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范文第1篇

往事如烟，在我的印象里有许多印象深刻的事，我已淡忘，但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

记得小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那一次，我已经生病，妈妈却不管我。把我狠心的扔在家中，却是我爸爸把我抱去医院，喂我要吃，而妈妈却躺在家中，像头母猪睡大觉。

一天，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老天爷像憋足了气似的，恨不得一下子冲发下来 ，像颗金豆子样闪闪落地，那时，妈妈便说；“我身体不舒服，这小孩给爸爸带去上班吧”爸爸无奈，只好抱着我，带着奶粉，毯子，雨伞，像外走去。

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像外流，摸了摸早已湿透。而此时我妈妈却躺在床上睡着大觉，像头母猪一样。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司法公正 负性刻板印象 成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B849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依法治国“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法治建设与重大民生问题息息相关，法治建设也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并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司法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保证司法公正是促进国家和谐与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司法不公观念成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认知偏见即存在着司法公正的负性刻板印象，严重阻碍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思想深入人心，阻挡法治建设的进程，司法公信力受到质疑，也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所以消除司法公正的负性刻板印象对提高司法公信力，提升政府公信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司法公正，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司法活动广义而言可以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等司法人员的执法活动；狭义的司法活动则仅指法院的审判活动。司法公正包括实体的公正与程序的公正。实体公正即对案件当事人的权利及义务做出了公正的处理。程序公正指司法活动应在公正的进程中进行，具体又包含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司法机关居于中立地位；二是案件当事人居于平等地位；三是判决依据的公正性，即审判者只能采纳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程序的公正为实体上的公正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保障，只有程序公正才能确保结果的公正。司法公正的内涵决定了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核心，由此确立了司法公正对于司法活动、法治体系以至于整个社会的重要作用。

但是，研究却发现司法公正的实践情况不容乐观，司法不公在很多情况下存在。司法不公的表现包含司法腐败、司法独断和司法软弱三个方面。司法腐败实为司法不公的一大突出而重要的问题，司法腐败的外在形式主要表现为权力的滥用。在现代社会中，司法独断表现为对司法程序的轻视与擅断以及对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漠视。不断出现的冤案错案正是司法独断的表现，较有影响的有佘祥林“杀妻”案、呼格案等等，这些案件的出现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形象。司法软弱表现为司法机关人员的不作为，通常出现在法院审理有关国有或集体企业的案件当中，当地政府以稳定大局为托词，对法院审理及执行施加压力，致使司法机关无法做出正确的公正判决。

司法公正的负性刻板印象的表现

当今中国的司法不公存在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历史原因，从我国司法活动的发展过程来看，强调伦理重于法律；二是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不清，由于存在着“行政垄断”，使得司法机关不能独立进行司法活动，从而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同时也造成司法机关缺乏行之有效的司法监督体制；三是司法程序方面的问题，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观念，导致程序赋予司法公正的约束力度不够。

正是由于在实践中司法公正往往未能实现，社会公众才产生了司法公正的负性刻板印象并在行为中反映出来。刻板印象是指人们对某类人或物体形成的一种固定看法，其主要特征有：它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分类方式；在同一社会文化或同一群体中，刻板印象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它多与事实不符，有时是错误的。司法公正的负性刻板印象指认为司法不公在司法机关和司法活动中是普遍存在的定势化认知。

司法公正的负性刻板印象最为直接的行为表现是，社会公众往往倾向于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遇到的冲突或者纠纷，而不愿用法律来解决冲突和纠纷，维护自身权利。当然，这与中国“和为贵”、“无讼”、“息讼”的传统有关系，然而在传统思想的影响力逐渐衰微、法治思想已经广泛传播的当今社会，我们不得不用除了传统以外的原因来解释普通人不愿使用法律程序的行为或者更直白一些：社会公众为什么不愿意走进法院打官司的行为。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对司法公正性的质疑，认为自身权利并不能得到公正的维护；二是法律程序太过复杂。

为了维护司法的公正性、法律的权威性，司法程序必有规定的模式，对于普通人而言可能是比较繁琐的，但是有律师这样的专业人士可以帮助人们很好地处理法律问题，所以由于法律程序的繁复而放弃法律手段的人，更有可能是存在其他原因―怀疑法律能否公正的保护自身的权益，而不仅是为了逃避繁复的法律程序。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畏惧司法程序的繁琐不过是对司法公正性质疑的副产品。由此可以看出，普通公民不愿走进法院的行为，其实就是社会公众用脚在为司法公信力和司法公正性投票，是司法公正的负性刻板印象的直接表达。

