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生贾里全传
男生贾里全传范文第1篇
我敢下赌注，世上像我这样不走运的男生并不多。假如我没有个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妹妹;假如妹妹不是那种天资平平娇气十足的女孩――退一万步讲，只要她不在我们学校上学，那我就能节约许多脑细胞，或许还能出类拔萃、大名鼎鼎。可惜，这都是幻想。为了这个同校同级娇滴滴的妹妹，我被一连串麻烦包围了。
很想有朝一日把所有被妹妹牵连的男孩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苦恼哥哥协会……
【作者简介】
秦文君，当代儿童文学作家。1954年生，上海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委员。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少年作家班编委，“中国少年作家杯”大赛评委会评委。
其主要作品著有《秦文君文集》（5卷），儿童文学集《变变变》《十六岁少女》《开心男孩》《开心女孩》《男生贾里》《小鬼鲁智胜》《调皮的日子》《小人精丁宝》《小丫林晓梅》《女生贾梅全传》《调皮的日子》《秦文君经典成长小说》《小香咕系列》《四弟的绿庄园》《瑞黎姨妈》《前世姻缘》《少女罗微》《同桌阿伦》等。
【人物分析】
贾里是个男生，他极富个性又颇为侠义，他待人热情又颇有头脑，他爽直蛮憨又聪颖机智，他稚气未泯又颇具男子汉气概。这个大男孩和他不俗的伙伴们在一起，常常会“一不留神”就发出点不同凡响的“思想火花”，使超出你意料的“招数”，干出一番叫人大跌眼镜的“事业”。你不能不对他们抚掌称奇，刮目相看！这不，贾里“很想有朝一日把所有被妹妹牵连的男孩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苦恼哥哥协会”，但他依然很为妹妹贾梅受到好评而骄傲！为妹妹能在舞台上显露绝招、一展才华而出谋划策，当然，这事不幸功亏一篑。贾里认为“十个男孩有九个半想当英雄，可世上又不能有那么多英雄，所以，就得各显神通。”然而，当他和同学鲁智胜一门心思想摆脱平淡无奇，追求冒险带来的刺激与荣耀时，竟惹出了一场误会。而当他的“英雄情结”在恐惧、震惊、愤怒之下被忘却后，他却真的在力斗歹徒的瞬间光荣负伤。为了一鸣惊人，他暑期硬充好汉去工厂应聘打工，当然碰壁而回。但却因为不屑于鸡毛蒜皮而认领了小有破损的暑假课外书，竟意外地赢得了广泛赞誉。
【作品特点】
男生贾里全传范文第2篇
男人解放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欧美兴起的新的理论思潮与社会运动，主旨在于颠覆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对男性的束缚与奴役。
男人解放主义者所主张的许多思想，在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身上都有所体现。这是一个阶级与社会双重背叛的角色。
本文以男人解放思想为基点，着重谈贾宝玉对性别角色进行背叛的种种表现，认为贾宝玉是具有初步男人解放理念的人物形象，体现了曹雪芹思想中的女性主义与男人解放主义意识。
本文还分析了贾宝玉生活社区对其性别角色意识的反弹，以及贾宝玉阶级叛逆与社会性别叛逆的关系。试以男人解放理念剖析贾宝玉人物形象可以更全面、深入地体悟贾宝玉独特的精神世界，也可为红学研究打开新的视野和思路。
关键词
男人解放 社会性别角色 双重叛逆
所谓社会性别角色，俗称 “第三性别”，是在生理性别差异的基础上的，由历史文化规定的男女两性的社会差别，是社会依据一个人的性别而对其做出的在举止、着装、行为、处事等方面的要求。譬如，今天人们对男性的一般要求是刚强果敢、事业有成、沉稳干练、不拘小节，等等。对女性则有差不多与之相反的另外一些要求。如果符合上述要求，就会被视为正常、健康，甚至成为杰出人物；如果背道而驰，即为反常、病态乃至打入另类。
殊不知，这种性别角色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文化都在铸造着人们特定的心理建构、性格特征和行为规范，甚至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社会也就以此为规范，通过各种教化渠道，将人们塑造成这样或那样的既定模式。然而，这并不是一种自然天成的永恒存在。
妇女解放运动进行了将近两个世纪之后，世界并没有像旗手们期望的那样实现两性彻底的平等。社会上仍然是男人占绝对优势，男权的声音仍是这个世界的主导声音。社会性别革命的倡导者们终于发现，只有当男性的传统社会性别角色被修正乃至颠覆之时，女性才可能获得全面而彻底的解放。于是，男性解放运动应运而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男性解放运动在美国迅速兴起，并不断扩展。运动的先驱者们提出：如果男人不卸下自己肩上的一半负担，女人们便没有一半负担可以肩负。男人解放与女人解放，应该是并行的，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缺一不可。他们质问：男人为什么一定要勇敢、刚强、干练、成功？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个人发展取向的权利，而传统性别角色对男性的要求，不正在伤害着他们的生命自决权吗？一个人出生后，本具有多种发展的可能，但是，我们的文化却将我们塑造成了近于千人一面的模式，这不是生命个体的悲哀吗？他们进而提出“兼性”理想，因为世界上似乎不该有什么东西只属于女人或男人，男女两性应该相互沟通、交融与合作。当前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兼性”的趋势……
尽管男性解放的思想与理论尚不成熟，有待人们在反复认识、剔理、揣摸、比较中去认同与弃取，但它毕竟是一种颇有影响的方兴未艾的崭新理论，它和妇女解放思想一样是时代的产物，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研究与著述，相关的社会团体也不断涌现。本文试图把这种理论引入红学研究，我们发现，从社会性别角度切入，将给拥挤的红学界乃至古代小说研究，开辟一个新的空间。
曹雪芹的性别角色意识与贾宝玉的“男人解放”形象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一个封建贵族阶级内部的叛逆者形象，是封建社会崩溃前夜的新人形象，这几乎成了今天广大红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共识。而当我们以男人解放思想为背景重读《红楼梦》时，便会发现，曹雪芹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处处流露出对传统的男性社会性别角色的颠覆。毫不夸张地说，曹雪芹是具有初步两性平权意识与男人解放思想的作家，虽然，受其时代的局限，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性别角色是怎么回事。但在他塑造的贾宝玉这一人物身上，凝聚了男人解放思想所信奉的诸多理念，这一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形象，同时又是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叛逆者。让我们试以男人解放的视角，重视审视一下宝玉的形象。
1， 贾宝玉背叛了“男人应该事业有成”的性别角色意识儒家文化观念下的理想男人应该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贾宝玉是被其所属家庭寄予厚望的一个人物，贾政等人对宝玉的期望，自然是“深精举业”，平步青云，光宗耀祖。然而，贾宝玉一生鄙弃功名利禄，最恨所谓“仕途经济”。这种“不思进取”，是与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对男人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在贾宝玉那里，与功名相对的，是“风月诗酒”，他沉浸其中而自得其乐。
第五回写宝玉跟着秦氏找午睡之处，先进上房，见挂着一幅画和一副对联，画为《燃藜图》，画的是刘向勤学苦读，而对联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宝玉忙说：“快出去，快出去！”对功名厌恶到这种地步。谁若劝他走经济之途，他就斥之为“混帐话”，亦可见其性情。
2， 贾宝玉颠覆了“男人远离女性”的性别角色要求
在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规范中，男孩子从小便被教育他们是不同于女孩子的，他们应该与女性保持距离。一个“成熟”的男人如果整天和女性混在一起，会被认为“没出息”，沉湎于儿女情长。
贾宝玉毫不理睬这一切，他整日与女孩儿厮混，这实际上是他生活的最主要内容。用史湘云的话说，便是：“你成年家只在我们群里”。而袭人也在三十四回中说：“他偏又好在我们队里闹”。贾母因此说：“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
男人本应有男人的事情去做，什么事情呢，自然是求取功名。但贾宝玉却偏对女孩子们做的事情感兴趣。这或许出于他的性别平等意识。
传统男性社会性别角色中的重要组成之一，便是男性霸权主义，是高高凌驾于女人之上
的那份“权威”。在贾宝玉生活的时代，男人是社会的主宰，女人是奴仆，是被轻视与奴役的。
宝玉具有男人解放主义所要求的对女人的尊重，他曾说：“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沫而已。”他甚至认为“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世界如鲍鱼之市，女人世界则若芝兰之室。
