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丽为话题的作文范文第1篇

摘　要：通过对显示女性外在身体特征的“美丽”或“丑陋”与代表女性内在思想境界的“纯洁”或“”四个元素及其内涵外延的变异体认，可以清晰地考察出建国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所经历的巨大话语变迁。1976年之前女性的“美丽”与“纯洁”有着政治一体化年代特有的鲜明意识形态色彩，改革开放之后“美丽”的突围与在暧昧境地中挣扎的“纯洁”则越来越表现出了消费时代女性话语的新症候。女性话语五十多年来的沧桑流变既是时代观念变动的结果，也有女性主义思潮崛起后的文化原因，更是在不同流通机制运行下文学艺术的不同“叙述”方式使然。

中图分类号：D1206.7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3－0046－07

福柯曾说过：“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区别是由不同时期的社会权力中心占上峰的话语模式决定的。”[1](p107)他提醒我们，词不仅仅是语言学上的符号，而且可以是“话语”――一组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的符号，这种安排赋予这些符号以一种特定的存在模态。或者说，语言超出了字面的意思而属于意识形态化的宽泛的实践，建构和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考察文学叙事中女性形象的话语变迁同样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用来标识指称女性的不同语词及其不同蕴涵体现出来。比如说作为一个固定的词，“妇女”在古代汉语中并不存在，只有单音节的“妇”或“女”，它们与“贱妾”、“内人”、“拙荆”这些古代社会对女性的指称或女性自称一道反映了女性在男尊女卑的社会没有独立人身自的事实。“女性”作为单独的语汇进入中国思想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事，它有着将妇女作为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而不是作为在男权制亲属系统中居于支持性角色)的意味，成为当时进步文艺思潮中受关注最多的女性称谓。“妇女”则是倍受共产党话语系统推崇的一种女性指称，它是与“无产阶级”、“劳工”、“劳动”等革命新名词联系在一起的，表征一个国际性受压迫群体。美国学者白露(Barlow)通过研究指出，“妇女”一词的反复使用与传播实际传递着这样的信念：要实现女性的自我价值，并不是穿裙子进学堂、爱情解放、婚姻自由那么简单，而是必须与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2]随着政治一体化时代的结束，“妇女”虽然在官方话语中还是作为最庄重的女性称谓发挥着作用(如妇女干部、妇女组织、妇联等)，但在日常语言层面，一旦落实到具体的人，它又似乎往往与已婚、成年、旧式、没有固定工作(无法找到职业代称)的女性相联系。而在广告媒体、文化娱乐界，“女人”、“女郎”却频频亮相，甚至在一个装酷扮嫩的时代，“女生”也不时被推向指称女性的前台来，比如时下有些高校校园里就开始以“女生节”来取代三八妇女节。相对于20世纪上半期青睐的“现代女性”“新女性”(强调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如阮玲玉曾主演的电影《新女性》――而非时髦的外表、摩登的装束等，后者在五四主流话语中多是指政治上“不正确”的颓废肤浅女性)，消费时代的当下中国亦对之进行了某种悄悄的话语重心位移：时髦摩登似乎变成了一个必要条件，一个女性若没有现代化的时尚外表与“女人味”的性感姿态那简直不是“现代女性”。

女性称谓的语词变迁是意味深长的。在此，笔者也将关照女性形象演变的话语切入点放置在语词上，通过对不同时代标识女性整体形象的语词其内涵外延的变异体认，来考察女性形象流变的文化意义。由于(女性)身体在男权社会视觉权力机制下的醒目存在，“美丽”／“丑陋”(客观实指意义上的外貌体态、生理性征是否悦人眼目)往往成为女性评价的一项重要“外在”指标；同时由于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机制的巨大裹挟力量，“纯洁”／“”(价值判断意义上的身体期许，在当代中国除了指称女性在个人上的贞节与否外，还有引申而来的政治上的忠诚或变节、道德上的高贵或轻浮等)亦是女性形象“内在”品质的重要参照标准。本文以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叙述为例，通过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用于界定评价女性的这两套语词及其交叉关系的现代性变迁，来论证女性形象与“讲述话语的年代”的关系。

一、政治一体化时代的“美丽”与“纯洁”

关于女性形象的“美丽＋纯洁”与“丑陋＋”的两极对立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的革命传奇小说中曾同构并置过。《林海雪原》中的女土匪蝴蝶迷就是个丑八怪似的女人，“脸长得有些过分，活像一穗苞米大头朝下安在脖子上”，还有“满脸的雀斑”，“眼皮一眨巴就向下掉渣渣”的大量脂粉，以及那“被大烟熏得焦黄”的牙“全包上金，张嘴一笑，晶明瓦亮”。如此的丑陋不堪却又不断与众多男人发生关系，先是许大马棒父子后是郑三炮，被郑三炮抛弃后更是“每天尽是用两条干干的大腿找靠主”。这个丑陋+的典型在小说中是以绰号为“小白鸽”的白茹的绝对对立面出现的，后者美丽而纯洁，在由男人构成的剿匪小分队中是作为点缀式的“花瓶”与男性英雄的仰慕者(如对少剑波崇拜似的爱)的双重能指而出现的。这种两极对立式的女性塑造体现了50年代文化想像中一种强烈的政治问题道德化修辞：将敌我的政治路线阶级立场的冲突转化为道德力量的较量，而在女性塑造上，忠贞纯洁的关于“妇德”的要求就无限放大开来，甚至对同样属于“内在”素质的思想境界、阶级觉悟等观念进行了某种悄悄的置换。在50年代的中国文化语境中要让一个女人处于道德等级制的反方，“性”绝对是一个最具杀伤力的武器，的女人总是比最凶狠的男人更能引起读者的憎恶，所以蝴蝶迷就不能不是“”的；同时，为了更有力地表达对女人的这种厌恶之情便极尽对之妖魔化丑化之能事，“”、“妖冶”这些已经属于对女性评价的贬义词在这种叙述中因为总是从某一个层面表现了女性身体的某种诱惑力就似乎显得“贬损”得不够，无法体现一个极端化的“恶”的形象，丑陋才是对一个女性的最大憎恶与伤害。把这套规则反过来，就成就了白茹“天使”般的形象。

