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大全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宋琬；经历；词作；美学特质

Abstract：“Words are the voice， cry out against injustice”in a particular period， the country experienced a SongWan families have gone through， Huanhaichenfu， imprisoned after the nightmare of Geku sing their word for it sigh as the word that best reflects the unique person artistic charm， but also can infect most readers， impress the reader's mind， in his words as more than a “hiding something”， which contains a “word”aesthetic qualities of this style itself， the paper will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its twelve .

Key words：SongWan Experience Poem Mean of aesthetic

一、宋琬生平

宋琬（1614―1678），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才名早著而一官累踬。先是在浙江宁绍台道任上有政绩，正拟擢按察使，时值登州于七起义，宋琬族侄狭夙嫌以“与闻逆谋”宋琬，入狱三年。康熙元年又为人诬告，复处困顿。直到康熙十年重起为四川按察使，又遇“三藩”变起，是年冬，宋琬入京述职，时值吴三桂叛乱，成都沦陷，妻子儿女皆在成都。宋琬惊悸，卒于京师。宋琬家属则仰赖当地百姓得以保全。王士祯作《不得宋荔裳妻擎消息》：“宋玉今终古，西川信未通。九原悲马鬓，八口寄蚕丛。想象离绵竹，艰难出大蓬。犹闻材虎乱，未可沂巴东。”

二、宋琬作品

宋琬一生，丰多屯少，所以诗词多凄怆激宕之音。著有《安雅堂集》30卷，词名《二乡亭》。“江村”唱和之时正是他两次颠踬以后流寓吴越之际。

宋琬早岁成名，诗文词的造诣均很高，一生作品众多。诗文而外，宋琬尚有词、剧等作品，也是独具特色，自成一家。现存宋琬作品大致如下：《安雅堂集》1卷、《安雅堂未刻稿》8卷、《入蜀集》（诗）1卷、《入蜀集》（词）1卷、《二乡亭词》3卷、《祭皋陶》（剧本）1卷、《安雅堂表辑》1卷、《安雅堂续表辑》1卷。现存诗集钞稿本数种：《安雅堂诗集》不分卷，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钞本，《安雅堂诗集》十卷，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钞本；《宋荔裳入蜀诗》一卷，王士G批并跋，又傅增湘等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钞本。今人辛鸿义、赵家斌点校的《宋琬全集》由齐鲁书社于2003年出版。

三、宋琬经历

宋琬一生可以概括为出仕和入狱，以及两次流落于江南。记载宋琬经历的传记有很多，如《宋廉访琬墓志铭》（王熙）、《清史稿》（文苑传）的“宋琬传”、《国朝诗人小传》（郑方坤）的“宋琬传”、《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的“宋琬传”等等。宋琬一生中，既有入仕之荣，又有入狱之辱。入仕与入狱，尤其是入狱，深刻地影响到宋琬的人生态度和文学创作。

（一）第一次出仕与第一次入狱（1647―1650）

1646年，宋琬中举人，第二年联中进士。这标志着他正式出仕清朝。中进士当年，他踏入仕途，官是户部江南司主事， 掌管江南省钱粮收支，是正六品。两年之后的顺治七年（1650年），外调监督芜湖钞关，授芜湖抽分。宋琬充分展露了他的精敏和才干，使税收大增。于是上调吏部， 授吏部稽勋司主事。此年冬，狱事发。在《鹊桥仙・长安邸舍初罢稽勋作》词中，透露出他之所以被罢职入狱的蛛丝马迹。词云：

钧天在耳，晨开闾阖，无耐浮云蔽日。嵇康曾答巨源书，道臣也，不堪有七。

玉珂雕马，莫来莫往，尽是平生胶漆。孝标著论一何愚，笑劝百，何曾讽一。

在这首词中，宋琬又以嵇康自居，这一比拟多在他的诗文出现，表明自己“身曲谨下人，文字交游满天下”，但他毕竟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不能不对有些事情有些人有臧否之言，结果就和嵇康一样“亦终不获无咎无誉”。宋琬在狱中经受了种种折磨，但他铁骨铮铮，坚贞不屈，捍卫了尊严，保全了气节。在刑部拷打审讯之余，宋琬读了大量的书籍，“狱中多暇，颇览古人篇什之盛，上自汉氏，下讫三唐。”（《宋琬全集》）当然也创作了大量的诗篇，写狱中的见闻遭遇，感慨平地风波，抒发悲怆怀抱。最后刑部穷治无迹，于顺治九年夏天宋琬被释出狱，这次入狱对于宋琬的性格有着较大的影响。出狱后的宋琬复到吏部任职，两年多的系狱经历使得再次任官吏部的宋琬更加谨慎，恪尽职守。任职期间，他曾和在京城的丁澎、施闰章、陈祚明、严流、张文光、赵子宾等人相唱和，诗酒风流，称颂一时，时人誉为“燕台七子”。此时宋琬的诗名成。

（二）第二次出仕和第二次入狱（1650―1654）

宋琬出狱后赴任分巡陇右道兼兵备佥事，取道河南清丰，路过时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宋琬颇受感动，感其父之清廉恤民，在出任秦州的三年间，很好的继承了其先父这一点。顺治十四年（1657）年春，宋琬奉调京畿工作，职官是直隶永平道。秦州百姓为纪念其在任时的功绩，于城南水月寺建造生词，刻石留像。宋琬在永平（今河北卢龙县）恪尽职守，受到清廷的信任，于顺治十七年（1661）年，升任浙江宁绍道，驻节宁波。顺治十八年（1661年），宋琬因表现卓异，提升为浙江按察使，驻节杭州。按察使又称臬台，主管一省司法。八月，宋琬族侄宋彝秉（又称宋一炳）因与于七之弟于九结怨，被于九殴打，求助于宋琬之兄，未得援助，遂至兵部告发宋琬等人参与于七起义，于七随之起义，因此宋琬及全家被立即逮捕下狱。并于是年冬，全家押送至北京。据此解释，宋琬入狱完全是被诬告的，他与于七没有任何瓜葛。但清朝对谋逆之罪最是敏感，因此宋家此次入狱形势非常凶险，时间整整两年，对宋琬的打击很大。然朝廷终以“查无实证”放宋琬全家出狱。惶恐之余，宋琬作《感皇恩・冤系二年一朝解网感荷天恩歌以代泣时癸卯十一月朔三日也》：

