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三百首范文第1篇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多少文人墨客在“青山绿水，娇莺戏蝶”的意境中写下了流传至今的千古名句，或是秋思浩荡，或是春风飞扬，或是明月千古，或是斜阳晚钟，又或许是田园林泉和诗酒流连。

翻开《唐诗宋词三百首》，你应该会听到江南淅沥的雨声，看到碧波上泊着的乌蓬船。青莲居士当时“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豪气，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悲歌，带给我同样的震撼，一个是诗仙侠士，一个是爱国不惜生命的伟人，在历史这条奔流不息的滔滔大河中，他们流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杜甫“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的缠绵俏丽中，我又感受到了诗人把这美如画的情景描写的如此惟妙惟肖，留给我们的是清雅秀丽的余韵。

“宛转峨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但看古来歌舞地，唯有黄昏鸟雀悲”，这几句诗，不正是把那种感叹时光无情的悲凉之感表达的淋漓尽致吗？这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把对时光的不舍与感叹融入了这一个个字中。

从留有浓浓墨香的唐诗宋词中，我们还能读到那浓浓的爱国情怀。它们也许是李后主“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深沉叹息；也许是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激情；又或许是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报国无门的情感。诗人任思想在伏案挥毫中狂舞，任对祖国的满腔热血在纸上挥洒，留与后世的一代又一代爱国儿女久久瞻仰。

宋词三百首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北宋词坛；柳永；柳永热；文化消费

柳永(约987一约1053)，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写词的人。柳永词作自问世以来，即打破隋唐以来词创作萧条沉寂的局面，使得词作从只有王公贵族士大夫欣赏的阳春白雪走向民间，成为当时最受广大底层普通百姓喜闻乐见和欢迎的“流行歌曲”，也因此使得柳永成为北宋时期最受推崇的词坛偶像和最具影响力的词人。我们把北宋词坛这种现象称为“柳永热”现象。笔者不揣鄙陋，拟对“柳永热”现象作分析，并探讨北宋词坛出现“柳永热”的成因及其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的启迪。

关于“柳永热”现象，在相关典籍中均有记载，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柳词受追捧者众多，层次广泛。追捧柳词的有皇帝、宰相、和尚，那些歌妓和普通老百姓就不用说了。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口口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 “宋哲宗宰相韩维也是“柳永迷”。韩维“每酒后好讴柳三变一曲。”邢州开元寺和尚法明更是超级“柳永迷”。他“每饮至大醉，维唱柳词”，“或有召斋者则不赴；有召饮者欣然从。酒酣乃讴柳词数阙而后已。日以为常，如是者十余年。”临终前，唱完柳永“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即“跏趺而逝”。那些妓女对柳词更是喜爱有加，她们为了得到新词，“移宫换羽”，“多以金物资之。”这些“柳永迷”只是文献记载的典型代表，在宋代，像上述超级“粉丝”还有很多很多。

其次，柳词的传播范围很广。柳词在大宋国可谓街知巷闻，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云：“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 (柳词不但在大宋国大江南北广泛传播，而且在西夏、辽、金等地方也非常流行。叶梦得曾说：“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明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之甚广也。”另据僧人文莹《湘山野录》记载：“吴俗岁祀，里巫祀神，但歌‘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他们所歌的正是柳永《满江红》的词句。可见柳词不但流行歌筵酒肆，勾栏瓦子，同样流行于民间社祀。

第三，柳词屡为文人师法。据蔡绦《西清诗话》载：“仁庙嘉佑中，开赏花钓鱼燕，介甫(王安石)以知制诰预末座，帝出诗以示群臣，次第属和，末至介甫其诗云：‘披香殿上流朱辇，太液池边送玉杯’。翌日，都下盛传‘王舍人窃柳词’。王安石是否有意剽窃，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也在师法柳词。而师法柳词，在宋代不只王安石一人。据王灼《碧鸡漫志》载：“沈公述(唐)、李元景(甲)、孔方平(夷)处度(矩)叔侄、晁次膺(端礼)、万俟雅言(咏)皆有佳旬，就中雅言又绝出。然六人者源流从柳氏来，病无韵。”苏轼自以为“自是一家”，但我们翻阅苏轼和柳永词集时，令人惊奇的是两家词竟然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词句或意象。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又名《蝶恋花》)“衣带渐宽无别意，新书报我添憔悴”。(苏轼《蝶恋花》)“江山如画，云涛烟浪翻输范蠡扁舟”。(柳永《双声子》)“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轼《念奴娇》)周邦彦慢词的章法结构，同样是从柳词中脱胎出来的。夏敬观先生早已指出：“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士大夫师法柳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柳词的传播，使“柳永热”变得更“热”。