他与女往的平等观，以及对女性的爱护，通过许多细节表现出来。第二十一回，宝玉用湘云洗过脸的水洗脸，这绝对是传统的“大男人”形象所不容的。对于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宝玉同样没有身为男性或“主子”便高人一等的概念，如晴雯爱吃豆腐皮的包子，他便特意给她留出来，还在天冷时为晴雯捂手；又如第二十回中，宝玉替麝月篦头；再如芳儿梳头，宝玉“忙命他改妆，又命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露出碧青头皮来”。这些细节都可见到他关爱女性的细腻之处。
3， 贾宝玉挑战了“男人阳刚”的角色定位
中国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对男女差异有着明确的规定，男人的“阳刚”对应女人的“阴
柔”。为了塑造这一不同的性别形象，男性和女性在幼年的游戏内容上便有区别，而贾宝玉却要打破这区别。第六十二回，香菱等人斗草，“可巧宝玉见他们斗草，也寻了些花草来凑戏”。这种女孩儿们的游戏，荣宁二府中，恐怕也只有宝玉这一个男性会热衷参与。
爱美一向是女人的专利，男人爱美会被看作“女孩儿气”，受到轻蔑。但贾宝玉却喜欢戴精美的绣袋，穿漂亮的衣服。且看第三回中贾宝玉第一次出场的外貌描写：“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活脱脱一个阴柔的样版。至于喜欢吃女孩子的胭脂，更是将这份阴柔演绎到了极至。
那一段“宝玉葬花”更是“女性味儿”十足，也可以说是“兼性”十足：宝玉“将方才的夫妻蕙与并蒂菱用树枝儿抠了一个坑，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将这些菱和好，又将些落花来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这举动，整个一个林黛玉葬花的翻版。
贾宝玉被公认为多情公子，而这多情，也恰是男人的阳刚形象所不容的，是贾宝玉对传统男人性别角色的另一背叛之处。至于说到贾宝玉的爱哭，因为最能体现男人解放的兼性理念，容后专述。
4，贾宝玉不理睬“男人老成持重”的性别塑造
直到今天，“老成持重”、“成熟稳健”的男人仍是社会性别角色要求下的“理想男人”，
而宝玉“谤僧毁道”，用袭人的话讲，就是“说话不顾禁忌”，这种性情的自由随意，不受约束，同样是男人解放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
5，宝玉反叛了男性友谊的“君子之交”
在传统社会性别角色下，男人间深刻的友谊受到抑制。儒家文化讲究“君子之交淡如水”。
以男人解放理念来考察，这种对男性间亲密情谊的回避根源在于男人的阳刚形象，男人被认为应该是坚强无比的，是可以独自承担一切重轭的。而温情脉脉、甜甜蜜蜜、亲密无间的交往，会使男人显得太“多情”，有损男人的“硬汉”形象，因此像女性之间那样的亲昵友情在男人世界是被禁止的。此外，男人间的距离还导源于“同性恋恐惧症”，即担心男性间交往过密会被别人认为是同性恋伴侣。
男人解放主义者认为，“同性恋恐惧”阻碍了男性的团结与友谊，因此是要破除的。正如女性主义者主张女人间建立深厚的“姐妹情谊”一样，男人解放主义者也主张男人间建立同样深厚的“兄弟情谊”。
而贾宝玉从来便没有想要扮演“硬汉”，他对这一男性理想形象进行了颠覆，同时也颠覆了同性恋恐惧。
宝玉与秦钟的“兄弟情谊”可谓深厚，元春受晋封时，“宁荣两处近日如何热闹，众人如何得意，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因此众人嘲他越发呆了。”为什么不介意呢，因为秦钟的父亲病故，而秦钟亦病危。他与蒋玉菡、柳湘莲等人有密切关系，突出了他与同性的情谊。
事实上，男人解放主义者所提出的“同性恋恐惧”效应在《红楼梦》中已有表现，如第七回写宝玉与秦钟相互敬慕，便“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疑”。
实际上，贾宝玉与同性的关系还仅仅停留在友谊层次，而不是同性恋。因此，与薛蟠
“动了龙阳之兴”自是不同，甚至与秦钟和香怜的“挤眉弄眼，递暗号儿”也完全不符，更与贾琏“暂将小厮们内有清俊的选来出火”迥异。纵观《红楼梦》全书，虽然多处描写同性间的，即使第十五回里那些暗示性极强的语句，似也仅具有暗示同性间性游戏的层分，而非真正的同性恋关系。
贾宝玉的哭与兼性气质
《红楼梦》全书中，除去林黛玉，眼泪最多的便是贾宝玉了。林黛玉的哭，人们可以从女性的阴柔一面来理解，而对于贾宝玉的哭，则会因为不符合男性社会性别角色的要求，而受到哂落。《红楼梦》写柳湘莲出家，薛蟠去找，没有找到，回来说：“不怕你们笑话，我找不着他，还哭了一场呢。”可见男人哭泣确实是件让人“笑话”的事。
传统社会理想的男性是刚强的，“男儿有泪不轻弹”是社会对我们要求的最直接体现。男性解放主义质疑了这一性别角色的定位，他们说：哭泣是生理的自然反映，是自我疗救的过程。男人的神经系统与女人是一样的，为什么当我们感到悲伤的时候不能哭泣？男人有泪也可以流出来。
在前80回中，明确写及宝玉的哭，达19次，而且均有所渲染，这在全书男性中绝无仅有。宝玉的好哭，在周围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凤姐称之为“婆婆妈妈”。但如果我们细细研究他为何而哭，便会发现其规律是十分明显的。
贾宝玉的第一次哭，是在第三回中，因听说林黛玉也没有玉，便“登时发作起痴病来，摘下那玉，就狠狠摔去……宝玉满面泪痕泣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说到底，这还是因为女孩子们而哭，因为林黛玉而哭，因为自己同这些“水做的人”不一样，而心生不满才哭。
第二次哭在第十一回，听秦氏讲自己“未必熬的过年去呢”时，“那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来。”凤姐说：“宝兄弟，你忒婆婆妈妈的了。”
第三次哭，则是“话说秦钟既死，宝玉痛哭不已。”因死亡而哭泣，在情理之中，全书明确写出宝玉因此而哭的，只有两次，即为秦可卿和秦钟，而前者属于宝玉眼中冰清玉洁的女性，后者则是他的密友。再一次与死有关的哭，便是梦到晴雯死，哭醒过来。而到了属于“臭男人”行列的贾敬之死，众人痛哭不已，却未提宝玉，到送殡那天，“贾母犹未大愈，遂留宝玉在家侍奉”，可见又少了一次为“正理”而哭的机会。
仅此我们便可以看出，宝玉之哭，多为女性而哭，多为某些不值得哭的事情而哭。当然，这其中使他落泪最多的，还是林黛玉：
第二十二回，因黛玉使小性子，情动而哭泣。
第二十八回，又因黛玉“不觉滴下眼泪来”。
第二十九回，再因黛玉而哭；同一回中，因听了“不是冤家不聚头”，二人又分别“潸然泪下”。
第三十回，“宝玉心里原有无限的心事，又兼说错了话，正自后悔；又见黛玉戳他一下，要说又说不出来，自叹自泣，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觉滚下泪来。”
第五十七回中，紫鹃唬宝玉说，黛玉要回江南林家，宝玉“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紫胀”，却哭不出来，只是发呆。回到房中，“两个眼珠儿直直的起来，口角边津液流出，皆不知觉。”直到“见了紫鹃，方嗳呀一声，哭出来了。”这是一场好哭，又哭又闹，夜里睡去，也时常“从梦中惊醒，不是哭了说黛玉已去，便是有人来接。”
第六十四回，宝玉去看林黛玉，见脸上有泪痕，感多病之黛玉，念自己之感情，又担心自己说话造次，“早已滚下泪来”。
如果说因心中暗恋的黛玉而落泪亦可理解的话，那么到了第四十三回，进水仙庵，看到泥像，感觉“翩若惊鸿”，“不觉滴下泪来”。这为泥塑而哭，只有一种解释，宝玉真将那“翩若惊鸿”的泥塑看成了洛神，而且是一位妙龄女性，才会这样落泪。
第十九回，袭人唬宝玉说自己要走，“宝玉泪痕满面”。
第四十四回，感念平儿命运，“便又伤感起来，不觉洒然泪下。”
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忙玉，慈姨妈爱语慰痴颦”中，先是担心紫鹃身冷，“伸手向他身上摸了一摸”，而紫鹃正告他“别动手动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说着便起身，携了针线进别房去了。”“（宝玉）一时魂魄失守，心无所知，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
第五十八回，为了杏树落空枝和岫烟择了夫婿，也是“只管对杏流泪叹息”。
到尤二姐死，“宝玉已早过来陪哭了一场”。
王夫人赶走晴雯、芳官等人，“岂不伤心，便倒在床上也哭起来”。
去看晴雯，晴雯病在床上，“因上来含泪伸手轻轻拉他”。
薛蟠娶妻，宝玉却在为香菱“耽心虑后”，反惹香菱冷言相待，“宝玉见他这样，便怅然如有所失，呆呆的站了半天，思前想后，不觉滴下泪来。”
综上所述，宝玉只为女儿才哭，又时常为自己与女孩子们间的距离而哭。他的哭泣不是软弱，比如第九回学堂里打成一团的时候，他不仅不哭，而且极有“阳刚”之气呢。因此，哭泣在这里成为曹雪芹塑造贾宝玉性格的一个重要手段。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是，曹雪芹所写的宝玉的哭，多是“滚下泪来”、“滴下泪来”、“流泪叹息”这种很阴柔的哭的方式，这与贾宝玉的整体形象是相符的，体现了他作为“兼性”形象的特质。
在续书中，高鹗明显意识到了曹雪芹对“哭”的运用，因此在这40回中也写了19次宝玉的哭，与前80回的总数相等。其中，既有得曹翁真谛处，也有一些过分夸张的败笔。得真谛处是，所哭亦多为女性而哭，使得几乎哭遍了金陵十二钗；而败笔之处，在于高鹗写的哭，多是“放声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号陶大哭”等等，过于简单，使宝玉的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
我们可以看到，哭林黛玉仍是重要主题，但显然哭得没有“水平”了。得知林黛玉已死，本可以是一场写得更为精彩的哭戏，但高鹗是这样写的：“宝玉听了，不禁放声大哭，倒在床上”。大哭之后，便是“长哭”，一句“宝玉终是心酸落泪”，说明哭得长久。而到潇洒馆看林黛玉馆木时，“宝玉已哭得死去活来，大家搀扶歇息。”“宝玉又哭得气噎喉干”。这很重要的哭，虽然哭得很伤心了，但与第五十七回曹雪芹所写的那次同样因黛玉而哭相比，文学技巧上明显逊色得多。此后，又几次写他为黛玉而大哭、恸哭。
高鹗也写了宝玉为其他女性所哭。
第八十一回中，为了迎春受苦而“放声大哭”；在第一百回，宝玉听袭人和宝钗谈论探春出嫁之事，又“哭倒在炕上”；第一百零六回，宝玉见宝钗“忧兄思母，日夜难得笑容，今见他悲哀欲绝，心里更加不忍，竟嚎啕大哭。”