雪窖与冰天，孤臣泣血，鱼钥沉沉隔双阙。修罗劫满，等到乌头如雪。九重消息好，

皋陶曰。幡下驺虞，鸡竿载揭。喜极沾巾转呜咽。妻孥相告，今日鹳鸣于垤。黄粱刚梦醒，炊还热。

“黄粱梦”，又称“邯郸梦”，出自唐沈既济之《枕中记》，据载卢生在邯郸路上旅店中遇道者吕翁，自叹贫困，翁以枕授生，生睡入梦，历数十年荣华富贵。梦醒，主人炊黄粱尚未熟，于是卢生悟出人生如梦，遂弃家从道。这首词充满了“怒怨”之情，这也是宋琬经历人生变落后所作词的主调，惨遭劫难、惊悸之余遂生看破红尘之感跃然词间。

宋琬两次入狱，其中既有命运的偶然性，更与清初特殊的社会风气有关。清廷入主中原之初，对汉族士子防范甚紧。顺治年间，“科场案”、“奏销案”、“通海案”迭起，与清廷的防范心态相对应的是民间自顺治七年掀起的“告讦”的风气。但在清初同时又发生钳制人民思想的策略，一般书呆子要怀着民族的心理，要来抗命新朝，所以就有通海、奏销等案发生。那些无智识的奴仆，只负着发财，那管主人的性命，所以就告讦的事情出来。发生告讦的事情，是在顺治六七年后到康熙初年，在这个时候，社会上成了一个变态的状况。

四、宋琬经历对其词的影响

第一、两年多牢狱之灾后，宋琬心中郁积的愤慨需要通过词来抒写。宋琬的许多诗文如实记录了狱中生活给他带来的影响：《答方丽祖书》说“辛丑（顺治十八年）以来，陷身幽阱，譬如大估扬帆，飘落罗刹鬼国，虽一暑刻亦难堪忍”，记载了狱中生活的痛苦难熬。《寄怀姚经三司理建宁》感叹道“一旦存身在罗网，素交弃我如尘壤”，说入狱后朋友相继离之而去。《晨星叹》中“自从系械两经春，面目薰瘦疑非人”之句更记载了在非人的折磨下，他己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这些狱中所经受的苦楚一点一滴都积压在宋琬胸中，大狱初释之后这些怨气必然要通过一个途径迸发出来。这奠定了其词风“怒”的基调。

第二、宋琬窘迫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无法从容地吟咏在。在宋琬的作品中可发现宋琬出狱后经济的困窘。这种推测在宋琬《安雅堂未刻稿》第468页一471页一系列《粥帖》、《粥画》、《粥砚》、《粥瓤》、《粥炉》、《粥字》的诗歌得到证实。这些诗歌表明宋琬当时惟有靠卖些私藏物品维持生计了，相对窘迫的经济条件反而使宋琬迸发出更为激烈更加动人心弦的情感来，“穷而后工”的理论在他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第三、后期充满变数的人生使宋琬思想上开始推崇孔子的“知命观”，这固然是宋琬受打击之后的消极情绪的反映，却也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他对命运不公的不满。宋琬《董苍水诗序》中说“若夫沉潜好修之士则不然。知夫命之不可强也，放乎山巅水涯之间以自娱，托之诗书弋钓以送日，久而造物者亦若与之相忘焉。岂惟相忘，虽欲摧之、栽之，杀其身而灭其名，不能也”。这表明宋琬表面上的“达观知命、放情山水”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自我保全的姿态，是为了躲避清廷的加害以及掩盖内心深处的悲愤。虽然明知凭一己之力不可能与腐败的官场相抗衡，然而他还是通过词作隐晦的表达着对社会的批判。

五、宋琬词的美学特质

宋琬词风格有着一个渐变的过程，前期他的词风受生活状态的影响是较为“绵丽”的，到后期的“怒怨”词风的形成，前后期风格变化蕴含着一定的美学特质。

正如彭启丰《安雅堂未刻稿序》中所言：“甚矣哉！先生之不幸也！先生早岁登籍，中丁家难，晚遭逆变，燕、秦、越、蜀游历殆遍。士进龄龋，卒未如其志”。逃难、做官、坐大牢、流浪都进入了他的人生，多姿多彩的生活和他的才华完美结合，造就了诸多优美诗文，也造就了他凄枪跌宕的词。清兵入关（1644）前，宋琬处于读书游历阶段。在这期间，他博览群书，热衷功名，虽偶遇挫折，大体上过着舒适悠闲的生活。由于父兄均为明朝官吏，他有着殷实优越的家庭生活，也得以随父兄一起纵观各地风俗民情，结交南北名人才士，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为其以后在文坛的发展作了必要的知识储备和人际储备。在此期间宋琬的词作内容上多承袭花间遗风，描摹女子闺情；修辞手法上喜欢运用新奇的比喻，使传统的题材翻出新意；风格上清丽婉约，把香稚的艳情清新化、淡雅化是他的特色。

如《生查子・暮春将半桃花始开》“春风如画工，粉黛凭深浅。花是女儿家，迟早由他遣”句，先把春风比为画师，又把花儿比作女郎。说春风画出了花朵的美貌，花开时节一过，花儿早晚会凋谢，就如女孩儿家早晚会被嫁出去一样。难怪张稚恭评价此词时说“新意创获百思不及”整首词多婉丽，犹如用画工之笔填词，倩俏了得。

但在清兵入关（1644）之后，宋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开始的避难流浪到后来的清朝新贵；从官场的一帆风顺到后来的身陷图圈；从仅有一女的郁闷惆怅到老来得子的欢天喜地；从久被放逐的困窘到重获重用的惬意等等。在这期间，大起大落的生活也给他的词作带来了新的变化：内容上更多的表现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小人的愤慨；手法上更多的借鉴诗歌艺术，大量的典故运用和“歌行手法”入词使他的词作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豪放气质；风格上怨怒奔放。

宋琬的经历为什么对他的词造成这样大的影响，这里蕴含着无尽的美学本质问题。“词”这个文学体式是非常微妙的，它适宜表达一种幽眇隐曲的、不能够用明显的显意识说明的情思。它本来是写男女爱情的游戏笔墨，但能带给读者丰富联想的可能性。借用叶嘉莹先生的理论，认为可以用现代接受美学解释。它不是显意识的故意安排，像南宋词的比兴寄托是显意识的有心安排，而文本中的潜能往往来自潜意识或隐意识的作用，在词里面，就含有这种潜能，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作用。自《花间》之艳词开始，其内容所叙写之美女与爱情，往往大多是属于歌儿酒女的一流人物。这种内容既不符合中国旧传统文学批评一向重视伦理道德之评量标准，因此在对于艳词之评赏中，遂形成了一种以富于深微幽隐之言外意蕴者为美的评量标准。

