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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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论文范文第1篇
金融危机发生的一般原因是资本全球化运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尖锐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不仅同发达国家一样有生产过剩、金融过度膨胀的问题，还有本国货币与国际货币之间的矛盾。商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实现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和日益发展是金融危机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前提。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依赖或中心主导与从属的经济体系，则是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由中心向扩散，中心对资本的垄断和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加强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过剩、金融过剩和与外部联系中的国际价值实现问题正不断深化发展。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脆弱，在国内要求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极易陷入依赖外部推动、三重矛盾日益发展的状况。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西方资本流入和出口发展而快速增长，又因对外收支状况恶化和西方资本回流而爆发金融危机以至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原因。
21世纪初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各地区、各国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前述世界经济运动的模式已经表明，世界经济运动的状况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否根本上在于中心与依存关系的发展，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两部分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状况。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主体以实力为基础的博弈。货币金融垄断是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竞争优势；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和整个经济运动的方向，这就是世界运动的法则，也就是决定世界金融危机走势的基本规则。
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反映为科学发展、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金融市场规模和其货币是否充当国际货币。科技发达、经济和金融规模大、货币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经济金融到文化都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客观规律决定着世界经济和金融运动的发展趋势，也决定着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前景。未来世界金融危机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各地区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
世界金融危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势将很难改变。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仍将处于严重不对称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75-1995年，除东亚少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处于连续下降状态。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发展中国整体经济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予东亚经济严重打击，从而使中经济全面受挫。目前，发达国家占有世界财富的3/4，最不发达国家则增加到49个。从历史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经济格局不变、依存状况总体上不变而作部分调整时，几乎所有受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再度依赖外部资本流入和外部拉动。
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债务（见表1），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调整面临诸多困难，出口创汇又因技术革命发展滞后和西方国家的限制十分艰难，当西方资本流入时，可能导致新的生产和金融失控，而不会产生较多国际收益。这势必成为新危机的隐患。
表1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负担率
年份债务额（亿美元）债务出口率（%）
198019901998198019901998
所有发展中国家6095147282465185.3155.8146.2
东亚及太平洋9412861697893.1113.4107.4
欧洲及中亚7552210435444.896.9126.7
拉美及加勒比257347547358201.9256.1202.5
中东及北非8381830205841.4119.1137.4
南亚38012991645160.5317.5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6091774225866.4209.8232.1
再次，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国际资本和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与金融竞争总会对世界金融贸易和资本运动产生难以预料的扰动和冲击。在世界经济不对称结构和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仅不会缓和或抵御这种冲击，反而可能严重化。如果实行金融和资本自由化，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这种危险性。
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分离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传统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经济危机发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实物经济严重过剩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西方经济长驱直入金融资本主义，也促使一些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金融危机的主导因素。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后的崩溃。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都是如此。
虚拟经济是指以虚拟资本膨胀和交易为特征的经济，信用发展是虚拟资本膨胀、虚拟经济兴起的推动力量。虚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是社会生产规模扩大、速度加快，要求融资形式的多样化、融资范围拓宽、融资成本降低和融资的便利。虚拟经济发展表明一国金融活动和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积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但是，同实际经济的发展一样，虚拟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也不能超出它应有的范围。虽然人们目前还不能准确地指出这个范围，不过，从它服务于实际经济这一点来看，它确实存在发展约束。然而，由于虚拟资本市场脱离实际经济运动的特性，虚拟经济又往往出现加速膨胀的势头。虚拟经济逐渐超越实际经济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最主要的方面，这就造成了金融危机领先实际经济独立发生的新趋势。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加速发展虚拟经济，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支撑虚拟经济膨胀的资本来源全球化，使虚拟经济的膨胀完全可以超出一国国内财富和生产增长的限制。金融危机因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而发生的条件得到强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问题显然更为普遍和严重。一般来看，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收入和大规模对外投资为基础的，国家信用如国债和货币发行是虚拟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货币金融政策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调节杠杆，这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而在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往往是以工业基础不完善、出口增长波动、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为前提的，资本流入和被动的货币扩张成为虚拟经济扩张的主要支持力量，货币金融政策调节虚拟经济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是由外来资本拉动促成的，更具有外生性、泡沫性和敏感性与易崩溃的特点。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直接由虚拟经济极度膨胀而开始也就十分自然。当然，在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向外转移生产，一些产业已出现“空心化”，加上运用信息技术控制生产，实际经济过剩问题得到缓解，主要问题仍在虚拟经济方面。如果货币政策不当，国际金融资本在规模流入后急剧转为流出，仍然会导致虚拟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发生，只是在程度上与发展中国家不同而已。21世纪金融危机发展的这一趋势不会改变。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继续加速，全球资本运动将继续高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经济转为复兴，进而吸引西方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将因资本流入而再度高涨。第二，还会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原有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则会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虚拟经济占优势会是一个经常性问题，而国际国内的不确定因素仍大量潜在，国际投机资本极可能卷土重来。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很难改变的，如出口导向的生产结构、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对西方资本的过分依赖，等等。第四，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将进一步发展，但发展会不平衡。特别是欧元成为强势国际货币后，将对美国和日本的虚拟经济发展产生冲击，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有效，日元资本外流将使日本的金融经济受到打击。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虽不会发生严重的挫折，但出现类似1987年的股市危机还是有可能的，这要看西方金融资本在内部滞留的时间长短。
