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的故事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超现实主义 《窦娥冤》 窦娥

在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超现实主义写作手法是运用较多的一种写作手法。元代著名杂剧家关汉卿的《窦娥冤》正是这种写作手法的成功典范之一。由于作品创作所处的元朝少数民族野蛮统治的特殊历史背景，作品在反映作家关心百姓疾苦、鞭挞黑暗社会、刻画人物形象等方面特色更加鲜明，这使得作品更显其文学艺术和社会价值。[1]

一、《窦娥冤》中运用超现实写作手法的时代背景

元代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虽然一统天下，但是由于蒙古人是以奴隶制文明入侵更为先进的汉人封建文明，所以对于比自己文明程度更高的汉人，他们实行了自己奴隶制那一套残暴的统治。这种残暴的统治在元史中都有许多记载。《元史 丘处机传》：“国兵践蹂中原，（ 黄） 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元史 顺帝本纪》载，右丞相脱脱屠徐州，发生巴延建议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之事件[1]。在这种残酷的民族压迫下，普通百姓，尤其是汉族人承受着阶级和民族双重压迫，生存环境异常复杂，而与之相应的民众与统治者的斗争、反压迫活动也更加复杂。在这种高压统治之下，普通个体对自身遭受的不白之冤也就无法通过正常的社会现实手段得到申诉，只能祈求上天的救赎，而有良心的作家对于这种黑暗的社会现实又往往会给予深切的关注，但是迫于当权者的高压政策他们又不敢直白的表达自己的愤怒。于是，这种个体人物命运的不公和作家对当权者的避讳就为窦娥冤中的超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提供了故事原型和社会时代背景。[2]

二、《窦娥冤》中超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具体分析

在窦娥临死之前控诉天地这一情节中，其唱词：“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这句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现实社会是在一定的固有统治秩序下运行的，在这一秩序的各种规则下生活的人们有时候并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唱词的下一句“天地也”更是主人翁对自己命运被无情摆布的无奈深深的叹息，是窦娥在冤死之前内心中悲愤、抗争、与委屈的终极表达，其言尽而意未犹可谓十分明显。接着在下一句词中作者设计了两个反问词：“只合”“可怎生”则是隐晦地表达窦娥对于本该公平主宰万物的统治者的不满，在窦娥此时的心里，原本代表公平、清明的天地（统治者）确实那么的是非不分、善恶颠倒。这种偏离社会正常运行惯性的扭曲状态与窦娥心中的理想社会形成了巨大反差，但是在强大的黑暗统治势力面前，窦娥作为一个受到封建传统“三从四德”伦理影响下的普通妇女，她无法在自己肉体生命层面反抗造成自己人生悲剧的社会黑暗势力，因此，她只能在生命走向死亡之时，以向已经神话了的，超越现实的“天和地”控诉的方式，表达对现实不公的愤怒。

我们知道《窦娥冤》这一作品是作者关汉卿把历史与元代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元代残暴统治下审判必然用型的司法惯性和官吏腐败的社会现实，该剧以发生于东汉的东海孝妇的故事，把“血飞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三桩誓愿与东海孝妇的冤屈集中在窦娥一人身上形成“一冤三誓”而长天为其抱不平，三誓皆得以应验。这种结果既是对百姓愿望的满足，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奈。作者用超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下这种虚构的故事来表现人物，这种写作手法对于塑造故事主人翁人物形象，表现当时的社会背景、增强作品艺术感染力、突出作品主体思想、体现作者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以及表达人民渴望公平正义的愿望，有着其他写作手法无可比拟的形象感和艺术感染力。