这些“大哭”，让人看着总觉过于单薄，缺少了那种“滴下泪来”的兼性气质，也有损于人物的复杂性格。
到了第一百零七回中，“宝玉是从来没有经过这大风浪的，心下只知安乐、不知忧患的人，如今碰来碰去都是哭泣的事，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见人哭他就哭。”这是一处败笔，因为曹雪芹心目中的宝玉，绝不是随别人哭而哭的人，而是哭别人之所不哭的人……
宝玉的好哭，与“理想男人”形象是极为相左的，而体现出传统女性角色的气质。但正是因为这总共38次哭，刻划出了一个贾宝玉背弃传统性别角色的重要一面，又与他女孩子一般的性情，与他喜欢同女孩子为伴相符合。
贾宝玉周围人士对男人解放倾向的态度
当男人解放作为一种理论提出的今天，在全世界仍有很多的反对者。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对人奴役之深正在于，它已完成观念内化，成为我们观念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受其奴役而又觉察不到，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于是，许多持旧性别观的女性，便会觉得解放的男人不符合她们理想中的“好男人”形象。
贾宝玉的生活中，几乎都是这样的反对者。传统男人性别角色的代表人物贾政自不必说，包括贾母、薛宝钗、凤姐、袭人等人在内，亦是这样的反对者。
全书中，宝玉两次被人指责“婆婆妈妈”的，一次是凤姐因为他在秦可卿病床前哭，另一次则是袭人。宝玉因晴雯病而想到海棠花之死，认为是一种应验，袭人笑他：“我待不说，又撑不住，你太也婆婆妈妈的了。这样的话，岂是你读书的男人说的。”按袭人的话推理，同样的话，女人说便可理解，而男人说便是“婆婆妈妈”。“婆婆妈妈”这个词本身便具有贬意，它用于女性也是一种轻蔑，这里又通过将男性归入女性行列完成了对男性的轻蔑。
而到了“宝玉葬花”一段，被香菱看见了，也说：“这又叫做什么？怪道人人说你惯会鬼鬼崇崇，使人肉麻呢。”“肉麻”，和“婆婆妈妈”一样，用来指称某个男人有女人味儿。
第三十五回，借两个婆子之口形容宝玉：“时常没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浊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
第六十六回，又借兴儿的嘴说：“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每日也不习文，也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里闹。再者也没刚柔，有时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顽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得去。”由此可见，贾宝玉这一男性解放者的形象，不仅为上层阶级反对，也为下层反对，不仅为女性反对，也为男性反对。
宝玉的叛逆，最集中地体现在他摒弃仕途上。当史湘云听贾宝玉说不愿意会见贾雨村时，曾这么劝他：“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仁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谁知宝玉却一点面子也不留：“姑娘请别的姐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
贾政是传统男人社会性别角色的典范，热心仕途，追求“成功”之外，还表现在他与宝玉的父子关系上。中国传统男权文化推崇的是严父形象，以“严父”指称贾政再合适不过了，他毒打宝玉，除了嫌他荒疏学业、淫辱母婢，或害怕“窝逃”受害的因素之外，也有恨他“全无一点慷慨挥洒谈吐”，“在外流荡优伶”这些有损传统男子社会性别的行为举止。
举凡荣宁二府，真正能够欣赏贾宝玉男人解放倾向的，也只有林黛玉一人了。正是那次史湘云劝宝玉“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时，宝玉说：“林妹妹从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早和她生分了。”黛玉无意中听到此言，不禁“惊喜交集”，觉得“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已。”正是这不说“混帐话”，是宝黛借以建立爱情关系的基点。而这不说“混帐话”，实则又是两人在男人传统社会性别角色问题上的态度一致。宝钗、湘云、黛玉三人均是宝玉之妻的合适人选，但前二人都劝他求仕途，只黛玉纵容他“调脂弄粉”，宝玉不爱此人，又爱何人呢？
林黛玉不仅支持宝玉的“男人解放”，她自己也是一个传统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反对者，仅由对待香菱学诗的态度便能够看出来。按理说，香菱更有理由就近向宝钗学诗，但宝钗却笑话她，说：“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而林黛玉则是极力帮助香菱学诗。由此可见，钗黛二人对于传统女性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定位便大相径庭，她们对于男人解放倾向的不同态度也便顺理成章了。
当然，对贾宝玉这一男人解放思想的实践者的最大支持者还是作者曹雪芹。曹雪芹无疑是带着欣赏的眼光来塑造贾宝玉的，宝玉形象寄托了他的理想。此外，曹雪芹在书中也多次流露出两性平权的意识，如对反抗压迫的下层妇女的同情与歌颂。
第一回开篇，曹雪芹便写到：“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随后，又借石头之口，说明《红楼梦》与其它才子佳人小说的不同：“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样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这实则已经表现了曹雪芹心目中女性的地位，更与他此后全书中所刻划的基调相吻合。虽然曹雪芹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但还是可以表明，他的男人解放思想是与女性主义思想相契合的。
至少在这一点上，高鹗有意或无意地与雪芹先生的观念相符合了。在第一百一十五回“惑偏私惜春矢素志，证同类宝玉失相知”中，写到甄宝玉出场，与贾宝玉一面之后，宝玉便斥之为“禄蠹”：“这相貌倒还是一样的。只是言谈间看起来并不知道什么，不过也是个禄蠹。”“他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我想来，有了他，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宝玉对“臭男人”模式背叛得如此彻底，以致于恨不能剥掉这张皮。
“宝钗见他又发呆话，便说道：“你真真说出句话来叫人发笑，这相貌怎么能不要呢。况且人家这话是正理，做了一个男人原该要立身扬名的。”宝钗的传统角色意识，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体现。
须知，男人解放主义者在今天仍在主流社会之外，属于“另类”，在当年便要加一个“更”字了。《红楼梦》第十九回有这么一条脂批：“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因此，这位批书人说贾宝玉是“今古未有之一人”。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贾宝玉所代表的社会思潮在当时处于“草色遥观近却无”的状态。
以两性平权、男人解放视角进行红学研究的意义与潜力
关于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以往的红学研究多强调他的阶级叛逆性，而我们这里试图从性别角色叛逆这一视角，特别是男人解放这一最新理念出发，对其进行审视与解读。阶级叛逆与性别叛逆尽管有时交插错位，但在很多情况下又能彼此关联，相互生发，具有统一性。
首先，社会性别角色是一种文化观念界定，而我们知道，任何文化观念上的界定，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色彩，打上了时代与阶级的烙印。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等社会性别观念，同样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管制人民的一种手段。历来的统治者，在以强权和独裁维护其统治的同时，往往都要依靠包括社会性别角色在内的一整套“伦理规范”，作为其补充手段。而对于一个民主社会来讲，人本主义思想理应受到尊重，每个人都拥有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两性的平等符合社会进步的理想。
其次，性别角色规范对个人同样具有强制性。可以说，社会性别角色的条条框框，同样是一种对个人独特性的蔑视与剥夺，足以通过强化这些束缚，而将个人控制在既定的统一规范之内，使其个性无从发挥，直至彻底泯灭。因此，性别角色模式的过分强化，同样是一种奴役和剥削。
贾宝玉的背叛，是阶级叛逆与社会性别角色叛逆的统一，正是这一双重叛逆决定了他背叛的彻底性，也使其人物形象变得更生动而鲜明。
引入男人解放的视角，可以使我们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有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比如前面专节论述的贾宝玉的哭，以及贾宝玉诸多被当时主流社会视为女性化的举止和表现，如果单纯以阶级叛逆的观点来解读，有时难以取得十分令人叹服的答案。