金融危机的时间间隔规律大体上不会改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进程来看，金融危机没有按某种固定规则周期性出现。1960年在西欧出现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后，间隔7年又出现美元危机，然后紧接着出现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危机，以及1971年开始的布雷顿体系危机。金融危机的频率明显加快。7年后，到1982年，金融危机转向发展中国家。此后又经过7年，由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开始，随后实行固定汇率的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受到危机打击，金融危机的频率又明显加快。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运动的中心是资本运动，特别是金融货币资本的运动。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它们加速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由于资本短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资本和开放市场进行工业化，由此形成了资本由北方流向南方、商品也由北方流向南方的不对称状况。这种状况使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和商品流入中经济社会失控（一般只需5~7年的时间），风险日益增大，因此，西方资本内在的追逐利润和实现价值的行为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在发达国家之间，不同的货币资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和货币金融政策的变化刺激不同的货币资本不断转换，因而由大规模货币资本运动所产生的金融货币危机不可能有什么固定规则。假若说有规则，那就是危机随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利率之间的差异相对变化，并且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国的金融资本膨胀而加速发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资本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西方金融资本主要是在西方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进入发展中国家的，高利率、固定汇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吸引因素。尽管如此，一旦西方金融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或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经济问题暴露，货币资本间的差异和矛盾就会显著激化，中心与之间的资本运动状况就会改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也不会呈现周期性。世界金融系统的变化和矛盾、世界经济系统的不对称发展是这种非周期发生的客观基础。资本循环、复杂系统混沌原理足以解释这些问题。简而言之，在一个无规则、内外经济金融紧密联系、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世界体系中，任一对外收支不平衡和资本耗散能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随时随地发生金融危机，只要存在扰动和资本自由移动的条件。如果说有什么规律，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开放的时间长短和资本流入规模，它们决定危机条件是否成熟，决定扰动是否导致资本大量外逃。
危机随世界经济和货币结构调整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21世纪，世界货币结构也将发生重大改变，当前存在的美元中心结构将为美元和欧元的两极结构所取代。2002年欧元实体货币已正式流通，估计3~5年后欧元将会有力地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并对日元的国际化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在未来10年左右，美元和欧元将平分秋色。还应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发展并逐步走向区域货币合作或货币一体化。这也将对世界货币结构产生有力冲击。在这种结构变化、调整和转变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来源、外汇结构都将经历大幅度的调整；不同的国际货币也将激烈竞争、相互取代，由此引起金融冲击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货币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除了外资大规模进出产生的金融震荡之外，还可能集中在资本外逃方面。资本外逃指一国资本所有者向境外转移资本的行为。资本外逃有多种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1）贸易融资。通过低报出口合同金额和高报进口合同金额，将多出的外汇资本移往国外，投资国外资产，本国损失外汇资产。或者干脆虚报进口，骗汇抽逃。（2）推迟和提前贸易结算。对出口该收汇的结算推迟，对进口则在预期本币汇率下跌时提前结算汇出。（3）转移价格。有国外分支机构的国内公司或在国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贸易中的定价机制转移资本。（4）对外投资。对境外投资时，采用虚报投资、截留投资收益等方式将资本大量移出和留存海外。（5）利用非法商品贸易活动转移资本。资本外逃导致一国外汇资产大量流失，使发展中家外汇资源枯竭、货币持续贬值、国际收支和对外债务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出现经济长期萧条、债务危机反复发作、国内金融近乎崩溃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外逃。20世纪90年代东亚、俄罗斯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前，国内资本外逃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例如俄罗斯从1992年以来，每年资本外逃达GDP的6%，占国内储蓄的8%~18%。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政策反应看，区域货币合作、资本市场开放、浮动汇率和经济结构调整代表着一种主流趋势。这种趋势的发展，完全可能为新的金融危机生成创造条件和时机。
金融危机的范围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金融危机由国别性危机演变区域性和全球性危机的基本途径，是经济与金融联系加强的多样化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则是基本机制。所谓危机的传染性和传导性，就是指金融危机由区域内一国向区域整体、进而向其他区域蔓延扩散的特性。
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一种机制是区域内和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就区域内而言，当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后，该国货币大幅度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极易诱使投机者对其贸易伙伴国进行攻击并获得成功，因为贸易伙伴国出口减少、进口增长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失业率增高，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难以在投机攻击中维持固定汇率；区域之间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二种机制是资本市场联系。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该金融资产价格大跌，由于区内各国之间的资本联系，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也遭受损失，流动性受到破坏，相互支撑的力量减弱，因而导致其他国家资本市场和金融状况恶化，从而也易被投机者攻击导致金融危机。第三种机制是区外国际信贷者和投资者对区域内各国经济作相似的判断和预期。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区域外的投资者困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通常认为区域内各国经济金融状况基本相似，出于减少资产损失的考虑，不是从区域内其他国家抽回资本就是减少信贷提供，导致整个区域爆发危机。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内容是促进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资本和金融联系，缩小相互之间的经济差异。区域一体化无疑加强着金融危机由一国向另一国的传递，区域内各国之间会出现反复震荡、交叉传染的状况，使各国危机不断深化。区域之间也是如此，某个区域发生金融危机传递到其他区域，其他被传染的区域又会将危机回溯到最初爆发危机的区域，形成遍及各个区域且不断深化的全球危机。20世纪90年代由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发展的。区域一体化从最终实现货币一体化的角度看是有助于抗御外部资本冲击和抵御金融危机的，但是，在实现稳定的货币一体化之前，侧重经济贸易合作的区域一体化对金融危机的传递力度是不容置疑的。
金融界论文范文第2篇
在首届“金融街论坛•金融街发展国际研讨会”上，金融街控股公司总经理刘世春表示，金融街今后3年预计投资100亿元，倾力打造“中国华尔街”。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房地产界、金融界以及媒体引起强烈震动。其实从金融街借“壳”上市以来取得业绩看，金融街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非一时冲动。3年来无论是主营业务利润还是净利润，金融街都以平均每年100%以上的速度递增；2003年又跻身房地产上市公司总利润和财富创造力十强。这些骄人的业绩令业内同行乃至所有上市公司刮目相看，同时也充分证明了金融街当初的借“壳”上市是成功的，堪称借“壳”上市的经典之作。
在房地产业呼唤融资渠道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回顾金融街借“壳”上市的不平凡历程，剖析其成功经验。
1、借“壳”上市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重庆华亚现代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6月18日，其主营业务为纸包装制品、聚乙烯制品、包装材料等。金融街集团是北京市西城区国资委全资拥有的以资本运营和资产管理为主要任务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1999年12月27日，原重庆华亚的控股股东华西集团与北京金融街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华西集团将其持有的4869．15万股（占股权比例的61．88%）国有法人股转让给金融街集团；2000年1月15日，财政部批准了该股权转让行为；2000年4月6日，中国证监会批准同意豁免金融街集团要约收购义务；2000年4月12日，金融街控股、金融街集团及华西集团就股权转让事宜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进行了公告；2000年5月24日，金融街集团在深圳证交所办理了股权过户手续。至此，公司第一大股东就由华西集团变更为金融街集团，基本完成了股权转让过程。