但这套关于“美丽＋纯洁”或“丑陋＋”的“绝对组合”不久却被拆解了。这里既有时代往前“发展”的意识形态原因，也是中国人的文化审美惯性使然。在中国古典审美传统中潘金莲或潘巧云这样的一般在外表上是迷人的，否则不足以成为众多男望化的对象。而且“妖冶的坏女人”这种思维模式一直影响到五四之后的新文学对“政治上不正确”的女性的形象塑造，比如“革命＋恋爱”文学中那些拖了革命者后腿最终成了革命的对象的女子一般都是徒具身体魅力而颓废肤浅的角色。至于被丑陋化了的女人则一般作为乏人问津的“老处女”而存在，即使是反面角色也多是阴险凶恶的。因为丑陋便似乎缺少了的“资本”，这是至今仍存留在我们这个男权社会中的一种女性逻辑。比如在“木子

美事件”中，有人在看了她的照片后“最不能忍受”的是她身材的乏善可陈，言外之意，即一个没有身体魅力的女子是不应该成为“风流韵事”的女主角的。由于丑陋与间的“不可化约”关系，“蝴蝶迷”在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想像中很快就风云流散了。真正成为政治一体化年代女性形象的“反面典型”的是被那些指认为、妖娆、放荡的政治上“不正确”的女人，小说中、电影银幕上无数的女特务、女叛徒、女坏分子无不是这样的女性代表。即女性内在的“坏”(政治立场的错误，尤其是个人道德品质的低下)与其外在的暴露了女性身体特征的“美”在话语谱系上是相一致的。当然这里的“美”是贬义的，在女性特征已经成了革命的对像的年代，彰显女性的美本身就是一种十恶不赦的“丑”。“金发女人妖娆地笑了笑，高跟鞋在雪亮的油漆地板上清脆地剁了一下”，她“眼波闪闪，香气四溢”，“扭转身，飞出一个眼波，涂着寇丹的纤手轻轻举起”，“扭了扭腰肢”……这是《红岩》中对美国女记者玛丽的描写，这个充当了敌人同谋与帮凶的女人显然也是一个敌对分子身份，但与蝴蝶迷不同的是她是以肉身的“丰娆”(是相同的)参与到她的反革命活动中的。如果说“蝴蝶迷”为“玛丽”所取代是缘于深层的文化审美模式与男望心理的话，美丽单纯的“小白鸽”不足以成为后来文学叙事中的“经典”正面女性形象则更多与时代形势的进展与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承担要求相关。言情小说中的女性想像固然反映了一种男性潜意识中的占有欲：“希望女性在身心上皆为稚嫩的，没有任何人生阅历，不具备自主性和独立性，从而能更顺从地被驱使和驾御。”[3]5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大陆却不允许浪漫主义的爱情小说(虽然穿上了“革命”的外衣)成为文化主流，“美丽”由于“身体”的醒目在场已与规避女性身份的主流性别话语有了一定距离，而仅仅私人生活领域上的“纯洁”亦难以负起一个“社会主义‘新女性”’的重任，这就使得有必要让正面女性进行新一轮的“形象转型”。穿着“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的林道静在《青春之歌》中首次出场时其美丽纯洁程度简直就是一个“忧郁”版的小白鸽，但叙事者却不会让她永远停留在“小白鸽”的阶段。据说50年代末的《青春之歌》之所以能很快取代建国初期的《林海雪原》成为青年人争相阅读的对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后者“主人公性格静止不变，排除了任何的成长、发展的可能”。[4]而林道静的成长除了是一个知识分子“思想”的自我改造过程外，还是一个女性“形象”的自我改造过程。“只是短短的二年，林道静已经大变了――虽然依旧闪耀着青春的光彩，但她那坚定的步子，低沉的声音，带着坚毅的眼神……。”这是在小说后半部另一个革命者许宁眼里所看到的林道静。这种转变在中国当代女性形象的现代性演进过程中是有象征性的，它预示着文学想像中的正面女性由传统意义上的“美丽而纯洁”向另一种更加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美丽而纯洁”的过渡：

“美丽”不再是一个女性身体散发出来“自然”属性，而成了意识形态的规定性。“柔弱”、“娇艳”这一套为传统文化所认可的美丽符码，开始让位于“英姿飒爽”、“不爱红妆爱武装”等另一套更为革命化中性化的美丽指称。同时，“性感”、“摇曳多姿”这些世俗观念中尽显女性魅力的语词亦沦为“美丽”的反面，即“丑陋”。甚至说“美丽”(身体／性别)本身就极有可能成为革命的羁绊或对象，比如《芙蓉镇》里胡玉音的苦难似乎就是因为“美丽惹的祸”。

“纯洁”在喻指着私人领域里女性“贞节”的同时，更是增加了一种至关重要的“政治的‘纯洁性’”。而且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女主人公在处理这二者的关系时一般会：(1)将对革命／阶级、信仰的纯洁置于对身边男人的纯洁之上。如江姐惊见敌人悬挂在城头的彭松涛头颅时心中的波澜：“老彭?那活生生的亲人!多少年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战友、同志、丈夫!”“老彭”首先是“战友／同志”(建立在阶级关系上)，而后才是“丈夫”(由男女关系而来)，这也决定了江姐丧夫之后何以对革命会有更加坚强的冰清玉洁之志。(2)以对男性纯洁的方式表达对政治纯洁的内容。如林道静对政治上不正确的恋爱对象(余永泽)坚决抛弃，而积极投入代表先进政治势力的男友的怀抱。(3)当对男性的纯洁与对政治的纯洁发生矛盾时(如《红豆》中江玫所面临的两难选择)，痛苦地舍弃前者而选取后者，而且这似乎成了顺应时势的惟一正确选择。总之，如果说社会主义女性话语中“美丽”的结果是造成了越来越多隐匿自我性别特征的中性化女英雄的话，“纯洁”的要求则使这些女英雄需要以个人禁欲的方式(寡妇或独身)来达到为革命／阶级、信仰“守节”的最高目的。这也便是样板戏中阿庆嫂、李铁梅、柯湘等女主人公们的普遍处境。

