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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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维新运动的兴起,与甲午战败有直接的联系。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国4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2百兆以后始也。”(注:《》(1)第249页。)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危机和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引发了社会各阶级、阶层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变法革新的呼声。从普通士子伏阙上书,吁请拒和、练兵、变法,到各级官员言学、言兵、言财,改革意识迅速弥漫。连徐桐这样的守旧人物,也奏请张之洞来京主持改革。当时在京且熟悉官场风气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就曾说:“侧闻京邸大僚之议论,翰林御史之条陈,外省督抚学政之文告、奏章,皆谓不变法不能救中国。”(注:《》(4)第217页。)可见,甲午战后,国内出现了1股巨大的变法浪潮。

1向以富强为要务的洋务派战后也表现得10分活跃。虽然甲午战争中洋务派苦心经营的海、陆军1败涂地,洋务派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因战败主和成为众矢之的,1时不再为清廷所倚重,但整体而言,洋务派并未因战败而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依然是影响朝局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并积极提出新的洋务建议。《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光绪皇帝了两道谕旨,要求内外臣工坚苦1心,痛除积弊,尽力研求,详筹兴革。(注:《德宗实录》卷366。)于是,洋务大员们纷纷上书言事。5月,新疆巡抚陶模上折奏请培养人才,勉图补救;顺天府尹胡燏芬上疏言变法自强10事;钦差大臣刘坤1上《策议变法练兵用人理饷折》;两江总督张之洞上折“请修备储才、急图补救”,提出练兵、筑路、设厂、兴学、举办商政、工政等项措施;8月,陶模又1次上折,陈说时务,主张变法。此后有关变法的条陈和奏折也络绎不绝。

不仅老洋务派频繁亮相,新洋务派也在生成,洋务派的队伍在甲午后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战败的刺激,转变了不少人对洋务的认识,由不感兴趣乃至抵拒变为理解、接受、提倡。这1点,唐才常曾有过评说:“自吴中丞狼狈牛庄而后,介胄之夫,稍稍知旧法之不能用,而向之读书谈忠愤、攘臂诟詈、弋乡愿名者,则亦开通其耳目,充浚其知识,幡然求之中西图籍,1洗从前迂骄之气,雍雍彬彬,怀瑾握瑜,庠序之士靡然向风矣。”(注:《唐才常集》第170页。)曾对西学反感、冷淡的李鸿藻、孙家鼐、翁同和等人也不同程度地赞同变法。翻检1下甲午后林林总总的变法奏折,就会看到,不少人在310年洋务运动中无所表现,此时却能如李鸿章那样,夸夸其谈,大讲洋务救国了。

甲午战后,不但洋务派的队伍有所增加,洋务思潮进1步高涨,洋务思潮的内容也有了新的扩展,出现了由局部学习西方向全面、综合学习西方的趋势,开始由“变事”向“变法”发展,由学习西艺向学习西政发展。盛宣怀在《自强大计举要胪陈折》中说:“泰西诸邦,用举国之才智以兴农商工艺之利,即藉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盖国非兵不强,必有精兵然后可以应征调,则宜练兵;兵非饷曷练,必兴商务然后可以扩利源,则宜理财;兵与财不得其人,虽日言练,日言理,而终无可用之兵、可恃之财,则宜育才。”(注:《》(2),第438页。)显然,这已不是就练兵而练兵、就理财而理财、就育人而育人,而是主张在经济、军事、教育方面综合学习西方。甲午战后洋务派学习西方的主张,除了旧有的练兵制器外,更集中于发展工商、改革教育方面,他们对官办及官督商办已持明确的批评态度,主张全由商办,政府应恤商惠工,设立商务局、商会,保护新式工商业。甲午战前,洋务派就已认识到8股试帖、章句小楷“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筹议海防折》。)此时则更是大声疾呼,明确要求改革科举制度,广设学堂,以使国无弃民,地无废才。对待西方政治,洋务派在战后也突破了旧有的认识,提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主张对官制、体例进行改革。甚至对西方的国会制度,洋务派也不是全然否定,张之洞认为西方由于有议院,“君与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中国只是暂时无法实行,“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注:《》(3)第224页。)