北宋词坛出现“柳永热”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首先取决于当时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李清照《词论》有云：“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显而易见，柳词之所以“大得声称于世”，首先取决于“五代干戈”已熄，而“本朝，礼乐文武大备”这样的时代背景。

众所周知，我国在唐朝初期出现了封建社会最鼎盛的贞观之治，然而到了晚唐，诚如每一个封建王朝更替一样，后唐近百年期间，藩镇、宦官以及朋党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交织，再加上当时水灾、旱灾、饥荒等灾害，百姓朝不保夕；还有，当时外患不断，政治极度黑暗，经济停滞不前甚至严重倒退，以致“国有九破”和“民有八苦”。由是，农民起义也就不可避免。自此时直至以后的百余年间北宋建朝，整个华夏大地始终处于战乱之中。在这样的社会环境条件下，老百姓连基本的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生存都存在问题，哪里会有闲情逸致欣赏歌舞呢?只是到了赵匡胤建立了北宋王朝，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社会、促进生产的措施，经过多年整肃，才使得北宋王朝出现后唐以来少有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安定的大好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安居乐业，自然产生更高的生活追求，而柳永则正逢其时。

词又为曲子词，本为秦楼楚馆宴前的娱宾遣兴之作。北宋时期，汴京等大城市相继出现空前的繁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就非常形象地描写当时的情况：“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大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

此外，宋太祖鼓励大臣优游享乐：“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年。”于是追逐歌舞，浅斟低唱之风迅速弥漫整个社会。这时候，官僚、士大夫们需要歌舞以佐清欢，广大市民的文化娱乐需要也不断扩大。于是出现酒楼食肆醉舞酣歌、秦楼楚馆竞作新声的局面。北宋时期这种玩世享乐之风，便是柳词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柳词正是在歌舞升平的人文环境中孕育滋长出来的，他创制的词多为筵席间合乐应歌之作。

北宋时期，一些士大夫文人对词存有偏见，以词为淫词艳语而加以鄙弃。他们往往把自己的词集称作“诗余”、“琴趣”、“长短句”、“乐府”、“渔笛谱”等，如黄庭坚和晁端礼把自己的词集分别称作《山谷琴趣外篇》、《闲斋琴趣》。宋人魏泰记录王安石兄弟的一段对话便反映了宋人这一心态：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日：“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日：“彼亦偶然自喜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时，吕惠卿为馆职，亦在坐，遽日：“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这种心态导致士大夫文人“偶尔作词”或“诗词间作”。而柳永坚持自己的文艺创作道路，成为当时唯一的专业填词人。这些士大夫文人绝大多数是贵族词人，他们是贵族文化的代表。只有柳永独树一帜，高举庶族文化的旗帜，成为庶族文化的领军人物。

慢词是当时最流行的歌词，也是当时的市井新声。作慢词数量的多少，就决定了词人在流行音乐市场的地位。柳永是北宋时期慢词数量最多的作家。我们不妨把与柳永(987—1053)同时代词人的词作作比较：张先(990—1078)有词164首，其中慢词17首，晏殊(991—1055)有词137首，其中慢词3首，欧阳修(1007—1072)有词241首，其中慢词13首，而柳永有词213首，其中慢词125首。口永慢词的广泛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局面。词论家吴世昌曾这样评价柳永：“敦煌词和《尊前集》中，已间有慢词。《尊前集》有晚唐钟辐的《卜算子慢》，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表明‘慢’的调名。至柳永《乐章集》，其新腔则大都是慢词，这种进展自然反映了乐曲创作的重点的转移。”柳词之所以深受市民喜爱，其重要原因就是这种慢词的“新”。