通过对显示女性外在身体特征的“美丽”或“丑陋”与代表女性内在思想境界的“纯洁”或“”四个因素的交叉的关系，我们可以大体得出一幅那个时代女性形象特质的约略图：首先，这四个语汇均打上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这种改变是经由50年代到60年代再到“”渐进的结果。其次，1976年之前中国主流话语中被褒扬的女性从一般意义上男权话语下的“美丽＋纯洁”型转向时代修辞中遮蔽性别魅力的“‘不那么美’＋纯洁”型：被贬抑的女性则由“丑陋＋”型转向了视觉盛宴中炫耀性别魅力的“‘美丽’＋”型。这也提醒了我们女性形象在中国20世纪50－70年代的复杂性与变动性，它并非是一个“政治一体化时代”就能概括得了的。第三，在“美丽”(身体外形)与“纯洁”(道德、阶级觉悟)的关系上，“纯洁”具有绝对性，它是“美丽”的前提，即身体的意识形态，女性在外貌体态的身体特征上的美丑之别决定于其道德品质、思想境界、阶级觉悟等方面的高下差异。再美丽的身体一旦个人生活与政治觉悟上“不纯洁”则旋即落入“丑陋”的旋涡，反之只要坚持个人生活与政治觉悟上的“纯洁性”，不美的身体在话语修辞中亦能转变为最高形式的“美”。

二、“美丽”的突围与在暧昧境地中挣扎的“纯洁”

20世纪80年代之后文学中的女性话语与此前主流叙述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我们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由于政治一体化时代的结束而发生了泾渭分明的迅速改变却似乎有点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因为：(1)变化是以社会及文学所习焉不察的过渡方式完成的。(2)“走进新时代”的女性话语亦不时出现与此前女性叙述不无关系的矛盾、困惑与挣扎之处。(3)“过去”那些渗透在各种话语缝隙中的女性问题在今天仍以某种方式部分地存在着。

话语转换的艰难是由20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的“过渡性”体现出来的。“欲求美丽而不得”与“纯洁的必要性”使得这时的文学一方面透露出政治一体

化时代结束之后“身体解放”、“性别解放”的欣悦信息，另一方面与既往性别话语惯性又无法不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的相通之处。“在女人身上再也看不见窈窕的曲线，婀娜的身姿，难道不是一种遗憾吗?”张洁《方舟》中正面刻画的女主人公们已开始不是有意规避女性的自然美而是有大胆追求女性美的意愿了。虽然由于生活的重担、岁月的磨蚀，她们无一例外地呈现出与革命文化所张扬的“铁姑娘”相类似的粗糙、生硬、丧失性别魅力等特征，但这却决非政治一体化时代女性的“自觉”性别隐匿情结所致，而是受动无奈的结果。在“美丽”已不成为女性禁忌的时代，她们却不得不继续雄性化(小说中用了一个形象的词汇“母马驾辕”)。但是有意味的是，对于真正的女性美是什么小说却没有一个正面的诠释。“永远记得自己是一个女人”的钱秀英在小说中是作为荆华她们的对立面出现的，而她决非正面意义上的角色，这个喜欢照镜子、有着撩头发甩头发等搔首弄姿的小动作的女人，“因为连衣裙上的腰带紧得过了头，腰部那一堆多余的肉便被撵向腹部。腹部便更加隆起在色彩斑斓的连衣裙下，活像一只快要产卵的花蝴蝶”，俨然是又一个和平年代里的“玛丽”。而《方舟》通过这种女性形象对比表达了这样的性别逻辑：丧失了女性外在的身体魅力固然是一种遗憾，但时时处处对性别魅力进行彰显炫耀却更是一种浅薄虚荣为人不齿的行为。果然，钱秀英在柳泉调动工作的过程中处处作梗，扮演了一个社会阴暗势力帮凶的角色。而荆华她们则是小说倾力同情赞美的对象。同样《人到中年》中年轻的陆文婷初进医院时“小巧的身子，瓜子型的脸儿，一头乌黑透亮的好头发短短地剪齐在耳垂下”、“袖口补着一圈新布边，长裤的膝盖处已经发白”。显然，在这时的女性叙述中只耽于尽情释放女性身体的美仍是“丑陋”的表现(当时曾有人直接以《顾不得爱“美”的姑娘》为题进行写作，这里的“美”就是一种反语)，而“美丽”则同样是需要以“纯洁”为前提的。当然这时的“纯洁”已由政治一体化时期的政治立场阶级觉悟的正确一变为对事业的执著、精神操守的高尚、道德的自律等(80年代曾有个使用频率颇高的词：心灵美)。同时，在破除了政治神话之后，私人领域里的贞节观念依然存在，尽情释放身体的欲望(尤其是女性)，即使不是直接被视为“”的话，也会为社会普遍的价值观所不齿。我们从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对美好爱情的歌颂以及对婚姻之外两性肉体关系的小心翼翼回避中，不难看出那种对合乎道德法律的“纯洁”爱情观的倚重。这是符合当时以人性论和主体论为基础的“大写的人”的形象塑造逻辑的。

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对“美丽”与“纯洁”所做的限定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之后的文学叙事中遭到了解构。随着“大写的人”神话的被质疑，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对中国的深入影响，尤其是消费时代到来后整个中国文化氛围的变化，女性形象终于显示出与前代迥然相异的面貌来了：

先说“美丽”。(1)“美丽”摆脱了历史上由阶级觉悟、道德水平、事业理想等因素的制约，一变为由女性身体魅力所发出的“自然”属性，是否悦人眼目似乎变成“美”的惟一标准。在池莉发表于1998年的小说《小姐你早》中，不事修饰、一心扑在事业上并卓有成就的粮食专家戚润物是社会主义话语中大力宏扬的“铁女人”形象，即使在8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她也是个顾不得爱“美”的好女人形象。但是到了20世纪末的中国，她并没有因为这些既往话语中“纯洁”的因素而“美”起来，相反她的没有保养的衰老的肌肤、平庸的面孔、邋遢的衣着都呈现出身体“不美”的本原状态，并直接导致了被遗弃的命运；而另一个妖冶、妩媚，极力突出女性的性感姿态与诱惑力的女人艾月，即使在文本中被定义了“给大款作妾”的身份，却再也不会像钱秀英那样被斥为浅薄庸俗之徒了，在这个女性结成同盟对付男人的故事中她是作为关键性力量加入的，“漂亮”、“性感”、“好一匹小母马”是戚润物对她的评价。当然，这里“美或不美”的问题在去除了既往话语中“由于‘纯洁’或‘心灵美’的存在，‘不美’也会转变为‘美”’之类的意识形态修辞之后，以是否体现性别魅力的“身体美”为直接标准便又出现了服膺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倾向。(2)性别特征由隐匿一变为极力彰显后，身体的“美丽”对消费时代的女性而言似乎具有了某种绝对性与必要性。或许与现在正在西方与中国兴起的所谓“美的工业”(beauty industry)即身体工业相关，在中国当下的文学叙述中，一具“不美”的躯体(既指外表肢体不美丽性感，也指不懂如何展示女性外表肢体的美丽性感)，如池莉笔下戚润物、苏素怀等“女性知识分子”序列，已成了不懂打扮、落伍于时代、心理幼稚的“老丑女人”代名词。而女性“身体美”由显山露水到大张旗鼓地极力张扬则是近十多年来女性形象塑造上的重要文学事件。[5]

