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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我的母亲

胡适我的母亲

胡适我的母亲范文第1篇

本文写的是“我的母亲”,尽管时代不同,“母亲”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依然是能够引起学生共鸣的话题。然而,由于时代久远,文章离学生又有一定距离。所以,我教学这篇文章的设想是:用大量的资料作为课文学习的铺垫,以拉近课文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让学生能更深入地理解母亲的爱子之情。

教学设计:

一、导入新课

由《母亲的影响力》一书中的一段话导入:

生阅读资料一:

两百年前,拿破仑有一次在与贡庞夫人交谈时问道:“传统的教育体制似乎一无是处,为了使人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我们缺少什么呢?”

“母亲。”贡庞夫人回答说。

贡庞夫人的回答深深地打动了这个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不错!”他说,“在这一词里包含着一种教育体制。那么请您费心,务必要培养出知道怎样教育自己孩子的母亲。”

推动世界的手是摇篮的手,一个家庭,哪怕家徒四壁,只要有一个正直、善良、勤劳和乐观的女人,这样的家庭就是心灵的圣堂与成长的源泉。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就将自己的成长与母亲的教育紧紧联系在一起,让我们一起走进胡适的《我的母亲》。

二、认识胡适

1.生交流课前搜集的有关胡适的资料。

2.师补充:

出示资料二:

胡适(1891-1962)是获35个博士学位的中国大学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从青年时代,他就崇拜西方文化,信奉实用主义,抨击孔孟之道,倡导科学、民主和自由。1938年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时,为抗战过度操劳而患心脏病,随后便体弱多病,1962年2月24日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3月1日在台湾公祭胡适时,送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两句话全面总结了胡适的一生,真是言简意赅、入木三分。

三、品读课文

活动一:谈母亲的性格品质

1.生自由朗读课文,简述文中写了母亲的哪几件事?(略)

2.再读课文,谈谈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资料三:

胡适3岁前在台湾与父母生活,胡传那时在台湾省台东直隶州任知州兼统镇海后军,胡适父母即让他认方块字,学了约有1000字。日本入侵台湾,胡适与母亲先回老家,不久,胡传退回厦门,脚气病发作而病死,23岁的冯顺弟成了寡妇,儿子也成了母亲生命的全部寄托,遵夫临终嘱,“令他读书”。胡适从小就对读书有兴趣,他母亲的“红包制度”是一个重要原因,别的小孩学费只有两元,而胡适的母亲渴望他读书,故学费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6元,以后每年递增,最后一年加到20元。母亲嘱托先生要为他“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懂得了书中的意思,就避免了“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这使胡适在学习上比一般的孩子更扎实,9岁就能看《水浒传》,为他在“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资料四:

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官费赴美留学,此时他年仅19岁。因行期由政府决定,他竟未能回家乡向母亲告别。在美留学7年间,胡适与母亲只能保持书信来往。他母亲在病重时也不让人告诉儿子,以免他中断学业。母亲还借钱为儿子买书,胡适曾在《留学日记》中写道:“得家书,叙贫状,老母至以首饰抵借过年。不独此也,宋焕家有图书集成一部,今以家贫,愿减价出售,至减至八十元。吾母知余欲得此书,遂借贷为儿子购之。吾母遭此窘状,犹处处为儿子设想如此。”

活动二:析母亲对“我”的影响

1.文章结尾写道:“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这“极大极深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2.补充胡适的成就

过渡语:俄国著名作家高尔基说过:“爱孩子,这是母鸡也会的事情,关键在于怎样教育他们……”

活动三:评母亲的教子方式

引导学生多角度地看母爱,对母亲的教子方式做一个客观的评价。

小组讨论问题:

1.传统的教育希望孩子是怎样的?你认为好不好?

2.你是如何看待胡适的母亲的教子方式的?

3.胡适是怎样看待母亲的教子方式的?

