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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三年级上册语文教学计划

人教版三年级上册语文教学计划

人教版三年级上册语文教学计划范文第1篇

一、强化德育队伍建设,注重养成教育,进一步构建生活化德育体系

1、全面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继续开展班主任岗位练兵活动。坚持以德育实践活动课为练兵主阵地,举办“第八届德育实践活动课”大赛。

2、进一步构建生活化德育体系。第一,以养成教育为突破口,加强对学校日常德育工作的指导、管理和评估;第二,进一步研究“家长学校”工作,开展班主任论坛、家长学校经验汇报、先进学校现场会。第三,加强学校班级文化建设。第四,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继续抓好课堂教学和辅导室建设,培养心理健康教师。

3、继续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第一,举办新班主任培训班,颁发班主任资格证书。举办主题为“我幸福我是班主任”的师德演讲大赛,分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决赛期间同时培训新班主任;第二,继续实施“五个一”实践活动。

二、进一步加强教学规范,抓实抓细常规教学

(一)改进教学设计

1.准确把握课标和教材

(1)开展对课程标准的再学习、再研究

①深入理解课程改革的目的、目标和要求,全面理解和掌握学科的教学标准和目标,准确把握学科的本质和教学理念,从学科教学的操作层面正确把握教学的基本要求。

②把自己在教学改革中的实践和体会与课标进行对照,按照课标的要求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与改进,自觉以新课改理念优化教学行为。

(2)开展对教材的学习研究

①通盘学习、理解和掌握教材

a.明确本学科、本册书的教材特点、知识结构,准确把握教学重、难点。

b.总结本学科、本册书的知识、能力、价值体系,准确确定学科的三维目标,以便从学科结构的角度规划每一节的课堂教学。

②深入分析单元、课时教材

a.明确教材的地位、作用、编写意图

b.对教材进行重组加工、资源开发,用好、用实、用活教材

2. 认真研究学情,明确学生的知识基础、认知水平、能力水平等,以便分层教学、分类指导

3. 改进教学设计

(1)要树立质量意识,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日常的教学设计,科学制定教学目标,合理选择教学方法、策略,精心设计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细节,明确自己每个教学行为的价值,克服形式主义的做法。教学设计可参照现成的教案,但必须规范、项目齐全,不允许不写教案上课,不允许在书上写教案和用购买的不经改造的现成的教案,照搬照抄教学设计上不出有效的课。

(2)备课组或教师个人进行单元备课。包括教材分析、学情分析、单元教学目标、知识结构和重难点、教学方法策略、课时分配、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3)教师分任务进行教学设计,然后同一备课组集体备课,教师上课前再进行个性化的改造。乡镇中心校统筹村小同一年级、同学科集体备课。

(4)加大名优教师优质资源的辐射力度,引领带动其它教师进行教学设计。

(5)使用农远光盘的课可只备光盘使用策略。

(6)教研组进行公开课的集体备课。

(7)小学同一学年的班主任可根据实际情况尝试两个教师一个组合,分别教语文、数学,互为班任。

(8)同一学年、同一学科的教师可尝试根据自己的特长各选择一部分教学内容,分别承担自己选择部分的全部班级的教学任务。

(二)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打磨务实高效的课堂

1.课堂教学必须遵循新课程课堂教学基本模式和本学科新课程课堂教学的基本模式,使教师掌握本学科教学的基本课型、基本技能,切实提高教学的基本能力,有效转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

2.深入研究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方法和策略,在课堂教学中深入推进启发式和体验式教学,积极推进探究式学习,实现“先学后教,以学定教”。在具体教学中要揭示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Ji活学生的思维活动,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理解和感知体验、充分展示表达、大胆质疑问难、深入交流评价、自主发现和建构知识、应用知识自主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精神,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互助学习和快乐学习,变学生单纯的背诵、记忆为多元化的领会和理解。

3.提倡发挥教师个性,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

4.各中小学除毕业班外每一学科抓一个典型,研究实践新课程课堂教学基本模式和学科新课程课堂教学基本模式。

5.有机器人的学校要按照市教育局下发的课程标准开满机器人课程,并做好学生参加市机器人大赛的培训。

(三)改进练习和作业的设置和批改

人教版三年级上册语文教学计划范文第2篇

教材编排结构是教材结构中的一种,到目前为止,它同样也没有一个完善的定义,因此,本人依据教材结构的第二种观点,认为教材编排结构就是教材编写者对教学内容编排形式的设计,包括各个教学内容之间的组合排列形式和各个教学内容内部各个元件的比例关系及其组织搭配方式。

目前,我国的中学语文教材己不再是“一本统天下”。“国内自1993年起,除人教版的语文教材外,北京、上海、广东、广西、辽宁、河北、四川、江苏、浙江等地计有13套初中语文教材陆续由实验期进入试用期,另外还有王尚文先生主编的《初中语文课本》(实验本)等数套实验教材。”在如此多的中国语文教材中,笔者不可能对它们作一一的分析。因此,在本文中,笔者仅以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初中语文教材以及2003年出版的高中语文教材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编排结构上所呈现的特点。

一、以“能力”为线索结构整套教材

就整体而言,从目录我们可以看到:初中语文教材包括阅读、写作、口语交际,语文实践活动,汉语知识和附录五个板块;高中语文教材包括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和附录三个板块。尽管初高中语文教材在板块内容上不尽相同,但从教材的组织结构线索上看,它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即初高中语文教材都包括了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且教材编撰者以它们为三条平行的线索来建构整套教材。究其实质就是以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四种能力为目标。换言之,现行的这套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就是以听说读写这四种能力为线索来建构教材的。就具体而言,仅以高中语文教材为例,教材编撰者在教材说明中明确写道:阅读教材分为互相街接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一、二册),在初中的基础上,学习我国现当代文章、外国文章、中外文学作品和我国古代散文,着重培养学生理解文章的能力、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第二阶段(第三、四册),学习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古代文学作品、外国文学作品和我国古代散文,着重培养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第三阶段(第五、六册),学习文化内涵比较丰富的现代论文、科技说明文和文学名家名作,着重培养研讨、评价论文和文学作品的能力。写作教材分为互相街接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一册),按照写作心理的几个方面编排,力图使学生把握写作运动的内部规律,以便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第二阶段(第二至五册),主要培养写作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的能力,培养写作几种常用文体的能力,并引导学生尝试文学创作;第三阶段(第六册),按照写作过程的几个方面编排,力求使学生把握书面语言表达的规律,以利于提高学生的书面表达水平。口语交际教材大体上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一册),引导学生把握口语交际的基本要求:大胆开口,文明得体;第二阶段(第二册),培养单项的口语交际能力:倾听、应答;第三阶段(第三、四册),培养双向互动的口语交际能力:劝说、讨论、演讲、辩论。