再说“纯洁”及其与“美丽”的关系。(1)“纯洁”观本身遭到了质疑。浪漫、纯情、一见倾心、白头偕老，琼瑶编织的爱情梦幻的陨落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文坛的一个突出特征。“浪漫故事的问题之一是，它的传统男性／女性符号已经和后现代社会大众媒体中流动性极强的性别符号不再吻合，也不再适应后艾滋病时代年轻人对性的看法。”[6]如果说安吉拉・默克罗比道出了“纯洁”与物欲横流时代的某种不协调之处的话，女性主义思潮的深入影响则解构了在“纯洁”(贞节)道德话语下的男权意念。将以前要对男权社会所尽的女性单一的受动的“纯洁义务”转变为女性自主掌握的性自由性快乐、自主更换的性权利，是当今女性在个人生活空间获取主体地位的重要途径。(2)“纯洁”不仅无法像过去那样成为“美丽”的前提，自身的含义在当下也空前暧昧起来，甚至可以说“美丽＋不纯洁”的女人取代了过去“美丽(或不那么美丽)＋纯洁”的女人成了当前文学叙事书写消费社会不可或缺的超级代码。《小姐你早》中艾月谈到自己傍大款时讲了一番“我只是出卖肉体而没有出卖灵魂”的理论，并以“生命如此短暂，宁可碎瓦不可碎玉”为自己佐证。这种与传统观念里女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贞爱情／性观念完全相左的说法，在小说中并未被斥为反而被“同国务院副总理握过手”的戚润物视为“精辟”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如果说在女性自我主体确立意义上的“不纯洁”蕴涵着女权主义话题的话，小姐、二奶以及各类负载着欲望与诱惑使命的摇曳多姿的“坏女人”成为众多文本的主人公或叙述中心，则是因为她们承担了当前文学话语的双重能指：既可无所保留地呈现欲望化场景，又能借此进行道德化批判。批评家陈晓明曾说过，当今社会所有的关于身体、、失控、、物欲横流的表达都可以充满矛盾而戏剧性地统一到“坏女人”身上，“没有比她们更能有效承担消费社会文学叙事的‘想像的快乐’的功能的了”。它使文学文本由此获得了巨大的观赏价

值，同时又拓开了切入现实、与商业市场联姻的捷径。[7]当“美丽”已不成其为问题，或者说无论是从女性自觉的爱美之心还是社会对女性的“美丽期待”来看，尽情展现女性之“美”似乎已具有无可质疑的合法性时，“纯洁”与“不纯洁”的矛盾纠葛却成为困扰当今女性的一个重要话题。如同女性叙述人往往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戳穿当今爱情神话的虚妄，另一方面又在苦苦寻觅人间真爱一样，“纯洁”(对爱的忠贞、对道德的恪守、对精神的执著、对欲望的反拨)作为社会主流观念以及女性正面的价值导向依然存在，它与文学对“不纯洁”女人叙述的热衷并不矛盾，因为在“纯洁”与“不纯洁”之间游荡恰恰是消费时代文学的一种重要的叙述修辞，它直接形成两列醒目的女性人物画廊：一是“纯洁”的“好女人”试图突破“纯洁”的拘囿尝试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如事业成功却生活枯燥、无人关爱的佩茹(徐坤《如梦如烟》)、苏素怀(池莉《一夜盛开如玫瑰》)，在特定情形下了做了尝试欲望、渴望获得男人抚慰的努力，而一直作为“仁义”的化身存在的白大省(铁凝《永远有多远》)也发出了“永远有多远”这样抗争自己宿命的心声，她未尝不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西单小六那样成为一个富有性别魅力的“坏女人”形象。在这种叙述中“不纯洁”成为一种诱惑，女主人公欲朝着它飞蛾扑火但终究最后跌落在日常生活原则的惯性轨道内。二是“不纯洁”的“坏女人”试图听从“纯洁”的感召尝试进行某种精神思索的努力。比如即使在《上海宝贝》、《乌鸦》这样的另类文学“代表作”中，时尚的欲望追逐与功利的物质渴望，也是要放到“我是谁”的感情追问(《上海宝贝》)及生存绝对窘境上的“女性／人性关怀”基础上(《乌鸦》)才能表现出来。在这种叙述中，“纯洁”是一种话语点缀，它使这类文学写作在迎合消费主义的市场出版机制的同时不至于一点精神向度的空间也分毫不留。如果说在欲望展示与道德批判间流连，在物质向往与精神皈依间穿行，以“客观再现”的名义达成的却是模糊审美犹豫表达的事实，的确成了消费时代文学叙事的重要后现代特征的话，“纯洁”与“不纯洁”的暧昧纠葛则成为这些话语在文本表层最明显的表征，当然它所困扰的亦不仅仅是女性，而是后现代社会被欲望淹没的整个人类。

三、女性形象与“讲述话语的年代”：变异的可能性

与1976年之前高度政治化了的“美丽”与“纯洁”观不同，当下社会针锋相对的另一套“美丽”与“纯洁”的内涵是：

首先，作为对女性外在身体特征指称的“美丽”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回到了它的本原的自然属性意义上来，而作为价值判断结果的“纯洁”则陷入了消费社会的尴尬暧昧境地。其次，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形象塑造的话语重心，经历了由“美丽＋纯洁”型女子(正面人物)向“美丽＋‘不那么纯洁’”型女子(负载多重符码的人物)的转移。第三，在“美丽”与“纯洁”的关系上，“美丽”已似乎上升为绝对的必要的因素，“纯洁”则成为一种在各种话语缝隙中辗转跳跃的相对性存在，它不但已不足已成为“美丽”的前提，而且自身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被解构、再解释的对象。第四，“纯洁”与“不纯洁”之间的现代性冲突事实上已然构成了消费时代塑造各类女性形象及拓展各种话语空间的主要文学想像方式。