值得一提的是，窦娥本身虽然含冤而死，但是作者并没有为这出悲剧就此画上休止符，而是通过再次塑造窦娥的形象――鬼魂，去实现为窦娥伸冤的目标，因为窦娥本身不能为自己伸冤。所以作者运用超现实主义手法，通过鬼魂这个中国文化中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东西去做自然人不能做的事情。这一超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不仅满足了当时作品读者对鬼魂的迷信态度，同时也充分表达了作者对正义最终会取得胜利的鉴定信仰。窦娥虽然冤死，但是幻化成为鬼魂的她却完成了自我思想意识的超越，他对黑暗现实的反抗不仅仅停留在肉体生命时的无奈控诉，在借助超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刻画的鬼魂这一具有超现实能力的东西的帮助下，窦娥开始一步步地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诚然，窦娥之冤感天动地，才有三桩誓愿都能一一应验。但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上天虽然应验了窦娥的誓愿，却不能解决当时社会中恶人当道，好人受冤的扭曲的社会运行法则。窦娥冤死，身首异处之后，冤案的两个元凶泼皮无赖张驴儿却依然逍遥法外，贪赃枉法的官吏桃机竟然得以加官晋级。在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作家关汉卿只好祭出超现实主义写作手法这一法宝，用高于人间的超现实力量来解决人间的问题。所以，在第四折中，作者让窦娥的鬼魂出场，这一折也就成为了超越现实的“鬼戏”。窦天章以提刑肃政廉访使的身份出场，由窦娥的鬼魂出现诉冤，最终使冤案得以使正义得到了伸张，邪恶受到了惩办[2]。在窦娥冤死以后，她终于明白现实的黑暗，坚定了她反抗的决心，于是她托梦给自己的父亲――提刑肃政廉访使窦天章，先后三次翻出关于她的案情卷宗给父亲看，而且还出庭为自己作证，使自己的冤屈最终得以昭雪、坏人受到应有的惩罚。在剧尾窦娥冤屈得以洗刷以后，依然幻化为鬼魂的她仍然惦记着蔡婆婆的安危，专门向父亲交代道：“我可忘了一件，爹爹，俺婆婆年纪高大，无人侍养，你可收收恤家中，替你孩儿尽养生送死之礼，我便九泉之下，也可瞑目[3]。”这折鬼魂戏中，这些基于超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上的鬼魂活动，不仅仅为解决人间问题引入了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呼和当时大众的精神需求，同时也刻画了现实中勤劳守孝的窦娥的善良形象，在反映社会黑暗面的同时也向世人揭示了人性美好的一面。总之，在《窦娥冤》中关于窦娥“一冤三屈”描写所采用的大量超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对于揭露社会黑暗、讴歌反抗精神、刻画人物形象，起到了其它写作手法无可比拟的优势。[3]

三、结语

关汉卿在《窦娥冤》中大量超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运用使得作品故事情节更加丰富，作品主题思想更加鲜明，人物形象更加饱满。他这种以现实为基础，用超现实的存在来弥补现实不足的创作模式和写作手法，为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现实，作家关心百姓疾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研究《窦娥冤》不仅要研究作品本身，同时要注重借鉴其中作者超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创作思想和态度，从中吸取对当今文学发展有利的东西。

参考文献

[1]昌芳菲《窦娥冤作者创作心理分析》《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8月。

窦娥冤的故事范文第2篇

【关键词】窦娥冤；关汉卿；鬼神文化

《窦娥冤》取材于中国古代“东海孝妇”的故事，经过关汉卿的改编与再创作，情节更加跌宕起伏，矛盾更加突出，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是元杂剧的代表之一。《窦娥冤》中，窦娥冤屈的洗刷是建立在鬼神文化的基础之上的。自古以来，鬼神文化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只有充分理解了这种鬼神意识，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窦娥冤》的戏剧精髓。

一、鬼神文化的起源与内涵

鬼神文化初时起源于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恐惧心理，古时社会科技文化落后，很多人为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都被披上了鬼神的外衣。而后伴随着这种思想的逐渐发展，鬼神文化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人们对于现实生活存在着很多的不满，但却无力改变这种现实，因此寄希望于鬼神，希望现实生活中无法完全的善恶报应能在鬼神世界中完成。[1]

鬼神世界源于人为的想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生活的投影。鬼神不仅跟人类一样有善恶之分，而且各路鬼神都有自己的职务，它们各司其职，让这个世界也如人世一般井然有序。窦娥成为冤鬼之后，欲向老父说明情况，却被铁面无私的门神阻拦，无法入内，无奈之下只好吹熄灯火，翻出案卷作为提示。

有趣的是，这个世界不仅和人世一样秩序井然，还经常和人世间互通往来，有着长久的“友好关系”。俗语有云：人在做，天在看。鬼神虽碍于“天条”，不能直接干预世间事务，但却能针对人世间的善恶行为做出警示，表达自身喜恶。窦娥临死前的三桩誓愿――血溅白绫、六月飞雪、亢旱三年，看似荒诞，但竟在其死后真的应验。这在现实生活中自然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在文学作品中，鬼神的能力却是指引善恶的重要标志，这一幕也成为了《窦娥冤》的戏剧高潮。