其次是取决于柳永天资经历及其创作风格。柳永少时聪颖，谙识音律，擅为歌词。杨口《古今词话》有证：当时有无名氏《眉峰碧》词，柳永少读书时，遂以此词题壁，后误作词章法。一妓向人道之。永日：“某于此亦颇变化多方也。”然遂成“屯田蹊径”。

此外，柳永一生不得志。柳永弱冠之年上京赴考，初试落第，后屡试屡败，落拓京师，及遍游汴京、临安、苏州等繁华都市，期间，柳永的家人因柳永的坏名声而中断柳永的经济供给。柳永为了生计和仕途，与妓女、乐工为友，为他们撰写歌词，赚点润笔费。直至中年更名柳永，方中进士。柳永曾经做过县令、屯田员外郎等小官，但因政绩一般，一直不得升迁。还有，柳词通俗易唱，符合市民的文化消费口味。由于柳永长时间生活在市井中，即使为官后，也体察民情，为民请命。所以，老百姓的生活他最熟识，老百姓的情感他最了解，老百姓的精神追求他最清楚。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在传统的文学范畴内没有一席之地，他们强烈要求有一种通俗的市民文学能适应他们的文化水平需要，反映他们的生活、思想和愿望，迎合他们的世俗情味的审美理想。

他书写的是市民的生活，演唱的是市民的心声。柳词的视野范围铺及社会各个层面，并运用生活化、通俗化的语言来表达市民关注和喜爱的生活情调，柳词的语言往往是“明白而家常。细密而妥溜”。

这样的词，歌妓喜欢唱，听众也听得明白，自然柳词也流行了。可见，生活迫使它只能生活在社会底层，这也就为他了解普通百姓生活和歌妓的生活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因为这样，柳词变得大红大紫也就成为必然!概而言之，时代成就了柳永。柳永又刨造了时代，柳词在传播中产生强烈的社会效应，赢得了千千万万的“柳迷”。

“柳永热”现象的出现，体现了新时期通俗文学与传统高雅文学分庭抗礼，标志着词的发展已经迈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两宋歌坛的文化沙龙上。不少贵族文人想在流行歌坛上争一席之位，亦纷纷开始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将视野投向社会，投向市井生活。北宋时期的苏轼、王安石等文人师承柳永之前已述，南宋的辛弃疾、刘克庄等词人同样深受柳永创作风格的影响，词作表现出关注老百姓的命运，倾听老百姓的心声，反映老百姓的疾苦。如辛弃疾的《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表达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刘克庄《玉楼春》：“男)渴望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体现词人对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的鄙视及强烈的忧国伤时的情感。柳词不但对后世词人产生影响，而且对通俗文学，如诸宫调的产生、剧曲的形成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宋真宗时代，杂剧没有唱词，而柳永之后的宋杂剧就有唱词，之后金院本、南戏继承并发扬之，至元杂剧就达到异常成熟的阶段。而明清时代的主流文学戏曲和小说，都是在宋代通俗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而传统的诗歌，尽管当时流派众多，但无法抢占通俗文学的势头，诗歌最终成为点缀那个时代主流文学的绿叶。

综观北宋词坛的现象，在宋庶文化的大气候的影响下，传统的高雅文学逐渐嬗变为通俗文学，崇尚通俗文学成了当时人们文化消费心理，通俗文学成了上至皇帝下至市井百姓的文化生活需求。高雅文学也因此受到冷落。北宋末年的陈师道对此感到无奈：“(余)词自不减秦七、黄九，而乡妓无欲余之词者。”(附雅词如此被冷落，真是可悲啊!宋人为何不喜爱雅词呢?黄升和沈义父对此作出解释。黄升认为：“刘伯宠，武夷之文士，尤工于乐府，而鲜传于世。下字造语，精深华妙，惟识者能知之。”

宋词三百首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生平资料 词集版本 作品鉴赏

袁去华，南宋词人，与韩元吉、洪迈、张孝祥等同时代词人，《宋史》无传。《全宋词》仅曰：“袁去华字宣卿，奉新人。绍兴十五年（一一四五）进士。善化知县，又知石首县。有袁宣卿词一卷。”[1]故收其词九十八首。考之他书，可补充相关资料。