再以贾宝玉对男性的态度为例，《红楼梦》全书中，贾宝玉对于男性的态度主要基调是反感的，而他之所以同秦钟等人往来十分密切，以往红学家们基于阶级背叛的观点，对此做出的解释是，贾宝玉反感的男性是上流社会的人士，而他的朋友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对于惟一的例外北静王，也有学者引证说，贾宝玉对北静王的友情很快便十分淡漠了。如果以性别背叛为出发点，便会发现贾宝玉的男性朋友，包括北静王，都是眉目清秀、相貌俊朗的青年男子。贾宝玉对他们的喜爱，表现了男性对俊美同性的欣赏，且这种欣赏又不是基于的。而在传统的性别观念中，女性对美丽同性的欣赏受到认同和理解，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男性身上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或会立即由此联想到同性恋。所以引入男人解放视角，有助于我们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全面体察，以及对一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如果认真深入地以社会性别角色理论全面解读《红楼梦》，我们还将会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可以说两性平权意识贯穿全书。正因为此，我们更有充分的理由说，曹雪芹是一个具备了初步女性主义，以及男人解放主义思想的伟大著作家。
注释：
本文所引《红楼梦》均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的《红楼梦》。
参考文献：
《男人解放》方刚著，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
《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王政、杜芳琴主编，三联书店1998年版
《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李银河等主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
《海特性学报告·男人卷》莎丽·海特著，林瑞庭译，未来出版社1998年版
《脆弱的男人》乔伊斯·博拉泽斯著，林宁、马朔译，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
《国际妇女运动1789－1989》闵冬潮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漫话红楼》张毕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男生贾里全传范文第3篇
关键词：女权主义 生存困境
贾平凹十分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他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人难，做一个女人更难。”1认为女性面临着种种生存困境，她们在生活上有着沉重的负担，情感上得不到满足，心灵受到了压抑，在他作品中，展现女性生存的种种压力和困难成为了他在女性形象上想表达的主题，在现代性的追寻和对传统观念的颠覆下他对女性生存的种种艰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揭示与批判，并力图为女性需找一条改变之路。
一、困境根源之探——男权下的经济弱势地位
通过女性形象塑造，贾平凹为我们揭示女性在经济上自主性不强，经济地位受制于男性而处于弱势，使得女性的自我决断能力受到了限制，这是造成女性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他笔下的妇女形象，多数自身一般没有独立的工作，也就缺乏独立的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经济上多数靠男性支持。少部分有工作的，也与家庭中的男性收入的有着差别，不如男性的收入。总体上看，她们经济活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够强，受着男性的制约，在经济生活中无完全独立的地位，自主支配经济支出、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权利受到了限制，这大大影响了她们的发展。
贾平凹多次在作品中展现女性在家庭经济活动中不能跟男性处于平等的位置，要受到男性的意识的制约这一生存的艰难。如《鸡窝洼的人家》中山山总要以烟峰的丈夫，家的主人自居，当烟峰没有照顾到他的颜面，把麦面送给了禾禾，他一边要“一时又厉声喝问”，一面要“叫道：‘我黑水汗流地苦干是养活他人的吗？送给禾禾了，你说得多轻松！这家是你的吗？你有什么资格把家里东西送给别人？”。2完全一个家庭霸主样子。因为是性别上是女性，妇女在家庭继承问题上都要受到限制。如《古堡》中的云云，就发出了“生了我，我分家产了吗？这些年，有眼窝的看得见我为这个家出的力！到我该走了，还要这么苛刻？！”的感慨。 云云不但无家产可分，而且出嫁了还必须为哥哥结婚挣彩礼，充分反映了妇女在经济地位上不受重视的局面。妇女的穿衣吃饭等经济支出也是家庭权威说了算，《黑氏》中贾平凹用旁人问黑氏的话：“黑，你怎的不穿皮鞋了？你们家那么富，你怎不向你公公要一个手表戴戴！”3显然可以看出，黑氏的穿着是跟她丈夫的人是有差距的，她连戴一样东西，都必须向自己的公公征求意见，在经济上自主地位是比较差的。妇女跟男性的经济收入也有着相当的差距，这也会影响到妇女的生活状况，《黑氏》中黑氏就因为经济收入和家庭富裕状况不如丈夫家，而要在身理心理上负担累累，即使晚上睡觉也是“眼睛闭着，心却睡不着，一股黑血在肚里翻腾，恨娘家人穷，不能门当户对，又恨小男人家有了钱，口大气粗……直接到鸡叫三遍，悉悉率率又起来，得给猪熬食了。”4在经济地位上，男性具有强权的优势，因此当受到男性经济上的压制时，女性有时候也只有无奈的做出牺牲，当《金矿》中的三大要抄起一把锨来撵打欺负队氏时候，作为受侮辱对象的香香却是“死死抱住他”的反常态度，她后来的话道出了经济上的原因，“打他不得，你把他打了，他就不会再收矿了，三大！”5队长控制着收矿的权利，打了他，就意味着香香就失去了一份工作。为了经济来源，工作机会，作为妇女的香香就只有屈服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使得女性的身心受到了束缚和伤害，让她们的生存道路困难重重。
贾平凹反思着世间的罪恶，对造成女性生存困境的根源进行了挖掘，甚至直接点出女性丑是男性的压制下形成的，邹云抛弃既清且朴的旧情人去追随富甲一方的老板，是为了达到拥有更多的财富，提升自己物质支配权利。“厦屋婆”偷隋，做过小偷，伤人，整人，是被生活所逼迫。“英英”不惜以自己的身体为筹码诱惑金狗，要挟金狗，是为了达到自己更高层次的生活追求。这些女性的个人行径是让人不屑的，但是她们这种丑陋的言行背后包含着现实的残酷，残酷的经济压力和生存困境让她们选择了适应甚至是畸形的附和社会的生存法则。
二、新女性觉醒之途崎岖——传统观念造就的现代意识羁绊
贾平凹认为男权的文化压迫是造成女性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男性通过自己的文化强权给女性加设着负担和限制，损害了女性的身心。他指出女性大多被笼于男性文化给她们规划的生活中，因此身心受到束缚，有着被损害面。封建家礼要求女人必事夫、持家，《大戴礼记·本命》中讲，丈夫的社会使命是承受天地之重任，担负养育的职责。在外投身事业，博取功名，在家顶门立户，供养家人。而女人的使命就是服从丈夫，听从丈夫的使唤，操持家务，生儿育女。贾平凹对这一传统意识是否定的，他认为这种意识对女性身心的伤害非常的大，他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对之加以了批判。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可以用萧红话来感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大多数女性背负着沉重的生活负担，相夫教子是她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就象《天狗》中这样写师娘这一形象：“男人可以在外一意孤行，女人则是屋里人，三百六十五天要和街坊邻居打交道，想要的周全，担心这家人缘会倒，每日用软言细语劝丈夫”，6她们必须迎合男性，服务于家人。贾平凹真实的展现了女性在家庭中劳心劳劲的状况，指出传统文化给女性的定位给女性带来了沉重的生活负担，使女性缺乏自由和活力投入到自身的追求中，她们过多的服务于男性，被男性损害了。他生动的刻画了传统观念过分要求女于生育给女性造成的伤害。在他笔下的许多女性形象身上，我们可以生儿育女是她们生活的一个沉重的枷锁，成为了人们对她们评价的基础，关系着她们做人的尊严和快乐程度。《鸡窝洼的人家》烟峰虽然平时泼辣，“拿着山山的事，有人没人就指着骂丈夫的那个红鼻子。”。但是一旦不能生育，她的底气就不足了。“三年以后，除了嘴上还是硬话以外，心底里却怯了：因为她不能生个儿子女子来，人面前矮了几分。”。《废都》牛月清想尽办法要抱养一个孩子，自夜》中颜铭为生下的孩子不被夜郎承认痛不欲生。而《人极》的白水甚至把“我能生孩子”作为筹码乞求光子留下她做老婆。由于传统观念给女性身上加载了许多沉重的义务，严重的影响了女性对自我的真实评价，使得女性在言行上发生着工具化的变异。男权文化给女性灌输的意识和对女性生活的限制使得女性只能过多的局限在家庭中，她们缺乏自由追求理想的时间和空间。自身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损害，造成了她们的生存困境。
对于女性美，男性有着错误的定位和审美方式。通过对美丽女性因为自己的美艳而屡遭屈辱与折磨经历的品叙述作，贾平凹指出强大的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环境是对女性进行身心的摧残的侩子手，必须加以改变。在他的笔下女性外表美丽，而这天生的美丽不但没给女性带来幸福，反而往往给她们带来着灾难，更加深了女性生存的痛苦：《好了歌》中的李玉玉花朵般鲜活，却总是被人欺骗，辗转多次被出卖。《地》中的四姨太艳丽无比，却落得个被男人当作物品占来夺取，在屡遭屈辱之后，她只能“用石片从左额直划出四条裂口到右腿，往昔那俏丽的脸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痕。”，自毁容貌才得到解脱。《香香》中的香香的美丽成为了丈夫盖房子的铺路石。红颜美人往往薄命收场，这种美的存在者的悲剧命运这让令人的灵魂感到震惊和颤栗。贾平凹以强烈的反差对造成女性悲惨命运的男性强权进行批判，他认为女性生存的困境就是男性摧残美，不尊重女性的行为造成的：“就是因为美而像猎物一样被狼叼来叼去。”，他否定以损害性的男性眼光对待女性，在以旧文化为出发点的男性眼光中，女人、尤其是面容姣好的女子，更是以色相事人的尤物。在这种男性眼光，女人不是‘人”，失去了人的主体尊严，人格、自由、情感和灵魂。而这无疑是对女性最为残酷的扼杀和摧残。男性甚至利用自己生理和社会地位上的优势对女性的实施着种种摧残行为，令人发指。贾平凹激越地表达着自己对男性的不耻和愤慨，对女性生存艰难的同情倍至。
