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名言范文第1篇

1929年，胡近仁在上海开了一家茶叶店――“程裕新茶号”，销售徽州各地的名茶，但生意一直不景气。这时有人给他出主意：“你侄儿胡适是博士、北大教授，名满天下，你何不利用一下他的名气？只要胡博士肯为你做点广告，何愁这茶叶卖不出去？”胡近仁一听，乐了：“是啊，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这点子实在高！”于是，胡近仁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信中告知胡适，他决定将自己所卖的茶叶取名“博士茶”，由胡适做广告代言人。胡近仁还拟好了一则广告请胡适过目。广告中说，胡适早年服用此茶“沉疴遂得痊愈”，还说“凡崇拜胡博士欲树帜于文学界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等语。依照今天名人做广告的标准来看，胡适点头同意做此广告实属轻而易举之事，以胡适当年的名气，此广告面世后必有奇效，“博士茶”很可能成为一种品牌，畅销后也定能给自己和族叔带来丰厚利润。退一步讲，劝人喝茶也没有什么坏处，即使广告略显夸张也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后果。但是，让胡近仁意想不到的是，胡适一口拒绝了这件事。

胡适为此专门给胡近仁写了一封信：“博士茶一事，殊欠斟酌。你知道我是最不爱出风头的。此种举动，不知者必说我与闻其事，借此替自己登广告，此一不可也。仿单中说胡某人昔年服此茶，‘沉疴遂得痊愈’，这更是欺骗人的话，此又一不可也。”“至于说‘凡崇拜胡博士欲树帜于文学界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此是最陋俗的话，千万不可发出去。”

胡适拒绝给胡近仁做广告并不是因为自私。胡适一生秉承“长留利息在人间”的人生哲学，不知帮过多少人，许多时候做了好事，别人还不知道。胡适不给胡近仁帮忙，也不是由于清高、爱惜羽毛。胡适出身“徽商”家庭，他从不认为做学问的就一定比生意人高贵，他自己也曾为保险商、饭店老板做过广告。胡适之所以不肯为族叔代言这个茶叶广告，是因为这样做突破了他的底线。这个底线是什么呢？胡适在回信中说得很明白：第一，所谓“沉疴痊愈”是欺骗人的话，也就是说这则广告夸大功效，有虚假宣传之嫌；第二，广告中使用胡适名，“措词甚俗气、小气”，“将来必为人诟病”，到那时再出来否认，反倒不利。基于此，胡适劝族叔“广告只可说文人学者多饮茶，可助文思，已够了”。

胡适并非不近人情，后来他还是为族叔的茶叶店做了“广告”，只是胡适这次的“广告”更“大气”，更“高明”，不只是为族叔一个人做，而是为整个徽州的茶叶做“广告”。1929年10月，上海立利图书公司出版了一本三十六开本的《徽州茶叶广告专刊》。该书采用铜版纸插页印刷，印制精美，内有张群、方振武、胡适等政要名流的题词。胡适还借前人一首诗来称赞家乡的茶叶：“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由此可见，胡适在代言广告这件事上是有原则的，凡是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他大加宣扬；相反，对于想借自己之名，做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哪怕是族叔，也绝不从命。做广告可以，但不能以损害他人、整个社会和个人的人格操守为代价，这就是胡适的底线。

胡适名言范文第2篇

1917年9月和1918年1月，胡适、先后进入北大，比小两岁的胡适，此时是北大英文学、英文修辞学、中国古代哲学三门学科的教授，风头正劲。而此时的，仅是北大的一名职员、图书馆主任。还未兼任教授，其影响无法望胡适之项背。不过，胡适的性格、为人处世决定了他对待这位新同事的态度。何况二人之前已互闻文名。更为重要的是二人对当时现实社会的诸多问题的认识与观点是一致的。例如。他俩都注重自身道德的修养，所以，在1918年都参加了由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二人都对底层劳动群众抱有深深的同情和关怀：都反对复辟帝制和专制政治，赞同民主：都主张要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努力用新文化代替旧文化：都主张解放妇女，遵守道德婚约，“糟糠之妻不下堂”……正是这些思想和立场的一致，使他俩不约而同地走进新文化运动的阵营。虽然在这之前，在日本忙于讨袁活动，误课过多，被早稻田大学除名。但这段经历使原本具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感情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同时，在日本大量阅读了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书籍和杂志，听过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代表人物的课，主张将学业与“挽救民族，振奋国情”联系，形成了只有革命才能改造中国的思想，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这种环境完全不同于胡适在美国所感受到的那些。胡适在美国，接受的是自由主义民主思想的熏陶，美国的民主政治影响了胡适一生，对胡适思想影响最直接最具体最深的两个人，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教他把一切学说都作待证的假设，教他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和思想的结果。上述二人思想对胡适的影响，最终被胡适凝练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和“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治学格言。胡、李二人的学术、留学和思想背景不同，决定了两人最初进入社会文化领域的不同角度，一个更关心文化学术，一个更关注政治法律。这是日后两人走上不同道路的根源。

2

新文化运动，胡、李二人都有贡献，“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一条战壕里的亲密战友。说陈独秀是“的总司令”。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统帅，胡适则是副帅、第一大将。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回顾五四新文化时，说：“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那时。已经有了这样的说法：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四台柱”。可见当年，不论是鲁迅，抑或，他们的影响都无法与胡适媲美。

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就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先是担任《晨钟报》编辑，后应章士钊之约任《甲寅日刊》编辑，1918年1月进入北大后，不久就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工作。与胡适、鲁迅不同，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与陈独秀相比，他早于陈接受马克思主义。所以，在五四新文化时期，有影响的文章，主要是《青春》、《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类政治性文章。如此，胡、李二人势必产生分歧。胡适把新文化运动视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二十年不谈政治”。

