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马新范文第1篇

关键词 高中化学 金属晶体 弯勺子魔术 形状记忆合金 特性

许多人都看过这样的魔术表演：魔术师向观众展示一个“普通”的金属勺子，仅仅通过轻轻的揉搓，勺子就由直变弯。如果我们要对这一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毫无疑问，轻轻揉搓这一细节将是问题的突破口。轻轻揉搓的力量不足以使勺子发生形变，但会使人的体温传到勺子上，加上揉搓也会产生少许热量，因此勺子温度会升高。而温度升高为什么会对勺子的形状产生影响呢？原来，制作勺子的材料是一种特殊的功能材料——形状记忆合金。

根据组成，形状记忆合金可以分为Ni—Ti基记忆合金、Cu基记忆合金和Fe基记忆合金，3种合金的性能差异较大，在此我们以较简单的Ni—Ti形状记忆合金为例来了解其特点。

1 形状记忆效应

我们在魔术中所看到的现象体现了形状记忆合金的独特性质：形状记忆效应。形状记忆效应指具有一定形状的固体材料，在某种条件下经过一定的塑性变形（例如在温度较低时用外力使之变形）后，加热到一定温度时，材料又完全恢复到变形前形状的现象。将受热后的材料再次冷却，其形状可能有3种变化形式，据此可将形状记忆效应分为3种（见图1）：如果形状不再改变，称为单程记忆效应；如果能变回温度较低时的形状，称为双程记忆效应；如果变为与高温形状呈镜面对称的形状，则称为全程记忆效应。

2 形状记忆效应的微观原理

形状记忆合金的晶体结构存在不同的晶相，正是相变使它产生形状记忆效应。我们在此可以简单地将相变理解为不同晶体结构间的相互转化。

在相变温度以上，形状记忆合金内部是奥氏体结构，这种微观结构是我们熟知的面心立方结构。在相变温度之下，形状记忆合金内部以马氏体结构为主，而马氏体结构是我们熟知的体心结构。由奥氏体变为马氏体的过程称为马氏体相变，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模型可以完美解释其微观过程，有一种直观的贝茵模型是这样解释的：面心立方结构中可以抽象出一个体积为原晶胞一半的体心四方结构，这一结构只需要发生一个很小的形变就可以变为体心立方结构，即晶体结构从奥氏体变为了马氏体。该模型可用图2来表示：在2个并置的面心立方结构（a）中抽象出一个用黑点表示的体心四方结构（b），这一结构仅仅需要参数发生微小变化，即转变成体心立方结构（c）。研究表明，形状记忆合金发生相变时的能量变化很小，这就是魔术表演中只需体温就能让勺子产生形状记忆效应的原因。平时我们常见到的固、液、气相间的转变会有很大的体积变化，因此吸收或放出的能量也较多。显然，形状记忆合金的晶相变化与我们常见的物相变化是不同的。

3 勺子由直变弯的内部结构变化

与弯勺子魔术对应的相变过程是马氏体变为奥氏体（称为马氏体逆相变），我们可用更加直观的

变形记马新范文第2篇

1月17日，记者致电宝马中国，询问宝马中国未来的人事安排和新一年的市场策略，其工作人员表示，暂时还没有新的人事安排，新一年的市场计划也没有新的消息。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此番变化之后，宝马中国正式进入到了安格时代。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安格的到来正在将宝马在中国区的策略悄然改变。

“安格来中国之后，到底要走一个什么样的路子？中国区的政策会不会改变？这才是重点。”汽车行业资深专家张志勇对《投资者报》记者说道。

高管接连离职 进入安格时代

犹如推倒多米诺骨牌一般。随着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史登科提前退休，谁也没有想到，宝马中国的高管团队会出现接连的离职。

近日，华晨宝马发表声明称，高级营销副总裁戴雷博士已经提交辞职书，将于近期离职。之前关于戴雷的离职消息早已在业内传开，华晨宝马为此还专门进行辟谣。但是传闻终成事实。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算上这次的戴雷，近一个月之间宝马中国竟有三位高管相继离开，包括宝马中国副总裁陆逸以及宝马中国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史登科。当然人事动荡似乎还未结束。

