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几时有苏轼范文第1篇

教授一首诗，首先要明白何为诗。人心灵深处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悲欢得失等积聚到一定程度时，便需要通过一种方式宣泄和释放，当这种宣泄的情感以意境的方式呈现在作者的脑海中，再以语言文字为中介诉诸笔墨，便形成了诗歌。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诗歌就是心灵的产物，诗歌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从内至外、从抽象到具象、由意识向物质的过程。因此，教授一首诗的过程，就是要求教师引导学生用自己的心灵去感知作者的心灵，去游走作者当年彼情彼景的过程。下面笔者将结合前人的理论经验和自己的教学实际，浅谈一下诗歌的教学模式。

一、感知全诗

语言文字是诗歌的物质外壳，是诗歌欣赏者唯一可以现实地接触的东西，也是读者进入诗人心灵的门户。感知全诗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了解作者及该诗的写作背景，这是欣赏者融己入境、产生共振的前提；另一方面则是疏通全诗的字面意义，即将语言文字信息跟具体的人、物、景、事、情、意等准确联系起来，这是合理地呈现意象、再造意境的基础。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是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苏轼在密州时所作。这一时期，作者因为与当权变法者王安石等人政见不同，自求外放，辗转在各地为官。到密州后，这一年的中秋，皓月当空，与胞弟苏辙转眼已七年未得团聚。此刻，词人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于是乘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词前的小序交代了写词的过程：“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很明显，这首词反映了作者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感情。一方面，说明作者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当时虽已41岁，并且身处远离京都的密州，政治上很不得意，但他对现实、对理想仍充满了信心；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失意，理想不能实现，才能不得施展，因而对现实产生一种强烈的不满，滋长了消极避世的思想感情。不过，贯穿始终的却是词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热爱生活与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本词上片写中秋赏月，因月而引发出对天上仙境的奇想。起句奇崛异常，词人用李白“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把酒问月》）诗意，用一问句把读者引入时间、空间这一带有哲理意味的广阔世界。词人的提问，似乎是在追溯明月的起源、宇宙的伊始，又好像是在赞叹中秋的美景、造化的巧妙。此句充分显露出作者率真的性情，也隐藏着内心对人生的痛惜和伤悲。接下来两句：“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是问的内容，把对明月的赞美与向往之情更推进了一层。他很想乘风去月宫看看，又怕那里太凄凉，受不住那儿的寒冷。“乘风归去”说明词人对世间不满，“归”字有神仙自喻的味道，好像他本来就住在月宫里而只是暂住人间罢了。一“欲”一“恐”显露了词人千思万虑的矛盾思想。“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与上文紧密相接，写词人在月光下翩翩起舞，影子也在随人舞动，天上虽有琼楼玉宇也难比人间的幸福美好。这里由脱尘入圣一下子转为喜欢人间生活，起伏跌宕，出神入化。下片则写望月怀人，即兼怀子由，同时感念人生的离合无常，主要抒发了作者的情怀。人生并非没有憾事，悲欢离合即为其一。苏轼兄弟情谊甚笃。他与苏辙熙宁四年（1071）颍州分别后已有六年没见了。苏轼原任杭州通判，因苏辙在济南掌书记，特地请求北徙。到了密州还是无缘相会。“咫尺天不相见，实与千里同，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颍州初别子由），但苏轼认为，人有悲欢离合同月有阴晴圆缺一样，两者都是自然常理，无须伤感。终于以理遣情，从共同赏月中互致慰籍，离别这个人生憾事就从友爱的感情中得到了补偿。人生不求长聚，两心相照，明月与共，未尝不是一个美好的境界。这首词上片执着人生，下片善处人生，表现了苏轼热爱生活、情怀旷达的一面。

二、品味意境

清王国维说：“文学之事，内足以撼己，外足以感人，意境二者而已。”“意”指主观的思想、感情。“境”指客观的景物、生活。意境，就是作者的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相融合，使读者沉浸于、创造于其中的一个想象世界，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情感与理智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的古诗词有不少正是蕴含美妙意境的语言珍品，那么在语文教学中如何有效引导学生体悟诗词中所营造的意境呢？

在感知全诗的基础上，诗歌中的那些语言文字信息才会转换成一个个鲜明感性的意象。诗词的意境主要是通过意象组合营造出来的，所以在品味诗词的意境时要抓住诗词中的意象。朱光潜谓：“意象是意志的外射或对象化”（《诗论》），它不仅包含人物形象，也包括诗词中所写的景和物，还寄寓了作者的情思，说到底，意象就是客观物象的情趣化、个性化。诗词教学只有感知意象，才能把握诗词的内容、领会诗词的主旨、进入诗词的意境。一首诗可以有诸多意象，而一般只有一个意境。

品味意境要通过对意象的建构，这至少要经过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意象词语的构筑，就是说，诗歌可以通过某些词语来确定意象之间的时空顺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给读者所营造的是“琼楼玉宇”的仙境，展现的是洒遍人间的美好月色。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婵娟”是美好的样子，这里指嫦娥，也就是代指明月。“共婵娟”就是共明月的意思，典故出自南朝谢庄的《月赋》：“隔千里兮共明月。”既然人间的离别是难免的，那么只要亲人长久健在，即使远隔千里也还可以通过普照世界的明月把两地联系起来，把彼此的心沟通在一起。“但愿人长久”，是要突破时间的局限；“千里共婵娟”，是要打通空间的阻隔。张九龄《望月怀远》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许浑《秋霁寄远》说：“唯应待明月，千里与君同”，苏轼就是把前人的诗意化解到自己的作品中，熔铸成对天下离人的共同的美好祝愿。