由于《新青年》主要偏重于思想文化方面，陈独秀和决心另外办一个政治评论的刊物，这就是1918年12月21日创刊，直接批评政府的《每周评论》。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避居乡下。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胡适不想谈政治，这时已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第三十一号《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是要谈“主义”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在胡适与之间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

当时在报刊上见到的“主义”，在文入学者嘴里的“主义”琳琅满目：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安福部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等：而社会主义也是五花八门：基尔特的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胡适对“主义”的抨击，其矛头针对的是当时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方法。在胡适看来，那种高谈“主义”而不研究具体问题，是思想上“懒”的表现，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这是一：其二，胡适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但强调抽象的“主义”要少谈，因为每一种“主义”都蕴涵着救世的具体主张，如若我们不去实地研究这个社会的需要，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曲，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怎么能有用处呢?其三，胡适认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其四，胡适认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到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负责任、自欺欺人的梦话。胡适反对把“主义”当做绝对真理和终极教条。胡适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使人“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从后来胡适的一些文章中可以发现，胡适其实不是一概反对“主义”的，他不赞成苏联的社会主义，却赞成“自由的社会主义”。

胡适的这些观点遭到了反驳。

在读到胡适的文章后，立即撰文《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反驳，发表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期上(1919年8月17日)。坦言：“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说，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胡适随后于8月24日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六期上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在遭到、蓝公武等人的继续反驳后，胡适又写了《四论问题与主义》准备刊于《每周评论》第三十七期。但在8月30日排版付印时，警察突然光临，《每周评论》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查封，一切财物也被充公了。该文也因此没有发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没有分出胜负时，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3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虽然直接发生在胡、李之间，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在争论中

既无人身攻击，也无后世的“大批判”语言，一切都是那么地自然平和，以理服人。正因为如此，直至被奉系军阀杀害，始终都认为自己与胡适之间的友谊超过自己与陈独秀之间的友谊。而胡适也以实际行动证实着与的友情。论战后，在胡适的日记中，仍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守常(，字守常)来谈政事”、“守常约吃饭”、“守常来商量”、“与守常谈”……

1920年8月1日，胡适与、蒋梦麟等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要求取消《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报纸条例》等限制言论、出版和人身自由等恶法。

1922年5月，《努力》周报出版，胡适是主要创办人，由他起草的《我们的政治宣言》，提出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极力鼓吹“好政府主义”，有意味的是，胡适起草这个宣言时，他第一个征求意见、与之商量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俩商定要邀集更多的人次日在蔡元培家中聚会，胡适、、丁文江、陶行知、汤尔和、梁漱溟、王宠惠、高一涵、张慰慈、罗文干等一干人在蔡宅集体讨论并略作修改后，十六位与会者均作为提议人签署，作为大家共同的政治宣言。

1925年，离开北大，成为职业革命家，

1926年7月。胡适作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要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穿过苏联，到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途经莫斯科时，胡适在这里停留了三天，参观了革命博物馆和监狱，很受感动，又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材料，印象颇好。他给张慰慈写信说，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苏俄是在做一项“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胡适的结论是“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到了伦敦和巴黎，胡适的激动情绪还未退去，又给徐志摩写了两封信。称赞苏俄。胡适的这些信，在国内的朋友间传阅，在报纸一披露，引起不小的反应。当时国内正逢北伐战争，革命空气浓厚，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中共的宣传下，一片叫好声。胡适这时称赞苏俄。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这时，则对北京的朋友们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的话很值得玩味。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凡事是要“小心求证”的。胡适“往西去”，“东”“西”一比较，一“求证”，只怕对苏俄的“试验”会有另外的认识。

说这话的时候，胡适已到了美国。那么，胡适的“往西去”怎样了呢?胡适从美国归来路过日本，曾经拜访过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福田德三博士。福田德三博士的话对胡适的刺激很大，他因此感慨地说：“世间的大问题决不是一两个抽象名词(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紧的是事实。现今许多朋友只高谈主义，不肯看看事实。”的担忧终于成了事实，胡适以后没有少著文批评苏联的制度，最著名的一是他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作的序，二是《史(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

1927年4月28日，被绞杀，胡适正在日本准备回国。

就义后，家境悲惨。当时全国十大报纸之一的《晨报》报道说：“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女儿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李之乐亭原籍，家业毫无。生前唯知努力学问，不事生产，平素又极俭朴，故境状萧条……”1932年6月问，夫人赵纫兰生活困难，特地给胡适写信，托胡适代为与北大交涉。延长和增发原先给予的每月五十元的抚恤金。全信内容如下：“适之先生：前两月的时候与先生去了一信，不知收见了没有7关于守常先生北大薪水事，希望先生与学校当局交涉一下!能多增发若干元才好!本来学校每月只发五十元；且此五十元又不能照月发给，家庭本来没有进项，专靠此项度日实在不够。还有此五十元薪水不知发给若干时日，可否在时间上多延长一些?这些事都请先生费心给办办!因为先生从前与守常先生是好朋友，故敢这样的求先生。”在赵纫兰眼里，胡适“与守常先生是好朋友”。8月26日，周作人给胡适一信，说长女李星华来说，要将遗书出卖，蒋梦麟提议由大家集资买下，寄赠图书馆以作纪念，希望胡适帮助办理此事。这两件事，胡适均一一照办了。

1933年，的夫人赵纫兰带着子女从河北老家来到北平，求助胡适、蒋梦麟诸人及北大代他们办理安葬事宜。胡适垂泪允诺，为安葬事奔忙。胡适与蒋梦麟等人一面带头各捐款二十元，一面发动生前好友、同事捐款，购置墓地。是年4月22日，胡适等人在北平为举行了公葬。在众多挽联中，其中一条格外令人难忘：“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那用我辈哭先生。”在与共产党争夺天下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学者们公开为共产党创始人举行公葬，是需要有多大勇气啊!