一、关于袁去华的生平资料

袁去华生卒年尚不可考，只知他为绍兴乙丑进士，其九十八首词中，所提年最晚为《柳梢青》（一《水萦回》），词人在小序中说：“钓台。绍兴甲子赴适南宫登此，今三十三年矣。”绍兴甲子为一一四四年，故此词当作于淳熙三年（一一七六）。又据同治版《奉新县志》所载袁去华《和丰桥记》里提及“淳熙丁酉仲秋”修桥一事，并说“明年七月桥成”，可知淳熙五年（一一七八）他尚健在。又词中有《雨中花》：“百岁今强半”可知，年龄当在五十岁之上。

关于袁去华作品，清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中记载“《适斋类稿》八卷，奉新袁去华定卿撰。（案：《文献通考》作“宣卿。”）绍兴乙丑进士，改官知石首县而卒。善为歌词，尝赋《长沙定王台》，见称于张安国，为书之。”[2]此书卷二十一：“《袁去华词》一卷，豫章袁去华宣卿撰。”[3]《文献通考》卷二四〇《经籍考》中记载与《直斋书录解题》基本一致：“《适斋类稿》八卷，陈氏曰奉新袁去华宣卿撰，绍兴乙丑进士，改官知石首县而卒，善为歌词，曾赋《长沙定王台》见称于张安国，为书之。”[4]又卷二四六《经籍考》七十三：“《袁去华词》一卷。陈氏曰豫章袁去华宣卿撰。”[5]除此之外，清人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一二〇集部也有关于袁去华的详细记载：“袁宣卿词一卷，旧抄本。宋豫章袁去华撰。案袁去华，字宣卿，江西奉新人。绍兴乙丑进士，改官知石首县而卒。善为歌词，尝赋《长沙定王台》见称于张安国，著有《适斋类稿》八卷。《书录解题》著录其词，四库未收，朱竹垞辑《词综》搜罗甚富而云只字未见，则流传之罕可知矣。”[6]由此可知，袁去华著有《适斋类稿》八卷和《宣卿词》一卷，而前者已失传，《全宋词》所收其九十八首词从《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中辑出，而其中有一首《柳梢青》（草底虫吟）互见于张孝祥《于湖集》。

据《奉新县志》载，袁去华在善化任知县时，“岁饥，郡守督赋方急，去华抗言，所治饥馑，当议赈恤，不当征比。守衔之，阴中以事谪醴县丞，迁知石首县卒”。《全宋词》中有其《满庭芳》，题下记：“八月十六日醴陵作”。或当是此时所作。由此，可大约知袁去华任职事迹：他早年曾在善化作知县，随后因抵制苛捐杂税遭人陷害而贬到醴陵县做辅佐官，最后才升至石首县仙人，最终死于任上。

二、关于袁去华词集刊本

袁去华词现今虽只有九十八首，但古代却有其词集刊本。《袁宣卿词一卷》，见《直斋书录解题》，有清初《典雅词十四种》本，今已归国家图书馆藏；清初钞本，归苏州市图书馆藏；清劳权钞《典雅词十种》，国家图书馆藏；清赵典辑《唐宋元三朝名贤小集二十九种》（清乾隆嘉庆间赵氏兴凤阁钞校本），湖南图书馆藏；清钞《宋六家词》本，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蒋氏别下斋钞《宋九家词》本，国家图书馆藏；清钞《宋八家词》本，国家图书馆藏；清十万卷楼钞《宋五家词》本，天津图书馆藏；清刘喜海辑《宋元人词》本，稿本，上海图书馆藏。《宣卿词》一卷，有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家词》本，夹行间有校记，半塘翁跋。其他，《秘阁书目》有《袁去华集》，《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四十有《袁去华词》一卷。饶宗颐在《词集考》中曰：“今传四印斋刊本，从皕宋楼出，殆即《静嘉堂书目》所载汲古影宋《典雅词》十四种之《宣卿词》也。缪艺风有善本书室旧藏《典雅词》，后归北京图书馆。四印斋刊《宣卿词》一卷，九十九首。夹行间有校记。半塘翁跋，引皕宋楼转录《直斋书录解题》语。”[5]