上述表明,甲午战后,洋务派不是消沉下去,而是更趋活跃,队伍增加;洋务思潮不是走向寂灭,而是更趋高涨,有了新的内容。这1现象在很长1段时间里被我们的研究者忽视了,或者说有意回避了。为了凸现的资产阶级性质,人们大谈维新思潮,大讲维新派的活动,似乎戊戌仅有维新思潮,变法仅是维新派所为。实际上,货真价实的维新派有几人?以维新派主张为宗旨的报刊、学会又有几家?在甲午战后兴起的改革思潮中,洋务思潮是重要的1个层次,它与维新思潮1起,构成了人们所说的“戊戌思潮”,2者虽有差异,但因方向趋同,能相互呼应,相互鼓荡,为变法营造了社会氛围。同样,洋务派也是与维新派颇为接近的过渡性集团,因而能与维新派合作,推进变法的发展。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甲午战后洋务思潮有新的兴起,洋务派的队伍又有所扩大,何以维新派能颖秀超群,使变法运动成为维新而非洋务的继续?圆满回答这1问题,需要专题性的研究,这里只能概要指出3点:其1,甲午战败,使人对只变事、不变法的洋务模式产生严重的怀疑,体制变法已是人心所向,维新派紧紧抓住这1点,宣传大变、全变,以变法统率变事,从而先声夺人,执舆论之牛耳。其2,维新派以激进的兴民权、设议院的主张使自己区别于洋务派。1般说来,在1场社会变革运动中,激进派的主张最为引人注目,人们也惯于从激进派的主张来概括运动,尽管这些主张在运动实践中没有落实或很少落实。其3,维新派是政坛新秀。新秀比老面孔有吸引力,人们也寄以较多的希望。如此几点,使维新派能迅速凸显于政坛,叱吒风云,将各种改革主张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但如果因此而认定仅仅是维新派单枪匹马地变法,则是片面的认识,有悖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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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车上书到诏定国是,是维新运动的初步开展阶段。我们先来考察这1阶段洋务派的活动。运动开始时,因为改革的主张1致或接近,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互相联络,互通声气,推动了变法活动的展开。维新派把洋务派看作同志,洋务派把维新派当成本门中的后起之秀,互相提携。这1点,在张之洞与维新派康、梁的交往上表现得10分明显。1895年11月,康有为筹建上海强学会,到南京拜访了时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210余天的时间里,康有为与张之洞“隔日1谈,每至夜深”,10分融洽。张之洞虽在孔子改制方面与康意见相左,但对康的才华颇为欣赏。(注:《》(4)第135页。)张之洞回湖广总督任后,梁启超又去拜访,张之洞“撇下诸客延见”,大有相见恨晚之势。他先是自己出面,后又通过幕僚劝留梁启超出任时务院长,并充当他的高级智囊,词气殷 勤。(注:转引自汤志钧《史》第182页。)梁启超最后虽婉言辞绝,但深受感动,表示要对张之洞执弟子礼,并称赞张之洞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西学,深见本源者,则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尤莫吾师若。”(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上南皮张尚书书》。)另1位维新派主要人物谭嗣同也与梁启超同感:“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际者,要惟张香帅1人。”(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154页。)对于维新派出面倡导的活动,洋务派大都抱支持的态度。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在京发起强学会,这是维新派组织的第1个团体,但参加者多数是洋务派官员。洋务大员张之洞、刘坤1捐资支持,并在会中列籍。李鸿章也不甘人后,表示要捐资加入,但主要因帝党人物极力反对,未能如愿。