从上我们可以得知,教材编撰者将学生听说读写四种能力的发展放在了语文教育的核心地位,并对它们各自进行了阶段性的划分,并以此为依据编撰教材,力求使我们的语文教材在结构体系上呈现出一个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序列。

二、用“单元”建构语文教材体系

“单元是一个教学单位,也是教材中的基层组织单位”,我国“从1958年到现在,中学语文教材都是采用单元编排的方法。”这套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也不例外,在构成教材主体部分的阅读,写作、口语交际板块中,教材编撰者全部采用单元形式来建构。这里笔者主要从语文教材的整体单元划分、阅读板块中单元的组元依据和排列序列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从单元的整体划分看,初中语文教材共六册,在阅读板块中,每一册都划分为六个单元,每个单元包含五篇课文;在写作、口语交际板块中,每一册都划分为七个单元。高中语文教材同样为六册,在阅读板块中,一至五册都划分为六个单元,第六册划分为四个单元;在写作、口语交际板块中,每册都划分为五个单元。

从阅读板块中单元的组元依据看,这套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主要采用了两种组元依据,一种是课文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一种是文学体裁。前者以初中语文教材的一至五册为代表,例如,初中第一册,共六个单元,各单元的主题分别是:家庭生活、学校生活、自然景物、想象世界、古代生活、古代生活。后者以初中语文教材第六册和高中语文教材为代表,例如,初中第六册,六个单元的文学体裁分别是:中国新诗和外国诗、散文、小说、剧本、古诗文、古诗文;高中第一册,六个单元的文学体裁分别是:中国现当代诗歌、外国诗歌,中国现当代散文、外国散文,演讲词,序言,先秦史传散文,先秦诸子散文。从阅读板块中单元的排列序列看,这套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主要采用了螺旋式排列方式。所谓螺旋式排列是指“针对学习者的接受能力,按照繁简、深浅、难易的程度,使一科教材内容的某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重复出现,逐步扩展,螺旋上升”。换言之,就是在教学的连续阶段中,以逐渐加深的方式反复地排列教材。例如,在初中语文教材第一册出现了“自然景物”单元,第三册出现了“动物世界”单元,第四册则出现了“自然环境”单元;在高中语文教材第一册出现了“中国现当代散文、外国散文(一)”单元,第三册也出现了“中国现当代散文(二)”,“中国现当代散文、外国散文(三)”两个单元,第二册出现了“中国现当代小说、外国小说(一)”单元,第四册也同样出现了“中国现当代小说、外国小说(二)”单元。可见,教材编撰者将同一类主题或体裁的文章重复编选在一套教材中,其目的就是让学生在学习的连续过程,逐步加深对同类文章的阅读和理解,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教材编撰者在用“单元”建构语文教材体系时,无论是在单元的整体划分还是单元的组元依据、排列方式上都不带随意性,而是力求使各个单元之间呈现出一种有层级的相互联系的框架,从而使我们的教材体系能够清晰明朗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就目前对能力划分的研究水平而言,以能力递进为线索建构教材体系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放弃这种教材编写体系,而应在这条路上继续探索。

人教版三年级上册语文教学计划范文第3篇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材编著系统;词频检索统计;汉语词汇等级;键树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09)07―0086―04

一 引言

教材编写是对外汉语教学资源建设的重要环节,如何提升教材编写的速度和质量,使人们从教材编写过程中那些诸如查找生词、控制词汇、加注拼音等费时费力而且容易出错的繁琐工作中摆脱出来,现代技术手段的有机融入是非常必要的。正如崔永华教授所说的那样:“只有语言学、语言教学和现代技术的完美结合,才能让编写教材变得这么方便、快捷、准确、得心应手。”【1】对外汉语教材编著系统应运而生,陈锋在其硕士论文《对外汉语教材编写辅助系统的设计与实现》[2]中提到编写教材的流程图如图1所示。随着计算机、网络、语料库等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教育技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这为对外汉语教材编著系统的技术实现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如何控制教材编写难度等级以适应不同水平教材使用者的需要,同时避免汉语教学内容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一直是教材编写者面对的重要问题。编写者控制教材难度,主要是通过量化语言点,即对词汇、语法、功能、文化进行分级,检查教材语料分级语言点覆盖以及分布情况,并反复修改教材内容,来达到控制教材水平的目的。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词汇的可控制性最强,所以,水平等级教材主要是在词汇上控制难度[1]。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将尝试着设计并实现对外汉语教材编著系统中的难度等级词频统计模块。以《大纲》[3] 8000多等级词汇为难度等级依据,统计模块将分别统计出汉语教材语料词汇中甲、乙、丙、丁、超纲词频率,以及这些词在教材各处的分布情况,以确定教材的用词难度,教材编写者可依据该模块得出的统计结果对教材用词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控制教材的难度水平。

二 难度等级词频统计模块设计与实现

目前,出现了一些辅助对外汉语教材编著工具,主要有储诚志博士设计的《中文助教》[4]和厦门大学卢伟等人开发的“基于WEB的对外汉语教材编著系统”。《中文助教》通过8000多万字的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处理分析得出常用度等级生词,提供了使用频度分析[1];卢伟等人开发的对外汉语编著系统中,利用《大纲》对教材语料进行等级词语检索统计以实现教材的定量分析与控制[5]。这两类工具的教材难度定量分析任务,主要还是通过词汇难度划分来实现的,因此,本文将借鉴此思路,使用《大纲》作为教材难度等级词频分析的重要依据。