生讨论,师点评,可以见仁见智。

为帮助学生辩证地理解母亲的教子方式,做如下设计:

①引导生阅读1~3段,体会胡适缺少儿童游戏生活及两次失去“发展的机会”的惋惜之情。

②出示资料,以助学生评价。

资料五:

1929年,他十分钟爱的儿子“祖趔”年仅十岁,胡适便让他离开北京去苏州念寄宿小学。当时他给这位远离家乡的爱子写过一封长信,信中他反复教导儿子要“用功”。胡适切身体会到家庭教育的成功,为他后来自觉地认同传统的“重学”意识奠定了基础。

活动四:品语言的质朴、真切

文中极少有直接抒情的句子,作者的情感是通过质朴、真切的叙述语言来体现的,引导学生找出饱含感情的句子,加以揣摩体会。

四、总结

世上有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亲。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一生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是他的母亲,“她是我所知道的最仁慈、拥有最高尚灵魂的人,我身上最好的东西都要归功于她”。在你的身后,同样也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就让我们一起来讲述母亲的故事吧。

五、布置作业

胡适我的母亲范文第2篇

纵观胡适先生一生,无论政治地位还是文学影响力,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坛上都可算举足轻重。能取得如此卓越辉煌的成就,除个人努力勤勉之外,我想其母对他的教诲亦是功不可没、无人可代的,正如胡适先生文中所言:“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胡适先生虽与母亲朝夕相处的时间屈指可数,但母亲对其的影响却是、一辈子的,并且让他受益一生。

胡适的母亲没有进过一天学堂,虽在其夫的帮带下认得了几个字,但和“学问人”肯定无缘,因而也就无法学习什么教育之法、育人之道。但她心里始终清楚,在儿子治学做人两件事上,前者她显然无能为力,只能另请高人、严格督学,而后者她必须身先士卒、一丝不苟,因为她明白:做人比治学更长久,做人比治学更重要。在教育儿子做人方面,她就以其夫为标准、为追求、为目标,本着一颗质朴的爱子之心,无微不至地关心他,尽心尽责地教育他,默默无闻地帮助他,竭尽全力地支持他,该爱则爱,该严则严,严爱有度,奖惩分明。尤其对儿子犯的错误,小则提醒,大则刑罚,可谓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因为她希望她的儿子像她丈夫一样。胡适的母亲不是什么教育家,但她却掌握了教育的精髓与本质,用最科学、最合理、最自然的方法教育引导儿子,做一个像他父亲一样的人。胡适先生不仅做到了,而且超越了,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无疑胡适的母亲是成功的,胡适先生更是幸运的。

与胡适母亲相比,为人师的我们又做得如何呢?我想更多的是深感惭愧与不如,同样从事着一份爱的教育,为何我们对学生的爱近在咫尺,而学生却感觉远在天涯?

矛盾充斥大脑,困惑充盈心中,究其原因,多半是爱的方式、爱的表达、爱的意义出现了问题。而胡适母亲的做法大可值得借鉴、效仿、学习。

爱的方式,文中说:“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为何要严?就因其爱,所以不能没有严,因为爱是一份推卸不掉的义务和责任,甚或是一种使命,艰巨而神圣,缺了严不是爱,而是害了。但严却有度,如何把握?“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刑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因为母亲了解儿子,又因事而定,所以这个度便能拿捏恰当、分寸合理。但无论如何,都以保全儿子的尊严为首要,任何时候都不伤其面子与自尊,就事论事,教育其改正,可谓把教育真正做到了点上,做到了人的心里。反观自身,学生为何对我们的爱视而不见,拒之千里之外?显然方式不当所致,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对其错误,没能正确看待、恰当处理,想帮助他们,却没能很好地尊重、爱护他们,就因如此,结果只能落得爱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

胡适我的母亲范文第3篇

胡思杜是胡适的小儿子,1921年12月17日出生。胡适为次子取名“思杜”,是为了表示对恩师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感念之情。

胡思杜幼时顽皮,不好读书,喜欢玩乐,好交朋友。但思想活跃,曾做过胡思杜家庭教师的罗尔纲在晚年著作《胡适琐记》中说胡思杜从小就有进步思想,比较爱国、热爱鲁迅等等。

1939年,胡思杜随母亲避难上海,胡适委托一位竹姓朋友照看他。1940年11月9日,这位竹姓朋友写信告诉胡适:“小二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恶习,请兄赶快注意。”胡适遂于1941年5月安排思杜到美国教会学校——海勿浮学院就读。胡思杜在美国呆了8年,无心读书。回国后,胡适的许多朋友都积极替他介绍工作,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为由婉言谢绝,只同意胡思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意在让他能多读点书。

1948年初,平津形势危急。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抵南京,并派出专机飞到北平接胡适和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等人南下。胡适决定走,但胡思杜却不愿意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适夫妇没法,只给思杜留下许多细软和金银首饰,说是让思杜结婚时用。那年胡思杜已27岁。