上海强学会是在张之洞的支持、赞助下建立的。当康有为劝说张之洞时,张之洞“颇以自任”,大力赞成,并派亲信幕僚梁鼎芬、黄绍箕赴上海协助,还捐银1500两作会费。由于张之洞的表率,其他1些洋务官员也纷纷解囊。由康有为执笔的上海强学会“序”,以张之洞的名义发表,参加上海强学会的人物,几乎都与张之洞有关系。(注:参见汤志钧《史》第161页。)

张之洞原拟派幕僚汪康年到上海主持强学会,但到上海后,强学会遭弹劾被封。汪康年在张之洞的授意下,赞同黄遵宪的办报主张,共邀梁启超等人筹办《时务报》。办报经费除黄遵宪、盛宣怀等人的捐款外,则是强学会的余款。汪康年任报馆经理,梁启超任主笔。《时务报》创办后,发表了1系列改革的言论,颇受欢迎,数月之内,行销万份,受到了张之洞的称赞:“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实为中国创设第1种有益之报。”他饬令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并预付报款。(注:《》(4)第548页。)湖南巡抚陈宝箴、浙江巡抚廖寿丰也分别下令两省官府购阅。(注:《》(4)第550页。)由于梁启超、汪康年等人的努力和洋务派的大力支持,《时务报》风靡海内,“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注: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第68页。)对维新运动颇有微词的胡思敬也说,《时务报》“每册数千言,张目大骂,如人人欲意所云,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行销至万7千余册。”(注:《》(1)第373页。)

湖南新政是戊戌维新运动在地方上的典型,也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合作的结果。湖南诸新政的举办,得到了洋务派官员陈宝箴、黄遵宪、江标、徐仁铸等人的大力支持。1897年,陈宝箴主持建立了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教习,熊希龄为提调,宣传新学、鼓吹变法,成为湖南新政的1个核心机关。此后,谭嗣同、唐才常诸人又在陈宝箴的支持下创办南学会、《湘报》。陈宝箴、黄遵宪诸人还在湖南推行其他1些改革,如兴办矿业、电报、轮船;仿照西方警察制度创办保卫局;开办新式学堂等等,使新政渐具规模。梁启超后来回忆说:“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注:《》(1)第303页。)这1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各种学会、学堂、报刊等新政宣传、组织机关,大都有洋务派的支持和参与,有些就是洋务派创办。这些活动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声势,集中了变法维新的社会力量,为维新运动走向高潮创造了条件。离开洋务派的参与支持,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的。

除了支持、参与维新派的活动外,洋务派自己也积极进行改革变法的活动,这些活动的“洋务”味道更浓1些,多集中在实业与教育上。如盛宣怀创办了中国首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了北洋西学堂、南洋公学,并经办芦汉铁路;张之洞在南京编练自强军、兴办储才学堂、铁路学堂,在武汉创办武备、农务、工艺诸学堂等。这些活动虽属“变事”的范围,但与“变法”并不矛盾,因而与维新派的活动连为1体,相互呼应,是维新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洋务派虽支持、参与维新运动,但他们毕竟与维新派不是1个政治集团,与维新派有矛盾斗争。2者之间的矛盾斗争集中在3个方面。首先是论学的不同。康有为先后撰《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2书,前者指斥古文经学为刘歆所伪造,后者将孔子断为改制先驱,6经为孔子改制所假托。在康有为来说,固然是布衣变法,事大骇人,所以拉大旗作虎皮,但由于其“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注:《》(1)第436页。)学术上不能立足而效果适得其反。饱读儒家经典的洋务派当然不买康的帐,指斥批评自在意中,进而疑康“心术不正”。张之洞多次劝康、梁放弃孔子改制之说,并对《湘学报》刊登素王改制之说加以干涉。其次,改革的政治诉求不同。维新派强调变法须大变、全变,主张实行民权,最终实现君主立宪制度;洋务派虽然也要求1定程度的政治改革,但认为“民权之说无1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1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4起。”(注:《》(3)第221-222页。)双方在《时务报》、《湘学报》办报方面的冲突,概缘于此。再次,作为改革派中的元老与新进,两派之间也有意气与门户方面的矛盾。洋务派视维新派为洋务新秀,总是试图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成为自己的幕僚或智囊,招致了维新派的不满。张之洞对康梁都进行过“为我所用”的试探,许以美差厚俸,但均遭婉拒。张之洞1方面支持《时务报》的创办和发展,却又时常干涉报纸内容和报馆的用人之权,企图使《时务报》连同维新派“入我范围”,激起了梁启超等人的不快。以致10数年后,梁启超依然愤愤不平:“其时鄙人之与文襄,殆如雇用者与资本家之关系。”(注:《》(4)第254页。)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注:《》(1)第437页。)根本不是肯寄人篱下之辈,梁启超等人也深受康的影响。洋务派笼络不成,遂有种种或明或暗的排斥攻讦。另1方面,维新派得到光绪皇帝的器重,1时间颇有青云直上之势,不免引起1些人的妒嫉。如张謇自称与康有为“群而非党”,并说:“康本科进士也,先是未举,以监生至京,必遍谒当道,见辄久谈,或频诣见,余尝规讽。……往晤,见其仆从伺应,若老大京官排场,且宾客杂沓,心讶其不然。”(注:张赛《啬翁自订年谱》卷下,光绪24年6月。)酸溜溜的神态,跃然纸上。由此不免有种种冷嘲热讽。