2000年5月15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资产置换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金融街控股将所拥有的全部资产及全部负债整体置出公司，金融街集团按照净资产相等的原则将相应的资产及所对应的负债置入公司，置入净资产大于置出净资产的部分作为金融街控股对金融街集团的负债，由金融街控股无偿使用3年。
金融街控股整体资产置换完成后，全面退出包装行业，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此后，金融街控股于2000年5月27日进行了股本变动，总股本从78691500股变更为125906400股。公司注册资本也从7869．15万元变更为12590．64万元。同时进行了董事会改组。2000年8月8日，公司名称由“重庆华亚现代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票简称由“重庆华亚”变更为“金融街”。2001年4月，金融街控股将注册地由重庆迁往北京。至此，金融街控股除保留“重庆华亚”的股票代码外，完全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公司。
2、资本扩张
金融街集团在成功地实现了借“壳”上市后，制定了“以金融街建设为主，积极向金融、高新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渗透”的发展战略，并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整合。金融街控股首先收购了关联企业北京金融街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位于北京金融街区域与土地开发有关联的资产（含北京顺平拆迁有限责任公司51%的股权），收购公司控股股东金融街集团持有的北京宏基嘉业房地产有限公司51%的股权，收购了北京顺成饭店持有的北京金融街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7%的股权，最终获得了金融街区域的独家开发权，使公司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北京金融街区域的开发。
金融街在成功借“壳”上市后的3年中，业绩节节攀升：主营业务收入，2000年、2001年和2002年分别为2．2亿元、8．57亿元和9．24亿元；净利润2000年、2001年、2002年分别为0．4亿元、1．51亿元和1．67亿元。特别是2001年，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位居房地产上市公司首位。2003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491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3．65%，主营业务利润2439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3．60%；净利润1256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3%。
在业绩飞速攀升的同时，2002年8月，金融街控股成功地进行了新股增发。在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2002年8月6日，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利用深圳证交所交易系统，采用在网上、网下累计投标相结合的方式，向流通股东、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及网下机构投资者发行。本次增发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19．58元／股，发行数量为2145万股，募集资金净额为4亿多元。金融街控股成为证监会出台新的证券发行办法后，第一个尝到增发甜头的上市公司。
3、经验剖析
金融街的借“壳”上市，可以说计划周密，时间紧凑，干净利索。从股权转让、资产重组到公司迁址不到一年时间。分析金融街借壳上市的过程，成功之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牢牢把控了控股地位。能否获得控股地位是借“壳”上市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有些上市公司，其股权很分散，好象是典型的“壳”资源，但是关联关系十分复杂，借“壳”上市后难以真正获得控股地位。而金融街选择的“壳”是“一股独大”，这样让大股东放弃控股地位似乎很难，但是一旦谈判成功，获得的控股地位也是坚不可摧。
金融界论文范文第3篇
一、对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风险的几点认识
1.金融风险已成为影响最大的越来越集中的社会风险。由于金融资本经营的相对集中，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全面渗透乃至控制，使得金融部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牵引资源配置的核心，即通过金融资本的流动就可影响甚至决定着人力资本、其他物质资本以及技术要素的流向与相互结合，因而对于现实生产力的形成和整个实体经济效率是至关重要的。但金融资本的集中，也使其人为操纵因素与投机意味愈加浓烈，尤其是以金融资本为直接经营对象的“金融创新”形式的发现与广泛使用，致使金融资本极易脱离实体经济而单独运行。如果失去了产业资本的广泛支撑，金融资本营运的不确定性及其决定的风险也就更大。这说明，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所带有的市场性金融风险随着金融资本的日益集中也变得集中化了。问题的关键是，一旦当这种集中性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不仅会造成金融资本营运的中断，更为严重的是，它将影响甚至极大地破坏着实体经济效率，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秩序。1997年以来由货币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了某些国家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混乱，就是有力的证明。
2.体制或机制因素越来越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除了金融制度与金融市场所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外，随着以自由化、国际化、一体化以及证券化为特征的全球性金融变革趋势向各个国家的漫延，普遍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应，也使各国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与监管能力在对这种趋势的反应中变得日益突出与重要。但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甚至尚未建立的基础上，就片面地以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来带动经济发展，使高度市场化的金融制度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实体经济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磨擦与冲突，这种体制因素所导致的不协调与不确定性的增大，就使得以信用风险、政策风险、管理风险与犯罪风险为主要内容的一类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动荡与金融危机的潜在隐患。
当我们对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予以考察时会发现，随着金融变革的进展，金融法律经历了一个由开始时强调管制到后来强调监管以及再后来的放松监管的过程，但发达国家的“放松监管”强调的是在利率自由化与金融市场国际化过程中的“有效监管”。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放松监管”变成了消极的“不加监管”，明显的表现是，金融立法滞后，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体系支离破碎，透明度不够，监管效率低下。这种状况，必然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3.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同政府财政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尽管要求政府减少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影响较大，但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资本规模的日趋扩张，金融部门的“外部性”也越来越明显，一家金融机构的破产会涉及到大量产业企业与家庭的利益损失，因而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金融机构，这种“外部性”的扩展已使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准公共部门”，金融产品的经营也就成为一种“准公共产品”的营运。如此情况下，就不能不与政府财政有关。事实上，当今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动荡，没有哪一个不是由政府财政作为最后危机的解决者的，至于解决的效果如何，能否制止危机的进一步漫延，则要视各国财政实力而言。1980年以来，全球已有120个国家发生了严重的金融问题，这些国家为解决这些问题所直接耗费的资金高达2500亿美元。这说明，没有强大坚实的财政基础，就不可能有稳健可靠的金融市场，也就没有切实的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对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及其防范与化解的分析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加快以及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日益开放的国民经济中金融资本的集中趋势明显，也必然伴有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但从我国能够顶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一事实看，我们对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因而，我们既应对主要的金融风险隐患有明确足够的认识，又应在吸收他国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发挥已有的优势，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增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能力。
（一）对我国金融风险隐患中的主要因素分析。
1.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融资格局以银行的直接融资为主，在统一利率政策指导下，对支持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各级政府对银行的日常经营干预较大，不仅信贷资金的经营带有“半财政”性质，而且扭曲了银企关系；在近几年的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债、废债现象严重，这无疑加重了银行的压力。长期积累的结果，便是银行不良贷款比重较大，风险资产占银行总资产的份额超过40%（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应收未收利息数额较大。其中，由于我国财政集中的国民收入在过去的20年间逐年减少，财力较紧，因而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补充较少，使其资本充足率较低，影响了抵抗风险的能力；其他综合性商业银行，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高通胀时代，高息揽储现象严重，相互融资较乱，信贷资金运用的约束性较差；由城市信用社为基础组建而成的城市合作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由于过去的信用社乱集资现象严重，亏损较大，使其营运隐含着较大风险。