1930年，《胡适文存》第三册出版，扉页题词――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胡适在公开出版的著作上，将共产党创始人的名列第一予以纪念，而另外三人皆是学者，足见他与的友情与胡适不买账的胆量：不容忽视的是，此时正千方百计要剿产党。

胡适名言范文第3篇

胡适重名失真爱

胡适早年的婚姻完全是其母亲包办策划的，定亲时胡适只有14岁，未婚妻江冬秀也只有15岁，因为两家有些七拐八连的亲戚关系，双方家长未征得胡适同意，便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方式把两个孩子的婚事定了下来，胡母也为儿子娶亲准备好了房子。但就在双方家长准备郑重举行订婚仪式时，对女方不认识对婚事毫无兴趣的胡适却以求学紧急为由，匆匆离开了家，先去上海学习，后又考取官费去美国留学，留下准新娘在家长久等待。

期间，年轻帅气的胡适在美国结交了一位叫韦廉斯的美国姑娘，这是一位既漂亮又个性洒脱独立的艺术专业学生。两人在朝朝暮暮的文学艺术交谈中，彼此爱慕的情感越来越深，胡适把自己最满意的一张照片送给了这位钟情的姑娘，并有意与她结成生活伴侣。为此，胡适多次写信给母亲，希望能解除与江冬秀的婚约，但均遭到母亲的坚决反对。母亲在给胡适的回信中再三重申：你的妻子非江冬秀莫属，决不允许你再选择其他女人。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胡适不愿也不敢违抗母亲的旨意，落个不孝之名，只得忍痛割爱，把本已燃烧起来的恋爱之火降温到一般朋友关系。但两人内心深处的恋情却一直贮存着，直到后来胡适回国结婚后，两人还暗中书信往来了50年，依然互赠照片，彼诉倾心。

胡适是在1917年26岁时才从美国回到国内北京大学任教授的。因率先倡导“新文化运动”，很快成为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但是可悲的是，这个极力宣传破除封建包办婚姻、主张男女恋爱自由、极力抨击封建旧礼教的新派人物，却不得不按母亲的安排如期回老家安徽与江冬秀结婚，而且，直到举行结婚典礼时胡适才认识了这个母亲派给他的长相平平的小脚女子。一个是经多见广学识渊博的大学教授，一个是自幼厮守在闭塞农村识字寥寥的村女，且长期不通音信，两人之间根本无爱情可言。婚后，胡适把江冬秀留在家乡照顾母亲，独自回到了北京。直到第三年胡母去世后，江冬秀才来到北京胡适身边。

起初的几年，胡适与这个近乎文盲的太太，虽然在思想文化上没共同语言，但在家庭生活上还能凑合，特别是江冬秀的拿手厨艺有时还能让胡适在朋友面前风光一下。但是几年之后，为人宽厚善良随和的胡适渐渐发现，从农村来到大都市的江冬秀性格破例的大胆泼辣强悍，以关心丈夫为由对他的干涉约束越来越多，小如读书睡觉的时间，大如社交，稍不如她意便扯起喉咙吵闹不休，特别是对胡适与其他女往，她醋意特强烈，总要找种种理由横加干涉，甚至当着胡适朋友或女学生的面，找岔子训斥胡适，弄得在场人都很尴尬。而最不愿与人争吵的胡适却往往一忍再忍，这就更助长了江冬秀的凶悍气焰，致使胡适在熟人圈里落了个“惧内”的笑柄，而江冬秀“河东吼狮”“母老虎”的恶名也逐渐传扬开来。

在多次领教了江冬秀的“驯夫”手段后，胡适从心里痛恨这个给他带来羞辱和约束的婚姻，但他又迟迟不敢下决心离婚，因为当时在文化学术界名望颇高的胡适，害怕别人议论他喜新厌旧抛弃糟糠之妻另寻新欢，有悖为人师表的传统道德，从而影响自己学术大师的光辉形象。爱面子好名声的胡适只好在越来越凶悍的妻子面前逆来顺受地忍着，忍着，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既漂亮又有知识令他一见钟情的曹诚英，他沉寂压抑多年的爱情种子才又勃然发芽。

那是1923年4月，胡适在北京家里，又一次遭受悍妻的暴力后，忍无可忍赌气之下来到杭州烟霞洞疗养，却不期而遇地邂逅了早年曾心仪的远房表妹曹诚英，而曹诚英又是当年胡适结婚典礼时的伴娘，此时正在上海当教师，且离婚单身独处。两人久违重逢，惊喜万状，话越说越投机，情感逐日加深，便结伴畅游西湖，携手共登西山。一次共进酒餐后，两人谈起当年彼此内心爱慕之情，胡适慨然提笔写了一首题为《怨歌》的诗，其中两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婚（嫁）时”，明确地表达了对曹的爱恋之情。曹诚英对年长11岁才貌双佳的表哥胡适更是艳羡不已，又耳闻他夫妻不协，更是爱怜有加。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两人赋诗赏文，谈情说爱，感情迅速升温，后来竟发展到短期同居，致使曹诚英怀了孕。两人开始商量着重组家庭。

