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发现作文范文第1篇

题记

时光飞快的流逝，转眼间我已经14岁了，14年，在我心中留下了一道道印迹，酸甜苦辣，我发现，我已经真正的跟童年挥手告别了，抬头看，天依旧那么蓝，那么净，可是我已不再是孩子。

思绪飘飞，仿佛又回到了从前，想小时是那么天真幼稚，竟然会为一块糖跟伙伴们争的面红耳赤，儿时，却又是那么自由轻松整天无忧无虑，叽叽喳喳，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没有繁重的作业，也没必要为考试而伤透脑筋，每一天，都在做着一个童话般的梦，向往着公主与王子过上幸福的生活，可恶的女巫受到惩罚。

然而现在的我，却已没有了儿时的洒脱，不知不觉间，懂得了沉着、冷静，我不会再为一块糖一个玩具而大哭不止，更不会在商店门口拉住妈妈的衣角，哭喊着要东西，惹妈妈生气。

我已经学会洗衣服，做饭，不会再做那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公主，更多的是学会怎样为人处事，我明白了许多道理，更懂得了如何做人。

现在的我，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为一点芝麻大小的事而掉下一大串的金豆豆，我懂得了坚强，面对困难，我更多的是选择面对 。我经常会对自己说，用自己的力量去战胜一切，相信自己，你一定行，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现在的我，已学会“分担”二字，更懂得其所蕴含的深刻道理。在母亲生病 时，我照顾妈妈，并且主动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务，从而减轻妈妈的负担，我想这应该就叫“分担”吧

面对如今的生活，我已经渐渐熟悉了，并且能够从容面对，我的生活我作主，我真正成了自己的主人。

偶然的发现作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水彩画与其他画种不同，它作画的媒介是水。材料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画面上呈现出来明快，轻柔和流动的特点，表现手法上又极为概括和单纯，形成有别其他画种的独特魅力。但是水彩画作为绘画艺术的形式之一，还是有着和其他画种相似的艺术规律。“偶然性”在艺术创作中是普遍存在的，水彩画由于材料特殊，“偶然性”出现的机率更大。本文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论述了“偶然性”作为事物联系和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客观存在的，通过对水彩画的“偶然性”进行分析和研究，来解决如何把“偶然性”运用到水彩画创作中去的问题。

艺术创作是十分复杂的精神活动，艺术创作不同于人类一般的思维活动。艺术创作中的思维是形象思维，然而艺术创作又不是对客观自然表象的模拟，而是倾注了艺术家深刻的思考。艺术家的直觉、想象和虚构起了很大的作用，甚至连艺术家的潜意识也常常对创作产生影响，因此艺术创作是理性和感性、意识和潜意识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艺术创作中也常常会出现“偶然性”，如兴之所至、灵感的闪现、无意识和潜意识状态下的自由发挥等，由此而带来意想不到的艺术趣味，甚至是某种艺术形式上的突破。水彩画艺术作为艺术形式之一同样遵循这一规律。

水彩画不同与其他画种，是以水作为媒介来调和作画的。“水无常形”这个特点决定了水彩画时时刻刻都会出现“偶然性”。面对这些“偶然性”的视觉元素就需要艺术家进行合理选择和重新组构，尽可能将能给画面带来视觉效果的视觉元素保留下来。WWW.133229.cOM在当代水彩画创作中有很多艺术家开始关注“偶然性”，怎样把水彩画的“偶然性”主观能动地运用到水彩画创作中是一个值得讨论和研究的问题。“偶然性”是艺术创作中经常出现的，由于水彩画材料的特殊“偶然性”出现机率更高，我们应该系统的研究这些“偶然性”，并把它们应用到水彩画的创作中去，这些“偶然性”所产生的“偶然效果”除了是灵感的源泉、对艺术创作提供了契机以外，更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视觉形象，导致视觉语言的拓展，以至于对个人艺术风格的完善或演变起到促进作用。国内现在还没有对水彩画的“偶然性”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仅是某些文章中提到，并没有展开广泛的讨论。现在迫切需要从事水彩画创作和研究的艺术家拿出一部分精力，对水彩画的“偶然性”进行记录、整理、归纳和研究，使那些看似偶然但很有价值的因素成为水彩画创作的有效方法，并且把它们融进水彩画创作的现有方法中去。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对水彩画的“偶然性”进行研究、实验的良性机制，进而带动其它画种对“偶然性”的关注和研究。

恩格斯曾指出：“历史事件似乎总的来说同样是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藏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这是从抽象的意义上进行概括。即“偶然性”和“必然性”是辨证统一的；“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偶然性”的背后隐藏着“必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表现自己，但这是抽象的一般性。就水彩画的“偶然性”而言，还应该对其做具体研究，研究水彩画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相互关系。哲学强调科学研究的任务是从“偶然性”现象中揭露出事物内部隐藏着的“必然性”规律。那么研究水彩画的“偶然性”除了要研究其表现形式、特点、艺术价值外，更应该去发现背后隐藏着的“必然性”规律。我们在研究和运用水彩画的“偶然性”时不能将其推向一个极端，不能只片面的强调“偶然性”而完全忽视艺术家的艺术构思和设计安排。“偶然性”只是水彩画的一个部分，艺术家主观的把握还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如果完全对“偶然性”听之任之，创作也难以获得最终的成功。另一个方面“偶然性”所产生的“偶然效果”尽管具有天成的审美情趣，但从根本上讲还是同艺术家的艺术修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对于一个想象力贫乏、艺术观念陈旧、不善于把握机遇的人来说，“偶然性”是不会常常光顾他的，有时即使出现了“偶然性”也不能及时把握。另外合理运用“偶然性”与艺术家对艺术的基本语言、基本技巧的了解和掌握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对于那些缺乏基础训练，没有过硬基本功的人，也很难期待作品中出现“偶然性”，就更谈不上怎样把“偶然性”应用于水彩画创作中去了。总之，我们既要重视水彩画的“偶然性”，又要防止被那些“偶然性”牵着鼻子走，要做到有效地选择和把握这些“偶然性”。

偶然的发现作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媒介文化； 媒介文化生产； 媒介消费； 媒体责任