公开资料显示，史登科、陆逸和戴雷这三人都是深谙中国市场的“中国通”。陆逸是中国本土化的高管，对中国市场的熟悉自然不必说。史登科和戴雷虽然是两个外国人，但是在中国工作多年，对中国市场也是相当熟悉。

事实上，在史登科领带宝马中国8年时间里，宝马在中国的年销量从不到2万辆增加到如今30多万辆，直追奥迪在中国的销量。2012年中国三大豪华车销售，奥迪首位40.58万辆，同比增长29.6%；宝马第二名32.64万辆，同比增长40%；奔驰19.6万辆，同比增长1.5%。

此外，史登科在中国推出了宝马新品牌形象——具有文化内涵“宝马之悦”，扭转之前宝马“暴发户”的标签转。而这一切和史登科坚持宝马中国本土化战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既然业绩这样好，为什么还要离职呢？“因为原来的人才架构，是适合史登科时代的，安格如果想要改变，必须要组织自己的人才架构，否则，在以后决策的执行上会遭到打折甚至抵触。”张志勇对记者说道。

而汽车经销商李科（化名）则对《投资者报》记者这样说道：“第一，宝马全球正在收权，这是基于一个正常的轮换执政的考虑；第二，宝马最近这两年盈利能力下降，中国区域市场占有率始终无法超越奥迪，宝马的很多决策内部肯定会有反对意见，在牺牲部分利益以后还未达成既定目标，也是宝马考虑换帅的一大原因。”

宝马中国策略或将悄然改变

“从目前来看，宝马中国的市场会还没有出现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它应该是会有一个调整。但如果再有高层变动的话，那么宝马中国战略将彻底发生变化。”张志勇说道。

而种种迹象表明，宝马中国的市场策略或将悄然改变。

首先得变化时出现在新车型的定价上。2012年7月13日，第六代全新BMW 3系在北京正式上市，本次上市共有11款车型，售价为31.6万～59.96万元。而业内人士表示，这显然不符合宝马中国的一贯作风。

“从新3系的新车售价和经销商目前被限价销售可以看出，宝马正在或者已经在做改变了，以符合豪华品牌的形象，这应该是一个战略思路。”李科说道。

而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豪车经销商也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新3系销量未达预期，确实是定位偏差，以往宝马冲量盯住的就是30万以内的客户群。”

事实上，宝马中国这几年在中国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牺牲了不小利润。上述豪车经销商认为宝马中国的支出成本过高，甚至存在诸多漏洞。“广告和促销活动费用漏洞多、管理调研费用外包项目多、经销商返利和经销商个人提成是所有品牌中最高的，这不利于这个行业长远发展。”这位豪车经销商说道。

提升单车定价虽然可以提升宝马的利润，但业内人士认为此举并不明智。“汽车市场单车利润下滑是必然，宝马现在应该是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不是最大的利润。”张志勇说道。

更大的变化其实是在收权。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宝马在华有4家独资或合资企业，负责宝马销售、生产、金融、服务等业务，但是这4家公司没有法律上的隶属关系，特别是宝马中国与华晨宝马独立性较大。

变形记马新范文第3篇

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马车见于安阳殷墟、西安老牛坡、滕州前掌大遗址，均属于商代晚期。属于殷墟二期的妇好墓曾出土两件铜镳，表示了当时可能已经使用马车。1996 -1997年社科院考古所在河南偃师商城被城墙内侧发现了商代早期路土上留下的双轮车辙 ，更将中国使用双轮车的时间提早到商代早期。

中国马车的起源一直是被学界所关注并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主要的论点有西来说与中国独立起源说两种。过去主张中国马车来源于西方的主要是西方的汉学家，他们从对西方马车起源及对西方马车形态发展的认识，认为中国马车的出现是接受了来自中亚西亚或欧亚草原的影响 。