但是，当胡适回到北京试探着向江冬秀提出离婚要求时，江冬秀一听勃然大怒，从厨房拿出把菜刀，举过头顶，高声嚷道：“要离婚可以，但我要先把咱两个孩子杀掉，你既然不想要我了，我同你生的孩子你也别要了！”一边嚷着，一边去抓挠孩子，孩子惊得哇哇叫着满院跑，邻居闻声过来劝解，江冬秀越发气恼，扬手便把菜刀向胡适扔去，幸亏胡适躲开了，才没酿成家庭血案。胡适吓得面色如土，赶紧连连说软话安抚悍妻，再不敢提离婚两字

万般无奈，胡适只好赶回杭州，劝说曹诚英堕胎，并心有余悸地写了两句诗给曹看：“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希望曹诚英能理解他的处境和无奈。曹诚英看罢，长叹一声，泪水纷流，善良的她不愿她心爱的人再为难，只好无奈地与胡适结束了这段无果的爱情。后来曹诚英在胡适的帮助下，到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大学任教，但却再未嫁人。

胡适虽然与曹诚英没结成婚，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对曹诚英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情感，这有他的诗句为证：一枝浓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两句诗，十四个字，凝聚着大博士胡适痛失真爱的几多惆怅与无奈，几多怀念与苦涩呀！

有情人未成鸳鸯之美，表面看起来是其悍妻的阻拦，骨子里却还是胡适太看重个人所谓的名声，他太担心与曹诚英的婚外恋情张扬到社会上，影响自己博士、学者、教授、文化名人、国人导师的圣人完美形象了。而其悍妻正是抓住了他的这个弱点，不仅在这次杭州情人恋上轻而易举地制服了并不爱她的丈夫，而且在此后几次稍微发现或猜测到胡适有婚外恋情的苗头，马上在家里撒泼嚷叫，声言要拉着丈夫到大街上找街坊邻居评理。这种屡试不爽的招术，使赫赫有名的新文化新思想的导师胡适，在自己的真爱面前胆小如鼠，浅尝辄止，委曲求全地与一个原先无爱甚至厌恶的太太，给世人示范似地“恩爱”生活了几十年。其内心情感遭遇的痛苦折磨，只有他自己最清楚。爱面子的胡适不可能去找人诉说自己婚姻生活的苦涩，他宁愿一个人默默地吞咽这颗苦果，郁闷苦恼之时，他经常独自到街上酒馆借酒消愁，或到公园散心，企图借山水之秀解脱自己的情感痛苦。而他唯一能倾诉内心情感真情的方式，只有背着妻子给大洋彼岸的情人威廉斯写信。

直到胡适死后三年的1965年，终身未嫁的韦廉斯才把自己珍藏了50年的100多封胡适去信，寄给了江冬秀，并嘱托她转交台湾有关胡适研究机构，致使惊讶异常老泪纵横的江冬秀又一次尝到了无爱婚姻的苦药。而对胡适来说，半个世纪的暗中鸿雁传情，50年的异国神交与思念，真是“春蚕到死丝（思）方尽”啊！作为一代文化大师，其压抑真爱情感的内心痛苦，又岂是100多封书信所能释怀的呢？

鲁迅真爱无畏惧

而与胡适同时代的鲁迅，虽然早先也遭遇到与胡适类似的母亲包办婚姻，有了无爱情但有名义的妻子朱安，并准备为不拂母意而做情感生活的一世牺牲，但后来当他在北京与反动势力的斗争中，遇到是学生也是知音许广平时，并在此后历经164封两地书信的情感沟通和相恋后，就敢冲破封建礼教的约束，义无反顾地生活在一起。尽管当时也有人指责鲁迅家有原妻而搞师生恋有违传统伦理，违背为师之道，亲友也劝他勿因师生恋而使名声受损，但在许广平的热情支持下，时已44岁的鲁迅毫不畏惧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坚定不移地经营着艰辛而幸福的爱巢。他公开表白：“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指许广平）够了。”而28岁的许广平也敢于摈弃世俗的舆论压力，公开发表了爱情宣言文章《风子（指鲁迅）是我的爱》。

在婚后上海十年生活中，尽管因为鲁迅的批判矛头直指反动当权者而屡被迫害通缉，夫妻两人的家庭生活也没有胡适家的安逸富贵，有时甚至还面临被抄家和暗杀的危险，但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文学爱好，使患难与共的鲁迅夫妇情感愈来愈深厚。两人时常是丈夫写好文章初稿后，妻子校对誊写，丈夫夜以继日奋不顾身地抨击敌人，妻子无微不至地在生活上呵护丈夫，其爱情生活始终是艰辛而又相愉无憾的。这有鲁迅给许广平的赠诗为证：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相知。