北京解放后,胡思杜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学习。1950年9月,国内掀起一场“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许多留在大陆的知名知识分子纷纷撰写文章,表明“批胡”的立场。作为胡适的儿子,思想进步的胡思杜急切地想要融入新的社会,表现十分积极,他不仅到堂舅江泽涵家取走了父母留给他的那一皮箱财物,上缴给组织,说“他以后用不着这些东西了”,“向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同时他还说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江泽涵语)。他还在报上发表了《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批判父亲:“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斥骂父亲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宣布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

1952年11月,胡适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邀请,自美国飞抵台北讲学。专门邀请胡适吃饭,并拿出香港《大公报》上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胡适笑着说:“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

胡思杜原以为与父亲胡适划清了界线,就可以过上平安的日子。后来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幻想。

当时,国内批判胡适是“文化汉奸”、“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最的卖国贼”。当然,胡思杜也要承受着“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儿子的骂名。

不久,胡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在“马列部”任历史讲师。在那里,胡思杜非常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父亲“赎罪”。但由于他是胡适的儿子,所以他仍被视为异类。人们怕受牵连,对他总是回避,没有人敢与他接近。堂兄胡思孟回忆说:“思杜也没有对象(女朋友),找不到对象。别人一介绍,女方一听他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女方都不愿意了。”胡思杜直到30多岁了仍孤独地单身度日。

1957年,在反右运动已拉开序幕之后,胡思杜竟然还做着入党的梦。就在他积极主动地给单位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后,学院领导却说他是向共产党进攻,将他定为分子,并把他与父亲胡适一齐批判。自此,胡思杜一下子由拥护中共的积极分子,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阶级异己分子。

胡思杜对没完没了的批判深感困惑和委屈,他认为自己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公开宣布和父亲划清了界线,就可以摆脱父亲的阴影,为何还要把自己与“人民的敌人”捆绑在一起批判?他百思不得其解,终于绝望了。于是在一封留给了远房堂兄胡思孟的遗书中写道:“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

1957年9月21日,年仅36岁的胡思杜精神彻底崩溃,上吊自杀。胡思孟赶到他所在单位的时候,只见大院墙上贴满了批判胡思杜和胡适的大字报。领导告诉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杀”。幸亏胡思孟是个工人,才敢于收殓他的遗体,在郊外的空地上挖了个坑把胡思杜草草掩埋,总算入土为安了。

在暴风骤雨般的“反右”运动中,一个正在进行批判的分子自杀,只能认定是“自绝于人民”。胡思杜死后,媒体没有任何报道,无声无息,在海外的胡适一家当然无从知晓。后来胡适虽然听到一些片言只语的传闻,但他总是将信将疑,不敢确信。1962年2月24日晚,胡适心脏病复发,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逝世。2月26日,长子祖望闻讯从美国赶回台北,在瞻仰父亲遗容,行过跪拜礼后,转回家中,安慰母亲。母子见面抱头痛哭,江冬秀问:“思杜儿也知道你父亲的死讯吗”祖望低声答道:“他已先于父亲离世了!”江冬秀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追问“你说什么”。祖望说“我是在美国听大陆上来的人讲的,我怕你们伤心,一直没敢写信告诉你们。”江冬秀顿时昏厥过去,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

后期,胡祖望从美国给尚在大陆的堂舅江泽涵夫妇写信,了解他们的近况,并问及他弟弟思杜是否还活着。但当时的江泽涵夫妇一家因为与胡适的关系,也被整得灰溜溜地抬不起头,不敢给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带来灾祸,于是就把这封信交给了学校的领导,不敢直接给美国的外甥胡祖望回信。

1980年11月,经有关部门重新审查,胡思杜的冤案终于获得昭雪。然而,胡思杜已含冤自尽23年了。

胡适两个儿子,长子胡祖望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机械工程。毕业后服务于美国斯都德贝克汽车厂,后担任中国航空公司的工程师、台湾驻美国机构“经济参事”等职,1980年退休。夫人曾淑昭,一子胡复,胡氏祖孙三代都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胡祖望一生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幸福,2005年3月12日病逝于美国,享年八十六岁。

胡适次子胡思杜的命运就悲惨多了。1939年6月27日,江冬秀对胡适说:“小三(胡思杜)死没出息,他要学政治,日后做官。”可悲可叹的是,胡思杜不仅没有做成官,最后却戴着“分子”的帽子,用一根冰冷的绳索结束了自己36岁的生命。而且落了个“畏罪自杀”的恶名!