第二层面是经验的构筑，即欣赏者依托自己的经验、阅历和知识来设想或推断意象之间的时空结构，没有欣赏者经验和想象的参与，诗的意境就不可能真正完成。欣赏诗的过程就是一个再造意境的过程。在大自然的景物中，月亮是很有浪漫色彩的，她很容易启发人们的艺术联想。一钩新月，可联想到初生的萌芽事物；一轮满月，可联想到美好的团圆生活；月亮的皎洁，让人联想到光明磊落的人格。在月亮这一意象上集中了人类多少美好的憧憬与理想！苏轼是一位性格豪放、气质浪漫的诗人，当他抬头遥望中秋明月时，其思想情感犹如插上了翅膀，在天上人间自由翱翔。

第三层面是画面的构筑，即诗歌依靠诗句固有的节奏和旋律将零散的意象整合成意境。例如：“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转和低都是指月亮的移动，暗示夜已深沉。夜深月移，月光穿过“朱阁”，照近“绮户”，照到了房中迟迟未能入睡之人。这里既指自己怀念弟弟的深情，又可以泛指那些中秋佳节因不能与亲人团圆以至难以入眠的一切离人。“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既然如此，又何必为暂时的离别而忧伤呢？这三句从人到月、从古到今进行了高度的概括。从语气上，好像是代明月回答前面的提问；从结构上，又是推开一层，从人、月对立过渡到人、月融合。全词情感放纵奔腾，跌宕有致，结构严谨，脉络分明，情景交融，紧紧围绕“月”字展开，忽上忽下，一会离尘，一会入世，语句精练自然，天上、人间来回驰骋。将此背景与词人超越一己之喜乐哀愁的豁达胸襟、乐观情调相结合。

三、体悟情感

意象是诗歌作为一种文体的典型标志，是创造性直觉的途径。即使可以直白表达的情思，诗人也往往寄寓于意象。比如，写思怀诗，诗人一般不这样说：“相思情绵绵！”而会如是表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直接说出其意思，读者可结合前后意象，调动自己的生活、情感经验，领悟其意义，这才是古诗词内在的真本色。根据这一特点，笔者认为除了引导学生关注“可以看到的意象”之外，还应鼓励学生试着发现那些“不在场的意象”，即用想象补充完善作者笔下的意境。

体悟情感，即感受心灵。王国维《人间词话》云：“一切景语皆情语。”可见，诗歌艺术中出现的景并不是自然形态下的景，而是在特定情感的支配下经提炼取舍所创造的景，它无不浸透着诗人的主观感情，而自然界中的山水花草只不过是表达个人情感的依托物。品味意境并不是诗歌欣赏的最高阶段，因为意境终究是心灵之影像。语文教材，尤其是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写情来刻画人物的。人的情感是促进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完善的推动力量。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让欣赏者体验到诗人的复杂情怀：除了他的外放孤独、仕途进退的困惑心态，更有对兄弟手足分离的怀念，还有大众的关怀。“艺术的情感性常常是艺术生命之所在”，“笔锋常带感情”，是文章感动读者的根本原因。

本词通篇咏月，月是词的中心形象，却处处关乎人事，表现出自然社会契合的特点，这首诗上片借明月自喻清高，下片用圆月衬托离别。上片“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以下数句，笔势夭矫回折，跌宕多彩。说明作者在“出世”与“入世”，亦即“退”与“进”、“仕”与“隐”之间抉择上的深自徘徊困惑心态。李泽厚在阐述苏轼诗文的美学观时说“苏轼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苏轼一生并未隐退”、“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隐退’‘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美的历程》）“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几句，把见于《酉阳杂俎》诸书的月的神话传说中“广寒清虚之府”具象化，这里寄寓着作者出世入世的双重矛盾心理，也潜藏着作者对封建秩序的些微怀疑情绪，貌似“出世”的内容思想，实则是“入世”思想的反拨形式。下片融写实为写意，化景物为情思，一韵一意，一意一转，淋漓挥洒，无往不适。唐圭璋《唐宋词简释》评云：“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三句，“实写月光照人无眠。以下愈转愈深，自成妙谛。”“照无眠”者，当兼月照不睡之人与月照愁人使不能入睡这两层意思。“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两句，承“照无眠”而下，表面上是恼月照人，实质上是本抱怀人心是，借见月而表达。“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三句，又转出一意，从“别时圆”生发而来。知人之离合与月之圆缺，是古来已有之事。因此，便不应对圆月而感暌离，生无谓的怅恨。由感情转入理智，化悲怨为旷达，这三句词意转折较大，而意脉仍承上文。亲人间的欢聚既然不能强求，当此中秋月圆之际，唯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下片词意三转，愈转愈深。不特意深，情更深，“但愿”二字，感人肺腑。古人有“神交”的说法，要好的朋友天各一方，不能见面，却能以精神相通。“千里共婵娟”也可以说是一种神交了！王勃有两句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意味深长，传为佳句。笔者看，此句“千里共婵娟”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张九龄的《望月怀远》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许浑的《秋霁寄远》说：“唯应待明月，千里与君同。” 都可以互相参看。正如词前小序所说，这首词表达了对弟弟苏辙（字子由）的怀念之情，但并不限于此。可以说这首词是苏轼在中秋之夜，对一切经受着离别之苦的人表示的美好祝愿。

总之，诗歌教学是一项有规律可循、有模式可依、有方法可用的双边活动。“感知全诗――品味意境――体悟情感”的教学模式起于诗歌的形成过程，符合诗歌的认知规律和鉴赏原则，但它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周汝昌，唐圭璋等撰写.唐宋词鉴赏辞典[C].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明月几时有苏轼范文第2篇