司法公正的负性刻板印象的另一表现是流氓律师大行其道。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案件所涉及的就是一群以法律斗士为伪装的流氓律师，他们打着“维权”的旗号，实则寻衅滋事，自2012年7月以来精心组织策划炒作40余起敏感案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从另一方面来看待此案件，必然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会相信这样一帮所谓的律师，为什么他们会有市场，为什么在其被立案调查之前他们还顶着“法律斗士”的光环，为什么他们可以肆意践踏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从现实上讲，可能因为普通人难以找到合理的司法渠道，但真正的原因却在心理上，司法不公的定势化认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普通人面对司法机关的态度，普通人寻求口是心非的流氓律师的帮助却不愿意选择象征国家公正的司法机关，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社会公众倾向于怀疑司法机关的调查结果的权威性，却没有合理的怀疑理由，这也是司法公正的负性刻板印象的行为表现。2015年9月以来持续发酵的安徽女大学生撞老太太事件，虽然警方已经公布调查结果，确认两人有相互接触，但是网络上对于警方的调查结果的质疑却并没有平息。此次事件的两名当事人只是普通的公民，没有深厚背景，也没有复杂案情，警察无需袒护无需隐瞒，但其公布的结果依然引来众多质疑声，这难道不是司法公正的负性刻板印象在社会事件中的又一次映射吗？

相似的情形也发生在2015年初的安庆火车站民警开枪事件上，在检方调查组公布调查结果之后，依然质疑声不断，普通民众宁愿相信谣言也不相信司法机关的调查结果，原因何在呢？难道不是司法公正的负性刻板印象在作怪吗？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权威机关的调查结果引来的不是了解真相后的释然，而是一片质疑之声。实际上，当前面对有影响的社会事件，对于司法机关的调查结果，普通人往往倾向于会先入为主的选择怀疑而不是信任，会先入为主的认为所谓权威机关的调查结果存在不公正性，这难道不正是司法公正的负性刻板印象吗？

形成司法公正的负性刻板印象的原因

从根源上讲，这种刻板印象来自于司法活动本身的不公正性，司法腐败、司法独断和司法不作为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导致了司法公信力的严重不足，导致普通公民对司法体系的质疑，这是司法公正的负性刻板印象产生的客观原因。同时，司法公正的负性刻板印象作为一种普通公民对司法体系和司法活动的认知结果，其产生的社会认知原因也值得深入的剖析。刻板印象是一种稳定的社会认知图式，对人们的社会认知和行为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研究显示，即使遇到与自己的业已形成的刻板印象不一致的证据，人们依然倾向于保持刻板印象而非改变它。对于司法公正的负性刻板印象的行为表现的分析显示，这种刻板印象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存在，而且不易改变。这就是说，仅仅通过减少行政权力对司法活动的干预、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完善司法程序、增强司法监督等手段来实现司法公正性，从而达到消除司法公正的负性刻板印象的目的是不够的，因为即使司法公正得以实现，已经存在司法公正的负性刻板印象也不会随之改变。再者，司法公正也不可能完全的实现，即使在声称法律体系完备的西方发达国家，司法不公的事件也屡有发生，所以必须分析其社会认知原因才能改变人们对司法体系和司法活动定势化的、偏见式的认知，才能消除人们对司法的不信任感，重塑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重建司法公信力。

在当前的中国，普通公民并不会经常涉及到诉讼，甚至许多人一生从未经历过诉讼，那么人们对于司法的直接知觉或者直接经验来自于哪里呢？

首先，来自于对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的观察与感知。所有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具有双重身份：一是司法工作者，二是普通的社会人。在日常生活中，这双重身份往往并不统一。这种不统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司法工作者作为法律的维护者的形象与其日常生活的形象不统一，二是司法工作者的专业素养与社会公众期待的专业形象不统一。司法工作者以普通的社会人的角色行事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超出法律界限的行为，比如，极少数警察常常会驾车超速，而且是开着警车肆无忌惮的超速行驶，或者司法机关的车辆违章停车等。作为法律法规的维护者，却忘记自己的身份，执法违法，而且这些人的行为往往并未受到惩罚或者受到了惩罚社会公众却并不知情，这种情况的存在对普通人而言就是司法不公活生生的例证，对于即使只是偶尔观察到这种情况的普通人也会产生司法不公的看法。可惜的是，这样的事件并非孤例，人们偶尔会听到警察超速、违章停车的消息，也会偶尔听到司法机关的人员讲到其怎样管教犯人的事情，或许还会听到托关系找人帮助打官司的事情，于是司法不公的印象在人们的交流中不断得到印证和加强。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对司法工作者的专业形象有较高的期望，而司法工作者与这种期待并不匹配，引发人们对司法公正性的怀疑―怀疑其素养是否能够有效保障案件的公平公正。前面所提到的安徽女大学生撞老太太事件，警察最终公布的结果是“双方互有接触”，这让许多人对警察专业性大跌眼镜。抛开媒体的公开报道，日常生活中，许多司法工作者往往疏于自律，这让其专业形象大打折扣，直接影响了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

