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介意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小学生；媒介伤害；“不伤害主义”；媒介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0)02-0045-04

当媒介不可避免地渗透进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时，媒介对中小学生的成长就产生了重大影响。媒介可以成为他们的娱乐工具，甚至寓教于乐，这是正面影响。但是，负面的媒介影响更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研究者从“媒介伤害”的视角对媒介教育进行理论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关照当前媒介教育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媒介伤害的分类

媒介伤害在当下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已是非常普遍，如：浏览不健康的网页，使他们的心灵受到伤害；沉溺于暴力网络游戏，使他们难以区分现实生活与虚拟空间，以虚拟空间的价值观念作为指导来开展现实生活；等等。从各方信息来看，现在教育者和家长对中小学生的媒介伤害的担忧一点也不亚于对他们学业的担心，而且，媒介伤害最终会影响中小学生的学业与健康成长。对纷繁复杂的媒介伤害需要进行分类研究，在这里我们重点要探讨的是根据伤害源来自何方而对媒介伤害进行的分类。立足于媒介受害者的角度来看，中小学生所受到的媒介伤害可能是“他我伤害”或“自我伤害”。“他我伤害”是指他人通过媒介这种工具对中小学生造成的伤害。例如，有人在网上一些不健康信息，这些不健康信息最后对媒介受众带来了伤害，这就是“他我媒介伤害”。但是媒介伤害有时是一种中小学生自己对自己的伤害，如学生自己主观意志不强，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过分地沉溺于网络游戏，这一行为也可以看成是中小学生自己对自己的伤害，这种媒介伤害就是所谓的“自我媒介伤害”。

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并广泛应用，作为一种技术的媒介本身发生了改变。以往的媒介是权威，是信息的制造者和提供者，而中小学生只是片面的媒介使用者，在这种情景下，我们一般会把使用媒介者称之谓“受众”。“受众”这一概念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被动”意蕴，也就是作为“受众”的中小学生在媒介面前只是一个被动客体。这里的“受众”其实就是一种简单的“阅听人”，西方甚至根据对“阅听人”的不同假设，发展出了不同的媒介教育模式。然而，随着WEB2.0和以博客为代表的新闻媒体3.0的出现，媒介进入了“自媒体”(We Media)时代。所谓“自媒体”指的是，为自主化、私人化和平民化的传播主体提供信息生产、传播的独立空间，可以从事面向多人的、内容兼具公共性与私密性、交互信息传播的传播工具的总称。总而言之，媒体的出现及普及为中小学生在使用媒介时提供了制造、传播信息的可能，而且由于人性中的自我意识存在，所以在博客、空间、论坛上表达自己的信息与观点就成为中小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时髦。中小学生作为媒介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主体，他们就有可能生产、传播不健康的信息，从而给他人带来伤害。我们把这种伤害正式称为“我他媒介伤害”。

所以，从总体上看，在中小学生使用媒介时，与他们相关的有三种伤害存在，一种是“他我媒介伤害”，一种是“自我媒介伤害”，还有一种是“我他媒介伤害”。前面两种媒介伤害是中小学生自己所遭受到的伤害，最后一种是中小学生在使用媒介时对他人所造成的伤害。

二、媒介伤害的机制

中小学生在使用媒介时可能会受到伤害，也可能会伤害到他人。那么媒介伤害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探究媒介教育的基础。

当前，媒介已经渗透进青少年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媒介有旧式的，如报纸、杂志等，也有新式媒介，以网络、手机等为代表。所以，中小学生所接受到的媒介影响也是广泛而深刻的。中小学生首先是学生，学生是以“学习”为主业的，但是学习生活并不是中小学生生活世界的全部。如果说学生在学校内课堂上所接受到的教育是正式课程，则媒介信息这种大众文化就是中小学生的非正式课程。只要了解到中小学生对“超女”“快男”，对“魔兽”“农庄”等媒介产品的投入和执著程度，就可以意识到，媒介信息这种非正式课程对中小学生的影响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学校教育的正式课程。学习生活只是中小学生整个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研究的重点必须是中小学生的整个日常生活世界，而在学生日常生活世界中，媒介生活对中小学生成长的影响又不可低估。

再从中小学生的成长环境来看。在整个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影响他们成长的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学校，二是家庭，三是社会。理想的状况是这三种影响源能够相互配合，一切为了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这些都是常识，而这里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作为社会影响一部分的媒介影响。不管媒介所传递的信息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它是客观的存在。受众者有可能是成年人，也有可能是未成年的中小学生。媒介的影响是既定的，但是它所产生的影响效果对成年人可能是一样的，对未成年的中小学生可能又是另一样的。而且对同样是未成年人的不同的中小学生来说，即使既定媒介影响带来了媒介伤害，但是这些媒介伤害从“身体伤害”“心灵伤害”，或“显性伤害”“隐性伤害”等不同视角来看，也会不一样。其中的原因在哪里?

人的行动是由心理(包括潜意识)所支配的，而不同的心理认识又来自于对客观世界的接触。总而言之，人接触到客观世界就会有某种心理认识，这些心理认识又会反过来支配人的行为。中小学生也是这样，当他们接触到媒介信息时，会产生某种认识，形成某种价值观念。这里产生认识、形成价值观念就是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中的“意义生产”。中小学生接触到媒介信息时，会有意义生产，而他们的意义生产与许多因素有关系。当然最大的意义生产影响因素是媒介信息本身，但是即使接受的是同样的媒介信息，成年人与未成年中小学生所生产的意义也往往不一样。一方面，中小学生的理性还在发展中，人生阅历与经验不足，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在当前对学生正确的人生认识和价值观念形成支持不够；另一方面，由于当前中小学生面临学业上的巨大压力，应试教育给中小学生普遍地带来了生活无的体验，中小学生对新媒介的热衷程度远远大于成年人。所以相对成年人，中小学生一方面对新媒介趋之若鹜，从中追求学业生活与其他生

活带来不了的，另一方面不健康的媒介信息又让中小学生的媒介意义生产产生偏差。这就是“他我媒介伤害”的形成机制。同时，在自媒体时代，由于中小学生在由媒介影响所带来的意义生产方面出现了偏差，所以他们在媒介生活中又可能制造与传播不健康的媒介信息，这就形成了“我他媒介伤害”，这种媒介伤害对其他中小学生又会带来“他我媒介伤害”。(详见图1)

三、走向“不伤害主义”媒介教育

媒介教育(Media Education)的概念是由英国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来的，这一概念自提出后其内涵多有演变，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角度、多层面和多含义的概念，但是目前学界并没有对媒介教育形成统一的公认的界定。

有论者认为，“媒介教育是指培养学生有效利用媒介的能力的教育”。这一概念有相当的概括性，但是并没有道出媒介教育的核心规定性，它是过于宽泛的。国内媒介教育专家卜卫认为，媒介教育指的是“培养公民媒介素养的教育”，它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了解基础性的媒介知识并且懂得如何使用媒介；培养对媒介信息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正确判断的能力；学习制作和传播信息的知识与技巧；知道怎样有效利用大众媒介来发展自己。

西方媒介教育从产生至今经历了三种理论范式的变迁：第一种范式是批评范式，第二种范式是分析范式，第三种范式是表征范式。其实，以上西方媒介教育所经历的三种范式都可以认为是一种“保护主义”的视角。更具体地说，这些媒介教育理论是在现代媒介出现之后，现代媒介及其所代表的大众文化对传统精英文化的冲击的背景之下，出于对精英文化的保护而产生的。当然，在媒介教育诞生之初，这种“保护主义”所保护的对象也不能只是精英文化，受众特别是青少年受众也不应排除在其保护的对象之外。但是到了分析范式和表征范式阶段，媒介教育对青少年的保护意图则更为明确。培养受众特别是青少年对媒介所承载的内容和意义进行区分的能力以及对媒介表征进行分析和批判的能力，这都体现着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