胡适夫妇生前时时牵挂留在内地的次子,胡祖望也没有忘记茕茕孑立、36岁即自杀身亡的弟弟。祖望生前曾表示,愿死后葬在台北的父母墓旁,并与弟弟相伴。在胡适夫妇墓地的东南侧,有一块胡祖望为其弟胡思杜而置的约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纪念碑。胞兄祖望泐石。”

胡适我的母亲范文第4篇

世界是复杂的,复杂得让你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世界又是简单的,简单得只有两个人――男人与女人的组合。曾有人从进化论的角度去论争世界上先有男人还是先有女人的问题,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不了了之。但不管怎么说,男人可以征服一个世界,摆脱男人认为的一切束缚,但他终究征服不了女人,摆脱不了女人对他的影响。

这就是女性的伟大。

胡适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的一生有四位女性成就了他。

胡适出生于1891年,父亲官至知州,算是官宦子弟。但很不幸,在他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此时母亲还不到二十岁。母亲是柔弱的,但还得内持家政,外应门户,且周旋在与她年岁都在上下几岁之间的另外六个继子女之间,这年轻后母角色的境地是何等的尴尬何等的悲凉,其生存下去的信心和支撑点固然只是胡适了。

当时的胡家,虽说还是个大家庭,但对胡适与其母亲来说是真正的孤儿寡母了。母亲对胡适的呵护实际上是教导胡适怎样地宽容、忍让、体谅、和气待人,以平衡家庭诸子女间的关系,哪怕是委屈也得承受,以求胡适的平安和心灵上的慰藉。即使对小胡适的责怪甚至打骂也不在人前,总是在夜深人静或是清晨关在房内,或打或罚跪或拧他的肉,还不让其哭出声,体现了孤儿寡母的微妙处境和望子成才的良苦之心。当胡母在胡适十三岁时提出为其继续读书而得不到管家――胡适的二哥认同时,胡母没有去理论,而是让其出门跟舅舅学做生意,以暗示孤儿靠寡母娘家的事是有失胡家脸面的,进而唤起胡适同父异母哥哥们的良知,既达到了目的,又未伤和气。胡母的作为时时处处熏陶着胡适幼小的心灵,对其后来理性思考人生世事的影响是久远的。胡适成年后,常提及少小时还不懂其意思时记下的《神童诗》中的两句:“人心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印象极其深刻,可见他母亲是怎样教诲他对人生的认识。

1910年胡适留学美国,到1917年方回。这7年时间,胡母对儿子的思念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胡适的学业,即使在病重时,还吩咐家人,如真的不起,仍每月代为去信,免其挂念,影响学业。并请人到家照相,以留给胡适回家时一见。而在胡适留学的7年间,胡母每次去信总是提及胡适出国前的大醉,要他戒酒并坚持到底,当胡适写信回家微露学有所成的得意时,胡母即去信,指出机会既然难得,“吾儿就宜谦逊,不可满足为是”。母亲的教导可谓胡适留学七年逐步成长和成熟起来的重要因素。

这是母亲对儿子的影响,是一种母爱,是一种独特的情感传承,是无法比拟的。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时,曾有这样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社会各界公认这是对胡适一生最公正的评判。而在这继承与发展这个民族的伦理、道德与思想文化并使其与世界的人文精神相调和的伟绩中,是胡母为其奠定了厚重的基石。

对于胡适来说,真正的谈情说爱始于与美国姑娘韦莲司,是在留学美国时。韦莲司是位大学教授的女儿,学识胆识过人,且思想放任,是位典型的西方知识型女性。胡适与其从相识相知到情投意合,时间短,过程也很简单。起初是会话、交流,接下来便是中西方文化的探讨,后来就是认同与接受,在谈笑中堕入情网。他们曾朝朝暮暮散步湖滨,相倚月下。两年间,单情书就写了一百多封。而这种情爱只是谈谈说说,没有结果,也难以有结果,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民族文化底蕴所决定的伦理观与价值观等。但韦莲司的闯入,使站在中西文化交汇处、思想可塑性较大的胡适,在转轨变型期奠定了软化意识,从此使胡适走上了中国文化人悲剧的舞台。

