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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的传统节日

彝族的传统节日

彝族的传统节日范文第1篇

关键词: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重构

中图分类号:G80-05.7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1)03-0183-06

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受到“更快、更高、更强”为理念的西方现代体育文化的日益侵蚀。面对强大的外来体育文化输入,注重“礼、谦、和谐”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显得极其脆弱和呈“逐渐萎缩”之势。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曾经辉煌的文化“瑰宝”在全球化、现代化的体育文化语境中举步维艰?如何改变这种“文化弱势”局面,由弱到强,最后形成与西方体育文化互补、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以往的研究常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困境归因于学校体育教育的缺位、民族传统体育健身群体的结构断层、社会支持系统的缺乏等等。事实上,以上观点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发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日益衰落问题的真正根源。笔者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云南彝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现状调查、分析发现,导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生态遭到削弱和破坏。如何保护并重构民族文化生态,重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辉煌,本文欲做一些积极的探索。

一、云南彝族传统体育文化介绍

云南彝族现有人口405万余人,大部分居住在山区,部分居住在高寒山区,少数居住在平坝和河谷地带,是云南省人口最多,支系较多,分布地区较广的少数民族。彝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指彝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生活中积淀下来的,充分体现了彝族人民特有的勤劳勇敢、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等一系列可贵的精神品质,反映了彝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发展变化过程。彝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一)地域性

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成果,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与生存息息相关的地理环境。彝族人祖辈主要居住在深山区,因此,彝族传统体育项目必然反映出山区文化的特点,如打陀螺、磨担秋、打石子等项目,都表现出鲜明的山区地域文化特点。-

1、节庆性

彝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具有鲜明的节庆性特点。据《云南游记》记载,以冬月十五为元旦……是日也,全家均不工作,男女老幼,悉衣新服、登山会饮、佐以歌舞。彝族的传统节日“插花节”、“密枝节”、“三月会”、“火把节”、“十月年”……以其独有的感召力和内聚力吸引着十里八乡、成千上万的彝族儿女以摔跤、秋千、磨秋、爬油杆、杠术、烟盒舞……等千姿百态的体育活动,欢庆节日。

2、功能性

彝族传统体育的功能很多,可以大致概括为:健身功能,人们利用一定的时节,采用一定的游戏方式去野外玩耍,进行身体活动,不仅有益于身心健康,而且对培养少年儿童的意志品质,发展个性,开发智力都有极大作用;交流功能,“在竞技场上那些身手矫健的彝家小伙,成为众多异性追逐、爱慕的目标,”体育活动为彝族男女青年相识、相爱,提供了―个很好的机会。整合功能,通过体育活动,居住在各个山寨的彝族人不仅相互交流,而且,部分彝族体育与宗教祭祀紧密联系在一起,每当举行祭祀时候,漂流在外地的彝族儿女都要赶回家乡,参加这些传统的体育活动,彝族体育把同彝族人紧密的凝聚在一起。

二、彝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生态失范

失范理论最早是由法国经验主义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意指集体生活的整个领域绝大部分都超出了任何规范的调节作用之外。对于彝族传统体育文化而言,失范是指现代世界的变革过程迅猛而深入,它们大大扰乱了彝族传统体育文化赖以生存的的生活方式、道德、和日常规范,却没有提供明确的新价值观。这种失范在云南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方面表现如下:

(一)彝族传统体育活动参与群体的萎缩

彝族传统体育是群众性体育,它产生于集体,活动的开展当然离不开客家人的广泛参与。但是,近年来,彝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群众参与,却呈明显萎缩之势。据笔者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和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调查发现,彝族传统体育群体参与现状是:第一,只有部分老年人坚持参与彝族传统体育活动,如跳月、跳歌、踩高跷等;第二,出现部分职业化群体。如男性青壮年的舞龙、舞狮等,他们在闲暇时间,有领头人组织训练,主要是参加一些节庆表演。而对于绝大多数彝族^、来说,更乐于参加现代体育项目。