必须指出,洋务派与维新派的矛盾与斗争虽然存在并产生了1定的消极影响,但2者之间并非根本对立,也没有从根本上破坏维新运动。这种矛盾被1些论者夸大了。例如《时务报》第40册载有梁启超执笔的《知耻会序》,其中指责清廷大吏“不学兵旅而掌兵,不懂会计而掌财,见洋人栗栗变色”,张之洞见后马上致电陈宝箴,称此文“太悖谬,闻者人人警骇,恐招大祸”,“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绝矣”,要求“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不少论者以此作为洋务派破坏维新派宣传的1个证据,但在我们看来,这应属出于保护的1种规劝,不宜作诛心之论。因为张之洞同时还对陈宝箴说:“报馆为今日开风气、广见闻之要端,不可不极力匡救维持”。(注 :《张文襄公全集》,《电稿》卷26。)同样,维新派对310年洋务的批评也是1种恨铁不成钢的态度,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洋务运动,正如谭嗣同所说:“惩末流之失,遂谓创始者之非,何异因噎废食、惩羹吹齑乎?”(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158页。) 在参与、支持维新运动的过程中,洋务派自身也在变化,部分洋务官员逐渐接受维新思想,转变为维新派,如杨锐、刘光第、徐致靖、熊希龄、黄遵宪、樊锥等人。洋务元老人物也有变化。李鸿章感叹说:“我办了1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1时。如1间破屋,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1净室,虽明知为纸片裱糊,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什么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破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注: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07页。)可以感觉到,李鸿章对自己洋务活动的局限性已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张之洞虽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1洋务运动的基本纲领,但与甲午前比,“体”的范围日益缩小,“用”的地盘逐渐扩大,“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都纳入了“用”的范畴,且认为西政的重要性起过了西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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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运动范文第2篇

一、把握“大形势”

对大企业来说，“新形势”突出体现为以下三大挑战需要我们关注。

一是高增长红利缩减的挑战。过去多年，中国很多企业依托宏观经济和相关行业高速增长的红利，实现了快速成长。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高增长的红利将逐渐缩减，一些行业的整体发展速度将逐步回归到正常水平。在此背景下，大企业如何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实现“再成长”，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二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挑战。专家讲我们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还有一些专家教授讲，已经进入相对的衰退期，我比较认同这个观点。因为对过去的高速成长9和10%一下子进入7%，也有可能进入6%，有的专家说进入6多一点，还有预测以后这个数字也比较难，在这种背景下，市场各方面经济环境都萎缩了，要再成长，这个就比较难了。联想到我们做股市一样，牛市的时候赚钱容易，熊市的时候，想走得快赚钱也是很难的。