2.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日益暴露。我国的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信托投资公司是由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各家商业银行的总行与分支行建立的规模较为庞大的一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进行清理前的1995年底，全国具有法人资格的信托投资公司共有393家（其中地方性公司为369家），资产运用额仅次于当时的国家银行与城市信用社。这类机构在发展中演化为“金融百货公司”，不但与商业银行一样从事存贷款与投资业务，也大量染指证券经营业务。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导致金融信托机构资产质量下降，不良资产增加。据人民银行统计，许多公司的逾期待收贷款占贷款总额的50%以上，一些公司净资产为负数；全国所有信托投资公司的帐面统计资本充足率为6%，有些机构的这一指标为负数。成为当前金融风险主要隐患之一。证券公司作为新兴证券市场上的中介机构，在管理体制尚未理顺之前，设置较为混乱，不但数量众多，与证券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很不适应，造成相互间的恶性竞争和对证券经营市场的垄断局面，影响了市场的效率；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证券业财务会计制度，监管落后，使这些机构经营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大量证券经营机构通过各种渠道从商业银行折借巨额资金，申购新发股票和进行二级市场炒作，不仅使股票一、二级市场不公正交易严重，而且将资本市场风险传导到货币市场，危害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几乎所有证券经营机构在前几年都通过开具大量空头代保管凭证，进行国债卖空，套取社会资金，用于投机交易，由此积欠了目前仍在清理的数额惊人的债务；随着参与证券市场投资人数的增加，各家证券经营机构吸附大量支付保证金，由于没有纳入统一的渠道进行监管，几乎没有一家证券经营机构不挪用这部分资金头寸用于自营业务的，其中隐含的风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与此同时，随着保险公司数量的增加，在各家公司片面追求保费收入的过程中，不乏随意利用保单圈套社会资金的较混乱现象。而由于法规制度和现实市场环境的限制，迅速聚集的保费资金没有适当正常的投资渠道，这其中的风险积累也值得重视。
3.金融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所隐含的风险。金融资源基本上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的间接融资渠道和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配置的。就我国目前间接金融配置看，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不够，而非国有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的重要支撑，非国有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63%。但直接金融资源配置却并未适应这种国民经济格局的变化，银行信贷政策基本没有考虑个体私营企业的需求，按1997年底的余额计算，全部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贷款占各项贷款总额6.75%，对三资企业的贷款占2.52%，对私营企业及个体经营单位的贷款占0.52%，国有企业贷款占到90%左右，但国有企业仅占全社会总产值的1/3左右，融资与产值贡献率极不协调。这说明，金融机构的绝大部分资金在效率相对低下的环境中运行，如此信贷资金配置，不仅不符合经济增长格局的要求，而且孕育的金融风险也值得关注。
4.股份公司及其证券、期货市场的不规范因素太多，投机成份较大。在健全理想的股票市场上，股票应是能够长期获取股息红利的“投资证券”、能够支配公司财产经营的“支配证券”以及获取价差资本利得的“投机证券”的统一体。但在我国目前的股票市场上，由于占大部分的法人股、国家股不能流通而造成了如下结果：一是尚无法通过股票市场开展并购交易行为，加之董事会基本由国家股东与法人股东把持，从而不但使已上市流通的股票难以起到“支配证券”的作用（通过场内股票买卖不能实现控股目的），而且影响了股市对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贡献。二是导致分红回报率非常低，甚至根本不予分红派息，这一方面由于目前的股份公司是按面值分红派息的，与利用人为高价筹集的巨额资本金相比，分红率自然低，其中的不合理是显然的，难免不使股份公司异化；另一方面股份公司中法人股份与国家股份的产权仍不清晰，其中蕴含的不平等使二级市场上的交易者对现金红利的要求极低，这使上市流通股票几乎失去了“投资证券”功能。三是目前股权结构所决定的产权关系不清晰及其衍生物（如流通权的不同、配股权转让的差异同表决权、分红派息权相同的矛盾等）的影响，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二级市场的价格均必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大幅度波动也就难免。况且，非流通的国家股、法人股的控股性质，以及他们对股市供求关系的控制，使目前股份公司渐渐偏离了个人股东的广泛支持，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均无法将股票作为投资证券、支配证券进行资，而大多利用高股价进行投机，但这种投机又进一步引起了股价上升与大幅度波动。这其中的泡沫与风险将直接威胁到股市与股份制度的正常发展。
（二）对防范与化解我国主要金融风险的建议。
1.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优势。不同于已受到危机冲击的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的是，我国至少在以下五个方面对防范外来金融风险冲击是位居优势的：一是虽然我国利用外资数量巨大，最近五年来吸引与利用外资2000多亿美元，但基本上是长期的直接性投资，这不仅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且没有短期资本投资冲击的问题。
二是1994年开始的外汇体制改革，为防止大量投机资本的入侵奠定了基础；尽管后来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8条款，实现本国货币经常性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但这是在我国外汇储备已比较充足的基础上所作的改革，因而是有坚实保障条件的。三是我国主要加强同世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合作，经过努力，从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争取了大量贷款，并全部直接投资到产业部门、能源与运输系统的改造、农业发展、环保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上；与此同时，在争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贷款中，我国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政策，并未因此受到人家的牵制，主动性较大。四是我国在积极推进对外开放进程中，始终立足于国情，根据国内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与监管能力，谨慎行事，比如，我国政府已确定只有当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考虑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问题，这对我国防范国际金融投机势力的冲击是至关重要的。五是我国经济仍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人民币币值稳定，人民群众信心充足，这是我国抵抗金融风险的最根本力量。2.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范与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对上述各种主要金融风险隐患应予以高度重视，在继续充分发挥我国特有优势的同时，切实采取措施予以防范与化解。
第一，加快企业与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理顺银企关系，活化银行资产。1998年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达到国际标准，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应当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按《商业银行法》规定，切实落实分业经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强化约束机制等改革措施；在对银行信贷资产按风险标准分类并予以有效管理，加大对不良资产存量进行重组与清理的同时，还应积极推进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理顺银企关系。经过改革至少能够解除目前困扰银企关系的信息约束问题，使银行与产业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上具有竞争意识的企业实体，从资产营运效益出发，银行努力寻找值得贷款的企业，企业也可自由选择能够给予贷款的银行，在这种基于效益基础上的相互寻求对象的过程中使信息畅通，以求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加大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对于问题较多的信托投资公司，在清理的基础上坚决与各级政府部门脱钩，杜绝经营资金的财政化；基于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机构问题关注较多，国际金融动荡尚未平息，为了避免引起过大的波动及对信心的消极影响，对信托投资公司的清理应慎重，主要应按金融信托的应有原则积极进行改组，尽量实行平衡过渡。对于证券经营机构，应尽快建立健全有关证券业财务会计制度，完善有关会计帐户体系结构，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对证券投资清算资金的监督作用。
第三，提高银行信贷政策与资本市场政策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一是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应以收益与风险的衡量为主要标准，扩大对发展前景较好的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建议随着各家银行“中小企业信贷部”的成立，真正将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列入各行的年度贷款计划中，作为中央银行起引导作用的“指导性贷款规模”中也应明确列出对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意见。二是向非国有经济开放证券融资市场，特别是对于进入基础产业、高科技、制造业的非国有企业，允许并引导其根据现代股份制企业制度改制上市，进行股权融资，通过资本市场获得持续发展的资本。与此同时，对于符合条件的非国有企业，也应允许按一定程序与要求发行债券融资，经过市场自律组织的审查，也可上市交易，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第四，在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加强金融管理，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当今世界已不可避免地朝着全球化方向迈进，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也是确保我国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关键。20年的对外开放实践，外资流入已不同于当初纯粹工业资本的引进，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地以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等为内容的金融资本开始流入中国，这无论对保持海外工商资本持续投资我国并保障其稳定性，还是对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都是必要的。但是，金融资本相比工商业资本的流入，附带着更大的风险因素。因此，今后在继续吸引科技含量高的工业资本流入的同时，应当视经济现实需要，加快金融监管标准与体制的建设，在总量控制的原则下，积极稳妥地吸引金融资本的流入，并重点从外汇管理制度与行业、企业准入的程度上予以严格监控。
