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范文第1篇

“三公消费”的披露方式与公共预算的编制方式目前“三公消费”的公开没有细化项目，多数部门采用混合披露。从2011年中央部门公布的预决算情况看，除审计署细化到因公出国的人次、接待国外来访的人次及每辆公车的平均费用外，大多数部门只是交代几个简单数据，未将“三公消费”的具体情况公之于众。我国公共预算编制方式不科学。一方面，各部门收支预算总表和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中所列的支出项目都是支出功能分类的一级科目，缺乏细化分类信息。另一方面我国公共预算采用增量预算的方法编制，即“上年基数+本年增长”的方式。这种预算编制方法理性程度比较低，政府支出的持续增长也就不可避免，各个部门出现了年底突击花钱的现象，为了完成任务，将拨款经费用于“三公消费”便成了各部门花钱的好途径。

公共预算体系是规范“三公消费”的根本

（一）“价值与目标”要素公共预算的目标体系可分为价值目标和效率目标。价值目标主要体现社会公平和社会综合价值的提升，效率目标则重点反映资源利用效率。公共预算的价值与目标决策要素为合理设定“三公消费”相关指标提供了理论依据。一方面，“三公”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收入，充分利用预算在财政分配中的中心地位，调节社会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增加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就是其不可回避的责任。所以，“三公”经费的预算分配必须结合具体行政事业单位的发展计划和需要，兼顾公平和发展需要；另一方面“，三公”经费应提高使用效率，我国公用经费开支距离世界5%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只有逐步降低“三公”开支，才能实现公共预算的效率目标。（二）“决策参与者”要素我国目前实行部门预算，采取“二上二下”逐级汇总的程序。“一上”过程中各基层部门是决策参与者，各部门应依据每年预算编制通知的精神和要求编制项目预算建议数，并提供与预算相关的基础数据和相关资料“；一下”过程中财政部门是主要决策参与者，财政部应对各部门上报的预算建议数进行严格审核，对相关科目进行增删、核算和调整，汇总报国务院批准后下达预算控制限额“；二上”过程中各部门是主要决策者，各部门应根据财政部下达的预算控制限额，并结合工作计划编制部门预算草案上报财政部“；二下”过程中人大是最主要的决策参与者，财政部对各部门预算草案进行审核调整后报人大审批，人大应严格按照程序行使法律赋予的审批权，发挥其监督作用。人大批准后财政部批复部门预算，各部门应严格按要求执行。在预算编制流程中各个决策参与者应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保证预算的严格性，从根本上遏制“三公消费”的过度增长。（三）“信息”要素公共预算的过程实质上是对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运用的过程。公共预算依据信息的变化不断调整，随着环境开放性的增加信息对预算决策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一方面，信息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影响预算编制的合理性。公共预算的制定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各部门在编制预算时依据上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工作计划，增量预算方式下提供的信息并不能保证预算决策的合理性“，三公消费”在增量预算方式下只会愈演愈烈，因此改革预算编制方式对提高信息合理性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民主社会中提高透明度的要求向公共预算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进一步公开信息，接受公众监督。因此“三公消费”情况也应该向社会全面公开。（四）“权力”要素预算决策的过程也是权力分配的过程，公共财政的建立，在本质上是权力方式的变迁，其方向和结果是民主的不断发展。预算是民主的载体，怎样有效地利用公众的钱去为人民服务是公共预算的核心。公共预算过程中应有权力制衡机制，防止滥用权力，“。三公消费”的高额数字和过度增长表明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存在高昂成本，缺乏完善的监督和惩罚措施。因此，当前改革的要点应该是在公共预算和管理领域建立相应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

三公消费范文第2篇

截至7月26日，已有84个中央部门公布了“三公经费”，占到了八成多。而外交部、司法部等14个部门仍未公开。

“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开支的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各中央位应当在6月底前公开“三公”预算。

据统计，在已公开的“三公”费用中，86家中央位2010年的“三公”总决算额为639285.9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则达到391509.4万元，约占三公经费总额61％，以水利部来说，其2010年“三公”财政拨款决算为12021.88万元，其中公车费用9994万元，占比83.13％。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日渐压缩行政性费用支出的呼声下，公车费用却持续居高不下也说明进行了17年的公车改革成效不大。