对媒介教育而言，“保护主义”的视角和出发点是不是到了其理论范式的终点?如果不是，它又应该向何处发展?至21世纪初期的今天，大众传媒有了飞速的发展。一方面，我们接受信息的渠道更为广泛，除了传统的报纸、电视和一般意义上的以门户网站为代表的互联网之外，还存在许多新兴的传媒形式，如BBS(公告留言板)、聊天室和博客等。这些新兴的媒介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对受众来说更加开放和民主。受众有许多主动参与权，他们不仅是信息的消费者，而且还可以是信息的制作者、传播者。传媒领域著名的“守门人”理论认为，媒介的编辑是信息的“守门人”。而在这些新兴的媒介中，则基本上失去了这种“守门人”，因为对这些媒介而言，编辑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受众既是信息的消费者又是信息的制造者，但是对一般受众而言，他们是没有受过专门的作为一个信息工作者所必须接受的职业道德教育的。如此，受众就又有可能成为媒介信息伤害的制造者。在此情形之下，只是遵循“保护主义”原则显然是不够的，还有必要对受众进行以“不伤害”为原则的教育。具体地说，作为一个普通受众，一方面需要提高其自我保护能力，使自身不受现代媒介的伤害；另一方面，同时作为一个信息制造者、传播者，不能生产和传播有害信息。而后者是以往的媒介教育所没有重视的。其实，“保护主义”原则与“不伤害主义”原则并不相互矛盾，无论是“保护主义”还是“不伤害主义”，媒介教育的目的都是培养理性的受众，而“不伤害主义”对“保护主义”又有支持作用。

面对当下的媒介，对媒介教育而言，单纯的“保护主义”视角是不可靠的，而且对“保护主义”的片面强调并不能取得良好的保护效果。对受众进行保护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受众本身要提高“抗伤害”的能力，二是要从源头上改造信息环境。对后者而言，我们就需要从“不伤害主义”视角出发对受众进行媒介教育。

卜卫认为，媒介教育指的是“培养公民媒介素养的教育”。从其媒介教育的内容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保护主义”范式。从这种范式出发，这里的“公民媒介素养”指的只是一种保护自我的素养。从“不伤害主义”出发，“公民媒介素养”之中应含有不制作、不传播伤害他人的信息这样一种素养。综上所述，所谓“不伤害主义”媒介教育，是一种旨在培养和提升作为受众的中小学生的媒介素养的教育，中小学生拥有了这种媒介素养就能够理性地面对媒介，有效地进行自我保护，并且不对他人实施媒介信息伤害。

四、“不伤害主义”媒介教育的实施

一方面，“不伤害主义”媒介教育是媒介教育的“高标”，因为它不仅要保护作为媒介使用者的中小学生，同时它还要求中小学生在使用媒介过程中不能给他人带来“显性”或“隐性”的媒介伤害，所以与以往的媒介教育不同，它树立了一种高标准。另一方面，“不伤害主义”媒介教育所树立的“不伤害原则”是一种媒介教育的底线原则，因为对中小学生来说，在媒介的使用过程中不仅要做到“不伤害”自己和他人，而且也要让他们在媒介使用过程中享受媒介所带来的，甚至寓教于乐，使媒介成为一种正面的教育影响。“不伤害主义”媒介教育在坚守“不伤害”底线原则的基础上，追求一种中小学生媒介使用的寓教于乐效果。在对“不伤害主义”媒介教育全面认识的基础之上，结合上文对媒介伤害形成机制的分析，我们有必要对当下实践中的媒介教育进行审视。

首先，实施“不伤害主义”媒介教育的根本和关键在于干预中小学生媒介生活中的意义生产。要成功干预这种意义生产需要教育者能够具有相当的媒介素养，至少不能与中小学生之间存在“信息代沟”。而现实媒介教育实践是，许多中小学教师与家长由于没有足够的媒介素养与媒介教育意识，对中小学生的媒介生活不理解，这样就可能简单粗暴地对待中小学生媒介使用这一行为，也就不可能有积极干预中小学生媒介意义生产的意识与能力。这也是当下存在太多的中小学生媒介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教师与家长不能干预中小学生的媒介意义生产，最终中小学生在媒介生活中受到了伤害或者是伤害到了他人，而且现实中人们更多的是把责任简单地推向媒介受害者或施害者学生，认为为什么其他中小学生没有涉及到媒介伤害事件，而偏偏是自己学生或孩子。殊不知，学生与小孩受到媒介伤害或实施媒介伤害的主要原因是教师与家长对媒介意义产生合理干预的缺位。

其实我介意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媒介素养是人们获取、分析、运用媒介信息的能力，是信息化社会公民的基本素养。基于媒介与语言的必然联系，本文重点探讨了在外语教学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可行性及其对于外语教学的意义和作用。

一、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与发展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所谓媒介素养教育，就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

有关媒介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在20世纪30年代始于英美国家，而以媒介素养教育的形式正式纳人公共教育当中，则是80年代后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进行的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尝试，进入90年代在欧美国家得到进一步推广，使这项新兴的教育活动逐步发展起来，目前加拿大是开展此项活动最先进的国家。从过去的教育实践来看，媒介素养教育主要是以两种方式进行的:一是开设专门的课程，如新闻传播学课程，相关的研究侧重于课程体系的建立;二是把它纳人到其他的学科领域教学当中，如语言课程的国语课以及外语课，研究则侧重于媒介素养教育对于该学科的教学体系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媒体素养教育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引导学生认识媒介，学会理性地辨别媒介信息，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基础;第二，使学生掌握与媒介接触的常识，懂得合理地运用媒介更好地完善自我、服务自我，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提升。在邻国日本，媒介素养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末被纳人国语教学中，经过几年的教育实践，相关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与此同时，为外国留学生开设的日本语(第二语言)教育活动中，有教育者尝试性融人了媒介素养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我国，除香港和台湾地区，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学领域。这说明媒介素养教育尚未引起外语界的足够的重视。然而，从外语教学的学科特点来看，它与媒介素养的联系是极为密切的，因为任何一种媒介都是通过语言来表达意图的，媒介素养是媒体社会语言教学不该回避的一个领域。无论从教学的内容、方法还是效果来看，媒介素养教育都会给外语教学带来一种有益的刺激。

二、媒介素养教育对于外语教学的意义和作用

(一)媒介素养教育丰富了多媒体教学的内涵

近年来，随着电视和网络等新兴电子媒体的出现，外语教学的方法和手段更加多样化了，多媒体教学已经成为外语教学领域一种常态化的教学方式。另外，以这些新兴媒体为依托，媒介素养教育得以广泛地传播开来。正因如此，媒介素养教育常常被误认为就是多媒体技术或多媒体教学。的确，媒介素养教育本身包含活用媒体、制作媒体等相关的教学活动，但是，对既成媒体的批判性、建设性的解读始终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基础，它不单纯是掌握一定的技术以便灵活操作信息承载机器或软件。此外，在外语教学的过程中所利用的媒体，如新闻报道、报纸专栏、电视剧、网页等等，都是作为教学的方法和手段加以利用的，其目的是利用一些图文并茂的素材在视觉和听觉上给学生带来感官上的双重刺激，使其在精神兴奋的状态下更好地掌握语言知识。从效果来看，多媒体教学只停留在听说读写等语言学习的表层，没有从培养批判式思维的更深层次挖掘，而媒介素养则是对媒体本身制作方法的评价、分析与鉴赏以及对媒体制作意图的解读。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学生会了解到以下内容:(1)媒介信息是对现实的再构架;(2)媒介能够决定人们对现实的认识;<3)受众对媒介信息的接纳是有条件的;<4)媒介信息拥有商业内涵;<5)媒介信息包含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6)媒介信息拥有社会和政治意义;(7)媒介信息的内容与形式密切相关;(8)不同媒介各自拥有独特的审美形式或偏好。这八项内容也是媒介素养的基本概念，其中第一个概念是最重要的，它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原点。可以说，媒介素养教育是多种能力的综合运用，既包括多媒体技术，也包括多媒体的文本解读以及批判式思维，它丰富了多媒体教学的内涵，是多媒体教学的扩展和延伸。