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兴盛于上世纪的80年代。学者们通过对中国及西亚、埃及、希腊的车形结构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的马车在车舆、车?乃至于系驾法上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应该是在本土独立发展起来的 ，在偃师商城车辙发现之后，更有学者进一步以此为凭据并结合文献材料加以讨论，指出中国双轮马车的出现远在商代晚期以前，车在中国早已被广泛运用，并有其相对独立发明和发展演变的轨迹 。90年代开始，随着对中亚、苏联、高加索地区考古材料的认识，许多学者重新将中亚马车及中国马车进行结构上的比对，并将视角扩大至整个欧亚大陆，对目前发现的马车实体材料、岩画材料进行分析，从而认为中国马车应是来源于西方 。另外，也有学者从青铜造车工具的角度考虑，认为东西方的造车工具分属两个系统，而不同文化系统的青铜工具制造出的战车是否同源，令人生疑 。

本文拟就前人讨论的范围，由西方马车的发展及古文献中的记载来看与中国马车发展的可能联系，从而进一步讨论中国马车起源的可能性。

二

虽然随着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的不断进行，对于车子起源、发展的认识不断丰富，但对西方车子的最早出现地仍未达成公论。一般认为，车子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在伊拉克乌鲁克遗址iva层发现了公元前4000年中叶的车子的象形文字。也有人认为车子起源于高加索地区，根据是该地区出土了碳十四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的牛车模型。两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相比邻，从大的地理范围来说，车子的起源不出两河流域至高加索一带。其出现年代，不晚于公元前3500年。 而中亚存在的实物马车的最早证据是属辛塔什塔-比德罗夫卡（sintashta-petrovka）文化 ，于1972年在契里阿滨斯克（chelyabinsk）地区发现的，在发现的墓葬中，有五处葬有马车，但无法将形制完全考察出来。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车轮每个皆有十根车辐，此外，在几处陪葬马坑中，也发现了一种挽具，证实这些车原是设计由马来拖曳的。

就目前对中亚车子发展的认识来看，车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演化过程。相关材料已在多篇外国著作以及国内讨论马车起源的文章中论述过。 这里主要谈一下中亚车轮的发展。

中亚的车子在发展为双轮车之前有一段很长的四轮车传统。目前发现最早的车轮呈圆形木板状，是由三片木板拼接而成的。 这种圆板状无辐车轮在拼接法及中心贯轴处(毂)的型态也随时代而有变化，一般来说，时代越早的越接近于平面，较晚的毂部比较突出。 至公元前两千纪前半，辐条式车轮逐渐增加。其形象多见于叙利亚、伊拉克一带出土的印章中 。辐条车轮刚出现的时候辐条数较少，这在许多叙利亚发现的印章图像有写实的表现，多为四根条辐，较晚的有多达九根条辐者。这些图像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950-1600之间。

公元前1500年之后，实物双轮马车的发现显著增加，并且，我们可以见到双轮车取代四轮车的趋势。除了1972年在契里阿滨斯克（chelyabinsk）地区的发现外，在苏联亚美尼亚（armenia）的鲁查申（lchashen）发掘的9号及11号墓中，各出土一辆保存极为完好的马车，碳14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1250±100年，校正后为公元前1500年左右。 从形态上看，两车完全一样，车舆都是长方形的，装在2米长的车轴上，固定在轴两端的车轮直径在一米左右，轮辋由两块木料?制而成。每轮有二十八根内接于车毂、外接在轮辋的车辐。简而言之，这些不过稍稍晚于公元前十五世纪的鲁查申马车，代表了一种已经得到充分发展了的车型。

中西亚地区车子的发展经过了一段由笨重到轻巧的过程。到公元前十五世纪左右，轻、快的带辐车成为车子形态的主流。据s.piggott的研究认为，双轮带辐马车能够流行的原因是这种马车在某一社会结构中扮演一种独特的角色（成为一种财富、地位的象征）、当时人们对动物的驯化，以及这种以弯曲木头建构、以双马曳引的双轮带辐马车成为战争中最有力的工具。而西亚于公元前两千纪开始逐渐具备这些条件，最后，被周边其它文化（如中国、印度）所接受。