第五，积极推进财政改革，增强财政实力，为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与风险化解能力的提高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就当前来说，应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积极推进已经确定的以“费改税”为重点的新一轮财税改革，并加强财政管理，提高效率，将现行税制范围内应收的税收及时足额地收缴国库；通过编制“国有资本预算”，加强对国有资本营运的监控，确保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特别是当涉及到国有资产变现时，能够保证政府财政的应有收入；在节约的原则下，调整财政公共投资方向，重点转向非盈利性公共工程项目投资，等等。以此促进财政机制的完善与财力的充盈，使其成为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坚强后盾。
第六，在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优化股权结构，通过市场逐步明晰产权，借此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行与发展奠定可靠合理的制度基础，减少由过份投机行为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第七，健全金融立法，强化金融执法与监管力度。金融经营活动应在严格明确的法律法规制度界定下进行，为此，应当针对我国已开始运行的证券、期货、信托业加快相关法律的立法进度；对于已有法律法规，在健全监管体系的同时，强化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金融犯罪行为，确保健康的金融秩序。
中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金融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对外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也是自从上世纪以来继原材料、产品市场竞争之后的第三次竞争焦点，因而，金融体系健全性及金融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就显得至关重要。但由于金融所特有的货币信用经济属性，决定着其中的不确定性与投机因素比其他任何一种资源配置机制都来得大，即金融风险是伴随金融制度建立与发展过程的客观问题，能否正确认识并予以有效地防范与化解，是确保金融安全的关键，关系到金融制度及金融市场的效率。实际上，由于金融几乎是贯穿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所以，以风险控制为基调的金融安全，已成为当今一国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标志。这也正是从亚洲开始并漫及到全球的金融动荡所深刻说明的问题。
一、对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风险的几点认识
1.金融风险已成为影响最大的越来越集中的社会风险。由于金融资本经营的相对集中，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全面渗透乃至控制，使得金融部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牵引资源配置的核心，即通过金融资本的流动就可影响甚至决定着人力资本、其他物质资本以及技术要素的流向与相互结合，因而对于现实生产力的形成和整个实体经济效率是至关重要的。但金融资本的集中，也使其人为操纵因素与投机意味愈加浓烈，尤其是以金融资本为直接经营对象的“金融创新”形式的发现与广泛使用，致使金融资本极易脱离实体经济而单独运行。如果失去了产业资本的广泛支撑，金融资本营运的不确定性及其决定的风险也就更大。这说明，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所带有的市场性金融风险随着金融资本的日益集中也变得集中化了。问题的关键是，一旦当这种集中性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不仅会造成金融资本营运的中断，更为严重的是，它将影响甚至极大地破坏着实体经济效率，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秩序。1997年以来由货币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了某些国家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混乱，就是有力的证明。
2.体制或机制因素越来越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除了金融制度与金融市场所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外，随着以自由化、国际化、一体化以及证券化为特征的全球性金融变革趋势向各个国家的漫延，普遍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应，也使各国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与监管能力在对这种趋势的反应中变得日益突出与重要。但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甚至尚未建立的基础上，就片面地以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来带动经济发展，使高度市场化的金融制度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实体经济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磨擦与冲突，这种体制因素所导致的不协调与不确定性的增大，就使得以信用风险、政策风险、管理风险与犯罪风险为主要内容的一类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动荡与金融危机的潜在隐患。
当我们对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予以考察时会发现，随着金融变革的进展，金融法律经历了一个由开始时强调管制到后来强调监管以及再后来的放松监管的过程，但发达国家的“放松监管”强调的是在利率自由化与金融市场国际化过程中的“有效监管”。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放松监管”变成了消极的“不加监管”，明显的表现是，金融立法滞后，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体系支离破碎，透明度不够，监管效率低下。这种状况，必然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3.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同政府财政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尽管要求政府减少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影响较大，但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资本规模的日趋扩张，金融部门的“外部性”也越来越明显，一家金融机构的破产会涉及到大量产业企业与家庭的利益损失，因而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金融机构，这种“外部性”的扩展已使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准公共部门”，金融产品的经营也就成为一种“准公共产品”的营运。如此情况下，就不能不与政府财政有关。事实上，当今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动荡，没有哪一个不是由政府财政作为最后危机的解决者的，至于解决的效果如何，能否制止危机的进一步漫延，则要视各国财政实力而言。1980年以来，全球已有120个国家发生了严重的金融问题，这些国家为解决这些问题所直接耗费的资金高达2500亿美元。这说明，没有强大坚实的财政基础，就不可能有稳健可靠的金融市场，也就没有切实的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对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及其防范与化解的分析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加快以及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日益开放的国民经济中金融资本的集中趋势明显，也必然伴有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但从我国能够顶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一事实看，我们对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因而，我们既应对主要的金融风险隐患有明确足够的认识，又应在吸收他国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发挥已有的优势，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增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能力。
（一）对我国金融风险隐患中的主要因素分析。
1.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融资格局以银行的直接融资为主，在统一利率政策指导下，对支持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各级政府对银行的日常经营干预较大，不仅信贷资金的经营带有“半财政”性质，而且扭曲了银企关系；在近几年的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债、废债现象严重，这无疑加重了银行的压力。长期积累的结果，便是银行不良贷款比重较大，风险资产占银行总资产的份额超过40%（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应收未收利息数额较大。其中，由于我国财政集中的国民收入在过去的20年间逐年减少，财力较紧，因而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补充较少，使其资本充足率较低，影响了抵抗风险的能力；其他综合性商业银行，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高通胀时代，高息揽储现象严重，相互融资较乱，信贷资金运用的约束性较差；由城市信用社为基础组建而成的城市合作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由于过去的信用社乱集资现象严重，亏损较大，使其营运隐含着较大风险。
