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范文第1篇

作为一次史无前例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有2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宣扬了共和观念。百年剧变，辛亥革命始终是无以取代的航标，在历史的洪流中明亮周遭的暗魇，指引充满希翼的未来方向。

新兴力量与革命萌芽

20世纪初期，中国已出现了留日热潮。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留日学生已经累计达万人，集中了大批反清的中坚力量。不少新兴知识阶层的精英开始主张以暴力革命彻由满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及美国的共和政体。主张革命的人多为海外留学生、华侨青年，孙中山即为其中代表。他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组织兴中会，于次年10月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闻名国际。1905年夏，孙中山在日本成功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于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了著名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

从1895年至1911年，兴中会、华兴会以及后来的中国同盟会等各种革命团体，共发动了十多次反清武装起义。1911年4月27日，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最终因力量不敌清军而遭失败。后收殓到72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蒋翊武、刘尧澄乃派詹大悲、杨玉如赴上海，与宋教仁等暗中谋划武汉大举。

决战――武昌的炮火

1911年前的武昌，蓄势待发。当时，湖北新军原为张之洞所练的“江南自强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当中以共进会及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渗透最广。保路运动酿成民变后，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武汉的防务非常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机会。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起义机关将革命时日原定为1911年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推迟至10月16日。

然而，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1911年10月10日晚，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在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于10月11日黎明占领总督衙门。

辛亥革命后，迅速成立的军政府谋略处宣布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并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次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南京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海外华侨，留学生和国内舆论界认为“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主张争取袁世凯反正，推举其为第一任大总统。11月9日，黄兴致函袁世凯，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主张给袁世凯“一个民选的总统”，避免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悲剧。11月16日，孙中山在巴黎也致电国民军政府，表示同意举袁世凯为总统。12月25日，孙中山从法国马赛回国抵达上海。由于有着比较高的威望，受到许多革命团体的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年底，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和选举临时大总统会，孙中山获得十七张有效票中的十六票，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年，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他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他旋即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辞职，让位于袁世凯。

次月，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和逼迫下，宣统帝溥仪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逊位诏书》。《退位诏书》由张謇起草，并由临时参议院通过，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至此，大清帝国正式终结，并被中华民国取代与继承。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和更为漫长的两千年帝制，终于宣告灭亡。

几易其手的成果

民国元年2月13日，宣统退位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恪守先言，提出辞呈，向临时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参议院旋即由南京迁往北京，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终于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经国会选举，10月后，他正式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但因其1915年的废共和封帝制之举，遭至众怒，引发护国战争。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中国进入各省区军阀割据的时期。孙中山在广州多

次组织护法政府，终未能阻挡中国出现南北分治的局面。

文化与思潮的变革

随着封建帝制的坍塌，辛亥革命不仅仅是政治层面，同时也是文化上的改革。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各种启蒙思潮的迸发，从另一个侧面开启了新的天地。

1911年11月23日，以刘海粟为首，联合乌始光、丁悚等人，在上海乍浦路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即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前身）。秉承了辛亥革命的启蒙思潮，学校坚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宣传艺术责任，复兴中华艺术。上海图画美术院作为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的第一所美术专科学校，是辛亥革命成果推广至全国范围的一个缩影，一种象征。辛亥革命了帝制，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以儒家

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

辛亥流芳

无论革命的果实最终以怎样的形式流落至何人手中，辛亥无疑都能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建立了共和制政体这样一个崭新的国家，北洋军阀的破坏和短暂帝制的复辟，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

的共和国体。在意识形态上，辛亥革命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和宣扬；在经济发展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获得了有利的空间和条件：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增长，从侧面也推动了社会进程的发展。

辛亥百年范文第2篇

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终于在北京实现历史的终结，注定北京在辛亥革命史上负有非同一般的责任，发挥着首都无可替代的政治作用。孙中山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他历尽艰辛、创建民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被尊称为“国父”。

说到孙中山与北京，他在北京也居住过一些地方。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中山先生的足迹。

孙中山生前曾有三次重大历史意义的北京之行，而第三次在京期间，其生命的终点也定格在了北京——从1924年12月1日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度过了他伟大一生中最后的73天。铁狮子胡同（如今的张自忠路）23号，是他辞世的地方。

第一次来北京

上书李鸿章未果，首次到京目睹清朝腐朽统治

1894年6月，因为孙中山就读过的香港西医书院的赞助人是清朝重臣李鸿章，孙中山在纵览世界形势、分析了封建旧中国的贫穷与落后的原因后，决定上书李鸿章。他主张学习世界强国的治国理念，希望李鸿章能在朝廷中施加影响，促进改革，强大中国。可惜的是，李鸿章连见都没有见他。

7月，孙中山为了“以窥清廷之虚实”，首次来到北京。孙中山在北京目睹了清廷不顾迫在眉睫的战争危机，仍在大肆筹备慈禧太后六十岁大寿庆典，北京街头由皇宫经西直门通往颐和园方向的沿途，到处都在修建“点景工程”，得出了“满清政府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的结论。