关键词：苏轼；苏辙；词作；兄弟情谊

中图分类号：I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2-0012-01

一、从苏词的创作背景看其兄弟之情

（一）《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清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是苏轼写给子由的词作中最有名的一首，被后世广为传诵。据《苏轼词编年校注》，该词于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作于密州任上。中秋过后，兄弟二人面临分别，子由送兄长至八十里外的颍州，二人又与欧阳修共度了半个月，离别前夜二人还在船上彻夜长谈。中秋之夜，更激发了苏轼对子由的思念。与之前不同，经历了宦海沉浮、人生起伏，词人变得更为成熟、通达，在一番挣扎、思考后终于开始积极面对人生，并以此情寄予子由。

（二）《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水调歌头·徐州中秋》（苏辙）

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

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

《苏轼词编年校注》该词应于熙宁十年（1077年）八月作于徐州。据《苏轼年谱》记载，他们曾到过彭城汉祖庙观试剑石，后还一起游百步洪，接着他们又一起送访友，游快哉亭、石经院，泛舟汴洄，夜宿逍遥堂……。这一切的经历都为兄弟之间的相聚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中秋后，苏辙将赴南京任应天府签判之职。他们都知道，下一次的中秋团聚又将是若干年后。尽管如此，苏轼仍以“以退而相从之乐”来安慰弟弟。

（三）《西江月·中秋和子由》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这首中秋的创作时间亦有分歧，本文据邹同庆等《苏轼词编年校注》所编，定于绍圣四年，此年苏轼62岁。儋州即在今天的海南岛，那里的生活比惠州更艰辛，事实上苏轼在此地经常以红薯、紫芋充饥，甚至“尽卖酒器，以供衣食”。不仅路途遥远，且一海相隔，兄弟再会无期，年老不便的词人悲从中来，伤己怀人。此时的词已失去了年轻时候的桀骜与自负，代之的是人至晚年的悲凉：“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二、从苏词的情感特质看其兄弟之情

从这三首中秋词来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西江月》表现了兄弟间深切的思念，而《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则更侧重于表现兄弟间的相互慰藉。由于词人的人生经历不同，对于中秋的感情基调也有所不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词人中年时所作品，情绪显得比较乐观、积极；而《西江月》则是老年流放时期所作，充满了凄凉之情。这两首词的哲理性都很强，充满了词人对人生的思索。由于都是中秋词作，所以在内容上都突出了期待亲人团圆的思念之情，真挚感人。相比较而言，《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并不以表达思念之情为主，因为该词作于兄弟团聚之时，且创作的目的在于唱和苏辙的那首《水调歌头·徐州中秋作》，以此安慰情绪比较低落的弟弟，所以感情基调比较高昂。当然，此时的苏轼政治热情依然高涨，尽管仕途受挫但还保持乐观，并希望借此宽慰、感染子由。

三、小结

言由心生，相信文字才是苏轼兄弟情谊的最好见证。解析苏轼写给苏辙的词作可以发现，他们不仅有血浓于水的亲情，思想情感的深度交流也使他们互为知己，因而他们的兄弟感情特别令人动容。他们是宦海风波中声气相投的知音，是坎坷人生中并肩携手的兄弟。

明月几时有苏轼范文第3篇

元丰四年秋九月，苏轼在《与王定国》中曰：“某自谪居以来，可了得《易传》九卷、《论语》五卷。今又下手作《书传》。迂拙之学，聊以遣日。子由亦了却《诗传》，又成《春秋集传》。”[1]1519时，马（默）处厚赴广南西路转运使任，路过黄州，苏轼请马处厚顺道致书王巩（定国）[3]1280。据此，我们可以断定，约元丰四年九月，苏轼谪居黄州期间，已着手《书传》之作。不过，此书已作到何种程度不得而知。绍圣元年，苏轼以“讥谤先朝”被贬，四年七月至海南，直至元符三年六月始渡海北返；贬居海南的生活约三年。北返时，苏轼写书《与郑靖老》，其中有语：“《志林》竟未成，草得《书传》十三卷，甚赖公两借书籍检阅也。”[1]1675据此，我们可以断定，贬居海南期间，苏轼基本完成了《书传》之作。总计苏轼《书传》之作的时间，从元丰四年九月着手至元符三年六月基本完成，约十九年。时间虽长，但《书传》之作恐断断续续，直至贬居海南期间，苏轼才真正地集中精力去作。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曰“：最后居海南，作《书传》。”[4]1127当指主要作于贬居海南时言。《宋史》沿袭此说而有“后居海南，作《书传》”[5]10817。又，从上述《与郑靖老》中所言“甚赖公两借书籍检阅”看，苏轼当时作《书传》可参考的材料有限。时，其子苏过侍左右，在《借书》一诗中，苏过曾描述当时书籍缺乏问题“：海南寡书籍，蠹简仅编缀。《诗》亡不见《雅》，《易》脱空余《系》。借书如假田，主以岁月计。”[6]114材料缺乏限制了《书传》之作的丰富性，朱熹“苏氏伤于简”[2]4717的评语也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此书主要作于书籍材料缺乏的海南贬居期间。《书传》之流传更晚。苏轼曾记“：余自海康适合浦，连日大雨，桥梁大坏，水无津涯。自兴廉村净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闻自此西皆涨水，无复桥船，或劝乘蜑并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无月，碇宿大海中。……所撰《书》、《易》、《论语》皆已自随，而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欲使从是也，吾辈必济！’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记，时元符三年也。”[7]1此文明记元符三年七月，时，《书传》“世未有别本”，仅有苏轼草本。次年，即建中靖国元年七月十五日，苏轼去世。前一月，即建国靖国元年六月，苏轼托付后事于友人钱济明，其中语云：“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尽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因取藏箧，欲开而钥失匙”[8]85。三十年后，时已至南宋绍兴年间，欲取而观之，而藏箧之钥已失匙，足可见如何冷落。究之时势，此语当不为过。北宋经建国靖国短暂过渡，徽宗再次推崇熙宁政治，相应地，王安石新学再次抬头并占统治地位，尤其是，“自蔡京擅权，专尚王氏之学，凡苏氏之学，悉以为邪说而禁之”[9]401。直至北宋末年，随着金人入侵，政局危机，蔡京受到指责，王氏学受到冲击，其他学术的复苏才有了转机，但随之而来的战乱并没有给它们留下发展的机会。