三、难被修复的精神扭曲异变——多元环境下的思想侵害
在女性形象身上，贾平凹对女性精神的上的压抑进行比较细腻的表现。他笔下女性受着社会多种思想的影响，在精神上是空虚的，她们希望能与男性进行情感沟通，但是常常被男性忽略或者拒绝，而金钱崇拜等思想侵蚀了她们的精神世界，使她们的言行出现了扭曲。《黑氏》中的黑氏形象就他刻画的非常出色的一个代表。黑氏是一个处于精神困境中的女性，她的第一个丈夫“小男人”只把她当做佣人和隶，对她是任意嘲弄侮辱，她有苦无处言说，只能自己悄悄的流泪。后来她嫁给了老实勤劳的木犊，但是这个男人根本缺乏对她的细腻情感的观察，她的婚姻状况是“嫁给木犊，木犊虽不欺她打她，但木犊别的一点不会，甚至压根想不到，使她时常寂寞袭心。”她始终在精神上处于一种孤独的状态，她渴求着丈夫在感情上跟她沟通，但是她的情感始终没能得到丈夫的呵护，最后她只能走上的路途。在黑氏这一形象上，贾平凹指出了男性的漠视使得女性精神受到了很大压抑，给女性身心造成了严重损害，女性心灵的无法诉说，使得女性痛苦万分，她们只能生活在寂寞和孤独中，这更加剧了她们生存的困难。
通过女性形象塑造，贾平凹不仅指出男性压抑女性，使女性精神心灵的遭遇着困境，同时他还指出时代多元思想的冲击也是造成女性精神的困境的因素之一。他认为时代有着种种不同的价值的观念，使得女性在多元思想冲击下精神受到了侵蚀，女性对爱情对理想的理解发生着变化，在一些消极思想影响下，部分女性精神有沦落现象，比如《腊月·正月》中贾平凹就表现了拜金思想给女性造成的精神影响：写枣核女人请恩人韩玄子喝酒，动作是“枣核女人把勺子慢慢端上来，却并不端平，手那么一动，让酒洒出几滴，”；言语是“说：‘计较别人，还计较你呀！”；然后东西是“酒端上来，拿缸子里的热水烫了，韩玄子喝了一口，就尝出里边果然是掺了大量的水。”。作者直接用韩玄子的心声做出了对妇女在商业浪潮中拜金而精神沦落的状况的批判：“人真不敢做了生意，把钱看得金贵了。瞧，让我来喝，还一勺子一勺子计算，又端不平，使好哩，哼，那瓮里的酒能不掺了水吗？”。对妇女受拜金思想腐蚀，精神操守变质，从而产生的弄虚作假的商业欺骗行径提出了否定。在作品中，作者更是几近夸张的写出了女性精神沦落后的丑陋：“评价芯子队过后，街面上一层炮屑，满空硫磺气昧。巩德胜的枣核女人早弯腰在那炮屑灰尘中寻东寻西，竞也捡回了五角钱、三个发夹、一只小孩的绣花猫头棉鞋。”7一个酒店老板娘竟然这样贪小便宜，这让我们对枣核女人形象不屑的同时，也体会到了女性精神的困境，她们受着时代思想的影响，对金钱的追求让她们人格沦落，她们的行为已经发生了异化，女性生存艰难可见一斑。
贾平凹不仅批判了施迫害者即男性给女性造成的残害，还分析了环境这一导致困境的因素。就象西蒙波伏瓦尔指出的那样：“在今日，女人虽然不是男人的奴隶，却永远是男人的依赖者：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类从来就没有平等共享过这一世界。”8男女之间的这种不平等状态使得女性受到了损害，造成了女性生存的困境，贾平凹显然对男女这不平等的状况进行了反思，“我太爱着这个世界了，太爱着这个民族了；因为爱得太深，我神经质似的敏感，容不得眼里有一粒沙子，见不得生活里有一点污秽，而变态成炽热的冷静，惊喜的恐慌，迫切的疾恨，眼里充满了泪水和忧郁。”9
从贾平凹笔下的女性形象身上的受损害面上，我们看到作者对女性生存处境的关怀，他对女性生存艰难做了深入的表现，揭露出了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形态对女性进行了身心的摧残，把男权的压制看作造成女性生存困境的原因，彰显了女权主义思想。但是遗憾的是他更多的是在女性的受损面放到家庭、爱情、婚姻等层面进行探究，对她们其他的社会角色层面则很少促及，女性的职业选择，政治权利等等上的受损害面他的探讨存在着缺失和不够深入的状况，也为我们留下了某些遗憾。
注释：
1.贾平凹《商州人-女人篇》《厦屋婆悼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p67
2.贾平凹.《名家小说自选集·地》蓝天出版社，2003：p338
3.贾平凹《天狗》.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p99
4.平凹《天狗》.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p96
5.贾平凹《天狗》.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p97
6.贾平凹.《天狗》.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p13
7.贾平凹《名家小说自选集·地》.蓝天出版社，2003：p134
8.西蒙波伏瓦尔《第二性》转引自http：///Article/Print asp？ArticleID2653
9.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7卷《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p359
参考文献
[1]阎峰.《沉入生存世界的本源——论贾平凹的写作哲学》，《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2.
[2]李遇春.贾平凹《传统暗影中的现代灵魂——贾平凹访淡录》.《小说档案》
[3]姜波.《传统文化的审视与现代文化的重构——评贾平凹文化小说的创作困境》.《文学视线《理论观察》2001 1.
男生贾里全传范文第4篇
“从心理学的角度，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人格和个性含义相同，都是指个人比较稳定的、各种心理特征的总和，包括认知、能力，情绪、气质、性格、行为及身体结构等方面。人格就是一个人的基本精神面貌”［1］，而人格变态就是指个体心理状态“偏离规范”［2］、“偏离常态”［3］，贾宝玉心理、人格的偏离规范与常态，最主要表现在他言行、性格、心理诸方面的女性化，可以这样认为，贾宝玉是一个女性化或半女性化的男性人物形象。
贾宝玉的女性化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爱红的癖好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向贾雨村介绍贾宝玉的奇异之处时，特意介绍宝玉满周岁抓周“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这颇具预示性的细节揭示出人物的爱红习性。在第十九回里，当袭人以不离开贾府为条件要求宝玉“再不许弄花儿、弄粉儿、偷着吃人嘴上擦的胭脂，和那爱红的毛病儿”，他虽口头马上答应，但第二天却又“替他们淘澄脂胭膏子”，致使左边腮上都溅上了红;第二十一回，贾宝玉于不觉中欲吃黛玉房中的脂胭，被湘云从身后伸手打落，第四十四回，他又十分在行地向平儿介绍胭脂的调配方法和使用方法，如此种种艺术描写，无不昭示着一个基本事实，作为男性的贾玉玉爱红确已成癖。他不顾父亲和旁人的鄙视指责，硬要分享女儿们的专利，这“不长进的毛病儿”，显然是“偏离常态”的变态行为。
第二、生活女性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各各不相同，生活范围及内容也迥然有别。“正位乎内”的女性以闺房庭院为自己的生活范围，以学习女红、操持家务、生儿育女为自己的人生职责。“正位乎外”的男性则以社会为人生舞台，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之责，因此，“士”阶层中的大多数男性自觉地选择了读书—进仕做官这一人生道路。贾宝玉则与众不同，他自幼喜欢在闺帷中厮混，自从住进大观园后，更是“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环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以下引此书只注回目)，以女性化的闺房生活为乐，从不考虑自己斥为一个男儿于家于国应尽的责任，诚如作者在第二十回中所言:“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更有甚者，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将八股文斥为“后人饵名的钓禄之所”，从不“潜心玩索。”他曾当面顶撞史湘云的规劝(第三十二回)，并以受惊吓为借口，逃避贾政对自己读书情况的检查(第七十三回)。这一切均表明贾宝玉在有意识的拒绝走传统读书做官、耀祖光宗的人生道路，拒绝进入男性的社会角色定位，完全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悖离“社会期待”。从《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艺术描写看来，他已经十分习惯并非常喜欢那种“无明无夜和姐妹们鬼混”(第二十一回)的女性化生活，并似乎打算在内帷中长期厮混下去。毫无疑问，这又是一种“偏离规范”的异常表现。
第三、性格女性化