(二)媒介素养教育符合全球化时代外语人才培养的目标

大学外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大学生的语言综合能力，使学生不仅具有较强的语言应用能力，而且具有广泛的、一定深度的关于对象语言文化方面的知识，即文化理解能力，而语言实践能力与文化理解能力的综合构成了时下外语教学所强调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它是全球化时代外语教学所追求的目标，它要求交际者不仅要有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还要有较强的语言意识以及多元文化认同意识。从这一角度看，媒介素养教育与外语教学有着近乎一致的结合点。

1.对媒体文本的解读既是提高语言能力的过程，也是培养语言意识的过程。语言是交流的媒介，而媒介又是通过语言来表达思想意图的，语言与媒介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媒介素养可以在语言教学领域得到培养，反过来媒介素养又促进了语言能力的提高，培养了学生的语言意识。以加拿大为例，在媒介素养教育的起步阶段，课堂上使用的媒体教材主要是报纸，学生同时阅读几种报纸，从标题词语的运用到版面设计再到文本的配图，对不同媒体的制作形式进行评价、分析和鉴赏。通过这个过程不难发现，这是集审美意识、思维意识及语言意识为一体的综合性教育活动。而这里所谓语言意识，是指对于媒体文本所传达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取向的分析能力和评论能力，是对媒体文本的深层次理解，需要调动学习者的背景文化知识、认知能力、自主意识和批判式思维，而这些都是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称为语言意识。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增强语言意识，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取向具有一定的辨析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语言信息的内容和意义，而以往的外语教学却很少触及到这种深度。

2.媒介素养教育是培养多元文化认同意识的有效途径。多元文化认同，可以理解为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宽容，是对多元价值观的承认。多元文化认同是对“他者文化”持有的客观态度，不会因该文化处于弱势而固执地排斥，也不会因为其处于强势而盲目地崇拜。在跨文化交流中，多元文化认同是消除交际摩擦、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前提。由于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近年来引起外语教学领域对文化研究的浓厚兴趣，外语教师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将文化融入外语教学的途径和方法。然而，如果将目光转向媒介素养教育，我们会惊喜地发现，媒介素养教育的课堂正是文化传播文化学习的有效途径。任何一个媒体文本的背后都隐含着一种文化，不同的文本展示了各不相同的价值观，学生通过阅读媒体文本可了解到多元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通过分析与比较，认识到中外文化的异同，进而反思“自我文化”，消除对“他者文化”的刻板印象，并逐步建立起多元文化认同的意识。

3.媒介素养教育是外语课堂实施素质教育的有益尝试。无论是外语教育还是国语教育，对学生良好人格的培养始终是教育的根本所在。在传授外语知识的同时，使受教育者养成良好的性格、气质与能力是外语教育的最高境界。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使媒体信息无时无刻不冲击着人们的生活，媒介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思辨水平与鉴赏能力是教育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欧美一些国家，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都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在那里，媒介素养教育已经成为通识教育。通常情况下，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仅应当具备文字阅读和表达能力，还应在视、听音像方面有较高的欣赏水平。毋庸置疑，在当今媒体社会中，媒介素养已经成为公民的基本素养，是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在外语教学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可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三)媒介素养教育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外语教学理念

改进教学方法、更新教学理念是外语教学改革永恒的话题。近年来的外语教学改革特别注重以学生为中心，倡导自主学习，互动教学。那么媒介素养教育体现了什么样的教学理念?首先了解一下近年来媒介素养教育开展得如火如茶的日本语言界。为避免实践活动零散不成体系，他们将媒介素养所涵盖的宽泛的内容精缩为四个主题，使学生掌握最基本的媒介素养。具体内容如下:(1)我与媒介素养，我们与媒介，意在认识自己与媒介的联系。(2)电视的商业广告为何物?意在对媒介进行批判式解读。(3)电视剧与我们的社会，意在了解媒介的构成、表演的技巧。(4)解读新闻报道，意在理解媒介所表达的各种意义，利用媒介展现自我。以上四个主题分别设有四个内容不同的话题，在具体实践中，如果时间不允许，也可以针对一个主题展开讨论。以主题(1)为例，它所包含的四个话题分别为:(1)——①何谓媒介?运用媒介学习的乐趣有哪些?(1)——②我与媒介接触的历史、我们与媒介接触的历史;(1)——③本周电视节目欣赏日记;(1)——④调查媒体与流行的关系。具体实践活动大致有以下几个流程: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小组成员讨论确定媒介对象;发现该媒介存在的问题，展开批判式调查;小组讨论，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掌握媒介的基本常识，制作相同形式的媒介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意图。以上教育活动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师生之间互动，学生之间互动的讨论式教学过程。教师是组织者，并作为学生的支援者参与活动过程，例如，向学生介绍媒介素养教育的历史以及教育目标和基本理念，以电视和报纸的新闻报道为例，向学生说明媒介构筑现实的方法。教师的任务是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给学生提供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空间，使其独立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媒介素养教育的课堂是学生展现自我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学生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了鉴赏能力，培养了批判式思维。这与外语教学所强调的以学生为中心、注重解决问题的教学理念是完全一致的。也正因如此，媒介素养教育才得以在传播学以外的语言教育领域广泛地传播开来。

其实我介意范文第3篇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内地学者开始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西方媒介素养的译介文章，到今天媒介素养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这十年正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快速发展的十年，下述几方面的影响正是媒介素养成为一个显性话题的重要背景：其一是中国内地大众传播媒介形态、功能的多元化，在不断满足社会变革过程中日益多样的媒介需求的同时，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弊端也开始引起社会各方的重视，在庞杂的媒介信息面前，提升受众自身的选择、批判、使用能力，成为建构健康媒介生态必不可少的一环。其二，全球化的影响，尤其是来自港台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经验，越来越多地对中国内地的媒介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产生影响，媒介素养不仅被视为公众一方制衡媒介不良表现的力量，而且，作为公民权利和责任的组成部分，媒介素养旨在强化公众的传播权，以及公众对大众传播媒介在民主机制中发挥正面作用所担负的责任。其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信息传播的互动性，给公众通过参与媒介进而参与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方式，迫切需要公众的媒介创造能力的培育、提升和自我发展。最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需要积极的、负责任的、具有批判精神和社会参与意识的公民，媒介素养着眼于公众的媒介使用能力、批判能力和参与能力，意味着将公众置于媒介-受众关系中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与媒介相互培育相互建构的对等的一方，无疑对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内地的媒介素养研究，到目前已经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学术社区，其最主要的研究进展集中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媒介素养作为学术话语的合法性建构。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介绍和评价西方媒介素养理念和经验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各种不同的话语来建构在中国内地倡导和推行媒介教育的理论合法性和现实意义，认为接受“媒介启蒙”是当代每一位公民的必要和必须；在信息社会，媒介素养能力是控制自我行为的能力，也是控制媒介信息的能力；全球化时代的公众不仅需要媒介文本的分析批判能力，还需要跨文化交往沟通能力，以及培养公众成熟、理性的民主意识；媒介素养教育是确保大众传播在公众中产生积极效果的有效途径；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不仅符合中国现阶段教育改革的目标，也符合社会改革的目标；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作为媒介素养的一种，信息素养在中国已经有一定基础，因此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更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媒介素养实践模式的多样化探究。研究者们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探究在中国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模式和方法。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既要面向全体公民，又要根据受众的文化程度、年龄、城乡差异、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等的不同, 考虑实施途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青少年媒介教育领域，教师要扮演主要的角色，教育行政部门也要给予支持，在课程标准中增加媒体教育部分内容，并组织教师在职及职前训练，和家长参与的亲子教育相互配合。而针对成年人的媒介素养教育则可采取组织教育、社区教育和自我教育互动的模式，由于职业教育是当今中国社区教育的重点，因此可以把媒介教育看成是“劳动者生存、发展教育的重要课程”，包括如何通过媒介寻求打工信息、如何维权等等。三年前，学者们还在为中国内地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匮乏而感到遗憾，那时“尚没有一本真正的媒介知识普及读物，也没有一所高校或中小学开设媒介素养课程”，而现在，一批相关的教材陆续出版，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开设了面向全校大学生的媒介素养课程，针对中小学生的媒介素养实践推广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在不同层面开展起来。这些实践活动，也为媒介素养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深入进行理论研究的可能性，如谢静近期一系列研究中新的理论焦点，均来自研究者本人组织和参与的相关媒介素养推广活动的具体经验的提炼。