其次，司法不公的印象还可能部分地来自于普通公民与行政机关的接触。我国的行政、立法与司法并没有分开，人们会习惯性地把这些机关统称为国家机关，对很多人而言这些国家机关就是一个整体，所以对于行政机关的认知也会影响到对于司法机关的印象，人们会把对国家行政机关的印象迁移到司法机关。普通人少有直接接触司法机关，但是对于行政机关，普通人却是经常要打交道的。谁能避免办证件和开证明的事情，又有多少普通人没有感受过办证难、证明多、审批多呢？当人们不断地领教着行政机关的傲慢与官气时，人们对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体系会有偏见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当然，这种偏见并不直接与司法不公的刻板印象联系起来，但是司法机关被普通公民认作“衙门”的时候，司法不公的认知就自然有了更多滋生的土壤。所谓“衙门”，就不是普罗大众想去就去的地方，自然就会产生为权贵服务的遐想，自然就有了更多的潜规则和私下交易，所以对司法信任感就会降低，对其公正性就更加怀疑。其实，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不应该像衙门，而应该像“医院”，医治社会关系中会有各种“病”，有了“病”，就去“医院”医治，简单自然。在这种简单自然的关系中，社会公众的纠纷得以平复，司法公正自然而然地得以体现。

如果人们的直接经验与知觉点燃了司法公正的负性刻板印象的星星之火的话，那么大众媒体就使得人们司法公正的负性刻板印象弥散开来，最终定格为一种社会化的、定势化的负面认知。当今社会，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大众传媒的导向作用日益突出，大众传媒成为社会生活中除了传统的行政、立法、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但是，社会责任和经济的双重导向使得大众传媒往往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

在当今的消费社会中，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导向不断被挤压，经济导向经常成为大众媒体最为重要的目标指向，这导致大众媒体责任缺失等诸多问题。在经济导向的背景下，为了满足大众的信息消费与娱乐的需求，大众媒体总是聚焦于负面消息。毫无疑问，每一个冤案错案都会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被不断地热炒，仅2014年被报道的比较有影响的冤案错案就有十四件之多，不断翻炒的冤案错案让人们对司法公正性的质疑越来越多。更为恶劣的是，有些媒体会刻意地消费普通案件中司法不公的可能性，以期达到被关注的效果从而实现其经济利益。比如，广受关注的药家鑫案，本来是一件事实清楚而简单的案件，但是有媒体杜撰出药家鑫所谓的深厚背景，引导出司法不公的可能性，从而使药家鑫案成为举国关注的热点，从2010年10月案发到2011年6月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大规模跟踪报道，强度之大令人愕然。虽然药家鑫大学生的身份可以赢得一些关注，但是被媒体包装出来的案件可能存在的司法不公才是博得众人围观的最为重要的心理原因。同样地，在钱云会事件、南京宝马撞人案件中，大众媒体都以潜在的司法不公来引导人们来消费这些案件，从而产生新闻热点。但是，在众多媒体对这些案件不断地关注与评论以及社会公众不断地参与和围观中，司法公正的金漆不断脱落，司法不公的认知偏见逐渐占据了人们的意识，最终成为了一种自动化的、定势化的反应。可见，经济导向下大众媒体的责任缺失、导向错误和行为失范是司法不公的负面刻板印象成为普遍认识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结语

总之，司法公正的负性刻板印象根源于司法活动本身，根源于司法公正未能实现的客观现实，并直接产生于普通人对司法不公现象的直接知觉中，产生于普通人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身份冲突的知觉中，并被媒体不断传播、发酵和强化，最终成为了大众化的、刻板的社会认知定势。司法不公的负面刻板印象严重影响司法机关的公正形象，严重影响了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其行为表现和形成原因的分析为后续消除策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对重建司法公信力、重塑司法形象具有积极的意义。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范文第3篇