这又得从韦莲司帮助他确立“不争主义”的理念说起。“不争”是老子哲学的精髓,这位古代哲学家一生主张不争,认为柔能克刚,弱能胜强。诸如“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二十二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胡适深受其影响。早在1907年,就有《秋柳》诗以言志:“但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西风莫笑长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并序云:“秋日适野,见万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质,际兹高秋,独能迎风而舞,意态自如。岂老氏所谓能以弱者存耶?感而赋之。”这是胡适的性格所决定的,也显现了他柔弱性格的一面,但并未最终决定他的价值取向。况且,胡适当时认同的老子的不争是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世道,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切之争,更不是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之争。1914年8月,他在与韦莲司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争波及中国的对策时,韦女士主张取不争主义,她从基督教的不抵抗和老子的不争思想,赞誉胡适抄赠她的《秋柳》诗意,沟通了其不争主义的理念。胡适不予认同,11月初,他在演讲时仍坚持伸张国际道义与加强国防准备并举的主张。但在同月晚些时候再次与韦女士谈及不争问题时,韦女士再次强调“不争”胜过“争”,并以比利时抵抗而失败的例子加以佐证,指出中国不抵抗日本侵略,损失虽大,若抵抗,则损失必“更大千百倍”。胡适有了同感。到了12月,胡适终于决定接受韦莲司的观点,并“决心投身世界和平诸团体”。不争理念的确立促使他软化意识的形成,最终成了“不抵抗主义”的舆论支持者,受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上爱好和平和一切富有正义感人士的谴责!

这是个不应发生的悲哀。

影响胡适的第三个女性是其发妻江冬秀。

江冬秀嫁胡适是奉父母之命,从与胡适十四岁订婚,直到十三年后结婚,他们未曾见过面。但江冬秀的存在对胡适来说是一个牵挂,是远行男人对守舍女人的牵挂,是对家的牵挂。其实,身在开放的西方,胡适对家的概念是个愚者。女人家,女人家,有了女人即有家。他提倡全盘西化,但遵从母命,恪守媒妁之言,使之有一个成家人的平常之心责任之心对待眼前世事,促使他形成了将事业名誉放在婚姻之上的价值判断。

1913年,留学美国的胡适收到家中寄来的照片,江冬秀也在其中。感叹“从来没见他,梦也如何做”的胡适兴奋之余以诗记之:“图左立冬秀,朴实真吾妇。轩车来何迟,劳君相侍久。十载远行役,遂令此意负。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辟园五十丈,种菜亦种韭。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诗中既表述了对江冬秀为妻的再次肯定,并流露出久未归娶的歉意,劝慰冬秀美好的日子在他的回归后。1917年,胡适与江冬秀完婚,那感觉是过来之人都难以体味的。胡适在他的《新婚杂诗》中这样写道: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

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有人曾从胡适的诗中挑出“完结”两字来诠释一个留洋的教授与一个未见过世面的农村姑娘之间的裂隙,我以为浮浅了点。胡适的感情世界是丰富的,胡适对问题的思考是充满理性的,特别是留学归来,他对问题的阐述是直率的,《新婚杂诗》不是冲动出的悲情,更不是对现实婚姻的无奈,字里行间溢露出的是不尽的相思与离愁,以及一个有责任男人的内疚和对厮守未来日月的承诺,诗情诗意所承载的涵盖了许许多多的说不清与道不明。不是么,一个二十七岁还未出嫁的姑娘在当时的乡村该承受多大的社会与心理压力,这种付出较之胡适出国求学更为艰难。无限的精神追求者与企盼应约的守望者的情感的对接是何等的凝重!

当然,暴得大名后,胡适的生活也很浪漫,他不满足与一个近乎文盲之人的情感生活,江冬秀无法理解他的作为,无法与他讨论他所关心的国事天下事,她知道的只是恪守妇道,相夫教子。1923年底,胡适曾提出离婚,而江冬秀一怒之下向胡适投掷裁纸刀,并扬言要杀死两子然后自杀。江冬秀直截了当的情感使得胡适无计可施,只好作罢。后人对此的评说,认为胡适在名与爱不可兼得时选择了名,这对一心想做圣贤的胡适来说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尽然。因为胡适所考虑的不仅仅是名更不仅仅是情爱,而是一种为人之夫为人之父的责任,他提出离婚,是对江冬秀的试探,而江冬秀的断然反对成全了他的选择。这其实也是一种爱,否则,没有胡适办不成的事。而如果江冬秀的软弱、随和、顺从导致婚姻的破裂与家庭的离散,那么,胡适的历史将是另一个走向。