第三，对中国公众的媒介素养状况作出比较详尽的描述和类别划分。尤其近一两年，一些研究者开始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媒介素养状况的调查，无论对于媒介素养的理论研究还是在中国内地的实践推广，这类研究都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证依据。如一项关于西安大学生媒介素养状况的调查显示，大学生在接触媒介的过程中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较强的功利性，呈现出一种富于理性的动机结构，对网络更表现出出色的接受能力和驾驭能力，对媒介真实和客观真实具有一定的自发性辨别意识，对大众传媒暴力内容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抵制能力，但这种通过个人的直觉感悟得来的媒介素养，其自发状态使得他们不能有效地辨别信息的价值，也因此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媒介资源。另一项在上海大学生中进行的调查得出的结论也很类似，大学生对各类媒介的消费普遍在中度水平，对网络的消费接触较为突出，他们对媒介的商业属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对受众在传播中的能动地位认识不足，对媒介的表征和建构能力缺乏足够的判断和警惕，参与媒介互动和媒介内容制作的人数比例也很低。与此同时，一些教育学者，也开始着眼于通过对青少年、大众媒介和信息技术的使用培训，来实地考察媒介素养教育的机制和效果。

第四，开始以不同的理论学派、路径切入，关注媒介素养理论概念及概念间关系，初步建立起一些量化、质化理论模型。如本课题组基于严格的公众媒介素养状况抽样调查，试图开创性地对媒介素养这一理论概念的若干子维度，如媒介知识、媒介使用技能、媒介参与功效意识等，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建立起与政治认知、人际沟通能力、不同类别的媒介内容接受程度等其他政治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相关概念关系，研究成果正陆续发表。

第五，一些跨学科的研究者开始进入。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媒介素养问题，与此相关信息素养、健康素养等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媒介素养研究者的领域。

中国内地媒介素养研究起步十年间的进展，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其中的局限也非常明显。首先是理论层面的范式重叠，价值取向和理论路径尚未形成足够的共识。由于对媒介素养理念、目标、实践形态和社会意义等维度，不同的研究者之间尚缺乏比较一致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起点，从保护主义的道德防范立场，到对媒介市场化商业化的意识形态批判；从对公民社会的认同，到强调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从技术决定论的乐观主义，到哀叹大众文化泛滥的悲观主义等等。其次，媒介素养的批判性立场，不仅针对商业化、娱乐化的媒介弊端，而且也针对媒介本身的弊端，使得媒介素养理念难以在上述多个层次上充分展开。再次，本土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不足，直接影响到媒介素养研究的理论深度。最后，在实践推广领域，相对于欧美和港台地区由民间组织、教育研究机构、公共媒介、政府组织等共同推动的社会运动，目前中国内地所开展的有关媒介教育的尝试，其社会影响力和效果都还十分有限。由于实践层面缺少社会团体的有力介入，尚无法与理论研究形成相互推进的良性互动。

关乎公众启蒙的媒介素养理论研究与社会运动，在如何立足于中国的媒介生态和公众的现实条件和需要，最终达成媒介与公众的共生与良性互动、促进民主建设，既是我们今天关注媒介素养的前提，更是我们的目标。鉴于此，从研究方向上看，我们需要在媒介素养的相关理论关系的探讨中，更多地关注媒介生产、文本和受众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理论研究自身的价值，推进媒介素养研究从借鉴大众传播研究一般规律，到开始为大众传播研究作出具体理论贡献。尤其，媒介素养既非对公众一方强化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也非社会以公众的名义对大众媒介进行内容和品位裁决的依据，既然我们将媒介素养看成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组成部分，我们就格外需要将研究视角聚焦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上。比如，尽管从未冠以媒介素养之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喉舌功能，普通民众对媒介文本的解读、认知、理解，一直是他们间接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领域。除了有组织地对重大政治事件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进行学习之外，公众在新闻使用上，业已形成相当深刻的领悟力。无论知识阶层还是普通百姓，对“文以载道”的历史传统都有着来自民间的深厚理解。又如，在中国内地媒介市场化的过程中，尽管确实出现了商业化的种种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化媒介体现出连接市民日常生活和国家政治领域方面的特殊功效。大众媒介推动的消费者权益运动对中国社会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就是很好的例子。大量的广播电视谈话节目，都市报的市民生活专栏，DV记录的民间影像，博客、视频分享网站的兴起，这些公众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媒介平台，与大众媒介的商业化、娱乐化弊端，交织成十分复杂的媒介现实环境。而这些复杂的场景，对于媒介素养研究来说，不仅可以提供有别于西方现有理论的不同解释，而且可能产生新的理论概念和理论关系。从实践目标上看，则需要不断增强媒介素养实践的互动性和参与性，拓展新媒介技术在公众媒介素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且，关注媒介素养从个体素养提升到社区行动能力的拓展。