鬼神对于世间的干预当然不仅仅限于警示作用，鬼神文化在中国之所以能传承下来有着更为重要的原因：人死后的善恶报应。古代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人民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生活困窘。鬼神的统治往往比现实社会的统治更具威慑作用，在世时不行善积德，死后就会有报应。这种思想其实也是佛教发展的产物。佛教自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在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下，逐渐在中国占据了重要的思想地位，其中，佛教的“修来世、去欲望”思想影响尤为深远。剧中的窦娥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窦娥幼时因父亲借帐还不上，被抵给别人做童养媳，长大之后丈夫又早亡，她的生活可以说是相当不幸的，这一点从窦娥的唱词中也能看出：“莫不是八字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虽然命运何其不公，但是窦娥仍然梦想着可以通过今生的苦痛换来来世的幸福安宁：“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伺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

鬼神的存在也反应了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失望。在黑暗的官僚统治下，窦娥只希望平安生活的愿望也得不到满足，一碗被下毒的羊肚汤将她送进了大牢。刚开始时她对官府仍抱有一线希望：“我又不曾药死你老子，情愿和你见官去来。”不料却遇上了“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的桃杌。窦娥原指望着“大人你明如镜，清似水，照妾身肝胆虚实”，几十大板没有让她招供，却为了蔡婆婆扛下罪名。这时她对于统治阶级的失望之情已经溢于言表：“想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善良的人却被无辜处死：“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窦娥临死前的泣血控诉，这是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但这也是当时社会下的必然。

戏剧的最后，窦娥以冤魂之身向父亲申冤：“三尺琼花骸骨掩，一腔热血练旗悬，岂独霜飞邹衍屈，今朝方表窦娥冤。”冤屈得以洗刷，鬼神之力功不可没。

二、鬼神文化对戏剧内容的影响

窦娥的故事在古代并不是个例，这种戏剧情节很能引起人们的共鸣。窦娥的苦痛经历，官府的腐败愚蠢都为后面的情节做了铺垫，而窦娥死前发下的三桩誓愿则让整个戏剧的紧张氛围一触即发，最后誓愿的实现，虽然超乎常理，但却是戏剧发展的必然，也使戏剧的发展达到了高潮。

无论借助了各种形式，《窦娥冤》最根本的还是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思想的发扬。在封建社会中，老百姓可以申冤的渠道相当有限，《窦娥冤》借助“鬼神”这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传达了民间的正义诉求，虽然颇具理想主义，但从文学的角度出发也无可厚非。[2]

然而，窦娥的三桩誓言是否真的能得以实现，却是中国文学界一直以来都在讨论的问题，很多学者对此都持否定态度。

冯沅君先生曾说：“三桩誓愿”一一应验“这种带有浪漫色彩的手法，乍看去颇快人意，动人心魄，细加寻味，便感到其中含有将斗争胜利托于神祗的消极因素。” [3]

如果说冯沅君先生的观点中仍带有对《窦娥冤》的赞同及肯定，那么李汉秋先生则是对其的完全否定：“冤魂告状”这样的“鬼戏”“无疑是封建性的糟粕，决不能把它当作精华加以颂扬”。[4]

那么，鬼神之力到底是不是封建糟粕呢？我很赞同马积高、黄钧先生的观点：“临刑三桩愿，鬼魂诉冤愁，是窦娥刚强性格的继续发展。窦娥的反抗，不因死亡而结束。……三个誓愿的应验是人定胜天的反映。这曲折地表达出作者对人民力量的认识和人民胜利前途的信心。” [5]

文学作品不能以古论今，关汉卿的安排固然有时代局限性，这是当时时代下的无奈之举。但窦娥誓愿的应验，并不单纯只是封建糟粕，更是借助鬼神形式表达的作者对于正义的诉求。借助不存在的超自然力量使冤屈得以伸张，达到控诉封建统治的目的，同时也使善恶扬惩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应锦襄.中国鬼神文化与小说[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2）.

[2]刘金亮.《窦娥冤》民俗文化解读[J].文学前沿，2009（1）.

[3]冯沅君.怎样看待《窦娥冤》及其改编本[J].文学评论，1965（4）.