(二)彝族体育组织管理的松散

彝族人是以一寨为本位,开展体育活动。体育活动是由山寨里的“长老”或精英来组织和主持。开展体育活动主要是节庆、祭祀活动和山寨之间的相互竞争。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彝族青壮年劳力纷纷外出打工,彝族山寨逐渐呈空心化趋势。彝族传统体育陷入难以组织的困境。

(三)彝族传统体育价值观念日益淡化

传统的彝族人是以“村寨”为生活面向,非常注重自己或家庭在当地的影响。为此,在一些涉及影响村寨声誉的彝族传统体育比赛项目上,彝族人非常的投入和支持。但是,受现代城市化浪潮的冲击,彝族人纷纷走出大山,到城镇定居或工作,随着他们居住的环境发生变化,他们的体育价值观念也随之变化,他们更多的是青睐所在地的现代体育项目,如篮球、足球等。

三、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失范的原因分析

(一)生活方式的巨变

彝族,作为山地民族,绝大部分都居住在高寒山区,尤其集中在金沙江南北两岸海拔1500~2000米的大小凉山。那里山高水险、交通阻塞,形成―个相对封闭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生活条件的艰难,使彝族人民既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又要有强健的体魄和敏捷的身手,还需要一定的调节身心发展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内容,来满足族人的生存、享受与发展的需要。诸如:摔跤、秋千、磨秋、踩高跷、爬油杆、杠术,舞狮、舞龙、跳火绳、陀螺、跳月、跳歌、烟盒舞、射箭、射弩、斗牛、赛马……等千姿百态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但是,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推进,现代彝族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彝族的传统节日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 节庆文化 彝族火把节

民族节日是一个民族特有的传统庆祝活动,从中能透视出一个民族古老而深厚的文化传统,折射出社会历史和文化变迁的轨迹,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全部文化内容的缩影。民族节日以一种显性而独特的方式承载、传递着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是各民族多样性文化得以集中表现和传承的重要途径,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功能。①周期性、地域性、民族性的节庆活动不仅能够促进族群内部的交流,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更加和谐,增强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也有利于增强族群内部和外部世界的对话与融合,构建和谐的“多民族”生态文化圈和政治国度。以下笔者将以凉山彝族火把节为例,论述新媒体时代民族节庆文化的生存和发展。

新媒体时代火把节文化传播的困境

一、新媒体时代的舞台娱乐化冲淡了“火文化”的内核。从地缘文化学的角度考虑,少数民族大多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民族群众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缺少文化自觉的意识。所以民族文化通常处于主流文化圈中的“边缘”地带,也处于文化“弱势”地位。通过新媒体传播或者外界民众带来的“强势”的文化审美和价值观念改变了民族地区的文化“原始天然性”。民族地区文化在和主流文化接触的过程中,持续接触和影响会造成劣势一方文化发生“文化变异”。

为了满足到场旅游群众和外界群众的观看需求,民族节日举办的时间会精心选择,节日举办的场地也会慎重考虑。举办节日的场地会被迫离开乡村,被搬到县里、市里的舞台。为了迎合更多社会大众口味,把传统节目和仪式通过精心设计的“舞台化”方式呈现。媒体的镜头开始聚焦于火把节中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如彝族人民的鲜艳服饰,年轻的彝族姑娘撑着黄伞的图片,“金鹰”和“金索玛”的选美表演充斥着媒体的整块版面。于是,足够艳丽、壮观、欢快而热烈的画面使人应接不暇,各种活动全景、人物特写镜头不断出现。而含有民族乡土气息的彝族传统游戏例如斗鸡、斗羊、斗牛等因为难登大雅之堂而日渐被“边缘化”。为了满足受众群体娱乐性要求,媒介对舞台上的民族文化肆意取舍,甚至添加无厘头戏份的倾向,破坏了民族文化的严肃性。

二、文化被经济的“功利性”绑架。新媒体的便捷性决定了文化传播向商业性质的转变。目前民族文化的发展基本上都是以经济发展为最终目标,而电子媒介加入和市场的结合,必然会导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被动的文化行为。在世界许多地区,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文化,都怀有一种回归传统和部族主义的倾向。人们担心的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民族身份、归属感和个人的意义正在逐渐消失。②而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将文化建设视为经济发展的手段,造成了民间文化的庸俗化。过去十年推行的“文化产业化”试图按照市场规则进行文化建设,造成了民间文化的商品化,诸多精粹、小众的文化面临失传的窘境。③商业诉求致使火把节文化传播功利化趋向明显。媒体信息中,大量具体的数据向公众传送着招商引资的成果,以及火把节带动了地方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众多产业的增长的事实。而报道中介绍彝族火把文化、内涵的少之又少。