从目前来看，大多数部门只是简地向公众交代几个数据，所谓的公布也只是“晒”一下账而已。而数据之间有的竟然相差亿元，比如说，中科院公布的2010年三项公务消费中，出国(境)费用接近1.13亿元，而住建部的同样支出则为440.25万元，悬殊如此之大，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即在于我们没有制定三公经费的明确标准。在我国香港，特区政府规定，公务接待的午餐、晚宴人均上限分别为350港元与450港元，并且不得有鱼翅、鲍鱼，菜品原则上最多6道，吃不完要打包带走；在美国，总统及其夫人接收到的礼物如果超出200美元，就必须上缴：新加坡公职人员可接收的礼物标准只有50新元，拒不上缴者将视同贪贿而受惩。

三公消费范文第3篇

阳光财政正在成为时代共识。“三公消费”的乱象频出，根本原因是因公共财政不受公众监督与法律制约，在现代国家观念中。政府的各种行政支出，是为了满足民众的公共需求，它的资金来源是民众的税金。公共财政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政府税收与公共商品提供之间实现等价交换，在这里，委托方是全体民众，而政府只是作为受托方，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由于政府与纳税人间的这种公平交易关系，政府如何以最低的成本配置资源，提供公共商品，将直接关系到纳税人享受公共商品的多寡好坏，以及纳税人付出的纳税额。政府行为并非是一种市场活动，而是由权力行使的再分配，所以来自纳税人方面的监督和制约就变得尤其重要。否则就可能使这种公共交换变得并不公平。

公共财政信息如果不透明，得不到来自民众方面的监督和制约，就极易使权力一方的利益膨胀，只有公开了，全社会才能知道每年的行政开支和“三公消费”到底花了多少钱，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民众有了知情权，才能行使监督权。民众监督政府，不仅要看GDP，更要看地方政府是如何理财如何开销的。

今年4月，科技部率先公开了2011年“三公”预算，赢得媒体一片叫好，虽然细察起来，只有4018，72万元一个笼统数字，并没有细化的账目，民众依然无法探究其用途的合理性。但毕竟有了进步，随着中央明确了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三公消费”公开的时间表，下属机构也开始迈出第一步。接下来，政府要做的就是对公开的内容和科目，有硬性、细化的规定，同时匹配相应的问责制度，对不按规范公开的预算和可能把“三公消费”转移到其他预算科目的行为，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最后，把民众监督与审计监察结合起来，做到有责必问。这才是“三公消费”公开的真正意义。

民众对现代责任政府实施监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财政收支的监督。不盲目开支财政资金，不随意增加税赋。是民众对政府权力约束的一个底线。不用与其他国家比较，香港地区在财政预算公开方面，就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香港财政司在制定预算过程中。不仅要接受来自立法委的监督。更要向全社会公开，财政预算一旦制定。立即挂到网上，预算支出情况常常多达数百页，细致记载各部门收支，连一张公务用纸、一张办公桌椅都要做到有案可据，此外，财政司还会公布办公电话，随时接听民众的质询，审计署则对立法委负责审计预算的执行情况。应当说，网络技术与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这种公开不仅便捷而且成本也很低廉，核心还是在于有无法律和制度的约束。

三公消费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三公”消费；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810；D630

“三公”消费，指政府部门人员在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自2011年7月“三公”数据公布以来，“三公”消费问题已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国务院总理认为，居高不下的“三公”消费无论是对干部，还是对社会、对人民都会造成持续的不良影响，是当前公共行政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三公”账单公布反映问题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国务院要求98家中央部门在2011年6月底前公布“三公经费”。自科技部2011年4月14日率先公布“三公”经费后，除国防部、国安部、外交部等几家部委外，中央部门陆续公开了“三公”账目。针对目前已公布的各中央部门和单位的“三公”账单，我国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三公”消费数额较大

全国人大常委会2010年6月30日表决通过的2010年中央决算决议显示，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三公”支出合计94.7亿。① 每个单位的“三公”消费高达1亿元人民币，消费过亿的单位多达12家（见表1）。其中，消费额最高的是国家税务总局约21.7亿，其公务接待平均每天182.4万。相比之下，同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印度，每年有近2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支付全国约1.2亿学生的免费午餐计划，而政府公务员甚至不知道公款消费的概念。目前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高达34%左右，而行政公务支出比例占全部政府支出的比例高达38%左右，其中“三公”支出是一个重要的成因。“从世界范围内看，日本行政公务开支占全部预算大约2.5%，美国在15%左右，从纳税人承担的行政公务花费上讲，中国政府可能是世界各国中比较昂贵的一个。” ②