2.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日益暴露。我国的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信托投资公司是由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各家商业银行的总行与分支行建立的规模较为庞大的一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进行清理前的1995年底，全国具有法人资格的信托投资公司共有393家（其中地方性公司为369家），资产运用额仅次于当时的国家银行与城市信用社。这类机构在发展中演化为“金融百货公司”，不但与商业银行一样从事存贷款与投资业务，也大量染指证券经营业务。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导致金融信托机构资产质量下降，不良资产增加。据人民银行统计，许多公司的逾期待收贷款占贷款总额的50%以上，一些公司净资产为负数；全国所有信托投资公司的帐面统计资本充足率为6%，有些机构的这一指标为负数。成为当前金融风险主要隐患之一。证券公司作为新兴证券市场上的中介机构，在管理体制尚未理顺之前，设置较为混乱，不但数量众多，与证券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很不适应，造成相互间的恶性竞争和对证券经营市场的垄断局面，影响了市场的效率；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证券业财务会计制度，监管落后，使这些机构经营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大量证券经营机构通过各种渠道从商业银行折借巨额资金，申购新发股票和进行二级市场炒作，不仅使股票一、二级市场不公正交易严重，而且将资本市场风险传导到货币市场，危害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几乎所有证券经营机构在前几年都通过开具大量空头代保管凭证，进行国债卖空，套取社会资金，用于投机交易，由此积欠了目前仍在清理的数额惊人的债务；随着参与证券市场投资人数的增加，各家证券经营机构吸附大量支付保证金，由于没有纳入统一的渠道进行监管，几乎没有一家证券经营机构不挪用这部分资金头寸用于自营业务的，其中隐含的风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与此同时，随着保险公司数量的增加，在各家公司片面追求保费收入的过程中，不乏随意利用保单圈套社会资金的较混乱现象。而由于法规制度和现实市场环境的限制，迅速聚集的保费资金没有适当正常的投资渠道，这其中的风险积累也值得重视。
3.金融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所隐含的风险。金融资源基本上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的间接融资渠道和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配置的。就我国目前间接金融配置看，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不够，而非国有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的重要支撑，非国有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63%。但直接金融资源配置却并未适应这种国民经济格局的变化，银行信贷政策基本没有考虑个体私营企业的需求，按1997年底的余额计算，全部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贷款占各项贷款总额6.75%，对三资企业的贷款占2.52%，对私营企业及个体经营单位的贷款占0.52%，国有企业贷款占到90%左右，但国有企业仅占全社会总产值的1/3左右，融资与产值贡献率极不协调。这说明，金融机构的绝大部分资金在效率相对低下的环境中运行，如此信贷资金配置，不仅不符合经济增长格局的要求，而且孕育的金融风险也值得关注。
4.股份公司及其证券、期货市场的不规范因素太多，投机成份较大。在健全理想的股票市场上，股票应是能够长期获取股息红利的“投资证券”、能够支配公司财产经营的“支配证券”以及获取价差资本利得的“投机证券”的统一体。但在我国目前的股票市场上，由于占大部分的法人股、国家股不能流通而造成了如下结果：一是尚无法通过股票市场开展并购交易行为，加之董事会基本由国家股东与法人股东把持，从而不但使已上市流通的股票难以起到“支配证券”的作用（通过场内股票买卖不能实现控股目的），而且影响了股市对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贡献。二是导致分红回报率非常低，甚至根本不予分红派息，这一方面由于目前的股份公司是按面值分红派息的，与利用人为高价筹集的巨额资本金相比，分红率自然低，其中的不合理是显然的，难免不使股份公司异化；另一方面股份公司中法人股份与国家股份的产权仍不清晰，其中蕴含的不平等使二级市场上的交易者对现金红利的要求极低，这使上市流通股票几乎失去了“投资证券”功能。三是目前股权结构所决定的产权关系不清晰及其衍生物（如流通权的不同、配股权转让的差异同表决权、分红派息权相同的矛盾等）的影响，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二级市场的价格均必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大幅度波动也就难免。况且，非流通的国家股、法人股的控股性质，以及他们对股市供求关系的控制，使目前股份公司渐渐偏离了个人股东的广泛支持，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均无法将股票作为投资证券、支配证券进行资，而大多利用高股价进行投机，但这种投机又进一步引起了股价上升与大幅度波动。这其中的泡沫与风险将直接威胁到股市与股份制度的正常发展。
（二）对防范与化解我国主要金融风险的建议。
1.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优势。不同于已受到危机冲击的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的是，我国至少在以下五个方面对防范外来金融风险冲击是位居优势的：一是虽然我国利用外资数量巨大，最近五年来吸引与利用外资2000多亿美元，但基本上是长期的直接性投资，这不仅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且没有短期资本投资冲击的问题。
二是1994年开始的外汇体制改革，为防止大量投机资本的入侵奠定了基础；尽管后来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8条款，实现本国货币经常性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但这是在我国外汇储备已比较充足的基础上所作的改革，因而是有坚实保障条件的。三是我国主要加强同世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合作，经过努力，从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争取了大量贷款，并全部直接投资到产业部门、能源与运输系统的改造、农业发展、环保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上；与此同时，在争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贷款中，我国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政策，并未因此受到人家的牵制，主动性较大。四是我国在积极推进对外开放进程中，始终立足于国情，根据国内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与监管能力，谨慎行事，比如，我国政府已确定只有当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考虑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问题，这对我国防范国际金融投机势力的冲击是至关重要的。五是我国经济仍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人民币币值稳定，人民群众信心充足，这是我国抵抗金融风险的最根本力量。
2.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范与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对上述各种主要金融风险隐患应予以高度重视，在继续充分发挥我国特有优势的同时，切实采取措施予以防范与化解。
第一，加快企业与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理顺银企关系，活化银行资产。1998年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达到国际标准，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应当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按《商业银行法》规定，切实落实分业经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强化约束机制等改革措施；在对银行信贷资产按风险标准分类并予以有效管理，加大对不良资产存量进行重组与清理的同时，还应积极推进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理顺银企关系。经过改革至少能够解除目前困扰银企关系的信息约束问题，使银行与产业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上具有竞争意识的企业实体，从资产营运效益出发，银行努力寻找值得贷款的企业，企业也可自由选择能够给予贷款的银行，在这种基于效益基础上的相互寻求对象的过程中使信息畅通，以求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加大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对于问题较多的信托投资公司，在清理的基础上坚决与各级政府部门脱钩，杜绝经营资金的财政化；基于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机构问题关注较多，国际金融动荡尚未平息，为了避免引起过大的波动及对信心的消极影响，对信托投资公司的清理应慎重，主要应按金融信托的应有原则积极进行改组，尽量实行平衡过渡。对于证券经营机构，应尽快建立健全有关证券业财务会计制度，完善
有关会计帐户体系结构，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对证券投资清算资金的监督作用。
第三，提高银行信贷政策与资本市场政策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一是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应以收益与风险的衡量为主要标准，扩大对发展前景较好的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建议随着各家银行“中小企业信贷部”的成立，真正将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列入各行的年度贷款计划中，作为中央银行起引导作用的“指导性贷款规模”中也应明确列出对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意见。二是向非国有经济开放证券融资市场，特别是对于进入基础产业、高科技、制造业的非国有企业，允许并引导其根据现代股份制企业制度改制上市，进行股权融资，通过资本市场获得持续发展的资本。与此同时，对于符合条件的非国有企业，也应允许按一定程序与要求发行债券融资，经过市场自律组织的审查，也可上市交易，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
第四，在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加强金融管理，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当今世界已不可避免地朝着全球化方向迈进，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也是确保我国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关键。20年的对外开放实践，外资流入已不同于当初纯粹工业资本的引进，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地以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等为内容的金融资本开始流入中国，这无论对保持海外工商资本持续投资我国并保障其稳定性，还是对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都是必要的。但是，金融资本相比工商业资本的流入，附带着更大的风险因素。因此，今后在继续吸引科技含量高的工业资本流入的同时，应当视经济现实需要，加快金融监管标准与体制的建设，在总量控制的原则下，积极稳妥地吸引金融资本的流入，并重点从外汇管理制度与行业、企业准入的程度上予以严格监控。