总之，展示性别魅力的“美丽”由遮蔽到高扬，代表道德话语的“纯洁”由清晰可辨到含混暧昧，文学叙事的中心人物由代表社会主流女性观价值观的“好女人”到负载多重能指功能的“新女性”甚至“坏女人”，可以说是建国后五十多年来中国文学的女性形象所走过的流变路径。将福柯那句名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运用到中国女性话语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沧桑巨变上可以说是最恰当不过了。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大体算作过渡性的年代的话，极左路线盛行的60、70年代和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90年代之后则是话语转型的两极波峰地带。造成女性话语这种类似“改天换地”逆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或许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指出这里有中国社会形态巨变的社会原因、西方女权主义引人后女性意识崛起的文化原因、在不同流通机制运行下文学的“叙述”方式原因等等，笔者在这里只想强调两点：首先是身体伦理、身体时代的登场有力地加剧了女性形象的现代化变迁。《身体与社会理论》的作者克里斯・西林(Chris Shilling)认为：在当代的消费社会，身体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的核心，即一个人是通过自己的身体感觉，而不是出身门第、政治立场、信仰归属、职业特征等，来确立自我意识与自我身份。与革命年代中国推行的蔑视肉身推崇精神的“献身伦理”、“人民伦理”不同，当下社会盛行的“消费伦理”、“身体伦理”极大地影响到了女性形象的“美丽”与“纯洁”观。据说希腊文里的专有道德名词“邪恶、”(KaKioL)与“美德、美好”(ApETn)本来是两个女人的名字：卡吉娅与阿蕾特，前者丰盈、轻逸，只在乎身体属我的本能感受；后者纯净、端庄，与辛劳、追求等沉重的身体期许相连。但是女性的这两种“美”的方式，从苏格拉底的时代起就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有高下之别的道德伦理意味，即单纯的身体展示、身体享受是“”，增加了道德内涵、伦理诉求、与神性相通的则是“美好”／“纯洁”。这种被制度化了的身体伦理，经过萨德、罗扎洛夫、尼采、福柯等的努力逐渐为承认并强调身体及其所引发的、适意、丰满、享受等身体快意伦理所取代。这样，现代社会的话语倾向便越来越朝着表征女性肉身天然体质的“美丽”接近，而背离代表不平等身体感觉秩序的加上人为道德判断之后的“纯洁”或“”。

其次，是文学的社会性别想像与女性实际形象情态的微妙差异问题。据记载，即使在政治一体化最严酷的“”时期，在乡村、矿山等所谓“民间”的地方，已有不少人在观看样板戏时发出了要为阿庆嫂、李铁梅等孤单的女英雄“补上爱情”的笑谈之声，同时由于《杜鹃山》的女一号柯湘“钮襟精致，白衣胜雪”，眉目顾盼与身段造型之间“柔媚俏丽”，革命的同时又有了几分“超阶级的美”，于是1974年不少城市满街的女孩子甚至都梳起了“柯湘头”。[18]而那个时代在银幕上专门扮演妖艳“坏女人”的著名演员王晓棠成为当时不少男性心中，更确切的说法是潜意识中的梦中情人，则体现了对意识形态宰制的反抗以及男望的无所不在性。西方有学者提出了“平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即“一种反意识形态，它为主体提供的立场使所有企图对人们的审美趣味做出评判的努力成为先验的因而必须抛弃的东西”，通俗来说它就是大众对一切具有理论性与话语性力量的范式的一种逆反心理，“忠于个人的偏好与遵从自己的趣味”是它的唯一准则。[9]

如果说政治一体化时代平民主义意识形态反抗

的主要是那种要求女匿自我性别特征的政治化规范的话，消费时代这种大众自发而来的平民主义意识形态主要反抗的则是由媒体权力制造的身体神话、性感神话。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在对美国当代青少年的性文化作过一番考察后，指出“性”尽管处处成为美国文化娱乐的中心，但恰恰不是现实生活的重心，青少年的性态度现在已经变得较为节制。㈣同样的文化与现实的错位也可以用来指称中国问题。“不纯洁的坏女人”或许已成为中国当下文学叙述中浓墨重彩的形象，但她们恰恰是当代社会女性中较为少数较为边缘的人物，而1976年之前官方话语中对取消性别特征的“铁姑娘”的嘉奖直到今天在有关妇女优秀事迹的主流报告中仍然时有闪烁。更不消说端庄、高贵、优雅等语汇在任何一个时代，尤其是中上流社会中，依然是界定女性美好品质的最重要标尺，它们不断涤荡着由性感、丰艳、妖娆、等所带来的身体感官之美。这一切都使得问题更趋复杂化起来。或者我们说女性形象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沧桑流变中又似乎保持着某种“不变”的内核。当然更确切的说法是，中国女性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都有“美丽”的可能，也都有“纯洁”的必要。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译．词与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2]Tani E．Barlow．Politics and Protocols of Funu：(Un) Making National Woman,in Engendering China:Women Cultural and fkStat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3]刘惠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4]何家槐．略谈“林海雪原”[J]．文学研究，1958,(2)．

[5]高红十．顾不得爱“美”的姑娘[J]．散文，1981，(11)．

[6][英]安吉拉・默克罗比著，田晓菲译．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7]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8]刘嘉陵．为女英雄补上爱情[N]．文艺报，2002－12－26．

[9][澳]莱恩・昂著，马海良译．《达拉斯》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A]．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以美丽为话题的作文范文第2篇

■

在师生对话的过程中，如果教师能做一只美丽的“大蝴蝶”，善于发现师生间的“伪对话现象”，及时避免“伪对话”现象下产生消极的“蝴蝶效应”， 并能合理调整教学策略，就能发挥积极的“蝴蝶效应”，提高学生的对话能力。

一、俯下身子，和谐对话

倾听是实现真实对话的保证，此时无声胜有声。只有听得清，才能及时捕捉课堂生成，从而引得好，激得巧。

【案例1】主维山老师执教的Look after the world的教学片段。

T：Good morning， boys and girls.

Ss：Good morning.

T：Say“Good morning” to the teachers.（在座的老师应答声音较小）

T：You’re better than them. Because you speak louder than them.