人类在其自身发展历史的每一阶段始终伴随着偶像制造与崇拜。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 使得偶像制造因偶像崇拜需求的多元化而变得更加快速与复杂。偶像制造在媒介文化生产中 占据一定的位置，并且，偶像制造所引发的偶像消费与偶像崇拜，逐渐成为当代媒介文化的 特殊景观。

一、 偶像与可供消费的偶像类型

传统意义上，所谓偶像就是用木头、泥土等雕塑供迷信的人敬奉的人像。其实可用于 偶像的物件实在太多，不同民族的先民们曾虔诚地将某一种东西——或鸟、或兽、或草、或 石、或心中的某种想象看成是神灵并作为偶像。弗洛姆在《先知对我们今天的意义》一文中 说，先知们知道偶像崇拜意味着人的奴化，他们挖苦说，偶像崇拜是从一块木头开始的。人 们把半块木头用去生火烤饼，另半块木头用来做成偶像，然后他崇拜这半块木头，这个用自 己的双手制作成的作品，即这半块木头比人高明。可见，对于偶像的制造与崇拜就是从这样 很平常的图景开始的，既可以先从一块木头开始，也可以从几块石头开始。原始人的自我意 识与对象意识的分裂并不彻底，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意识仍具有局部的混沌。这使得一开 始的偶像崇拜（图腾崇拜）并不那么高级，不那么讲究技术、程序和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 刚开始也许是一种自发的对自然界的敬畏，由某一个个体先行跪拜，然后群起效尤。随着参 与偶像崇拜人数的扩展，随着社会发展以及人自身的存在状态的逐渐改变，偶像崇拜不再仅 仅是一种自发的、素朴的、人的本能式的反应，它获得了语言的表达以及约定的仪式、 程序，并辅之以一系列的技术手段与物质手段。这样，掌握与偶像相通的符咒的巫师出现了 ，崇拜的仪式甚至崇拜本身都庄严化了，偶像成了至高无上的、能够主宰人的全部存在的神 。

与原始的偶像制造与崇拜相比，人类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对偶像的开发和利用始终没有消 停。无论是原始社会的雷电、动物、木石，还是中世纪的“上帝”、现代社会的科技、商 品、国家，以及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被神化，被当成一种偶像加以崇拜。在此，必须 考虑的问题是：一些看似平常的“东西”、“物件”、“人”、“国家”甚至是某种“想象 ”，在何种形势之下或在何种情景之中被视为“神灵”，以及在造神或者附神于物、附神于 人的过程中人类自身的想象问题。从原始的偶像崇拜可以看出，对偶像的制造与崇拜 往往是在极其庄严和神圣的仪式中进行集体膜拜，甚至以鲜血和生命来祭祀。与此相比，绵 延于当代社会的偶像制造除却技术的先进性之外，与我们的先民似乎并无二致，偶像崇拜的 痴迷程度与血腥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此，有学者解释道：“偶像崇拜始于原始的图腾 崇拜，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排他、自大、独恋的盲目性、愚妄性心理现象”［1］。

人类为何会有这种排他、自大、独恋且具有盲目性与愚妄性的心理现象？这种现象在现代 社会以及当代社会是否有其不同的变种？当今的偶像崇拜是否依然是这种古老的心理现象 的延续？如今的偶像崇拜方式是否就是原始偶像崇拜的现代转换与延伸？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应该抓住一个关键概念——“自我认同”。换句话说，偶像的制造与崇拜是人类自我认同遭 遇到困难时得到的一种变通的自我认同的方式。对于自我认同，英国社会学家查尔斯•泰勒 指出：“（认同）经常由人们以下列的方式自发的提出：我是谁？但是这并不必然能通过给予名称 和家世而得到回答。对我们来说，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理解什么对我们具有关键的重要性。知 道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在这 种框架和视界内我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什么应当做，或 者我赞同或反对什么。换句话说，这是我能够在其中采取一种立场的视界。”［2］37 查尔斯•泰勒所讲的是个人的认同，认同解决的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 想哪里去”的问题。有了这个自我认同的标准，人在与环境与世界相处时就有了确定的方向 ，不知道自己是谁，从而就会产生不知所措的感觉。“人们经常用不知他们是谁来表达它（ 认同危机），但也可以被看作是他们站在何处的极端的不确定性。他们缺乏这样的框架或视 界，在其中事物可以获得稳定的意义，在其中某些生活的可能性可被看作是好的或有意义的 ，而另一些是坏的或浅薄的。所有这些可能性的意义都是固定的、易变的或非决定性的。这 是痛苦的和可怕的经验。”［2］37这种“不知是谁”的痛苦和恐惧的体验不止是个体的人所具有 ，甚至包括族群同样有此种焦虑。所以，无论是原始的先民个体还是当代的同伙、同伴，无 论是早期的部族群体还是当代的民族国家，如果其自我认同出现障碍时，往往会借助于外力 ，特别是外物的支撑来建构一种想象性的“自我”。可以说，偶像制造与崇拜就是人类借助 于一定的“物”，甚至是人类“自身”所进行的想象性的自我认同乃至于自我追捧。

当代人想象性的自我认同与自我追捧的对象可以依照不同的分类方法进行分类：

第一种分类方法是参照心理学有关“崇拜”方法可分为“表层性欣赏”和“实质性欣赏 ”来进行，前者的特点是欣赏偶像人物的形象性和流行性，如容貌、身材、发型、服装、动 作等特征；后者的特点是欣赏偶像人物的人格性和气质性，如突出性格、为人、举止、风度 等特征；这些皆能让崇拜者从中获取最大的精神享受。此外偶像中可有榜样的成分，而榜样 中亦可有偶像的光彩，更具体地说，在现今资料中显示，人们心目中对偶像及榜样的崇拜， 大约可归纳出四类：纯偶像、榜样型偶像、偶像型榜样和纯榜样。

纯偶像：特指青春派偶像。这些偶像可给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带来极大的向往和 幻想，甚至沉湎于对他们的追逐和依恋当中，不能自拔。在当今社会里，纯偶像的出现是与 商业包装和炒作密切相关的，其包装形象往往美于其真实形象。

