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的古诗范文第1篇

关键词：芭蕉；禅寂；杜甫

1“俳圣”

松尾芭蕉（1644～1694），是日本江户时代著名的俳谐诗人。松尾芭蕉丰富多彩的俳句，被推崇为俳谐的典范，形成了日本俳句史上的黄金时代，因而被尊称为“俳圣”。芭蕉对中国诗文很有素养，他喜爱庄子的蝴蝶梦以至王齐物论的哲学，崇尚李白、杜甫的高逸诗境，这在他的文集句中可以反映出来，比如“蝴蝶哟，蝴蝶，请问何为唐土徘谐？”“你哟蝴蝶，我哟庄子，梦之心”。又如“今夜三井寺，月亮来敲门” 此句是将贾岛“僧敲月下门”改作的。“迷蒙马背眠，月随残梦天边远，淡淡起茶烟。”这句有杜牧《早行》残梦的意境，也会让人想起苏轼的“马上续残梦，不知朝日升”诗句。

2“禅寂” 和“悲秋”

芭蕉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善于选取最能反映思想感情的景物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使客观的景物一一成为诗人主观感情意识的对应物，将抒情与写景完美和谐地结合起来，并能把上下景物有机的统一起来，浑然成为一体，不仅使画面色泽丰富协调，而且有很强的立体感。在他的俳句中，有很多通过平淡的东西体现了“禅寂”和“悲秋”的主题。以下例举芭蕉几首有代表性的俳句与中国古诗词进行比较。

2.1芭蕉俳句中的禅寂

古池や蛙飞びこむ水の音/古池塘呀，青蛙跳入水声响。

芭蕉的这首《古池》是在日本俳坛具有重大影响的名俳。它体现的意境是：在极幽寂的境界突然听到青蛙跃入池塘而响起水声。以一瞬间的小动作水声波动了大静的周围。

闲かさや 岩にしみ入る 蝉の声/寂静里蝉声渗入岩石。以上两句都是用“动”反衬“静”的写法，表现了幽寂、闲情、余情、纤细的情境，体现了作者幽思微情的境界。以水声和蝉声反衬了周围的寂静，与梁朝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有异曲同工之妙。

菊の香や 奈良には古き たち/重九奈良风光好，古佛长伴香。这也是淡雅之作。“寂”与“禅”结合，带上宗教性的色彩。体现了禅宗的“孤绝”精神。此句淡淡写来，使人仿佛身历其境，得闻黄花清香，具有幽雅和宁静的情调。试看张继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这是唐朝著名的诗句，不但在中国脍炙人口，而且在日本也妇孺皆知。姑苏城外的寒山古寺，在葱郁的林木中依稀可见。那悠扬的钟声在诗人听来是多么凄凉，此情此景怎能不使抑郁满怀的诗人更增添几分哀愁呢！

王维的诗句“爱染日已薄，禅寂日已固”（《偶然作》”）“一悟寂为乐，此生间有余”（《反复釜山憎》）。唐诗这种“禅寂”的思想，早就影响着日本古代和歌，比如藤原俊成编撰的《千载集》中“寂”句就已经带上这种“禅寂”的倾向，而这种思想倾向到《新古今和歌集》就更加明显，出现积极肯定“寂”的歌，于是出现西行、慈圆的“寂”形象化。芭蕉的“风雅之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和汉两种思想的接点上，确立在风雅之城上，贯彻其风雅之寂。