对于上述数据，许多公众尚表示怀疑。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于2011年7月19日凌晨公布“三公”消费数据（因公出国费107万元、公车购置及运行费30万元、公务接待费15万元）普遍持怀疑态度，并认为中国红十字会选在夜间公布“三公”数据的行为是有意回避监督。依据是去年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却被曝出一顿饭近万元的天价公务餐和今年的“郭美美”事件等类似案例。

（二）“三公”账单不够明晰

对于此次公布的“三公”账单，普遍认为数据过于简单，缺少明细，没有执行标准。根据国家预算体系的设置，预算科目分为“类”、“款”、“项”、“目”，前者是后者的概括和汇总，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化。“项”为二级科目，属较为具体的层级。经费支出最高的国家税务总局，其 “三公”账单只简单的包括单项金额、汇总金额、直属单位数量；而即使是最详细的国际审计署的“三公”账单，也仅多作了人次说明。如对公务接待费的补充说明：涉外的公务接待费支出140万元，全年接待国外来访团组24个（含部级以上国外代表团12个），接待来访外宾139人次（含部级以上国外审计机关领导人54人次）。没有具体的报销凭证和公务接待的执行规定、标准，很难查出公款消费中有无违规操作，也没有意见反馈通道。

（三）公车消费比例较大

公车消费居高不下且比例大是“三公”账单最突出的问题。此次公布的“三公”消费，公车消费比例超过50%的单位有32家（见表2），也就是说近三分之一单位的一半以上“三公”经费花在了公车上。根据已有数据，91家单位的公车消费总额高达397925.05万元，依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党政机关汽车配备使用标准的通知》（1999年），“一般公务用车配备排气量2.0升（含2.0升）以下、价格25万元以内的轿车（客车、越野车等除外）”③，可购置一般公务车15917辆。2011年公车购置及运行预算385621.47万元，可新购一般公务车15425辆，增长率达97%。根据之前的数据，我国现有公车约500万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公务车数量的总和为65.2万辆，这一数据不仅包括了轿车、巴士，还涵盖卡车、救护车、邮政车等。而且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公务车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年增长率在1%左右④。对公务用车严格控制的国家还有很多，例如，德国联邦政府接待来访外国元首用的奔驰600是临时从汽车公司租赁来的，柏林市仅有公车92辆，其中个人专车37辆，一般办公用专车15辆，送文件车23辆，一年在公务用车的开支仅为65万马克，约合271万元；芬兰政府各部（除总统外）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4人配备专辆，由办公厅统一管理，办公厅除上述4辆专车外，仅有5辆公车，同时负担着递送文件等杂务。⑤

2011年公车消费预算占部门“三公”经费总预算一半及以上的单位与2010年几乎持平共有30家（见表3），且多数单位2011年的公车购置和运行费用预算却与2010年几乎持平。然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党政机关汽车配备使用标准的通知》第四条明确规定“领导干部现已配备使用的轿车，要继续使用；达到报废、更新标准的，经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才能更换，避免造成浪费”。

（四）“三公”支出预算呈上升趋势

91家中央部门及单位2011年度财政预算显示，仍有50家单位预算超过上年决算。预算增幅最大的为国家体育总局，2011年度“三公”支出预算比上一年增加1475.8万元。总体来看，91家中央部门公布预算的增减额度的总和为-33.87万元，基本上与去年保持不变，与建设节约型政府的目标相悖。

（五）账单公布不够及时

从理论上来讲，除了国家规定不公开的一些部门，只要花国家财政的钱，无论是中央或地方都应向社会公开，接受百姓监督。《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也规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三公”消费来自于纳税人的税收，这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政府部门机关当然有义务全面及时地向社会公开。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国务院要求98个中央部门在2011年6月底前公布上一年度决算后的“三公”账单。然而，一方面，国务院要求公开“三公”账单的98个部门确切名单迟迟没有定论；另一方面，自科技部4月14日率先公布“三公”经费以来，多数部门并未按照规定时间而是集中在七月中旬以后陆续公布，且至今仍有数家单位尚未公开账单。这些行为不免有逃避公众监督之嫌，更显示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国务院相关规定缺乏约束力。

二、 “三公”消费问题的解决对策

针对“三公”消费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原因，借鉴国外先进管理办法和经验，认为应从两个大方面来努力改善“三公”消费的现状以提高政府部门预算使用效率。