二、从《书传》看苏轼的社会政治思想

1.王道之世的理想。首先，王霸观。苏轼在《书论》中云：“愚读《史记•商君列传》，观其改法易令，变更秦国之风俗，诛秦民之议令者以数千人，黥太子之师，杀太子之傅，而后法令大行，盖未尝不壮其勇而有决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虑始而可乐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陈其所知而守其所学，以议天子之事，则事将有格而不得成者。”[1]54极为赞美商鞅“勇而有决”的举动与成就，并得出“使天下之人，各陈其所知而守其所学，以议天子之事，则事将有格而不得成”的结论。至于商鞅之法，苏轼归结为“要使汝获其利，而何恤乎吾之所为”[1]55，即完全的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与“三代之治柔懦不决”的作法相异，“此乃王霸之所以为异也”[1]55。苏轼进而又言：“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议及于百姓，以观其意之所向，及其不可听也，则又反覆而谕之，以穷极其说，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亲而爱之。呜呼！此王霸之所为不同也哉！”[1]55对民反复劝谕以最终使民心悦诚服是三代之君的作法。苏轼把这种方法归结为“使天下乐从而无黾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发而无纷纭异同之论，此则王者之意也”[1]54。通过这种方法，得到“其民亲而爱之”的效果。这也是王霸之所为不同的地方。总之，就苏轼来看，他认为霸道固然可以达到目的，但由于不择手段而失去了民心，从而显得急功近利；王道从民的角度出发，固然显得“柔懦不决”，但得到了民心，从而达于长治久安。由此可以看出，苏轼的王道选择与重民思想。其次，尧舜之世。苏轼推崇王道之世，向往尧舜三代，但在尧舜时代与三代之间，他并没有等同看待。他释《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曰：“圣人不以官之众寡论治乱者，以为治乱在德，而不在官之众寡也。”[1]172-173释《太甲中》“视远惟明，听德惟聪”又曰：“圣人一之于礼”[1]167。德礼是圣人治人治世的基本手段，而尧舜就是以德礼治天下的，“尧舜以德礼治天下”[10]458。在苏轼看来，尧舜非仅以德礼治世值得称道，而且君臣关系也相当融洽，“当尧舜之时，其君臣相得之心，欢然乐而无间，相与吁俞嗟叹唯喏于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亲。虽其有所相是非论辨以求曲直之际，当亦无足怪者”[1]54。对尧舜之世赞美的同时，苏轼指出了三代不如尧舜时代之处，尤其在刑罚问题上。刑罚作为治人治世的手段，苏轼并不认同，他曰：“孥戮非圣人之事也。言孥戮者，惟启与汤，知德之衰矣，然亦言之而已，未闻真孥戮人也。”[10]538虽然苏轼为启汤加以辩白，但仍指出了其时的“德之衰”。在其《论武王》一文中他更明确指出：“武王，非圣人也。”[1]137由上述可见，苏轼反对霸道，主张王道，并以尧舜三代作为王道之世，相对而言，他从德礼与刑罚的运用角度更倾向于以尧舜之世为理想社会。

2“.变而不失其常”的社会发展观。苏轼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10]76“君子为国有革弊去恶之政如毒药瞑眩，非所畏也。”[10]51社会变革是必要的，但他又指出变革不可盲目，而应以审慎的态度来推行，“谋之不审，虑之不周，以败国事，如跣不视地以伤足，乃所当畏也”[10]1。具体而言，苏轼主张“变而不失其常”，如他释《太甲》“终始惟一，时乃日新”说：“《易》曰：‘天下之动，正夫一者也。’夫动者，不安者也。夫惟不安，故求安者而托焉。惟一者为能安。天地惟能一，故万物资生焉。日月惟能一，故天下资明焉。天一于覆，地一于载，日月一于照，圣人一于仁，非有二事也。昼夜之代谢，寒暑之往来，风雨之作止，未尝一日不变也。变而不失其常，晦而不失其明，杀而不害其生，岂非所谓一者常存而不变故耶！圣人亦然。以一为内，以变为外。或曰：圣人固多变也与？不知其一也，惟能一故能变。伊尹戒太甲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新与一，二者疑若相反然。请言其辨。物之无心者必一，水与鑑是也。水、鑑惟无心，故应万物之变。物之有心者必二，目与手是也。目、手惟有心，故不自信而托于度量权衡。己且不自信，又安能应物无方日新其德也哉。齐人为夹谷之会，曰：孔丘儒者也，可劫以兵。不知其戮齐犹如杀犬豕。此岂有二道哉，一于仁而已矣。孟子曰：‘天下定于一。孰能一之？曰：嗜杀人者。’愚故曰圣人一于仁。”[1]168不管自然界中的天地日月，还是社会中的圣人，一而不变[10]31是固有的，变也是经常存在的，但总体而言，在自然与社会中，“变而不失其常”却是必然的，不变是起着主导作用的。变与不变本是相反的，对于如何实现二者“变而不失其常”的关系，苏轼给出的答案是“无心”，“无心，故应万物之变”，“有心”“安能应物无方，日新其德也哉？”苏轼的“无心”实际上取消了人为的因素，而主张顺其自然的变化，不管自然界还是社会都是如此。这样，苏轼名义上承认变革，而实际上有取消社会变革的倾向。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不能缺少人的因素，“无心”只能是一种理想。根据他的“变而不失其常”的理论，苏轼作出了有限变革的姿态，如他曰：“夫道，何常之有，应物而已矣。物隆则与之偕升，物污则与之偕降。夫政，何常之有，因俗而已矣。俗善则养之以宽，俗顽则齐之以猛。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也。”[1]173根据具体的形势变化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作出些变化，但这种变化只能是“因旧守成而润色之，不当复有所建立”[10]128。这就决定了他的变的思想无非是改良主义的，而终始不可变者是封建的根基。