胡适名言范文第4篇

南游动机：“博名”还是“申义”？

香港大学授予胡适名誉学位是基于他和香港大学的一段渊源。1927年5月，胡适和香港大学创始人爱里鹗爵士(Sir Charles Eliot)在日本奈良曾有过一面之缘，双方相谈甚欢。后来，爱里鹗爵士向北京大学推荐了宗教研究方面的专家钢和泰教授(Baron, Stae－Holstein)，胡适与钢和泰之间论学往来频繁，感到收益颇丰，曾说“香港大学对中国学术上的贡献，大概要算这件事为最大”，但自爱里鹗爵士之后，港大和北大之间这种学术上的交流和联系就很少了。香港大学的医学院和工学院办得最为出色，文学院却相对较弱，港大当局也意识到这种情况对学校的发展不利。1934年上半年，副校长韩耐儿(Sir William Hornell)和文学院院长佛斯脱(Dr. L. Forster)等专程到北大访问考察，并向胡适等人请教有关中文系科教学改革的问题，胡适遂推荐了陈受颐和容肇祖两位粤籍教授。出于对胡适学术上的仰慕，以及感谢胡适对港大的帮助，港大当局决定授予胡适名誉学位，胡适坚辞未果，遂定于次年1月在港大举行颁授学位仪式。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胡适南游只是为了领取香港大学的名誉学位，甚至把它与胡适此后相继获得的35个名誉博士相提并论，这多少有点冤枉了胡适。1934年12月20日，胡适给他的好友傅斯年写了一封信，谈到“香港之行，势不容己”，并说：“香港大学去年要给我名誉学位，我托故辞了；今年没有法子再辞了，只好去走一趟。我的意思是‘开辟殖民地’，你定要笑我不脱‘通天教主’味儿了!”胡适所谓的“开辟殖民地”实际上是他此行的最主要目的，因为当时在南方尤其是广东等地，陈济棠把持的军政当局鼓吹尊孔读经，掀起了一股复古逆流，这和新文化运动发起多年后的主流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胡适此时的南游，名义上是“博名”，即领取港大的名誉学位，但就其真实动机而言，却是“申义”，即重申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之“大义”，反击广东军阀和腐儒的保守、顽固和僵化。

关于胡适南游的动机，我们不仅可从他事先的声明中加以了解，而且还可以从他南游后的言行中进行分析。1935年4月14日，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一文，文章最后指出：“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胡适试图“开辟殖民地”后的一个无可奈何的总结，同时也是他反对广东乃至全国复古逆流的严正声明。

香港：两句闲话，两种后果

1935年元旦上午九点半，胡适搭坐哈里生总统号，从上海出发前往香港。在船上，胡适碰到也南下的画家周廷旭一个熟人，两人同吃同谈，不理会其他人。胡适上午下午都能睡上两个小时，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是“舒服极了”。然而，闲不住的胡适在这三天里实际上做了不少事。第一天给夫人江冬秀写了一封“元旦开笔”信，给蒋梦麟等一班朋友发了贺年电。2日，他抽空写了洋洋数千字的《一九三四年的回忆》长文，对自己一年来的身体状况尤其是学问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总结。

1月4日早晨六点，哈里生总统号抵达香港。这是胡适第一次看见香港，他由衷地赞美香港的“风景确是很好”，并在信中告诉江冬秀：“香港是一个海岛，风景好极了，非常使我诧异。”

胡适抵港后受到香港各界的热烈欢迎，各种茶会宴会以及会上的演讲颇多，胡适感叹“天天用嘴吃喝，天天用嘴说话，嘴太忙，所以用眼睛耳朵的机会太少了”。尽管如此，由于胡适来港之前已委托港大文学院院长佛斯脱代为安排日程，佛斯脱把每天上午都留给胡适自由支配，所有的宴会和讲演都从下午一点开始，因而胡适在香港的五天颇感从容，游玩了不少地方。胡适对校方的安排非常欣赏，认为这是“西洋人能体谅人”的体现。

胡适笔下的香港可以让我们领略到香港之美，在他这几天的日记、家信以及后来的《南游杂忆》中有很多记载。《南游杂忆》中记他刚到香港时写道：“船到香港时，天还未明，我在船面上眺望，看那轻雾中的满山灯光，真像一天繁星。”1月5日下午，佛斯脱先生夫妇邀请胡适游览香港风景，先后游历了浅水湾、深水湾、香港仔和赤柱等地，因为1月是香港天气最好的时节，“满山都是绿叶，到处可以看见浓艳的鲜花”，胡适这个久居北方的人不禁感到有了“赶上春了”的快乐。傍晚，他们在圣士的友学校喝茶，“看海上的斜阳，风景特别清丽”。这天晚上，胡适应邀赴佛斯脱家晚餐，坐电车上山时天已经黑了，“山顶上有轻雾，远望下去，看那全市的灯火，气象比纽约和旧金山的夜色还更壮丽”。胡适这才相信一个朋友曾说过的话，香港的夜景只有里约热内卢和悉尼可以相媲美。6日，胡适赴港大校长韩耐儿家宴，韩耐儿家和港大都在半山，胡适说：“在山上望见海湾，望见远远的岛屿，气象比青岛、大连更壮丽。”香港的山虽不算高，但由于几面靠海，胡适认为“山和海水的接近，是这里风景的特色”。

8日，胡适在扶轮社午餐会上作《二十年来中国的进步》演说，提到香港美丽的风景，说香港应该产生诗人和画家，用他们的艺术来赞颂香港之美。有些人听后感到较为诧异，胡适就说这是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香港，只把它看成是一个吃饭做买卖的商场，因而不能欣赏香港美丽的山水。20天后，当胡适从广西结束南游返经香港时，有人告诉他，香港商会已决定编印一本小册子，来描写和宣传香港的风景，并准备印行两万册。胡适赞美香港美景的一句闲话，使香港人决定印两万册书宣传香港之美，这也可以说是胡适当初始料未及的。