2.2芭蕉俳句中的悲秋

悲秋是中国古代诗词的一个极重要的主题，悲秋诗词承载了重大而丰富的内涵，悲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母题，写秋之悲凉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大特点，刘禹锡有诗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而表现苍凉与寂寥也是“蕉风”的一大特点。芭蕉的俳句中有很多是描写秋天的，其中最典型的两句是：枯枝に からすのとまりけり 秋の暮/寒鸦宿枯枝，深秋日暮时。この道や 行く人なしに 秋の暮れ/秋日黄昏，此路无行人。这两句是芭蕉闲寂句风的名作，与寒山的“寒岩深更好，无人行此道”，耿的“古道无人行，秋风动禾黍”不无关联。读此俳句，秋天暮色中黑色乌鸦栖息于枯枝上的寂寥情景跃然进入我们的想象，它写尽了暮秋的凄凉光景。凄风冷雨中，旅人独自走在无人的路上，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想到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经典之作，元人周德清曾评之为“元人之冠”。全文没有一个字提到秋，但恰恰写出了经典的秋天景色，其感受也是传统的秋天的忧思。

从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出，芭蕉的俳句从的意境、风格、写作技巧等方面都可以看到受到中国古诗“孤”“、寂”的诗境的深刻影响。

3杜甫对芭蕉的影响

在汉诗人中，杜甫对芭蕉的影响最大。他的俳句“忆老杜（杜甫）――西风拂续时，感叹秋声者无子”与杜甫《白帝城最高楼》“杖藜叹世者谁子”句法相似。芭蕉隐居的草庵最初由杜甫诗句“门泊东吴万里船”而取名为“泊船堂”，芭蕉的俳句「芭蕉野分してに雨をく夜哉（风狂雨暴卷芭蕉，大盆听雨秋夜遥）显然是读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后有感而作。而芭蕉与杜甫的思想、人生，尤其是他们的境遇、以及各自的旅行都有非常多相似之处。

芭蕉把他的生活沉浸在艺术之中，他一生喜爱旅游，在旅行中，芭蕉写出了很多游记的名作，在游记中写了很多闪烁着珠玉般的俳句。他多年漂泊各地，接触山野人民生活，把自然美升华为艺术美，创造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以下是芭蕉的俳句和杜甫诗的对比。

旅に病んで 梦は枯野を かけめぐる/卧病天涯人事绝，梦魂长绕枯野枝。据说这是芭蕉的绝笔，流露了客中沾疾自知不起的绝望心情。老病随身，凄楚孤独，梦魂无处可托，只能在荒郊绕枯树野枝，异乡寒夜凄凉的心情跃然之上。杜甫的“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江汉》）诗人说自己流落异乡，就好像一片浮云在遥远的天边飘荡，寂寞中只有孤月作伴，共度漫漫长夜的片云和孤月。芭蕉和杜甫的晚年情境何其相似！

初雨猿も小蓑を欲しげな/寒雨衣尽湿，行人冷凄凄。猿鸣声哀苦，想是要蓑衣。此句是松尾芭蕉1684年在旅途中创作的一首著名的俳句。芭蕉的这句“猿句”令人想起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的这首诗用猿猴鸣叫声的悲哀表现了作者远离家乡，拖着病弱之躯、孤独地旅行的情景，体现了羁旅者的悲凉、孤寂。叶渭渠先生说芭蕉的这句“猿句”是“松尾芭蕉模仿杜甫诗歌从形似到神似的完成，反映了芭蕉俳谐向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精神的靠近，是芭蕉‘尝李杜之心酒’创作理想的实现”。

4结语

芭蕉开创的“蕉风俳偕”是日本诗歌史上的里程碑。芭蕉借助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创立了“造化随顺”、“风雅之诚”等俳谐理念，将俳句改造成了与汉诗、和歌相媲美的风雅的诗文学，芭蕉的作品既保留了俳句的俳谐性，又具备了诗歌的高雅性，成为雅俗共赏的诗文学。

参考文献：

[1] 彭恩华.日本俳句史[M].学林出版社，2004.