《大纲》(1992年)由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修订完成,它不仅为对外汉语教学词汇量的界定、等级的划分、词性的确定等方面提供了较为科学的依据。同时它也是现阶段国内对外汉语教学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有着严谨的结构和权威性[6]。本文难度等级词频统计模块设计将直接参考《大纲》中的词汇的词性、难度等级等信息。

1设计思路

本文的设计思路如下图2所示:

汉语是以字为单位,词与词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信息。当句子长度和句子结构复杂性增加,句中出现的词数量随之增多,除了检索过程中词汇歧义问题将越发突出外,词检索次数也越发频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首先使用分词模块对教材语料做分词处理,让处理后的语料得到精确的边界、词性信息;然后,在检索统计模块中,根据分词后语料携带的各种信息,参考《大纲》中给出的词汇、词汇难度等级、词性三者对应关系,做归类统计操作,获得词频、词性词频、词等级难度词频、超纲词数目以及等级词汇和超纲词汇在不同语篇中分布等各类信息。其中,词汇、词汇难度等级、词性对应关系如图3所示:

2 检索统计模块实现

文本检索依赖于关键词模式匹配。多关键词模式匹配是从目标文本中一次查找匹配多个关键词的过程。文献[7]中借用键树结构[8](图4所示)的双链树形式保存关键字,使用了多关键词模式匹配进行检索。它的具体做法是:将所有待搜索关键词保存在键树结构中,用叶子结点标志关键词结束,并且在叶子结点中也保存了关键词的频率信息;检索统计时,使用广度优先搜索来匹配目标文本串和树中多个关键词,如果目标文本串在键树中存在一条从根到叶子节点的路径,统计频率加一,否则,放弃对当前的操作,继续处理下一个词。

本文在文献[7]的基础上,以《大纲》词汇作为关键词集,在深入分析《大纲》中8000词的基本特征规律、存储特征及词首字在区位码中的分布情况基础上,设计哈希表与键树相结合的存储结构,实现对外汉语教学编著系统中的词汇等级难度检索统计功能。

(1)基于哈希表与键树相结合的存储结构

受关键词首字取值以及关键词词长影响,《大纲》关键词存入键树后,形成了一棵根节点孩子兄弟分支深度达到2000多层,而其它分支深度不超过5层的键树结构。如果能将关键词的首字以某种方式进行分类,重新组织键树结构,将能有效的缩短最长分支的长度。由此,我们考虑到了汉字区位码,利用《大纲》关键词首字在区码的均匀分布情况,解决以上问题。

汉字在区位码中占72区,其中16区到55区为一级汉字;56区到87区为二级汉字。《大纲》中关键词首词有2057个,一级汉字有2495个,二级汉字只有8个,绝大部分首字分布在一级汉字中。对这2495个首字在一级汉字区的深入分析,我们发现这些汉字几乎是等概率分布于各区中,数据如图5所示。

本文采用哈希表和键树相结合的存储结构,利用关键词首字区码分割《大纲》关键词键树,将其转化为多颗子键树存储在哈希表中,使每个子键树和哈希表中唯一的存储位置相对应。改造后的结构如图6所示:

(2)构建存储结构步骤:

①采用汉字GB-2312码与区号的对应关系,作为哈希映射函数。插入前,找出关键词首字,使用首字的GB-2312码计算出区码,获得哈希表中当前关键词待插入位置。汉字区位码与GB-2312码对应关系为:GB-2312码每个字符都用两个字节表示,第一字节为“高字节”,由字符的区号值加上32而形成;第二字节为“低字节”,由字符的位号值加上32。

②确定子键树在哈希表中位置后,查找子键树中是否已存在该关键字,如果不存在,则将关键字插入子键树中;如果存在,直接转入步骤③

③检查关键字叶子的结点中,相关的词性、难度等级信息是否建立。如果不存在相关信息,就建立词性、难度等级间的对应关系;否则,继续插入下一关键词。例如:“把”字在难等级词表中出现了两次,一次为甲级,对应介词、量词;第二次为丙级,对应动词。检查“把”字时,也需要两次确认词性、难度等级间的对应关系。

3 实验

我们的检索统计实验语料来自于《新实用汉语课本》、《菲律宾华语课本》、《今日汉语》、《当代中文》、《基础商务汉语》等5部汉语教材,语料多达20万字。以《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9]基本词类中定义的18个词性,附加词类中定义的5个词性(前接成分、后接成分、成语、习用语、简称略语)为标准,使用中科院ICTCLAS分词系统(研究版)进行分词,对单独使用键树结构和哈希表与键树相结合存储结构,在语料量和关键字数量上,进行检索统计对比。硬件环境为Inter Pentium(R) D CPU 3.0 Hz,内存2.0 G;软件环境为Window XP,MyEclipse 6.0,JRE1.6。实验结果如表1所示。

上表对比分析,语料量大小直接影响检索速度;而在语料量相同的情况下,使用改进后的哈希表与键树相结合存储结构分别存储《大纲》4000词和8000词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两者耗时相差不大。

此外,我们选用畅销海内外的《实用汉语课本》第一册到第五册教材课文,进行词频、词性词频、词等级难度词频、超纲词数目等统计操作。经过重叠词、地名、人名、时间词、数量词过滤后,得到如表2所示数据。

通过对《新实用汉语课本》1-5册的定量分析,总体来看,随着教材水平层次的加深,甲级占比例逐渐减少,乙、丙、丁级则逐渐上升。一般情况下,对外汉语教学大纲根据教学目标将教材分为初级、中级、高级,按照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经验,初级教材超纲词包括《大纲》丙、丁级词,中级教材超纲词包括《大纲》丁级词。文献[10]给出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选用的一些参考值,如下表3所示。我们借用这种标准来衡量《新实用汉语课本》。《新实用汉语课本》1-2册为基础水平,第一册词汇总体上符合难度要求、第二册的词汇超纲量超出标准9个百分点;第三册、四册作为初级到中级衔接,我们将其按中级标准做处理,第三册、第四册、第五册的超纲词汇比例分别为:25.7%、23.4%、31%。因此,《新实用汉语课本》3-5册存在超纲情况,并且是略高于标准中的超纲范围。