一、种族刻板印象的形成过程

在福克纳的《坟墓的闯入者》（以下简称《闯入者》）中，描写了四种白人在种族意识中的刻板印象，通过“质询”的方式对这种意识进行了全面的掌控。这四类白人在作品中主要是由杰弗森镇民、“第四巡逻区人”、律师加文・史蒂文斯、查尔斯・马利逊（即契克）来表现的。他们作为这种意识形态的主体，分别表现出了对“黑鬼”“黑色的野兽”“桑博”这三种黑人的种族刻板印象意识。“第四巡逻区人”受到种族主义激进思想的影响，是典型的种族主义极端分子，在他的意识中，黑人就像是“黑色的野兽”。与“第四巡逻区人”略有不同的杰弗森镇民对镇上的黑色没有前者那么刻骨的仇恨之感，但是，在种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同样对黑人有着偏见，他称黑人为“黑鬼”。在镇民们的眼中，这些“黑鬼”不仅奴性十足，还很狡猾和野蛮。而从小在镇子里长大的契克在大人们的影响下一度也认为黑人就是“黑鬼”。而真正与这些人的观念不同的则是律师加文・史蒂文斯，他的内心充满正义感，对黑人没有偏见，而是表现出同情心。这也是这个杰弗森镇上少数对黑人持有开明思想的人。但是，即使是加文这样的人也同样受到了种族主义的“质询”，他的种族刻板印象表现为“桑博”。总的来说，这四类人都在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质询”下表现出对黑人种族的刻板印象。

在作品中，作者所展示出的白人的种族刻板印象并不是一次就可以形成的，他们接受种族刻板意识之后，通过不断地“选择性感知”让这种意识加强，小说中通过对杰弗森镇民的描写来突出这种现象。在这个镇子上有一家杂货店，而老板利勒先生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代表。与其他的镇民一样，利勒对黑人有着“黑鬼”的意识，有些黑人经常从他的店里偷走一些小东西，这些不值钱的东西没有让利勒与他们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在内心深处，利勒对这些事都记忆深刻。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些黑人并不是天生就是偷窃的本性，他们是在种族压迫的环境下被艰难的生活所逼迫的。但是在利勒先生看来，这些黑人，即所谓的“黑鬼”骨子里就是做小偷的命，是与生俱来的。正是这种不断选择性地强化，让利勒老板心中对黑人的刻板印象越来越强烈，乃至根深蒂固。整个杰弗森小镇的镇民也和利勒一样，通过这种选择性的感知来不断强化对黑人的刻板印象。最后在种族主义的麻痹下，变成一个充满种族刻板印象意识的群体。作品中还描写了路喀斯受私刑的场面，镇民们围在外面等着看这个震撼的场面，而这个时候，仿佛那些原本各具特色的镇民们在一瞬间都统一了起来，“那些许许多多的面孔仿佛变成了一张脸，一张没有变化，没有杂乱的大脸：在这张脸上看不出激动或者是贪婪甚至是满足，他们只是在那木然地活动者，仿佛没有思想与感情的机器”。这个场景也表现出杰弗森镇民对黑人的刻板印象可谓积重难返。这种无意识的抑或是自然状态的刻板意识才是最令人痛心的。

二、 种族刻板印象的危害性

在四类白种人的偏执心理以及对待黑人路喀斯的态度中，我们首先看到了种族刻板印象的危害性。被“黑色的野兽”这种种族刻板印象掌控的“第四区巡逻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心理极度扭曲，对黑人的憎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在自己的领地驱逐黑人，虐杀黑人，而他们的居住地也因这些事件而成为暴力和种族主义的中心，成为黑人所恐惧的地方。在镇民们的眼中，路喀斯平时穿着非常讲究，从他的内心里是不愿做“黑鬼”的，他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尤其是在白种人面前。在路喀斯的概念中，他不愿与那些黑人，甚至是乡下的黑人一样，不愿像他们一样去犯错。这种思想引起了镇民的强烈不满，使得镇上的人总想着要报复一下路喀斯，因为他们不想让路喀斯脱离“黑鬼”的行列，始终盼望着有机会可以让他重新做回“黑鬼”。就连那个对黑人持开明态度的律师加文也有着“桑博”的刻板心理。虽然他认为黑人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好的，但是从内心深处，他仍然认为黑人是野蛮的，是缺乏教养与素质的。所以，加文对黑人有同情心的同时也防范着这些黑人，对待他们也像家长一样恩威并用。