三、袁去华词作品赏析

正如《直斋书录解题》所记，袁去华学问渊博，文笔精健，尤长于词赋。

在《全宋词》所收的九十八首词中，最为出众的是他的爱国词。袁去华处于金人步步入侵，朝廷日渐腐败的南宋，外有金统治者的野蛮政策和残酷掠夺，内有南宋统治集团主和派卖国求荣、苟且偷生的罪恶行径，这些都激起了词人内心的愤慨，也唤起了他立志抵御外辱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这种郁闷复杂的心情与他豪壮的气概融合在了他的词中，使其词带有一种沉郁苍凉的气质。这种气质在他的《水调歌头》（雄跨洞庭野）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雄跨洞庭野，楚望古湘州。何王台殿，危基百尺自西刘。尚想霓旌千骑，依约入云歌吹，屈指几经秋。叹息繁华地，兴废两悠悠。登临处，乔木老，大江流。书生报国无地，空白九分头。一夜寒生关塞，万里云埋陵阙，耿耿恨难休。徙倚双凤里，落日伴人愁。

柴桑高隐，邱壑岁寒姿。北窗下，羲黄上，古人期。俗人疑。束带真难事，赋归去，吾庐好，斜川路，携筇杖，看云飞。六翮冥冥高举，青霄外、矰缴何施。且流行坎止，人世任相违。采菊东篱。正悠然、见南山处，无穷景，与心会，有谁知。琴中趣，杯中物，醉中诗。可忘机。一笑骑鲸去，向千载，赏音稀。嗟倦翼，瞻遗像，是吾师。门外空馀衰柳，摇疏翠、斜日辉辉。遣行人到此，感叹不胜悲。物是人非。

词的上阕，词人登上定万台，遥想当年西汉定王刘发来到此地时，旌旗飘扬，千军万马气势如虹，那豪壮的歌声似乎此诗仍在耳畔。而一转眼，顾看眼前，当年繁华时的靡靡之音早已不再，只能感叹一声“兴废两悠悠”。下阕先写作者眼前之景，高树已枯，大江已去，只有词人自己这样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誓死报国却无地可施展自己的雄心，只能“空白九分头”，一夜之间，金人已攻陷决赛，北宋君王的陵墓都沦陷，对此，词人只能对着落日消遣着自己的愁情。这首词怀古伤今，由过去的繁华之地叹息今日的衰败之寒，而更令作者心寒的是自己空有一颗报国之心，却只能放置一边，任由自己满头黑发在自己的焦虑中一点点变白。此情与岳飞《满江红》中“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有着一呼即应的默契。正是此人真挚的情感才会让同为爱国此人的张孝祥“称之”。

这样的情感不仅仅只在这首词中出现，在《水调歌头·送杨廷秀赴国子博士用廷秀韵》一词中，亦有“看取纶巾羽扇，静扫神州赤县，功业小良平”这样自信满满的壮志雄心；在《水龙吟·次韵呈吕帅张漕》中这种强烈的必胜之心表现的更是强烈：“自武侯蜕迹，羊公缓带，功名事、更谁继……笑谈间、生擒元济。非熊未兆，封留终在，同功异世。刻就丰碑，万山直下，不须沈水。”

总之，袁去华这一系列的爱国词和后来者辛弃疾风格接近，因而有人将其划为辛派词人。蒋克己认为：“虽然《宣卿词》的艺术成就就总体而论不如苏辛，但内容范围比苏辛更为广泛，而接近于幸词。其主要风格也是豪迈奔放。袁去华的豪放爱国词列入辛派词人是受之无愧的。”[8]

其次，在袁去华的词中，有不少数是怀人、抒发感情之作，较有代表性的是《剑器近》：

夜来雨。赖倩得、东风吹住。海棠正妖娆处。且留取。悄庭户。试细听、莺啼燕语。分明共人愁绪。怕春去。佳树。翠阴初转午。重帘未捲，乍睡起、寂寞看风絮。偷弹清泪寄烟波，见江头故人，为言憔悴如许。彩笺无数。去却寒暄，到了浑无定据。断肠落日千山暮。

