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名言范文第1篇

[关键词]查拉巴气；考证

一、概述

在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区有查拉巴气山、查拉巴气河，查拉巴气是什么？查拉巴气这个古怪的词汇是辽金时期遗留在山河名字的上女真语词汇。现在，女真语言已经消亡了。查拉巴气沉积在金山区山名、河流名上成了女真语言的化石。

今天，我们来解读查拉巴气是有困难的。其原因是女真语言已经消亡、女真文字没有完整地留传下来。现今收集女真语词汇最多的词典——金启孮著《女真语词典》也只有1800多个。1800个词汇是不足以研究一个民族文化的。因此用现有女真文词典是不能解决犹如查拉巴气这样的地名的破译。

现在，我们只好求助于女真语的后代语言——满语、赫哲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来获得相关的语言信息，从而达到推究女真语词汇的目的。根据刘厚生教授、仲维波从满语动词Calambi推测查拉巴气，含义为“差错”[1]，其中mbi是满语动词的词尾。这里揭示了“查拉巴气”是来自女真民族语言的动词。“差错”一词词根是Cala.词尾mbi.女真语和满语动词的词尾是变化的。因此，在我们以下的研究中，牢牢地抓住女真语和满语词根。因为词根是不变化，最容易表达语言的原始面目。

女真语和满语的词尾是情态变化的，它另有一套法则规律，所以我们用动态的观点去关注词尾。

为了求得更接近“查拉巴气”语音，作者认为采用满语动词Calabumbi[2]P796，在去掉词尾mbi之后，重点关注其词根calabu。这个词跟的音节更接近查拉巴气中前三个音节，该动词的含义“谬误”“致舛错”，增加一些含义：“有差别”、“相差”。

也就是Calabumbi与Calambi的含义基本相同，语义稍有偏移，这两个动词大致可以认为是满语中的同义词。因此，我们采用Calabumbi一词研究查拉巴气比采用calambi一词更有利对查拉巴气的解密。

通过满语calabumbi来推测辽金时期的女真语，我们推测在当时的女真语言中一定也会存在同样一个词汇。推测在女真语里这个动词词根calabu一定是相同的，而不能推测女真语动词词尾与满语动词词尾是一致的。因为女真语动词原形词尾是多样的，诸如bie.mei.mai.buru等等。而满语的动词原形词尾非常规整，基本都是同一形式mbi，可是情态的变化更复杂。因此我们通过满语动词来推究女真语的动词词汇。重点把握住动词的词根。至于女真语与满语的词尾重点关注与查拉巴气相关的部分，紧紧敌围绕词尾“气”情态问题作深入探索。

二、女真语动词的情态问题

女真语的动词是变化的，现在已经掌握的女真语动词词尾的变化是语言描述动作的情态与程度。

女真语动词词尾情态的变化共有14种[3]AppP6，在这14种助动词中有进行助动词：进行助动词表示行为的展开、或表示动作的连续进行。在女真语中进行助动词只有六种[3]AppP6，其中tF[、對本文最为重要。在满语里进行助动词有20种之多[4]p221。

女真语动中止形bie、分词形mai.mai和满语的mbi词尾有近似的相对应之处。女真语动词原形词尾并不规律，满语动词词尾比较规律，几乎同一是mbi形式。体现了后代语言的进步。

这里把女真语原形动词词尾举例说明之：

见 sabie

立 ilibie

抢 Falamai

留 urimei

其他形式甚多，十分不规则。

女真语助动词的用法下面举例说明之：

女真语动词“留”urimei.其中uri是动词词干，mei是动词词尾。金启孮先生称为助动词[5]AppP6。

女真语动词结构：

动词词干+助动词。表征完整动作的性质、程度。下面以动词“留”为例说明之：

uri + mei，

其中词干uri是不变的，词尾mei有14种变化。

女真语动词词尾具有情态变化，情态表达了动作的时空、程度、意向等各种情态。女真语中动词的情态使得动词表达更丰富、更生动、更鲜活。为了理解女真语动词情态的作用，以下举例说明体会女真语助动词的使用方法：

一般形式为：

动词词干+助动词=表征不同情态完整动作[5]AppP6，诸如：

被动助动词Fou （读音寿shou）

uri+Fou=uri Fou（被留住）表示动作被动

祈使助动词bu （读音布bu ）

Uri+bu=uribu （使留、必须留住）

感叹助动词gai （读音改gai）

uri+gai=urigai （留住啊） 表示动作惊讶。

进行助动词tF[ （读音切）

Uri+tF[=uri tF[ （正留着） 表示动作连续进行。

否定助动词ei w[ （读音哀窝ei wo）

Uri+eiw[=urieiw[ （不留了） 表示否定。等等

现在我们按着以上助动词的运用方法来解读“谬误”calabumbi

满语动詞calabumbi 其中calabu是词干，mbi是词尾.。

我们推测在女真语中有“谬误”一词，其词干为calabu；

进行助动词tF[ （读音切）

calabu + tF[ （谬误着、差错着）

助动词中有进行助动词tF[，发音“切”[5]AppP6。与 “气”相近。

Calabu + tF[ = calabutF[ （读音查拉布切与传说中的查拉巴气读音相近）

calaba tF[，读音查拉巴切，含义为“不断进行谬误着、差错着“这里的结论是查拉巴气的“气“是女真语动词的一个情态——进行助动词tF[的读音。此动词含义表示谬误、差错正在继续不断地进行着。