三、新媒体的机械复制性使民族文化符号被“消解”。新媒体技术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超媒体”,凉山彝族火把节文化通过新媒体技术的复制与模拟,创造出了一个由符号控制的文化世界,使得文化趋于同质化和类型化。传统的特色民族文化传承被迫沦为简单机械的文化符号复制。比如火把节当天的许多文艺节目,身穿魍骋妥逡路的俊男靓女纷纷走上舞台,事前经过层层选拔,节目反复彩排。从民族服装、民族首饰、演员歌曲,到舞蹈动作、舞台效果,处处都是精心设计、排练的结果。“东方美女节”“东方情人节”等庸俗女性欣赏甚嚣尘上。传统彝族的女孩手持黄伞、轻歌曼舞地跳着“朵洛荷”也被现代意义的“选美”曲解。

四、新媒体时代消解了民族节庆文化的“原真性”和“主体性”。传统节日和文化传统能给民族个体起到有效的“定义”作用,它重新赋予裂变、碎片的个体以深度,使其避免成为的现代人。因为最具“民族原真性”文化的继承是建立在文化共同体一代一代地讲述、体现的原型神话和象征、价值观和记忆基础之上的,它们总是保持那些创造并参与其中的人们的独特象征、仪式、理想和传统。④

火把节虽然是官方举办、企业运作、群众参与,但因为民族节日放假时间通常和工作时间冲突,很多外出务工的人员根本没有机会赶回家。另外,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为了满足游客的需要,火把节从最初的乡间田野转移到凉山州府西昌市,从最初单纯的民间习俗演变成了今天的盛大节日,火把节的主题被各种博览会、投资洽谈会、选美大赛取代,渐渐流于世俗化、商业化。而在真正的彝族聚居区会提前举办火把节,这样就可以避开演出高峰,把时间、人员和表演机会让给西昌市火把节。因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西昌市国际火把节当天,大多彝族民族主体都在山上的家里。本该成为火把节活动的主体反而成为自己民族节日的看客和“他者”,众多外来的异域民族者却成了节日的主要参与者。

新媒体时代火把节文化传播的策略

一、完善新媒体传播环境,树立自主传播意识。火把节要想在新媒体时代扩大节日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地方政府和彝族民众必须树立“走出去”意识,紧跟时代潮流,转变传播观念、传播方式。变被动地提供给外地游客体验节日的机会为主动地把民族优秀传播出去,最终实现民族文化传播由“自发传播”到“自觉传播”的完美转型。采访报道彝族火把节的多是其他民族记者,避免不了在民族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产生原生文化内涵的“变异”和“被曲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彝族记者或者彝族学者可以担任民族文化传播的“主人翁”角色,能更加深入地向受众传达民族文化仪式和符号背后的深刻文化内涵。而处于乡镇和村里广大彝族民众应该培养“文化自觉”意识,加强自身对本民族文化和语言的把控能力,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推动民族文化传播向生活化、日常化转变。可以利用新媒体客户平台、商业网站发展彝族文化中的手工艺品产业,既能将火把节文化中彝族绘画、彝族舞蹈、彝族歌曲、彝族服饰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展现在受众面前,还能保住自己本民族的原始优秀文化。只有这样,才能使彝族文化在新媒体时代保持广泛的传播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二、建立新媒体动态生态民族节庆文化博物馆。传统民族文化博物馆受到空间和距离的制约,受众的范围很小,且在信息的载体形式上比较单一、固定,往往是图片展示和文字解说。新媒体时代的“动态生态彝族火把节博物馆”与以往实物博物馆存在形式不同。这种“动态火把节博物馆”是要把彝族地区的静态民族文化物品加以集合,在彝族重要聚居区设立以新媒体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化民族博物馆。这些博物馆应具有以下特性:首先是内容展示上的民族性;其次是内容承载应该具有超时空性,也就是新媒体少数民族博物馆能够带来内容形式在时间、空间扩充上不受限制的超越性;第三是文化传播的对称性,即改变以往只是发达一线城市文化信息单向传递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现状。