从总体上看，贾宝玉的性格缺少男性应有的阳刚之气，更多地呈现出女性的阴柔特征。他“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性情体贴，话语缠绵”(第九回)，对黛玉是如此，对袭人、秦钟等也是如此;他胆小，怕见父亲，怕见生人，怕晚上一人睡觉;他遇事无主见，既缺乏基本的应变能力，又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金钏儿被打被撵、晴雯被冤，尽管他心里颇觉不公，但却无胆量挺身而出为她们辩解，当然更无能力去保护她们，除此之外，贾宝玉的多愁善感也相当突出。他常常发呆、掉泪，常常触景生情，感伤不已。听到黛玉的《葬花词》，“不觉恸倒山坡上”，联想不断，以致于“心碎肠断”(第二十八回);看见祝妈创土种竹，打扫竹叶，“顿觉一时魂魄失守，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第五十七回);见杏花落听雀儿啼，又伤心感叹，发了呆性(第下十八回)。贾宝玉这种敏锐的感受力、细致的观察力以及丰富的联想、脆弱的感情，无不反映出女性心态与性格特征，对此，可借心理学术语称之为“性倒错”，因为“性倒错在第三性征上更象异性”［4］，。
第四、奇特的两性观
在对男女两性的总体看法上，贾宝玉是贬男尊女的。他有一句惊世骇俗的名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他料定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第二十回)。这种男浊女清、尊女抑男的两性观在封建社会的父系文化系统中确属罕见，尤其出自男儿之口，则更可谓空前，它是贾宝玉“偏离规范”、人格变态的重要标志之一。
此外，贾宝玉“面若中利、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面如傅粉，唇若施脂”(第三回)，如花似玉的容貌更为他增添了几分女性的柔美。
现代心理学家认为，用来定义“变态”的词语包括以下这些:越轨—指明显不同于社会公认的行为标准的行为;异常—指与公认的规范很不同的行动;失调—缺乏行为的整合;稀奇古怪—指与社会公认规范不相同的行为。“决定是否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体是变态的最一致的标准是:①行为偏离、或不同于)那个社会的规范;②失调行为总是继续和/持续存在;③人们内部和/或人们之间活动的最终破坏程度”［5］。由此，我们可以判定贾宝玉的女性化实属变态，不仅今日的读者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他心理和行为的异常、越轨和稀奇古怪，就是《红楼梦》本身也多次指出这一点:小说第三回写黛玉初见宝玉，作者引出所谓“后人”所作的《西江月》词二首，以正话反说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形象的总体评价，其一曰: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作者说此词批得“极确”，它道出了贾宝玉性格行为与众不同、偏僻(即不合正道)乖张(即怪僻不通情理)的特征。在小说中，最疼爱宝玉的贾母也说他就是与众不同，最接近他的袭人说他:“性格异常”、“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除此之外。书中还不时直接以“痴”、“呆”“傻”、“疯”、“怪”、“狂”等字眼来形容他的变态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的女性化不仅引起了他人的非议，破坏了他与本阶级多数成员的和谐关系，而且导致了他与以贾政为代表的封建家族、封建贵族阶级的尖锐对立，导致了他与整个男权社会的严重脱节，从而也最终导致了他自身的生存危机，这实质上从另一侧面证实了贾宝玉的女性化确为一种偏离规范的人格变态。
二
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一个人人格的形成及其存在状态，必定要受其自身先天和后天诸如生理、社会等内外因素的影响，贾宝玉也不例外，《红楼梦》对其变态人格形成的原因作了一定程度的揭示。
1、先天因素影响贾宝玉人格的先天因素既不是现代心理学家们所学的“遗传基因”，也并非美学家们所谓“历史积淀”，而是贾宝玉的前身—被女娲遗弃在青埂峰的石头。秉自然灵秀之气的仙石决定了贾宝玉的聪明灵秀，无补天之才的顽石则决定了他的“于国于家无望”，石头的前身赋予了宝玉正邪两极之性，使“其聪明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第二回)。如此天赋，必然铸就贾宝玉具有偏离、异常因素的人格形态。
2、后天因素这里主要指宝玉的生活和成长环境。由于贾母的溺爱，他一直例外地以男性的身分在闺帷内厮混，成天跟姐姐妹妹、小姐丫环们呆在一起，极易染上较多的女儿脂粉气。住进大观园，更是进入了女儿世界，完全生活在女性的庇护、偏爱、温情之中，自己的生活也完全女性化，正如兴儿所说:“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老太太的宝贝，老爷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每日也不习文也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里闹”(第六十六回)，在如此生活环?中长大的贾宝玉，人格的女性化在所难免。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一个人后天的生活环境尤其是教育条件在其心理发展上起着重要甚至是主导作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现代红学家们更多地强调了后天的因素，认为在大观园这个女儿国内，生活风气比较干净，封建礼教的统治相对薄弱，贾宝玉较少地受到外界污浊风气的影响，可以比较自由的生活，大胆阅读一些具有市民意识和民主要求的杂学野史，有较多的机会了解青年女奴们的美好心灵和不幸遭遇以及贵族少女们的内心苦闷，这一切均有助于他叛逆思想的形成。上述认识本是相当正确、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在于叛逆并不意味着要以女性化变态形式表现出来，何况《红楼梦》所提供的生活环境既不能完全说明贾宝玉异端思想形成的原因，正如某些学者所论，贾宝玉那种“已经带有初步民主主义色彩的先进思想，当然不是任何一个生活在十八世纪中叶的少年所能具备的”［6］，更不能充分解释他人格变态这一异常现象。
笔者认为，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更为强调的乃是贾宝玉人格形成的先天素质——与生俱有的顽性劣根，这一点可以从全书石头下凡的基本构思中看出，可以从宝玉一出生就与众不同、自幼便口出怪言中看出，可以从贾府上下之人难以理解宝玉的痴狂中看出。第五回，作者借警幻仙子之口指出“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第十九回又借袭人的心理活动强调了宝玉变态人格的先天属性，“袭人自幼儿见宝玉性格异常，其淘气憨顽出于众小儿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近来仗着祖母溺爱，父母亦不能十分严紧拘管，更觉放纵驰荡，任情恣性，最不喜务正。”十分明显，贾宝玉性格和行为的异常与生俱有，祖母的溺爱、他人的影响以及父母拘管的不严等后天因素仅仅起着“放纵”作用，而非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曹雪芹通过大量的艺术描写所要突出的，正是贾宝玉那天生俱有并且后天不能更改的顽愚劣根、痴狂本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宝玉人格的女性化最终也是由先天决定的。
当然，石头前身决定贾宝玉的本性和他后天人格的形态，这种构思无疑是非科学的，曹雪芹作如此艺术处理，目的并非要给世人讲一个优美的神话故事，而是巧妙的利用大众审美心理对神话故事所具神奇性的认同与欣赏来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幼年、少年贾宝玉的思想性格显示的乃是成年曹雪芹的思想与人生观，曹雪芹强调宝玉人格形成的先天因素，有利于自己一开篇便集中笔力塑造一位崭新而又奇特的叛逆者形象，有利于从其奇异之处来突出强调这位叛臣逆子的无可救药及其与本阶级的势不两立，从而更为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独到而又深刻的现实人生感受。
三
作为《红楼梦》的第一主人公，贾宝玉是曹雪芹呕心沥血十数载而创造出的不朽艺术典范，透过这一人物的变态人格，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到曹雪芹的的创作情感基因和内在心理动因，更为准确地把握其人生观的复杂内涵。
首先，它表现了曹雪芹心灵深处或潜意识中对于女性的依赖和眷恋。
我们并不将《红楼梦》视为曹雪芹的自传，也未曾将贾宝玉等同于曹雪芹，但是不容否认，在贾宝玉这一形象身上明显带有作者个人身世和经历的许多痕迹。因此，研究贾宝玉就必须了解曹雪芹的人生经历，必须探索曹雪芹的心路历程，只有深入到曹雪芹的心灵世界之中，才可能洞悉贾宝玉这一形象的全部艺术内涵。