至于胡适在香港的另一句闲话，则让他几乎成为所有广东人的公敌。1月6日下午，胡适在香港华侨教育会向200多名华文教师作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即《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主要目的是“劝告香港教育家充分利用香港的治安和财富，努力早日做到普及教育；同时希望他们接受中国大陆的新潮流，在思想文化上要向前走，不要向后倒退”；同时，胡适希望香港教育家努力“接受新文化，用和平手段转移守旧势力，使香港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然而，由于记录人员的讹误，脱漏了其中的“一个”两个字，以致“后来引起了广州人士不少的醋意”。在演讲的后半段，胡适对广东当局反对白话文，提倡中小学读经的政策进行了委婉的批评，“现在广东很多人反对用语体文，主张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书。我真不懂，因为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什么别的地方已经风起云涌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尚且守旧如此!”记录人员在此又出现了误记，胡适后来曾澄清说自己绝不会用“风起云涌”和“尚且”之类的词，这些误记在误导广州军政当局与教育机关的情绪上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这次演讲在《大光报》等媒体上刊载后，广东反响之强烈也就不足为奇了，只不过当事人胡适这时还蒙在鼓里，仍一厢情愿地做着上省城“卖膏药”的美梦。

广州：膏药没卖成，一日三惊

1月8日晚九点半，胡适在香港登上“泰山”轮船径赴广州。在船上胡适看到一个女人在散舱里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好像一位富有经验的演说大家，胡适请教别人后才知道，原来那个女人是卖膏药的，正在口若悬河地夸耀膏药的神效，向周围的人们进行推销，胡适这才明白为什么罗文干会经常取笑他的爱演说是“卖膏药”。此情此景，让胡适不禁暗笑：“明天早起，我也上省卖膏药去!”

9日早晨六点多，船抵广州。因大雾，直到七点始靠码头，一帮朋友和新闻记者早就在此迎候。就在胡适与众人寒喧之时，有人给他送来一封神秘的信，上面写道：“兄此次来粤，诸须谨慎。”胡适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但派人送信的却是他非常熟悉并且信任的老友吴康，他在将信将疑中来到下榻的新亚酒店。看了报纸，才知道自己在香港的演讲引起了广东人士的攻击。不久，吴康又派人送来一封信：“适晤邹海滨先生云：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胡适虽然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和严重性，但又不愿第一次到广州就这样仓猝离开。在拜访了旧交也是省政府主席的林云陔后，胡适和当时西南实权人物陈济棠围绕读经问题，唇枪舌剑，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交锋。

陈济棠首先挑起话题，大谈他的两大政纲，即生产建设和做人。陈济棠认为“生产建设可以尽量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甚至于不妨用外国工程师”，但“做人”却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到中国古文化中去寻找，并说这就是他主张读经祀孔的原因和理论。陈济棠滔滔不绝地讲了四十五分钟后，胡适婉转地说，自己和陈济棠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双方都强调“本”，但陈济棠强调的是“二本”，而自己主张的是“一本”，即生产建设和做人都需要科学知识。

陈济棠听后大怒，说：“你们都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胡适心平气和地说道：“五千年的老祖宗，当然也有知道做人的。但就绝大多数的老祖宗说来，他们在许多方面实在够不上做我们‘做人’的榜样。”胡适又以女人裹足为例，这种惨酷风俗在中国居然流行了一千多年，而且历代大圣大贤对此也从来没有抗议过，反问说：“这难道是做人的好榜样？”

陈济棠无言以对，只好大骂中国现时的教育“都是亡国的教育”，中国人所学的科学都是皮毛，都没有“本”，所以学不到人家的科学精神，不能创造。胡适随即以数学家姜蒋佐、地质学家翁文灏和李四光等为例，说明这些科学家非但有重要的科学贡献，而且也有很高明的道德。

接着，胡适将话题转向了读经问题，说自己并不反对研究古经典，但不赞成不懂古经典的人借经典进行复古，并说他准备将在中山大学的第二个演讲改成“怎样读经？”

讲这番话时，胡适看到陈济棠并未听得进去，反而露出一种很难看的狞笑。他终于明白了是谁不愿意让他在广州“卖膏药”，同时也理解了吴康着急派人送两封信给自己的原因。

从陈济棠处返回新亚酒店后不久，胡适又收到吴康十一时写来的第三封信：“鄙意留省以勿演讲为妙。党部方面空气不佳，发生纠纷，反为不妙，邹先生云，昨为党部高级人员包围，渠无法解释。故中大演讲只好布告作罢。渠云，个人极推重先生，故前布告学生停课出席先生讲演。惟事已至此，只好向先生道歉，并劝先生离省，冀免发生纠纷。”胡适见事已至此，决定将原定四天的时间缩短为两天，并索性取消在广州的全部演讲。

下午，胡适参加了岭南大学教职员茶会，闻讯而至的学生纷纷请他签字。晚上，胡适才从第二天的新闻校样中发现了当天邹鲁在中山大学张贴的布告，其中提到胡适的两大罪名：“在中国国家立场言之，胡适为认人作父”；“在广东人民地位言之，胡适竟以吾粤为生番蛮族，实失学者态度”。胡适明明是因反对陈济棠的读经政策而遭围攻的，邹鲁的布告却转移了人们的视线，胡适对邹鲁的这种“聪明过人”大为鄙视。不过，胡适转念一想，自己既不需要演讲，干脆用这两天的时间把广州好好游玩一下。

胡适先后浏览了黄花岗、中山纪念堂等处。在参观广雅书院也就是当时广州第一中学时，胡适被一中成百上千的师生所包围，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要一睹胡适的风采。离校上车后，胡适忍不住对同行的朋友说道：“广州的武人政客未免太笨了。我若在广州演讲，大家也许来看热闹，也许来看看胡适之是什么样子；我说的话，他们也许可以懂得五六成；人看见了，话听完了，大家散了，也就完了。演讲的影响不过如此。可是我的不演讲，影响反大的多了。因为广州的少年人都不能不想想为什么胡适之在广州不演讲。我的最大辩才至多只能使他们想想一两个问题，我不讲演却可以使他们想想无数的问题。陈伯南先生真是替胡适之宣传他的‘不言之教’了！”