3.君主论。钱穆先生曾说：“朔党、蜀党则主尊王，仅就汉、唐以下历史事态立说，偏于现实而为守旧，又近似于法家也。”[11]594就尊王而言，钱先生确实道出了真谛，但具体言，苏轼的君主论有着其独特的特点。首先，天人感应说。苏轼认为：“天人之不相远。凡灾异，可以推知其所自。”[10]98承认天人感应学说。其根本目的则为企图以天加强对君主的限制，如他释《高宗肜日》“越有雊雉……典祀无丰于昵”曰：“人君于天下无所畏，惟天可以警之，今乃曰天灾不可以象类求，我自视无过则已矣。为国之害莫大于此，予不可以不论。”[10]58苏轼的天人感应思想与汉代以来的天人感应说并无不同，但与其父苏洵《洪范论》的观点则相反对，是其父子思想的相异处。其次，无为与有为。苏轼释《皋陶谟》“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曰：“人主欲常有为则事繁而民乱，欲常无为则政荒而国削。自古及今，兵强国治而民安者，无有也。”[10]477君主常有为则有害于人民安宁，君主常无为则有害于国家兵强国治，二者相互矛盾而不可协调，“兵强国治而民安者，无有也”。在此，苏轼给出了二者只能取一的选择，即选择兵强国治，还是选择民安，而对目标的不同选择就决定了君主的有为或无为。对此问题的解决，苏轼的主张是君主应该无为。之所以如此说，可以从与其君主论相关的其他思想推知。如苏轼相信天人感应，以此为基础，主张君主应顺天行事，他释《太甲下》“先王惟时懋敬厥德，克配上帝”曰：“天无言无作而四时行百物生，王亦如是。”[10]29主张君主“无言无作”实际上是把君主置于无为的地位。又，如前所述，苏轼强调德礼在治世中的作用，而他释《舜典》“难壬人”曰：“佞人必好功名，不务德而勤远略也。”[10]456把“勤远略”视为佞人“好功名”之举，而“勤远略”之为明显为兵强而民不安的一种表现。又，苏轼释《益稷》“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曰：“安汝止者，自处于至静也；防患于微曰几，几则思虑周；无心于物曰康，康则视听审。思虑周而视听审则辅汝者莫不尽其直也。反而求之，无意于防患则思虑浅，有心于求物则视听乱；思虑浅而视听乱，则辅汝者皆谄而已。……汝能安居几康而观利害之实，是惟无动；动则凡徯志者皆应矣。夫岂独人应之，天必与之。”[10]483-484“安汝止，惟几惟康”本为禹谏舜之语，是臣对君的进谏。经苏轼解释，“安汝止”、“几”、“康”对君主有重要作用，“防患于微”、“无心于物”则臣下以直事君，反之，臣下以谄事君，治乱截然不同。前者体现为君主“无动”“、至静”，后者则相反且会导致天人的相应反应。显然，苏轼选择的是前者而非后者。总之，苏轼一方面为君主设置了一个有关有为与无为的二难推理式的命题，另一方面又以他天人感应说、对德礼治世的重视及对社会治乱的要求出发，为君主作出了应当无为的选择。固然，在封建社会里，君权至高无上，苏轼企图以天人感应学说对君主加以限制，而他的君主无为的主张又企图进一步引导君主放弃对权力的控制。虽然如此，君主无为并不会造成权力真空，如前引关于《益稷》的材料中提到的君无为则“辅汝者莫不尽其直也”，臣下以直事君，执行权力。在苏轼看来，臣执行权力并不意味着篡夺权力，他曰：“上执其要，下治其详，所谓岁月日时无易也。”[1]169最终的权力仍归君主。王安石主张君主无为在其特定条件下不免有揽权之嫌[12]。但君主无为也是士大夫行道的一个前提，不同人发出的君主无为的共同呼声说明在当时的宋代社会中学士大夫对行道的渴望。这也是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增强的表现之一。再次，“厚于仁”。苏轼释《汤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曰：“仁义之性，人所咸有，故言天降也；顺其有常之性；其无常者，喜怒哀乐之变，非性也。能安此道乃君也。”[10]16能安于仁义之性为君主的必要条件；而喜怒哀乐之变是无常的，不可依赖的。苏轼又在《汤誓》“天乃赐王勇智”下说：“凡圣人之德仁义孝弟忠信礼乐之类皆可以学至，惟勇也智也必天予而后能，非天予而欲以学求之，则智勇皆凶敌国也。……短于智勇而厚于仁，不害其为令德之主也。”[10]14君主未必皆如圣人而完具仁义孝悌忠信礼乐智勇等素质，“厚于仁”即可为令德之主的充分条件。如此，在苏轼看来，仁实为令德之主的充分必要条件。如前已引，苏轼曾说：“圣人一于仁。”[1]168在苏轼看来，令德之主与圣人本为异名同实的，即二者本为一。苏轼又在《咸有一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下释曰：“一者，不变也，如其善而一也，不亦善乎？如其不善而一也，不几桀乎？曰：非此之谓也。中有主之谓中，有主则物至而应，物至而应则日新矣。中无主则物为宰，凡喜怒哀乐皆物也。故伊尹曰：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予尝有言，圣人如天，时杀时生，君子如水，因物赋形，天不违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无歝。此伏羲以来所传要道也。”[10]31“中无主者，虽为善，皆伪也。”[10]31如前所言，圣人（君主）都是“一于仁”的，仁也本为君主性分中事。在苏轼看来，君主能一切行事以仁为标准，则可达到“物至而应”，以致于“日新”的境地。反之，行事没有一定标准，应物而役于物，直致混乱状态。总之，仁是令德之主的充分必要条件，也是君主行事的基本标准。由上述可知，苏轼强调君主无为，但又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一切行事以仁为主，以此达于“物至而应”。实际上，苏轼的这种君主范式表现为被动地承受事物，而非主动地追求事物，君主的主动权交给了臣下，由臣去执行权力。这是一种安静型的理想君主范式。