三、通古斯语族的调查

以上我们分析了女真语动词进行时的情态表现方式。以下我们调查女真语方言的后代语言——赫哲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中动词进行时的情况。进一步证明女真语动词情态对后代语言的影响。也说明后代语言里残留古老女真语言的痕迹。

3-1满语的调查

在安双成《满语大辞典》中存在calabaci（查拉巴此）一词。其注释：索伦语，黑龙江附近河名。索伦语系泛指赫哲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统称。

在满语中具有上面已经提到的calambi、calabumbi而外还有calabun，名词，含义也为舛错、错误之意。

以下我们调查通古斯族诸语：赫哲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里是否存在女真语进行助动词tF[（且）的影子。

3-2赫哲语调查

在赫哲语动词中出现tFi （气）的音节很普遍，例如

支架子摔跤：tFapk[matFi （读音：查颇刻麻气）[6]

搂腰摔跤：tFarhma tF[ （读音：查尔赫麻且）

住拐棍：tin[utF[ （读音：替呐且）

拉屎：am[tFi （读音：阿木气）

砍：tFap tFi （读音：查破气）

动词词尾tFi （气）与女真语进行时情态助词tF[（且）是近似音。

我们推测，赫哲语是女真语边远方言的后代语言，基本属于女真语的后代语言的一种，赫哲语言里动词词尾保留许多“气”多音节是女真语言里进行时情态语气在赫哲语里的体现。在赫哲语里已形成习惯语。赫哲语里”气“tFi就是女真语里的“且”。音节的保留体现了古老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特征。也是女真语言的痕迹。

3-3鄂伦春语调查

鄂伦春语里也有大量动词词尾具有“气”的近似音节，举例说明之：

露出：juu tF[（读音：巨无且）[7]

栓：t[[xuji tF[（读音：特修且） Calabumbi一词

服气：puul[tF[（读音：普勒且）

倒霉：[rul[tF[（读音：鄂鲁列且）

取走：[lpu tF[（读音：鄂普且）

鄂伦春语里动词词尾保留tF[（且）音节，与女真语进行时助动词的tF[（且）相同。。

3-4鄂温克语调查

干燥：xritemche （西里特姆册）[8]

隆起：k[nkiche （肯剋册）

记仇：kim[n tF[ （可莫且）

多嘴多舌：k[n[tFi （可呐气）

安定：t[gt bun tFi （特哥特本气）

鄂温克语中动词词尾体现女真语进行时情态助动词tF[（且）在词汇中出现的几率比较少。这可能距离通古斯语中心较远，受蒙古语族影响较大缘故。动词词尾表现三种形式：che（册）、tF[（且）、tFi（气）。这三种词尾都是女真语进行助动词tF[（且）的表征。

四、女真语词类的转换问题

女真语种各类词之间比较灵活，此类之间可以互相转换。动词通过词尾助动词变换可以把动词变为名词[9]p239； 也可把名词转为动词[9]p194；也可把形容词转换名词[9]p198；也可把形容词转变为动词[9]p200；也可形容词、动词、名词三者兼用[9]p200。

以上是我国女真文字学家金光平、金启孮父子一生对女真语言文字语法规律的研究成果[9]。以上是从女真语言文字理论上肯定女真文动词是可以转换为名词的。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历史实际中寻找出动词转变为名词的实例：

金国有一位勇敢善战的元帅，他的名字叫斡离不。历史上有名的右副元帅。也称二太子。斡离不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又是怎么来的呢？大概，斡离不孩童时体弱多病，他的父母希望他能长久地留在人间，就给他起了个名字——斡离不。也就是他的父母把动词“留”做了孩子的名字了。

留是女真语的动词urimei。uri是词跟，mei是词尾

bu 是祈使助动词。

词根+祈使助动词=祈使态动词

uri+bu=ulibu

这就构成动词的祈使式：含义是一定留住

uribu 读音斡离不

这就是斡离不名字的来源。

uribu（斡离不）的含义是祈求，迫于小孩子能长久地留在世界上。也就是体现了父母的一种期望：“千万要把这个孩子留住”之意。现在东北农村汉族人为了小孩子好养活，也有人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叫“留住”，这样的例子不少，这也是汉民族受了女真民族文化的影响结果。斡离不就相当于汉人给孩子起名叫“留住”。斡离不这个名字是从动词urimei（留）变换来的。这是女真语言里，动词转换成名词（名字），这是一个鲜活的实例。

伊春市金山区查拉巴气的山名、河名，查拉巴气就是女真文动词谬误、差错calabutF[“查拉布且”的近似音，其含义是持续地谬误、差错。

查拉巴气是由女真文动词查拉布且calabutF[转换为地名的。

在女真语里动词转换地名、人名是普遍的语言现象。

五、从满语推究女真语问题

上面已经谈及过，因为流传至今的女真语言词汇很少，我们研究女真文不得不从后代语言向前推究。穆鸿利教授认为从满语推究女真语也不是任意的：“只是观其大略不能机械而死板的对号入座[10]p114”。

从满语推究女真语是需要严格的判据性的要求。并不是从语音上大致符合即可。其原因是：

（1）辽金时期用汉字记录民族语言词汇，汉字语音是近似的。因为汉字不是语音字母，汉字本来是表意字，没有记录语言音标准功能。用表意字来记录词汇读音是不准确的。只是近似语音而已。用汉字记录的民族词汇，近似音节不是惟一的。这就是说用汉字记录民族词汇具有不确定性。