榜样型偶像：指那些非理想化、非浪漫化的社会名人。这些偶像多以其突出成就和感人事 迹来影响大众，为人们的自我成长和奋斗树立榜样。

偶像型榜样：指那些被赋于非凡气质和影响力的平常人。这些人贴近大众，他们之所以成 为偶像型榜样，完全因人们在感觉中认定他们具有与那些明星同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同窗 、好友、师长、父母往往是这类角色的扮演者。

纯榜样：指人们身边的人物。这些人可能平凡无比，在生活等具体方面实实在在地引导其 身边人，并赢得他们的尊重和信任。在这类榜样中，父母、师长、好友及邻居等始终是重要 的人选。

从以上划分的这四类偶像和榜样人物中，我们可清楚地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偶 像崇拜已呈现出多元化、层次化的结构。

第二种分类方法是按照偶像的社会功用来加以划分的，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将偶像划分为生 产型偶像和消费型偶像。

生产型偶像：大凡古今中外的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艺术家 、企业家、楷模人物等等都可归为生产型偶像。这些对人类有杰出贡献的人物，属于产出 型，他们为人类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促进生产力发展，也因其自身高尚的品德和崇高的境界 而提升了整个社会甚至整个时代的精神素质。他们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价值和理想。人们崇拜 他们 ，多以他们的生平作为立志的方向，以他们的业绩作为自己前进的参照。特别是人们面对人 生道路上的曲折和各种困难时，这些偶像往往能给人们以力量和信心。

消费型偶像：是消费型文化、快餐文化的产物，它更注重外在形式，是一种时 髦的追求，如歌星、影星、体育明星等等。在信息时代，借助全方位的商业包装和无孔不入 的广告，透过现代传媒的强大力量，社会制造出一批又一批新的偶像，从小虎队到f4，从张 国荣到周杰伦等等，对这些偶像的追随往往停留在感性认识或物的层面，如服装、发型、语 言、语调、词汇、神态、容貌、动作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认识的提高和阅历的加深， 这类消费型偶像会逐渐淡出崇拜者视线，消费型偶像一般生命力不强，只能算是偶像崇拜者 生命征途中的匆匆过客。

二、 社会转型期偶像制造与消费的新趋向

偶像的制造与消费，在当代中国真可谓是甚嚣尘上。偶像与偶像崇拜者相互依赖，在 “鱼水关系”中“共演一炉”并呈众声喧哗之势。

应该说，从19世纪特别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等方面 与世界发生了广泛联系，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朝心态”在这种广泛的联系中被逐 步融解，在 被迫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部分的过程中，中国原来那种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被截断， 不自觉地走上“现代化”道路；经过的洗礼以及当代社会对现代化的不遗余力 的推进，当代中国人在不同程度上经受了启蒙理性的冲击与教育，对一切“神性”已有一定 的免疫力。但是，理论的推理并不能解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对现象的阐释还需深入到现实 社会的肌理之中。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更是 变化超常，特点明显。“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之一，是社会同质性的消解。在过去计划模式 的社会里，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高度同质的整合关系，如果不作价值评价 ， 那么计划经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一元主义的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无疑是高度协调 的，可以相互支持、相互解释，非常‘配套’。而到了90年代，三者之间的这种同质整合关 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了，呈现出分裂的状态，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以及经济与文化之 间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存在高度同质的、可以相互支持与阐释的配对关系。”［3］1这 种“配对 关系”的松懈或解体，就会出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变革速度的不一致，经 济最快，文化次之，政治滞后。同时，“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内部也呈现分裂、多元 的状态和异化的倾向，出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种政治因素的并存，以及多种文化价值取 向并存的局面”［3］2。许许多多的“并存”有如镜中月、水中花，如何让人能看得 明白？对 于知识分子来说产生了阐释中国的焦虑，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就有了难以释怀的忧愁，因为我 们看不透和读不明白当代中国社会是如此的高度异质，要想找到一种万能的、无所不包的、 一次性的、一揽子的将所有问题一网打尽或统统解决的方法是绝无可能的。这么说与偶像 的制造与崇拜有何关系？可以说，社会的高度异质是当代中国社会偶像制造与消费的最为温 暖的“蔬菜大棚”。当然，高度异质、让人捉摸不透的社会必然会产生我们所言的偶像，以 及偶像崇拜吗？显然不是，偶像的出现有社会认知方面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在这种情景之下，当代国人的自我认同在精神上出现了新的危机。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缺少一种框架和视野，在其中事物能够获得一种稳定的意义 。……所有这些可能性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易变的，或者未定的。这是一种痛苦的和恐惧的 体验”［3］38。

20世纪90年代，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之一是“ 世俗化”，与此相关的现象包括商业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等新的文化价值 与生活方式以及大众文化的出现。可以说，这股世俗化的浪潮在席卷中国的同时也全面地渗 透到了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这些新的变化引发了当代中国人新的认同危机。也许，任何一 个 时代的人对于所崇拜的偶像的心态可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企图通过将 自身融入偶像之中以期待“得救”。从旧时的草木鸟石、风雨雷电到新时代的科技商品，因 时代的发展一个个旧神黯然逝去，而一个个新神又应运而生。这虽然使人在历史上的“主体 性”一次次沦为笑柄，但人还得通过“神”在历史上得以“自我确证”。

当代中国的偶像制造和消费之所以呈现出偶像繁多驳杂与众声喧哗的局面，除了具有 其产生的社会现实土壤与当代人新的自我认同的危机之外，还与当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高 技术以及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有极大关系。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大众传播活动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不仅是直接的，而且是全方位的，甚至是植入性的。 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几乎无法与大众传媒脱了干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媒指导我们的生 存与发展，也就是说与我们生存相关的一切具体的事宜均在传播媒介的指导下进行的；与此 同时， 我们如何认识自身与人类的发展，认识社会的进步，如何处理好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 环境之间的关系也都依赖于传媒的指导性意见。而且，一些价值观念往往是经过传媒对偶像 的塑造来实现的。