第二次来北京

让出大总统，下榻石大人胡同迎宾馆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及所领导的革命党为了防止国家分裂，尽早结束腐朽的清朝政府的统治，孙中山主动让出总统职位，策动袁世凯逼迫满清皇帝退位。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率领大批卫队进京，他的内阁政府就设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

石大人胡同，得名于明代将领石亨的府第。1457年，石亨带兵发动“夺门之变”景泰皇帝，拥立明英宗复辟。明英宗重登皇位之后，封石亨为“忠国公”，赐第于此胡同。清初，曾在石亨府第旧址设立工部主管铸造钱币的“宝源局”。清末，为了迎接德国皇太子来访，位于石大人胡同北边的东堂子胡同里的清朝外务部，又在宝源局兴建了迎宾馆，这座迎宾馆是当时北京最豪华的洋式建筑，设计师是美国人坚利逊。1912年以后袁世凯将民国政府外交部迁到了迎宾馆，此后石大人胡同改称“外交部街”，并沿用至今。

1912年2月13日，即溥仪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3月10日，袁世凯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举行了盛大的就职典礼，此后迎宾馆成了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府第。

同年8月24日应袁世凯邀请，第二次来到北京，在铁狮子胡同1号即后来的袁世凯总统府，与袁世凯就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先后进行了十三次会谈。

此次在京，孙中山下榻于石大人胡同迎宾馆，即今外交部街33号院。这次的北京之行共24天，孙中山的足迹遍及很多地方。

第三次来北京

留下仨遗嘱，病逝后灵柩暂厝于碧云寺塔室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在北京的统治，将溥仪驱逐出宫，发电报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事。为结束中国满清政府以来长期内战的混乱局面，孙中山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北上。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从广州启程，途经上海、日本、天津，于12月31日第三次来到北京。不幸的是，由于长期呕心沥血地工作，加上长途旅行的劳顿，孙中山先生肝病复发。孙中山先生不得不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检查、治疗。1925年1月，孙中山被诊断为肝癌晚期。2月18日，孙中山离开协和医院，搬入铁狮子胡同23号行辕调养。

铁狮子胡同23号原是明朝将领吴三桂为陈圆圆买的私宅的一部分，此后几经易手，被民国时期的南洋富商买下，成为北洋政府要员顾维钧的寓所。后来，顾维钧因被通缉而逃亡，此宅为民国政府所有。孙中山此次来京后，民国政府遂将其作为孙中山先生的行辕。

3月12日，由于病情进一步恶化，孙中山先生在铁狮子胡同23号辞世——他生命的终点被定格在了北京。

由于孙中山生前希望安葬于创建中华民国之地南京的紫金山，因此当时决定将灵柩暂厝于北京碧云寺塔室，以待将来。灵柩在塔室内保存了4年，后于八十年之前的1929年5月26日运离北京，于6月1日安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而碧云寺与孙中山，确曾有过一段渊源。

1912年，孙中山第二次到京期间，曾由孔祥熙陪同游览过碧云寺，当时孙中山登上寺内的金刚宝座塔顶部平台，发现一株柏树的九个树枝被人用绳索缠绕、石块压迫，摧残成盆景模样。孙中山亲手解除绳索，搬开石块，并且告诫寺院僧人不要再摧残柏树。这株柏树，就是至今犹存的“九龙柏”。

中山先生离世已有近九十年，但在铁狮子胡同23号，弥留之际的孙中山留下“家事遗嘱”、“政治遗嘱”和“致苏联遗书”，他最后说的“和平……奋斗……救中国！”仿佛还回响在我们的耳畔……

其他与孙中山先生有关的北京地名

北京协和医院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遗体送北京协和医院施行手术和防腐。当时苏联赠送的玻璃盖钢棺未运到，因此暂殓于西式玻璃盖楠棺内。2002年通过“孙中山与北京”展览，孙中山先生逝世前病历及病逝后的尸检报告复制品在这里首次向海内外披露。

北京中山公园

现在，中山公园中山堂有一尊孙中山先生汉白玉雕像，1925年3月19日，孙中山灵柩移中山公园。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曾在此停灵，1928年，更名为中山堂。每年的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都要在此举办纪念活动。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改为中山公园。

前门火车站

在前门东大街东侧，100岁的老前门火车站。它是中国第一座火车站，欧式的建筑，至今完整。大清光绪27年(1901年)，于京师正阳门破土动工。1906年正式启用，总理衙门定名“直奉铁路正阳门车站”，开中国铁路客运之先河。1924年10月，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曹锟政府。孙中山接受邀请，决定北上，共商国事。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由广州启程北上，于12月4日抵达天津。当夜病发，只得留津医治。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自津抵京。据上海《民国日报》及上海《申报》报道：“下午四时许，专车抵达前门车站时，受到北京各界二百余团体约三万余人的热烈欢迎。”

1929年5月26日，孙中山灵榇由西山碧云寺起录，出正阳门至前门火车站。移灵送殡长列浩浩荡荡，秩序井然。两旁人行道上朝灵榇肃立致敬者，多至三十万人，为北平空前盛举。28日抵浦口，同日渡江，安抵南京。6月1日举行奉安大典，孙中山灵榇安葬于紫金山中山陵。