其实我介意范文第4篇

［内容提要］ 关系是一种资源，因为掌握某种关系资源而可能在一定局面中处于支配地位，拥有相当的权力，对于加入我们这个社会时日不久但颇具影响的力量——大众媒介而言，究竟它是如何调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关系来获取自己的权力、始终是一个并不明确的问题。特别是在考虑权力的必然取向——利益时，媒介又是在如何维持着自身的生存，或者背离传播的初衷，同样是个令人注目却又含混的话题。本文利用米歇尔·福柯等人的观点，通过5个层次分析，来澄清权力的概念，揭示大众传媒权力产生的关系基础，描绘媒介权力的形态，指出媒介运用权力时的问题以及提出我们可能的对策，以期对大众传媒的健康发展尤其是权力运用的合理化提供一个清晰的背景。 ［关键词］ 大众媒介 权力 解释 话语 基础 异化 平衡 法国政治学家阿历克谢曾对大众媒介作过这样一番描绘：媒介就像一双充满权力的眼睛注视着我们的生活，这形象地揭示了目前的一个基本事实：即当人们日渐依赖大众传媒与其生存环境建立关系的过程的同时，权力因素正活跃于人与媒介无法回避的联系之中。究竟权力的运用对于新型传播关系中人所应有的传统利益会意味着何种的建设性或是破坏性呢？此种关注构成了讨论的缘由，也构成了任何判断最基本的价值依据。 权力的解释 鉴于权力概念在今天命题中的中心地位，首先对权力内涵作澄清也就显得尤为必要。这里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力图进入我们的视野成为阐释所得以凭借的角度。以科尔曼在其《社会基础理论》一书中构筑的“信任—权威”模式为例，传统的权力分析观通常将权力视作个人基于利益的权衡由信任（尽管在具体个体上并不总表现如此）而出让对自身一定行动的控制所形成的外部管理约束机制，群体是其所强调的惟一可能生成的环境（绝对个体常常被视为绝对自由的）。人们习惯于接受该种提法， 的确， 从“社会—政治—法律”的维度考虑，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现行社会构架下政权机构、司法部门、领袖人物（直至最微观的权力环节）存在的合理性。但正如在解释“物质”概念时，仅仅描述“煤”的个性特征是不够的一样，权威图式在解析权力问题（某种程度也是核心问题）上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权威模型只是权力有限的表达形式，它对权力形成的特定场合有严格要求（它规定权力双方在某一层次的明确差异和相关），当然也就难免局部的分析方法面对权力关系领域广泛而又频繁的现象时，难以应付。暂且不论纯粹暴力形式下强制性的力量对比，因为此时已无任何信任可言；即使是在和平条件下，一经形成的权威也往往具有超越协议的独立特权，某种程度上有无转让权力的约定已不是至关重要。当权力双方的形势重新调整之后（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新情境下的权威又是如何被显示的？对此，“信任—权威”的单链图解所做的应答是不及时的，反映也是不深入的。其次，由权力的出让或是放弃而产生权威的表述，不免具有同义反复的嫌疑，因而对权力的剖析是不彻底的，况且“出让”一词太容易使人联想到实体的本质的权力物质或能量正在人们之间传递着，积累着，并借此角逐出权威，从而导致人们将兴趣集中于“何为权力”的追问上，但最终类似于“什么是人”，“什么是道德”等问题一样，权力终因“问”的困难陷入无法解答的沉默。 米歇尔·福柯非传统的思维及时为权力的分析打开局面，为讨论得以继续创造契机。当人们还在固执地将权力视做获取、把握或分享、让渡的某物时，他却指出：“权力不是一个机构，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某种确定地赋予给我们的力量，权力是人们为特殊社会中的复杂策略境遇所取的名字。”基于权力的唯名立场，福柯将分析视点完全从权力自身的絮语转向对权力具体实施场景的考察，这使我们得以摆脱语义上的纠缠，从而引起方法论的变革。至此，权力概念的轮廓方才变得明朗起来。 福柯首先将权力认定为多重力量关系，这些关系是它们（指这些关系）借以在其中起作用并构成它们自己组织的那个领域所固有的，权力成为各种力量关系最终运用的战术。在水门事件中，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究竟会对总统构成多么大的威胁。但从最终结果看，在促成总统辞职的各种压力中，媒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原因在于媒介对事件的参与及由于他们的参与所引发的一系列复杂关系，即局部事件的公众化，而这种公众化也许恰恰是置总统于不利的环境中，因为其在选民中的威信，其在维护社会成员共同价值观念中所应承担的义务，以及在党派之争中的地位都将会因为媒介的报道发生改变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毫无疑问，总统因其自身行为问题，在各种关系的综合评价中必然处于劣势，媒介却因掌握调控和公开这种力量对比关系的能力而处于优势。某种意义上，媒介此时掌握着总统的命运，权力也就自然成为整体关系综合较量后对优胜者支配作用名义上的肯定。 福柯随后强调，既然权力是力量关系，那它就不是落入个人或集团手中而区分从属关系的东西，而是流通于权力网络行动着的东西。福柯意在表明：“从对肉体运动作最为精妙的协调的戒律到构成了陈述的最宽泛的规则都有权力的散布。”然而“权力关系并不是外在于而是内在于其他各类关系”。只有在对各类关系的调度、利用和实施中，权力才以整合的外化力量呈现出来。可以想见，同样是水门事件，倘若媒介自始至终超脱于事件之外的话，纵然各种关系已是昭然若揭（正如总统自己事先预料的那样），媒介终究不可能构成压力之源。说得更确切些，只要总统游离于与媒介可能的关系之外，那么对尼克松而言，媒介就不可能是个现实的压力，因为毫无关系基础可供媒介凭借。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能够梳理出对权力的基本认识：实施着的多重力量关系。这为顺利地解构当前的命题提供了出路。大众和媒介作为我们关注的双方，它们之间的任何关系都成为考察媒介权力形成、运用过程的要素。围绕这一点，媒介如何利用各种关系实施权力，媒介权力形成的关系基础，媒介运用权力出现的问题以及对媒介权力的反思决定了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权力的话语 在媒介权力相对于大众权力更具普遍性的条件下，辨明媒介实施权力的方式即特殊形态是认识媒介权力的首要步骤。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曾报道山东临沂假种子案，反映山东某种子销售部门，为谋取暴利，置国家与农民利用于不顾，掺假贩假。画面真实记录了整个制假过程，记者也对事件主要责任人的领导身份提出质疑。无论是内容的选择，编排秩序，还是符号语言的表述都体现出制作者的主观断定和评价，区别于法律对肉体的制裁，政治对利益的剥夺，媒介是在“述说”之中完成权力的实施。而将权力引入话语，在媒介所依赖的符号系统中不难找到根据。 文字、声音、图形是大众传媒开展传播活动的物质基础。各种符号遵循各自的语法规则和现实逻辑组合成文本、语言和图像传输信息，构成阅读、倾听、欣赏之物——话语。权力与话语的结合取决于话语生成的不同程度。当符号单单进行意义的现实活动而起标记功能时，符号屈从于客观实在，充当它们表征性的物质存在，任何意志都无法插手左右言语。可是语言符号的最大担当还是在于传情达意，而不是执迷于语词本身，满足于无谓的说。多数情况下，符号为积极从事于意义的意向活动开始表达。尽管有内在秩序和规律的严格管理，但语言的表述已非全然按照既定的路线行进，而是应不同的要求同时接受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新的指导，安排出微妙的言说方式。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也自行设置入话语，来应付复杂的生活情景的需要。语言的开放，使得权力意志操纵话语揭示多种力量关系，并且“逐步唤起话语符号的意象以表露情绪”，展示“质询”、“评论”等话语权。 困难的是，我们几乎无法将话语中主体意识和信息传达的两种功能明确地剥离开来，这就使媒介的具体功能界线通常变得很模糊。应该说，传输信息基本代表了媒介的本质意义，但引人注意的是，话语权的频繁使用正变成媒介的一个经常性特征，这与媒介话语的关键性特点有关，即媒介话语对公众话语的影响，对意见市场的支配作用。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越发要求人们对他们陌生的环境作出决断，人们也更迫切地需要获得信息支撑，而大众媒介在诸种途径中扮演了主导性角色，倍受公众的信赖。由于信息的主要源自媒介，公众对外界的了解，思想的触点也主要局限于媒介话语的界限之内，在缺乏额外的意见参照系的情况下，媒介控制了受众的看法，导演了受众的意见。正是因为媒介的态度往往能够在受众之中激发同向的反应，所以一旦事物成为媒介话语所谈论的对象，便同时被抛入公众的话语之中而被迫接受公共意见——舆论的处置。还有什么能像语言这样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存，那么，可以轻易控制当下语境的大众传媒对我们而言将具有多么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于大众传媒真正需要担心的可能不是它自己看到了什么，而是到底向公众说了些什么。 权力的基础 显而易见，媒介的言谈和老师在学生品德鉴定一栏上的评语是决然不同的。差异的根源在于各自所涉及的不同关系境况。为了深入认识媒介权力的成因，对其所仰仗的种种力量关系基础适当剖析就不可或缺。令人棘手的是，个中关联错综，极难梳理出权力运行的脉络，即便如此，仍然有3种稳定的力量之源依稀可辨。