宋词大全范文第2篇

【关键词】柳永；柳词；传播；歌唱；别集；选本

柳永是两宋著名词人之一。他善于填词而且精通音乐，工于音律，走歌妓乐工合作的道路，在两宋文坛上影响甚大，他不仅留下了213首词作，并在两宋近1500位词人中创作数量排名第15位〔1〕。他的词在当时和后代都广泛流传：从教坊妓院到市井巷陌，从井水之处到宫廷禁中，从中原地域到边疆境外，都能听到柳词不绝于耳的传唱，影响极为深远。柳永词的词史地位虽在历代遭到不同程度的非议，但实际上其词在后代人那里又被不断的学习和模仿。本文拟从歌妓的歌唱传播和柳永词集的编刻及历代选本选录柳词情况的考察，试分析探讨柳永词的艺术成就和词史地位。

一、宋代歌妓的演唱传播

从晚唐五代以来，词的主要功能是在宴乐场合供给伶工歌女歌唱。五代词的两个创作中心，分别在西蜀和南唐的宫廷，就是由于这种文体最适合于追求享乐的小朝廷君臣的缘故。〔2〕入宋以后，城市经济的繁荣更加有利于词的发展。宋开国后逐渐在都市中取消了“坊”和“市”的界限，不禁夜市，为商业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便利，《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都对当时的汴京、临安城中商旅云集，百业兴盛及朝歌暮舞，弦管填溢的繁华情景有过生动详细的记载。由于经济的繁荣，各种娱乐场所和设施更加完备，歌楼妓院也随处可见，散落于青楼妓馆的市井歌妓更是数不胜数。宋初政府采取崇文抑武，优渥文士的政策，优待政府官员，鼓励王孙、官员多置歌儿舞女，尽情享乐，许多士大夫官员蓄家妓，朝廷及地方州府也有官妓。宋代重要的商业都市中，凡歌楼、酒馆、平康巷陌和瓦肆都是私妓聚集和活动的地方。其中的东京（开封）和南宋的临安（汴京）更是如此。东京城内的妓馆遍地都是。《东京梦华录》卷二的“酒楼”条对此有过这样的记载：

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淡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槛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

伴随都市的繁华，娱乐场所的兴盛而衍生的私妓多居于酒店、歌楼、瓦肆，她们散落在民间，不像家妓和官妓那样有较优厚的待遇，她们主要靠自己的声色技艺挣钱维持生活，因而逐利营生是她们的主要目的。活跃于市井民间寄身于歌楼舞榭的歌妓们为了更好地生存，除了要有美丽的容貌和高超的技艺外，还要有好的歌词来供她们歌唱，这就需要有一个既懂音乐又擅作词的词作家为她们作词，柳永常混迹于其中又写得一手好词，自然是她们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柳永的作品中也提到过创作新词和歌妓索要新词的事，如《玉蝴蝶》（误入平康小巷）“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尾犯》“甚时向，幽闺深处，按新词，流霞更酌。”《西江月》“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挼。”私妓的行动要比那些家妓和官妓自由的多，她们能歌善舞，技艺不凡，经常出入一些公共场合，她们的活动也使“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弄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东京梦华录序》）因而也就成了宋代大众艺术活动的一部分，尤其是当一些文人士大夫流连这些酒店茶坊的时候，这些歌妓的活动也就具有了一层文化意义，她们既为文人士大夫的词曲创作提供素材，也为词曲的传播创造了理想的环境。

宋代文人与歌妓的交往比较密切，歌妓是宋词繁荣和传播的一个重要媒介。今人杨海明在《唐宋词美学》中说：“词在小舞台（酒宴歌席）上的伴着歌妓的‘出场'，实即枕奠着一个更大范围的社会舞台，且又挟带着前所未见的歌围舞阵的浩大声势。”〔3〕歌妓唱词沟通着下层社会与上层贵族的生活。柳永善自创新调，这有赖于他的音乐天分，在他之前的词人们没有哪一个像他那样精于音乐。根据《全宋词》和《全宋词补辑》记载，柳永212首词用调135种，张先165首词95调，宴殊139首词38调，欧阳修212首词52调，苏轼351首词76调，〔4〕在用调方面，唐宋词人无出其右。柳词往往呈现出一调多体的特点，为歌妓的演唱提供了宽松的艺术空间，拓展了柳词的传播范围。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柳永“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可见柳永是以他的音乐才能和歌词艺术赢得歌妓们的喜爱的。柳永词又多以艳歌柔曲为主，适于歌妓的演唱。他一生矢志不平，沉沦下僚，他与歌妓的密切交往，除了音乐与文学上的关联外，更多了一层生世遭遇与情感孤独的相互沟通。柳永的词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产生，歌妓往往是其第一读者，其词的传播也首先开始于歌妓们的演唱。

宋杨湜《古今词话》载：“柳耆卿与孙何为布衣交。孙知杭州，门禁甚严，耆卿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词，往谒名妓楚楚曰：‘欲见孙相，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借朱唇歌于孙相之前。若谁为此词，但说柳七。'中秋府会，楚楚婉转歌之，孙即日迎耆卿欲坐。”关于此事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有这样的记载：“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曰……此词流播，金主亮闻之，欣然有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虽有些夸张，但确说明柳词传播之广。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载：“耆卿一日经丰乐楼前……及柳登楼，师师责之曰：‘数日何往，略不过奴行？君之费用，吾家资君所需。妾之卧房，困君磬矣！岂意今日，得见君面，不成恶人情去，且为一填词去'柳曰‘往事休论'师师乃置酒，具花笺，供笔毕。……”“柳陌花衢，歌姬舞妓，凡吟咏歌唱，莫不以柳七官人为美谈”，此著所记虽多属传闻，但确实反映了书会才人与民间私妓的交往。

史书和词话中有柳永与歌妓交往的记载，他的词作中也多涉及“画堂歌馆”、“笑筵歌席”、“尊前月下”一类环境的描写以及“瑶卿”、“秀香”、“英英”一类的人物形象，表明柳永有过很多流连歌楼妓馆的生活体验，以及她与歌妓的密切交往。宋杨湜《古今词话》载：“柳永尝在江淮倦一官妓，临别，以杜门为期。既来京师日久未还，妓有异图，耆卿闻之怏怏。会朱儒林往江淮，柳因作《击梧桐》以寄之曰：香靥深深，孜孜媚媚……。”“妓得此词”后，“遂终身从耆卿焉”。他的作品多次提及妓女之事，如《木兰花慢》（古繁华茂院）“赢得兰堂酝酒，画船携妓欢游。”《玉蝴蝶》“雅俗熙熙，下车成宴尽春台。好雍容、东山妓女，堪笑傲、北海尊垒。”《笛家弄》（花发西园）“是处王孙，几多游妓，往往携纤手。”《小镇西犯》（水乡初禁烟火）“野桥新市里，花浓妓好。引游人、竞来喧笑。”把柳永与歌妓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则是柳永在创制新声和填写新词方面的杰出才能。柳永有着文学与音乐的双重才能，因而其词作品的流行不仅有文学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它插上了音乐的翅膀，配以市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词乐舞结合的形式，使市民大众在鲜活的歌舞表演中愉快地接受。