最后,我们选定了一些《大纲》词汇和超纲词汇,测试了这些词汇在《新实用汉语课本》系列教材课文语料中的分布情况,来检验教材循序渐进性(系统性)。如《大纲》甲级词汇“比较”,以动词词性在第4册50课和第5册55课中各出现1次,以副词词性在8篇课文中出现,其中第4册48课6次,第3册36课和第4册45课各3次;再如超纲词汇“聊天”共出现了4次,第3册27课2次,32课1次,第4册39课1次。这些也体现了该教材在词汇方面采取了螺旋式的安排方式,有利于学习者的掌握。

三 结论

本文基于《大纲》资源,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对教材中词汇进行系统的计量分析,通过构建了辅助对外汉语教材词频等级统计模块,为教材中语料词汇难度定量分析提供了基础。今后,随着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对词汇常用义项日益重视,要求我们下一步工作主要集中在一个方面,即参考其它词汇教学大纲或词典,用已有的模块统计大规模教材语料,确定词汇的常用义项,人工对词义项划分难度等级,将词义级的词汇频度统计引入到我们的系统中。

参考文献

[1]王飙.编教软件《中文助教》评述[J] .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6,2:98-102.

[2]陈峰,对外汉语教材编写辅助系统的设计与实现[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8.

[3]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考试中心.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S]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4]《中文助教》网站[EB/OL].省略/Jianti%20ChineseTA%20Feature.htm>

[5]卢伟.基于WEB的对外汉语教材编著系统理论依据与设计开发[J].外语电化教学,2006,6:30-35.

[6]李泉.对外汉语课程、大纲与教学模式研究[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6:113-114.

[7]马志柔,叶屺.一种有效的多关键词词频统计方法[J] .计算机工程,2006,32(10):190-193 .

[8]严蔚敏,吴传民.数据结构(C语言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247-248.

人教版三年级上册语文教学计划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材编写与出版;立体式多媒体教材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7-0185-03

一、大学英语教材发展历程的回顾

(一)六十年代的初创阶段

六十年代初到前,是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编写与出版的初创阶段。这个时期,我国出版社与高校合作,推出了第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大学英语教材,其中比较突出的教材有:196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医药院校讲义――英语》[1];196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上海交大等高校编写的《高等工业学校英语》[2];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编写的《理科英语》等。

初创时期的大学英语教材具有几个独特的特征。首先,这个时期的教材通用范围不广,往往只是几个高校自己编写,内部使用。第二,这个时期大学英语教材具有明显分科现象,有专门的医药英语、理科英语和文科英语等。第三,这个时期的教材沿袭50年代传统教学模式,以讲解课文为主,主要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语法现象和语句结构。

(二)后的恢复阶段

1978年到1985年,是我国大学英语教材出版的恢复期。之后,大学英语教材出版事业百废俱兴,呈现出一些新特征。这个时期使用较广泛的教材有:197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外语系编写的《英语(理工科通用)》;[3]1981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清华大学外语教研室编写的《英语教程(理工科用)》,及其附册《快速阅读》等[4];还有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复旦大学外文系编写的《英语(非英语专业用)》和《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英语》。

这个时期的大学教材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它们仍然大多是某一高校与出版社合作的产物,并保持文理分科的特点,不过使用范围比第一代教材扩大;第二,教材出现配套化趋势,配有相应的习题册、教师用书、听力材料等;第三,除了纸质教材外,还采用了影音资料作为教学辅助手段;第四,它们仍然遵循第一代教材的传统模式,以课文为中心,以语法为纲要,但增加了对学习者听力、口语和写作的要求。

(三)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发展阶段

1986年教育部颁布了《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文理科本科用)》,并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以后又不断修订。从此以后,大学英语教材出版和编写工作开始按《教学大纲》进行。

该大纲指出:大学英语应“开展分级教学,教材各编六册,每级一册”,分为“精读、泛读、快速阅读、听力、语法与练习等五种系列教材”。编写原则是:“文理打通,把教学重点放在语言共核上。”教材要“题材、体裁多样,避免内容过专、过偏;语言基础与交际能力并重;突出阅读技能的培养。”[5]

这个时期涌现出的大学英语教材中,使用最广泛,也最负盛誉的是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大、人民大学等高校合编的《大学英语》(College English)。这套教材在九十年代初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以后不断修订和再版。按照《教学大纲》要求,该教材分为精读、泛读、听力、快速阅读、语法与练习五个系列,其中精读、泛读、快速阅读和听力教程分为六级,每级一册。在《大学英语》编写出版过程中,大学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给予很大关注和指导。该教材曾在九十年代占据大学英语教材半壁江山,堪称这个时期的经典。

以《大学英语》为代表,这个时期的大学英语教材出现了一些新特点。首先,这些教材开始按《教学大纲》编写,并受教育部专门委员会督导;第二,教材不再文理分科,并首次提出“分级教学”概念;第三,教材配套更加完善,分册种类更多;第四,不再是某个高校与出版社合作的产物,而是众多高校联合完成,因此使用面非常广。

(四)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第四代教材”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编写出版进入了第四代阶段,优秀大学英语教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使用较广的有:199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1世纪大学英语》(“九五”国家重点教材);2002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新视野大学英语》(“十五”国家规划教材);2004年浙江大学编写,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等。

这些教材首先打破了《大学英语》一家独大的格局,使我国大学英语教材出版事业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其次,这些教材大多已经开始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向以多媒体和信息技术为依托的“立体式教材”发展;第三,这些教材配套和分工更加细致,听、说、读、写基本各有分册;第四,教材编写体现出了一定现代教学理念,如行为主义理论等。