（学生会心地笑了）

主老师在Free talk中，善于倾听大家的回答，并能巧抓时机，急中生智，用幽默诙谐的语言表扬孩子们，体现了对孩子们的尊重。此时“蝴蝶效应”应运而生，孩子们笑开了，紧张的心理状态放松了，课堂气氛渐渐和谐活跃了，有效地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二、巧设问题，激活对话

1.真实性问题

为了避免对话中出现明知故问等“伪对话”现象，教师可以多用沟通性语句与学生交流，如，猜测性陈述句：Maybe ...;Perhaps ...;

I think ...;征求意见的句子：Shall we ...？Would you like ...？请求观点重述的句子：Sorry， can you repeat again？有针对性地鼓励的句子：You have a good listening. / Your voice is so nice，I like it. 等等。教师通过丰富自身的教学语言可以产生积极的“蝴蝶效应”，如用尊重赢得学生的尊重，激发学生兴趣，激活学生的思维，丰富学生的语言，培养学生创造性地使用已有的英语知识进行对话等。

2.开放性问题

在师生对话的过程中，教师的提问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思维深度。所以，教师应该少问“Do you ...？Can you ...？Is/Are ...？”等缺乏封闭式问题，应该多说How/When/Where/Why/Who等开放性的问题。有深度的交流才会碰撞出思维和情感火花，因此，教师的提问直接影响着师生之间对话的质量，优化教师的课堂提问，可以产生美丽的“蝴蝶效应”。沈峰老师便善于巧设开放性问题，充分激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她的课堂上，学生思维活跃，妙语连珠，这正是沈老师巧设问题，善于引导下产生的美丽“蝴蝶效应”。

三、丰富话轮，深入对话

【案例2】沈峰老师教学片段。

S1： Which animals do you like？

T： I like monkeys. Do you like monkeys？

（沈老师提出新问题“Do you like monkeys？”自然地转换了话轮。）

S1： Yes， I like monkeys，too.

T： Why do you like monkeys？

沈老师善于倾听与回应，把思考的主动权抛给学生。在学生回答之后，沈老师巧抓生成，继续抛球，引导学生进一步思维，既深入了对话，又使师生对话更具体丰富，信息更全面，达到了“一球激起千层浪”的美丽“蝴蝶效应”。

四、熏陶文化，合理对话

【案例3】教学内容：《牛津小学英语》4B Unit7 At a snack bar

T：Boys and girls， what snack bars do you know？

（小组讨论，学生说出KFC， Mac Donald，大娘水饺，菜根香，德克士等快餐店）

T：（老师PPT呈现KFC， Mac Donald，大娘水饺，菜根香的图片）

What are Western snack bars？

S5：KFC and Mac Donald.

T：Great，and Caigenxiang and Daniang dumplings are Chnese snack bars.

T：Which snack bar do you want to go？Practise and make a dialogue with the menu.

（学生选择喜欢的店，然后根据菜单编对话，灵活运用句型。）

以美丽为话题的作文范文第3篇

《富饶的西沙群岛》在多个版本的语文教材中都有出现。本文以人教版三年级上册中的课文为例。

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富饶的西沙群岛》从题目来看是围绕“富饶”来写的，但实际是除了“富饶”，还写了“美丽”。文章第三、四、五、六自然段侧重写“富饶”，第二自然段侧重写“美丽”；文章第一自然段中的“那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是个可爱的地方”和最后一个自然段中的“随着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可爱的西沙群岛必将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富饶”共两句话对此作了概述。很明显，“富饶”和“美丽”是并列的，所以题目如果用“富饶”作修饰语，就没有将文章内容全覆盖，题目与文章内容的契合度显得不够。反过来想，如果只看课文内容，让读者自己来确定题目“____的西沙群岛”，恐怕填写“富饶”还是会让人犹豫的。

综观全文，如果将长长的文章读成一个词的话，应该是文章总起句和总结句中的“可爱”，“可爱”包括“美丽”“富饶”，基本上可以统领全文内容，所以根据文章内容来定题目的话，“富饶”应该换成“可爱”。

再看，除题目外，“可爱”是文章中唯一一个两次修饰“西沙群岛”的形容词，且都位于能够引起读者关注的位置，一个在总起的地方，一个在总结的地方，首尾呼应，凸显着“可爱”在文章中的重要性。题目要为文章服务，似乎题目中用“可爱”才能与“可爱”在文中的重要性相融通。

但是这里作者没用“可爱”，而用“富饶”，什么原因？笔者揣测：

1．全文主要写西沙群岛的两个方面——“美丽”和“富饶”，但从篇幅来看，“富饶”是浓墨重彩，是详写，占据了文章的绝大部分，是文章的核心、重点所在。

2．“美丽”虽然和“富饶”是并列成分，但富饶意思是“富足有余，多指财物等”，从广义上理解，“富饶”似乎是可以暗含“美丽”，美丽虽不是一种直接的物质财物，但无疑也可以算是无形的财产。

3．从写作背景来看，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在70年代，当时西沙海战（1974年1月19日在西沙群岛西部的永乐群岛海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与越南共和国海军发生的小规模海上作战）刚结束，西沙群岛成了全国的一个焦点，是国人所关注、爱国情感最集中投射的地方，极具向心力与凝聚力，因此从心理学角度——“人的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紧密联系，任何认知活动都是在一定感情的诱发下进行的”这一点出发，有理由相信作者写这篇文章渗透着强烈的保卫西沙的爱国情感；在最初版本的文章中，最后一个自然段中的第一句话“岛上的英雄儿女日夜守卫着祖国的南大门”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现版本已改为“富饶的西沙群岛，是我们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怎么样来激发人们保卫西沙的爱国情感呢？联系到当时国民经济落后，物质贫乏，相比较“可爱”，“富饶”是极具诱惑力的一个词，幻化着美好的意象，承载着当时人们的物质需求，能一下子牢牢抓住人们的心。所以相比较“可爱”，用“富饶”作题目更能激发起人们对西沙群岛的迫切向往，从而达到最直接、最有效地激发读者保卫西沙的爱国情感。即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在，“富强”仍是排在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第一位，其中“富”是第一个字，自有其道理。