（一） 世俗的力量 反观现时生存状况就会发现，媒介因占据了信息渠道而与我们保持着深刻的接触。出于知情的共同愿望，促成了最广泛的受众团体与传媒的联合。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生存环境瞬息万变，人们被迫多方收集信息，协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媒介凭借其巨大的传输优势和日新月异的传播能力，最大限度地迎合了人的要求而成为最佳的选择。媒介一方面博得了公众的青睐，一方面又刺激了更大信息的需求，其与受众的联系也不断得到巩固。这种形势下，一个庞大匿名的受众群便自动聚集在媒介周围。但与这种关系相比，受众内部的联系就要松散得多，很难形成统一的行动，并且由于在信息上受制于媒介而处于被动，一般以接纳意见跟随为主。反之，媒介则努力在广泛的社会问题上寻求与公众的合作，借助信息源控制引导受众，从而体现社会责任和价值。相对而言，就灵活和积极得多。受众无形之中成为媒介比较容易调动的一股潜在力量，因而传媒的细小动向都会被受众群无限地夸大，舆论就是这股力量的常见的显性特征。在一个舆论还是决定社会事务的终极力量的时代，媒介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60年代印支半岛的撤军（当然也有外交因素），70年代尼克松的下台，至今令我们记忆犹新，一切就在于媒介拥有了大众。 （二） 技术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的相当部分成就要得益于技术，尤其是现代通讯和传播技术，逐渐突破了时空限制，赋予媒介以丰富的表现手段，技术被当作最富于创造性与挑战性的工具大量加以应用，来辅佐传播过程。 但技术决非中立的摆设，海德格尔认为：“关于技术的工具的中性把握，恰好表明对技术本质的茫然无知。”技术决不是纯粹的占有之物，它可以介入人与事物的关系，改变双方的面貌，利用“隐藏在技术中的力量决定人与存在着的东西的关系”。1965年，一场发生在美国洛杉矶的黑人反种族歧视示威游行，在经过媒体报道后，没有人认为那不是一场暴乱，事实的定义被媒介操纵的技术扭曲了。 技术本质用技术活动制造了一起典型的“技术事件”。事件中，黑人被视为异端，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概念的真实性之所以能被改变是在于根植于传媒的技术的本质面对事实时“只追求和从事在预定中被展现的东西，并从这里得到一切尺度。 因此，其他的可能性，即人宁愿更多地和始终更原始地探讨未隐藏物的本质和它的未隐状态就关闭了，以便把所需要的对展现的从属关系看作它的本质。”正如技术将“游行的意义”向受众关闭，预定了事件的“暴乱”本质，并根据这一尺度，限定技术视野，只将拳头和呐喊认作事实素材，加以编织，游行被强制性地展现为暴乱，受众也被强制接受展现的暴乱。技术本质就像“框架”，不仅划定了技术对象的范围、内容与性质，更重要的是它在技术活动中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能隐蔽地渗透进入人民群众的意识，并以合法性权力起作用。”人与技术的关系已明白无误了。技术随时都会应权力意志的指示对权力的实施给予支持。 （三） 政治背景 迄今为止，政治是与媒体保持关系最具体的，所有政权形式都不会放弃媒介，因为媒介意味着舆论的主导权，这与政治统治的要求十分投合。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像媒介这样紧密地将政府与它的人民联系起来，如此快捷地传播政治理念，灌输意识形态。与自上而下的垂直权力机构相比，媒介在营造政治气氛，维护政治环境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显得不可或缺。而对于媒介来说获得政府的支持也是顺利开展活动的保证，因此在与政权机构配合方面也表现得十分努力，至少是给予足够的关注和谨慎。 权力的异化 大众传媒对社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所以媒介运用权力时是否妥善愈发关系重大。形成一套切实可行并且行之有效的规则，不仅是媒介权力正当行使的必然，也是日渐成熟的受众的正常要求。施拉姆早已表明，“我们的传播行为证明我们是人”。这意在证明人才是传播的本性，一切传播活动的惟一标准和前提乃是人的利益。 如果沉迷于权力的效力，致使人的利益得不到落实，媒介就失去了存在的目标，变成了与我们对立的异己的力量。但当实际情况与我们的愿望之间还存在着差距时，对现时问题的关注可能更有益于我们对理想的认识和追求。 （一）道德问题 与法律相比，道德问题在我们生活中出现和涉及的程度要普遍得多，媒介工作人员也同样受制于一定的道德约束，可我们总是发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支配着他们轻松地逾越这道规范。粗略地看，其心理支柱可能来自世俗的推崇，技术的纵容或公众人物的身份。在媒介和社会还没有平衡关系，特别是媒介在受众中极具市场的情况下，这种背景常被个人利用，公众权力流落于个人手中，服务于私人目的。这是在研究和探讨媒体发展过程中一个需要同等重视的问题，理由是在一个契约普遍流行的年代，许多媒介中人却要超越契约，凌驾于社会传统道德之上。有偿报道、假公济私、歪曲事实等情况屡见不鲜。这些看似简单的品质问题，招致将其归结为异化的异议。可在媒介仍然把持着传播特权，人又是操作者的现状下，一旦违背传播本初理想的非道德心态被带入媒介，都将极大地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道德之说毫不过分。 （二）图像的时代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历史事变就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配合成一个总的平均数，然而这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的，每个意志对合力有所贡献。”马恩唯物史观道出了人自身的历史涵义：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者。可是现在人们主要地——实际上，由于人的情感与行动基于知觉，而媒介又成为生活经验材料的主要来源，人们可以说完全地——是按照媒介所呈现给我们的那个样子而与客观的世界生活在一起。人单独与世界遭遇的机会逐渐消失，媒介成为人与世界互动的中心环节，意识的多元、多意性因共享信息而退化。成问题的是，受某些利益的驱使，媒介利用了信息的掌握和表达的话语权力，把世界展现为概念化的图像，受众只面向图像并且将图像看作世界。 半个世纪前，人类对战争的痛苦与残忍深有体会，而90年生在海湾的战争在媒体中表现的轻松感，使本土的美国人民觉得他们的大兵正在那里玩烟火，一切就跟卡通读物一般充满了游戏的乐趣。出于一定目的，媒体择取了事实，策划了人对现实的意象。“瓦兹暴乱”（见前）即让所有的人感到整个社会都是两种颜色的尖锐对立，没有人再相信黑人的诚意，好像到处都是不可调和的隔阂。人们沉浸在仇视、敌意中，却不探究它的历史出处是否可靠。尽管历史进程消化吸收了每一种后果，但米兰·昆德拉依然否认了意象如意识那样作用于历史，这并非说意象不具备影响力，而是他看到了由意象而延续的历史的可疑。昆德拉的“祖母生活在摩拉维亚村庄，她的意识都来源于生活经验，她对现实有一种亲身的把握。 她的意识根源于这种把握。 如果全家人揭不开锅，有人却想骗她粮食大丰收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而邻居是与同事在办公室坐上8小时，然后回家看电视的人。当他听到播音员说，最近民意测验显示，他所在的国家是最安全的地方时，他会打开一瓶香槟。但他不知道，就在这一天，他居住的街上发生了三起盗窃和两起谋杀案。”如果我们看到的和事实不符，又如何保证判断和行动的意义、意象使人和历史一起沦为权力的诡计。 权力的平衡 关于理念的探讨和澄清概念所做的努力，其目的在于为现实提供可操作的依据。在我们肯定媒介权力的存在，认识了它的权力形态，剖析了权力力量的主要来源，并且对目前出现的问题深负责任感之后，为权力的合理运用提出合理的构想就成为归结点。之所以选择平衡这样一个中性字眼，关键在于权力并不总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专横的、消极的、否定的；不可否定，针砭时弊，倡导社会公共价值是媒介一直继承的优良传统，也是社会对大众传媒的未来走势所寄予的厚望，而一定的行为又必须以一定的权力为前提。所以是平衡而不是消除媒介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是思考解决媒介权力问题的着眼点。这又是一个介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问题。因为在社会关系如此错综复杂的今天和更加繁杂的未来，寻找出可以完全遵循的方案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能够展现的现实对策虽然是粗略但必须是可实现的。那么在现行社会中，政府和公众会被首选为落实平衡政策的对象，对于媒体最主要的力量支点——政府，这意味着要在不断的磨合中，逐步调整与媒体的关系，在培养媒体独立品格的同时，给予媒介活动以有效的监督；而对于媒体最广阔的基础——受众而言，则意味着摈弃恐怖和盲从。权力总是与抵抗并存着的，积极的反应能培养出冷静和沉稳的权力观，而幼稚的、逆来顺受的受众是无法造就成熟的媒介的。当然，在传媒神话依旧盛行的今天，这个要求是需要相当时间的；对于传媒自身，我们所能赋予的是最大的理想，自律是种层次更是种境界。这种境界取决于媒介根本思维的确立：人的利益和人的需求成为了媒介行为的一切理由。 这是一个宽泛的遥不可测但又令人向往的前景，但无论如何，它都不应从媒介这双眼睛中消失。 注释： ①②③ 莫伟民《主体的命运》 ④ 查德威克《象征主义》 ⑤⑥⑦ 海德格尔《冷静》，《论文报告集》，转述自宋祖良《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 ⑧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转述自冯特君《国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 ⑩ 米兰·昆德拉《不朽》，转述自李岩《大众传播过程的异化现象》