在柳永的“约212首词作品中情词有149首，占全部词作的70%”〔5〕，大部分是他与歌妓们来往、恋爱的记录，有些还写了歌妓的名字，如秀香、英英、瑶卿、心娘、虫娘、酥娘、佳娘等才艺貌俱佳的美妓。这些歌妓多有“莺舌珠喉”、“杏脸花貌”、“明眸娇波”、“柳腰莲步”、“巧笑媚靥”、“歌扇舞群”的色貌，为柳永词歌舞乐结合的传播形式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宋元以来的笔记、话本、杂剧、小说也多记载柳永与歌妓的交往情事。如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杂剧《钱大尹智宠谢天香》、《风流冢》、《变柳七》等。《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记载：“宰相吕夷简六十诞辰，差堂吏传命正在徐东东家积翠楼戏耍的柳永填写新歌上寿，柳即写下了《千秋岁》……”此虽系小说家言，但原诸史实，或不为妄谈，在这些本事或故事的背后，应该有着柳永与歌妓交往的某些事实存在。这些杂史笔记的记载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歌妓对柳永词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柳永词的传播呈现出这样一种范式：歌词歌妓听众。这是一个动态的传播范式，词走向广大的听众，歌妓在其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媒介作用。歌妓的演唱使柳永词达到了与诗、歌、乐、舞相结合的艺术境界。燕南芝庵在《唱论》“凡唱所忌”一条中说：“男不唱艳词，女不唱雄曲”，柳永词多是柔艳之曲，正适合于“十七八的女孩儿”演唱。其词倚靠着声色俱佳的歌妓的歌唱而鲜活生动地流行于当时，歌妓对柳永词的演唱，使得柳永词以一种文学、音乐与歌舞的艺术整合方式，即歌词＋音乐＋美女＋舞蹈的鲜活形式进行着动态的传播，在歌楼舞榭、勾栏瓦肆、街区小巷、尊前月下等休闲娱乐的场所和环境中，极大地扩大和丰富了柳永词的传播范围。歌妓集欣赏者与传播者于一体，以缓歌慢舞的方式活化了柳永词的存在形式，使观赏者能以一种立体的艺术方式进行审美接受。

柳词因歌妓的传唱而流行久远，许多歌妓因能唱得柳永词而身价倍增。《醉翁谈录》丙集卷二中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洪迈《夷坚乙志》卷十九载：“唐州倡马望儿者，以能歌柳耆卿词著名籍中。”柳永词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充溢于各个角落，甚至传至异邦。北宋释文莹《湘山野录》载：“范文正公谪睦州，过严陵祠下。会吴俗岁祀，里巫祀神，但歌（柳永）《满江红》，有‘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柳词不但流行于歌筵舞榭，勾栏瓦肆，还流行于民间社祀。清黄氏《蓼园词评·评过涧歇》载：“耆卿好为词曲，未第时，已传播四方，西夏归朝官且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其重于时如此。”

歌妓的演唱还出现在富户宴席、官府公筵、或朝廷御宴，柳永词便借歌妓之口自然地传入了宫廷禁中，上层社会如皇帝、文臣也喜读柳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后山诗话》云“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张耒《明道杂志》载：“韩少师持国，每酒后好讴柳三变一曲。”

柳永死后，歌妓对其词依然传唱不衰。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八载：“王彦昭‘好令人歌柳三变乐府新声'又尝作乐语……皆柳词中语。”黄裳晚年，身逢北宋灭亡前后的衰世、乱世，约作于此时的《书后》说：“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佑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无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所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柳永词通过歌妓的歌唱传入市井民间，使柳永词拥有了更广泛的接受群体，如王灼《碧鸡漫志》虽讥评柳词“浅近卑俗”“声态可憎”，但所言“世多爱赏该洽”“不知书者尤喜道之”。徐度《却扫编》卷下云：“流俗之人尤喜道之”。黄升在《唐宋诸贤绝妙好词选》中云：“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词曲类》言柳永词：“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刘克庄说：“相君未识陈三面，儿女多知柳三变。”可见柳词传播的几乎家喻户晓。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载：柳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每春月上冢，谓之‘吊柳七'。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载：耆卿风流俊迈，闻于一时。既死，葬于枣阳县花山。远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载酒肴于耆顷墓侧，谓之‘吊柳会'。两说中关于柳永的葬地问题虽不一致，但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人们对柳永及其词作依然念念不忘。

二、《乐章集》的编刻传播

词是音乐文学，它既具有文学的特征，又有音乐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词的传播不仅可以通过歌妓们“传之歌喉，播之管弦”进行动态的传播，也同样可以像诗文那样以刻本和抄本为媒介进行静态传播。到了宋代，由于印刷业发达，各地官府、书院都刻印书籍，民间刊刻的坊本尤多。因而出现了许多词籍版本。北宋已有总集、别集之刻，如《花间集》、《尊前集》、《乐章集》等，但多数词集刻于南宋。它们之中，无论是总集还是别集，都为词的流传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柳词是当行本色的音乐文学，歌唱传播是它流行久远的重要途径，因此柳词借助于歌妓的歌唱传播风行于一时，《乐章集》在不同朝代的大量编刻是柳词以文本的形式广泛传播的另一种方式。

别集的编辑既是衡量一个作家创作成就的指标之一，也是在传媒手段不够发达的的时代作家作品得以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柳永不仅有自己词专集的编辑刻印，而且在历代有多种版本流行和传世。王兆鹏在《唐宋词史论》一书的《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一章中统计，柳永以现存14种词集版本的数量而名列两宋词集版本排行榜的第14位。

《乐章集》的编刻始于宋代，但宋代是一个尚雅的时代，尤其南宋，所以《乐章集》在宋代刊刻不多，宋史不为柳永其人立传，也不收录其《乐章集》，可能是因为其词不符合编撰者雅的审美要求。据笔者考查，宋代柳永词集大约有以下几种： 表1　宋代柳永词集版本一览表

名称 所据文献 备注 《乐章集》九卷 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 四库全书本

丛书集成初编 《柳公乐章》五本 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 注曰：今世行本俱不全，此宋版特全，故可宝也。 《柳三变乐章集》一卷 《百家词》本 嘉定长沙刘氏书坊刊行〔6〕

表1共列三种宋代编刻的柳永词集版本，虽有的已经散失不传，但大部分还能见诸宋代文献著录，应该是可信的。这几个版本都没有记录具体的柳词内容，因而，还不能确定存词数量。需要说明的是，《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载《乐章集》九卷，而《四库全书总目·乐章集提要》却有这样一段阐述：“载《乐章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柳永撰，永初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其《乐章集》三卷，今止一卷，盖毛晋刊本所合并，宋人之始于今者唯此集最为残缺……”两者矛盾，笔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所言有误，因为《四库全书》本身和《丛书集成初编》所载的《直斋书录解题》，俱载《乐章集》九卷。