（一）推动“三公”消费的立法

当前，我国经济实现了大跨越式的进步，GDP跃居世界第二位，快速增长的经济使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但这不应该成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行政成本和“三公”消费快速增长的理由。财政收入的增长，应在更大范围内提高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质量和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惠及全国的民生计划等。反腐败问题从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重要的政治任务，当政府和人民把注意力对准官员腐败问题时，另一个层面上的腐败却慢慢暴露在公众视野中，这就是“三公”消费问题。对此，国务院总理认为 “三公”消费从表面上似乎不如贪污受贿、贪赃枉法那么危害深重，但是，“三公”消费却更普遍，无论是对干部，还是对社会、对人民所造成的影响都很坏，败坏党风政风民风，必须下大力气治理。 “三公”消费居高不下，其最根本的原因是部分政府官员没有转变 “官本位”思想，树立起公共服务意识。于是，办公环境、公务车规格和公款接待水平成了竞相攀比、摆阔的资本，而节俭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然就成了口号和形式。这也印证了公共选择理论关于政府存在部门利益的观点。至今，仍有少数部门借口涉及国家机密拒绝公布“三公”账单逃避公众监督，反映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规章约束力的缺失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因此，遏制 “三公”消费居高不下的问题，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要注重从制度和法律上强化监督和制约。

（二）推进预算制度改革

要彻底转变我国政府部门和单位的“三公”消费现状，必须首先彻底改革和改进当前的预算制度。目前我国的财政预算及编制制度至少存在着以下三点主要不足。一是预算编制时间短。各部门和单位每年的预算都是在11月份“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以后，根据国家下年度的发展计划正式开始编制，前后时间不到两个月。由于编制时间短，预算势必在科学性、技术性和实际性等等方面存在很大欠缺，容易滋生腐败。二是预算编制内容粗放。当前的预算编制制度下，没有将预算指标细化到部门、具体支出项目，预算基本停留在预算科目的类、款、项，没有落实到具体的支出项目，致使预算缺乏权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大代表审查监督作用的发挥。三是预算编制方法较落后。我国预算编制采用的是“基数法”，实际操作中就是“增量预算”，预算额度只增不减。这种编制方法既不规范、不科学，也有失公平。由于这种方法以支出基数为基础，本身就有基数合理与否的问题，多年沿用下来，预算套预算，使本年度核定的支出指标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不能客观反映各预算部门和单位的现实需求。⑥

因此，改革当前的预算编制制度能从源头上彻底转变当前“三公”消费过高的问题。目前应从以下着手。

1.增加预算编制参与者

增加预算编制的参与方，在加强制衡的同时强化专业人员和法律在预算编制中扮演的角色，预算编制中各方面力量得到约束和制衡可使预算更趋合理，避免出现预算分配不合理的现象。如美国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各有一套参与预算编制和审核的系统，二者各有侧重，互相制约、共同配合，履行政府预算的职能。其中，行政部门参与预算编制的主要角色有：总统，由财政部、国民经济委员会、经济顾问委员会组成的“经济三角”，总统预算管理办公室。而参众两院各有一套审核联邦预算编制的庞大机构，具体包括参、众两院的拨款委员会、筹款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国会预算办公室和会计总监局。⑦法国的预算法律体系相当健全，法制约束性很强。预算法律体系中除宪法和 《财政法》（相当于我国的《预算法》）之外，每年国会还要通过年度《预算法案》，以法律的形式对各项收支作了明确细致的规定，使各部门每项预算收支都受到法律约束。每项支出都有法可依，十分有利于预算执行的监督和管理。这些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2.改造预算编制流程和内容

按照目前我国预算编制的方法和流程，各行政部门预算编制时间短，内容模糊，方法落后，导致了整个政府部门“三公”经费预算的不科学和不公正，应及时予以改革，包括延长预算编制周期，细化审核预算项目，改进原有简陋的“基数法”预算。从1977年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就将财政年度改为从10月1日到下一年度的9月30日，在一个财政年度内，政府要在执行本财政年度预算的同时，审核上一财政年度的预算，编制下一财政年度预算，且预算编制程序相当复杂，耗时很长，从各部门编制各自的预算开始，到联邦预算执行后的审计，一个预算周期历时33个月。整个预算程序经过四个阶段，即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和审计。在预算项目上，法国预算的类级科目有1100多条，款级和项级科目数量则更大。预算方法上多数国家采用“零基预算”或是与总额预算相结合的办法，都值得我们借鉴参考。