胡适在广州游玩了两天半后，乘飞机离开了广州。然而，在他走后的第二天，广州各报刊登了中山大学国文系三教授古直、钟应梅、李沧萍的两个“真电”。其中之一要求广东当局缉拿胡适，内云：“今胡适南履故土，反发盗憎之论，在道德为，在法律为乱贼矣，……今闻尚未出境，请即电令截回，径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否则老口北返，将笑广东为无人也。”在另电中，三人要求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采取相应措施，扣押胡适。但名列其中的李沧萍教授却否认自己事前与闻，事后也发表谈话否认名列“真电”，古直、钟应梅二人迫不得已，只好在后来的中大日报上刊登启事来加以“澄清”了。

广西：诗兴大发，为广西留人才

11日下午，胡适自广州飞抵广西梧州，开始了他长达14天的广西之游。

地处梧州的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先生是胡适的老师，校中教职员工有许多也是胡适在中国公学时的老朋友，胡适感到很快乐，当晚他就在广西大学进行了一次讲演，第二天上午，他又在梧州中山纪念堂作了一次公开演讲。

12日下午，胡适又飞到南宁，受到白崇禧的热烈欢迎。在白崇禧的竭力挽留下，胡适答应延迟到25日离开广西。在此期间，胡适畅游了广西的美景。桂林城中的独秀峰、阳朔的山水、漓江上船娘的柳州山歌、良丰雁山中的“相思岩”等，让胡适大饱眼福，赞赏不已。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胡适游玩期间所作的两首诗。

23日傍晚，胡适一行来到良丰师专。胡适给师生作了“个人主义的人生观”的讲演，吃过晚饭后，胡适在罗尔校长的陪同下，携汽油灯夜游雁山园。他们先浏览了一个大岩洞，洞中多石乳，中有清泉，流出岩外就成了小湖。洞中凉风甚大，是夏天纳凉的绝佳所在。园中最有名的是红豆树，三年结子一次，现已有两年未结子。同行的师专教师沈先生赠给他们六粒红豆，并把自己珍藏的九粒上有图案的红豆给大家欣赏。胡适于是问刚才所游岩洞何名，良丰师专随行诸人说：“向来无名，胡先生何不代题岩名?”

胡适笑答：“此间附近有相思江，岩边又有相思红豆，何不就叫此岩为相思岩？”众人纷纷叫好。第二天上午，胡适飞离良丰时，在飞机上作了一首小诗《飞行小赞》――“看见柳州山，看遍桂林山水，天上何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妄想出三界。看我凡胎俗骨，也飞行无碍。”25日，胡适从梧州飞离广西，在飞机上又将此诗作了一些修改：“看见柳州山，看遍桂林山水，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守百千戒。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不过，这首诗后来却遭到一些文人莫名其妙的猛烈抨击。

胡适还在飞机上作了一首《相思岩》――“相思江上相思岩，相思岩下相思豆。三年结子不嫌迟，一夜相思叫人瘦。”胡适的朋友寿山先生看过这首诗后，认为它不合山歌的音节，替胡适做了一点修改：“相思江上相思岩，相思豆儿靠岩栽，（他）三年结子不嫌晚，（我）一夜相思也难挨。”经这么一改，确实韵味不同，且更适宜演唱了。

胡适虽然在广西驻留了近两个星期，但由于讲演太多，对广西进行深入考察的机会则比较少，因而他多次强调这就是“用嘴不用眼”的坏处。尽管如此，胡适对广西还是留下了较为“浮泛”的印象。他说：“广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西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俭朴的风气”；“广西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治安”；“广西给我的第四个印象，那就是武化的精神”。胡适认为广西给他的印象大致是很好的，但也有一些让他焦虑的地方，如“财政的困难是很明显的”；“历史的关系使广西处于一个颇为难的政治局势，成为所谓‘西南’的一部分”；“缺乏一个专家的‘智囊团’做设计的参谋本部；更缺乏无数多方面的科学人才做实行计划的工作人员”。

胡适离开广西后，对广西的各种新建设仍十分关心，他为挽留美国兽医专家罗铎而致电白崇禧，更是一时的佳话。罗铎曾在菲律宾创办兽医事业多年，并且取得了较大成功。他在广西从事的兽医事业被视为当时最有希望的事业，但广西却有人埋怨他用钱太多，费时太久，任用外国人太多，办事武断等等。4月22日，时在上海的胡适听说广西在罗铎5月约满后不拟续聘，大为着急，遂致电白崇禧，竭力陈述挽留罗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电文如下：邕宁白健生先生：

病中闻绰庵兄谈及罗铎不续约，适深为惋惜。有为政治要在得人。贵省建设，鄙意以兽医为最有望，因罗铎确是最适宜的专家。今中道换人等于前功尽弃。此事效果关系全国，伏枕进言，伏乞考虑。