综上所述，社会转型、当代人的认同危机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极速发展，既为偶像的制 造与消费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其在技术上、观念上提供了足够的支撑。所以，三方 合力使得当代偶像的制造与消费不仅成为一种蔚为壮观的产业，而且成为一种独特的媒介 文化现象。那么，当代社会的偶像制造与消费具有何种特点呢？

第一，驳杂化。从各种各类的偶像来看，当代偶像无论在类型上还是在形象上颇为驳杂 。“泛偶像”一词足以说明人们的偶像崇拜所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除了传统的政治偶像、 经济偶像、文化偶像和道德偶像之外，搞怪、搞笑、搞俗者也开始成为一些人崇拜和追随的 对象。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偶像制造得以摆脱传统路线，完全可以通过自助的方式来完成， 从而使“人人都能成为偶像”在实践上成为可能。“木子美”的一举成名，以及之 后“芙蓉姐姐”等越来越多的另类人物跃入公众视线，都是这种特征的诠释。偶像制造与消 费中不仅有生产性偶像，更多的是消费性偶像，即所谓“三星” （歌星、影星、体育明星 ）偶像，也有其他种类的偶像，如彼尔•盖茨、鲁迅、、金庸、杨利伟以及“感动中 国”的那些平凡或不平凡的人物。所以，从偶像的“英雄谱”上来看，呈现出不同的面孔， 不同的个性特征，不同的人格魅力，不同的价值指向，颇具纷然杂陈之势。如此驳杂的情形 ，自然与当代社会的价值多元化与个体选择的自由性有着必然的联系。

第二，泛俗化。当代偶像的另外一个特点可以用泛俗化来概括。在后现代社会，一切均 处于解构之中。在各种高科技手段与商业模式下制作和包装出来的视觉上完美无缺的偶像们 ，逐渐让人产生反感；而以相反的形式出现的人物或现象，迅速赢得一些人的青 睐。不管是“芙蓉姐姐”还是“姐姐”，无不是商业化包装的产物。在市场化成熟到连 明星的一举一动都要经过精心策划的今天，这些没有包装而又略显另类的人物能在一夜之间 俘虏一些人的心，这正预示着一些人已经出现了反偶像、反名人的情结。况且，在审美日常 生活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形势下，一切均在向凡朴甚至庸常中进行。还有，如果说前现代 社会依靠“神”示在指导社会生活，现代社会依靠智者来指导社会生活，那么在后现代社会 则是自己在指导社会生活。也因此，体现在偶像问题上就是泛俗化。它既可以体现为平凡普 通的百姓在日常生活实践活动中所具有的某种特质而成为偶像，亦可以是超凡脱俗的神圣之 物因其所具有的“神”性而成为偶像，但此二者均需在朴凡大众中找到情感或价值的对应点 ，将其“特质”或“神”性播撒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使其成为偶像。所以，偶像所具有 的“神圣”性或“神圣”化，依然具有某些泛俗的性质。

第三，媒介化。当代偶像很难与大众传媒脱离关系，无论何种偶像均与大众传媒的推波 助澜、鼎力推选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生产性偶像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 观的载体，大众传媒对其的推荐不遗余力，那么消费性偶像的产生更与大众传媒关系密切 ，即便是传统的传播媒介在推荐过程中有些懈怠，网络媒体也会因其所具有的开放与交互性 在偶像的自我制造中勇拔头筹。如2004年底到2005年初，“芙蓉姐姐”在北京大学的bbs上 将自己炮制为众多人士的超级偶像。 一时间，“芙蓉哥哥”、“芙蓉妹妹”甚至“芙蓉阿姨”成捆扎堆地出现在网络媒体上。与 其他偶像生成不同，“芙蓉们”利用网络媒体自成偶像，真可谓是民间偶像制造的完美的经 典案例。可见，当代偶像的制造与消费均与媒介关系密切，没有媒介的鼎力推举，没有主动 靠近媒体的勇气，没有利用媒体的成熟手段，偶像的产生虽有可能，但必然会倒退为极为原 始的阶段。当代偶像制造与消费的这三大特点并非彼此剥离，相互间毫无干系，而是彼此粘连与融合为 一体的。

三、 偶像消费的特点及其社会意义

偶像制造的目标与指向就是偶像的消费，即将制成的偶像投放于偶像消费者之中供其“ 享用”。在一般情况下，对于偶像的消费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对偶像的一般性消费，即人们 通 过偶像人物所创造的精神或物质产品，及其所蕴涵的精神特质或人格魅力，对偶像人物 产生的高度认同；其二是偶像的特殊性消费，即在一般性偶像消费基础上所产生的对偶像人 物的社会学习与依恋，亦可称之为偶像崇拜。二者的区别既有认同程度上的不同，也有性质 上的不一，但总的可视为偶像消费。在偶像消费中有以下特点值得注意：

1. 偶像消费具有一定的虚拟性。偶像一词，本身就说明了一种关系性存在，即人或 物经一定程度的人为的“神化”才能成为偶像，在其中“神化”者和被“神化”者高度统一 ，失去彼此，整体也就不复存在。在此意义上，偶像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互为依赖、互为 推 动的。但是，偶像与消费者之间的实际距离似乎非常遥远。在一般情况下，消费者和偶像之 间的桥梁与纽带往往是有关偶像的各类商品：唱片、影集、cd、vcd、书籍、挂像、服装等 ，如要与偶像有亲密的接触，就需参加诸如歌友会、歌迷会、签名售书等类似的有意识安排 的集会，否则，要一睹“天颜”就得在偶像经常出没的一定的场所进行围追堵截。当然，在 偶像与消费者之间，更为看重的是其精神层面的交流与依赖。消费者对于与偶像有关的物品 的珍视，实际上是将物品视为已沾偶像“神性”或经“神性”点化的非同寻常的物品，通过 对这些物品欣赏、把玩、收藏、消费以表达对偶像复杂的感情。偶像与消费者之间的这种看 似亲近实则遥远的距离，正是双方都需要的恰当的审美距离。在适当的距离之中，偶像消费 者消费着依照一定的“程序”所制造的可供消费的偶像因子及其载体。