三

许多学者曾对中国马车及中西亚马车进行形制上的比对。最近的相关研究似乎都将中国车子的起源地指向西方。

王巍先生将两河流域公元前两千纪前半的双轮车子与商代晚期的车子相比较后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1）均为单辕、双轮、一衡、一舆。（2）舆与衡迭压相交，以革带绑缚连接。（3）衡两侧各有一人字形车轭。（4）辕与轴在车舆下垂直相交，舆位于轴的正中。（5）车轮为辐条式，辐条两端分别插于牙和车毂之中。（6）车轴两端各有一辖，用以固定车毂。（7）使用青铜衡、镳、轭、辖等车马器。（8）均主要用作战车。所以其间必有某种内在联系。 王海城则在对车子各部份的结构进行仔细比对后更认为，东西方马车的?木技术、车舆结构、御马器、系驾法乃至于造车技术，对马车的维护方法，受上层阶级控制等方面都有强烈的共性或继承关系。

由中亚及蒙古发现的岩画马车上，我们似乎也可以见到中亚西亚与新疆、蒙古的密切关系，以及西方马车向东方传布的历程。

在哈萨克曾见到无辐车轮的岩画，不过年代难以确定。1978年，甘肃省博物馆在嘉裕关市西北20公里处发现的黑山岩画中也发现了圆板状无辐车轮的图像。除此之外，内蒙的阴山岩画、新疆阿勒泰岩画也有相同的发现。据林梅村先生的研究，这一种使用无辐车轮的马车应是古代文献所记载?quot;椎车"，极可能属于四坝文化时期的马车。60年代初，蒙古考古学家道尔吉苏容在戈壁阿尔泰省查干河沿岸阿尔泰山一个狭窄的山谷中发现的一组车的古代岩画，表现的则是夏代的「钩车，岩画的内容揭示了东方古战车如何从整木轮椎车向多轮辐钩车演变的具体过程，而殷代26轮辐战车大概从这种6-8轮辐钩车发展而来。并且，这些岩画可与《司马法·天子之义》有关夏代战车的记载相印证，认为中国使用战车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夏代。 而哈密五堡墓地发现的一个无辐车轮，以三块胡杨木拼合并以榫卯相接， 表现出了与中亚无辐车轮相似的制造工艺。林梅村先生更认为这件车轮的年代应属焉不拉克早期，即公元前1750-1300年。 如果对岩画及车轮年代的断定不误，那么这些岩画中的马车年代稍晚于中亚地区的同型马车，这种马车在这些地区的出现应该是直接接受中亚马车的影响。所以王巍先生所推测西亚的车子传入中国的两条路径是极可能存在的。

但是，这种推论的结果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目前还没有对这些岩画予以准确断年的具体方法。并且，岩画上所表现的无辐车或四辐车轮极有可能是多辐车轮的简化。我们可以在甲骨文及金文中?quot;车"字，及属于公元前2至1世纪前后的宁夏倒墩子墓地、辽宁西丰西岔沟墓地中发现的铜牌饰上六至七根辐条车轮的形象中,看到这种简化的形式。因此，这些岩画便不能成为十分可靠的证据。

据目前的研究，欧亚大陆在公元前两千纪中叶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埃及的马车也是在约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由两河地区传入。车轮的型态为4-6根轮辐，这与同时期中西亚马车流行的形态基本相同，只不过埃及人对车舆、车衡等结构部份进行修改。到了公元前十五世纪，战车已经成为埃及主要的战争工具。如s.piggott所认为的，双轮带辐马车在中西亚于公元前两千纪开始逐渐达到顶峰，最后，被周边其它文化所接受。 两河地区以其军事力量将战车向东、向西传入周边地区，埃及的战车即是在两河地区文化扩张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苏联、蒙古、新疆发现的车子形象也应该是其向东辐射影响的结果。由于中国与中西亚的距离比较远，车子的形态又经过多种文化传递、改变，所以接受中西亚间接影响的时间较晚，所制造的车子也与中西亚、埃及相去较远。不过中国的马车在形态上仍与中西亚的马车基本一致，所以也应属于中西亚马车辐射影响下派生出来的一种亚型。