胡适名言范文第5篇

余英时曾指出，“适之先生生平强调历史的观点最力，对于任何事情他都要追问它是怎样发生的、又是怎样演变的。”霉余点破了胡适治学的秘籍，即历史的眼光。这种历史的眼光，按胡的话说，就是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是实验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多它要求研究事物是如何发生、怎样来的，又是怎样变成现在的样子。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胡适对其历史的眼光有这样的说明，“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对象“演变的历程”，“我考证水浒的故事，包公的传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井田的制度，都用这个方法。”啊也还进一步指出，像《二国》、《西游》、《水浒》等，都是“经过几百年的演变的”，对于它们，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它们早期的各种版木”，找出其“如何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著”。其实，他的历史的眼光无非两点:首先明变，对任何对象，都要“以汉还汉”，“以唐还唐”，各还其“木来而目”其次求因，要发掘其背后的历史因果关联。这种历史眼光在文学史的落实，就是其“历史的文学观念”。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他指出，居今“言文学改良”，当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但绝非“完全抄袭”，愚惟“深信此理”，故以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正是这种历史眼光，《白话文学史》在评介盛唐诗歌时能剑走偏锋，提出盛唐诗的关键在“乐府歌辞”，扛该期诗人将乐府的“声调与训练”入诗，故其五言、七言或五七杂言，概“近于白话或竟全用白话”，他称这种诗为“新体诗”，并批判后世论家缺乏历史眼光，“不懂历史”，认其为“古诗”、“五古”、“七古”，是缺乏历史眼光的“谬见”。在《<水浒传)考证》中，他批评金圣叹虽“最爱谈‘作史笔法”“却不幸“没有历史的眼光”，不知道水浒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移在评价工充的“文与言同趋”时，盛赞其有“历史的眼光”。妙我们知道，工充“文与言同趋”论出自《论衡自纪篇》，该篇中，他认为，“文由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夫口论以分明为公，笔辩以扶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闭隐也。后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浅文读之难晓，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工充此论提倡的是“言文合一”，同时主张文字应该口语化，胡适之所以盛誉工充，概因工此论与其提倡的“言文合一”及白话文观念“心有戚戚焉”，所以，他认为工有历史眼光，是一个“有意主张白话的人”妞，应该对其表示“特别的敬礼”封。

从本质上说，胡适所强调的历史眼光也是白话的眼光、进化的眼光。所以，历史眼光又多次被他称之为“历史进化的眼光”。他的“历史的眼光”，最终目的无非在于抬高白话文学的地位，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这样说，“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i，和诗二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吴敬梓、曹霜和关汉卿、马东篱和杜甫、韩愈有同等的位置。而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他则依进化观念指出，白话文学是符合文学进化规律的新文学，是活文学;文言文学则是落后于时代的僵化文学，必然会被淘汰，是死文学。由此可知，胡适绳墨文学的标准，始终只是一种历史的眼光、一个历史进化的态度。

同时，胡适的“历史的眼光”也强调对历史因果律的把握，注重对象的前因后果，坚持在历史因果链条中来把握对象。1921年6月30日的日记中，胡适对历史的眼光有一个生动的譬喻，称之为“祖孙的方法”。他解释说，这种方法从来不把一件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总是把它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而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就再也逃不出去了”。姐在文学史分析中，他就普遍实践了这种“祖孙的方法”。如他对杜甫诗歌的白话之论断就放开眼光，看到了他所谓的杜诗白话特质的历史因果:《北征》像左思的《娇女》，《羌村》最近于陶潜，“陶潜与杜甫都是有诙谐风趣的人，诉穷说苦都不肯抛弃这一点风趣。因为他们有这一点说笑话作打油诗的风趣，故虽在穷饿之中不至于发狂，也不至于堕落。这是他们几位的共同之点，又不仅仅是同作白话谐诗的渊源关系。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他又批评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全然没有历史进化的观念。对于张著论昆曲之盛衰时的观点:“是故昆曲之盛衰，实兴亡之所系。道咸以降，此调渐微。中兴之颂未终，海内之人心已去。识者以秦声之极盛，为妖孽之先征。其言虽激，未始无因。欲睹升平，当复昆曲。《乐记》一言，自胜于政书万卷也。”胡适讥讽道，“这种议论，居然出现于‘文学史’里而，居然作师范学校‘新教科书’用”，“真是莫名其妙”。他进一步指出，张氏此论的病根全在“没有历史观念”，将一代的兴亡与昆曲的盛衰视为“因果的关系”，其“欲睹升平，当复昆曲”之语更是愚人之见，若此，则只消一道“总统命令”，几处“警察厅的威力”，中国立刻便“升平”与之不同，胡适认为，文学的衰亡废兴均乃历史进化之果，昆曲的衰亡自有衰亡的原因，它既不能自保于道咸之时，也决不能中兴于既亡之后。因此，他指出，那些主张恢复昆曲的人，实则逆历史潮流而行，违背历史进化的规律，“虽是‘今人”却要做‘古人’的死文字;虽是20世纪的人，偏要说秦汉唐宋的话”，实为不明文学废兴的因果，缺乏文学历史进化的意识。

胡适的文学史态度，自其发生至今，群嚎诸多，饱受非议，但无疑的是，他的文学史见解将科学精神引入文学史研究，使中国传统的以“文章辨体”、“历代诗综”为主体的文史之学顺利转型，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科的品质。正是他的革路蓝缕之功，科学精神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实践中影响日重。他曾自豪地说:“我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初期，便不厌其详的指出这些小说的文学价值。……我建议我们推崇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对它们做一种合乎科学方法的批判与研究，(也就是寓推崇于研究之中。)我们要对这些名著作严格的版木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是搜寻它们不同的版木，以便于校订出最好的木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传记资料来。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这绝非自夸，实际上他也确实做到了。不过，胡适的平生志向，大概也不在文学研究，所以，对大谈文学，他一直心存顾虑:“以我专从事研究学术与思想的人去讲文学，颇觉不当”。这或许是自谦，但据其白话文学史观中层出之汉吏断唐律的失误看，此语当非自谦，而是他推崇文学研究科学精神时的一个瓶颈。既已底气不足，又非木业，自难擅长，失误也就在所难免，至于他自认其将白话文学抬为中国文学之正统为文学史上的“哥白尼的大文革命”拯，大概除了自我抬举之外，当无更深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