柳永作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词作家，其词在宋代的编刻，远远不止表中所列三种。宋代民间刻书尤多，柳永词集在民间书坊编刻应该也很多，可能因为宋人尚雅，柳永本人又被鄙之“有才无行”，又加上南宋民族危机深重，所以，柳永词集被完整保存下来的很少。

柳永词集在元、明、清各代皆有多种版本在继续传播。据笔者的统计，元、明、清各代及近代编刻流行的可确考的柳永词集较多。现列表如下：

表2　元、明清及近代柳永主要词集版本一览表〔7〕

名称 朝代 存词 所据文献 备注 《乐章集》九卷 元 有书目无词 《结一庐书目》 今不传 《柳三变乐章集》

九卷 未祥

何代 有书目无词 清朱元勤

《世善堂藏书目录》 今不传 《乐章集》一卷 明 192 毛晋《宋六十名词》

毛扆补校本 注曰：柳词宋本今已不经见，此本为较早 《乐章词》一卷 清 206 《吴氏石莲庵刻山左人词》 《山左人词》收《乐章集》一卷，缪荃孙校，光绪廿七年刻于金陵 《乐章集》一卷 清 201 《四库全书》本 《乐章集》三卷

续添曲子一卷 清 207 《续修四库全书》本 据北京图书馆藏清劳权抄本影印 《乐章集》三卷

续添曲子一卷 清

207

《彊村丛书》本

因劳权抄校本，略加订正

全宋词·柳永词

近

213

唐圭璋《全宋词》

用《强村丛书》本校补，附录各本误收词17首

《乐章集校注》

今

216

薛瑞生校注

中华书局1994 年初版，1997 年修订重印。另从《全宋词》收存目词17阕、互见词3阕

表2所列元、明、清至近代今代各种柳永词集版本共9种，从录词数量上看有190余首和200余首两个系统，从词集名称上看都是以“乐章”命名，显示了柳词的音乐特色。200余首的版本皆是在190余首的基础上逐渐增添的。表2所列版本大致以毛晋本最为可靠，因“柳词宋本今已不经见，此本为较早”。所以明清以来的柳永词集大多是在毛晋本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或增删，或校跋，或补遗，或考订，尤其是在辑佚、考证、校勘等方面成果最为突出，不仅使柳永的词作数量逐渐增多、作品的真实性大大加强，而且这些经过整理的柳永词集的编刻和出版，为柳永词的广泛传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使柳词的创作成就得到了更为整体而完备的呈现。

清代至今的版本也有着后先的承继关系。吴氏石莲庵刻《山左人词》本，收《乐章集》一卷，重刻时附缪荃孙校记一卷，曹远忠校记一卷，逸词一卷（收词十首），该本以毛本为底本，校记依宋本分上中下三卷，并于校记前列宋本目录，缪、曹二人参校诸书，今已不经见，所以，此书校记非常珍贵，为后来的彊村丛书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彊村丛书》本，以毛斧季含经堂宋本及周氏、孙氏两钞本校《乐章集》三卷，以劳巽师卿传钞本为底本，以清常道人赵元度校焦弱侯本，吴氏石莲庵刻《山左人词》本及缪、曹二校参校，收词206首，后附朱氏校记及跋，为较为完善之版本。晚出的《全宋词》本《乐章集》依朱祖谋本，收词213首。《乐章集校注》也以朱本为底本，收词216首，可见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承继关系，这种后先继承，使柳词的数量和真实性都大大增强。柳词宋本今已不经见，今易经见者主要有毛本、吴本、朱本和《全宋词》本四种。吴本列宋本目录于前，今人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在凡例中列宋本目录于书之尾，宋本分上中下三卷，并有钞本续添曲子一卷。收词201首。《续修四库全书》本和彊村丛书本俱作《乐章集》三卷，续添曲子一卷，，《乐章集》宋本无传，现今存世的还是以此本校为完善。

柳词版本，还远远不止表中所列这些。明清两代《乐章集》的编刻非常盛行。如明代《文渊阁书目》、《秘阁书目》、《晁氏宝文堂书目》、《绿竹堂书目》俱载《柳公乐章》，与《赵定宇书目》、《四明天一阁书目》著录的《柳屯田乐章》均作一本，但无卷数，故未祥何本。明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明紫芝漫抄《宋元名家词》本，清《也是园书目》，作《乐章集》三卷。明抄《宋二十家词》本，明东壁楼抄本（今藏南京图书馆）、清宣统元年（1909）吴氏双照楼抄本（藏国家图书馆），作《柳屯田乐章集》三卷。知圣道斋原藏明抄《南词》本，作《屯田乐章词》三卷（今存日本），艺风堂藏罗榘校梅禺金藏本作《柳屯田乐府》三卷，《孝慈堂书目》，明赵琦美校跋明抄本（藏国家图书馆），清筠轩女史过录赵琦美校跋清抄本（藏上海图书馆），作《乐章集》三卷，鉴止水斋藏抄本明抄本《宋六十家词》作《乐章词》二卷（藏南京图书馆）。清同治十一年（1872）唐仁寿校抄张文虎校订本（藏国家图书馆），《佳趣堂书目》等俱作《乐章集》一卷。《带经堂书目》著录本为赵清常手校《柳耆卿词》一卷。〔8〕从这些私人所藏书目和不同朝代的柳词版本来看，柳词的传播非常广泛，尤其是明清两代。柳词版本系统在明代较为复杂，明代是词学中衰的时期，翻刻、增补与评点唐宋词的总集、选集，却愈益风行。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经济发展迅速，笙歌享乐思想又重新抬头，柳永词的绮艳香泽之态得到了世人的重视，因此柳词在明代较为盛行。

三、历代选本的编选传播

萧鹏在《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的“绪论”中说：“词选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南宋以前，它主要作为唱本为社会所消费。南宋以后，逐渐转为读本被社会消费。……词选是一种特殊的舆论形式，在保存历史的同时，它还执行淘汰的任务。词选适应某种时代审美潮流和社会需要而产生，操选政者事实上扮演了社会舆论化身的角色。……词选还是一种创作。任何词选都或多或少带有编选者的主观成分，具有自己的个性。”〔9〕这段关于词选的论说，说明了词集选本对于反映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和作家作品传播情况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柳永其人及其词尽管在历代遭到不同程度的非议，但历代的词集选本选录其词依然较多，这些词集选本其实都默默地承认柳词在词史上有着不可抹杀的地位。