4．在题目中，“可爱”的作用会在无形中给全文奠定基调，基调里会包含“可爱”所让人想到的童真、幼稚在里面，这与当时背景下所要传达的爱国的刚性、神圣、责任不相匹配。

以美丽为话题的作文范文第4篇

凤凰的秘书孔雀为了这事儿一大早就忙上了，又是召集其他鸟类布置会场，又是准备音响设备，又是准备请新闻记者，忙得不亦乐乎。鸟类大礼堂在精心的设计和布置下变得富丽堂皇。所有的鸟类全都按时到了场，它们都想一睹凤凰的风采，看看王者的气质。在距离大会开始的前一分钟，凤凰在众星捧月中登了场，它那高贵的气质早已溢于言表，优美的身姿的确是令人陶醉的。凤凰走到主席台前，就座后，看了看台下所有的观众，对着话筒说：“麻雀，你已经被人类列入了‘四害’之一。乌鸦，你与‘美丽’一词相去甚远，你们可以先行退场了。”乌鸦和麻雀一听这话，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于是全都飞走了。凤凰清了清嗓子，接着说：“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会被选为‘百鸟之王’吗？你们肯定不知道，因为凭你们的智力是很难猜到的，还是我来告诉你们吧。我的气质和我的美丽决定了我的王者风范，你们服不服？不服的可以上台和我比一比，哈哈，没有谁敢和我比吧，因为这是我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你们根本就不配具备。下面我们言归正传，谈谈……”

凤凰扭过头来问孔雀：“今天大会的主题是什么来着？”孔雀急忙凑上前去，恭恭敬敬地说：“是‘如何建设我们美丽的家园’。”此时，台下哄堂大笑起来。凤凰对着话筒喊道：“你们笑什么？我是在考一考我的秘书，看它是不是知道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为了什么目的，难道你们就全知道吗？我看未必吧。”台下的笑声嘎然而止，全都安静了下来，想听一听凤凰下面的讲话，不知会有什么高论。凤凰又清了清嗓子，说：“如何建设我们美丽的家园？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建设’？怎么建？如何建？‘建设’是什么呢，我们又怎么建设呢？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啊？

家园，是我们共同生活、生长和生存的地方，啊？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建设，啊？既然我们决定建设了，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抉择，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们一致的行为，我们最高的要求，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建设！啊？……“这个，这个什么是美丽呢？大家恐怕对这个词都不敢轻易下定义吧？因为你们和美丽差的太多了，大家请注意，看我！我，就是美丽的代表，相信大家今天没有白来，终于领略到‘美丽’是什么了，美丽就是我，我就是美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不是在标榜自己，啊？我是有根据的，不知道你们听说过人类有句话叫‘龙凤呈祥’没有？对，这就是对我美丽最大的认可。“可能你们不知道，‘龙’是什么？那么，‘龙’是什么呢？

龙是兽类最高的领导，知道吗？它是兽类最高的领导者呀！也就是说它是禽兽中的禽兽，它在一直努力不懈地追求我，你们知道吗？它在一直追求我！我也知道，我们如果结合在一起，的确是天生的一对，因为我们的地位相当，郎才女貌，可是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迟迟不肯答应它的求婚吗？凭我的条件，如果轻易地答应它，我就会没有价值的，你们知道吗？……”等到凤凰再一次抬起头的时候，发现台上台下早已空空如也，包括它的秘书孔雀也不知早飞到哪里去了。寓言点评：凤凰的演讲，实在是一次很失败的演讲，它的领导魅力随着演讲的进行当中，一点点地在丧失，直到最后荡然无存，原因就在于它把一次主题鲜明的演讲谈得离题万里，变成了“个人吹嘘大会”。

管理启示：拥有良好的口才，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作为企业的领导，如果不具备一个好的口才，则会给自身带来巨大的缺憾。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练成的，需要在生活和工作中不断地练习和细细品味并加以提炼。

要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妨从以下几点着手：

以美丽为话题的作文范文第5篇

赴 美

2007年5月,24岁的杜鑫和长她1岁的美国丈夫约翰一起来到他的家乡曼哈顿。一年前,杜鑫在中国人民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她决心凭着流利的英语和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在美国打拼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约翰的家境很好,他们不工作就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但他们坚决不依赖父母的任何帮助。

他们来到了旧金山。很快约翰便在一家出版社找到了一份校对工作,收入一般。杜鑫也在一家五金进出口公司找到了一份销售员的工作。试用期3个月,底薪1000美元。就旧金山的消费水平而言,1000美元算是极低的收入了。但杜鑫心想只要能学到真本事,收入微薄没什么。公司正在拓展在亚洲的销售市场,这对她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很有利。

杜鑫被分到了对亚销售部,这个部门的主管叫艾丽丝,是个35岁的美国女人。老板告诉杜鑫,去年公司在亚洲的销售额有45%是艾丽丝的成绩。让她以艾丽丝为榜样。

到公司上班的第一天中午,杜鑫真诚地邀请艾丽丝去一家装修豪华的中国餐馆共进午餐。艾丽丝盯着杜鑫说:“你这样破费,一定有事求我吧?”杜鑫见艾丽丝这么直接,就诚恳地说:“艾丽丝小姐,我刚到美国不久,又是第一次做贸易,希望你多多指教。”哪知,艾丽丝似笑非笑地说:“美国到处都是残酷的竞争,教会了你,我怎么办?‘吃人的嘴软’是吧?对不起,恕不奉陪。”说完转身离去,留下了一脸惊愕的杜鑫。

无奈,杜鑫只有暗自偷师。她一边不动声色地留意艾丽丝在电话里和顾客谈生意的技巧和方式,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向欧洲部的销售员虚心讨教。由于部门不同,彼此间不存在竞争,那些人倒也爽快。一段时间后,杜鑫大致掌握了开拓市场、寻找客户的基本窍门。

挑 战

一天晚上,杜鑫正在办公室加班,突然,来了个台北某进出口公司的电话,他们需要一些橡胶垫片。杜鑫知道商场如战场,绝对不能错过了这个客户。于是,她深吸一口气,模仿着艾丽丝的谈话步骤,把自己公司产品的价格以及海关报价一一向对方解释说明。听到杜鑫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对方很激动。听说杜鑫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毕业生,对方不由得高兴万分:“小姐,我对您的服务很满意,我会考虑和您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杜鑫连夜加班,用中文写了一份很详细的产品说明及价格报表,凌晨1点半给对方传真过去。那家台湾公司对杜鑫的工作效率很满意,连连说:“还是和自己的同胞做生意放心。”

没过几天,那家公司就和杜鑫签下了一个订单。订单虽小,但毕竟是自己第一次独立操作,杜鑫感觉很自豪。那家台湾公司还向老板表扬了她的敬业精神。老板很满意,当众宣布她的工资待遇提高20%。当同事们纷纷向她祝贺时,杜鑫注意到艾丽丝眼中掠过一丝难以形容的嫉妒。她怪里怪气地说:“你很会把握机会呀?”