其实我介意范文第5篇

游戏规则的改变也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改变的重点在于,通过内容要素、形式要素的结构和呈现规则的改变,唤起和重新聚集社会注意力资源。其技术要点在于,这种规则的改变要顺应大众文化和流行心理的潮流。

过去近三十年的传媒改革与发展,我们所获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就其实质而言,迄今为止的发展在基本面上还只是一种要素增长型的发展。换言之,这种所谓的“增量改革”只是在过去“存量”现实基础上对于社会发展要求的一种有限的调适,这种调适虽然通过新增媒介的培育和发展,在媒介业的总体功能的改善上、在媒介业的社会角色扮演的丰富性上,在媒介运行机制和传播资源配置方式上的市场化、产业化手段的引入方面起到了在稳定中求发展的效果,但其发展的基本态势仍然是以既往的“存量逻辑”为“圆心”的一种延伸和扩张。

所谓的“语法”,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什么是“语法”?简单地说,语法就是遣词造句的规则系统,它是词的构成规则、变化规则、组合规则的总和。如果说,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传媒领域所实现的不过是在旧的规则体系约束下的新词扩张的话,那么,要让我们的媒介业真正担负起其日益重要的时代使命,不是仅仅靠扩张几个“新词”就可以完事的,还必须对有关的“语法”规则进行较为彻底的突破性改造,这样才能把已经极大扩张了的、处于散乱无序和不合理约束中的媒介“单词”借助“语法”改变的这根红线串成表达时代要求的传播“语句”。这样一种语法的改变具有现实迫切性。“拐点论”的提出,并不是“末日”、“没落”,拐点之说更像是弯道,在高速行驶遇到弯道时需要调整速度、状态,重新整合配置,以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在未来的传媒运营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变化。

一、服务对象消费使用媒介的习惯变化

媒介业是个服务行业,所服务的对象,包括读者、广告商和一些利益集团或部门的媒介使用者,他们消费媒介、使用媒介的习惯,实际上已经跟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以前他们对媒体是全程依赖,没有什么选择。现在由于媒介渠道的增多,一个媒体不再能包打天下,基于人们“碎片化”的媒介消费使用习惯改变的现实,媒体需要打造多平台组合产品。这样能实现传播功能的链接,重新聚拢被媒介市场的“碎片化”所分散了的社会注意力资源以及广告资源。这就是所谓媒介价值“碎片化”背景下的媒介融合。这种融合是指在数字化的媒介生态之下,就传媒对于社会施加影响的作用方式而言,一贯以来的由一个单一媒体所实施的“全程传播”的服务模式正在逐渐走向衰弱。一个传播目标的实现过程将分别由不同的媒介接续完成,而参与其中的任何一个媒介仅仅在其最为擅长的功能点上扮演和履行着自己独特的、难以取代的角色。譬如,在房地产的营销传播中,传统的营销方式往往是将广告及相关营销资讯集中投放于某个当地最为强势的综合性报纸;现在则不同,由于营销传播的渠道极为丰富,使利用不同媒介的不同特性而实施整合营销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渠道的选择、组合成为可能,因此,人们会利用强势的综合性报纸造势,形成品牌的影响力,然后再利用DM直投杂志，对于目标对象施行“精确打击”,利用网站提供丰富、翔实和具有选择性的资讯,利用活动营销平台(如俱乐部活动、看房班车等)来实现销售,等等。

媒介的融合,其实意味着媒介功能的交叠,这种交叠使不同媒介在完成某一共同性的功能目标上实行分工成为现实。一方面,它要求每一个媒介专注于自己的功能特长面,收缩自己的功能外延,以功能外延的缩小换取服务内涵的专门与擅长。因此,未来传播媒介市场竞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自己视为全部传播手段所构成的传播体系中的一分子,执著于“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的市场战略。另一方面,它要求单一媒介和单一媒介之间实现互联、组合,即媒介的融合。而实现媒介的融合一般有两种路径:一是媒介业自身的“硬融合”,即媒介单位通过兼并、控股等方式实现媒介资源的集中,形成具有多种媒介单位组合的大传媒集团;二是通过媒介单位之间的“软连接”而实现的媒介资源的组合配置,即可以通过不同媒介之间基于共同性的市场动机所实现的“卡特尔式”的协议联盟;也可以通过媒介公司集中购买不同媒介的版面、时段,然后再进行不同目的性的媒介功能重新组合与媒介资源重新配置。换言之,由于数字化为人们的媒介选择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对象和通道,人们已经趋向于根据不同媒介的不同特性来分别使用不同的媒介,通过不同媒介各个功能点的组合来实现某一种信息的传播(或接受)过程。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根据这样一种转变,来打造适应人们需要的不同媒介形式和传播平台的产品组合链(譬如报纸、电视、网络、DM、俱乐部活动的组合等),就有可能应对今天数字化时代人们在消费使用媒介习惯方面改变的现实。

当然,在游戏规则改变方面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东西,我们的报纸目前绝大部分是以售卖的方式达至读者的,免费报纸有没有它的存在理由和市场空间?这实际上是发行和盈利模式上对于可能存在的更多市场空间的探索和选择。以香港为例,在几乎所有售卖报纸的盈利空间极其狭窄的背景下,地铁免费报纸却是办一个成一个。这说明,市场空间的选择有时候可能比内容质量的提升更能改善我们的生存状态。我个人认为,由于网络资讯的一般社会消费方式所树立的“规范”,在普及性的社会信息服务方面,免费是未来的趋势,免费报纸可能在社区报纸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它以生活背景、生活逻辑作为内容诉求和广告诉求,这是非常大的空间,只是在我们现有的体制方面需要国家主管部门有相应的试点性开放。

数字技术消弭了媒介的介质壁垒,这既造成了大媒体市场的重新洗牌,同时也造就了同一内容多介质实现的可能,为复合利用内容资源提供了技术可能。这是传媒产业规模化发展过程中竞争强度愈演愈烈、竞争成本持续加大的背景下,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一条解困之途。譬如,一个拥有数个电视频道的电视台如果利用这些电视节目的资源,办一个电视节目“声音版”的广播频率,只要加上必要的解说旁白,在没有任何新的资源投入的情况下,就能获得比一般广播频率更好的收听率。不仅如此,由于受众人群的互不交叉(在同一时段收听广播和收看电视的人往往是不同的),其宣传和广告的组合价值是很高的。这还只是传统媒介之间内容多介质的例子。在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之间,这种多介质内容呈现的空间则更加广阔。多介质内容实现的前提是彼此之间的市场、彼此所面对的受众群互不交叉或者很少交叉。因而,内容的多介质化就可以使同一内容为更多的人分享,而媒介则在这种扩大了的分享当中赢得价值。