（2）女真语虽然是满语的祖语，女真语不能等同满语。也就是它们之间有差别。这是因为女真语是以按出虎水（今黑龙江阿什河）完颜部的语言作为女真语的标准语言。而满语是以长白山部的语言作为标准语言。完颜部和长白山部语言之间存在一定的方言差别。因此女真语和满语在标准上是有差别的。再加上经400余年后的满语是有新陈代谢的。比如现在汉语里的“”、“手机”、‘地沟油”，在民国初年的汉语里就没有。而民国初语言里的“掌柜”“遗老”、鼻烟壶、剃头挑子，在现在汉语里已消失。

语言是要新陈代谢的。

我们要考虑到：自完颜希尹创女真大字的1119年到额尔德尼、噶盖创满文的1599年，中间经历了480年头。这两种语言一定会产生差别的。

女真语和满语虽然是同一民族的语言。但，不同年代的语言，总是有一定区别的。

所以不能把满语完全当做女真语。它们之间的推究是有条件的。

为了保证从满语推究女真语的地名、人名或其他词正确性，作者曾提出两个判据的雏形[11]；必须同时符合下面两个判据，推究才是正确的。

【1】语音的判据：已给定用汉字记录读音的女真语词汇，在满语（或其他民族语言）中找到词汇语音必须相同或相近，

【2】含义的判据：所找到的满语（或其他民族语言）词汇含义必须符合女真词汇含义的特征

六、查拉巴气的女真字问题

以上我们讨论了伊春市金山区辽金时期所传承下来的查拉巴气山、查拉巴气河。查拉巴气这个名字是用汉字记录下来的女真语词汇。本文通过女真语的后代语言——满语解读了女真语词汇——查拉巴气。

为了读音的准确，在解读的过程一律使用国际音标。

现在我们把查拉布且（calabutF[）从国际音标恢复成女真字。女真字是效仿汉字增减笔画的方块字。大半是一种表音字。

“查”音节对应的女真字是[12]P172：

“拉布”音节对应的女真字为[13]P36：

“且“音节对应的女真字为[14]AppP6

七、结论

1.伊春市金山区所出现的查拉巴气山、查拉巴气河，“查拉巴气”一词是女真语词汇在地名上的遗存。溯源查拉巴气是女真文动词calabutF[ 查拉布且的近似读音，其含义是谬误着、差错着。

查拉布且前三个音节：查拉布Calabu是动词词根.

查拉布且第四音节：且tF[ 是女真语进行助动词。表示动作（谬误、差错）连续进行着。

2.查拉巴气是女真文用动词做地名的实例

3.查拉布且女真字为：

4.查拉巴气正确解读必须符合语音和含义两个判据[1]、[2]，本文只解决语音的一个判据。关于另一个问题：“含义的解读”已由仲维波提出了一种学说 [15]，待另行讨论不在本文论及。

参考文献：

[1][15]仲维波.千古之谜试揭秘.黑龙江史志，2012.专刊.

[2]安双城.满语大辞典.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

[3][5][13][14]金启孮，著.女真语词典.文物出版社，1984.

[4][9]金光平，金启孮.女真文字语言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6]尤志贤，付万金.赫哲语汉语对照读本.哈尔滨：黑龙江民族出版社，1987.

[7]韩有峰，孟淑贤.鄂伦春汉语对照读本.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8]徐吉昌，徐芊玖.鄂温克汉语对照词汇.哈尔滨：黑龙江民族研究所，1991.

[10]穆鸿利.海青集.香港：中国国际出版社，2005.5.

巴金的名言范文第2篇

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对学术论题、角度和立场的影响，自然会影响到巴赫金学术成果的内涵。尽管巴赫金明确宣称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论著的许多基本内容却留下了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痕迹，许多基本观点甚至表述都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明显印记，即使不算以麦德维杰夫、沃洛希洛夫等人名义出版的、带有强烈的当时苏式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对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西方几种语言学流派进行批判的几部论著，仅以最能代表他自己学术立场和观点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和拉伯雷现实主义问题的两部论著而言，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和观点也比比皆是。例如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著作中，“复调”与“独白”是两个核心的概念，前者用来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艺术特点，后者则用来描述与之相反的小说的艺术特点。这两个概念的运用，在许多学者那里，完全可以限制在文本分析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完全可以用这两个概念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文本本身的艺术特点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描述，以构成一部杰出的学术论著。但巴赫金却不是这样。他在该书中的整个阐释思路是：以“复调”概念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艺术特征，同时，将文本的艺术特征与作者的世界观分析结合起来，指出，只有建立了一种“多元世界观”的作者才可能创造复调小说，而“一元世界观”的作者则只能创作出“独白型小说”，因此，作者的“多元世界观”是复调小说得以产生的基础。巴赫金进而提示，只有一个存在多种对立意识形态的开放社会，才能为作者“多元世界观”的建立提供必要的条件，而这个社会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古代专制和封闭的社会形态中，是不可能也不容许多种意识形态共存并在的。所以，复调小说的社会基础只能由资本主义社会提供。这种基本的分析思路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模式究竟又隔了多远呢?