二是转型的挑战。一些地方和一些国家都在实施转型当中再成长。转型是艰巨很困难的任务，转型不是那么好转的。停下来转，自行车停下来转要摔跤。比如说既要做原有的，还要培育新型的，资源配置都有问题。转型完全变成了转行，那是进入完全陌生的领域，那就是陷阱。转型也不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而是要有时间，也要有条件的，这种转型当中再成长对企业来讲自然就成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三是商业模式急剧变革的挑战。新型行业在转型，传统行业盈利模式也在转型，特别是近几年来，“大云平移”的新技术、互联网在各行业应用过程当中可以发现也可以感受到过去盈利模式和方法，实际上都是在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二、寻找“新动力”

如何让企业成长，关注四个方面的新动力。

第一，要跟着经济发展走。哪个国家发展快，哪个国家就成长快，一定要寻找经济新增长的地方投资和发展跟着地区成长快的地方走，市场成长慢一定是市场相对小，哪些领域成长快，哪些行业成长快，哪些地区成长快，我们是主业房地产，一定要跟着人流走，经济成长在哪里？快速增长在哪里？那就我们要寻找的新动力。

事实上在我们国家和地区，确实一些行业成长很快，一些地区成长很快，我们都已经感受到。这个过程当中，对企业来讲，一定要创造市场。我一直有一个感受，一流的企业是创造市场，二流的企业是挖掘市场，三流企业是顺应市场，四流企业是被市场淘汰。在成长的过程和成长的行业和成长的地区，要寻找它的市场，才有成长。

第二，要跟着人口流向走。人口是一切经济资源的核心主体。从历史经验看，人口流动和集聚，向来是孕育巨大商机。我们一直说中国房地产市场非常大，发达国家、发达城市没有市场了，其实不是，随着新的情况新的人口流动，同样也产生很多新的市场。市场是靠人的，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都是这样的。对中国来讲，中国的城市化，特别是集聚能力比较强的城市和区域，我相信人口流向会决定市场。我们也发现中国的人口流向国外，留学生移民等，这些动向都需要我们关注，因为会产生新的市场。比如说近三年来，我们在一线国家、一线城市重要地段，在全球9个国家13个城市投了200多亿美金的房地产投资，现在成长很快，今年光房地产在海外单一增长绝对额就超过了200多亿，我估计这个数字明年会超过500亿，400亿以上到500亿，这也是重要的市场，当然在国内也同样，一些城市的人口流入，市场潜力比较大，一些城市的流出相对来说市场比较小。

第三，要跟着改革导向走。改革是红利，改革是导向，改革也会产生市场。企业希望商业环境好一些，政务环境好一些，这些地区发展更好一些。比如说国家现在对改革对重大基础设施要放开，让社会资本进入。20年前，中国高速成长的过程是高速公路，十年前是高铁快速的成长，这两年我估计可能是城市轨道交通会快速成长。因为前年两个基础设施快速成长，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城市到城市已经很便捷，城市里边的从东头跑到南边，花的时间有的时候是比城市间的时间还要长，从上海跑到苏州大概就是40分钟到30分钟，从上海的北面跑到上海的南边要一个半小时，城市的地铁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放开投资，如果产业链相协同的话是非常好的机会。今年年初以来，我们就提出大规模要应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未来三年绿地投资轨道交通投资达到五百亿的收入，未来达到一千亿的收入，要跟着改革政策的导向走。

第四，要跟着全球化趋势走。大企业不仅需要国内市场还需要全球化，全球化不仅是走出去，还可以全球化配置资源，把全球资源挪到国内来，这种互动性的全球化，对于过去来讲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意义就更大了。

三、运用“新思维”