2. 偶像的消费具有一定程度的浪漫性。对偶像消费者来说，对偶像的消费是一种以人物 为核心或以特质为核心的社会学习与依恋。这种社会学习与依恋极具浪漫色彩。虽然，对 生产性偶像的学习与认同往往建立在相对理性化和现实化的基础上，但就特点上来说仍属“ 认同式依恋”。［4］对于消费性偶像的消费，崇拜者往往看重的是偶像的流行性、 情感性等，将 偶像理想 化、绝对化、浪漫化，采取直觉的与情绪化的认知与认同。这种浪漫化的偶像消费，不仅使 偶像本身具有极强的光环效应，也使偶像消费者极易步入自我的迷茫之境。

3. 偶像的消费具有一定的痴迷性。偶像消费的亲密性与浪漫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 偶像消费的痴迷性，即在以偶像为价值标杆的社会学习与依恋中，偶像消费者由于低自我信 息，其主体性消失于对偶像的沉迷之中。“一个偶像人物一旦变成了神, 则很容易导致其崇 拜者的盲目和狂热的追逐。其结果,人不但会情迷于偶像人物的外部形象而不得自拔,也很容 易自感渺小无比。”［5］

4. 偶像消费具有一定程度的感望的非理性特征。在偶像消费中，如果消费者对偶像 的社会认同与情感依恋, 被过分地强化或理想化，就会导致追逐者对其偶像想入非非,非理性地做出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偶像对象的迷恋，甚至在迷恋中充 满了情爱甚至的幻想。正因如此, 某个著名歌星或影星宣布自己结婚 时, 就会使某些歌迷或影迷痛不欲生, 甚至意欲自杀。还有，如果是偶像崇拜者亲眼见过其 崇拜的偶像，或能如数家珍地说出各类有关于偶像的档案是件很值得骄傲的事, 甚至是“另 类”的标志之一。他们会不惜代价地参加事关自己偶像的演唱会、新闻会、歌迷会等活 动以及购买自己偶像的影碟、cd 、卡带与剧照等物品。这些都是炫耀于“偶像一族”的资 本。可见，无论偶像崇拜是出于浪漫幻想还是满足虚荣心, 其共同点都是实现情感的虚拟性 满足。偶像作为一个幻觉符号、一个“镜像”，能使追逐者在想象中确证自己。偶像消费 者们也正是在这种对自己偶像的非理性的幻觉里完成着一次次情感虚拟的体验。

偶像消费的这些特点，使我们不得不正视偶像本身及其崇拜的社会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对偶像的生产、供奉与崇拜起源于人类产生思想意识之后，从远古时 期的图腾、神话人物到对祖先、圣人、英雄人物等的崇敬，以及对当下各类“明星”的追捧 ，偶像融进我们的生存状态与思维意识中，并且发生效应。这样说来，偶像的制造与崇拜就 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意义。

1. 偶像的制造与崇拜是人类摆脱生存与发展盲目性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人们对偶像 的崇拜，往往是人类自身的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的盲目性所导致。一是人类对于不可抗拒的 某些自然或社会现象的困惑；二是对于人类社会在发展变化中的一些规律认识的茫然与不知 所措；三是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思考不成熟，往往将自我个体生存的当下 性与另外一种生存方式的理想性相比拟。在一般情况下，将另一维度理想性的人的存在形式 奉为典范、奉为摹本并将其置于“神坛”，然后在对照的过程中实践其理想。所以说，偶像 的制造与崇拜实际上是人类欲通往成熟之路的一种自然追求，是其摆脱生存与发展的盲目性 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人类在自我成长过程中的一种自成长的手段。

2. 偶像制造及其崇拜是人类对于自身理想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情感投射。偶像制造以 及崇拜的实质，似乎是对自我的心理寄托和行为替代载体的迷信，是对崇拜着的象征物、对 象的极端的信仰表现，是一种为“我”所用的信仰与理想具体而微的终极，由“我”赋予这 些象征物或载体某些意义之后，以某种具有个性的、自我的方式相信、追捧并选择效仿。所 以说，偶像制造是人类对于自身理想存在状态追求过程中的一种想象性的假设，并将这种假 设嫁接在一定的“物”和“人”的载体之上；偶像崇拜则是对意义载体的迷信与膜拜。也就 是说，无论在偶像制造还是在偶像崇拜中，人类对自身理想存在状态的追求与向往既是执著 的，同时也是热诚的。

3. 偶像的生产与崇拜的虚拟性情感满足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神灵”缺席。从神秘的宗 教到变幻莫测的政治，从感人的英雄事迹到有所作为的明星人物……他们曾经出现及正在 活跃于我们的周围， 我们把这些事物或人物赋予“偶像”的地位。所以，偶像是人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用以填补 其精神领域中某一空白之地的想象性的制造物。人们对偶像的消费或崇拜，实际上是一种虚 拟性的情感享受，并以这种享受的满足补白于自我“神灵”的缺席。

4. 偶像的生产与崇拜是自我建构的一种重要方式。如前所述，偶像的制造与崇拜是 人类摆脱盲目性的一种重要手段，是对自身理想存在状态的一种感情投射，一种对于自我 “神灵”缺席的补白。由此也可以说，它同时也是自我建构的一种重要方式。无论是人类整 体性的成长，还是每一个个体的成长，既是在物质与精神实践的过程中建立起自我，同时也 必须在自我认同中建立自我。而自我认同时时刻刻都在与“他者”的对比甚至是对立中完成 的。偶像，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类所制造的“他者”。在对“他者”的崇拜中，人类感知 到自身的渺小与无能。与此同时，偶像，也是人类对自己的崇拜，借助于对偶像的崇拜从而 确立了另一个自己。在偶像身上，人们似乎看到了自己的精神性存在。

5. 偶像的制造与崇拜具有一定的社会整合作用。偶像本身是物质性和精神性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体。物质性是说它以物化的 、现象的或者形式的方式客观存在着，精神性是说在其存在状态以及广延之后被赋予了某种 神秘 的力量，以至令其他个体产生信仰和崇拜，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涵义。偶像的精神性具有极大 的社会粘合力，它不仅可以将偶像崇拜者集聚在偶像精神性的光环之下，同时也可以将非偶 像崇拜者吸引至它的麾下。更为难以抵挡的是，偶像的精神性还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和自我阐 释能力，既可以将多样的价值观综合在一起，又可以在同一偶像身上找寻到不同的价值期许 。可以说，偶像的精神性是其社会整合作用的动力之源。

