”，企业也决意从这种恶劣做法中摆脱出来，使彻底根除“特殊股东”这一社会毒瘤成为可能。根据警察厅的调查，全国“特殊股东”由1983年的1700人急剧下降到2005年的350人。

四、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日本经过商法修订和采取一系列措施，过去“空壳化”的股东大会正在成为“开放活跃型”的股东大会。日本股东大会监督机制的完善给我国带来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与启示，值得我国借鉴。

1、确立既重视股东利益，又重视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治理理念

近年来，日本机构投资股东和社会活动型股东之所以能在股东大会上发挥积极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改变了过分重视“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治理理念，确立了既重视股东利益，又重视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理念。要想解决我国股东大会虚设问题，借鉴日本的这一经验，确立正确的治理理念是合理和必要的。

2、严厉打击与取缔“特殊股东”

很多情况下，我国股东大会议案基本上体现的是大股东意志，大股东通过所控制的董事会将自己的意志变成事先拟好的股东大会议案，在股东大会上利用多数表决权通过议案，客观上剥夺了中小股东的发言权。我国大股东控制股东大会的恣意妄为虽不同于日本“特殊股东”的操纵，但是，对于大股东出现的利用控制地位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关联交易等不合规之举，仅靠严格规范是远远不够的，这方面我国应该借鉴日本商法、警察厅、企业三方联手加强打击力度的经验。

3、吸引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

我国中小股东忽视自己的股东权利，对股东大会何时召开、会议决议内容、公司经营等不予以关注，而是将全部眼光投向股票转让获利，使股东大会成为少数股东的“碰头会”。对此，日本简化股东大会运行方式和“IR活动”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有利于增强中小股东出席或关注股东大会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