[2] 王洪.古代诗歌鉴赏词典[M].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3] 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M].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4] 松尾芭蕉.日本古典俳句选[M].林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立秋的古诗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古诗词；境界；赏析

古代诗词，是古人在特定背景环境下，对独特感受和认识的记录。人类的进化是能力的扩大和增强，至多是纠偏，这种说法还值得商榷。但确实像地心说、日心说，到银河系、宇宙中心的认识，并非一事一理的递变优化。孔子、苏格拉底等人的见识，今天看来，有很多谬误，但更多的是对我们今天的思想和言行有着极大的引导作用，是不变的真理。那些偏差，我们都加以纠正了。同样，古代诗歌已经时间淘汰了那些尘渣，流传至今的都是精华。阅读和鉴赏古代诗词，能够让我们认识到古人独特的感受和认识，拓展我们感受认识生活世界的内容，感受认识其中的精神思想情感。由于时代的差异，个人感受认识基础的差异，对同一事物的感受和认识也会有相当的差异。我们对古代诗词的解说，会和作者有所不同。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并由此形成了客观标准，我们的解说和作者的创作意图、表达情感，不应该有迥然的差异。可在解读的实践中，这个差异确实是不同程度存在的。在此，我就差异的消除，一点个人的认识和做法，希望对解读古代诗词能有一点启示。

解读古代诗词的三个境界：第一境，隔靴搔痒，似是而非。第二境，直挠止痒，水月镜花。第三境，杀毒祛痒，渐进彻底。

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其中的“挂”字，解为“瀑布从山上向下流淌”。就诗的词语解诗，解则解矣，不是答案，此第一境也。解为：“挂”字动感十足，表现了瀑布水向下流淌的灵动、飘逸。涉及诗歌创作的意境和效果，但止于肉体皮毛，解则解矣，仍然是无根之花，无本之木，此第二境也。如果解为“‘挂’字表达了人特殊的视觉感受，即远观瀑布，视觉模糊了瀑布和山结合的细节，只能看到白色的轮廓，像白色的绸带，垂挂在青山之上，瀑布和青山，似乎不是结合在一起的，而是后挂上去的，灵动飘逸”，其他的动词，是无法具有“挂”字的表达效果的。这样解诗，才是知其然，并且知其所以然，才会是接近正确的解诗，此解诗的第三境也。解诗就是要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感悟，逐渐达到这个境界，虽然不是直挠止痒那样立竿见影，但可以逐渐杀毒，彻底通透，从根本上解读诗词。

古诗词阅读，是所有人心中的郁结，这个病不除，关于美学的素养、关于文化素质、关于人文修养的形成和提高都是不可忍之痒。解读古诗词，在通过字词关之后，前两种解痒的方法，是所谓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自知地欺骗了自己；如果解给别人，就会不自知地欺骗了别人，贻害是从内到外、从现在到将来的。只有第三种解读，才是切实的、接近正确的，才能最大限度地进入作者的创作情境，理解作者的创作动机，模仿作者的创作思维，接近作者的情感思想，理解诗词的中心主题。

秋悲的由来。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立秋的古诗范文第3篇

儒家经书，最初只有“六经”，也叫“六艺”。到后来，《乐》亡佚了，只剩下“五经”。《乐经》可能是曲调曲谱，或者依附“诗”，因为古人唱诗，一定有音乐配合。无论“礼乐”的“乐”，或者“诗乐”的“乐”，到了战国，都属于“古乐”一类，已经不时兴了。《孟子・梁惠王下》载有齐宣王的话，说：“我并不是爱好古代音乐，只是爱好一般流行乐曲罢了。”春秋末期，诸侯国的君主或者使者互相访问，已经不用“诗”来表达情意或使命。战国时期，若引用诗句，作用和引用一般古书相同，完全不同于春秋时代用“诗”来作外交手段。那么，依附于“诗”的乐曲乐谱自然可能废弃不用。而且根据目前已知的战国文献，西周以至春秋那种繁文缛节的“礼”也长时期不用，依附于“礼”的“乐”也可能失掉用场。“乐”的亡佚，或许是时代潮流的自然淘汰。《乐经》的失传是有它的必然性，所以《汉书・艺文志》没有《乐经》。至于东汉末年曹操从荆州得到雅乐郎杜夔，他还能记出《诗经》中四篇乐谱，而杜夔所记出的《诗》的四篇乐谱未必是春秋以前的古乐谱。