四、 在偶像生产与消费中媒体应秉持的社会责任

当代社会的偶像，与其说是偶像自身与大众制造相结合，不如直接 说是媒体的制造。偶像一旦离开媒体，不仅偶像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要大打折扣，而且还反映 出偶像生产方式的落后。媒体的深度介入使偶像的生产与消费具有媒介化的特点。与此同时 ，现代传媒创造了太多的偶像，这种偶像制造在某种程度上 又不可避免地成为大众文化的生产机制，而且是动力强劲的机制。这就使得媒体制造偶像的 结果和影响会远远地涉及社会文化这样一个更深层的领域，甚至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未 来走向。因此，在偶像时代，甚至是“后偶像时代”，我们的媒体必须一如既往地承担起相 应的社会责任。

1. 对新的偶像生产与消费现象予以理性的引导，以体现现代媒体深切的人文关怀。 在信息时代，林立着各种各样的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一些大众参 与的电视娱乐节目的兴起，为人们提供了充分展示自己的舞台。人们的“自我表现”欲望空 前膨胀，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故意扮丑或搞怪已成家常便饭。从早期的“木子美”、 “竹影青瞳”、“流氓燕”到现在已经淡出的“芙蓉姐姐”、“姐姐”等，几乎每个人 都打着“表现自我”、“自信”、“平凡人的参与”等旗号，横空出世于大众传媒，特别 是在网络媒体上进行自我炒作。当看到人们为其起哄捧场的时，自以为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于是更拼命地表演，到后来甚至欲罢不能。对于这些偶像，应该说是反偶像，人们倾向于他 们的欢呼只是廉价的快乐与意外的结果，大众对这种偶像的追捧中更多地带有一种消遣的意 味，“偶像”其实只是众人取乐的对象而已。特别应引起重视的是，在狂欢之后，这些反 偶像，最终又走上了炮制偶像的路子，为商业运作所利用，从而成 为商业逻辑下的短命的牺牲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传媒必须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媒体不应只为了提高关注度和经济效益进行煽风点火，而应该对各种新的现象进行理性引 导，以深切的人文关怀挖掘一切偶像，特别是生产性偶像独特的价值要素，以更好地体现现 代媒体的人文关怀。

2. 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提纯偶像特质以树立时代榜样。 媒体应对当下一些新的偶像 生产与消费现象予以极大的关注，充分发挥其舆论引导功能，对社会大众的偶像崇拜行为进 行理性引导，培育其科学怀疑精神和求真探本精神。为此，媒体要有意识地树立 起时代的榜样，培育榜样精神和榜样崇拜。如中央 电视台从2002—2006年连续5年举办《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先后推出一系列体现 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在这些典型人物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时展的印记，同时也体味 到这些典型人物所蕴含的既平凡而又高贵的精神品格，这就是偶像特质的提纯。在后偶像 时代，特别是偶像已经出现驳杂化、泛俗化特点的当代，媒体更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 ，让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去认识偶像、鉴别偶像，不仅使更多的生产性偶像成为人们 崇拜的对象，还要注意强化人们的批判意识，避免盲目跟随和追捧偶像。

3. 传播具有先进文化价值内涵的偶像，以塑造现代人格。偶像在某种程度上讲，可以 说对人类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有着极大的意义。偶像，特别是生产性偶像所具有的精神内涵， 有时甚至成为人们“追求的不灭的灯塔”。媒体必须在传播先进文化、正确引导社会文化潮 流方面承担起自身神圣的责任，在偶像的制造与推动偶像消费的过程中，不能惟商业利益是 从，而应把偶像的文化价值 放在首位，以对偶像文化价值内涵的开掘来塑造现代人格。现代传媒中的一 些搞俗、搞怪、搞丑等另类现象或许能红极一时，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可能以俗文化、 怪文化和丑文化作为支撑。只有代表时展潮流的先进文化，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才 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持久性的推动作用。因此，在任何时候，大众传媒都应该承担起传播和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任，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

［参考文献］

［1］ 李欣复．偶像崇拜的多维解读［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1(2)：8-12.

［2］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3］ 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偶然的发现作文范文第4篇

作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文化在大千世界中确实无处不在。但当文化的本位意义被无限的延伸，我们便会发现，吃喝拉撒、衣食住行皆文化。“泛文化”现象的极致发展使时代文明呈现出一种扑朔迷离的繁荣。

在民族的大众的土壤中衍生文化，这显然是“民主”的文化，是平等参与的文化，是个性与张扬的文化，从几年前新浪发起的“十大文化偶像”评选的结果不难看出这一点。但文化偶像评选活动本身究竟是“文化偶像”的成功还是“偶像文化”的成功？

偶像是和崇拜相连的，崇拜是每个人自由的权力，所以对偶像当然也应等闲视之。但在偶像之前或之后冠以文化，意义则大不同。

我认为，与个人的偶像崇拜相比，文化本身是神圣而又具有包容性的，尽管不可否认“偶像文化”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泛文化”的角度来看，如果文化是土地，那么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花、草、白杨等都是代表不同领域的文化成果，最美的花，最绿的草，最高的白杨是最高水平文化的体现。这种种的花、草、白杨或许就应该是“文化偶像”了，如果非要“偶像文化”推崇者们去选择的话。这也意味着“偶像文化”的趣味和使命。

需要明确的是：“文化偶像”们究竟能否代表各自领域的最高成就？在民主那里，有一种少数服从多数的说法，但这个条例，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人文理念下显然不是界定文化水平的充要条件。凡高直到去世后，他的作品才被世人认同；而在我们的“极左”时期，许多文学大家都是被打入冷宫的，许多的“革命样板戏”却都戴上了桂冠——这里当然不否认其中的优秀作品。

偶然的发现作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偶像剧作为在当代中国非常流行的一种大众文化，还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现有的研究成果或者是对具体剧目做描述性的艺术特点分析、或者是对这种剧的文化功能做简单的道德批判，这些思路仅从偶像剧的表象上看问题，没能看到偶像剧与当代社会的深层联系。可以说，偶像剧这个名称虽被广泛使用，但其内涵却并未得到阐明。本文下面将从现代性的视角出发对此作出阐述。