至于论拉伯雷小说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关系的著作，在内涵上受到列宁关于每个民族和时代都有两种文化，即人民的、具有民主精神的文化和统治阶级专制僵死的文化的论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列宁看来，前者是文化的精华，而后者是文化的渣滓。那么，民间文化本身是否也有消极的东西呢(这种消极的东西并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文化传染和渗透的结果，而是民间文化天然携带的文化基因)?列宁对此回避了。而巴赫金论拉伯雷著作的一个基本论述思路是，拉伯雷小说继承的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甚至古希腊罗马以狂欢节文化为核心的民间文化传统，拉伯雷作品到处充满着狂欢文化的印记和精神。拉伯雷小说的“怪诞现实主义”特征的根源正在这里。而这种民间文化与中世纪的教会文化、官方文化和文艺复兴以后建立的理性文化有根本的区别，后者是专制的、克板的、腐朽的、反人性的、缺乏活力的、形而上学的，而前者恰恰与之相反，是民主的、充满生命力的、灵活开放的、人性的、充满辩证法的，在这种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连民间文化中那些一般人认为是粗鄙的、生物性的、下流的、放荡的、的成分，在巴赫金的阐释中，也获得了正面的价值。这种对民间文化、进而对拉伯雷小说相关特征和内容不加批判、毫无保留的肯定和完全理想化的阐释，很明显是与列宁的相关论述息息相关的。

如果说这两部论著因涉及对具体作家创作的解释，尤其涉及对创作内容的解释，巴赫金不可能完全回避社会学分析，那么，在专门研究小说文体特征的系列论文中，贯穿着社会学的视野就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解释的现象，除非我们承认，巴赫金已经是在自觉地从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社会历史进程的角度分析文学和文化现象。在写于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早期的小说理论系列论文中，巴赫金将自己早已成熟的复调小说理论和超语言学的话语理论用之于小说话语研究，揭示出小说的话语特征是杂语性：“小说中应该体现一个时代所有的社会意识的声音，也就是一个时代所有较有分量的语言：小说应是杂语的世界”。(注：《长篇小说的话语》，载米·巴赫金著《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而小说中的杂语来自于社会生活中杂语的存在，并且这种杂语并不仅仅出自某种思想，而是与特定社会力量相关联的：“小说中的每一种语言，都是现实社会阶层及其代表人物的一种观点，一种社会和思想的视野。……这是指历史地具体地充分体现实际存在的社会性的和意识形态的种种语言。”(注：《长篇小说的话语》，载米·巴赫金著《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并不仅仅是小说话语，就是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这样几乎是纯形式的因素，巴赫金也是从社会历史角度予以考察的，他的重要论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的副标题就是《历史诗学概述》，从西方社会历史的进程来考察小说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他考察史诗与小说的差异也不仅仅是从文体形式和文本内容差异的角度进行。巴赫金在小说与史诗文体形式和文本内容的差异上看到的是与它们所关联并决定着它们的历史生活和时代的差异：“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变化对小说起着重要作用，也决定了小说在该时期的统治地位。小说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惟一体裁，因为它能更深刻、更中肯、更敏锐、更迅速地反映现实本身的形成发展。只有自身处于形成发展之中，才能理解形成发展。”(注：《小说与史诗》，载米·巴赫金著《小说理论》，第509页。)小说是反映现实的，因此与现实保持着内在的同一性，具有兼容性、开放性、未完成性、内在的对话性等特征；而史诗则与之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它描写的是遥远的过去，而过去已经完成，因此，它具有崇高性、已完成性、封闭性等特征。这些对小说和史诗各自的特征所作出的描述和分析，将文体研究与社会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具有比当时一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深刻得多的识见。说到这里，补充指出一点不是没有意义的：巴赫金的小说理论与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不存在谁模仿谁的问题)，而卢卡奇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小说问题的。巴赫金曾经也有意将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一书翻译为俄文，只是因为一个朋友告诉他，卢卡奇后来对《小说理论》不太满意，他才打消这个念头。这一事实也许可以让我们推测，巴赫金小说理论中的社会学视角可能有卢卡奇的影响。

在一般意义上，巴赫金确如自己宣称的那样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巴赫金对自己研究领域精彩而深刻的社会论分析，确实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无关系，这也是不可否认的。正是这种影响，使我们看到了巴赫金学术思想与当时社会政治背景、意识形态背景无法割断的深刻联系。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当然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但这种超越是“历史地”超越，是在与当时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的深刻联系基础之上的超越，他的学术思想内容本身，深刻地打下了那个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印记。

谈论巴赫金思想学术的政治性，自然不能不考察他建立在超语言学基础上的对话理论的政治性。巴赫金的文学理论和评论在相当意义上都是以对话理论为基础的。对话理论远远超出了语言学学科范围，是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领域的思想主张。这种理论产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巴赫金的超语言学。众所周知，巴赫金正是在批判当代西方那些将语言问题与外在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完全隔离、只在语言世界内研究语言结构和规则的形式语言学，或只从人的心理活动角度研究语言，在将语言当作心理现象的心理语言学的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超语言学的。超语言学的核心就是在人类具体社会交往中去考察语言问题，强调离开了社会交往语言就不存在也没有意义。而“语言在其实际的实现过程中，不可分割地与其意识形态或生活内容联系在一起”，(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载米·巴赫金著《周边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442页。)所有的语言本质上都具有对话性，而且这种对话既是具体的个别的，但又渗透了各种社会力量、社会意识、社会政治因素，后者正是通过所有社会个体在各种具体的社会交往中、在言谈(表述)中悄悄渗透进来，发挥着作用和影响。巴赫金提出“生活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意指“生活感受以及与之相联的外部表现的一切的总和。……生活意识形态是未经整理和未定型的内部和外部的言语元素，它说明每一个我们的行为、举动和每一个我们的‘意识’状况。”而这种表现为社会心理的“生活意识形态”与整个社会体系性的意识形态“一直保持着最生动的有机联系”。(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载米·巴赫金著《周边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442页。)所以，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特别注意分析渗透在具体话语交往活动中的“生活意识形态”因素。他发现，即使是具体表述活动中的话语语调，也是有特定的社会学指向的，至于整个话语活动本身，其社会意义就更不待言：“话语是一种社会事件”，形式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都不能揭示“话语具体的、社会学的本质，使话语变为真理或谎言，低下的或高尚的、需要或不需要的那个本质”。(注：《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载巴赫金著《周边集》，第92页。)由于话语表述本质上的对话性，而各种社会立场、社会力量、阶级意识、意愿、情绪等因素都渗透在所有人的话语表述活动中。言谈的场所也是各种社会力量、阶级和集团、各种社会立场、信念和意识形态交锋交往的场所。这里，不难看出，建基于超语言学基础之上的对话理论内含着深刻的政治性。