窦娥冤的故事范文第3篇

【关键词】窦娥 传统社会

《窦娥冤》是关汉卿最杰出的作品，当代学者认为它的社会意义在于"揭露社会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对传统的封建制度以及维护这个制度的思想、道德、习俗表示抗争。概括了整个元代的黑暗统治，以及贯穿这个统治的横暴、贪婪的生活现实。授课过程中，笔者将这些观点向学生进行了介绍，对此，有些学生不以为然，认为这种分析有贴标签的嫌疑，不论是窦娥还是关汉卿，作为元朝特定社会的一员，他们绝对没有后人这样的思想高度，况且窦娥也无意"对传统的封建制度以及维护这个制度的思想、道德、习俗表示抗争"。作者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揭露社会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对此，师生进行了如下深入讨论：

1.窦娥的形象是不是"对传统的封建制度以及维护这个制度的思想、道德、习俗表示抗争"的形象

窦娥的命运极其悲惨，三岁丧母，七岁别父，成为童养媳，13年后，当她再次出现时，已成为一个失去丈夫，守寡三年的寡妇，这一切，使窦娥"闲愁满腹，数年禁受"，备尝人间艰辛。但是，她对这痛苦和忧愁却无法做出解释，她把这一切归结为命运"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甚至以为"空悲戚，没理会，人生死，是轮回"。她安于现状，别无所求，只想着"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当张驴儿父子闯入了她的生活，而婆母又默许了他们的要求，她认为，婆母"六旬左右"竟然"旧恩爱一笔勾销"，"枉叫人笑破口"。这实质上是一种"贞节"观念的表现，她之所以拒绝张驴儿的要求，也是以这一观念为精神支柱的。尽管对婆母答应张驴儿父子婚事十分不满，但当桃杌太守要拷打婆母时，她宁愿承认自己有罪，也不让婆母受刑；当她被押赴刑场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不幸，而是怕婆母看见自己戴枷锁而伤心。窦娥对蔡婆的态度集中典型地反映了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念──孝。可见，窦娥受传统思想影响很深，即便命运如此不幸，她也是逆来顺受，安于她自身的社会角色，是一个严守妇道的善良的普通妇女，如果没有张驴儿父子闯入她的生活，她将会老死，死的无声无息，张氏父子的欲望导致了窦娥外部命运的变化，才划出了一道生命的轨迹。

关于窦娥的反抗精神，人们常常引用剧中第三折的一支《滚秀球》来印证：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由于蒙受不白之冤，窦娥无路可走时对天地鬼神表现出了怀疑，就如祥林嫂在临死之前提出怀疑一样，只不过窦娥的表现方式更为激烈，满腔悲愤怨恨犹如地火从地底爆发，犹如怒涛拍打着闭锁着的闸门。这种对天地的否定，更多的一种怨恨情绪的发泄，绝没在上升到"对传统的封建制度以及维护这个制度的思想、道德、习俗表示抗争"的高度。一个没有夙愿的小媳妇，她能反抗什么，她没有这个意识，恰恰相反，她希望的是官府大人，即统治者"明如镜，清如水"。即便是这种幻想消失后，她仍然以为上司可能会复审，自己还有昭雪的机会。临刑前一切希望都已破灭之后，她指天斥地，但最终发下了"三誓"之后，她唱道"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窦娥指斥地，但最终仍把希望寄托于天地──即统治者。

2.《窦娥冤》的创作目的是否为了"揭露社会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

的确，《窦娥冤》描写了"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的黑暗痛苦的社会现实，但能否据此认为作者创作窦娥的悲剧的目的在于揭露社会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呢？

事实上，每一部悲剧都要讲述一个痛苦的故事，而这个具体的故事还依托着一个更大的世界，这就是作者心目中的世界图景，作者世界观的感性形态。对于一个悲剧故事来说，其中讲述的人物命运、痛苦的根源等等一切秘密就藏在这人世界图景之中，要认识一部悲剧的真正意义，首先要了解悲剧所依托的世界图景，从中发现作者所表达的悲剧世界观。《窦娥冤》中的世界图景从整体上来说就是黑暗的，充满痛苦的。这种看法是否可靠呢？剧中女主人公窦娥的命运的确十分悲惨，难怪她在最后要发出那样凄厉的呼天抢地的诅咒。但把窦娥的悲剧看成是整个社会黑暗腐朽的必然结果，这只是富有批判意识的现代人才有的认识。窦娥身上被作者有意识地凑上许多不幸事件，这些事件本身带有偶然性，作品的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结尾，窦于章出面平冤惩恶，今天看来不过是"大团圆"式的矫饰或"光明的尾巴"，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还不是重要的意义。《窦娥冤》的题目正是"秉鉴持衡谦访使，感天动地窦娥冤"，显然，这里强调的不是黑暗和痛苦，而是王法和天道所代表的正义和公道。今天人看来的正义和公道的大团圆结局，是当时人们世界图景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王法和天道的存在使任何痛苦、罪恶都变成一种偶然，变成了天道循环过程中的一个过渡环节，正义终归会取得胜利。