作品中的四类白种人对黑人都有着各自的种族意识，有着形态各异的种族刻板印象及偏执心理。正是这种错误的观念导致了他们错误的行动，直接危害到了两个种族之间关系的发展。在这部作品中，路喀斯案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白人高里陷害路喀斯，造成了路喀斯案这一冤案。在这个案件中，真正的凶手其实就是这件冤案的主谋克劳福德・高里，而文森・高里死去的时候，路喀斯正好被人看见站在死者的旁边，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还拿着一把刚刚发射过的枪。很自然路喀斯成为了嫌疑人，被冤下狱。但是详细分析案情我们可以发现，枪声响过后两秒钟，路喀斯才被人发现在现场出现，没有人能证明他打死了死者，没有人证明高里死的时候路喀斯就在现场。但是在小说中，正是这种种族刻板印象意识的作用，让人们一致认为路喀斯就是真凶，造成了路喀斯案的错判。

在路喀斯案发生以后，这些白种人凭着自己内心深处的种种族刻板印象，认为杀死文森的凶手就是路喀斯，应该接受应有的处罚。而路喀斯是“第四巡逻区人”，这些对黑人有着强烈的仇恨的人们高声呼吁要严惩路喀斯，他们决定在安息日以后对路喀斯用刑。这个决定还受到杰弗森镇民的支持，他们盼望的机会来临了，路喀斯案正好可以让他们满足那个让路喀斯回归“黑鬼”的愿望。于是，在路喀斯受刑的这一天，刑场旁边挤满了杰弗森镇民。从这一点上，杰弗森镇民其实是第四巡逻区的帮凶，他们的报复心促成了这一悲剧。

加文律师在这里表现出他对黑人的同情，他反对私刑，要求依法办理此案，这与“第四巡逻区人”及杰弗森镇民形成了冲突。但是他内心深处的“桑博”印象让他同样对案件失去了理智的判断。案发后，加文积极地对案情进行了了解，他甚至拜访了县城的司法官并且到监狱询问了当事人。但是他内心深处的种族刻板印象让他认为路喀斯的确有着强烈的暴力倾向。因此，认定他所犯的罪是确定的，他应该受到严惩。于是，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加文开始对路喀斯采用那种恩威并用的“家长”作风。他命令路喀斯要首先认罪，但是承认自己是过失杀人，这样就可以免去死罪，然后再找机会保释出狱。倔强的路喀斯断然拒绝了加文的解决方案。

三、反对种族刻板印象的积极意义

对种族刻板印象持有质疑态度的代表就是契克。这个从小在杰弗森镇长大的少年，从小受着父辈的种族刻板印象意识的熏陶，年少的他也认为黑人是“黑鬼”。在一段时间里，他同杰弗森镇的其他镇民一样，想着报复路喀斯，让他重新回归到“黑鬼”的行列。路喀斯案发生后，他也一度认为路喀斯是凶手。但是，年少的契克因为其特有的敏锐洞察力和可塑性，他通过思考，有了救赎这个被白人鄙视的世界的潜能，对“黑鬼”的形象不断产生质疑。

这个白人少年与路喀斯的交情开始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那年，12岁的契克因贪玩掉进了小溪的冰水中，恰好被路过的路喀斯救起，通过细心的观察，他发现了路喀斯与镇民的描述有很大不同。好心的路喀斯把契克带回家中，让他拥着自己的百纳被烤火，并给他吃喝，这个举动让契克在内心深处对路喀斯有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敏感的契克对杰弗森镇民强加给路喀斯的“黑鬼”形象产生了质疑。但是种族刻板仍然有着强大的力量，于是契克想了一个办法，他将7角钱丢在地上并让路喀斯捡起来，以此来确认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尊卑关系，但是路喀斯并没有按照他想象的去做，而是让两个黑人小孩把钱捡起来然后还给了契克。于是，契克再次对“黑鬼”的形象产生了质疑。几年之后，路喀斯的妻子去世了，契克看着路喀斯伤感的神情，明白了他的内心同样有着细腻的感情。这种情感与白人一样，所以，“黑鬼”的形象彻底在契克的心中打破了，在他的心里，形成了一个有着自尊心，有着深厚感情的路喀斯，对抗着杰弗森镇民传达给他的路喀斯形象。

通过这种对“黑鬼”刻板印象的不断质疑，这个白人少年的思想觉悟一天比一天高，在面对路喀斯案的时候，他比加文更为深刻，也更为公正地去看待。路喀斯辩解说文森不是自己杀的，契克就发现了其中的疑点。于是，他决定帮助路喀斯找到真相，不能让这个救命恩人承受不白之冤。于是，他听取了路喀斯的意见，去第四巡逻区掘坟验尸，他不辞辛劳，连夜奔波，终于发现文森・高里的墓中并不是死者本人，他们终于找到了这个重要的证据。契克通过这件事也发现了自己的意识有多差，于是他迅速把路喀斯转移，解除了这次危机。

四、结 语

评论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对福克纳这部作品的批评声音。其实，福克纳本身在对待黑人的态度上就充满矛盾。他公开反对种族主义的横行。他甚至不惜将自己的奖金拿出来去资助黑人。但是，当黑人发动民权运动的时候，他又持反对的态度。这种思想和态度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就容易让人产生误会。其实，他也有着南方知识分子的特点，就如同他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一样，虽然是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但是仍然受到家庭、社会和历史的巨大影响。

[参考文献]

[1] 陶洁.成长之艰难――小议福克纳的《坟墓的闯入者》[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0（00）.