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形势下对当前教材的分析

2004年教育部颁布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这标志着一场全国性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开始,大学英语教材也要随之变化。《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是这次教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根据它的要求分析第四代教材的不足,可以为开发第五代立体式多媒体大学英语教材指明方向。

(一)目前部分教材指导目标落后

教材是为实现教学目标服务的,教学目标是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2004年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提出了全新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而当前部分高校使用的一些教材的指导目标还比较落后。

1986年《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提出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一定的听的能力,初步的写和说的能力,使学生能以英语为工具,获取专业所需要的信息。”[5] 2004年《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提出的新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6]

我国高校目前使用较多的大学英语教材有《21世纪大学英语》(1999年出版)、《新视野大学英语》(2002年出版)、《新编大学英语》(1999年第一版)、《大学英语》(全新版)等。这些教材大多成书于《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出台之前,其指导思想仍旧是八九十年代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所以大多不能很好地体现“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新要求。虽然一些教材在2004年后再版时做出了一些修订,可是大致内容和教材体系早已定型,修订后整体改观有限。如《大学英语》最早出版于1992年。虽经过1998年和2004年两次修订,但其《总序》开头还是明确提出:“《大学英语》是遵照1986年国家教委审定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编写的一套系列教材。”[7]

(二)部分教材内容和体系不符合实际教学情况

2004年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对课堂设计和学时安排做出了要求:“大学英语课程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听说能力的培养,并给予足够的学时。” [6]而目前部分大学英语教材内容过于丰富,教师只能疲于奔命赶进度,很难有足够时间用于听说交际训练。

一些大学英语教材配套体系复杂,有预备级教材、精读、泛读、听说训练、快速阅读等名目。如《新视野大学英语》系列共有20册学生用书,20册教师用书;《大学英语》(全新版)有学生用书22册,教师用书20册。但是非英语专业学生能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高校一般只开设四学期大学英语课,每周四课时,很难想象大多数师生如何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充分利用这么多教材。

除了教材体系繁杂之外,每册教材的内容也很多。以《新编大学英语》为例,该教材精读课本每册十单元,每单元四部分:练习口语的预备部分、精读主体部分(三篇课文及习题)、词汇阅读训练部分,以及写作与翻译技巧讲座。此外还有配套的《快速阅读》和《视听说教材》。面对如此多的课文、单词、课后练习和专题讲座,还要重点培养学生口语和听力水平,大学英语教师只能拼命赶进度,无暇开展交际式趣味教学活动。学生往往也疲于应付,对课程内容失去兴趣。

(三)部分教材的电子或网络版利用率较低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特别强调了新的教学模式:“各高等学校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采用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英语教学模式。新的教学模式应以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为支撑。”[6]

目前不少大学英语教材都采用了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技术手段,除了纸质教材外,还开发了学习光盘、多媒体课件、教学网站等等,可是这些多媒体和网络教材利用率往往不高。陈坚林教授认为这是因为一些教材的电子或网络版实际上是纸质教材的翻版,只是把n本内容搬到了光盘或网络上。学生已经在课堂学习过一遍,没兴趣再去使用网络教材,因而对提高外语教学效果没有实效。[8]

三、对第五代大学英语立体化多媒体教材的展望

由于第四代教材的不足,开发第五代立体化多媒体教材势在必行。所谓立体化教材,就是以计算机网络为平台,辅以教师课堂指导,整合各种教学资源,按照一体化思路设计的多元教材。[9]针对第四代教材弊端,第五代立体化大学英语教材要做到:

(一)以先进教育理论为指导

教育理论是教材的灵魂,以何种理论作指导,就会产生何种教材。《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指出了教学理念变革的方向:“教学理念的转变是实现从以教师为中心、单纯传授语言知识和技能的教学思想和实践,向以学生为中心,既传授语言知识与技能,更注重培养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6]

按照以上要求,建构主义教育理论适合作为第五代教材的指导思想。该理论于九十年代传入我国,目前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该理论认为:学习是学生建构自己知识结构的过程,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但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教师要开展“情景式教学”,在真实情景中培养学生对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10]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指导,第五代大学英语教材应借助多媒体网络手段,为学生个性化自主学习创造机会,使学生在适合自己的时间和地点,选择适合自己的内容和方法开展自主学习活动,再辅以教师的指导。另外还可以模拟真实英语应用场景,使学生在真实语境中接触真实语料,培养学生英语应用能力。

(二)具有充实精炼的教学内容

第一,精简课内讲解内容,合并分册,鼓励学生利用网络平台开展课外自主学习。大学英语课时不多,也不是非英语专业的主修课程,因此教材不能像英语专业一样面面俱到。不少教材的“综合教程”已经包含听说读写译各方面训练,就不需要另辟太多分册。此外,很多学校都配备了多媒体网络学习系统,学生的听说读写训练可以课后在这些平台上完成,课堂讲解与课后自主学习结合,节省宝贵的课堂时间。

第二,语言材料应真实新颖,避免人为干扰。当前一些教材为了迎合大学英语考试或用户的需求,刻意删改课文内容,人为降低难度。如某教材《综合教程》为了使前四册词汇量刚好达到四级标准,把原汁原味的课文删改得面目全非,甚至让人不能卒读。[11]人为修改过的课文失去了作为真实语料的功能,因此无法培养学生在真实环境中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

(三)整合传统与现代教学资源,构建立体化教学平台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提出“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教学模式”,即新的教学模式应是课堂教学与学生网络自学并重的,这就要求第五代教材必须是立体化的。立体化教材的最大特点就是整合传统课堂教学资源和现代网络多媒体资源,为学生的个性化自主学习提供条件。它把学生网络平台上的自主学习和教师课堂上的面授结合起来,作为学习的主体,学生有机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和方法,以个性化模式推进自身英语水平提高。作为教学过程的主导,教师可以在课堂面授时督导和监控学生学习过程。而第四代教材多媒体网络版使用效果不佳,就是因为它们没有体现出多媒体网络技术使用的这个目的。

参考文献:

[1]谢大任.高等医药院校讲义――英语[M].人民卫生出版社,1964.