窦娥冤的故事范文第4篇

元人杂剧中《窦娥冤》可算是最出色的一出。中学语文课本曾收录其中窦娥赴刑场一节，其指天斥地一段令人感动尤深，今次有机会从头至尾通读一边，却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首先这个故事开始得非常蹊跷，仅仅因为张驴儿父子无意中搭救蔡婆婆一命，便要强行入赘到蔡婆婆家。张驴儿固然流氓，如此不由分说实在令人瞠目结舌，而事情居然成立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元朝时代的中国民风民俗如何，今人只能遥想而已。不过关汉卿实在也太粗枝大叶，整个过程缺乏铺垫，没有充分的起承转合直接就到了命案一节。推敲起来，杂剧据我理解委实有一点象现代街头的活爆剧。形式，技巧，内容上都非常简单。从其中的各种动作来看（科），似乎当时连道具都没有。象后来戏园子里的那种精致的戏剧当时应该还没有出现。

窦娥冤的语言最为人称道，元代时期的市井俚语，粗鄙言辞跃然纸上，加上文人时的唱词混合成一种奇特的文本。我们无法想象当时演出的情况。我也从未看过现代的演出，而流传下来的文本本身就成了戏剧的全部。我敢肯定，元代时只有剧作而无导演的概念，表演甚至也不受重视，是一个只有剧作家的时代，还是一个戏剧的萌芽时代。

我忍不住将其和莎剧相比，哈姆雷特中也有鬼魂述说冤情的相似情节。这种超自然的东西在《窦娥冤》中不仅推动情节前进更成为情节本身。据某位宿儒评论：中国人无宗教的生活却有宗教的精神。窦娥所许的三个愿一一应验，在西方看来正是天谴无二，用中国人自己的话来说是报应。将是非曲直诉诸天理，始终认为于一个高于尘世的天道，沉冤最终昭雪，恶人终得报应。对于这样的一种道德观念，或曰人生态度，我实在无法表达自己的复杂感觉。只能说中国无法产生出法律精神可见一斑。对于现世的麻木使中国人无法憧憬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和合理的幸福。似乎最大的幸福永远就是永远只能在沉冤昭雪的一刻含笑九泉。而且我们也不难从中窥见中国人并无社会发展的概念，就算是改朝换代也仅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永远象走马灯一样循环往复，简直和静态没有两样，在《窦娥冤》中大量出现的典故几成故事的一部分。这些在今天的人看来已经死亡的典故，想必在那个时代尽人皆知，这种叙述当中包含的潜台词就是现世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古代的再现，是古人事迹的又一次搬演。这种循环往复的历史观成为民族的潜意识，中国之无法发展出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难想见。

一边是哈姆雷特对于命运的疑惑，对于人生的怀疑。一个无辜的被抛入历史当中的人在突然的变故中窥见生命的真相，最终也成为祭品之一。另一边是窦娥遭遇生活的颠沛流离，遇人不淑之后更成为黑暗的司法制度的牺牲品。在我看来莎氏是直击存在的本身，而关汉卿不过借窦娥的冤情昭示天理公道，并无真正的悲悯之情，窦娥死得真的很冤。

窦娥冤的故事范文第5篇

我有幸参加演出他的名作《窦娥冤》的同时又在中国戏曲学院学习了《戏曲史》，在排练演出及学习关汉卿作品的过程中，我对关汉卿这位剧作家作品的思想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一、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金元时代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作为汉民族的剧作家，关汉卿的名字本身就表现出一种对黑暗统治的不满，以及对汉文明的一种渴望与追求。他创作的历史剧与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借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影射现实，批判现实，呼唤正义，寻求光明。这是关汉卿剧作思想性的一个显著特点。