今存的宋词版本中，除《绝妙好词》主要选录南宋中后期词作，其他几种词选都选录了柳永的词作。现列表如下：

表3　宋代主要词选选录柳永词一览表

词选名称 编撰者 录词 所据版本 备注 梅苑10卷 黄大舆 2 《四库全书》本 唐宋诸贤绝妙好词选10卷 黄升 11 《四部丛刊初编》本 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余2卷 题何士信辑 15 《四印斋所刻词》本 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唐诗余

前集2卷后集2卷 题何士信辑 14 《续修四库全书》本 其中的 《诉衷情近》（景阑画永）注“前人”， 《大圣乐》（千朵奇峰半轩微雨）注“新添”，《庆春宫》（云接平岗）注“新添、前人” 阳春白雪8卷外集1卷 赵闻礼 2 《续修四库全书》本

《梅苑》专收唐宋以来咏梅词凡400余首，其中收柳永词共2首，即《江梅引》（年年江上见寒梅）、《瑞鹧鸪》（天将奇艳与寒梅）。这两首词只有《瑞鹧鸪》（天将奇艳与寒梅）可确考为柳永的词，《江梅引》（年年江上见寒梅）在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和《全宋词·柳永词》所列的存目词均为《江城引》（年年江上探寒梅），出处均来自《梅苑》卷一或全芳备祖卷一“梅花门”。在《唐宋诸贤绝妙好词》中署名为王观的词，可能因为柳永词散失较多，古人也无法确考。《梅苑序》称：“诗人之意，托物取兴，屈原制骚盛列芳草，今之所记，盖同一揆。”将咏梅词同屈原咏芳草并举，表明了词选家的高雅倾向，这与北宋后期尚雅的社会审美风气有关。不管《梅苑》中所载几首署名为柳永的词是否完全确实，但也从另一侧面表明了作者对柳永的选择和重视。《阳春白雪》和《乐府雅词》等明确表明“雅”的倾向的词集一样，从名称上和“下里巴人”划清了界线，《阳春白雪》共收录柳永词2首，即《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和《望海潮》（东南形胜）。宋赵令畴《侯鯖录》载：东坡云：“世言柳耆卿词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高度赞赏柳词雅之处。《望海潮》一词，曲尽形容地描写了杭州的繁华美景，曾引起金主完颜亮的投鞭渡江之志。尽管与其他词作家相比《阳春白雪》收录柳词较少，但也说明赵闻礼在选词的时候并未完全否定柳词雅的一面。《花庵词选》共录唐宋词人223家凡1285首之多，人均入选5.7首，其中选录柳永词11首，达人均入选篇数的近两倍。通过考察以上这些以“雅词”相标榜的宋代文人词选选录柳永词的情况，可以看出，柳永的词虽被许多人讥讽为“卑俗”，但也有很多词写的很雅，符合“雅正”之旨而受到尚雅的宋人的青睐，同时这几部宋代词选对推动柳永词在宋代社会尤其是文人阶层中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明洪武遵正堂刻本，题“何士信”编选的《草堂诗余》，原本是出自南宋坊间的一部通选唐宋词而以宋词为主的选本，大致是一部以应歌为主而带有普及性的选本，因而在南宋以来极为流行，后经文人多次修订或改编，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草堂”版本系列。该集选录柳永词18首。

宋词大全范文第3篇

摘要：宋词以集清丽美与俗艳美于一身的独特形态而成为一代之文学，其城市化、商业化倾向比以往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更为明显，而宋词与江南文化的渊源也是前所未有的。本文探讨了宋人体现的江南气质和宋词呈现的江南风光。

关键词：宋词；江南；宋人

作者简介：谢慧明（1965―），女， 广西梧州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2-0187-02

一、宋人体现的江南气质

唐宋之际，随着经济的发展，江南对于朝廷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至北宋，已形成“两浙之富，国之所恃”(苏轼《进单楞吴中水利书状》)的局面，江南遂成为国家财富之中心。经济的迅速发展繁荣了手工业与商业，进而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当时的临安城先后聚集了李清照、朱烹、尤裹、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陈起等一批南宋著名文人。其时临安的雕版印刷技术名冠全国，杭版书籍为现存宋版书中之精品。

宋词大全范文第4篇

南京师范大学常国武教授首先介绍了《宋代文学史》编撰的过程，并以“平”作为该书的总体评价。所谓“平”，即平稳、平实。具体地说，该书篇幅大，资料丰富，撰稿人多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他们对自己所论述的作家有深入的研究，不仅能够提供可信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能够提供新的材料、新的观点和新的发现。特别是该书在作家论的基础上增加总论，力求准确描绘出宋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在文学史的编写体例上有所创新。当然，由于撰稿人多是年龄较大的老辈学者，未能摆脱传统的文学史撰写的模式；另外，总论的撰写没有经过集体讨论，既不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不能统帅其他章节，虽然与具体各章节没有太大的矛盾，但确有不能衔接的部分。

与会专家认为：这部《宋代文学史》是目前最全面、最细致、最系统的断代的宋代文学史，其材料比较丰富翔实，叙述比较准确充分，评价作家作品比较科学全面，总结性地探讨了宋代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具体地说，其成就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该书充分吸收了近20年来有关宋代文学研究的成果，纠正了以往文学史著作的一些失误。如对西昆体时代的定位，柳开、王禹偁、九僧时代的先后，书中得到了正确的反映；岳飞《满江红》、李清照词论的真伪，在注释中详细给予说明；柳永、晏几道、张元干、姜夔等生年及生平事迹的考订成果都能及时吸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与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过去政治一元化的标准，而注重实事求是，注重艺术审美价值的评判。如有关欧阳修的评价，纠正了过去视之为保守派的错误看法，肯定欧阳修本人是充满改革精神的，评价相当客观。此书对近20年宋代文学史研究的成果作了全面的吸收和整理，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翔实的资料。

第二，此书研究、涉及的作家较以前任何一部宋代文学史或文学通史都要多，比较有特色的作家都有所反映，诸如宋初诗人惠崇、北宋中叶的司马光、南宋初汪藻、王庭珪、邓肃、朱弁、洪皓、曹勋以及江西诗派的韩驹、徐俯、潘大临、三洪、二谢、夏倪、晁冲之等人的文学成就，以前的文学史未曾提及，此书给以评述，拓宽了宋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对于一些著名作家，以前的文学史往往只评述其某一方面的成就，许多问题没有展开讨论，此书的论述比较全面，平实中见新意。如苏舜钦、杨万里、范成大的词、秦观、周邦彦、辛弃疾的诗文，此书作了全面的论述。特别是此书几位主编、副主编功力深厚，义理、辞章、考据无不当行本色，对作家作品的分析精辟，概括准确，发现了许多有价值、有特色的东西。对作家的艺术个性及其对文学史的独特贡献，发掘较深。如苏舜钦的词，虽然只有一首《水调歌头》，其豪健放旷的风格开苏辛一派之先声，以前从未有人论及，此书是别具只眼。另外，如上册第五章中论柳永词“体段的配置模式”（第95页）、第六章中论晏殊在庆历新政中所起的作用（第110页）、第十六章中论晏几道词的艺术特色、第十八章中论贺铸词的艺术特色、第十四章论苏轼散文三个方面的发展（第257页），下册第六章对诚斋体的论述，撰稿者选取许多未曾经人提及的小诗，充分展现了杨万里诗歌的特色，这些论述，都富有新意和创见。