3.建立透明严格的公款消费报销程序

在俄罗斯，政府官员如果想用公款请人吃饭，严格而繁杂的报销手续会让他望而却步。请人吃饭需要完成五步手续，至少三个领导签字才能顺利报销，整个过程耗时数个月。首先要在请客之前填写一张“请客计划”，详细汇报吃饭的地点、就餐的菜谱、大概的价格及请客的目的等，之后由领导签字，经批准后才能请客。吃完饭后，要保留饭店提供的发票，发票上需标明吃了哪些菜，喝了哪些汤，每个菜的价格是多少。此外，吃完还要报告请客效果如何，是否达到了请客目的等等。如果去国外出差，须把请客发票都翻译过来。有时候为了省事，公务员干脆自掏腰包请客。在欧洲和日本，政府官员在公款消费的问题上更是如履薄冰，因为媒体和民间团体一直在密切监督着他们。⑧可见，建立透明严格的公款报销程序能有效减少“三公”消费，而且透明严格的公款消费报销程序也有利于重建公共部门的公信力。

4.探索建立科学的公务用车编制和配备机制

自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开始调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到199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党政机关汽车配备使用标准的通知》的出台，公车消费已经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但问题依然突出。中国大陆目前拥有公务员1053万人，官方公布的公车数量为200多万辆，每年还在以高速递增。而在香港，政府仅仅用6343辆车就满足了17万公务员的出行需求。⑨因此，探索建立科学、严格的公务用车编制和配备机制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较可行的方法有取消机关一般公务用车，按月按人发放交通费用补贴。与此同时，加强管理监督，通过加强管理，不断完善管理制度，严格限制车辆编制和使用方式，压缩公车费用开支等。值得借鉴的是美国联邦总务署的公车管理制度，美国联邦总务署开发了公务用车管理信息系统，与定点加油站和修理厂联网，实时获取车辆行驶里程、加油数量、维修项目、费用支出等信息与数据，并公布于众；还对公车实行标志管理，在车上喷涂专门的颜色和图案，并标注“仅供公务使用”字样和隶属部门的名称，强化监督。⑩

（三）加强“三公”消费的过程监督

遏制“三公”消费居高不下的态势，除了从立法和预算源头上控制，重要的是强化“三公”消费的过程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加强过程监督首先要公开“三公”消费的信息，包括消费结果信息和消费过程信息，晒出各项消费的“类”、“款”、“项”、“目”及数量、金额，作为社会公众质询和部门绩效考核的依据。其次，要健全内外两层的监督体系，即内部监督体系和社会监督体系。在内部监督体系发挥作用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的社会性外部监督作用，使重点监督和全过程监督结合起来。让无数的眼睛来审视“三公”消费的每个环节，“三公”消费过程中的任何问题和漏洞都无处躲藏。最后，对“三公”消费监督的重心应由结果监督向过程监督转变。相比消费结果信息，过程信息更容易真实反映问题的实质。同时，对于既成的消费结果往往能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加以掩饰和处理，以致很难直接反映消费的真实状况；而过程中的问题，既有发现和解决的依据，又难以被加以掩饰和处理，监督更有效。这就要求监督制度、机制、方式和方法的设计和选择时，要兼顾结果监督和过程监督的统一，尤其是在难以衡量消费结果是否合理的时候，有一套可以遵循的监督程序就显得非常重要。

注释

① 黄抗生.中国“三公”消费浪费腐败沉疴已久，必须公开透明[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07-08.

② 田磊，石野樵.公开的价值[J].南风窗，2011（9） .

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党政机关汽车配备使用标准》（厅字〔1999〕5号）第3条规定：[党政机关的其他公务用车一般配备排气量2.0升（含2.0升）以下、价格25万元以内的轿车]

④ 邵健明.美国公务用车――制度上杜绝私用违规惩罚严厉[EB/OL]. 新浪网，2011-01-06.

⑤胡小飞.国外公务车管理制度扫描[J].台声.新视角，2006，(07) .

⑥ 顾群.我国中央部门预算编制改革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5，5.

⑦ 顾群.我国中央部门预算编制改革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5，5.

⑧ 陈继辉，马剑，卓南等.国外怎么限制公款吃喝[J].廉政望，2006，（07）.

⑨ 林红妹.香港公车管理，那才是一个奇迹！[N].羊城晚报，2011-07-30.

⑩ 王涌.“三公”消费是隐蔽的财富分配潜规则[N].法治周末，2011-12-28.

参考文献:

[1] 顾群．我国中央部门预算编制改革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5，5.

[2] 陈继辉，马剑，卓南等.国外怎么限制公款吃喝[J].廉政望，2006，（07）.

[3] 胡小飞.国外公务车管理制度扫描[J].台声.新视角，2006，（07） .

[4] 邵健明.美国公务用车――制度上杜绝私用违规惩罚严厉[EB/OL]. 新浪网，2011-01-06.