三、继续构建和完善民族节庆文化多元化、多层次的传播体制。新媒体时代要努力寻求民族文化元素创新传播,首先,要在当前民族文化宣传网站的基础上,建立民族节庆文化专题性网站。例如,要建立凉山彝族文化官方网站、开辟凉山彝族火把节板块。其次,把体验式传播与媒介传播、虚拟环境与现实环境结合起来。体验传播中可以建立凉山彝族文化博物馆、开办凉山文化展览会等;虚拟媒介传播中可以建立数字化网络博物馆、推送网络视频等,让自我体验传播与媒介传播有机结合,产生互补的传播效果。

四、努力开发新媒体时代民族节庆文化传播产业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不仅可以陶冶民族情操、提升民族精神,还可以助力经济发展、推动经济繁荣。近几年,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以新媒体为依托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少数民族地方政府要加大对民族文化产业政策的倾斜扶持、实践上的有效帮助,结合当地民族文化开发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推动文化产业经济发展。这样既可以有效保存民族优秀的文化,使其更好地承担起唤起民族的集体记忆,增强和加深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功能,又可以借助文化之手延长经济产业链。

事上,新媒体技术在民族文化传播、产业链的开发中具有非常大的潜力。以彝族为例,它不仅包括传统彝族的图书出版、彝族服装、彝族绘画和图腾作品产业的网络化营销,也包括与彝族生活密切相关的动漫设计、游戏研发、运营等创意产业。针对彝族火把节中出现的彝族工艺品、旅游纪念品、男女服饰、彝族电影(2014年5月,中国首部彝族神话电影《支格阿龙》首映式在北京举行)、彝族歌曲MV,从中挖掘新媒体产业与彝族特色文化的契合点,必将会因民族文化的特性而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也会因为新媒体独特的视觉冲击力而吸引更多的受众。这种途径既会促进彝族火把节文化的有效传播,也会带动凉山彝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栏目责编:陈道生

注释:①迟燕琼:《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功能》,《民族艺术研究》,2008(3)。

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张玉国译:《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彝族的传统节日范文第3篇

基督宗教在黔西北彝族中的传播与活动,对彝族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基督宗教传人黔西北彝族之后,对信教民族群众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生活方式、卫生习惯等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导致民族社会发生变迁。彝族文化是自成一体的文化,从天文历法到治国方略:从宗教信仰到诗词歌赋:从耕牧纺织到风情习俗,其包罗万象的构架,一直以自身强大的力量对抗着形形色色的文化冲击。在这些文化同化和文化征剿中,从来没有哪一种文化敲开过彝族文化的大门,有的反而被彝化。如明朝时从南京一带迁来黔西北的南京人(白族),说彝话,习彝俗,甚至用彝文写碑文,和彝族没什么两样。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基督教传教士却意外地使黔西北彝族陆续皈依了基督。如前所述,尽管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彝化,但无疑也使彝族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宗教信仰的变异

黔西北彝族的宗教信仰也同其他彝区彝族的宗教信仰一样,具有浓郁的原始宗教色彩。崇奉多神,集中表现为“万物有灵、自然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彝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核心是祖先崇拜。对各种神灵的祭祀主要服务和服从于这一核心。