夏含夷先生（e.shaughnesy）曾指出，如果从形态分析上来看，也存在着商代的车源于周的可能。或者，更可能商与周的车都是独立地从另外一种雏形派生出来的。 由车马器的形态组合上看来，商与周的确有明显的差异。如果中亚西亚马车的影响是逐渐经多文化辗转传布过来，那么商与西周很可能是各自接受了一种(也可能是两种)源自于中西亚的亚型马车，再在各自特有的青铜文化基础上加以改变并交互影响而成。

殷墟三期所见的马车车舆有长方形与簸箕形两种。殷墟四期时马车的发现大量增加，但是只发现带长方形车舆的马车，说明了当时对马车形制探索的过程。宝鸡、周原一带的先周文化遗存中尚未发现马车，但其所出的具有强烈特色的车马器则间接地说明了先周时期已经使用马车的事实，并且，很可能是一种在文化内涵上不同于商文化的马车。

四 古文献中关于马车起源的传说较多。常见者有黄帝造车和奚仲作车两说。

黄帝号"轩辕"，蠢醋云湓斐档拇?怠z壑堋豆攀房肌罚?quot;黄帝作车，少昊驾牛，禹时奚仲驾马"。刘熙《释名》："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类似的记载也见于《易系辞传》、《汉书·地理志》、《历代帝王年表》等。《路史·轩辕氏》将古人"见飞蓬转而为车" 的想象加入黄帝的传说之中，谓："轩辕氏作于空桑之北，绍物开智，见转风之蓬不已者，于是作制乘车，?o轮璞，较横木为轩、直木为辕，以尊太上，故号曰轩辕氏"。《古今注·舆服》中更云："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更加夸大黄帝造车的传说。这些记载说明黄帝造车的传说至迟到西汉才巩固。传说中的黄帝除了造车之外，同时还筑城邑宫室、制订车服制度，成为文献中中国进入文明的始祖。

另一种影响较大的传说是奚仲造车。奚仲是夏代的车正，《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所以造车的时间应是夏代。战国晚期到汉代的文献如《世本》、《墨子·非儒下》、《荀子·解蔽篇》、《吕氏春秋·君守篇》、《淮南子·修务篇》、《论衡·对作篇》、《后汉书·舆服志》、《说文解字》等皆有奚仲作车的记载。由记述的书籍来看，此说的成形似乎是早于黄帝造车之说。

林梅村先生曾根据奚仲之名加以考释，认为奚仲为位于宁夏的奚族族人，非中原人士。而根据《山海经·海内经》所记："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中的吉光之"吉"乃古代谍谱之"??"姓。并且，据《左传·昭公十五年》引周景公的话："密须之鼓与其大路。"（密须为??姓），认为直到商末周初甘肃东部??姓部族仍有高度发达的造车手工业。

徐仲舒先生则依据《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的记载，以为薛即今之下邳，其地临近黄河下流大平原之丘陵地带，并认为薛地处于丘陵地带，实为独轮车产生之理想地，所以夏所使用的车应为一种中国本土所固有的独轮车。 但其讨论独轮车时所依据的文献如《魏书》、《后汉书》、《晋书》等年代较晚，并且，这一地区自商代晚期开始，即发现数量众多的双轮马车，未见独轮车。所以对其说也应采取审慎的态度。

其实，对于黄帝与奚仲这两种传说何者为是，在历代也受到一些质疑。《玉篇·车部》即云："车，夏时奚仲造车，为车工也。一说黄帝已有车。"刘昭对《后汉书·舆服志》中"…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恚?鸨吧舷拢?饔械燃?的记载表示了极大的怀疑，故注曰："服牛乘马，以利天下，其所起远矣，岂奚仲为始？"。