第五，积极推进财政改革，增强财政实力，为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与风险化解能力的提高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就当前来说，应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积极推进已经确定的以“费改税”为重点的新一轮财税改革，并加强财政管理，提高效率，将现行税制范围内应收的税收及时足额地收缴国库；通过编制“国有资本预算”，加强对国有资本营运的监控，确保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特别是当涉及到国有资产变现时，能够保证政府财政的应有收入；在节约的原则下，调整财政公共投资方向，重点转向非盈利性公共工程项目投资，等等。以此促进财政机制的完善与财力的充盈，使其成为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坚强后盾。
金融界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分析
居民金融资产是居民资产的一部分，是以各种金融产品形态存在的有形财富。其总量为一定时期内居民收入总额减去当期消费总额的余额，即广义的储蓄额。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具体形态有现金、银行储蓄、国债、企业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保险储蓄金等。居民金融资产总量在各种金融产品上的选择以及从而形成的比例关系，称为居民金融资产结构。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加重，一场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已经席卷而来。对于中国居民来说，通货膨胀的压力还没有过去，金融危机的阴影又开始笼罩，央行终于停止了连续加息的步伐，开始松动货币政策。在资本市场低迷和降息的背景之下，居民家庭合理安排金融资产结构对于抵御风险、增加收益变得尤为重要。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尚不合理，与金融资产总量不相适应的矛盾也十分突出。
一、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总量显著增加。2007年末，居民储蓄存款总额为17.3万亿元，其中，储蓄存款占69.1％，股票占14.2％，现金占7.9％，国债占5％，保险和其他资产占3.8％。数据表明，虽然随着国债的发行、股票市场的成立与发展、保险业务的开展，金融资产的结构初步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是，为了满足未来消费支出的需要，实现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我国居民支出决策仍有明显的长期行为特征，选择金融产品时过多注意资产的安全性。在金融资产中，储蓄存款仍以绝对优势排在首位，据统计，城市家庭近七成的人民币目前都存放在银行中。而目前美国的情况是，储蓄替代型金融产品品种数量非常多，居民储蓄中有价证券所占比重已超过50%，保险超过30%，银行存款只有百分之十几。对比显示，我国居民的投资观念仍较为保守，对资金的安全性过于看重，进行高风险金融投资的意识不强。
二、居民资产结构不合理的原因
1、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有价证券投资风险大，不确定性高
虽然在前两年的大牛市中，我国居民投资股市的热情被大大点燃，但是近几个月的大跌又大大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受资本市场和房地产行情波动的影响，资金又迅速回流到储蓄上来。2008年一季度，我国居民储蓄率为25.1％，比2007年底上升0.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存款比率总体转为上升态势，储蓄存款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上升为72.2％，而居民股票市值在金融资产中比重显著下降，降至10.4％。事实表明，由于我国股市还处于初级发展时期，上市公司总体运行质量不高，居民对股票投资比较生疏，缺乏投资专业知识，大部分人对资金投入股市只是盲目随从，频进频出现象严重，使这部分资金十分不稳定。另外，企业债券虽然收益较高，但投资风险更大，不适合初级投资者。投资基金虽以其“集合投资、专家管理、分散风险、产权清晰”的优势在近几年异军突起，但由于发展起步较晚，创新品种还比较少，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股市的运行情况，因此近来也出现萎缩的迹象。国债发行数量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个人投资者的需要。
2、我国保险市场吸收资产的能力还未有效发挥
2006年，世界人均保费469.6美元，我国仅36.3美元；发达国家人均长期寿险保单持有量为1.5件，而我国仅0.1件；我国的家庭财产保险投保率为5%，公众责任保险投保率不足10%，即使消费者熟悉的车辆保险投保率也仅达到30%，而在发达国家这些险种的投保率都在80%以上；我国医疗费用由商业保险承担的比例不到2%，而许多发达国家往往超过50%。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资产的供给量有限，表现在商业保险起步晚、保险机构少、分布不均衡、险种少、营销不规范等。另一方面，居民的保险意识相对较低。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几千年来人们习惯忍耐、各安天命，不愿意主动地用保险的方法来处置风险。另外，侥幸心理和狂热的投机使人们对偶然的暴富太过关注，而对偶然的不幸太过漠视。这些都使保险意识的普及和保险业务的开展遇到了很大障碍。
3、我国居民金融意识还不强
首先表现在对存款安全看得较重，不愿意承担风险，看重资金存入量的增加而不忠实资金自身的升值。其次，储蓄最终用途的性质也决定了居民家庭资产结构的选择。据有关部门对居民储蓄用途的调查结果显示，用于子女教育、看病就医、养老、购买住房等四项用途共占66.5％。如此高的比例用于预防性动机，势必对用于消费和投资的资产产生比较大的挤出效应。
三、优化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政策建议
1、设法增加居民收入，尤其要解决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国家统计局2007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出金融资产继续延续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居民高积累低消费的最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长缓慢，后顾之忧加剧。因此，要使居民在增加积累的同时保持一定的消费水平，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增加居民收入，同时要提高低收入户居民家庭收入的稳定性，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通过各种渠道使城镇因下岗、失业而形成的收入不稳定状态有所缓解。这就需要国家财政、税收政策适度向低收入群体倾斜。
2、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城镇居民加速积累资金主要是为了预期消费，储蓄的主要用途是为防病、养老、子女教育和防意外，保险取向是养老和防病。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对未来生活担忧，同时也表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手里有钱，遇事不慌”是居民普遍心态。近几年，我国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真正落到实处还很难。今后还应在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养老保险方面多做工作，解决城镇居民的后顾之忧。
3、完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获利能力，引导居民增强投资意识
首先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各项监管制度，督责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提高上市公司的获利能力。要积极稳健地实施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或通过收购、兼并、租赁等形式进行资产重组，扩大企业规模，或通过股权转让为企业注入资金和项目，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其次，鼓励证券、基金行业和商业银行进行金融创新，加快股指期货等金融创新产品的研究和推广的步伐，拓宽个人投资渠道。再次，加强对居民投资宣传和投资知识的培训，要引导居民增强投资意识，端正投资态度，理性对待个人投资。
4、加快发展商业保险市场
我国商业保险市场起步较晚，各方面运行机制和规则尚未健全，因此，完善保险市场运行规则是加快保险市场发展的首要任务。一方面要完善保险市场的法律体系，建立与《保险法》相配套的法律规范。另一方面是建立保险公司评估机构，对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经营水平、投资回报率等指标进行评估，确定保险公司安全、高效运营。另外，对于各个保险公司来说，要想促进居民金融资产的多元化发展，吸引更多的居民进入保险市场投资，保险公司就必须提供具有市场吸引力的保险产品。保险险种一般分为储蓄性、保障型和分红型。根据目前我国社会体系的改革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来看，应以保障型为主，兼顾储蓄型和分红型，加大商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险种的开发力度。
【参考文献】
金融界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风波；宏观调控
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标志着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一年来这场危机的影响愈演愈烈，形成一种“蝴蝶”效应，引发了国际金融风波，导致全球闹股灾。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的坏账是4600亿美元，由于美国把坏账证券化，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现在扩展到全球，波及到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银行，估计最终损失要达到1.2万亿美元，其损失和危害正在逐步显露。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预计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的影响将持续到2008年10月末或年末，才能最终见底。美国一打“喷嚏”，全世界都跟着“感冒”，这就是金融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传感效应。
一、美国次级贷款的内容和特点
次级房产贷款简称次贷，是一种房地产抵押的按揭贷款。美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分为三级市场，第一级是优级房贷市场，第二级是次优级房贷市场，第三级是次级贷款市场。次贷政策对中低收入的购房者很有诱惑力，因为它具备了三个特点：一是次贷低首付，有的次贷甚至没有首付，这对中低收入者特别具有吸引力。一般的按揭贷款都要有首付，大概占总额的20%—40%，而次级贷款的低首付特点则激起了人们的购房欲望。二是次贷期限长，有的20年还本息，还款周期长使贷款者压力小。三是次贷利息前低后高，即前2年是低息，后18年是高息，越到接近20年的时候利息越高。这三个特点使得中低收入者踊跃贷款购房，房地产价格涨得很快，一套豪宅最高达到几百万美元以上。
美国开办次级贷款的初衷是好的，旨在解决中低收入者买房难问题。这项措施启动后，美国的私人住房率提升了6个百分点，为1000万中低收入者解决了住房问题。在美国，孩子18岁以后基本自立了，剩下父母构成了家庭的小型化。次级贷款政策迎合了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并较好地满足了美国人的购房欲望。但市场经济的供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次贷刺激了房市，也毁了房市。因为当时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暴涨，信贷双方都有一个心理底线，即最后实在不行就卖房子还贷款，反正也赔不上，结果恰恰就在这里面出了问题，房价连跌了40%，房地产市场因此溃不成军，终于爆发了次贷危机。
二、诱发次贷危机的原因