彝族宗教信仰还表现在有专门的神职人员“毕摩”和“苏业”。特别是“毕摩”。不仅是宗教活动的主持者。还是彝族文化的传播者,承担着与神沟通和教化人民的重任。他们通晓彝文,熟知天文、历法、谱系、伦理、史诗、神话传说及彝文文献,是人神之间的沟通者。但凡生死、年节、集会、灾病等都要请“毕摩”念经作法。布摩有卷帙浩繁的经书,分为祭祀经、占卜经、驱鬼经、招魂经、松魂经、指路经等几十类数百种。除经书外,毕摩还有神扇、法帽、法铃、签筒等法具。因此,毕摩在整个彝族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传人黔西北彝族地区,客观上提高了一些彝族人的文化素质。但却支解了彝族传统的宗教信仰。彝族宗教信仰由原来的多神崇拜转为一神崇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彝族基督徒认为,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真神。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把彝族传统宗教信仰视作封建迷信中的偶像崇拜。因此。他们中的所谓的“有识之士”便率领信徒砸毁自己祖先灵房,烧毁自己家谱。另外,他们本文由收集整理认为耶稣基督创造了世界,是人类的始祖,只有他才能拯救人类。其他一切宗教的神灵皆是妖魔鬼怪。要皈依基督,就必须与其他一切信仰划清界限,这样,在世界末日到来之时方能得救。

其次。彝族基督徒认为只有信仰耶稣基督,死后方能升入天国。彝族原始宗教认为,人死后应该由布摩念指路经指引亡灵回归祖界与祖先团聚。但基督徒死后却由教会牧师长老率众祷告,祈求亡灵升入天国,永享安乐。同时,丧葬仪式也由唱诗祷告代替布摩念经指路,雄浑悲壮的铃铛舞场面一去不复,气氛倒土不洋。

二、婚俗节庆的变异

彝族号称歌舞民族,不管婚嫁还是节庆,都离不开歌舞,且场面颇为壮观。黔西北彝族的婚嫁更具特色,整个过程都有一套完整的仪式。但基督教传人后。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不再举行彝族传统婚嫁仪式,不拜对方祖先,不准唱酒礼歌,阿卖克(出嫁歌)。他们视传统节日为封建迷信,把圣诞节作为他们的节日。逢年过节,便所有人聚到教堂唱诗祷告,导致了本民族很多优秀文化的失传。在基督教彝区,除了几件偶尔穿在身上的服饰和夹杂着众多神的观点的语言外。彝族文化已荡然无存。

三、饮食习惯的变异

基督教传人彝区前,彝族在饮食方面没有过多的禁忌,而基督教传人后。彝族基督徒就无形中有了很多饮食禁忌。他们奉行基督教的宗旨,不吃牲血,不饮酒,星期天不杀生,非基督徒敬供祖先的物品他们认为是敬过魔鬼的,带有邪气,因此,不得食用。诸多的生活禁忌,给彝族基督徒的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

四、族群认同的变异

“族群是人们在交往互动中和参照对比过程中自认为和被认为具有共同的起源和世系,从而具有某些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范畴”。从这个理论出发,彝族共同体的认同是无可厚非的。虽然皈依了基督教的黔西北部分彝族也认同自己的族属,但由于宗教信仰的差异,导致传承文化上的差异。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被迫彝化,而皈依了基督教的彝族却也有意无意地抛弃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从而在黔西北彝族中形成了独特的基督教彝族文化,这种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和彝族文化的二元结合。它含有基督教宗教文化的大部分因素,又打上了彝族文化的诸多烙印。在基督教在彝区成蔓延之势的今天,这种文化越来越表现出它的独立性。在人类起源上,彝族基督徒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是人类之始祖,是万民之神,但凡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子民。他们对自己是笃弭和六祖的子孙的观念也渐渐淡化,抛弃自己家支的“诺溢”和“侯渎”,把家族乃至民族的起源归结为上帝的创造。他们在一定地域内形成一个小团体,排斥非基督徒及其传统文化,否定彝族文化的巨大成就,阻止其子女与非基督徒子女的婚姻。因此,造成了彝族基督徒与非

基督徒之间的隔阂、抵触,甚者相互攻击、仇恨。更严重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信仰基督教的彝族和不信仰基督教的彝族从宗教层面而论已经不是同一类人,反而对其他民族的基督徒却采取比较认同的观念。这种盲目的宗教观严重影响了彝族内部的团结。族群认同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认同,但这种由宗教文化演变而来的变异思想却使彝族族群认同的力量大大分散,彝族内部凝聚力大大削弱。