一、偶像剧与感性现代性

在探讨偶像剧与现代性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之前，本文先对"偶像剧"作出语义上的界定。

百度百科和维基百科对"偶像剧"的词条解释是："指集数不多（一般30集以内）、大量采用面貌俊美的演员、符合社会流行的造型服饰、适合年轻人的偶像艺人、以细腻爱情戏为主，主要场景为现代的时装电视剧、以青少年为主要收视对象的剧种。"这个定义谈到了该剧种的几个重要的表象特征，但没有说明该剧区别于其它类型电视剧的深层实质。百度百科在解释这一词条时又补充说"偶像剧" 起源于日本的1990年代的诸如《东京爱情故事》、《101次求婚》等以偶像明星主演的12集日剧，"一般说来，多指是发源于日本的电视剧种，在日本称为'Trendy drama'，即'爱情时髦剧'或'趋势剧'，多由日本人气偶像演员或歌手主演。"又有说法指出其实偶像剧在美国、欧洲早有这种剧。本文同意这种观点但此处先不争议，先强调时髦剧与趋势剧的叫法比较贴合偶像剧的实质本身，也更能说明偶像剧与社会现实、与观众群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偶像剧来说，紧跟社会趋势、保持社会时髦、引领观众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想象才是所有偶像剧的根本制胜法宝--这一突出特点在其它类型的电视剧中不是最被强调的。

那么，这一特点与现代性有什么关系呢？诚然，偶像剧中的社会趋势与社会时髦都是关于现代社会的，从这一点可以反推出偶像剧当然是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同时人们也可以发现，偶像剧并不反映全部的社会现实，在所有的偶像剧中，剧中人物出入的场所、人物的穿着打扮、人物的消费对象，总是有那么多时尚与豪奢的元素，在激起观众对现代社会的奢靡生活方式的认同与向往，它处处散发着魅惑的气息。因此也有很多批评者谴责此类剧太过脱离现实，其实它脱离的不过是"平民"的现实，而不是时尚圈或上流圈的现实，用是否脱离现实的批评标准根本无法产生有说服力的结论。

如果我们使用"现代性"的理论来代替这种现实反映论，则可以看到偶像剧在现代社会的合理存在。从理论上来说，现代性作为一种推动现代化的精神力量，具有三个层面，即感性层面、理性层面和反思-超越层面，这与人类一般精神的三个层面是一致的。在现代性的感性层面上，存在着被释放出来的人类生存欲望，它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深层动力，尤其是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的丰富程度早已超过了人们的基本生存所需，经济的再发展就必须取决于对人性贪婪欲望的最大激发，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本能欲望的开发和社会发展是一致的和可行的。刘小枫也指出在现代社会"享受感性快感的程度，成为对人生的终极辩护。" 感性欲望诉求不但本身构成了现代文化的一部分，而且还要通过文化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大众娱乐文化在现代的繁荣和兴盛。偶像剧就在这种情境中应运而生，它借助现代电子媒介，通过营构一个个物象的盛典来"生产需求与欲望，动员欲念与幻想、政治与消遣。" 根据偶像剧与感性现代性之间的这种高度契合关系，我们也可以发现，只有在感性现代性较为发达的社会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偶像剧，而偶像剧反过来推动着感性现代性的发展。从这点出发，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欧美早就有这种剧，而在亚洲，其发展顺序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大陆......。

二、偶像剧中的现代欲望符码

和精英文化致力于以公共关怀的视角生产意义、引发玄远的思考不同，大众文化始终是和人们的快感诉求和欲望诉求联系在一起的。偶像剧作为在大众文化当中最紧跟社会各种时尚趋势、欲望趋势的文化形态，它以自己独特的信息图像符号幻想出了一种人类欲望生存的新文化时空。这个新文化时空包含有以下几个基本符码：

一、都市。所有的偶像剧都以现代都市为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因为"都市"本身就是这些电视剧贩卖给观众的重要艺术形象。高楼林立、广告炫目、百货公司是购物的天堂；豪华的现代家居、不断更换的时尚的现代服饰、酒吧、咖啡厅、迪厅、名车、豪宅、派对、跨国公司......偶像剧中这些豪华与奢侈的梦想在对观众进行不停地视觉冲击的同时，也深深地刺激着观众的内心，一种要求在都市中享受现代生活的观念和思想悄然地成为观众精神的深层动力。为了让剧中的这些物质现实更有说服力，偶像剧的发生地点一般都选在各个国家的一线城市。如经典的日本偶像剧《东京爱情故事》里，完治、三上、里美都是从乡下来东京寻找欲望和梦想的，韩国偶像剧的故事一般发生在首尔、或巴黎、或威尼斯，而台湾偶像剧的故事一般发生在台北、高雄、北京、上海......而美国近年来的当红剧《欲望都市》，创作者把地点选在曼哈顿，仅仅是曼哈顿这个名词，就已经能充分勾起观众的欲望，更何况剧中人物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刺激着观众进一步在自己的生活与剧中人物的生活之间做联想。

菲利普·潘什梅尔说："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地说，也可能是一种氛围，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 人们对城市的定义和理解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出发的，偶像剧同样根据自身的文化特点和需要出发，把城市塑造得不再是波德莱尔笔下的"恶之花"，而是现代文明的"优雅之花"，是一个充满了吸引力的、潜藏着无数机会的、可以让人充分拥抱欲望的梦想之都 。

二、人物。在偶像剧中，人物也是欲望的一种形象载体。一方面，从形貌上看，偶像剧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俊男美女，要符合当前青少年群体的审美观以满足（她）他们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偶像剧还特别注重剧中主要人物的时尚打扮，着重强调了时尚元素在一个人物形象上的重大意义。每一个偶像剧都会设定出一个或多个公主级、王子级的人物，这些人物的一个重要的身份说明就是拥有富可敌国的财产，其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的奢华都无不增添着人物美的光耀；而那个可怜的灰姑娘，在相当长的剧情中会非常普通，直到遇上王子生活才有了质的改变，被王子打扮后她一定相当惊艳。