从根本上讲，次贷危机是金融炒作的结果。美国金融是全球一体化的龙头，很多银行都在发行贷款证券（英文缩写是MBS），形成债务后再卖债券（英文缩写是CDO），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波及到全球形成了一个债务链，债务链一断，便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波。探求原因，主要是三个因素集合造成的。
（一）宏观调控力度不当。美联储为了有效调控经济，格林斯潘首先是在2003年之前多次降息，从5%降到1%。降息使贷款成本下降，诱使很多人靠次贷买房，促成了房地产“泡沫”。而后美联储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又连续13次调高了存贷款利息，到2006年初由最初的1%调到了5.3%。因为利息高了，还贷的成本也就高了，本金滚利息，越滚越大，加重了还贷者的压力。美联储主导贷款利息前降后升的“U”型走势种下了祸根，致使很多人次贷低息买房，而后又高息还款难，最终引发了危机。
（二）房地产市场失衡。美国房地产从2006年开始降温，“泡沫”破裂后，房地产价格大跌，原来售价100万美元的房子，现在只能卖到60万美元左右，出现了房地产全面缩水和下跌的局面。这使最终指望卖房子还贷款的人始料不及，房价下跌到卖房子也还不上贷款的地步，次贷危机终于浮出了水面，引发了金融风波。
（三）金融机构推波助澜。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便竞相炒作房地产贷款的证券和债券，炒来炒去，炒得扩大化了，波及到全球，把很多国家和银行都卷了进去，从而引发世界性的金融波动和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是历史的巧合。现在设想：如果美联储当年不加息，贷款的利息也就不会这么高；如果美国的房地产价格还在涨，房主还贷就不会出问题；如果只是单纯为了刺激房贷，没有证券商、银行家从中炒作金融衍生品，也就不会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而现实的结果恰恰是这三个问题汇集在一起“交叉感染”，其结果必然引发美国的次贷危机。事出有因，绝非偶然，偶然寓于必然之中，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三、次贷危机的后果和危害
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像计算机病毒一样，马上蔓延到全球金融系统的各个角落，带来了全球性的诸多问题，包括现在的股灾和金融风波。
（一）次贷危机引发美元贬值。美国处于世界霸主地位，小布什希望美元贬值，贬值后会刺激外贸出口，降低进口，减少美国的外贸逆差，这是他的基本立足点。美元贬值以后，美国可以多印美钞向全球输送通货膨胀，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都出现了反应，物价上涨、经济放缓。比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从2005年7月21日晚上19:00开始升值，到目前已累计升值了18.2%，汇率已突破7元的大关。到2008年年末，人民币与美元的比率将升到6.6元，接着继续再升到5元，2020年最后升到4元左右。人民币升值的另一个原因是压缩出口、增加进口，降低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美国打压人民币升值意在减少它的外贸逆差，内外的原因兼有，就像“天平”的两端，一端是美元贬值，另一端人民币就要升值，这是一个联动的过程。美元贬值带动人民币的升值加快，为全球输送通货膨胀，现在俄罗斯的物价涨得也很厉害，欧盟、日本、新加坡、韩国也都受到影响，物价都在上涨。所以，面对物价上涨，中央提出“两个防止”，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利用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等多种经济杠杆调控物价和股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次贷危机引发石油价格上涨。美元贬值之后，美国、纽约和伦敦的期货石油价格最高接近每桶150美元（七桶为1吨），一吨是100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6800元左右。石油是全球的软黄金，经济高速发达之后，石油更是经济血脉。目前，我国每年石油的消耗量是2.7亿吨，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如果石油涨价，会引发我国很多产品涨价，中国的物价就会形成“井喷”效应。现在中石化、中石油天天向发改委反映，我国一半的石油靠进口，如果石油不涨价，就会出现倒挂和亏损，发改委只好让财政给其补贴120亿元，让其别涨价。2007年我国物价上涨，工业品是石油领头涨，副食品是猪肉领头涨。由于我国垄断产业太多，资源管理不到位，产品成本降不下来，电力、石油、煤碳等资源性的行业都提出要求涨价，但老百姓又怕涨价，这使国家发改委一手托两家，处在两难的选择中，即一手托企业要涨价，一手托民众怕涨价。若经济问题弄不好，则会引发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次贷危机引发很多国家经济减速。由于美元贬值，石油涨价，美国经济发展开始减速。2007年美国GDP增长率为2.2％，比2006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2008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0.4％，第二季度预计只有1％，预计2008年全年美国GDP增长率为1.5％左右，最悲观的是高盛公司预测只有0.8％。美国、日本、欧盟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现在都在减速，而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正在崛起，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
四、全球金融系统的新特征
通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的金融风波，发现世界金融系统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把握。
（一）金融系统的整体性。世界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货币的国际化和金融系统的一体化。现在看，全球的金融系统是连为一体的，已经形成一个联动互补的新格局，一个地方出问题，马上会引起连锁反应。这需要我们整体把握金融系统的形势和走向，不要孤立地片面地看待经济问题。
（二）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全球的金融资本近100万亿美元，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过剩，大概有8万亿美元的流动资本掌握在一些金融大鳄的手里，在世界各地寻找机会进行投机炒作。其中，有一个金融大鳄叫索罗斯，他的手里有上千亿美金的“热”钱，1997年，他看到亚洲的金融市场刚开放并很脆弱，便到泰国的金融市场搅动一番后抽资脱逃，致使泰铢当天贬值，并引发了整个东南亚的金融风险，中国的香港也深受其害。国际游资多了以后就会到处窜，像老鼠一样哪有窟窿就往哪里钻，所以金融系统开放后要更加注意安全性。现在看，几次大的金融危机都是国际游资投机形成的。比如1997年泰铢贬值引发的东南亚金融风险，1998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的金融风波等，都是国际游资的流动带来的后果。在我国，这些国际游资基本上会炒四个“市”，都很有规律。第一步是炒期货市场，通过赌博抬价，把国家的物价系统搞乱；第二步是炒股票市场，把股市烘起来，出现股市“泡沫”，到高位之后再抽资逃跑，套住的是中国的股民散户；第三步是炒房地产市场，形成房地产“泡沫”后再抽逃；还有一些高手进行第四步，即炒外汇市场，在汇率浮动中挣钱。这些金融大鳄在期市、股市、房市和汇市这“四市”上做文章，投机炒作到一定程度，把老百姓和股民的钱换成美元揣走了，留下的是金融灾难，这已成为一种定式和基本规律。
（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某个环节有了风吹草动，马上形成一种“蝴蝶”效应，整个金融系统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因为它是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这种大趋势无法遏制。虽然次贷危机本身仅仅几千亿美元，但全球都受影响。我国的股市离美国很远，但也受到了波及。股民是炒信心、炒预期，如果信心和预期都没了，股市也就跌惨了。现在看，这次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形成一种灾难，就是由全球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带来的。
（四）金融波动的周期性。金融系统的运行具有周期性，只有认真了解和把握，才能未雨绸缪，驾驭金融形势的变化。从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我们就知道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危机时会出现牛奶过剩倒到海里、产品积压卖不动、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和物价飞涨等现象，这是那个年代初级阶段的经济危机，是一种生产过剩型的危机，这是即时危机的基本特征。经济发展到今天，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发生经济危机，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所以金融的安全性至关重要。由过去的生产过剩型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这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规律。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也出现了一些周期性的规律，比如经济过热，基本上是8－10年出现一次。1982-1984年，我国出现第一次经济过热，进行了治理整顿；1994年，出现第二次经济过热，进行了第二次治理整顿；2006年末，出现第三次经济过热。我国股市也呈周期性变化，基本上是五“熊”三“牛”，股票行情是“横有多长、竖有多高”，这些都是辨证的。现在需要我们掌握的是周期性，准确把握经济走向和规律，从而做到未雨绸缪，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美国看市场经济的优势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用市场法则和价值规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第二，产权多样化，鼓励竞争，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但是，市场经济也有负面效应，会周期性地出现一些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经济的主要危险是通货膨胀，因为当时是短缺经济，经常供不应求，物价自然就会上涨。市场经济有通胀，也有紧缩，二者交替进行，但主要危险是通货紧缩，即生产过剩、物价低迷、消费不足。在1998-2005年期间，我国经历了8年的通货紧缩，经济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目前，我国又一次进行宏观调控，防止通货膨胀，但要注意调控的节奏和力度，要点刹车，不能急刹车，急刹车容易造成翻车。如果长期过度地紧缩银根，那么到2009年末，我国有可能重新滑入通货紧缩，5年内经济将无法有大的发展。不能一放就胀，一紧就缩，这几年我国一直是这么周而复始地走这条路，现在要注意掌握调控的力度。如果再次出现1998年的那种通货紧缩，我国就难办了，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太大，再加上弱势群体多，如果经济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那么很难保就业、保稳定，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参考文献:
[1]论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原因和影响［J］.经济学动态,2007(9).
[2]从次贷危机看美国楼市与中国楼市的关系［J］.中国金融,2007(18).
[3]论我国的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4]金融危机后的货币政策操作——东亚国家的经验及启示［J］.金融研究,20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