曹佩声走进胡适的情感世界是1923年秋天。她与胡适同乡,且小胡适十岁,第一次与胡适见面是胡适结婚那天,曹佩声是江冬秀的伴娘,当他们四目相对一笑时,似乎就走进了一个特殊的情感世界,似曾相识,又似乎有一个相知的默念。“你知道我有丈夫,你送我两颗明珠。”“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此时的曹佩声也已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配给了同乡胡冠英。淡淡的钟情在这两个从名分上讲都是有了家室的人的心头烙上了一缕牵挂与相思。这之后,胡适渐有朦胧的情意,并作了许多诗。诸如“坐也坐不下,忘又忘不了。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里那一笑。”“我行山雪中,抬头忽见你!我不知何故,心里很喜欢,踏雪摘下来,夹在小书里,还想做首诗,写我欢喜的道理。不料此理很难写,抽出笔头还搁起(《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爱情与痛苦》)”。

胡适是一个耐不住寂寞和闲散的人,1923年4月底,胡适到杭州养病,一种孤寂与悲凉便袭上心头,倍感清苦。而此时,曹佩声也已随丈夫来到杭州,在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又恰逢在浙江的安徽同乡想请名人为《安徽旅浙学会报》写序,曹佩声当起了联系人,于是曹胡旧缘又续。

婚后的家庭生活,对胡适来说,与妻子的最大的障碍是情感上的沟通。冷暖饱饿吃好睡好是妻子对于生活的理念,面对丈夫关注且纵论的国事天下事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介入。胡适相当的痛苦,他对家庭的最低要求似乎是要能有个说话论理的人,可连这一点都达不到,他怨母亲更怨自己,他感到十分委屈,而这种委屈又不被妻子江冬秀所理解。她以为她操持家务料理孩子服侍丈夫,让丈夫一心扑在自己的事业上,这也是一种牺牲,一种付出。从曹佩声的婚后生活来说,她认为丈夫过于自私,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她需要的是倾诉,是理解与交流,她想以她的理念获得丈夫在某种问题上的认同,而作为丈夫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作为男人必须有一个坚实的立足社会的根基,他必须去寻找去追求去获得,以求得社会最后对他的承认或认同,其他的都是些次要的事。因此,这两个新建家庭夫妇间磨合的关键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熟悉与适应,而是妥协、忍让与认同。可事实上对这两个家庭来说又是一时难以做到的。由此,曹佩声与胡适在杭州烟霞洞的一段情缘就不难理解了。

这对曹佩声来说,是一生悲剧的开始。烟霞洞的浪漫生活把本来很朦胧的爱推向了顶峰,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讲,曹佩声与胡适都不能自已了。于是,他们盟誓各自离婚重配凤鸾。曹佩声做到了,算是偶然中的必然,也可以算是必然中的偶然,曹佩声的丈夫也因她长久不孕而准备纳妾生子,他不是成全她与胡适的姻缘,倒是成全她的个性,因此,很顺利地办了离婚手续,顺利得连曹佩声都难以理解,她为此痛哭一场。痛哭之后,她也说不清这哭是因为对过去日子的小心翼翼,是因为原来丈夫对自己的无所谓,还是因为对未来日子的怕。而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座右铭的胡适,可以说盟誓之时就是心血来潮之际,他的性格,他对人生坐标的设定就决定了他对曹佩声的许诺是一句空话,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难以抗拒些许的碰撞,哪怕是些许硬的风,哪还谈得上什么冲击!妻子江冬秀的一个牢骚就使他败下阵来,举手投降。当然,这里的情感是微妙且复杂的,否则,你如何理解他一面对妻子就心慈意软,这是江冬秀的力量?胡适真的对江冬秀没有爱?胡适真的仅仅是为了名?你能诠释胡适与江冬秀终身到老的奥秘?