从今天的角度，人们可能更多地看到当时政治意识形态对巴赫金学术思想研究的负面影响，例如，在评价当代西方几种语言学理论、评价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论著中那种带有居高临下的、严厉的批判性语调，那些当时流行的权威的、宣判式的表述方式，等等，确实缺少一点平等的学术讨论所必须的平和。巴赫金自己后来谈到这些论著时也讲，“在这并不美满土地上和并不自由的天底下所创造的一切，在这种那种程度上都是带有缺陷的。”这就明确地表明了对那些论著的不满。他认为这些论著并未完全体现自己的思想，如果是现在来写，以他自己的名义发表，他肯定不会那么写的。

这种遗憾也存在于奠定他学术声誉的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果之中。1928年《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一书是他第一次以自己名义出版的论著，这部书在30多年以后修改再版，也给巴赫金带来了世界性的学术声誉，但在巴赫金看来，这部著作也留下了遗憾。他后来曾在与鲍恰洛夫的谈话中表达了这种遗憾：“我不能直接述说有关主要的问题……这就是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关于神的存在的哲学问题。我总是在那里来来回回，不得不克制自己。一个思想出现了，又是来来回回地转。甚至要谴责教会。”(注：鲍恰洛夫：《关于一次谈话和围绕这次谈话》，转引自钱中文《理论是可以常青的》，载米·巴赫金著《哲学美学》，第50页。)巴赫金尽管在内心要比当时大多数学术思想人物自由得多，但这自由也并不是无边无际的，他也不得不考虑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和接受程度，不得不“戴着脚镣跳舞”。

那么，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对巴赫金学术思想的影响是否仅仅是负面的?应该说不是。即使在那些以朋友名义出版的著作中，尽管巴赫金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观点难脱那个时代的制约，但马克思主义给了巴赫金其特有的开阔和深刻。巴赫金少年时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对十月革命后作为苏联社会权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并不陌生。尽管当时布尔什维克实际的意识形态比经典马克思主义要狭隘肤浅，但通过它毕竟可以窥视一个具有极大理论深度和力量的由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思想世界。事实上，所有的理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一种限制，同时也能提供一种洞见。在这方面，巴赫金提供了一个范例。

不仅巴赫金的学术著作与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有内在的关联，就是巴赫金学术命运的沉浮也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第一部给巴赫金带来国际声誉的是60年代初经过修改后再版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专著，他让人们看到了一种独特的小说理论和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新见解，但这部书其实在1928年就已经出版，尽管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卢那察尔斯基写过书评对这部著作予以肯定，但这部书并没有带给巴赫金多大的学术声誉。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它出版时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并不是大家都认可它的基本学术见解，更重要的是它20年代初版时巴赫金已经被捕，同时，这部著作中强调复调小说的理论基础是对话哲学，这种对话哲学的精神与当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要求更是势同冰炭。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术论著在20年代与60年代截然不同的命运和学术效应，并不仅仅是因为巴赫金后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社会政治气候的变化使然。巴赫金在60年代不仅仅是作为一位有独特见解的评论家和理论家被发现的，他还是作为一位被无端迫害的圣徒般的人物被塑造的。他在几十年间的苦难经历和遭遇不能不深深地感动人和震撼人，尽管他自己很平静地对待自己的过去，但这份平静也具有特别的效应。巴赫金在60年代复出本身和复出后的轰动效应，并不仅仅是他思想学术的价值决定的，也不能仅仅归功于柯日洛夫等人的奔走和超常的社会活动能力，还与60年代苏联的政治气候和环境有明显的内在关系。

巴赫金在西方社会的遭遇和形象也与政治相关。在50-80年代东西方冷战格局中，思想学术活动往往渗透了这种冷战政治的思维，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往往被有意无意作为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对抗诸国的领域。西方的策略之一就是通过发现、肯定、奖励诸国那些与政权保持距离、甚至反对政权、或被政权迫害的文化人进行文化策反，将他们作为一个标本，来控诉或丑化现政权。像诺贝尔文学奖这一类活动，往往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进行意识形态战争的形式(这当然不意味着作家获奖只是因为政治原因)。巴赫金在西方走红，除了他学术思想本身的深刻性、丰富性和独特性外，不能否认国际政治斗争的因素也起着某种作用。