一是互联网思维。边界、免费、用户体验和扁平化有极大的优势，大家已经形成了共识。

二是创新思维。机制体制创新关键是增加活力，国有企业增加动力，民营企业也有很多动力需要增强，都有不同的动力需要增强，需要增强动力，还有产品创新，创新产品的思维，坚持新的商业模式的思维等。

维新运动范文第3篇

共同点：

都是发生在清朝中后期的强国富国的运动。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两场运动都遭到了反对势力的阻挠。两场运动都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两场运动都失败了，表明资本主义的中国不适合。不同点：

目的不同，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为维护清王朝统治而进行的，而百日维新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它在政治上的目的上要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领导阶级不同，洋务运动是洋务派，百日维新是资产阶级的维新派 ；探索之路

（来源：文章屋网 ）

维新运动范文第4篇

社区点火 网友吹风

互动百科与天涯社区联合做的一份网民调查问卷显示：针对挑选出的30个网络流行词,被调查的730份问卷中，绝大多数网友都是从网络社区了解到这些词汇，38.4% 的网友都使用过一半以上的网络新词。由此，网络社区的“点火”作用可见一斑。加之目前国内社区网站的匿名性、互动性，更给网友们“吹风”制造了绝好的环境。

如果说网络社区是新词的孵化器，WIKI 的发展则为网民“造词”提供了可能。WIKI 俗称维基，是一种群体协作工具，最大魅力在于可以由多人维护，每个人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对共同的主题进行扩展或探讨。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互动百科的维客们这样记录“CHO”词条：“CHO 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被中国网民引申为‘首席忽悠官’。其中的‘H’不再代表 Human Resource，而是代表了汉语俗语中的‘忽悠’。因为相对于美国次贷危机来说，许多企业的诞生与运营模式，同样是场‘忽悠’的闹剧。”网民正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将这类语言载入历史。

有效疏导 兼容并包

前有语言学家彭嘉强批评网络流行语是“异形”；继有上海出台地方性法规禁止网络流行语使用于行政文件；再有家长担忧学习阶段的孩子受网络“毒”语侵害。网络新词诞生至今，一直遭受着舆论的非议。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刁晏斌表示，很多争议源于不当的超范围使用，也就是把网络语言用于网络交际之外。如果我们能够加强教育引导，并且区别对待不同可接受度和流通度的网络词语，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

接力出版社副总编辑黄集伟认为，我们应该将语言看做一种国家资源，强调珍惜、爱护的说法也在情在理。支持社区论坛里的语言天才和藏在民间的语言文字高手，乃至热得发烫的网络“雷词”。

维新运动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疆，维吾尔，达瓦孜

 

1 “达瓦孜”的历史溯源

“达瓦孜” 是维吾尔族一种古老的传统杂技表演艺术。“达瓦孜”一词，是借用波斯语“达尔巴里”，意思是高空走大绳表演，古时称为“走索”、“高原祭”、“踏软索”等。“达瓦孜”几经兴衰，以它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风格特色，精湛的技艺和惊险的表演流传至今。“达瓦孜”是维吾尔语，“达”是悬空的意思，“瓦孜”是嗜好做某件事的人。达瓦孜这个名字既指“高空走绳”这门艺术，又指阿迪力等从事这门艺术的人。据史料记载，“达瓦孜”源于两千多年前的西域，汉代传入中原，曾在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地盛行。是一种古突厥族（古维吾尔民族）的民间竞技，突厥语为“jipladi”又称“耍达瓦孜”。这项运动距今约有2000多年的历史。达瓦孜早先流行于和田、莎车、英吉沙和喀什一带，后传至库车、吐鲁番、哈密、伊犁和乌鲁木齐等地。