[2]凌渭民.高等工业学校英语[M].商务印书馆,1965.

[3]吴银庚.英语(理工科通用)[M].高等教育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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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编写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5.

[6]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1,4,5,6.

[7]董亚芬.大学英语精读[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

[8]陈坚林.计算机网络与外语课程的整合[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181.

[9]徐有良.论多媒体教材与立体化教材的概念及分类[J].当代教育论坛,2011(9).

人教版三年级上册语文教学计划范文第5篇

一、教科书图文史呈现教育规整的历史图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17年,老师们都很忙,手上的教科书不停地更换。刚熟悉的教科书,又被换掉。有时候还刚用了一年。有时要自己编教科书,刚编好了一些,又立马不让接着编,也不让用了。

1949-1966年,这17年是新中国进行教育规整的重要时期。从其教科书中,我们看到三种教育力量博弈的复杂局面,我们也看到一个频繁多变的学校和非常忙碌的老师。

1949年秋季,各地学生们拿着的教科书大都是原先学校使用着的,并无多大变化。到1951年秋季,各地学生拿到了一套全国通用的教科书。这是人教社第一套全国通用教科书。其中的语文、历史、地理等文科,改编自原解放区和原国统区的教科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主要改编自东北人民政府编译的苏联教科书。这套没有用多久,其中不同学科的教科书也在不断变化。1954年秋季开学,原来国语老师变成了语文老师,因为手中的“国语”教科书换成了“语文”教科书。这是“语文”这个词正式出现在新中国学校教育中代表一门重要学科。老师向学生解释到,以后我们的“语文”课,要学习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即语和文。这一解释便定格了新中国的语文教育,延续至今。

1956年秋季开学,老师们拿到一套新的教科书,这是第二套全国通用教科书。老师们看到这套教科书还有教学大纲,大部分科目甚至有教学参考书。但是,一些科目教科书的内容结构被改变了。中学地理老师发现,原来“地理”教科书变成“自然地理”、“世界地理”、“中国地理”、“中国经济地理”几个分册。中学历史老师发现,原先一本“历史”教科书也变成“世界古代史”、“中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几分册。学校里还出现了外语、音乐等教科书,体育、图画也以教学参考书的形式出现。老师们明白,现在全社会都在学习苏联,教育也要改变以前的做法,全面向苏联学习。使用这套教科书时,老师们明显感觉到知识体系更严整,内容也更多了。不过,如果还按照以前的教学安排,一个学期就教不完教学大纲要求的任务了。因此,这套教科书使用时间不到两年,一些地区教育部门就集中向上反映 “要求高,分量重,内容深”,“教与学都过于紧张”。而教育部也早早意识到了这一问题,1957年8月先后了一系列精简中小学教科书的通知①。教育部解释精简教科书的目的在于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克服教师“赶进度”、学生“囫囵吞枣”的现象。这时恰好是出版的一年后。作为教科书来讲,这更新速度也是所向披靡了。然而,1958年这套教科书还是被淘汰了。

1958年秋季开学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扬了河南省农业林业教育工作者,他们仅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编写出了高等、中等、初等三级农林学校整套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表扬他们从本国和本省的实际出发,和实际相结合,坚决克服教条主义。社论还提出,教材要中央编、地方编、专家编、教师和群众也可以编 [1 ]。全国立马掀起了一场编写教科书运动。大部分地区的教育部门和学校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组织人员编写新的教科书,一般是对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科书进行修改、删除和补充。也有一些省市和师范院校,干脆编写了整套九年制、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这次编写教科书的速度也是风驰电掣的。1960年7月15日到9月7日,不到50天的时间,湖南省教育厅就组织了全省中小学教师和部分师范院校的教师共280人,编写出了一整套中小学十年制教科书 [2 ]。其他省市也一样。老师们都知道,全国其他行业的同志都在“”,教育行业自然也不会落后。所以,编写教科书速度要快,数量要多才好。当然质量也要好才行。

1960年秋季开学,上海市小学五年制的数学老师拿到的一套教科书,这套的内容比原先版本精简浓缩了许多。他看到这十册数学教科书中包含了许多初中的内容,比如代数、平面几何等。同时又删去了很多算术方面的知识,例如整数运算中的循环原来一般有七个,现在被删减到只保留了三个循环。该套教科书的简介解释,这是为了使学生腾出时间,抓住重点,学好最必要的知识,避免让学生陷入繁琐的数字计算之中 [3 ]。然而,这些由相关教育工作者们大幅并快速地修改、删除、编写的教科书,因质量不好,没过一两年就被禁止使用了。

1962年秋季开学后,各学科老师们陆续拿到的是国家统一编写的教科书。这比前几年地方编写的教科书,内容增加了,难度和强度也增加了,编写的质量也整体提高了许多。十二年制的小学语文老师,拿到人教社1963年编写的语文教科书时看到,这套书每册课文都有所增加,460篇课文中要求背诵240篇。每课之后有练习题,每个单元之后也有练习题。内容包括字、词、句、篇、标点、阅读和作文,形式多样。另外,还安排了近30种应用文的练习。中学的化学老师发现人教社1963年新编的化学教科书中的编排体系改变了,突出基本概念的学习,强化化学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基础技能的训练,不像以前“以生产为纲”来组织课程内容了。老师们还发现,这些新编的教科书形式上也美观大方,封面色彩艳丽丰富,书内也增加了许多插图。

1949-1966年,新中国教育发展最初的17年,教科书领域当中有着诸多改革尝试。基本上每过几年,学生拿到的教科书就会有所不同。老师们都很忙,手上的教科书不停地更换。刚熟悉的教科书,又被换掉。有时候还刚用了一年。有时要自己编教科书,刚编好了,又立马不让自己编了也不让用了。借由这17年的教科书文本,我们看到一副教育图景,里面有非常忙碌的学校和非常忙碌的老师。