事实上，西方学者恰恰是从这个角度理解和阐释巴赫金的。这方面的一个证明是由美国学者克拉克和霍奎斯特合写的《米哈伊尔·巴赫金》，这部写于80年代、被认为是“西方最权威的一部巴赫金研究专著”，(注：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著《米哈依尔·巴赫金》中译本之“译后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页。)可以说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对巴赫金思想学术的理解。在这部书中，作者以巴赫金对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为线索来整体地阐释巴赫金的所有学术著作和他的思想学术道路，作者对巴赫金对话主义的表述也是从两条线索同时展开的，一是从理论上梳理对话主义哲学，二是从巴赫金与现实的关系角度来阐释对话主义产生的现实原因，强调巴赫金是在理论上通过张扬对话主义哲学来与他所不满的现实进行对话和潜对话。因此，在巴赫金传记的作者眼里，对话主义哲学是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潜在地表达着巴赫金对现实的对抗和不满。

例如在以“沃洛希洛夫”名义出版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大纲》一书中，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立场出发，用“官方意识”和“非官方意识”来解释弗洛伊德的“意识”和“潜意识”两个核心概念，并揭示两者之间冲突的社会性质而非私人性质，意识对潜意识的压制实质是官方意识对非官方意识的压制，两者之间的分裂也是如此。而在这种压抑中，“官方意识和非官方意识的分裂愈是深广，内在语言的动机转化为外在言语……即在外在言语中定形、清晰和巩固，便愈是困难。”《米哈依尔·巴赫金》的作者在引述上面一段话后，对这段话内在的真意作出这样的注解：“这是他对自己困境的自白，裂隙愈来愈大，一方是他自己的宗教和形而上学观念，一方是苏维埃政府日益强硬地坚持要人们依从俄国共产主义。”前者受后者的压制就像潜意识受意识的压制。这样，“巴赫金大胆地坚持主张心理的统治法则与国家的统治法则彼此相通，这不仅是一种理解弗洛伊德的新方式，而且是从‘地下’发出密码启示的新方式。官方与非官方意识之间的裂隙如此之大，官方的内容终于扼杀了非官方的内容。……实际上，这些大胆的言辞正是此人的夫子自道，他自己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将沦为丧失社会地位的孤独者。”(注：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著《米哈依尔·巴赫金》中译本之“译后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228、324页。)

并不只是从某些具体的论文论著看出了潜在的政治含义，《米哈伊尔·巴赫金》的作者几乎将巴赫金的全部思想学术著作当成对抗当局的寓言来解读了：“巴赫金面对斯大林主义的挑战并没有沉默，他先前的大部分论著都可以看作是学术研究外衣下的政治宣言，他本时期(指1937年到1945年的萨维洛沃时期)的著述也不例外。这些著述暗中面对的主要对手不是知识界的同道，而是斯大林主义文化本身。巴赫金运用他的表层的论题作为手段，以表达对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注：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著《米哈依尔·巴赫金》中译本之“译后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228、324页。)这种寓言式解读原则贯穿克拉克和霍奎斯特对整个巴赫金著作的阐释。

巴金的名言范文第3篇

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马识途（公元1915年―），原名马千木，曾用名马千禾，笔名马质夫、马烈夫，祖籍湖北麻城，出生于四川省忠县（现属重庆市），当代作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人大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等职。著作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沧桑十年》，纪实文学《在地下》，短篇小说集《找红军》等。

马千木的青年时代是在外敌入侵、抗日救亡的怒潮中度过的。1931年，他怀着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心境，负笈出峡寻求救国之道，游学于京沪宁，后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冒着生命危险在“国统区”从事秘密工作。

1935年，他以马质夫的笔名，在叶圣陶主编的上海《中学生》杂志上发表散文《万县》。1938年3月，马千木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志愿书上，将原名“马千木”改为“马识途”，用以表示自己“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但“马识途”此时只限于党内作为化名用。此后，他为《抗战青年》写文章，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保卫大武汉空战的报告文学时，曾取笔名马烈夫，意即马列主义之一夫。因“马列”二字太刺眼，易惹敌人注意，故在“列”字下加了四点而成“烈”字。此举体现出他对马列主义信仰的忠诚与执著。

马千木27岁时，南方局要他报考西南联大，在联大以学生身份掩护组织秘密活动。考联大需要中学文凭，而当时“马千木”这个名字已经上了的黑名单，他就把在中学文凭上 “马千木”名字中的“木”字改成了“禾”字，这样才避免了危险进了联大，所以当时的同学老师们都叫他“马千禾”。全国解放后，他才正式使用“马识途”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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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用电脑来写作的作家

2011年11月8日，四川作家网上线仪式在成都举行，98岁高龄的马识途以四川省作协名誉主席的身份，手执拐杖，喜笑颜开、精神矍铄地来到现场，和省作协主席阿来一起点击屏幕，正式启动了四川作家网，还答应出任网站顾问。

马识途很早就开始使用电脑写作。在这个仪式上，他极力向各位作家呼吁，用电脑写作：“上世纪80年代时，我就是第一个用电脑来写作的作家，今天我又要向我们的作家呼吁，用电脑写作吧！上网吧！”

巴 金

――好记又好写的名字

巴金（公元1900-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杰出的语言大师。

巴金的原名和字都来自《诗经》。李尧棠在当地李姓家族中属‘尧’字辈，而他的名字“棠”的出处则是这样的：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国风・召南》中有一首歌颂赞美召伯忧民政德的诗《甘棠》。全诗三章，每章三句，由睹甘棠树到思召伯其人，每章首句均为“蔽芾甘棠”，意为茂盛的甘棠树。为表示对召伯政德的景仰，李家为李尧棠取“棠”字为名，另取“芾甘”为字。李尧棠在早期发表创作和译作时都署名为“李芾甘”和“芾甘”。