此作前三句有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之神韵，二人均不叹息海棠被无情的夜风夜雨所蹂躏，而是欣赏一夜春风之后更显妖娆的海棠，也正是这海棠，让词人觉得似乎时光也被它留住而停驻不前了。之后，作者在莺啼燕语之中又感叹自己的愁绪，不仅与前面“且留取”呼应，同时也引出了作者的惜春之情。“转午”即树荫转过正午位置，表示太阳即将西落，这在其他词人的作品中也经常出现，如苏轼和李煜的《虞美人》两者，都用“庭阴转午”。这里，作者“乍睡起、寂寞看风絮”表明了自己孤单的凄凉处境，同时将之前伤春的“愁绪”与接下来的“怀人”联系起来。“偷弹”三句写相思之情极深，词人在另一首《安公子》中亦有“独立东风弹泪眼，寄烟波东去”之句，都是借助东流的江水，请其将自己一片深衷，满怀幽恨，带给伊人。这里面有盼望，亦有作者用笔墨都难以书写的幽怨。末句刻画暮色中的落日和山峦，似乎也和词人一同感伤着，更绝思念之情不能自已。

袁去华词中还有一部分表现了词人不愿为功名利禄所累的思想，可以看出词人对东晋陶渊明的仰慕之情。《归字谣》中，词人就明确表示“陶元亮，千载是吾师”。作者此类思想不独见于某首词中，而是几乎处处可见，现举较有代表的一首《六州歌头·渊明祠》：

这首词一方面感叹“物是人非”、“人世任相违”，表现了作者对宋朝当时昏庸无能的愤慨，而另一方面，在这样的处境下，作者又十分羡慕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安逸生活，也渴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平稳安然地享受到“琴中趣，杯中物，醉中诗”，更希望自己能像《庄子》书中所描写的高人那样“忘机”。从这首词中，一方面看到一个爱国无门的作者，另一方面又有一个无奈与现实生活而想隐居的作者。词人的这种思想屡见于他的其他作品中，如“且就竹深荷静，坐看山高月小”（《水调歌头》）、“念岁月侵寻，闲中最乐，饱外何求”（《木兰花慢》）、“富贵功名，本来无意，何况如今”（《柳梢青》）、“一笑留残照。世间万事蝇头小”（《惜分飞》）。

近人薛砺若在《宋词通论》中对袁词评价颇高：“极豪爽幽畅，为稼轩并时的一位高手。”[9]唐圭璋先生在《宋词三百首笺注》的自序中也提到袁去华的词“浑成”[10]，就是指袁去华词的一气呵成。正是词人内心激昂的情调、作品中广阔的意境以及词人典故的运用，才形成了这种“浑成”的风格。

参考文献：

[1]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5]马端临.文献通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6]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0.

[7]饶宗颐.词集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0.

[8]蒋克己.袁去华词浅析[J].江西社会科学，1989（6）.

宋词三百首范文第4篇

关键词：柳永词思想内容艺术成就

婉约派为中国宋词流派，其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音律婉转和谐，语言圆润清丽，有一种柔婉之美。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有李煜、柳永、晏殊、李清照等。因其四人词风相近，却又各具风韵，自成一家，被后人誉为婉约派“四大旗帜”。

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四旗中号“情长”，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柳永是北宋时代大量制作慢词的第一人，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他通晓音律，熟悉旧调，并善于吸收民间语言，明白晓畅，流传甚广。“凡有井水饮处，既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