第三，资料丰富。全书将近80万字，字数超过程千帆、吴新雷合著的《两宋文学史》近一倍。每个作家名下介绍著作、版本、现存作品数量，有助于初学者。在写作体例上，加大了注释的份量。该书介绍作家的生卒年、籍贯、以及生平中的若干重要关节时，往往是慎重地采取一说，对其他说法在注释中予以介绍，说明自己的看法，这样就更有利于问题的深入研究。凡有疑难问题，利用注释详加讨论，其言必有据，全部采用第一手资料，翔实可信；同时，对前人成果广泛吸收，一一注明出处，不掠人之美，力求详尽、全面，提供丰富的研究材料，为阅读、研究提供了一些基础。

第四，此书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模式，调整了文学史编撰的思路，对文体本身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较以前的文学史著作更为新警、细密。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多参考明、清人的评述，只注意从作家的仕宦生活以及与政治的联系来评价作家作品，没有去从宋人对文本的认识来评价作家，此书从原有文本出发，注重原始资料，注意作家的生活背景。通过对史料的溯源和考辨，尽管我们无法还原到文学史的原始状态，但如果能够还原到当时的评论的话，也会有新的发现，将我们的研究深入一步。如上册第七章注意到欧阳修的生活观念与宋代社会生活背景的关系，从笔记小说中挖掘新的材料，多方位地来评价作家，给人较多的启示。又如：五代、宋初和辽国的诗坛，都是学习白居易的，其诗风的主流为白居易体；宋初诗人魏野之子魏贤与司马光交厚，司马光等认为魏野属于白居易体而不是属于晚唐体，认真读一下魏野现存的作品，虽有晚唐体，但大多是白居易体；南宋四大家中杨万里与陆游相比，更富有个性，就诗歌史发展的地位来看，杨万里似应更重要一些。此书给杨万里以一章的篇幅，说明其对杨万里文学成就的注重。

第五，其总论的撰写，颇有创见，站在新的高度，描述了宋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和嬗变轨迹，为宋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可以汲取的东西。与唐代文学的研究相比较，宋代文学的研究较弱，以往的文学通史对宋代文学的论述比较单薄，问题较多。程千帆、吴新雷合著的《两宋文学史》有许多精彩见解，可惜缺少通论，有些地方史的线索不够明晰。这部《宋代文学史》通过撰写总论，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宋代文学的全貌，提出宋代文坛氛围、文学群体等问题，如果能够认真研究欧阳修门下文人、元祐文人群体、南渡词人群体等文学流派的发展，将更准确地把握宋代文学的特点。

针对这部《宋代文学史》存在的问题，与会专家也提出许多颇为中肯的意见。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此书尚未完全摆脱传统的文学史写作模式的束缚，虽然增加了总论，但对宋代文学的宏观研究有待于加强，个别作家的论述与通论脱节，甚至有不一致的地方。如“北宋党争与文学的关系”论述不够；石介抨击西昆体，有极端偏见，无视文学自身的特点，对“太学体”的形成负有责任，其对古文运动的影响没有反映；总论中曾论及苏舜钦对杜诗的继承，见解独到、精辟，但在上册第四章有关苏舜钦的具体论述中却没有照应，第十二章又说王安石是宋代第一位学杜的诗人，与总论的看法相左。一部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注意点、面、线的结合，此书点最好，面、线次之。点的描述非常精彩，应加强对作家历史定位的研究，用发展的文学史观来研究作家前后的承接和影响，从而描述出宋代文学每一个时期的嬗变过程。

第二，章节设置有些不太合理，有些章节的内容还可以商榷。如张先在词史上的地位与苏舜钦、梅尧臣在诗史上的地位相当，安排一章是否太重？有的标目也不够明晰，如“苏辙与苏门子弟”一节，容易使人误解，将苏辙视为苏轼的弟子，而且没有提及苏过，显然是一个疏漏。司马光专设一节，其诗词文并无个性及成就，有敷衍成篇，凑足字数之感。戴复古、刘克庄的诗词安排在不同的章节介绍，其他作家全都是在一章论述，体例不统一。周邦彦一章不应置于“北宋后期其他词人”章之后。陈克（1081—1137）、叶梦得（1077—1148）置于北宋，朱敦儒与陈克同年，李光仅比叶梦得小一岁，而置于南宋，陈、叶也应放在南宋一章。另外，作家生平的介绍，过去多是史传的摘录，过于“客观”，未能与作家的个性、思想等有机结合，如《宋代文学史》上册第六章晏殊生平介绍中，谈到寇准罢相时，晏殊两次拒绝拟写诏书，没有说明晏殊拒绝草制的原因是出于正义感还是胆怯，如果能够结合其思想、性格予以说明，将更有利于对作家的了解。

第三，由于此书撰稿人多是词学专家和研究宋诗的专家，宋代诗词的研究较为深入，是其强项，但也存在某些弱项和缺项。宋文、宋代小说、戏曲、是此书相对薄弱的部分。虽然总论和作家论中对宋代散文也有论述，但却没有描绘出宋代散文发展的过程，没有揭示出宋代散文的特点。宋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宋人最不看重的是词，近代以来研究宋词的著作多了，反而使人对宋代文化的全貌看不清楚，此书对宋代散文的研究没有提高，如宋代的四六文，程千帆、吴新雷合著《两宋文学史》有精辟论述，此书没有涉及。研究宋代小说，此书注意了话本，忽略了传奇，宋代传奇虽然未曾突破唐传奇的藩篱，但其数量多，内容丰富，如《太平广记》、《夷坚志》、《青琐高议》这样的著作有必要加以介绍。宋代的笔记比较重要的有700多部，一般文学史著作资料引用较多，其文学成就无人论及，也应有专章介绍。宋代戏曲的介绍也较为简略，有关南戏产生的背景、文体特征、结构方式以及对元杂剧发展的影响，都需要专章加以介绍。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这部《宋代文学史》的完成，真实地反映了近20年来国内宋代文学研究的现状，虽然宋代诗词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有关宋代散文、南戏和文言小说的研究相当薄弱。分析、讨论这部书的成就和不足，对于如何深入开展宋代文学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这部书既是20世纪宋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总结，又是下一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起点。