[2] 闫俊玲.种族问题的悲哀预见――议威廉・福克纳的《坟墓的闯入者》[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2）.

[3] 李文俊.福克纳语言艺术举隅[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1（00）.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范文第4篇

作为版画狂热爱好者的小k说，他着迷于版画，是源于自己对肌理和制作有质感的画面的强烈兴趣。他说自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在遇到版画之前，甚至无法想象这样一个要经历不可控的结果，等待也可能获得毫无成果的事，居然成为了自己立志要做的专业。

他说起自己学习版画的过程，是用一种很老式的方法进入版画的。照镜子画完全相反的画临到版子上。完全与长久以来观看世界的方法相反。这个过程充满了挫败感，但也让他学会了一件事――失败。失败也是一种试验。

版画的过程就是个试错的过程，会出现很多的意外和不可控。意外的美丽，意外的崩坏。不预先追求完美的结果，才能收到最终长成的真正的样子。

说到这里，版画又可以称为一门讲究印痕美感的艺术。

单从版画的定义上――以刀或化学药品等在木、石、麻胶、铜、锌等版面上雕刻或蚀刻后印刷出来的图画。刀与化学药品在特殊材质上作画，与一般意义上纸和笔的作画非常不一样。版画是一种间接性的绘画，它是通过艺术家依创作意图对媒介物进行规定性处理，经过印刷的间接过程，使媒介物转化成痕迹的形式呈现为画面。由于痕迹的出现来源于同一媒介物，这使版画原作的产生具有可重复性，使其成为具有复数性的L画。

一般的画，都是独一无二的一张，而版画，它可以是无数张，只要你愿意复印。

当然无论版画如何发展，如何定义，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不再是是印刷所追求的精确，高速的复数性制作，而是艺术创作共有的特性不能预见性，不稳定性，运动性等这些偶然因素。在当下的版画创作中，每一个版画因素都可以独立发展。一切皆有可能。也正是由于这些独特的因素，使版画具有了自己的独特魅力，能够与国画，油画等并驾齐驱。

至于如何做出版画，是在黑地上刻出白线或块，用锋利的刀刻在质硬的木上，自然产生金石味，在木刻上则称作刀味与木味。木刻家善于运用和发挥木刻的特色，才能称得上是创作木刻版画。至于版画还必须经过印刷才算完成，而手印版画又有多种印刷技巧，成为版画家艺术创造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说来木刻的印刷有油印与水印之分。前者用油性油墨，后者用水性颜料；印水色比印油色难。

所以，现代人对版画停留在“古老”、“呆板”是最初印象，第一印象。当深入了解版画后，发现全然不是那样一回事――版画不笨，相反还很灵巧。你看，版画表现手法灵活多变，木版、丝网版、铜版应有尽有，色彩上黑白、彩色随心所欲搭配，并可得到立体效果。另外，材料也决定版画具有时尚性。版画通过在“版”上雕刻或腐蚀，运用色彩或油墨，以机器或人工法印刷。但无论媒材是石、木或金属，在经过刻制之后大都体现出很强的力度，最后所形成的画面效果往往都具有表现主义倾向，而表现主义是最主要的艺术手法。

这个艺术手法，考验的是版画家的功力。怎样将蕴藏在心中的巨大能量用富有激情的艺术符号――版画语言来表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要创造独具艺术特性的各种各样的符号――版画语言，一定要让它成为振动心魄的手段。努力做到把物象的普遍性赋予单纯化的形态和象征性的艺术处理，用单纯独特但有象征意义的艺术符号表现在版画创作中。

当然，这也是艺术的通法。艺术说到底，表达的是艺术家的内心。

八九世纪时，英国诗人、版画家布莱克说自己的一幅版画――

“我刻下一张张脸上

显出斑斑怯弱，点点哀怨。”