对元代社会权力大于法度，贪官酷吏横行，百姓伸冤无处，天下难觅公平的黑暗制度，关汉卿深恶痛绝，其悲愤之情常表现在他的作品之中。

例如在关氏名剧《窦娥冤》之中，他通过这个悲剧故事借窦娥之口，对黑暗官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官吏贪赃枉法，百姓有口难言”，一句含泪泣血的唱词控诉和鞭笞了元代社会无视人格和人的尊严的严酷现实，锋芒直指酷虐的封建统治。剧中窦娥唱出：“没来由犯王法身遭大难”，充分表现出窦娥对无视证据，草菅人命的法律制度的满腔怨愤。善良、贤惠的窦娥遭受不白之冤，在押往法场途中，她开始对人心和天地的公正性提出质疑：“为什么好人遭难，为什么做恶的富贵寿延。为什么苍天也怕硬欺软，为什么善与恶黑白倒颠”。走上刑场，也是她从朦胧中觉醒之时，她决不甘心糊里糊涂的死去，她要控诉这人间不平。觉醒了的窦娥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神圣之柱――天地鬼神放声诅咒：“不分好歹何为地，错堪贤愚枉做天。”这实际上是对元代黑暗统治阶级秩序的强烈控诉。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剧作者的代言人――窦娥对最高统治者的大胆指责和对当时黑暗现实最强烈、最尖锐的抨击。

二、强烈的悲剧意识

关汉卿善于在尖锐的戏剧冲突中塑造人物，而且还善于将这种戏剧冲突迅速展现出来，让观众替剧中人物焦急、担心。剧中人物的个性、内心世界也在戏剧冲突中鲜明的体现出来。作品具有合情合理的情节安排和扣人心弦的戏剧性，特别是那种强烈的悲剧意识，体现在关汉卿剧作的人物和剧情当中。

关汉卿在第二折中，描写了赃官贪赃枉法，窦娥与婆婆公堂遭受酷刑，年迈的婆婆呼天不应，无助的窦娥鸣冤无处，屈打成招……阴森森的法场，两个善良而可怜的女人，面对生死离别相拥而泣……面对死亡窦娥放不下年迈的婆婆，呼唤着不能见面的爹爹……这悲烈、凄惨、令人窒息的情境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观众的情感神经，撞击着观众的心灵。无论念白还是唱词无不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强烈的悲剧意识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关汉卿的作品慷慨悲歌的同时又乐观奋争，在这出悲剧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哀嚎还有淋漓痛快的指责和批判。一个至死不屈的反抗者形象顶天立地，让色厉内荏的统治者只能处死窦娥的肉体，而无法泯灭她永存于天地的精神，从而，奏出了鼓舞人民斗志的主旋律。正是这份乐观的激励人民与黑暗势力拼死抗争的精神，正是这种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浪漫主义悲剧意识才使得关汉卿的剧作焕发出辉映世界戏剧舞台的光芒。

三、勇敢的斗争精神

“窦娥冤”中，在窦娥的唱词和念白里无不反映出窦娥不畏命运屈服，勇于抗争的精神。关汉卿在第三折里特意写下窦娥发下三庄誓愿：血溅白绫、六月飞雪、三年干旱。并且，一一得到应验。通过这些超乎寻常的自然力量的描写，渲染了浓重的悲剧气氛，抒发了一种天公不可欺，民心不可辱的正义情绪。窦娥面对这没有公道、没有正义的黑暗社会，发出了深深的诅咒和强烈的抗议。不仅对腐败的官府进行了血泪控诉，连封建社会视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欺的天地也被痛斥为是非不分、欺软怕硬的东西！把窦娥临危不惧、勇于反抗的性格描写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如同火山爆发，闪耀出最强烈的斗争火花，这恰恰是关汉卿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发自心灵深处的呐喊。有学者说，关汉卿的《窦娥冤》中，一个法场，两把法刀，法刀固然杀害了窦娥，但同时也肢解了罪恶的封建吏治。

关汉卿曾在自叙形散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自诩自己是“一粒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这充分反映了他昂扬的战斗精神，这种精神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关汉卿这一位伟大的剧作家，以自身的聪明才智，利用手中锋利的笔锋，向黑暗的反动统治制度进行了痛斥和揭露。他的作品感染了一代代人，而他的精神和他的作品融在一起，永世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