曹雪芹的外貌并非女儿相，“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7］，其性格狂放，风姿傲岸，从未以女儿态为美，那么他将贾宝玉女性化的现实依据究竟何在呢?这里。我们不能忽略其少年时代生活经历对他一生的重要影响，因为“个体的童年经验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基调，规范了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一个人的一生都要受童年的‘基本选择’的影响”［8］。从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六年初曹家被抄，曹雪芹在江南地区度过了十三年的富贵温柔生活，其间，身边除了有宠爱他的母亲之外，还有几位“好姊妹”以及一大群气质不俗聪明美丽的女仆。朝夕相处之间，她们使曹雪芹既充分感受到女性的温情爱意，也清楚地看到女儿的聪明才智，这一切均汇入了他的童年经验之中。尽管随着家道的中落衰败，被女性之爱所包围的生活一去不复返，然而昔日所体验过的女性温情却沉潜为珍藏在心底的美好回忆。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使女性在他心目中成为纯洁美好的象征，而抄家时所看到的残酷凶恶，成年后于困顿中所感受的世态炎凉，又作为一种心理酵素，极大地扩张了童年经验所形成的心理宿因，强化了记忆中的女性美。虽然现实中的曹雪芹在亲友面前或狂歌豪饮，或纵情放言，可其心灵深处或潜意识中却保留着对女性深深的眷恋和依赖之情，这一点已在贾宝玉形象的塑造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贾宝玉从小到大不仅在日常的衣食住行方面完全离不开女性的照料，而且在感情上有着一种强烈的依附女性的趋向，女性之情爱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为此，他希望与姐妹丫环们长相厮守，永不分离，生愿有她们的身影相伴，死盼有她们的眼泪相随，这显然已经大大超出了一般男性对女性应有的依恋程度。为了实现自己的意愿，贾宝玉不仅放弃男子应负的家庭与社会责任，钻进女儿国之中充当一位特殊臣民，而且尽可能地去掉身上的男性气度，与女儿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拥有共同的喜怒哀乐，不但情感上亲密无间，即便在心理感受上也最大限度的消除了两性的差别。 经过如此的艺术处理，曹雪芹让身为男儿身的贾宝玉达到了与女性的高度融合，让自己所留恋与向往的美好人生境界在贾宝玉的女性化表现过程展示出来，并由此获得一定程度的心理补偿。从这一意义上讲，贾宝玉的女性化既是曹雪芹的心理情感上眷恋女性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他传达这种依恋之情的必要手段。
不唯如此，曹雪芹还将自己对女性的钟情依恋，转化为笔下贾宝玉对女性的关怀体贴以作为回报。小说第十九回写东府里演戏放花灯，宝玉想到这里素日有一小书房，内曾挂着一幅美人图，于是“想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须得我去望慰他一回。”对此，脂砚斋评道:“极不通极胡说中，写出绝代情痴，宜乎众人谓之疯傻。”斯言极是!望慰图上一美人，确为“疯傻”之变态行为，但人们却由此看到了贾宝玉对女性的关心体贴，感受到了作者对女性的一往情深，贾宝玉的变态的确传达出曹雪芹独特的人生体验。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让贾宝玉对女孩子的出嫁尤其在意:一想到邢岫烟已择了夫婿，便感伤“又少了一个好女儿”(第五十八回);一听说迎春将带着四个丫头出嫁，便跌足道:“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净人了”(第七十九回)。贾宝玉的这种异常心态，或者说作者的如此描写，当与曹雪芹童年时代所接触的女性多属未婚有着直接联系。
其次，贾宝玉的女性观艺术地折射出曹雪芹对女性的崇拜和赞美，反映了他崭新的女性观。
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谈了自己的创作动机:“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闺阁中历历有人，乃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我虽不学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闺阁昭传。”由此不难看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动机之一乃是使闺阁昭传，为女性唱赞歌，而这种动机的产生则是建立在男女比较，男不如女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曹雪芹必须在作品中通过艺术形象将男女两性加以比较，并以具体的结果来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以贾宝玉与大观园中的女性相比，并通过贾宝玉的亲身感受来体现男女之差异，这是曹雪芹进行男女总体比较中的重要一环，而将宝玉女性化实质上更便于比较的进行。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男尊女卑不是自然性别差异的体现，它所内涵的乃是一种社会性的伦理差别，其具体表现之一便是男外女内的社会分工。在一般的女性无法走出家门而一般的男性又不屑于留在家内的历史条件下，女性化的贾宝玉“独为闺阁增光而见弃于世道”(第五回)，自动放弃男权社会赋予自己的特权，不愿走出家门离开闺阁，长期厮混于女儿之中，这就具备了男女比较的条件。《红楼梦》的艺术描写告诉人们，生活在大观园内的贾宝玉的确在诸多方面不如身边的女性:论作诗赋词之才气他不及黛玉、宝钗，论治家理财之能力他不及凤姐、探春，论坚决反抗不妥协之精神他又不及黛玉、晴雯，至于其生活自理能力更是等于零，时时事事离不开袭人等女仆的侍候照料。如此比来，贾宝玉即使生活上仍然可以养尊处优，但是心理上却无法“自尊自大”起来，性别的尊和少爷身份的贵均难以消除心灵深处的“卑”，相形见拙的闷随时困挠和折磨着他。比较的结果只能导致贾宝玉对女性的进一步依恋和崇拜，并因他的心理、人格永远难以“阳刚”起来而进一步加速女性化的进程。
一位男性如果拒绝承担社会所分派的角色，放弃社会赋于的性别尊严，其结果不仅仅是“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而且行为，性格诸方而表现出向女性认同的趋势。不容否认，此种艺术处理内涵着曹雪芹对女性的崇拜与赞美，在这一问题上，曹雪芹不仅仅单纯具有感性体验，而且已经将其上升为理性认识，并以贾宝玉“男浊女清”两性观的理论形态表现出来。
本来，清初不少小说家都接受了中国传统的“人秉气而生”［9］的哲学观点，即所谓“丈夫禀阴阳之气而有身，赋万物之灵而成性”，并有人借此来表达自己进步的男女观。例如震泽九容楼主人松云氏撰写的《英云梦》第一回写道:“盖闻天、地，人称为三才，轻清上浮者为天。则为风、云、雷、日、月、星辰;重浊者下凝为地，则载山川、社稷。惟人生于中央，且种种不一。若得山川之秀，社稷之灵，或生天才或生神童，此非凡人可比。若非文星下降，岂能有锦心绣口，下笔千言立就，可称为才子。又有香闺女子，无师无文，亦能韵古传今，才华竟胜过男子者，此乃得天地之气，钟山川之秀而成，此则淑美，可为佳人。”这里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对女性才华的高度肯定和热情赞美，但此处的女性仅指“佳人”，而且对男性中的“才子”也同样作了充分肯定。曹雪芹不但接受了前人进步思想的影响，并且走得更远。第一、他让笔下的贾宝玉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崇拜、赞扬:“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贾宝玉“见了姐姐便忘了妹妹”，对不少女孩子都流露出爱慕之情，这固然可视为贵族公子轻浮品性的表现而加以指责，但如果作更深入全面的发掘，便不难发现宝玉绝非贾琏之类的好色之徒，应当承认其“”实质上正是他对女性“泛爱”的具体体现。第二、尊女贬男。他“料定天地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这种异于常人悖于传统的两性观正是曹雪芹塑造红楼男女两大形象系列的根本出发点，贾府中那“一代不如一代”的男性形象与一大群美丽聪明的女性形象正分别成为“男浊女清”的艺术写照，贾宝玉的女性化则更是对“男浊”最直接最有力的否定和批判。对“女清”极大的张扬和赞美，它向上千年来男性至尊的社会地位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显示出对整个男权社会、父系文化的大胆反叛。
复次，贾宝玉的女性化实为化之结果，他对由自身性别所决定的社会责任的彻底放弃，表现了作者对所属阶级的彻底失望及其对整个男权社会的彻底否定。
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要想适应社会，成为社会所需要的角色，都必须经过社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从人的童年时期就已开始，家庭则成为对孩子进行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儿童一方面通过模仿成人的言行，一方面通过父母等人的赞许和责备，逐渐学会识别社会行为，学会适应和掌握社会标准，学会与他人的合作与竞争，从而逐渐被培养成为一个社会所期望的人。贾宝玉身上则明显地具有一种化倾向，他既具有“无才”之天性，后天又拒绝封建家长的正统教育，与父亲贾政的对抗实质就是与整个社会的对抗，因为在父系文化社会中父亲“代表人类生存的另一支住，代表思想的世界，人化自然的世界，法律和秩序的世界，原则的世界，游历和冒险的世界。父亲是教育孩子并指引他步入世界之路的人”。［10］抓周时的表现已使贾政对他“不喜欢”、“不甚爱惜”，成长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更让贾政产生“将来之患”(第三十三回)的忧虑。贾宝玉的女性化使他从根本上不可能成为父亲、家族乃至社会所需要的人。由此便注定他将与以贾政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封建贵族阶级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完全成为本阶级的叛逆者。