偶像剧中的这种人物塑造模式，和偶像剧与感性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关系是紧密相关的，从感性现代性的视角出发，现代人的身份就是被想象成不停地追逐时尚消费的个人，消费成了人的本质。只有与时尚联姻，一个人物才找到了她的安居之地。

三、爱情是实现梦想和欲望的神奇魔法手段。偶像剧的主要故事情节就是爱情，且其模式非常固定，无论欧美还是亚洲，主要的情节模式无非就是灰姑娘白马王子式和才子佳人式，其中又以灰姑娘式最为经典。如此老套且陈旧的故事为什么一再上演也没有遭到观众的唾弃，就是因为在这种剧中爱情是种神奇的魔法，它能让我们感受到梦想突然间离我们普通人是如此之近。爱情成了满足我们此在欲望的神奇手段，而不能引领我们进入奢华之境的爱情在偶像剧中一定是要被安排着衰败的。

我们从女主角的爱情对象总是富豪子弟也可以看出，偶像剧就是把富贵名利当做评判爱情归属的一个重要条件的，为什么男主角都要是王子似的人物，为什么灰姑娘自己都属于普通阶层，可她们之中却没有人会和普通阶层的男性产生爱情呢？而男主角一旦潜意识当中有点开始喜欢女主角，他的行动往往是给她一个豪华包装，或带她出席一个豪华处所等，如《命中注定我爱你》里的郑心怡被男友骗上豪华游轮，骗局被郑心怡意外撞破又遭到男友的侮辱时，豪华游轮的主人纪存希把她带到游轮的购物处，给她顶级的时装，顶级的化妆，一下子丑小鸭就变成了白天鹅，艳惊全场，很多人误以为她就是纪存希当晚要订婚的正牌女友，她的那个骗子男友也被惊得目瞪口呆。一般来说，童话爱情渐渐修成正果的过程，也是这个女主角时尚品味渐渐养成的过程，最后，灰姑娘也好，佳人也罢，她们都成长为令人艳羡的时尚达人，而爱情则是实现这一蜕变的魔法手段。

四、道德是偶像剧在欲望之身上所裹的一件朴实外衣，是做给底层社会的观众看的，它的存在可以表达出现代社会对底层大众的呼唤，可以消弭底层大众在观看这些奢华场景时所产生的心理沟壑，使得观众从对剧中那些道德人物的认同进而联系到对她（他）们所拥有的那些超出日常所及的生活的认同。

在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中，班纳特太太每天所操心的事情就是为自己的五个儿女寻找一个有钱的贵族单身汉来做夫婿。班纳特太太的价值观是庸俗的功利的，这遭到了她的二女儿伊丽莎白的鄙视，母女俩因此经常发生言语上的冲突。但在小说中，正是这个不以功利为条件、崇尚真爱的伊丽莎白最后实现了母亲班纳特太太的理想，嫁给了非常富有的贵族才俊达西。当故事写到结尾，班纳特太太这个形象突然间让观众觉得她是个很让人寻味的人物，因为她的角色的功能好像就是让女主角摆脱道德上的负担，却又能坦然地享受富贵的生活。其实，在所有的偶像剧中，都有这种耐人寻味的角色设置。在《流行花园》中，杂草杉菜就有一个班纳特太太似的母亲，她们家境贫寒，可她一心一意认为只有到富有孩子集聚的地方才有可能让杉菜钓上金龟婿，因此不顾家庭困难的现实而咬紧牙关硬是把杉菜送到了贵族学校英德学院，而杉菜呢？尽管善良正直的她并不认同母亲这种庸俗可笑的婚姻观，可事实上她却不辱使命，竟然获取了英德学院里最有钱的富家公子道明寺的爱，并通过执着的努力得到了道明寺母亲的同意，还要外加一个二号富家公子花泽类的真爱守候。

偶像剧通过对诸如版纳特太太这样的人物角色的设置，使得剧中主人公可以拥有完美的道德外衣，这样，制作者就让观众在一种温馨的港湾当中拥抱着都市的欲望，欲望有了一层梦幻色彩。像这样的电视剧，其看点无非是在宣扬一种尊贵又迷人的生活魅力，同时又用一种纯净的道德主义对追求财富、名誉时会出现的负面价值进行一番洗礼，让人们相信要做一个有道德修养的，有正义感、有是非观、有毅力的人，以及要有个人才华，生活中必然会出现奇迹，宣扬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思想，显示出了现代性对底层大众的抚慰和召唤。

三、偶像剧的价值阈限

根据第一部分对偶像剧与感性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关系的分析，可以推断出第二部分的这些符码设置只是偶像剧制作的文化策略，其根本的目的则如约翰·费斯克在分析消费文化时所指出的，是要把这些诱惑贩卖给我们这些观众，为的是把我们贩卖给广告商，而广告商需要这些电视剧能充分地刺激观众的购买欲望。欲望的消费和买卖对于社会建设来说并不是一无是处的。

偶像剧的正面社会价值在于，第一，偶像剧向观众传达了现代消费社会的一些范本，供观众进行想象和模仿，使得普通大众在自身与社会之间找到了一种虚拟的维系。任何的社会形态从理论到实践都需要一个过程，中国社会在理论上提出现代化的发展方案是属于精英知识分子领域的事情，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什么是现代化的国家她们更多是从日韩偶像剧、台湾偶像剧中感受到的，正是从这些虚拟影像的体验和接受中她们建构起了对现代社会的想象、对现代社会的向往，虽然是一种影像世界，但对于她们来说是要比那些理论说明更加具体可把握的。有了这样的想象和向往，她们也对自身的生活更有一个明确的指南。

第二，偶像剧在贩卖欲望与诱惑的同时，有效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观众从偶像剧当中得到的除了想象和向往外，在条件许可的情形下会成为她们的生活现实本身。各国偶像剧的成功经验已经说明，每一次偶像剧的热播，都必然会带动一轮社会时尚追逐的效应，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偶像剧已经形成很好的产业链条，偶像以及偶像的生活方式都能够同时被推广，扩大了大众的现实消费需求，从而刺激了经济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