胡适在后来的诗文中曾这样表露他的心迹,“从来不曾这样懒过,也从来不曾这样没兴致”,“几度半山回首望,天那角,一孤星”,“多谢你能来,慰我山中寂寞,伴我看山看月,过神仙生活”。与曹佩声分手后的失落,与对曹佩声的留恋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声“多谢”对这位留洋博士来说却是亵渎了与曹佩声的情感,是人们所不能理解的。

曹佩声曾往峨眉山欲遁入空门,终因家人的力劝而未成,后一直独处。曹佩声于1925年师范毕业,后入中央大学农学院,1931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34年留学美国,1936年回国,先后执教于安徽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沈阳农学院。1943年,她托人带给在美国的胡适《虞美人》词一首,云:“鱼沉雁断径时久,未悉平安否?万千心事寄无门,此去若能相遇说他听: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痴情在。念年辛苦月华知,一似霞栖楼外数星时!”晚年,曹佩声有诗曰:“徒夸生平多友好,算来终日痴迷。”

胡适我的母亲范文第5篇

胡适的思想教育时期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的封建私塾教育(1895-1904);在上海的新学堂式教育(1904-1910);在美国的大学接受西式教育(1910-1917)。

一、早期私塾教育:对仁爱孝顺观念的接受

胡适生于一个下层官宦家庭,母亲是其父胡传的妾,1895年胡传死时,其母才22岁,比胡传的长子还小2岁。在这样的旧时封建大家庭中,胡母的地位可想而知。她必须具有隐忍、顺从的性格,而胡适是她一生全部希望的寄托,她希望胡适能够步入仕途,不要像他大哥那样不务正业,因此对他的教育非常严格。同样,胡适对他的母亲非常敬爱,他在《四十自述》中说:“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够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1895年,胡适4岁时,他的母亲就把他送进私塾读书,接受封建传统教育。在蒙学时期,他不可能对这些“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的书有深层次的理解,但由于他们母子间深挚的爱,仁慈孝顺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或许可以解释后来的洋博士与乡下小脚女人相伴一生、不弃不离的原因。此外,在这一段时间内,胡适阅读了大量的古典白话小说、弹词、传奇等作品,如《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胡适受这些白话小说的影响很深,这一方面由于这些白话小说本身通俗易懂,另一方面也符合儿童的心性。

二、在上海新式学堂教育:同情革命,反对满清政府

1904年秋,胡适的母亲为了儿子的将来,让胡适到上海求学。年仅12岁的胡适便离开了家乡和母亲,来到了上海。胡适后来回忆说,“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胡适到上海后,先后就读于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三所学校,用他的话来说接受的是“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教育”。在这一时期,胡适思想的明显变化是接受了“进化论”,同情革命,反对满清政府。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激烈动荡的时期。上海作为整个中国的缩影,是各种知识分子聚集之地,也是思想文化冲突最激烈的地方。胡适在这种环境之下读书学习,其思想深受影响。

在梅溪学堂里,胡适经常阅读《时报》。在当时他深受梁启超的影响,他“虽不明白种族革命,却在脑海里种下了不少革命的种子”。读了邹容的《革命军》后,胡适的思想起了巨大变化,自认是新人物。

在澄衷学堂里,胡适深受严译《天演论》的影响,并且取书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语,改名为胡适之。同时,梁启超所提倡的改良主义和改造国民的精神,使胡适认识到在中国之外尚有更新的文化,要富强中国,必须要改造中国国民的思想,他后来承认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上海的中国公学,是胡适接受革命思想最重要的地方。这所学校是1905年由反对日本政府压制中国革命的留日学生创办的,他们自创自办“纯然是一个自治的共和国”。胡适身处这样一个学校中,自然会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民主革命的思想。他为学校里鼓吹革命的《竟业旬刊》地撰写文章,后来任该报主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同情革命,反对满清政府的态度非常鲜明。

从胡适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胡适虽然同情革命,但却不赞成暴力革命。他一没有参加革命党,二没有剪掉辫子,说明胡适没有明确地在行动上参加革命,对革命还有保留态度,而是企图按照改良的思想来改造中国,使中国强大。

三、在美国校园的西式教育:实用主义思想的确立

1910年,胡适考取了美国的庚子赔款留学生,于9月抵达美国,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胡适是抱着“乞医中国之神药”的目的而去美国的。

胡适到美国后,受美国的自由主义民主观的影响较大。他在1912年的美国大选中,支持自由派的总统候选人,信奉自由主义派所主张的放松国家对社会和个人的控制,给人以充分的自由度和支配权。这与胡适在国内时期形成的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温和改良、解放妇女等思想相一致。

胡适在美国时期,确立了对他一生影响最重要的实用主义思想。实用主义注重实践效果,反对各种空谈理论,符合胡适的“西乞医国术”的思想,因此,胡适一接触到实用主义,便认定这是“起死之神丹”,发奋读完杜威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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