高空走大绳这项活动在中国由来已久。中国的史籍上和各朝各代的出土文物都有大量走绳的记载和佐证。汉墓中出土的画像砖、唐人的记述、宋人的笔记、明清的文献上都可以看到“走索”、“高绠”、“蹬绳”、“踏索”、“踩软绳”等。最早记载这一技艺的大约是东汉时期的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公元78-139年)，在《西京赋》中，有“临回望之广场，呈角抵之妙戏……。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之语，描述了两位艺人索上相逢的情景。赋中回述的是西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春，汉武帝为夸耀国家的富足，国力的强盛，在洛阳（古称长安或西京）设宴款待四夷宾客召集各族民间艺人表演时的情景，可见公元前108年便已有走绳之技了。又如明代《三才图绘》一书有“汉有高糹恆技，盖今之戏绳”的记载，说“高糹恆”等类杂技“大率其术皆西域来耳”；《词典》中还记载：“有人走软绳了，即人在绳子上嬉戏了”等，后来有一些文人还为其填词赋诗。再如清福庆在《异域竹枝词》中写道：“高架双竿与屋平，铜绳盈丈两头横。持君莫漠留飞燕，看取凌风蹑影轻。”可见突厥民族的这项活动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这项运动最早确凿出现在历史文献中，是成书于1072年至1074年的三卷本巨著《突厥语大词典》。

达瓦孜这项民间杂技运动不同于普通的走大绳，它有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据新疆维吾尔族老人讲是来自一个传说。古时候，维吾尔人民居住的一个地方，出现一个妖魔，它在空中来去，呼风唤雨，残害百姓，黎民叫苦不迭。这时，有一位英武少年，见义勇为，在平地竖起一根30米高的木杆，用一根长约60米的绳索从木杆顶端连结地面，然后踩升而上，与妖魔搏斗，终于将其杀死，为百姓除了大害。从此，高空走绳就流传并发展起来，成为维吾尔民族的凭吊英雄和健身娱乐的形式。

建国以后“达瓦孜”作为一种民间杂技运动形式逐渐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并在1953年，把“达瓦孜”定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表演项目。到目前为止“达瓦孜”已成为民动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1年在南宁举行的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上，“达瓦孜”节目荣获国家首次设立的表演奖。此外，为了使“达瓦孜”艺术发扬光大，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90年，将长期流传在民间的维吾尔族“达瓦孜”艺术人员改编成为新疆杂技团的一个演出队，在全国巡回演出。在带给人艺术享受的同时，也使这门精湛技艺得到了传承。

2 “达瓦孜”的运动形式及艺术特色

最传统的达瓦孜表演实际上是一种民间的流动杂技表演。它的运动形式是在一块长100米左右、宽60米的室外平地上立着两根高达二三十米的主杆，在主杆中间拉上绳子，达瓦孜表演者在毫无保险的情况下，从绳子上面走过。解放后，这种民间杂技表演逐步正规化，主杆的高度一般固定在21米上下，主绳一般长80米左右。

达瓦孜表演多在露天进行，古时达瓦孜表演常分为两类：一类绳上艺人的表演不举平衡杆，绳上的技巧也不复杂，而且大部分是女性表演。另一类则艺人举平衡杆，从绳子在地面上的末段上绳，绳上技巧变化多端。传统的达瓦孜艺人是赤脚表演，靠脚上常年走出来的茧子和绳子接触的感觉掌握平衡。在绳上，达瓦孜艺人不仅可以表演前进、后退、蹦绳等简单的技巧，还可以表演蒙眼走、盘腿坐绳、骑绳等高级技巧，或在维吾尔族民间乐曲的伴奏下，踏着节拍轻快的跳舞歌唱。

今天的达瓦孜表演通过地面动作、高空走绳和空中吊杠的组合，来展现此运动的全过程。在艺术表现形式和技巧动作的创编上日趋成熟。如在技巧上，除了表演俯仰身躯，前进后退，舞蹈翻腾之外，又创造了一些更难的动作，如借绳的反弹连续向上跳起；在大索上急速跳绳；两人在绳上对剑格斗等。