4.君臣关系与君民关系。首先，君臣关系。如前所言，苏轼主张君主无为，而把权力的执行交给臣下，这实际上就存在着一个君臣之间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对此，苏轼认为：“臣常执刚以正君，君当体柔以纳臣也。”[10]84其中，执刚与体柔的突出事例如苏轼所举的从谏例：“唐太宗，中主也。其事父兄、畜妻子、正身治家有不正者多矣，然所以致刑措，其成功去圣人无几者，特以从谏而已。说以为此一言可以圣也，故首进之。以太宗观之，知从谏之可使狂作圣也。”[10]51从谏之事一方面说明臣执刚“责难于君”，正君；另一方面又说明君体柔纳谏于臣。同时，君之“体柔”也一方面说明君以仁处事的体现，另一方面说明君对臣应有尊敬之意，前者已如上述，后者也为苏轼所强调，“士之所求者，爵禄，而爵禄我有也。挟是心以轻士，此最人主之大患。故告之曰：臣之所以为民上者，非为爵禄也，为民屈也。知此则知敬其臣，知敬其臣而后天位安”[10]32。君主不能有垂爵禄以鬻臣的念头，这是对臣的重视，而应从为民谋利的角度待臣，敬臣。这也是宋代士大夫重民观念的表现，是他们的道高于一切的观念的表现。苏轼正是以此为基点才提出了君应敬臣的观点。总之，苏轼承认君臣等级，但对此又作了修正，要求君主敬臣纳谏。这是宋代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提高的表现。其次，君民关系。苏轼指出：“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物无险于民者矣。”[10]134借用唐太宗的话，苏轼表达了他对民的重视，但“物无险于民者矣”的观念又暗含着对民的重视之极的憎恨，显示了其阶级偏见。苏轼释《大禹谟》“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下的说词更能表明此点：“民至愚而不可欺。凡其所毁誉，天且以为聪明，而况人君乎？”[10]467“民至愚而不可欺”突出地表明了苏轼即重视民又卑视民的心态。在苏轼看来，民之所以应被重视，是由于：“古之天者，皆言民也。民不难出其力以食诸侯，以养天子者，岂独以逸豫之哉？将使济己也。此所以为天道也。”[10]52民“食诸侯”“养天子”与天子诸侯“济民”是相互的。而“物无险于民”的认识又使苏轼主张对民采取号令赏罚措施：“民者，上之所托，所因以为号令赏罚者也。日月不自为风雨寒暑，因星而为节；君不自为号令赏罚，因民而为节。”[1]169并视号令赏罚为当然，只不过作些“因民而为节”的变化而已。重民又主张治民也是其重民又卑民的逻辑必然。

明月几时有苏轼范文第4篇

下面以《后赤壁赋》的教学为例，说说我们是如何具体操作的。

抓看似寻常词语，品其深层意蕴

任何语言都只是一种表象的存在，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往往隐藏在语言的面纱之后。深层解读需要揭开面纱，赏其精妙。如“状似松江之鲈”中的“似”字，寻常词语，似无品味的必要。但是，友人也好，苏轼也罢，都是美食家，是不是鲈鱼，一目了然， “状似松江之鲈”，那么肯定不是“松江之鲈”， 那为何要用“似”字来特别强调“松江之鲈”呢？原来苏轼最好鲈鱼，他在《携白酒鲈鱼过詹文君》诗中盛赞鲈鱼美味：“青浮卵碗槐芽饼，红点冰盘藿叶鱼。醉饱高眠真事业，此生有味在三余。”而友人也深知苏轼此好，所以他借苏轼最好的鲈鱼之名来为他压惊、助他游兴，安慰因遭贬而失魂落魄的苏轼。一个“似”字，就将知己的拳拳心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再看“归而谋诸妇”中的“谋”字。谋，即商量，似乎也无深意。但苏轼明知无酒却还要同妻子商量，相信妻子肯定能解决断饮的燃眉之急。看似寻常的“谋”字，足以表现出苏轼对妻子知之甚深、十分依赖。而苏妻也确实对丈夫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了如指掌，早已备下了不时之需的美酒。一个“谋”字，既使行文跌宕起伏，又表现了夫妻二人的相濡以沫、琴瑟相谐。

苏轼待罪黄州时写道：“我谪黄岗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可见平时是没有朋友敢来看望的，而今天难得有“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友人敢冒天下之不韪，前来探访，确实带给苏轼极大的安慰。且此时，“霜露既降，木叶尽脱”。难遇的良辰美景，更是让苏轼喜上加喜。但此时的苏轼却拿不出美酒佳肴来款待故人，可见此时苏轼生活的拮据。围绕“酒肴”从无到有，不经意间，就道出相视莫逆的友情与心有灵犀的爱情。