五、思想意识的变异

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必有它存在的理由和力量。它宣扬“信仰耶稣,死后会上天堂,不会下地域,来生不再吃苦受累”。受这样来世观念的影响,很多所谓虔诚的彝族基督徒便倾其所有,把一切财物捐献给教会,认为这样就可以在来世升入天堂获得幸福。另外。他们不外出打工、经商,认为凡是经商都是吃人害人,把大好时光用于参加礼拜。

六、音乐文化的变异

彝族的传统节日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民族;文化;彝族;保护

一、楚雄市彝族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

楚雄市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公元前4―5世纪,这里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并有了较为发达的古代文化。在先秦、两汉至魏晋时期,居住在西南及楚雄境内的氐后裔,被称为叟、氐羌、青羌等。经过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分化与组合,到唐初出现了“乌蛮”、“白蛮”两个族群。“乌蛮”是以清寒时期的叟为主体发展而成的,其后裔主要成为彝族。“罗罗”是彝族的旧称,现在楚雄境内还有自称罗罗颇的彝族。楚雄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汇之地,各种文化在此交融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同时也有许多南诏大理文化和彝族古文化的痕迹。彝族有十三个支系,在楚雄市辖区内主要有的主要是罗罗支系,语言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

二、楚雄市彝族文化的现状

楚雄彝族的住房大致分为瓦房、茅草房、土掌房、闪片房、垛木房和麻秆房,随着经济的发展,彝族农村住房多被砖木结构的瓦楼房所取代。住房坐像多为坐北朝南,少数因地势关系各异,但绝无向西的,因为太阳西落,意味着不吉利。

彝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音乐舞蹈因绚丽多姿的表演形式、丰富广泛的表演内容、浓郁质朴的民族气息、激情豪放的地方特色使人如痴如醉。楚雄市境内的彝族舞蹈主要有:大三弦舞、葫芦笙舞、羊皮鼓舞、左脚舞等;歌乐主要有:酒歌、祭祀歌、阿苏、山歌、笛子调、小三弦调、葫芦笙调等,其中内容最丰富,内涵最深厚的歌舞为大三弦舞、羊皮鼓舞、阿苏、酒歌、祭祀歌。彝族的器乐也很独特,如树叶、小闷笛、月琴、大小三弦、芦笙、羊皮鼓、毕鲁等都是彝族群众喜爱的乐器。

毕摩文化是世界民族宗教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是中国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涉及和包容了彝族的哲学思想、社会历史、教育伦理、天文历法、文学艺术,风俗礼制,医药卫生等丰富内容的完整的活态原始宗教文化。在彝族的生产和生活中,天天有歌舞,月月有节日,每个节日都有一套完整的仪式和美丽动人的传说。例如:“火把节”的祭火神、祭天神、祭羊神、耍火把趋害虫祈求来年五谷丰登;“马樱花节”的祭马缨花、爬刀山、梅葛说古、插花;“彝族十月年”祭太阳神、庆丰收过大年。每当节日来临,彝族群众全村载歌载舞、纵情欢乐。彝族的许多史诗、古歌,大多是由毕摩祭祀口传心授以说唱的形式传承下来的,例如彝族英雄史诗《铜鼓王》,民间史诗《梅葛》,以及《五兵歌》、《茶姆》、《阿鲁举热》、《毕摩经》等都是彝族文学中的瑰宝。

古老的彝族十月太阳历是彝族群众智慧的结晶。据推测,此种历法渊源于远古伏羲,约有上万年的历史。它把中国的文明史追溯到埃及、巴比伦、印度三大文明之前。彝族十月太阳历以12属相回归纪日,3个属相周期为一个时段(月),即36日为一月,30个属相周为一年。1年10个月,360日,10个月终了,另加5日“过年日”,习称“过十月年”,全年为365天。每隔3年多加1天,即闰年(闰日),为366天。

楚雄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广场中间红、白、黑等多种颜色的花岗岩墙壁上雕刻着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明过程和计算、换算方法,彝族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以及彝族古代文明成果等,有的用文字记叙,有的用图画说明,人和动植物形象栩栩如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随处可见,可谓是一部浓缩的彝族历史。

三、楚雄市彝族文化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彝族与汉民族的经济文化的不断融合,加上“强势文化的不断冲击,使得彝族群众的思想意识、传承观念、发生了变化,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一些民族文化元素临近消亡,作为彝族外在标志的服饰和内在标志的语言也被逐步同化。