后记：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范文第5篇

刻板印象无处不在

由于教学的原因，我对于刻板印象、心理定势之类的研究成果并不陌生。但是专门阅读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对这一专题的论述，而且还是建立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研究还是第一次。获得一系列荣誉和成就的美国学者斯蒂尔教授本人就是一位黑人学者，黑人的身份让他身处一个更为敏感（这一点在教授童年的记忆里就存在了，而且至今挥之不去）的社群，也让他较之其他学者有了更为深入研究的基础和更大的动力去寻求答案。

在书中，斯蒂尔教授从身份权变事件这一主题展开对刻板印象的研究。他所赋予身份权变事件的定义是：由于你具有的特定社会身份导致你在特定情境下需要去应对和处理的一些事件。也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下，为了达到你的目的或者为了获得你想要的东西，你必须去面对和处理的情境或事件。但如果这种情境让你深陷其中，就会成为某种困境。因此斯蒂尔教授确定用“刻板印象威胁”这一专业术语来为这种困境命名。这一术语准确地表达了以下信息和特征：群体身份权变事件引发了情境性的困境，在特定环境下，这种困境会威胁到个体受到的评价和待遇，而且这种威胁不受限制、无所不在。在书中，斯蒂尔教授和他的团队、合作伙伴们所涉及的众多试验中，黑人、少数族裔、女性等等都是被观测的对象，当然这些人也是在美国社会中最为刻板印象所影响、伤害的群体（虽然刻板印象不仅仅只对他们具有影响，可能这种负面影响对他们的伤害更大）。

但刻板印象的可怕之处或者说其研究的重大价值在于，所有人类社会都无一幸免，即使身在大洋彼岸的我们一样如此，而且同样面临且不自知。我们的广告里女性是花瓶，是充满虚荣心的，是弱势的，在科技面前一塌糊涂；生活在大城市中的我们会天然地将外地人、农民工等视为低人一等的，不入流的，即使是在网络帖子中的互相谩骂中，充斥的也不仅仅是来自各地网友彼此间的污言秽语，其背后更多的是充满了由来已久的彼此的刻板印象和歧视

但斯蒂尔教授同时指出刻板印象所造成的两难局面：要么你是被歧视的一部分，要么你正在努力摆脱歧视他人，所以会更在意怕被别人当作歧视者，以至我们要更加谨小慎微地处理关于外地人、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等等一系列的敏感话题。曾几何时，这种刻板印象被那些深受其害的人群作为一种负激励，试图以实际的成功获得他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可，但是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且不自知。斯蒂尔教授告诉我们，许多案例表明，长期的焦虑，更高的高血压发病率，以及时常的胡思乱想，都时刻伴随着这种始终处于努力挣扎中以获得所谓成功和社会认可的过程中。

摆脱吗？还是正视吧

斯蒂尔教授写这本书的最大意义并不是告诉我们刻板印象是无法改变的，我们应该调整心态来顺从它，相反，他试图证明有很多努力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刻板印象的阴影，虽然这并不容易。所以，我们纵观他的众多实验，一方面在证明这种势力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在寻求方法，而且证明还不错！

首先，既然我们知道环境中那些暗示着具有威胁性的身份权变事件的线索是引发威胁感的源头，那么我们就可以尽可能地减少这些权变事件或者减少那些暗示权变事件的线索。其次，干预研究显示，在特定环境中，如果已经无法通过改变身份线索以及相关权变事件来取得更多的改善，那么帮助人们意识到在这个环境中可以获得安全感就显得至关重要。

所以寻求环境的良性变化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斯蒂尔教授指出，比如在特定情境中增加少数群体的数量，帮助少数群体达到“临界数量”，有助于提升群体成员的信任感。“一视同仁原则”、“价值多样原则”，“临界数量”和“关注多元化特征可以给特定情景带来相应收益的价值倾向”，都可以帮助少数群体在一个环境里适应得更好。同时帮助他们发展一种情境性的思维模式，以促进他们理解自己所遇到的困难，并且还能帮助他们积极地理解当前的环境，重拾成功的希望。因为，营造安全感的效果只对自强者有效。

斯蒂尔教授认为，当人们对身份威胁进行评估的时候，一种线索可以影响人们对另一种线索的理解。想要从环境中寻求身份安全感，或许不需要去改变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只是做一些关键性的改变，通过这些改变带来足够的身份安全感，从而降低其他线索引发的威胁感。

比如改变给予批评性评价的方式，对他们最有价值的方面给予肯定。那么夸奖如何？结论是无效！为什么？你认为这样的鼓励会有正面回应吗？比如“像你们这样的人做到这个样子真是难得！”还是算了吧！强调高标准要求有效。因为它重构了身受刻板印象之苦的群体对这种窘境的理解。由于评价者是以很高的标准来要求他们的，并且评价者相信他们能够达到这种标准，所以这种反馈方式让他们明白，评价者并没有按照刻板印象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同时鼓励来自不同背景的进行跨群体沟通十分必要。切不可固步自封，了解他人真实想法的最佳路径是交流，而不是想当然地理解。