“六经”的次序，据《庄子・天运》和《天下》、《徐无鬼》诸篇、《荀子・儒效篇》、《商君书・农战篇》、《淮南子・秦族训》、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振篇》以及《礼记・经解篇》、司马迁《史记・儒林传序》，都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唯《荀子》和《商君书》没谈到《易》）。但到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六经的次序改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以后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以至现在的《十三经》都把《易》改在第一。为什么到后汉时把“经书”的次序移动了呢？很可能他们认为“经书”的编著年代有早有晚，应该早的在前，晚的在后。《易》，据说开始于伏羲画卦，自然是最早的了，列在第一。《书》中有《尧典》，比伏羲晚，列在第二。《诗》有《商颂》，或许是殷商的作品罢，列在第三。《礼》和《乐》相传是周公所作，列在第四和第五。至于《春秋》，因为鲁史诗经过孔子删定，列在第六。

无论《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好，《易》、《书》《诗》、《礼》、《乐》、《春秋》也好，统称为“六经”，《乐经》亡失，变为“五经”。《后汉书・赵典传》和《三国志・蜀志・秦宓传》都有“七经”之名，却未举“七经”是哪几种，后人却有3种不同说法：1.“六经”加《论语》；2.东汉为《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孝经》；3.“五经”加《周礼》、《仪礼》。这3种说法不同，也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唐朝有“九经”之名，但也有不同说法：1.《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2.《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b梁传》。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唐太和（唐文宗年号，公元827―835年）中，复刻“十二经，立石国学”。这“十二经”是《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毂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到宋代，理学派又把《孟子》地位提高，朱熹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和《论语》、《孟子》相配，称为《四书》，自己“集注”，由此《孟子》也进入“经”的行列，就成了“十三经”。这便是《十三经》成立的大致过程。

立秋的古诗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刘禹锡;诗歌;价值追求;雅正;静丽自然

一、儒学的复兴与趋于雅正的价值追求

中唐社会日趋衰落，清人叶燮在《百家唐诗序》中谈到“中唐之中”时说：“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一代之所独得而称中也者，时值古今诗运之中……”①称中唐为古今百代之中，足见古人对中唐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的重视。面对严峻的的形势与强烈中兴愿望伴随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韩愈、柳宗元等将复兴儒学的思潮推向高峰，韩愈主张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恢复先秦时期的儒学，他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声言：“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他认为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藩镇割据和佛老蕃滋，因而他写了大量的政论以“适其时，救其弊”。②

由此在诗歌上，与盛唐的群星璀璨不同，这一时期流派纷呈，诗人们致力于新途径的开辟、新技法的探寻以及诗歌理论的阐发，创作出大量的具有新鲜意味的诗歌，展现了唐诗大变于中唐的蓬勃景象。刘禹锡诗歌的创变特征并不明显，除了在民歌体诗歌创作上刘禹锡进行了有意识的探索、创新之外，就诗歌创作的整体面貌而言，刘禹锡并不像元白、韩孟那样在新变的道路上走得很远。③无论是元白的“老妪能解”，还是韩孟的怪异新奇都具有明显的反对传统审美的特征。因为从《诗经》、《楚辞》到盛唐气象，由于儒学的的影响，诗歌的价值追求基本都是都以雅正为上。

刘禹锡的诗歌能在声势显赫的“韩孟”“元白”两大诗派之外另辟蹊径，基本继承了传统唐诗价值追求，用审美的形式来表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个体生命的独特感受。刘禹锡在诗歌中表现出趋于雅正的特点，如他的《秋词二首》：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悲秋”是历代诗人递相沿袭的主题，从屈原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宋玉的“悲哉，秋之为气也”（《九辨》），到汉代无名氏的“秋风瑟瑟愁杀人”（《古歌》），到北朝庾信的“树树秋声，山山寒色”（《周谯国公夫人步陆孤氏墓志铭》），再到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陈陈相因，概莫能改。所以刘禹锡说“自古逢秋悲寂寥”，而刘禹锡在春与秋的对比中，发现了秋的好处，从而吟唱出这两首意气风发的秋歌。