传统的民族特色逐渐被淡化,讨亲嫁娶民俗简单化,火塘文化功能丧失,以前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气息,隆重而火热的节日,如今也简化成了商品交易。群众对传统文化意识淡薄,民族文化传承出现断层,没有形成自觉、自愿、主动传承民族文化的共识。

旅游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的矛盾。由于楚雄市努力打造彝族文化旅游品牌城市,在民族文化旅游经济不断成熟的同时,也使许多本来的民族特色文化逐渐丧失,转而发展成为商品化的样式。比如许多彝族村落婚丧嫁娶等都有一套本民族的原始的风俗和仪式,但由于受到旅游文化改造的影响,加上许多年轻的彝族同胞意识方面欠缺,致使本来纯朴的民风民俗也日益向着以发展旅游经济为目的的商品化方向发展,即不再遵从本来的样式,形成了一种民俗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改变的趋势。

彝族文化开发和利用不够。本地区对于彝族文化的开发大多仅限于对那些具有商业价值、观赏价值的文化、以及城区周边的村落文化进行开发,而不注重甚至忽略了对那些原始的、本民族内在的具有本民族内在特征的文化的开发。另外,旅游景点的商品大多是一些普遍的旅游通用商品,缺少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旅游商品,独特的民族文化品牌未形成。

四、对楚雄市彝族民族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整合文化产业资源,加大特色文化保护中的科技投入,积极引进专业人才。在诸如文化搜集、提取和文物保护等多个环节,必须要有足够的科技和人才作后盾,才能保证在文化的开发过程中合力利用,精细分析,否则可能由于缺乏相应的科技投入和相关人才导致利用与保护出现矛盾,民族文化因此遭到破坏。另外应继续培养文化传承队伍,特别是对个别民族文化气息比较典型的村落和地区,应该加大文化传承的宣传力度,培养本地区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积极性,让民族文化得以原汁原味的传承下去。

要科学编制彝族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划清开发与保护名录。把彝族文化保护与开发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通过各个涉及单位之间的密切配合,科学论证、精确定位,对可以实施开发的项目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对该实施保护和传承的项目妥善安排、加以重视。资金方面,在开发旅游项目的同时,应相应加大对保护项目的投资,以便这些传承千年的文化得以留存发展。

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一味的追求经济的发展,也不能总是强调一成不变的传承民族文化,毕竟民族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自始至终都处在新旧更替的不断变化发展中。今天对于民族发展的过程来说,也只是一个阶段,而不是民族最终的形态。因此,我们不能为了经济的发展亦或是民族文化的保护而忽略了民族本身的发展。一个民族想要强大,在关注自身已有条件之外还要取长补短,不断的发展更新已有经济或是文化。总之,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不能以少数民族的原始落后为代价。

【参考文献】

[1]巴莫阿依,等.彝族风俗志[M].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2]杨圣敏,等.中国民族志(修订本)[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彝族的传统节日范文第5篇