1927年，李尧棠留学法国。有一次，他因身体不适而到沙多吉里休养，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个来自中国北方的同学巴恩波。两人互倾肺腑，真诚往来，虽仅相处月余，但情似兄弟，分别时依依不舍。第二年，巴恩波突然投水自杀。噩耗传来，李尧棠既悲痛又感十分惋惜。在这之后不久，他翻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前半部，想用一个容易记、容易写的名字发表，便决定改名。因为念念不忘巴恩波，为了纪念巴恩波，他决定用巴恩波的姓“巴”字作姓。可名叫什么呢？一天，正当他颇费思忖的时候，一个学哲学的安徽朋友詹剑峰前来拜访，见他正在思索什么。经询问，李尧棠如实相告。热心的詹剑峰一眼看见桌上还摊放着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灵机一动，抬手一指：“就用克鲁泡特金的‘金’字吧！”李尧棠爽快地接受了建议：“好，那就叫‘巴金’，好记又好写。”从1929年署名“巴金”发表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后，巴金一生虽然还用过其他笔名，如余一、佩竿、王文慧等，但是以用“巴金”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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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的作品说“不”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巴金文集》。起初，巴金不同意，出版社派专人专程前往上海做劝说工作，一年以后方才得到许可。巴金为什么不同意出版自己的文集呢？原来，他总是对自己的作品说“不”，说百分之五十的作品不合格，是废品，出版《全集》是对自己的一次惩罚。

巴金的名言范文第4篇

一、卢梭对巴金的影响

卢梭是对巴金影响最早的法国作家。巴金自称：“《忏悔录》的作者卢梭是教我讲真话的启蒙老师。”在《（探索集）后记》中巴金提到：“从《忏悔录》的作者那里，我学到诚实，不讲假话。”并多次表示他为人与为文的第一位老师是卢梭。在留法期间，他经常到卢梭的铜像前瞻仰这位启蒙思想家，向他述说自己的心声，汲取力量。卢梭是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作家，是反封建和倡导个性解放的先驱，认为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一生著作颇多，有《忏悔录》、《新爱洛绮斯》、《爱弥儿》、《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论科学和艺术》、《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等。他在作品中大胆评判封建专制，提倡民主自由。小说《新爱洛绮斯》表达了他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及封建家长包办婚姻制度，渴望自然真实的感情的愿望。@一愿望在巴金的作品中也有体现。此外，《忏悔录》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这是作家卢梭诚实态度的表现，在其中，他明确宣告了自己的写作态度：“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这种坦荡磊落的胸怀和毫无保留的精神给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会了巴金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通俗而言就是讲真话，这成为巴金为人为文的追求，也是巴金文学创作最基本的信条，这就促使巴金在20世纪六七十年下了《随想录》，被誉为中国的忏悔录，“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通过老作家真诚的忏悔，来救赎人们的灵魂。”此外，巴金的世界观也深受卢梭影响。卢梭是巴金心目中的精神导师，是他的力量源泉。

二、左拉对巴金的影响

在众多的法国文学家中，左拉对巴金创作的影响也较为深刻。他为德雷福斯冤案的斗争精神深深打动了巴金，一句J’accuse（我控诉）经常萦绕在巴金耳边，使巴金看到作家的道德力量和崇高的天职。巴金崇拜左拉这位自然主义大师，是因为他有着敢于控诉的大无畏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巴金敢于向一个垂死的制度控诉。巴金的作品《家》，控诉的就是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为无名的青年牺牲者喊冤，将失掉青春的青年人从垂死制度恶魔般的爪牙下解救出来。巴金阅读过左拉的很多小说，包括收集二十部长篇小说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和描写矿工命运的《萌芽》，并坦言说左拉的小说抓住了他的心，小说中繁多的人物都活在他的眼前，并且激起了他创作的欲望。他对《萌芽》表现矿工苦难的主题很有感触，同左拉一样对矿工充满同情。所以，巴金就仿效其创作了《萌芽》和《砂丁》，后改名为《雪》，揭露了矿工的苦难和垂死的制度。巴金从左拉那里汲取了向黑暗与不公进行抗争的力量，将左拉的名言“我控诉”作为其创作的一个动机，可见左拉对其思想的影响。

三、罗曼・罗兰对巴金的影响

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英雄主义、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同情和抗争也同样影响着巴金。巴金喜欢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巨人三传》。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斗争精神令巴金印象深刻，此外《贝多芬传》中的贝多芬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激起了巴金对生活的信心，使他摆脱了忧郁和死亡的幻影，促使他要以生命征服一切。他在《总序》中写到：“生活并不是悲剧，它是一场‘搏斗’。我们生活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罗曼・罗兰的回答是‘为的是来征服它’。我认为他说得不错。”罗曼・罗兰作品中搏斗不息和征服命运的精神对巴金影响重大，使他一生都顽强不屈。

四、结语

巴金的名言范文第5篇

2016年香港巴塞尔艺术展汇集了来自35个国家及地区的239家顶级艺廊，为3000多名艺术家提供了展出的平台，规划出艺聚空间、艺廊荟萃、亚洲视野、艺术探新、光影现场、艺文出版六大板块。在所有的参展画廊中，有近50%的画廊来自亚太地区。巴塞尔艺博会的主办方通过增加中国乃至亚洲画廊整体参展数量来更强调自己的“亚洲身份”。不少国内的画廊已经从原来的三楼换到了今年的一层进行展示，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画廊在整个博览会上地位上的变化。