斯蒂尔教授强调，身份虽然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内在属性，但是并不会时刻控制人们的个性。和身份一样重要的是他们所没有捕捉到的那些经历。人们明白身份并不是固定的，它对我们的影响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奥巴马的成功给人更深层次的启示在于，他真正正视了这种存在，既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视而不见。

最后谈谈关于文章的风格。虽然自己并不善于提出批评，而且译者一开始的序言中就打了预防针，就是文中关于实验的描述有时给人以嗦之感，这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阅读的体验。可能由于自己不是专业人士，无法感受到那种必须描述到细节的价值，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其中赋予我们优质内容的获取。

【 延伸阅读 】

无所不在的刻板威胁

媒体对西雅图超音速队的评价是如何大逆转的

1978年我还居住在西雅图，那年西雅图超音速队闯入了NBA总决赛。第二年他们终于夺得了总冠军的头衔。然而在这一段辉煌之后他们却迎来了长时间的沉寂。在1977-1978赛季，超音速队5胜17负的开端实际上并不让人乐观。接着超音速队俱乐部的管理层解雇了当时的教练并且聘用了一名新教练，他就是年纪轻轻的兰尼・威尔肯斯（Lenny Wilkens），几年前他也担任过该队的助理教练。球员阵容没有任何调整，唯一的变化就是威尔肯斯，但是这一变化立刻就为球队带来了胜利的转机。在威尔肯斯的执教下，球队取得了42胜18负的佳绩。超音速队以常规赛47胜35负的战绩打入季后赛。虽然在争夺总冠军头衔的第七场决赛中因最后几秒钟输掉6分而无缘冠军，但是扭转乾坤般的成绩变化还是揭示出：仅仅是一个人员的变动（威尔肯斯的加入）就能让整个队伍重整旗鼓，焕发新的生机。

不过更有趣的是，在球队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后，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也随之逆转。在球队出现好转之前，当地体育记者用尽了最难听的语言来形容球队队员。控球后卫能够很好地传球，但是无法突破到篮下。大前锋的投篮距离太远，而且会轻易丢掉近在篮下的前场篮板球。体育记者是从观察者的角度进行报道的。他们总是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去解释场上的情况，他们习惯于从球员自身以及球员的特征入手来寻找原因。但是他们的解释有失偏颇，很明显，他们过于强调球员的缺陷以及负面的特征。

随着教练的更换，超音速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之，体育记者要对比赛的胜利进行分析，而不再是分析失败的原因。他们关于队员特征的描述也变得不一样了。他们对同一名球员的描述与一个月之前截然不同，现在他们的缺点变成了他们的优势。现在控球后卫突破不到篮下反倒证明了他能够出色地掌控全场局势，而大前锋前场篮板球成功率低的问题摇身一变，成了他出色的外线投篮附带的一个小小代价，中锋跑动不足反倒造就了他的篮下稳定性，使他成为篮下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等到球队打入总决赛的时候，体育记者简直把球队每个位置上的球员都描述成了天才。

为了理解少数族裔学生和女性学生学业表现受抑制的原因，我们可以将其与1977-1978赛季初期的超音速队所受到的束缚来进行类比。无论对于前者还是后者，人们在对其原因进行解释的时候，都采取的是旁观者的角度，而且人们都爱对各种糟糕的表现进行议论，却从来不谈及成功的方面。在这种舆论环境中，只有用学生自身的缺陷来解释他们的学业困境才显得合理，就好像球员的不足是超音速队在赛季初期表现欠佳的唯一合理解释。从这种角度来解释问题其实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方式。一旦要从心理层面去分析少数群体学生或者女性学生的学业表现欠佳问题，人们就会从学生自身去找原因，这种思维方式就像幽灵一样盘踞在我们的研究之上。

被钉在脑门上的名声

在思想史学家达丽尔・斯科特的著作《轻蔑与怜悯》中，她从非洲裔美国人的经历入手，深刻透视了这种用于解释问题的由来已久的思维模式。与前面提到的体育记者们类似，社会学家在整个20世纪都在观察并努力解释黑人的各种负面经历（无论是经济方面、社会方面、教育方面还是医疗方面）。斯科特指出，这些社会学家与体育记者相似，他们总倾向于关注个人的短处，似乎一个缺点就足以解释一切，这种思维方式被斯科特称为“精神诋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