与会专家还对文学史著作的撰写发表了意见。在论及文学史的模式时，南京师范大学钟振振教授说，这部《宋代文学史》编撰之初，已故著名学者唐圭璋、孙望先生根据宋代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方法，建议先做长编，研究每一个作家、流派、先收集资料，进行笺注，编写年谱，汇集评论资料，然后上升为理论研究。文学史侧重线和面的研究，点的研究由相应的作家研究的成果来完成。这一构想，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没有完全付诸实践。现在看来，这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湖北大学王兆鹏教授等认为，从以往文学史的模式来看，多是纪传体的翻版。文学史研究的任务是艺术个性、艺术进步和历史定位，其基本原则是“守正出新”，既要吸收别人的成果，又要有创见，文学史著作的体例是否可以向学案体、纪事本末体的方向发展，是否可以借鉴历史学家白寿彝的方法，以研究课题为纲，汇集各家观点，断以己意。这样，更有利于初学者和研究者。

在论及文学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时，与会专家强调观念的更新。文学史的修订，要根据不断发展的文学观念来确定每一时期文学研究的对象，文学观念的更新，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要以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为本位，以中国古代和西方的文艺理论做参照。对宋代文学来说，应该把宋词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还要有世界性的视野来观照中国文学史，要有一种他者的立场，宽阔的胸怀，把中国古代文学当做一种文化的一个部分来研究。特别要注意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如何从古典形态走进近代形态，把握住宋代文学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另外，文学史的研究，除了应注重名家名篇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外，还要注意挖掘作品的文学史意义，特别是一些小作家并非名篇的作品，只要它具有较高的文学史价值，就应该作为重点的研究对象。

宋词大全范文第5篇

1、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8页

2、 唐圭璋:《全宋词(第一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年版

摘 要:宋词的传播,既受到宽松政治环境的推动,也是活跃在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环境之下的对于宋词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传播速度、扩大传播受众、丰富传播方式的作用,使宋词传播呈现出动态的典型特征。

关键词:宋词传播 传播环境 经济环境

宋朝建国后,南北重新获得了统一,国内保持了长时期的稳定局面,国内商业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这是由于由唐入宋后,一系列变化引起的。

首先,宋代比较重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达,使宋代出现了“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的太平盛世局面。在政治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商业经济发展大大突破了前代,使宋词不仅仅流行于士大夫的酒宴歌席,也开始流入酒楼歌馆、巨商大贾的私邸、寻常的勾栏瓦肆,为商人、市民所喜闻乐见,消费群体进一步扩大。

其次,坊市合一的城市格局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商业的迅猛发展,最终破坏了由中古延续而来的城市格局,自唐以来的坊市制度到了北宋开始逐步消亡。坊市合一的新型城市格局,对城市商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服务业兴起,城市人口增多,商业资本集中和各种行会的壮大,使城市的商业化氛围进一步浓厚,人们的商品意识普遍增强,为宋词的商品化及其传播创造了有利的商业环境条件。

再次,在重商政策的鼓励下,也得益于两宋开放的坊市制度,商业经济在宋朝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使各地的城市大量出现、市民数量急剧增多。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滋长和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正是市民阶层的“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产生。

在宋代的城市中,歌楼妓馆遍布,为城市增添了许多娱乐之处。东京“(投西大街)向西去皆妓馆,都人谓之‘院街’”“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而且,“下桥,南斜街、北斜街,内有泰山庙,两街有妓馆。桥头人烟市井,不下州南。以东牛行街、下马刘家药铺、看牛楼酒店,亦有妓馆。”宋代的城市中,还有特别的娱乐场所瓦舍勾栏。勾栏瓦舍可谓遍布全国,而且进行多种讲唱活动,其中不乏多处涉及在宋代风靡一时的曲词,对宋词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勾栏瓦舍内演出的艺术种类有小唱、唱赚、嘌唱、杂剧、讲史、小说、清乐等几十余种,不论是讲唱还是歌舞,涉及宋词处颇多。例如鼓笛是世俗音乐中的主要乐器,黄庭坚有《鼓笛慢?早秋明月新圆》,言语诙谐,通俗易懂,另有《鼓笛令》词四首,风格同《鼓笛慢》类似。又如宋之队舞,在舞蹈动作和演唱过程中很多地方用到宋词。晏殊的《渔家傲》组词,实际上就是采莲队舞词。程珌《醉蓬莱》也是队舞词。另外,宋人“小唱”十分发达,当时称“浅斟低唱”。《都城纪胜》曰:“唱叫小唱,谓执板唱慢曲、曲破,故曰浅斟低唱。”沈端节《洞仙歌》:“更衣依旧来,浅斟低唱。”赵长卿《浣溪沙(二)》:“浅斟低唱好家风。”张元干《兰陵王》:“拥檀板低唱。”

宋代旖旎的都市风情、发达的夜市以及娱乐业、城市商业气息在宋词中得到了丰富多彩的表现,为宋词的繁荣提供了极为优越的商业和娱乐环境,而这些场景,也在宋词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1、咏都市风情

宋词中的都市词,表现了宋代都市的壮丽雄伟、繁华秀丽,礼乐文化发达,夜生活丰富多彩,表现了有宋一代城市面貌的别样风采。

作为两宋的首都和首屈一指的大城市,汴京、杭州和洛阳可谓是宋代词人的最爱。一代着名词人柳永、万俟咏、俞国宝、韩绛等墨客才子吟诗作赋,频有佳作,洛阳乃宋之东都,是名公巨卿、富商巨贾云集之地,着“罗绮”者自然甚多。宋代其他城市,如苏州、扬州、成都等大城市,也颇受宋代词人的青睐。咏苏州词,如柳永《瑞鹧鸪》:“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

2、咏都市夜景

宋代城市夜生活发达,夜景壮观,丰富多彩,在宋词中多有反映。柳永《玉楼春》:“皇都今夕知何夕,特地风光盈绮陌。金丝玉管咽春空,蜡炬兰灯烧晓色。凤楼十二神仙宅。珠履三千鵷鹭客。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透碧霄》:“月华边,万年芳树起祥烟。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乐游雅戏,平康艳质,应也依然……”。彩灯照空,蜡烛如炬,夜色下的京城显得格外壮丽;加之凤楼歌吹,绮陌巧笑,少年豪纵,令人顿生“今夕知何夕”之感。晁端礼《鹧鸪天》第三首:“阆苑瑶台路暗通,皇州佳气正葱葱。半天楼殿朦胧月,午夜笙歌淡荡风。车流水,马游龙。万家行乐醉醒中。何须更待元宵到,夜夜莲灯十里红。”壮丽的皇家宫殿,如水般的车流人流,昼夜不绝的欢歌慢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宋代都市夜景。

3、咏夜市狭邪之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