二、教科书图文史呈现教育异变的历史图景

上海市幼儿园的教师拿到了一本《思想教育课》,很难想象老师拿到书的心情,更难想象的是老师是怎样教学的。

1966-1977年,这十年的课本②中呈现出脱离常态的教育模式。借由这些课本,我们看到一个结构异变的学校,一个“砸烂”课本的学校。

1966年秋季开学,学生们手上的课本“砸烂”了。但是新的课本还没有送来,教师们只好断断续续地展开一些教学活动以维持,有的老师干脆直接用著作作为教材。一些学校为了方便教学,将著作印刷成教科书的版本形式,作为学校的正式课本使用。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关于处理当前中学教材的请示报告③时批示:中学所有教材,没有以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教育方针,不能再用。这些教材未印的均应停止印刷,已印过的也要停止发行。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并,以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的文章和革命作品。教育部应积极组织力量,重新编写中学各科教材,包括小学教材。同时指示,不论高小或初小都要学习著作,初小各年级学,高小可以学“老三篇”④,以及其他适合小学生思想政治水平和语文程度的一些文章。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新中国教育全面否定了建国初期17年建立起来的教育体系,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异变的教育模式。这时的课本最常用 “红色”,红太阳、红旗、红字、红色的等是课程的主题图案。为了表达课本是在思想统帅下编写的,封面上的主要图案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围绕像组成的象征性图案,或是围绕语录、红宝书组成的象征性图案;另一种是隐喻性的图案,如红太阳、红灯笼、红旗、红花、向日葵等 [2 ]。

1967年,学校有了新编的课本。上海市小学二年级的数学老师,打开课本第三册,第一页写着语录,还印有像,章节头安排最高指示。翻到第二页,他依照课本所写的教法指导学生:“从上面各题的计算,可以看出多位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和两位数加减法一样的。教导我们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做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分析方法。” [2 ]1969年,广州市的小学英语老师带领学生们在教室里读着:Long live Chairman Mao! A long,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Wish Chairman Mao a long life!差不多同一时期,上海市幼儿园老师拿到一本《思想教育课》,很难想象老师拿到书时的心情,更难想象的是老师是怎样教学的。新中国成立初期17年频繁变化摸索的教育及教科书,到这里被完全“砸烂”。

1966-1977年,经由这些课本,我们看到了新中国教育十年异变的细节。这些政治统领的学科课本,也为教育研究呈现了一个最佳观察标本。

三、教科书图文史呈现教育回归的历史图景

1977年,老师回到讲台上,规定学生们将手背在身后,防止他们不认真听讲。

1977年,邓小平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同年8月8日,他发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对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起到了重大的指引作用。这之后,上海市幼儿园的老师不用再教《思想教育课》,上海市小学数学老师不用再告诉学生的教导在数学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广州市的小学英语老师也不用再带着学生读Long live Chairman Mao……这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实行十年制的中小学教育⑤。老师们拿着新编的教科书,重新回到讲台上,规定学生将手背在身后,防止他们不认真听讲。这图景便是这阶段新中国教育的一个生动微缩。刚走出的不良影响,重新起步回归教育本身。然而,也许是过于迫切的动机,也引发了诸多问题。例如,在处理德智体美劳各育之间的关系,处理全面发展与学生个性发展的关系、知识与能力的关系、知识学习与身心发展的关系等重要教育问题上,需要新中国教育进入下一阶段更深入的改革。

1978年春季开学,浙江省初三英语老师拿到了新的教科书,发现新增加了一些与学生相关的内容。例如,第五课是A PAGE FROM A PUPIL’S DIARY(学生日记中的一页)。不过,还是有以前课本的影子。例如,第八课是QUOTAIONS FROM CHAIRMAN MAO(语录) [4 ]。这套教科书是浙江省根据本省的课本改编而来,自然是有相似之处。当时,其他大部分省市的做法也一样。在1978年秋季,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撰的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出版前,他们暂时用各地区改编的教科书。正如初三英语老师看到的一样,这些教科书增减了一些内容,但仍然还有课本的影子。

1978年秋季开学,大部分省市的老师们都拿到人教社新编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这是“”结束后的第一套全国通用的教科书,质量明显提升,内容上也有新的气象。初中历史老师拿到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有“孔子的思想” [2 ]一课,这与原先的表述(“孔子的反动思想”)不同了。中学物理老师按照教科书的介绍教育学生:我们应该努力运用所学物理知识来解释这些现象,并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5 ]。不过,这套教科书明显难了许多。很多地方的学校,都觉得本校的师资力量不够,教学设备也很难达到教科书的要求,而且内容也过多,教学安排不过来⑥。于是,1981年,教育部颁布《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同时又制定了《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1984年,教育部又颁布了《六年制小学教学计划草案》。这一系列的文件,意在通过减少内容或拉长学习年限的方式来缓解教科书中存在的难度过高的问题。这时,全国中小学有的地方还是十年制,有的地方已经改成了十二年制。

1982年秋季开学,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的老师最早拿到了六年制小学教科书,封面上有个明显的“6”字⑦。这套教科书由四省市联合编写,改编自1978年人教社的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其中,编排体例都一样,原本小学阶段五年的内容重新组编成六年。教师们感到难度的确下降了。后来,全国大部分省市的小学老师都拿到了这套书来教学。几经修改,最终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全国各地教学需要、教学水平和教学条件相差十万八千里,人教社也很难编出一套让大家都满意的教科书。

1990年秋季开学,上海市中小学一年级的老师拿到了本市编写的上海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浙江省中小学一年级老师拿到了本省的实验教科书。1993年秋季开学,教育部推出五套半教科书被推荐给全国各地学校选用。教育部期望通过提供不同程度、不同地区的教科书来适应全国各地的教育情况的差异。这便是新中国教育史上有名的“八套半教科书”⑧。这“八套半教科书”供“九年义务教育”⑨使用,其中只有一套院编写的教科书,因编写力量和经费等问题半路夭折。当时,使用这套教科书的中小学的老师,还拿到了丰富的配套用书,包括学生的练习册、实验册、地图册、地图册、教师用书、教学挂图以及录音带、录像带等辅助教学工具。