这以后,艾丽丝对杜鑫更加疏远了。更甚的是,一次,有个找杜鑫的电话,艾丽丝接了后,硬说杜鑫不在,而杜鑫明明坐在她的对面。偶尔,老板会交给艾丽丝一些大订单,并指定由杜鑫跟她合作。合作的结果是,错全是杜鑫的,功全是艾丽丝的。有时,杜鑫会提出不同的看法,艾丽丝就会不屑地说:“中国人,懂什么国际贸易?小打小闹还凑合,大的做不了。”她的话深深地刺伤了杜鑫的自尊心。杜鑫暗暗发誓,一定要做一桩大买卖给她看看。

没多久,杜鑫就听到了一种传言――说她待客热情其实是一种职业习惯。来美国初期,为了练习口语,杜鑫曾在酒店门口做过迎宾小姐。杜鑫知道这肯定是艾丽丝所为,因为艾丽丝参与了自己的面试过程。

杜鑫气得流着泪在约翰面前哭诉委屈。丈夫倒是十分了解她的个性,他说:“既然这样,你就不要去工作了。虽然我的收入不高,但我们还不至于没有面包和牛奶。”

“不,越是这样,我越是要坚持下去。即使有一天真的离开了,也要在我最辉煌的时候,向他们挥手告别。美国人都是纸老虎,我不怕。”丈夫怔了一下,哈哈大笑起来,拍拍她的头说:“OK,你可不要输给纸老虎哟!”杜鑫使劲点点头。

那以后,杜鑫咬紧牙关加倍努力工作,更加用心地钻研对外贸易的专业知识。两个月后,她就对贸易中的各个环节及各种报表的填写了如指掌了。每天从早上9点至晚上12点,除吃饭外她绝对不离开办公室,见到来客也不再羞怯退让,而是满面春风地迎上去主动攀谈。比之艾丽丝,杜鑫终究胜在青春活泼,加之她又是中国人,那些亚洲公司驻美国办事处的人似乎更愿意和她交谈。谈完生意后,他们甚至还会聊聊东方国家的佛学文化、人文地理等。很快,艾丽丝就落后于杜鑫了。

很多亚洲人的英文不好。常常是艾丽丝给他们反复讲几遍后,他们还会打电话专门向杜鑫请教。而她总是随叫随到,无论什么时候都能简单而清晰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时间久了,连艾丽丝的一些老客户也都觉得和杜鑫谈更清楚,更省时间,纷纷转舵。艾丽丝就这样被架空了。

2008年5月,老板宣布由杜鑫顶替艾丽丝的位置。杜鑫注意到艾丽丝眼睛里布满了嫉恨的血丝。为了缓和与艾丽丝的紧张关系,杜鑫把艾丽丝叫到办公室外面,问她为什么恨自己,艾丽丝轻蔑地说:“你才来9个月,而我已为公司工作了5年,凭什么你就坐到了我的位置上?”

杜鑫说:“艾丽丝,要知道我是中国著名大学的硕士生,你只是一个大专生。虽然你是美国人,但那并不意味着你比我高贵。我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知识上我比你有优势。你认为呢?”

超 越

2008年圣诞节前一天,艾丽丝在下班前把一个发货单交给杜鑫说:“这张货单,我全部填好了,你帮我发货就行了。”说完就匆忙地走了。

对于她的轻蔑杜鑫已经司空见惯,尽管她现在是杜鑫的属下。杜鑫忙完手头工作后,展开艾丽丝的货单,给工厂打电话发货。电话打出20分钟后,杜鑫猛地一想,觉得发货单上的地址十分奇怪。上面写着“曼哈顿第五大街德生公司”,这个公司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家小公司,但曼哈顿第五大街是著名的商业大街,这样的小公司怎么可能会在这条大街上?

联系艾丽丝,艾丽丝却关机了。杜鑫急得直冒汗。发货吧,万一对方是个商业骗子,公司将有20万美金的损失;不发吧,万一对方没有问题,算是己方违约,公司将要赔款。当即,杜鑫打电话给工厂发货人员,让他们推迟发货一个小时,然后打电话给第五大街商务管理部门,问他们在这个大街上是否有这么一家公司。他们非常肯定地说没有。 杜鑫急了,一定是艾丽丝在慌乱中填错了地址。如果不能及时补救,那么艾丽丝必然会被公司开除。

杜鑫突然想起,这种合同一般都有个副本,找到副本,就能找到正确的地址。但艾丽丝的桌子上没有,她一定是把副本锁在抽屉里了。杜鑫打电话给同事麦克让他赶紧来办公室,一来他力气大,可以帮她撬开抽屉;二来可以证明她没有翻动艾丽丝的其他东西。果然在艾丽丝的第二层抽屉里找到了合同副本,上面清楚地写着“曼哈顿福克斯街”,果然是她在慌乱中弄错了。杜鑫总算松了口气,立即电话通知厂里按照正确地址发货。

麦克抹着头上的汗说:“杜鑫,这半年你的技术练得真过硬啊,你可是救了艾丽丝的命。”杜鑫笑着摇摇头,叮嘱麦克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其他同事。

圣诞节过后,艾丽丝满脸憔悴地来上班,听麦克讲了事情的始末,她感激地看了杜鑫一眼,却没有说“谢谢”。私下里,麦克向杜鑫抱怨艾丽丝不懂礼貌,杜鑫平静地说:“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施恩不图报’。我帮助艾丽丝,并没有想得到什么报答。”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艾丽丝像突然变了个人似的,精神萎靡,上班时也不再积极联系业务,总是怅然若失地望着窗外。杜鑫预感到艾丽丝的生活出了问题。

那个周末,杜鑫和几个中国朋友逛街,居然遇到了艾丽丝。她正在大街上和一个男人大声争吵,吵了几句后那个男人打了艾丽丝一记耳光,扬长而去。艾丽丝看到杜鑫很吃惊,急忙把眼睛埋在了蓬乱的长发里。原来艾丽丝的丈夫是个酒鬼,前不久他们离婚了。丈夫带走了儿子,并且不准艾丽丝探望。儿子哭着打电话说自己在家发高烧,爸爸却扔下他不管……说着艾丽丝忍不住痛哭起来。想着和艾丽丝共事以来的种种纠纷,杜鑫终于明白了她为什么害怕自己抢她的生意,也终于知道了作为老员工的她为什么会出现那样荒唐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