3 “达瓦孜”的社会特性

3.1 地域性

高空走绳“达瓦孜”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与该民族的生存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新疆维吾尔民族地处中国西北部，夏季气候高温干旱，冬季干燥寒冷，属于典型的大陆性干旱气候。在早期历史中，维吾尔民族多以游牧为生，闲暇之余便在平地牵绳以走索娱乐，并通过这一体育活动来锻炼人们的意志和胆识。这一活动在益智娱情和强身健体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竞技和游戏形式不仅极大地锻炼和提高了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同时也缓解了人们紧张的心情，以促进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论文参考网。

3.2 民族性

“达瓦孜”作为维吾尔民族的民间竞技与游戏形式，自产生以来，始终与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信仰相联系，世代相传，具有明显的民族特性。每逢传统节日如：肉孜节、古尔邦节、初雪节以及婚俗、祭典等都会有达瓦孜的表演。作为一项传统体育运动项目，达瓦孜除着重于健身外，还表现为力量，耐力，灵敏，平衡以及技巧的角逐，在当时环境下，要生存下去既要担负起繁重的牧业生产和参与内外战争，又要有强健的体魄，高超的武艺，坚强的毅力和熟练的技能，此项运动正是对体力、耐力、应变能力的考验，其中也包含着对技巧和智力运用的要求。达瓦孜运动是维吾尔民族顽强好斗、坚韧勇悍、勤劳智慧的具体体现，两千多年来一直被人们喜爱，与具有显著民族特色是分不开的，维吾尔民族通过这种运动形式来显示本民族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奋发向上的民族性格。同时也是维吾尔人民对自己宗教信仰、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的一种表达形式。

3.3 传统性

作为一种民间流传下来的体育项目，达瓦孜的传承过程与本民族的文化思想、生活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论文参考网。人们运用高空走索来表达自己对英雄的崇拜，把自己放到高处跟蓝天更接近来充分表达自己登高的一种圣灵。同时又能表达运动参与者征服自己、征服天地的一种心理意愿，并将传统的民族思想和文化注入到此项运动中，达瓦孜的延续体现了民族的传统性特征。达瓦孜是一种运动，更是一种文化。它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始终根植于社会的文化土壤之中。无论是简单的行走还是高难度的跳跃翻腾，都无不带有西部民族的传统文化气息，粗犷、豪放、惊险、扣人心弦。许多典故、神话、传说都是它的素材，可谓理深意丰，它反映了人们对除暴安良、驱邪镇灾、吉祥瑞意的敬意和渴望。

4 “达瓦孜”的价值及前景发展

达瓦孜表演是新疆维吾尔族勇敢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历史上，维吾尔族“达瓦孜”曾在阿富汗、印度、埃及、莫斯科等地作过表演，为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起过重要作用。论文参考网。随着各民族文化活动的互相交流，达瓦孜不断揉进一些新的内容，汉族杂技中的顶碗、骑单车、咬花等等，被从地面搬到了大绳上，使此运动锦上添花。

在运动学上，达瓦孜遵循了人体运动的一般规律，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运动形式，丰富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达瓦孜运动，以人体肌肉活动特有的运动形式产生负荷，刺激体内各系统机能的增强，满足肌肉负荷后的需要，维持机体在新的情况下的平衡。同时对人体前庭功能极限提出挑战，具有明显的运动生理学价值。达瓦孜运动是一项全身性娱乐运动，对参加者的心理有极高的要求，有明显的心理学研究价值。同时它的高空表演犹如高空巧燕，给观赏者以美的享受，并且动作细腻完美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但是，目前达瓦孜技艺的传承出现困难，高难度、高危险的表演要求从艺者具备极强的身体平衡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再加之当今社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参与这项运动者的热情已大大降低，即使有兴趣学习者也往往在难度上难以达到既定要求，由此造成达瓦孜传人难觅的状况。此外随着现代多种文化、文艺娱乐活动的冲击，达瓦孜这一古老杂技艺术已日益陷入濒危局面。所以，有关部门应将此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保护工作，使这项民族体育运动与艺术得以流传下来，继续发射璀璨独特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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