抓不同语句对比，悟其言外之意

一种是不同篇目相关内容的对比。如“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

壬戌七月既望，赤壁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前赤壁赋》），其景明朗清丽、宁静悠远，慰藉了死里逃生、惊魂未定的苏轼。但短短三个月之后，到了十月之望时，赤壁就变成了“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笼罩着突兀高峻、阴暗荒凉的气氛，它又触发了苏轼被贬的失意与凄凉。面对赤壁展现出的迥然不同的景色，苏轼发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的感慨，似乎在感叹赤壁之景变化大。但联系苏轼被贬黄州的背景，就又可以明显地感到苏轼是在感慨自己的仕途变化之大，透露出自己不能掌控命运的悲哀：不久前还是封疆大吏，转眼间就成阶下之囚了，其言外之意是，江山犹此，人生更是如此，“曾日月之几何，而我的人生（仕途）更是不复识矣”。

一种是同篇前后不同词语的对比。如“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

苏轼一鼓作气，奋然登上赤壁之巅，“划然长啸”，不仅发泄了心中的郁闷，更表达出他想一鸣惊人、建功立业的壮志。但群山共鸣，山谷回应，狂风暴起，江水汹涌，这又不禁让苏轼心惊目骇、毛骨悚然，使他真实地感到个体之渺小、卑微、脆弱。于是“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表面上是说赤壁“不可留也”，但细细品读“摄、履、披、踞、登、攀、俯”系列动作及独自一人登顶的行为，说明了被贬黄州的苏轼不甘沉沦而想摆脱当下的政治困境，正体现了他不服输与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而其攀登过程中所见的“岩、蒙茸、虎豹、虬龙”等，暗示着艰难险阻、仕途曲折，这些又让苏轼不寒而栗、举步维艰，从而对官场感到“悲恐”。所以，“凛乎其不可留也”的感喟，不只是说赤壁不可久留，更是强调官场不可久留的切身体会。经过乌台诗案，死里逃生的苏轼，对充满险恶的官场更加惧怕，“凛乎其不可留”正是他对仕途的真实而无奈的感慨。

抓初读困惑之处，赏其精妙手法

苏轼返舟后，随波逐流，纵一苇之所如，听其所止而休，吟哦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享受着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但为何又要描绘横空之“鹤”及南柯之“梦”呢？这正是学生初读的时候深感困惑的地方。

我们先引领学生琢磨“鹤”的形象与“梦”的内含，探寻苏轼内心世界最隐秘的情感。

夜半，万籁俱寂，鹤“戛然长鸣”，道出了蔑视世俗、敢于抗争的精神。天地寂寥，“鹤”独来独往，表现出特立独行、不与世俗为伍的高洁。鹤“翅如车轮，玄裳缟衣”，体现了超凡脱俗。鹤“横江东来”，“掠予舟而西”，又象征着来去自如、无拘无束。可见，文中“鹤”的形象，正是苏轼精神的物化。

梦中，苏轼对道士的点化惊喜地回答道，“我知之矣”，这正是苏轼对此次赤壁之游的总结。他似乎明白了：赤壁之游、仕途宦游并不快乐；只有化鹤西去、羽化登仙，才能享受无拘无束的绝对的自由与快乐。他似乎大彻大悟，找到了精神的出路：赤壁泛舟只能暂时忘却被贬的失意，要想彻底化解，那只有出世。但人生如梦，当苏轼惊悟后，却不见其处所，苏轼还是生活在现实里而怅然若失。

然后要求学生将“予”和“鹤”，现实和梦境作比较赏析。学生恍然大悟：原来苏轼运用了对比衬托的手法来描绘“鹤”与“梦”。苏轼借助自由自在、超凡脱俗的“鹤”来衬托身处扁舟中的“我”并不是真正的逍遥自在。以梦中的“知”衬托出惊悟后的茫然与无奈，以梦中的彻悟来衬托梦醒后的惆怅。托物而写志，达到了虚实相生的效果。

明月几时有苏轼范文第5篇

北宋词坛因为苏轼的出现，再度掀起风起云涌的改变。自苏轼以来，词的诸多创作规矩纷纷被打破，演变为大张旗鼓的革新。苏轼的作为，给词坛带来全新的风貌，深深地影响了周围的一批词人，词坛风气也随之缓慢转移。

苏轼是文学艺术上有多方面成就的大家，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苏轼的诗，涤荡了宋初纷华绮靡的恶习，为宋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奠定了宋诗的独特面貌。著有《东坡全集》150卷、《东坡乐府》3卷。存诗2700多首，词350余首。

以诗的内容与题材入词

在北宋词坛上，苏轼是革新的主将。他打破许多已形成的规矩，在词中表现了自己自由的个性，被时人归纳为“以诗为词”之变革。

“诗言志词言情”，是在创作过程中形成文体的界限。苏轼以前，一些不甘心受此局限的作家尝试着突破，不过，他们的突破总是零星的，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产生广泛的影响。苏轼是第一位对词的内容题材做了大面积改变的作家，引起了当时词坛的震动。

首先，苏轼以词抒写了爱国的豪情壮志。北宋内忧外患交织，尤其西夏、北辽的边患威胁，始终令北宋统治者寝食难安。每一位有志于现实的文人士大夫当然也牵挂着这一切，期望自己建功报国，有所作为。苏轼活跃于政坛的年代，边塞矛盾集中在防御西夏的入侵方面。

其次，苏轼词多侧面地再现了农村生活。苏轼平生在许多地方任过职，每到一地，他总是勤政爱民，努力为当地百姓干一些实事、好事，如疏浚西湖、赈济灾民、减免杂税等等。他对“民本”农田生产尤为关心，在各地兴办的实事也大都围绕着农业生产。这方面的关心表现在词中，于是出现了第一个把农村生活纳入词这一领域的做法。