面对这两种说法，许多后来的学者对之加以揉和调解，以求两者兼顾。三国时的谯周即将两说融合在一起，《古史考》云："黄帝作车，少昊驾牛，禹时奚仲驾马，仲又造车，广其制度也"。认为黄帝发明最原始的车子，以马驾车则是到奚仲时才开始，并广而推行。杨??注《荀子·解蔽》"奚仲作车乘"时谓："奚仲，夏禹时车正。黄帝时已有车服，故谓之轩辕。此云奚仲者，亦改制?quot;，说明奚仲所做的工作是对马车的形态进行改进。近年王仲孚先生以古文献为基础，根据王国维对甲骨文及古籍的考证 ，认为车的发明在先，与畜力结合的时代在后，正符合文明演化的通则。再由郭沫若《卜辞通纂》中对甲骨文「车字形态所表现出殷车构造的?杂性 ，指出殷代的先公先王，在时间上与传说中奚仲的时代甚为接近，当时车的制作，大约承袭了悠久的传统，已开始使用畜力，摆脱了原始的形式。所以"奚仲作车"与"黄帝作车"的传说，原是不相冲突的两回事。

总之，据文献记载，中国至迟在夏代已有马车，不过目前的考古工作还未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发现与车相关的讯息。由黄帝造车的传说来考察，先不论黄帝是当时的一个氏族长亦或是一个时代进程的象征，由黄帝造车的传说来看，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已发明车子。虽然目前的考古发现没见到车子的相关信息，但是由所见资料看来，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对于车轮的型态应是十分熟悉的。文献中多有关?quot;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的记载。孙机先生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出现的纺轮、陶轮，特别是琢玉用的轮形工具，在技术发展史上，都应属于车的直接或间接的前驱 。在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普遍发现的陶纺轮，也与中西亚的无辐车轮型态基本一致。所以就某种程度来说，中国新石器时明原始车子的可能性是极高的。

变形记马新范文第4篇

提高政治敏感和政治鉴别力，要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加强理论学习。

加强理论学习是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感的前提，只有理论上清醒，思想上分清是非，才会有较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感，才会有较高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理论上的成熟与坚定，是政治上成熟与坚定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新闻现象和新闻传播活动的总的看法。它涉及新闻本源、新闻本质及新闻传播规律等许多根本性问题，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新闻事业的工作性质、工作原则和工作规律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反映和体现。它告诉人们怎样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看待新闻现象，去回答新闻传播活动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因此，只有加强理论学习，才能具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才能用政治眼光观察事物，才能在方向、原则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

第二、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总书记曾指出：“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不仅指明了科学文化的重要地位作用，而且鲜明地指出了科学的人文品格，深刻揭示了崇尚科学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内在联系。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来自对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的执着与坚定，源于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及发展趋势正确把握的科学世界观。它是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础。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源于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统一科学体系的把握。真正做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认识问题，才能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才能在不同意见与重大分歧中作出正确的抉择，才能分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的界限、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界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同消极颓废生活方式的界限等等。

第三、坚持从大局上观察问题。

新闻宣传最重要的责任，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基本方针。个别编辑、记者，由于为利益所趋，为了多上稿、上头版上头条，更多地吸引读者，往往追求新、奇、特、险而偏离主方向，甚至出现假新闻。要避免这种情况，就要牢记新闻宣传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我国一切事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新闻事业必须坚定不移坚持的政治方向。新闻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最终要体现在为全党全国工作服务的大局上。什么是大局，“三个代表”就是大局，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围绕“三个代表”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大局，新闻事业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形象，热情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为改革开放服务也是大局。因此，坚决维护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权威，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顺利贯彻实施，是记者、编辑的一项重大的政治责任，能否做到这一点，也是对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感的一种检验。

变形记马新范文第5篇

[关键词]近代天津，娱乐消费，娱乐产业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6-0019-07

娱乐消费是精神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象征。天津是近代中国北方开放最早、最为重要的城市，也是近代中国北方娱乐消费模式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最为显著的城市，这对近代天津社会经济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目前学术界对近代天津娱乐消费发生的具体变动及其对传统娱乐产业的近代转型，以及西式娱乐产业兴起等影响进行深入探究的著述尚未见到。英敛之日记内娱乐消费方面的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初天津中上层社会娱乐消费发生的具体变化。