    一、川南彝族音乐文化的历史文化背景

    为了厘清川南彝族音乐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彝族的迁徙发展史,因为川南彝族作为彝族的主要聚居地,其历史和彝族的发展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彝族族源说,目前主要有“北来说”和“云南土着说”两种。“北来说”认为,彝族是古氐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各土着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云南土着说”则认为,云南自古便是彝族先民的发祥地,今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和境外各地彝族皆发源于云南的土着居民。但学术界最为公认和流行的是“彝族源于古羌人”按“北下”迁移这一学说。氐、羌民族的历史十分悠久,在商代就已屡见于史册。《诗经?商颂?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献和考古资料证实,氐羌先民早在史前到战国秦汉时期,从中国西部高原经松潘草地到岷江上游和大渡河上游,又沿岷江和大渡河(其后转安宁河)河谷南下,而达云南的鲁甸、昭通、昆明、大理及贵州毕节等地,通向西南的广大地区。关于这一说法,古文献《后汉书?西羌传》上有羌人南迁的较早记载:“羌无戈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獂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迹,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其中“旄牛种,越嶲羌”,就是彝语支各族的先民。彝族先民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沿大渡河及安宁河至滇东、黔西及昆明一带,最后在滇、川、黔、桂定居下来,完成了游牧到农业定居的转变。长期从事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蓝勇先生用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结论,结合考古学和现代人类学的资料去分析民族源流及其民族文化,探索其民族源流的地理特征,也认为彝族的遗传位置在中国西北的北部地区,民族确有从北向南迁移过程,属藏缅语族,是古氐羌系族后裔。且从现在对彝族体质人类学、遗传拓扑学的研究表明,彝族中存在“黑彝”和“白彝”之分,从体质特征上讲,“黑彝”更有明显的西北亚人种特征,而历史上“黑彝”多以奴隶主的身份出现,可能就是彝族最早的主休民族核心,而“白彝”可能是后来的迁徙过程中融合进去的。川南彝族民族民间音乐艺术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支撑。从其族源及迁徒发展来看,无论生活环境如何变迁,抑或与汉、藏、回、蒙古、苗、傈僳、纳西、布依、傣、壮族等多民族杂居,虽不同的信仰、文化历经碰撞、融合,但彝族独特的文化最终得以发展。一代代川南彝民以音乐这一独特的艺术语言,或口口相传先民迁徙的足迹,或颂扬彝民的勤劳勇敢,或表现劳动的五谷丰登,或聆听生活的酸甜苦辣,或反映历史传说,或象征幸福爱情,用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心中的喜怒哀乐。

    二、川南彝族音乐的民俗文化背景

    彝族音乐文化的最原始的源流在于娱民娱情。彝族音乐文化非常发达。彝族人民继承了古氐羌人能歌善舞传统,将音乐文化艺术渗透到了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早在远古时期,因对自然界认识的局限性,彝族人尤其信奉天神,认为一切皆为神的意旨,是不可违也不可战胜的。因此,凡是人所不能之事都交由天神来裁决,久而久之,逐渐固化为彝民族传统习俗,即今天依然盛行于彝民族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各种祭祀、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生期满月、修房造屋等庆典活动。在原始的祭祀天神活动中,彝民族早期的舞蹈、音乐也应运而生,随着生产实践的不断深入,这些舞蹈、音乐最终固化下来,成为各种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并渐具彝民族特色。彝谚云:“唱歌有三种,一是高兴时唱、一是悲伤时、死人时唱,一是在山上放牧时唱”;“调子有三种,一是沙居(高兴),一是煞举(悲伤、忧愁),一是尼布嘿布合(禽兽雀鸟叫)”。无论是在劳动间隙,还是在过年过节以及婚丧嫁娶等重大日子,彝族群众都要以欢快朴实且又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歌舞来抒发情感,自我娱乐。彝族的主要节日是火把节和彝历年,这是彝族最隆重而又最富特色的传统节日。每逢彝历年,除了杀年猪、敬祖灵,彝民们的主要活动就是狂欢。人们相互邀约,成群结队地串门喝年酒,弹月琴、唱年歌,这家喝,那家闹,尽情欢娱。姑娘们流蜜的口弦琴音撩拨着一颗颗火热的心,令人动容;青年男女们倾情对歌令阿哥们倾心,让阿妹们醉心;男人们“支依博”(即串家串户地喝酒),边饮边歌,氐羌族系豪放血统展现无余。同样,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是彝人的狂欢节,也是中国的狂欢节。它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节日风情,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慕名而来。节日期间,有斗牛、斗羊、赛马、摔跤、选美等彝族传统文娱活动,人们穿上节日盛装聚集于火把场,载歌载舞,尽情狂欢,热闹非凡。彝族传统文化,尤其是音乐文化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此外,在其他场合,彝族音乐文化也多有表现。聚居于泸州叙永咪苏坝及周边地区的彝族,但凡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生期满月、修房造屋,甚至小孩剃毛头等,请唢呐匠吹奏是必不可少的,往往一个生产、生活的活动现场,根据亲友情况,可能会出现一对或若干对唢呐闹场,人们通过音乐形式传递祝福与吉祥,反映了彝族古代生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