再次，苏轼词揭示了复杂的内心世界。广义地说，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算作是作者内心世界的一种反映，而这里所说的“内心世界”，则主要是指苏轼的词扩大了反映内心世界的范围。他的词已不再局限于伤春伤别与离情相思，而是抒写了个人的政治理想、人生态度、内心的苦闷和思想上的矛盾。千百年之后，仍可以想象如见其人。苏轼通过自己的创作，进一步发挥了词的抒情功能与社会功能。

第四，苏轼词诉说了真挚的亲朋情感。宋词因流行于花前月下杯酒之间，传唱于“十七八”歌妓之口，虽然以诉说情感见长，但所抒发的大都是文人或士大夫与歌儿之间的游戏之情，往往是在一种逢场作戏的态度支配下创作出来的。与家人、与友人等比较真挚、庄重的情感，几乎很少入词，苏轼之前只有欧阳修等大词人才偶尔为之。到了苏轼笔下，却变得十分通常，处处可见。苏轼一生兄弟情笃，苏辙是他在词中抒发思念之情的一个对象。除了人们熟悉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外，还有《木兰花令》。词前小序告诉读者：这是苏轼旅途中“闻夜雨”思念弟弟与友人所作。词借用传统的悲秋思人手法，传达对弟弟与友人的一片深情。

苏轼送别友人、怀念友人的词作也充满着真情实意。《临江仙》说：“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能够充分体会友人登程独行的孤寂与凄苦的心境。《南乡子》说：“回首乱山横，不见居人只见城。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借“山上塔”抒发自己拳拳情谊，婉转情深。《浣溪沙》说：“门外东风雪洒裾，山头回首望三吴。不应弹铗为无鱼。”对友人的牵挂之情洋溢于言表。

第五，苏轼词展现了清新秀丽的水光山色。苏轼豁达的心胸也得自于湖山。每到一地，苏轼总是兴致勃勃地游览山水，陶醉其间，物我两忘。苏轼咏杭州美景的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篇已经脍炙人口。

此外，苏轼在词中有咏仙者，《水龙吟》上片说：“赤城居士，龙蟠凤举。清净无为，坐忘遗照，八篇奇语。”下片进一步写自己的羡慕心情：“临江一见，谪仙风采，无言心许。八表神游，浩然相对，酒酣箕踞。待垂天赋就，骑鲸路稳，约相将去。”有括前人诗篇诗意者，如《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 括韩愈的《听颖师弹琴》，《哨遍》括陶渊明《归去来辞》；有以词说禅说理者，如《如梦令》说：“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词人“无垢”的是内心世界，小词借沐浴一事喻明此理。又如《临江仙》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此身是传舍，何处是吾乡？”都是借题发挥的说理议论。又有咏叹历史沧桑巨变者，《念奴娇》感慨赤壁历史古迹，流传甚广。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也就是说，苏轼词扩大了反映生活的领域。在苏轼现存三百余首词里，诸如咏史、游仙、悼亡、惜别、登临、宴赏，此外，山河风貌，田园风光，参禅悟道，哲理探讨等，几乎无所不写，无所不包。经过苏轼的创作，人们才真正看到词可以反映广阔的生活内容。也正是通过苏轼的创作，才开始摧毁词为艳科的狭小樊篱，改变了词为“诗余”、诗高“词卑”的传统偏见。苏轼对词题材与内容的拓展是空前绝后的。只有南宋的辛弃疾，在新的时代精神与社会因素的激荡下，在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方可与东坡臻美。

以诗的风格和意境入词

苏轼在词史上的另一不可磨灭功绩便是拓宽了词的意境，改变了词的风格，使词与诗气脉相通。前人曾多次总结苏轼这方面的功绩，称其创立了“豪放”词派。所谓“豪放”是针对“婉约”而言的。“婉约”、“豪放”之分，最早始自明人张。清人王又华在《古今词论》中说：“张世文（即张）曰：词体大略有二：一婉约，一豪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弘之谓耳。……如少游多婉约，东坡多豪放，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大抵以婉约为正也。”明代的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诗余》中据此做进一步的概括：“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苏轼本人也标举过“豪放”的风格。他在《答陈季常书》中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无碍睡，辄亦得之耳。”（《东坡续集》卷五）宋人对苏轼词的新风貌早有敏锐的觉察。俞文豹《吹剑录》所载东坡“幕下士”之言柳永词须“十七八女孩儿”演唱、东坡词须“关西大汉”高歌，便道出个中因由。这里尽管没有标举“豪放”与“婉约”，然而对比两种风格迥异词风的意图十分明显。“豪放”与“婉约”只是对北宋词风格一种粗线条的划分，还不能包括所有的词风（包括苏轼自己的词在内），但就广义的角度来讲，以“豪放”、“婉约”来区分北宋词坛的两大不同词风，还是符合创作实际与历史实际的。沿着这条线索看后人词创作之走向，同样能明了苏轼在词坛上的卓越贡献。

苏轼词风的转变，首先是由于歌词抒情模式的转移。苏轼拓展词境之作，都是以自我为抒情主体的，彻底改变了前人“代言”的方式。苏轼奔放之情怀、雄伟之志向都能在词中一一得以表现。与苏轼宽阔心胸、坦荡襟怀相映衬，词中出现的景物也都显得气象宏大，气魄非凡。由于苏轼个人独特的审美趣好，所取之景多为清新明丽者，于是，清雄旷达便成为苏轼豪放词的典型特征。苏轼现存三百余首词里，属于这一类清雄旷达之豪放者，大约有四十余首。前介绍苏轼词内容与题材之扩大时所引的词，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样的审美特点。最能代表苏轼独特风貌的作品，当数《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