曹雪芹所处的时代正值封建社会走向末路，然而所谓的康乾盛世却使行将就木的腐朽社会表面上呈现着繁荣升平景象，曹雪芹由于自身特殊的遭际和处境，敏锐地感受到遍布生活中的悲剧予盾和悲剧氛围，正如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所说，“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剧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生态使曹雪芹比同时代的许多人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封建末世社会中的种种卑劣、腐朽和糜烂，并预感到自己所属的阶级运终数尽，衰颓没落之势已不可挽回。对此，他既缺“补天”之才，无力改变社会发成的总趋势，成为本阶级的擎天柱，又不愿与黑暗同流合污，不甘成为本阶级的殉葬品，内心充满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痛苦、矛盾与悲伤。从这一角度看来，贾宝玉的女性化及其由自身性别所一生的自卑感、罪恶感，已不仅仅出于曹雪芹对女性的依恋与崇拜，更是他对延续了上千年的封建父系社会、男权政治彻底绝望之后的彻底否定。通过贾宝玉的女性化，曹雪芹向所属阶级和全社会表明了自己不予合作且不愿合作的政治态度，公开了自己“于家于国无望”的逆子叛臣身分，而正是这一点，使贾宝玉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人物形象画廓中前所未有的最具反叛精神的艺术形象。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女性化固然体现了曹雪芹大胆的叛逆精神，但同时也内涵着他“世人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万般皆空的悲剧性人生感受和认识，因此，贾宝玉式的反抗最终只能是消极的。贾宝玉躲进女儿世界中去寻求那有限的真善美，这是反叛，也是逃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成了男性世界里的多余人，既不愿充当旧世界所需要的“补天”派，也不可能扮演新世纪所需要的“拆天”人，诚如贾雨村所言“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第二回)。女性化的贾宝玉在拒绝承担传统的人生职责的同时，也放弃了对旧社会的改造，放弃了对新生活的主动追求，因此他尽管的确不会成为封建贵族阶级所希望的接班人，同样，也根本不会充当本阶级的掘墓人，这一点反映了曹雪芹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女性化的贾宝玉正是一个寓辛酸于荒唐之中的不朽形象，透过其变态的心理、人格，我们完全能够更多的体会到作者痴情之中的真味与深意。
注释
［1］邓明显、郭翕峰主编《咨询心理学》第203页 中国科技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
［2］［5］[美〕罗伯特、保罗·萨门《变态心理学》 辽宁大学出版社
［3］刘力、谭力海主编《剖析人生—心理类型学》第369页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男生贾里全传范文第5篇
(一)顺从秩序失去自我的女性
贾平凹幼时在农村生活后被推荐上大学，因其出色的文学才能最终留在了城市生活，但他始终觉得无法彻底融入城市，与城市有一定的心理隔阂。农村浓厚的传统文化秩序给他带来深厚的影响，他最熟悉的最擅长描写的女性大多数都是农村女性或者是受传统文化影响深厚的女性，这些女性在文化中被构建成了符合男权文化秩序需要的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尽管无法对这些女人的生活、心理感同身受，但是近距离的观察和长期的生活交往、耳濡目染，使他能得心应手的描写这些女性。掌握话语权的男性作家笔下，女性总被表述为美好善良的天使或对男性具有性诱惑力的魔女，贾平凹也不例外，他笔下顺从秩序失去自我的女性也有两极分化的现象。
对于顺从秩序的理想型女性，由于对“性与爱的纯真追求”和自身的家庭出身、农民身份、城乡差别、文化差异等所形成的女性崇拜心理，贾平凹以仰慕的心态和温柔的笔触描写塑造了众多菩萨、观音般的女子。这些女子，是男性心目中理想型的女性，她们符合男性的需要，美丽善良、把自己无私地奉献给家庭和男性；她们顺服于男权文化秩序，安慰男性，拯救男性，给男性提供地母一样的母性胸怀；她们温柔坚忍地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把自己塑造成“被动”的淑女：她们自觉地把自己变成男权秩序中的“螺丝钉”，不会给秩序造成任何威胁；她们自觉地维护男权文化秩序，并以男权文化的种种标准衡量自己和他人。师娘，白香，柳少奶奶等形象都是男性眼中的审美图腾。她们在男性作家眼里作为圣女指认着女性价值，是男权文化赞美的对象，是男性崇拜和同情的对象，她们责无旁贷地以无限的胸怀、隐忍、坚韧替男性承受起所有的苦难与不幸。
顺从秩序却不是理想型女性的形象，在贾平凹笔下也有很多，他的小说世界里也有无数作为衬托男性心目中理想女性之美的“绿叶”。《秦腔》里的四婶，<高老庄>的子路娘，是和大地一样自然存在的慈母形象，她们的一生贡献给了丈夫和儿子，唯独没有自己。还有一些“虫蛀蚁啮”的“绿叶”，她们就是那些搬弄是非、说称道短、指桑骂槐、幸灾乐祸、胡搅蛮缠的村妇，这些“家庭主妇通过原地打转消磨时光……永远无法感到争取积极的善，而是与消极的恶没完没了的斗争。”正像理想型女性指认“正”的女性价值那样，这些女性指认了“负”的女性存在。
这类顺从秩序的女性里，有一个十分“真实”的女性——牛月清。牛月清的真实性体现在哪里呢?她“写下了长长的一封信，历数了她与庄之蝶结婚十数年的和睦生活。追叙着当初他是怎样的一副村相，怎样的穷光蛋；是她嫁了他，她完全把自己牺牲在了他的身上，鼓励他，体贴他，照料他，使他一步步奋斗到今日。今日他是成功的了，名有了，利也有了，当然她是不配作他的夫人了，因为她原本就不漂亮，何况现在老了，更是因为十数年里全为他在牺牲，已经活得没有了自己。”可是“却想不来庄之蝶为什么就反感了自己，自己背叛过他吗?自己服伺他还不周到吗?”这个形象真实的表现了顺从秩序的女性如何一步步毁掉了自我、牺牲了自我、了自身的原始生命力丧失了生命活力，悲惨的是“男权秩序”和现实存在的男性群体本非一体，女性把自己祭献给了秩序，却被现实中的男性抛弃。
(二)利用秩序表现自我的女性
顺从秩序失去自我的女性们，按照男权文化秩序的构建，把自我价值的实现寄托在婚姻的美满、家庭的和睦、丈夫孩子生活无忧、事业成功之上，她们自己却在内向性的只有重复没有创造的家务劳动中消耗自己的生命，她们接受“第二性”身份安于劣等的位置。我们并不完全否认她们的价值和她们的生活方式，如果她们在拥有知情权、自由选择权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这样的方式，那也无可厚非，但在男权文化秩序依然根深蒂固的社会中，女性是被动地安放在了符合秩序要求的位置上。值得注意的是，推动文明脚步的除了森严的秩序，还有兼具破坏性和建设性于一身的人类本能的原始生命力。贾平凹笔下就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有蓬勃的生命活力，也有灵活的头脑和进取之心，她们了解男权社会的一些潜规则，于是就利用秩序来实现自我的生命追求。
这类女性的主要特征是抓住男权社会对女性外表美的推崇，以此为资本获取自己想要的生活。颜铭是这些女性里最令人辛酸的代表，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过更好的生活，她不惜忍受肉体的疼痛折磨，通过整容让自己美丽起来好去享受生活。唐宛儿每天在家也“化化妆”，她向庄之蝶表白：“我知道，我也会调整我来适应你，使你常看常新。适应了你也并不是没有了我，却反倒使我也活得有滋有味，反过来说，就是我为我活得有滋有味了，你也就常看常新不会厌烦。女人的作用就是来贡献美的，贡献出来，也使你再有强烈的力量去发展你的天才”。这些女人“接受了自己作为性的客体地位，就会愿意打扮自己。”她们接受了自己的“第二性”位置，但并不是顺从了秩序完全没有自我的女性，而是希望借此增加自己的自信，实现自己期望的目标。她们的确像期望中那样，在献出美色的同时获得了一些东西：颜铭成了模特，台上台下有人追捧：邹云得到了吴清朴的一腔痴情也吸引了一个金矿矿主：柳月和唐宛儿得到了名人庄之蝶的垂青，柳月还因为美貌嫁给了市长的儿子：眉子开了自己的门市部：苏红(《高老庄>)开办了自己的地板厂。她们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自我的追求，可悲的是，在男权中心的社会中，容貌的美丽程度与获得的社会道德评价是成反比的，她们在利用秩序的同时为自己酿制了一杯心灵的苦酒。
(三)反抗秩序徒有姿态的女性
贾平凹笔下，除塑造了在原始生命力的驱使下反抗秩序，追求自由爱情和平等权利的女性之外，还塑造了明确反抗男性中心思想的女性形象。清虚庵的慧明(《废都》)“年纪轻轻便削发为尼，深研佛理，但决不是为了遁入空门，而是为了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向男性世界挑战。她与多名男子发生关系，但却始终能保持一种圣洁和高深的气质。她向牛月清介绍她的经验之谈：‘在男人主宰的这个世界上，女人要明白这是男人的世界，又要活得好’，‘女人就得不断地调整自己、丰富自己、创造自己，才能取得主动，才能立于不会消失的位置’，‘女
人对男人要若即若离，如一条泥鳅，让他抓在手里了，你又滑掉……所以，女人要为自己而活，要活得热情，活得有味，这才是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真正会活的女人!”这个女人的反抗姿态明确，但她的根本目标却是在和男人的关系中取得主动地位，所谓的“为自己而活”实际上是“为男人活”的代名词。
再来分析《土门》的叙述人梅梅。《土门>是贾平凹长篇小说里唯一自始至终由女性叙述人来讲述故事的作品，梅梅这一形象因此也有了特殊性。她坚持参加函授学习，热衷收集明清家具，在保卫仁厚村的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她吸烟，拒绝化妆，在与男友的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有着极强的作为仁厚村人的责任意识。梅梅的对传统男权文化秩序的反抗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在她内心里，始终有着男主女从的心理。“女人毕竟是女人，她希望以后的家庭里男人能尊重她，给她自由，但更希望男人能管了她，控制了她。”“女人不管是多么高贵，强悍和尊严，其实内心深处在男人面前是有着天生的希望赞美、赏识甚至希望玩弄的意识。如果男人太主动，女人会嘴里骂道流氓，可太拘谨的男人，女人却是忍受不了的冷寂，而要怨恨这男人，小看这男人。”在处理仁厚村的冲突时，她也始终把村长成义推到前面。她在小说的最后尾骨越来越突出，作家如此安排或许有其深意，笔者认为这个尾骨可以作为她固守男权藩篱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