英敛之(1867-1926年)，近代著名教育家、慈善家，1902年在法国领事馆和天主教堂的支持下创办了《大公报》，兼任总理和编撰工作。本文选择以英敛之日记为中心对近代天津居民娱乐消费发生的具体变动进行探究：一是英敛之为人豪爽、善交际，所结交者很多是近代中国名流、豪俊，他日记内娱乐消费方面的记录较具体，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清末天津中上流社会的娱乐消费情况；二是娱乐方面的花费是近代天津中上流社会最经常、最重要的支出项目，对近代天津娱乐产业、餐饮业等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近代天津娱乐消费模式的变动

近代天津开埠后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居民娱乐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变。其变动具有以下特征：

(一)多元消费模式并存与融合

一个地区或城市娱乐消费模式的形成及变动受其所在地区工商业发展、居民收入、等多种因素影响。天津开埠前居民娱乐以戏曲、歌舞、杂耍、游艺等为基本形式，娱乐活动集中在节岁、庆贺等特殊日子，其中观看戏剧表演为最主要形式，一般居民平常时日娱乐极少。文化娱乐产业的兴起是以有钱有闲阶层的形成为基本条件。天津开埠前是中国北方重镇，南粮北运的中转站，已是“商人贾客醵钱齐，金碧辉煌匾额题”，为满足富商大贾、官僚贵族等有钱有闲阶层日常娱乐消费的需求，经常性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娱乐场所已产生，但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具体表现为：一是传统戏剧产业已初具规模，“戏园七处赛京城，纨绔逢场各有情”；二是出现茶楼、酒肆等综合性娱乐场所，这些场所提供饮食、观剧等娱乐服务项目，有竹枝词描述“津门好，生业仿京。剧演新班茶社敞，筵开雅座饭庄精，开市日分明”；三是定期举办皇会活动满足一般居民的娱乐消费需求，天津基本上每年三月都要举办皇会活动，有幡跨鼓、抬阁高跷、鹤龄狮子、杠箱等传统娱乐项目，各个阶层参与其中，热闹非凡。

天津开埠后娱乐消费从形式、内容到设施等均发生了巨变，朝中国与西方、传统与近代多元消费模式并存与融合方向发展。英敛之在创办《大公报》后，跻身于新兴中产阶层，他和朋友们的娱乐消费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清末天津中上流社会的娱乐消费隋况。英敛之为人慷慨、正直，交友极广，他交往的对象既有当时社会名流严复、张菊生、严范荪等，还有清末出版界以及报界名流，如商务印书局的夏瑞芳、天津《日日新闻社》的方药雨等；还与天津政界人士保持良好互动，如傅润沅即傅增埠前相比，不仅活动形式多且内容丰富，娱乐方式已由以戏曲为主要形式时代过渡到以看电影、游公园、观剧等为主要形式时代，集中表现在：

一是中西戏剧并存与融合。观剧是天津开埠前最主要的娱乐形式，到清末戏剧内容更加丰富，且借鉴外国形式，大多戏园已普遍使用电灯，英敛之日记记载广东会馆演戏因“电线失火，故座客不多”。外国戏剧在天津得到认可，英敛之和朋友就时常看日本戏和其他国家剧种，如1904年温子经邀请他看洋戏，“众女跳舞歌唱，较日本别具一种活泼，发扬之趣，实有天壤之别”。

二是看电影成为娱乐消费新宠。电影作为新型娱乐形式传人天津最迟在20世纪初。英敛之1903年看过的活动影戏应是早期的电影，“九点后开演，其中斐立滨战图，火车站图，半夜遇鬼等等，皆精妙入神，其运转活动情形，与真人无异，洵堪叹诧”。1904年英敛之日记已有看电影的明确记录，温子经邀请内人等看电影。1907年英敛之与亲友们看电影达27次，说明清末看电影已成为天津中上流社会娱乐消费新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