也就是从这时期新中国的教育开始走向丰富多样的发展局势。宏观上,考虑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异实施教育,为学校提供可选择的教科书、可供选择的学校制度。微观层面,越来越看重学生的个体特征的差异。那种老师站在讲台上,请学生将手背在身后的教育教学形式,正在逐渐退出新中国教育的舞台。这也为21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埋下了伏笔。

四、教科书图文史呈现课程改革的教育图景

2001年,老师走到学生中间。小学老师,告诉学生新的教科书里有一位小伙伴陪大家一起学习。中学老师,告诉学生教科书里有很多问题,老师等着大家来探究。

2001年秋季开学,一些地区⑩的老师发现一直以来指导帮助自己教学的《教学大纲》变成了《课程标准》。在北京市上学的一年级学生,回到家按照老师的要求,请爸爸妈妈打开这本教科书,因为里面有段“给家长的话”:

翻开这本教科书,您会发现,这是一门全新的课程。它是伴随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而开设的一门活动型综合课程,其目的是通过游戏和各种儿童喜欢的主题活动,对学生进行深入浅出的道德的、科学的、生活的启蒙教育,为他们形成积极的生活态度、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实际的生存能力打下初步的基础 [6 ]。

家长读到这段话时很惊讶,这门课似乎就是以前自己学过的《思想品德》。但是,这本16开的书,印刷精美,五彩缤纷的画面旁只有少量的文字。教科书中还有一位叫做“贝贝”的小兔子伴随孩子一起学习。孩子很喜欢这本书,拿着爱不释手。他们记得自己的教科书,似乎没有这样“亲切”过。

这是人教社出版的《品德与生活》,是根据新课程标准编撰的教科书,暂时只供应部分地区的学校使用。这个看似平常的教育图景中透露出新中国教育一次不寻常的转身。2001年9月,教育部审定通过了20个学科(小学7科、中学13科)49种中小学新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并推行到38个部级实验区试用。这是新中国教育一个非常忙碌的年份,这年开启了力度最大的一次教育改革11。到2015年秋季开学,全国中小学阶段各起始年级几乎都拿到了新课程标准教科书。

全国各大出版社从这时开始也围绕着学校忙碌了起来。这热闹情景曾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现过,被学者称为“教科书的黄金三十年” [7 ]。与之相对应的“民国教育”,今天仍不断被提起。与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等出版社相互竞争出版教科书的热闹情景相似,各大出版机构,如人教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江苏凤凰出版集团、广东省出版集团、湖南出版集团等相继参与中小学教科书的开发。这些为新中国教育出版教科书的机构,首先需要向教育部提交申请编写教科书的立项,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有关专家对申请者的资质、教科书编写的指导思想、体系结构及教科书的适用范围等进行审核。每年6月底和12底前通知申请人,是否立项。最后,将编写好的教科书提交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或省级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通过审定的教科书,再由各省市的教材选用委员会负责选用。这是一个相当严整的教科书审定制度,新中国教育在前一阶段为满足各地区差异的“八套半教科书”之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截至2009年春,共有84家出版社开发的新课标教科书通过教育部审定,其中包括:“六三”学制小学10个学科115套、初中19个学科116套,“五四”学制小学7个学科10套、初中11个学科20套,普通高中18个学科71套 [8 ]。2015年秋季开学,全国的中小学生都拿到这些新编的新课程标准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出版使得过去“一纲一本”被打破,打开教科书多样化出版的局面。中小学可以在通过审定的多套教科书中选择符合自己需要的教科书。这一改变,解决了长期以来教育大一统局面无法适应中国各地教育实践需要差异的问题,是新中国第一次全面放开教科书的编撰。大力度的教科书制度改革,意味着新中国对教育之理解,较之前几个阶段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如何呈现教育的基本面貌?以描述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形态为主的形式,呈现教育历史的基本面貌,似乎总过于宏观,与真实的教育活动中隔着一层模糊。使人很难想象历史中的教育活动如何展开:什么样的读书声从当时的教室传出?什么样的习题被写进当时的练习本?什么样的试题需要当时的学生回答?……这些体现教育基本面貌的问题,难以在宏观的教育史叙述中找到清晰的答案。《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图文史》梳理新中国60多年的各科教科书,全景图式地呈现出新中国教育的基本面貌,回答了这些细枝末节且又不可缺失的问题。

注 释:

① 1957年8月《关于精简小学语文、历史、地理教材的通知》和《关于中学历史、地理、物理、生物等教科书的精简办法》。

② “”期间的学校用书被称为课本,因它不具备反应教科书所应有的分年级、分学科等基本形态。

③ 《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④ 《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

⑤ 1978年1月,教育部正式颁布发行《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1977年到1979年期间,陆续颁布十年制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

⑥ 这套教科书的主要问题是内容深、难度大、分量重。各地学校意见较大。因此,这套通用教科书出版不久,教育部马上就面对一个如何降低教科书难度的问题。

⑦ 1980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中小学学制准备从十年制改为十二年制,今后一段时间内可以五年制和六年制并存,城市小学可先试行六年制,农村小学学制暂不动。当时,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率先试行。1981年3月13日,教育部就城市小学试行六年制问题发出通知,提出除北京、上海、天津可先行试点外,其他省市的城市是否试行,要慎重研究。

⑧ 八套半义务教育教科书包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两套(分别供应“六三”制和“五四”制);北京师范大学的供“五四”制的一套;广东省教育厅、福建省教委、海南省教育厅和华南师范大学组织编写的“沿海版”一套;四川省教委、西南师范大学合作编写的“内地版”一套;浙江省编写的实验教科书一套;上海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上海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一套;河北省教委研编写的复式小学教科书一套;八所高师院校合作的义务教科书一套。

⑨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⑩ 2001年9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38个部级实验区。

11 2001年,教育部开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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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 鸥,方成智.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下)[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106,257,295,8,182.

[3]数学教学编辑部.五年制中小学数学课本简介[J].数学教学,196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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