[5] 黄抗生.中国“三公”消费浪费腐败沉疴已久，必须公开透明[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07-08.

[6] 林红妹.香港公车管理，那才是一个奇迹！[N].羊城晚报，2011-07-30.

三公消费范文第5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就任总理后的第一场记者见面会上强调：“在任期间，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三个只增不减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白酒市场的一大块“公需”市场——在政策上的缝隙完全被堵住，甚至意味着从未来中长期内白酒行业将持续面临这一个“去权力化、去贵族化”的过程，而调整的方向正是“民用化”。

高端酒市场再也没有原来想象般“刚需”。紧接着，军委禁酒的消息传来，白酒板块股市应声大跌，坏消息还没结束，茅台五粮液由于涉嫌价格垄断，被发改委罚款4.49亿，虽然仅仅是两个白酒大王年营销额的零头而已，不过这所释放出的政策信号足以让整个白酒行业倒吸一口气，类似于98年白酒市场寒潮再次来袭了？

每一次行业调整都不是现象的罗列和推倒，我们都是沿着历史必经的河流在溯流而上，白酒行业拥有灿烂的千年文明，正如和君咨询所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如果没有了白酒，那么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将崩塌了一半，因为没有白酒就没有了竹林七贤，就没有魏晋风流，也不会有李白诗酒百篇，不会有兰亭集序……我们有必要再次从历史、文化、经济的视角，审视我们的白酒行业的盛衰与涅槃。我们需要从白酒行业在过往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剖析其底层逻辑。

趋势：用历史告诉未来

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从根本上来自于中国的政治模式。政府计划和市场调节双轮驱动下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就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循环往复。一旦放开体制内资源便形成万马奔腾之势，伴随之的正是腐败和通胀，而腐败进而导致白酒和奢侈品的消费，通胀则会让白酒成为金融产品，公务消费和社会通胀的过渡又会影响社会稳定指数和政府治理评价，从而在社会舆论和‘维稳’压力下政府必然要收紧资源、整风工作调整。这就是主导每一次白酒行业兴衰周期的历史怪圈。”

总结过往十年，白酒行业每次的繁荣和衰退就如一个无辜的小姑娘被莫名地的宠爱和无情的抛弃，对错兴衰其实都不由己，使其美丽的外表多于内在丰满的灵魂，被迫堆叠的脂粉与其内在的气质总相冲突。因为，当我们深究历史逻辑就会发现，过往白酒行业的高增长有三个逻辑一直在发生作用：

第一，白酒消费价值构成中“精神价值大于物质价值”的价值逻辑。

白酒、香烟、高端服装等行业能够为消费者体验的产品价值中，精神体验的价值高于物质体验的价值，这样的行业属性决定了企业在市场中赢的原则在于“品牌的差异化”，而非“产品的同质化”，这是白酒与其他酒类如啤酒的根本区别之所在。白酒产品具有持续升值和提价的需求基础，在特定市场发展周期，这样的商品甚至会具有金融属性，成为投资保值的金融产品。白酒过往的表现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以现在茅台价格来看，过去十年茅台的价格生长好像并没有跑赢M2（广义货币流通量）18.4%的增长速度。

第二，意见领袖的消费引领逻辑。

中国的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政商二元”纠结转型的进程之中，在资源的分配权上，“政府计划”和“市场调节”两个功能竞相发挥作用，不过巨大的体制内资源，让政府计划功能一直处于强势位置，如何与政府、官员建立良好的关系成为政商二元下商人的一致选择，由此催生体制内官员和领导成为高端奢侈品消费的“意见领袖”，这样的形态使得白酒品牌在话语体系、思维方式和语言符号方面无可避免地走向屈从于权力的模式化和脸谱化，而对消费者深层的需求变化漠然无睹，近年来白酒行业诸如“国”字当头的大词泛滥和历史文化的野蛮绑架即是明证。