柳永词概括为三类：

一是表现男女情爱、离愁别绪。例《雨霖铃》：寒蝉凄切……

这首词为抒写离愁别绪的千古名篇，也是柳永和宋代婉约词派的代表之作。词中，作者将他离开汴京与恋人惜别时的真情实感表达得缠满悱恻、凄婉动人。

二是描写都市生活的繁华。如《望海潮》：东南形胜……归去凤池夸。

此词展现了杭州富庶繁荣、豪华阔大的都市景象。

三是抒写羁旅行役之苦。如《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倚栏杆处，正恁凝愁。

此词抒写羁旅悲秋，思乡怀人之情，表达了强烈的思归情绪。

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词风细腻委婉，题材新颖开阔，善于铺叙和使用俚俗语言，大量制作慢词，对词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第一，柳永对宋词的题材有新的突破。柳永写了许多描写都市风光和歌妓生活的词，他用彩笔一一描绘过当时汴京、洛阳、益州、扬州、会稽、金陵、杭州等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的游乐情景。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望海潮》，词从自然形胜和经济繁华两个角度真实地描绘出杭州的美景和民众的乐事。这是他对词的题材的一大开拓。描写歌妓在柳永的情词中占有极重的分量。除秦楼楚馆的放荡和等传统内容外，歌妓们的温柔多情、善解人意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少年游》）；对她们在生活中的悲喜感情，理想愿望也有真切的表现：“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开市民文学之先声。

第二，柳永对宋词的形式有新的创造。柳永是第一个大量制作慢词的作家，是慢词的真正开创者，并使宋词开始由小令阶段进入慢词时期。诚如宋翔凤在《乐府余议》中所说：“词自南唐以后，但有小令。慢曲当起于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聊，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使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其后东坡、少游、山谷等相继有作，慢词遂盛。”在创体的同时，柳永在创调方面也成就卓著。柳永之前的宋代词人，多沿用唐、五代的词牌，而柳永的慢词则多用新调；即使词牌与唐、五代相同，柳永在字数的多寡、句子的长短等方面常常花样翻新，即所谓的“同调异体”。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宋代八百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个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词至柳永，体制始备。故李清照《词论》云：“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时。”

第三，柳永对宋词的表现手法有新的拓展。他融合曲词和辞赋之长，创造性地将赋体的铺叙笔法移植到慢词的创作之中，将铺排式的叙事和白描式的写景抒情结合起来，从而大大扩展了词叙事、写景和言情的空间，极大地丰富了词的艺术表现手法。如其《雨霖铃》（寒蝉凄切），创造了情景递进的铺叙模式，将叙事、写景、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写景则近景远景相连，虚景实景结合，写情则极尽渲染，层层推进。情随景生，景随情移，情景交融，感人至深。

第四，柳词语言有俗有雅，雅俗兼得。他既善于将有趣的白话加入词中，既浅且尽，构成一种市民文艺特有的俚俗色彩和平民化的表述风格，如《小镇西》“意中有个人，芳颜二八。”又能以其深厚的文学素养使词音律协婉，语言优雅典丽，警句叠出，表现出文人词应有的典雅的品位。如《蝶恋花》：“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词雅不避俗，俗不伤雅，雅俗共赏，为词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

柳永对词的多方面开拓，是对词进一步的解放，使宋词面目一新，为宋词成为有宋一代最有特色的文学样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唐圭璋《唐宋词简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2]《词话丛编》[M]，中华书局，1986年

[3]刘扬忠、张宝坤《名家解读宋词》[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4]欧阳鹤《柳永词的特点及对我们的启示》《中华诗词》[A]，2005年第5期

宋词三百首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语素；语法功能；美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3-0093-01

刘辰翁，字会盟，号须溪，是南宋末期著名的爱国词人，南宋灭亡之后隐居不仕。其生平著作颇丰，有三百五十四首《须溪词》传世。从其整体词风上来讲，刘辰翁主要是继承了南渡词人和辛弃疾的爱国豪放词风，他愤权臣误国，痛宋室倾覆，满腔爱国热忱，时时寄于词中，他的词多侧面地反映了南宋灭亡后遗民词人的心态，是“辛派”词人的重要代表之一。

颜色词语在诗词中的运用古已有之，在我国现存的最早的诗集《诗经》中就已经有颜色词语的运用了，如：“驾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诗经・雅・车攻》）。在这里“赤芾金舄”就是颜色词语。颜色词语在文章中运用的作用，古人早有论述，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第三十一》中讲到“古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刘勰在这里讲的“五色”就是红、黄、蓝、白、黑五种基本颜色。既然颜色词语如此之重要，那么在刘辰翁词作中颜色词语的运用情况又将如何呢？今详细分析如下：

刘辰翁在词作中使用了大量的颜色词语，共涉及颜色词语二百三十五个，计四百六十九次。从颜色分类上看，主要涉及了红色、绿色、黄色、白色、黑色五种颜色，其中黑色使用的最少，只出现了三次，即是：墨梅、黑头、醉墨；此外还有黄鸡、翠袖、绿鬓、白头、白石、红尘等颜色。