媒介产业是内容产业,它的核心产品是做内容。但是,这个内容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关注重心一直是按照“核心产品形式产品延伸产品”这样一种发展逻辑循序前进的。前一种产品为下一种产品提供丰富的基础,下一种产品的发展又为前一种产品的下一轮发展积聚创新的条件。从中国传媒业的现实发展态势看,在现有的体制和制度没有重大突破的背景下,我们在作为核心产品的内容打造方面的腾挪空间已经极为有限,为了积蓄更多的发展能量和把现有的媒介市场空间利用得更加充分,媒介产业的发展重心应该向着形式产品和延伸产品转移。

二、从规模经济到范围经济的转变

媒介产业自身运作的重心下一步将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转变。媒体初级的市场竞争阶段是“质量经济”,即通过提高新闻产品的质量提升竞争力。后来组建报业集团,以资源的整合获得规模经济,注重市场占有率。当市场份额被瓜分殆尽时,就开始转向范围经济,提高个人占有率,对市场进行价值挖掘,立体化开发。举一个案例,某个高校的老师准备买一台笔记本电脑,他在网上反复查阅比较好了,然后去电脑专卖店买选中的型号,电脑销售员问他:“您经常出差吧?”他回答:“对。”销售员马上说:“您需要配个无线上网卡,出差时方便。”接着销售员又问:“您有很多教案、资料吧?您一定需要刻录机备份重要的东西。”这位老师也同意了。最后销售员又说:“您还需要一个配套的旅行包,这样出差带着电脑方便。”这位老师一想也有道理,虽然最后附加了不少东西,但他还是很高兴,因为这些东西完全迎合他的需要,这就是提高个人占有率。

媒体需要提高市场开发度,传媒的发展与其他行业、与社会环境关联紧密。比如上海的媒体广告总额在全国排第二位,仅次于北京;但是如果计算媒体的广告额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上海一下就排到了第六位,广东排到了第一,这说明广东的媒体市场开发度比较高,而上海还有很大的空间。

可以办社区报,这是一种以规模化的聚居人口的共同性需要为诉求的免费报纸,在其生活圈和消费半径之内,有许多的社区资讯和微型广告资源(如社区的活动资讯以及消费和服务广告、居民之间的分类广告资讯等)需要传递和。社区报瞄准社区生活圈,进行毛细血管式的开发。这是大众化媒介无法聚集和利用的市场资源,因此是一个无竞争的市场空间。

目前的都市类报纸同质化现象严重,主要是因为对受众认识的模糊,看看不同媒体所做的本媒体读者调查,描述的读者状况都差不多,男女比例一般是开,年龄30―40岁居多,因为对受众理解的模糊,媒体在运作时只好打霰弹,做些大众化的东西。战地摄影师卡帕有句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我们的确要反思。除了内容平台,媒体还要打造社会活动的平台,这是近距离接触读者的有效途径,也是与读者达成心理认同的一种重要仪式。

三、竞争重点从巨内容向微内容转变

过去我们的媒介习惯于巨内容、宏内容的关注,我们所有媒介都非常关注重大题材,关注具有普遍需求的、共同性的内容。我们的资源配置也好,报道重点也好,着力点也好,都是放在宏内容上面,你想做到比别人更好,需要投入比别人多得多的精力和成本,而市场的反映、观众的反映也许毫无差异,比如,业内人士能看得出来某个新闻的标题做得好,但是对于读者来说,他们觉得我能看明白就行了,感觉跟专业人士有很大的差异。

导致人们选择哪个媒介,不选择哪个媒介,我们注意到,常常不是最重要的内容,不是那种共通性的内容,反而是个性化的细分的微内容,是可能被视为垃圾信息的内容起直接的决定作用。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现在媒介竞争的一种新的征兆,可以说竞争重点从巨内容的竞争转为微内容的竞争。比如,尽管北京青年报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北京青年报的房地产广告是所有报纸里面吸收量最大、最有优势的报纸,为什么广告商愿投北京青年报,因为在星期四这一天,零售方面比平时多卖两万份的报纸,这些临时购买者不是冲着其他的版面、其他的新闻,而是冲着这一天的房地产专刊“广厦时代”,房地产广告商之所以投放北京青年报,看中的是这些临时购买者,而这群人是现实中有购房意愿的消费者。

再举个例子,迪斯尼的杂志,它的内容与其他儿童杂志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孩子们为什么喜欢它呢?是因为每期都有一个“神秘礼物”,每次都有一个小玩具可以让孩子们玩一玩儿,而这个小玩具并不值钱。这对于杂志而言是非常细小的介入手段,但正是因为这样的提供造成了消费者对这个杂志的迷恋。目前在巨内容方面大家有非常宽广的选择,我们当然要把相当部分的注意力放在巨内容上,但是要注意在微内容方面如何引起更好的市场效应。

四、传媒要适应中国社会大环境的变化

我们都知道人的嘴巴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话。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基本上99.9%的时间用来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这个问题得到了整体上的基本解决。尽管中国能源问题、粮食问题等还有很多安全隐患,但是从现实的社会发展逻辑来说,吃饭的问题、温饱的问题已不是中国社会关注的第一位的社会发展问题。过去的制度安排、运作模式是按照解决吃饭问题来设计、构建的。当这样的社会发展目标,这样的任务进行转移之后,我们整个制度安排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我们整个社会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因此当人们的诉求、参与,作为社会潮流规模化涌现出来而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有一种挫败感,整个社会哪怕有一点点这种机会、平台、环境也好。如果商业计谋在里面提供一个主导、一个平台,人们会义无反顾地参与其中。“超女”就是利用这个社会潮流获得成功的,所有的设计,无论是评委相对个人化的评价,还有短信投票的参与方式,所有的目的都是激发你的参与,无论是情绪上激发你,还是利益上激发你,还是其他的层面,各种手段都是要把你卷入其中,到后来大规模的老百姓被卷入其中的时候,最后在PK舞台上真正进行PK的就不仅仅是“超女”了,“超女”只不过是人们的标准、意志、选择、审美的一个象征,一个文化符号,所有的观众看到她们的时候,是一种“我在现场”的感觉,“我的选择”、“我的评价”、“我的爱好”通过这几个“超女”进行PK,进行参与。这样的节目的魅力与其他节目就有很大不同,是由于受众自己的魅力和参与使这样的节目有了魅力。

游戏规则的改变也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改变的重点在于,通过内容要素、形式要素的结构和呈现规则的改变,唤起和重新聚集社会注意力资源。其技术要点在于,这种规则的改变要顺应大众文化和流行心理的潮流。“超女”之所以能够大红大紫,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它的内容本身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而是在游戏规则方面进行了适应这种社会形势改变的革命性改造,让受众的意志、情感和话语表达有了一个可以展开的平台和对象。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某电视台在播出新闻时,将最后几条新闻的播出选择权交给观众,通过观众对于几条新闻标题的短信投票,决定播什么、不播什么。这种选择权的开放,不但吸引了公众的参与,而且由于公众的参与和“悬念”效应,有效地提升了人们对于最后播出的那些新闻和资讯的关注度,使原本头条新闻受关注、其后新闻的关注度渐次下降的规律发生了逆转。因此,这样的游戏规则的设置可能是未来传播中需要特别加以关注的,虽然它是形式,但是形式有时候也是重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