第三，政府换届引发的迭代逻辑。

白酒从改革开放以来有三次下行的衰退时机，1989年一次、1998年一次和2013年一次，根据矛盾共生的原理，每次下行的衰退都是在经济过渡繁荣的背景下产生，繁荣位点的突然遏制下跌，背后都和社会发展的拐点息息相关，每一任领导人执政后期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都会产生大量的财政支出，进而引发寻租经济行为，民愤难泄的社会就会出现“杀和申、平民愤”式的权力惯性和改革呼吁，白酒很容易成为这种反腐的“切口”，但是这样运动式的人事调整和整风行动最后又都会无疾而终。结果是，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经济周期、白酒的周期和领导人事变动的周期，三个周期的重叠，过去近三十年的白酒变迁背后都闪现着领导人更换的轮廓。价值逻辑、消费引领逻辑和政府迭代逻辑三大逻辑勾勒出白酒过往成长跌宕的历史轨迹，今天的现实就如同昨日的闪回，历史的演进一方面在简单回放昨天的因果，同时又在蓬勃难遏地螺旋式上升，走向不可逆转的未来。在电子商务尚未完成布局的当下，移动互联又以更加迅猛的速度袭来，通过微博和微信，社会正在成为一个“天地一心、心心相通”的整体，科技正在推动这个社会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奔腾向前，消费心智和社会治理结构也将呈现不同以往的变化，“二元”经济模式未来必将式微，白酒的消费背后的权贵逻辑和人事逻辑将会逐渐淡化，价值逻辑却依然如往。

同时，闪回历史可以让未来更加清晰：

1989年行业衰退潮中——茅台零售价从208元一路下滑183元、125元、95元；

五粮液零售价从100多下调到91元、75元，60元、45元；

古井、全兴：通过降度降价，进入“民用市场”，分别在95年、96年成为全国第二；

1998年行业衰退潮中——1996年白酒广告标王丛出，央视成为白酒频道（与2012年何其相似！）；公务消费成为众矢之的；23部委文件，承诺公款宴请不喝白酒，同时出台白酒广告管理办法，限制白酒的媒体投放。

1997年秦池勾兑和山西假酒事件爆发（与塑化剂和“假有机”“勾兑香精门”何其相似！）

五粮液：研发系列产品降价迎合消费者，从政商务市场转型为民用和礼品市场，零售价从312元降到220元，成功护住品牌地位，迅速成为行业龙头，从此超越茅台十年之久。

金六福：系列产品切中档以下价位段，通过深度分销，逆势而上。

对比历史，当前最大的不同是在2001年政府每斤白酒开始征收五毛钱的从量税，彻底压垮白酒企业，白酒企业纷纷破产，行业掀起改制风暴。这一方面目前政府还未有此风向，为白酒行业未来发展留下了极大的空间与“窗口”！

因此，基于以上的逻辑分析，我们可以对白酒的未来做出这样的判断：未来十年仍会向好。2013、2014年日子会比较难过，2013年主要基于政治氛围和管制条例，2014年则会随着整体经济的衰退压力，2015年之后行情会趋于好转。

具体表现是：一、二线有实力的白酒企业将会不断下探民用市场；产品层面中高位区间受抑制、低端区间成为竞争的红海；环境的转变会倒逼企业进行内部管理升级，强化渠道链条效率，提高综合竞争能力；同样，此轮行业周期中会出现“黑马”，新业态、新模式将会出现，电商、移动互联、先进的组织模式、商业模式，而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将从跟风消费型回顾理性消费，愈加重视产品品质。

变革：已经开始

未来一段时间内，直达目标消费者，基于目标消费者需求给予近距离地贴身服务，在白酒销售的渠道方面一定会出现新一轮的变迁。

厂商模式：抱团取暖

在渠道变迁下的厂商双方将寻求更多的合作方式保持组织上的灵活性与经营上的稳定性。从市场的把控程度上可以分为三个模式：以商业为主、以厂家为主导、和厂商共营。基于白酒行业的竞争的升级、渠道复杂性的提升，未来厂商之间合作需要抱团取暖，战略合作，厂家做“营”的工作，商家做“销”的工作，或者成立联营公司，双方共同打造品牌，取得行业大势下的成果。类似于劲酒对厂商合作方式的处理，厂家做营，商家做销，通过一系列的财务管理上的分割，完成了真正的营销分离。

经销商：整合与转型

厂家的触角在不断的下延，在渠道层面越来越倾向于拉开深度分销的架构，掌控终端，直面消费者。越来越多的厂家开始绕开经销商直接和终端、消费者打交道。

而终端发展的专业化和规模化，也会绕开经销商直接与厂家打交道，专业的酒水连锁形象店等终端已经形成规模，议价能力已经很强，直接与厂家打交道。

经销商相互之间的直接和间接的竞争越加充分激烈直至恶性。经销商受到厂家和终端的双重挤压下，经销商必须适应新的形式，迎接新的挑战，被迫转型，或者进行整合。

而经销商的未来转型存在着三个发展方向：上游：买断品牌、收购酒厂、品牌运营。例如：佛山吉利酒业开发“百年糊涂”，现居广东中档白酒市场第一；下游：专业烟酒行，例如：广州的粤强酒业；平行：成为渠道运营商、物流商，例如浙江商源的跨区域整合、湖北汉川的和其鑫商贸的区域内横向整合。