首先就颜色词语使用的语素情况来看，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在词句中使用一个颜色语素，如：“杏花红。海棠红。”（《江城子》春兴）这里的两个“红”字，都是单纯的一个语素，且在词句中做谓语。（2）在词句中使用两个语素，颜色语素往往起到修饰的作用，如：“朱颜一去似流水，断桥魂梦参差。”（《夜飞鹊》七夕）这里“朱”修饰“颜”，构成一个词语在词句中做主语。（3）在词句中使用三个语素，颜色语素往往起到修饰的作用，如：“桥边曾弄碧莲花，悄不计、人间今古。”（《鹊桥仙》自寿二寿）这里“碧”修饰“莲花”，构成一个词组在词句中做宾语。

其次是颜色词语在句中充当的语法功能情况，今详细分析如下：（1）颜色词语在词句中做主语的情况，颜色词语在词句中做主语一般出现在词句的句首，如：“白头卧起餐雪”（《忆秦娥》）在这里以“白头”代指人在词句中做主语。“朱颜一去似流水，断桥魂梦参差。”（《夜飞鹊》七夕）在这里以“朱颜”用颜色代指人在词句中做主语。（2）颜色词语在词句中做谓语，如：“怎不当时道是、洛阳红。”（《虞美人》花品）在这里“洛阳”做主语，“红”做做谓语。（3）颜色词语在词句中做宾语，如：“若比杏桃真未识，夺银胎。”（《摊破浣溪沙》）在这句词中“夺”是谓语，“银胎”是做谓语的宾语。（4）颜色词语在词句中做定语，这种情况在词作比较常见，且多为形容词性的颜色词语，如：“金玉满堂不守，菁华岁月空迁。”（《临江仙》坐悟）在这里“金玉”做定语修饰“满堂”，然后再一起做主语。

最后，颜色词语在词句中的运用达到的美学效果。南宋末年朝廷腐败，奸臣贾似道误国，以致国破家亡。宋朝灭亡后，刘辰翁隐居不仕。在词作中，刘辰翁常常感怀时事、追念故国，且不承认元朝的统治，其词作凡是属书甲子的词大多是这类的词作。这样的情感往往借助于颜色词语才得以表达。

如在《柳梢青・春感》中写到：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这是一首情调沉郁苍凉，抒写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的词作，词人用“银花”这一与元宵节有关的景物，来描写元朝统治下临安元宵灯节一片愁苦悲伤的气氛。“银花洒泪”，本是对元宵花灯的客观描写，词人在这里将其进一步主观化、拟人化，赋予花灯以人在洒泪的形象和情感。“银花洒泪”的形象给这座曾经是繁华热闹的城市带来一种哀伤而肃穆的凭吊气氛。“那堪独坐青灯”更是写出了词人在宋亡之后，自己独处在深山之中，只有荧荧如豆的青灯相伴，无线的寂寞悲凉，又“想故国、高台月明”，情调更加凄清沉郁悲凉。词人表达沉郁苍凉的情调，正是借助“银花”“青灯”这样的带有颜色词语的意象得以更加突出。

再如《沁园春・送春》中写到：“江南正是堪怜！但满眼杨花化白毡。看兔葵燕麦，华清宫里；蜂黄蝶粉，凝碧池边。我已无家，君归何里？中路徘徊七宝鞭。风回处，寄一声珍重，两地潸然！”这是一首反映词人亡国之痛，情辞悲苦的作品。“满眼杨花化白毡”是写江南春天虽好，但是已经到了春残花谢的时候了，词人借景物描写来隐喻国已破，家已残。“蜂黄蝶粉”本来是春天常见的景物，但是要是和“凝碧池”联系在一起，就使人联想到宋亡后的那帮降臣，在原来的宋宫里和元朝贵族们喝酒享乐颜的丑态。词人的亡国之痛亦深深地寄寓其中。

总之，刘辰翁在词中使用了大量的颜色词语，这些颜色词语在语素使用上、语法功能上极具特点。这些颜色词语的使用增强了词作的表现力，也使其词作色彩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