销售乐观

虽然中国经济形势的低迷引来人们对巴塞尔艺博会表现的诸多猜测，但香港巴塞尔艺博会的总监黄雅君（Adeline Ooi）仍向媒体保证这并不会影响艺博会的销售情况。从销售上看，在2016年巴塞尔艺博会VIP之夜上，销售就已十分活跃。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三天的公众开放日共吸引了7万人次的参观量，创出历史参观人数的新纪录。香港巴塞尔参观一天门票的价格是250港币，粗略计算，门票收入就会有1750万港币进账。

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瑞士巴塞尔的“巴塞尔艺术展”历经40年，拓展为每年分别在巴塞尔、迈阿密海滩和香港举办的全球顶级的现代艺术盛会。除展出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外，艺术展本着其特有的开放与前卫精神，为新晋艺术家带来了展示先锋艺术的平台。

自香港国际艺术展在2011年5月被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宣布成功收购，并改名为巴塞尔艺术展，已经过去5年，到2016年3月22日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

根据艺术网站Artsy盘点，2015年全球当代艺术最有影响力的15座城市，亚洲地区排名最为靠前的是香港，位列第9。该评选显示，2015年，香港画廊数量已经达到50家，新开设私人博物馆及艺术机构至少5家，重要艺术博览会至少4场，香港再一次夯实其继伦敦、纽约之后的全球第三大交易中心地位。然而香港的野心，并不止如此。

辐射效应

香港巴塞尔艺博会的辐射效应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在博览会举办期间，全球重要的艺术品收藏家、画廊、艺术经纪人、美术馆、博物馆等非营利艺术机构的大腕儿都会云集到香港。在香港的各类艺术机构也会在博览会期间“扎堆”举办不同的艺术活动，以期获得各方的关注。

2016年3月21日，巴塞尔博览会开幕前一天，白立方画廊和立木画廊就联合举行了英国著名当代艺术家翠西・艾敏在大中华区的首次个展――“我哭泣是因为我爱你”，展出了翠西・艾敏最新的创作；佩斯香港画廊举行了美国波普艺术家罗伯特劳申伯格的个展；法国的贝浩登画廊举办了韩国艺术家朴西甫的作品展。这几家画廊之所以会在巴塞尔艺博会期间举办这些艺术家的个展，就是看重了巴塞尔博览会的聚群效应。同时，举办大牌艺术家的展览也可以吸引很多藏家的目光，这绝对是一个提升画廊知名度的好机会。

香港巴塞尔的成功运作，为香港艺术环境的变化带来很多新的因素。世界顶级画廊不断进驻，新藏家和画廊的交易高企，媒体的关注度提升，跃跃欲试的新艺术家，扎堆的艺术活动，让曾经是“文化沙漠”的香港一下子变得繁华起来，亚洲艺术中心的头衔不断被加冕。

另一方面，对海外参展商和藏家来说，香港的优势非常明显。香港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自不必多说，其“亚洲国际都会”的称号，从城中琳琅满目的国际美食便可见一斑，在这里可以找到任何一种环球佳肴。从地道的本地小吃到米其林星级餐厅，世界级豪华酒店林立，顶级奢侈品店-鳞次栉，比香港的语言环境多元，即使深藏街巷中一家小餐厅，服务员都可随口英语交流毫无障碍。背靠亚洲，面向世界的地缘优势明显。如果悉数罗列亚洲地区最能胜任经济、科技、文化的东西方沟通桥梁这一角色的城市，香港自然是不二之选。

更为关键的是，香港艺术品进出口零关税，相比之下进入中国大陆售出则需要缴纳6%的关税和17%的增值税，此外，香港的自由港经济政策行之有年，配套的金融服务、出入境管理乃至语言等工作习惯对外商而言更便捷通畅，就地理位置而言，香港也处于东亚、东南亚各国航线的交叉点，有一定的交通优势。

现在，香港在艺术品市场上也重复了它在很多经济领域扮演的角色――成为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的最佳交叉点，辐射半径主要指向中国大陆、东亚、东南亚。它对定位类似的上海、新加坡的当代艺术博览会有最大的冲击，而且，目前看来香港已经取得了领先地位，被主办艺术巴塞尔、巴塞尔迈阿密博览会的瑞士展会巴塞尔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以后，可以借用后者的全球网络加强它的国际辐射半径。

对于香港的艺术品交易市场而言，每年都会有三个固定的黄金时间点，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香港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和香港秋季艺术品拍卖会。相较于当下的香港艺术品拍卖市场群雄争霸，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却独领于香港艺术品级市场。

推动艺术生态变迁

近年艺博会的兴盛，为香港本地的当代艺术发展带来了极佳的契机，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巴塞尔艺术展的成功，配合物流及税金的优惠政策使香港迅速成为国际当代艺术的重要市场。聚集了观赏亚洲艺术的观众，也为香港本地艺术家提供了接触世界一流艺术品的机会。各国的艺术家在此交流对话。

香港政府推出的优势文化政策，打造的M+艺术博物馆和西九艺术区都极大提振了香港的文化氛围。近年来国际画廊巨头进驻香港，进驻了中环多个黄金旺地，直接推高了地价租金。不少原本落户中环、上环的本地画廊无奈另觅新址，从而催生了工业区展场与酒店空间等新的展出形式。香港也逐渐从一个扁平化的文化城市，成长为一个多元、立体、有根、有性情的艺术综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