中国白酒行业未来真正的霸主将是以帝亚吉欧为代表的品牌运营商，也许这样的品牌运营商会在今天的酒水商业群体中产生（华泽、商源、酒仙网……）；也有可能会伴随着资本的进入，涌现出新的掌控未来的霸主（联想丰联、海航控股……）。

终端：聚合与渗透

基于消费理性和消费者对渠道品牌的依赖以及未来国家政策的导向，渠道的“触角”角色的各类型终端将趋向于类似华致酒行与桐枫烟酒这样的酒水连锁形象店和连锁超市方向聚合，这些连锁专业终端通过发挥“酒类专卖”的专业优势，充分利用其上游研发优势，以门店作为运作平台，在团购大宗业务的开拓上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过去酒水专业连锁在渠道本质上要走团购路线，通过致力于产品创新、服务创新，那么未来酒水专业连锁终端将在经营本质上会走向商业地产路线，同时业务上与其他零售渠道相互渗透，在市场经济下的白酒渠道充分融合，未来酒水连锁终端将日益成为白酒销售的引领性渠道。

电商：颠覆or融合？

去年酒仙网在“双11节”单日销量超过6千万，这一数据大大刺激了白酒企业对网络渠道认知的改变，而垂直型电子商务潮流兴起使得电子商务人才和资本开始大举进入白酒行业，白酒行业的电商渠道正在步入一个新的腾飞期。

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的著名著作《长尾效应》非常贴切地描述了传统渠道与电商渠道在“赚钱”效率上的差距原理。传统渠道是数量级的增长，是加减法；电商渠道是几何级倍数的增长，是乘除法。因此看似年轻的电商，就像选择先苦后甜的乘除法，当保守的传统商业醒悟过来时，其与电商的差距已经十万八千里。

不管你接受或者不接受，电商时代都已经来了，大势之下的和君咨询战略联合酒仙网，从咨询、资本、物流、电商运营等多重资源注入，提供新形势下的电商咨询服务平台，助力酒水企业在白酒行业大潮中进行一场破冰之旅。

应对：固本培元，扶阴抑阳

在当前形势下，宏观政策层面与微观渠道变迁已经趋势明显，白酒厂商的选择也已经趋于唯一，巩固市场基础，保护品牌价值，同时加强在中低端和腰部价位的打造，用中医的话讲正是：固本培元、扶阴抑阳

产品线：优化与调整

过去几年的飞速增长，价位结构性升级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特征，因此白酒行业内大部分厂家的主导产品基本在中高价位上，当白酒行业进入调整期，增速放缓甚至停滞，高端消费受明显抑制时，次高端价位的主力产品要进行价位下移。

降度降价，产品差异化或主导产品下延是主要措施。比如古井推出献礼版、杜康推出分区窖藏系列的低价位产品、西风在凤香经典系列（最低一款价位500元以上）下延一款300元价位的产品等，正是通过向下延伸产品1-2款直接切入商务价位100-300元，同时在腰部以下价位，持续丰满产品，切割中档以下价位的民用市场份额。

品牌：再造与创新

“名酒”变“民酒”已成为必然，民用市场成为最重要的销售阵地。因此原来盛行的 “国字号”、“帝王将相”等权贵化、符号化的品牌诉求、外在形象、传播调性都要进行转变，迅速翻译为在民用市场的品牌传播策略，在“亲民”、“创造消费价值”等方向上进行重新定义，改变以往一味塑造高端形象的做法。同时，在传播层面，也要从高档场所向中低档场所转移，同时要扩大覆盖面。

组织：扁平化与再平衡

当前的酒水企业和商业，其组织结构一般都是简单的线性管理结构，营销中心——区域——基层，未来，需要对组织进行结构性变革或进行相应调整，本质就是中央与地方在资源分配与管理划分上的再平衡问题。目的是将决策中心下移至市场前线，资源的管理权限也相对下放，总部作方向指导和趋势把握，不参与具体决策。

渠道：渠道重构与渠道占有

原来对于商业的要求是不断提升产品结构，通过提价、增加更高价位产品等手段实现，要求商业在具备传统渠道能力的同时加强团购力量，甚至将大部分资源聚焦在团购渠道，从而实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基于形势对于经销商的考核开始发生转变，从不断提升产品结构转变为增加铺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