辛亥百年范文第3篇

辛亥革命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革命不仅是对以满清为首的封建帝制的反对，更是对以英法为首的侵略者的反对。这场革命不仅使麻木的国民思想逐步得到了解放，更以强有力的实际行动，大大挽回了民族尊严，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进而使整个中华民族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反封、反帝，这样的过程塑造了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这种最为牢固的民族情结，正是国家团结一致的强劲动力。

这种深厚的民族认同，使大陆对于港澳台地区始终怀有亲人般的感情，始终给予极大的关怀和帮助，始终保持着极大的宽容和肯定。香港和澳门已经相继回到祖国怀抱，并在“一国两制”的方针下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拥有着更好的明天。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血浓于水的民族认同是任何外在强权都无法改变的现实。我们从两岸“三通”的实现中、从台湾民众对于所谓“公投”的抵制中、从“”势力的日渐虚张声势中，可以具体而深刻地看到这种民族认同的存在，看到海峡两岸千丝万缕的联系，看到血脉相连、荣辱与共的两岸感情。这才是真正的民意，这才是历史的潮流，这才是大势所趋。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者领导的伟大革命。对于尊崇孙中山为“国父”的中国，坚守孙中山思想是必然。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中，民族认同、国家统一富强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孙中山先生也为此革命了一生。

孙中山先生有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两岸团结合作、和平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民族认同的必然归宿。今天，回眸辛亥革命的历史，令人更加坚信：明天会更好，民族情更深!

两岸“核安协议”之我见　蔡宏明

台湾师范大学全球经营与策略研究所副教授

日本福岛核电厂造成核辐射外泄危机之后，两岸“核安协议”成为维护两岸同胞的安全与健康福祉的重要机制。备受两岸关注的第7次陈江会中也可望签署“投资保障协议”及“核电安全协议”。

整体而言，两岸核安协议的目标旨在促进两岸核能安全合作形成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的合作模式，一方面可以提升两岸在核能安全合作领域的互信，减少双方对彼此核能安全的顾虑；另一方面可以提升两岸及时有效地预防和应对核危机发生的能力，为双方应对核能管理和核能危机提供保障。

至于未来协议的可能内容，或许根据今年5月8日，第7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就两岸核能安全议题提出的共同建议与共识可见端倪，一是两岸建立核电安全信息通报机制，尤其是核事故的及时通报热线；二是加强两岸核电安全专业机构合作，针对核电事故应急管理与安全技术进行深入交流，提高两岸核电安全水平，共同预防核电事故；三是在核安全法规、标准、规范，核安全监督管理实践，核电经验反馈，核电厂运行维护、老化与管理，核与辐射领域的监督监测、公共宣传与信息等方面加强合作。

辛亥百年范文第4篇

敬爱的党组织: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全国各地的纪念活动都陆续展开，如兰州举办了亥革命100周年革命先驱诗词名言书画展；天津史学界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南开大学举办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黄埔论坛；上海影视公司又拍摄了《辛亥革命》，并收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接见等，这一条条新闻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百年之前的岁月。靠窗坐着，偶尔出神的想想，一个个革命先烈正义凛然的熟悉面孔，一声声激愤人心的爱国口号，一道道饱含沧桑的岁月深沟，都好像把我们带回了从前，一瞬便逝去的时光，在眼睛闭合与睁开的瞬间，犹如隔世。历史的那段记忆，都跟随季节一起流进了脑海最深的那个地方。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以袁世凯上任大总统而结束，虽然它未能将历史的任务完成，但是它**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颁布了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特别是其在社会生活方面的改变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如此巨大，理应拥有我们的纪念，但是我们大学生究竟该如何去纪念它呢？首先，我们应该主动走进图书馆，进入百度，通过广泛阅览相关资料让历史客观的重现，并且在不带任何个人主观因素的情况下正确评价它，可以深入地了解其在悠悠历史长河中的重大意义和重要地位，方能产生一种将其纪念并且传承的主观意识。如果开拓进取，虚心求教，寻求改变，就如孙中山先生的一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仍需努力。”我们理应在努力完成自己学业的同时密切关注国内外的动态，反对一切分裂行为，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自觉担负起新时代振兴中华的重担，勿忘国耻，热爱和平，追逐梦想，奔向远方。如今的我们或许还没有能力将伟大的历史使命进行下去，但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继承人，我们必须努力完成学业，在将来的工作岗位上争做先进个人，做个合法公民，为我国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

辛亥百年范文第5篇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18世纪之末，19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20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也可以用来形容同盟会成立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反思辛亥百年，应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重新思考三民主义

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五族共和”的阐析。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励民众清王朝而鼓吹“排满”，显然助长了或汉族中心主义。以20世纪初革命报刊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所以我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以增进全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其次是民权主义。辛亥革命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对于这个理念，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1920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

但是，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板，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五权分立”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纠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内外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治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事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报禁与，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最后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的。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的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尽管我们坚持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积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伟大的国际主义者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昨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并且期望以俄国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才能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距甚远。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层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如何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