先来看第一首，“自古”句点出逢秋皆悲，古今同然，有思接千载，虑盖万世之慨。“我言”一句一声喝断，推倒了悲秋的主题，新天下耳目，大有冒天下之大不韪又力挽狂澜之势。“晴空”句，勾勒出一幅秋景图：一碧如洗的天空中，一只白鹤腾空而起，直冲九霄。诗人目睹此景，心中豪情收束不住也随着唳鹤一飞冲天。这是何等的豪气，在领略这种豪气之后我们在细味一下诗人志趣，很明显，这首诗是言志之作。刘禹锡的《秋词》，另辟蹊径，一反常调，诗人将自己的志趣融于寥廓的秋景之中，又将秋与春做了对比，这样及表达了诗人崇高的冲天之志，又表达了自己不同流俗的本色。更为难得可贵的是，《秋词》还是诗人被贬朗州后的作品，让人佩服刘禹锡的崇高精神追求。

再看第二首，第二首写秋色，气以表达高远志向，色以陶冶高尚情操。所以赞美秋气以美其志向高尚，咏叹秋色以颂扬其情操清白。景物随诗人情感而变化，秋色由诗人的感情而壮丽。景色正如人心，见诗人性情，见诗人品格。春色以妖娆妩媚，秋景以高洁风骨，高下立见。前二句写秋天景色，诗人只是如实地勾勒出秋的本色，显示其特点，清白明净，不以人不喜而悲，有红有黄，色彩缤纷朗丽，非春可比，流露出高雅闲淡的情韵，泠然如文质彬彬的君子风度。如果你不信，请上高楼向远望去，便立觉清澈入骨，思想澄净，心情虚静肃然，不会像那浓艳繁华的春色，教人轻浮若狂。“岂如春色嗾人狂”这样铿锵有力的吟唱，向我们袒露了诗人乐观、豁达的态度和不畏“衰节”的情怀，表达诗人遗世独立的志趣。

这两首诗可以说是刘禹锡言志的代表作，两诗卒章显志，直抒胸臆，而又无“含蓄不足”（《四库全书总目》评语）之嫌。这两首《秋词》主题相同，但各写一面，既可独立成章，又是互为补充。一赞秋气，一咏秋色，语言运用上，这两首诗以雄阔大气、干净爽快的词句为主;没有生僻词，与诗歌内容、志趣相协和，这与“韩孟”的晦涩难懂，“元白”的流于平白皆不同，韵律和谐，词采朗丽。意境创设新鲜自然，于虚静之处得到壮美的审美体验。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唐诗的风雅精神，体现了趋于雅正的价值追求。

总体而言，刘禹锡诗歌在内容上表现传统儒家思想不畏“寂寥”积极地乐观向上的精神;在语言上讲求文辞华丽、雅正，声韵和谐优美;在取象上偏于壮美，气象宏大;在意境上志趣高远，足以完美展现了其诗歌“雅正”的价值追求。

二、刘禹锡的诗歌理论与其诗歌创作

中国古典文论关于“境”的理论有很多，早在《庄子・齐物论》中就有关于“自由之境”的讨论。尤其到了唐代，相传王昌龄所作《诗格》将“境”分为“物镜”、“情景”、“意境”加以讨论;殷的《河岳英灵集》中关于“兴象”的论述，更加注重诗歌意境的审美特征;诗僧皎然沿着王昌龄、殷一路，又把“意境”理论向前推进一步，提出了诸如“缘境不尽曰情”、“文外之旨”、“取境”等重要概念，比较全面的发展了“境”的理论;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一文中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观点;到了晚唐，司空图发展了刘禹锡的观点在《诗品》中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观念，经一步扩大了意境研究的领域。可以说，唐论家，尤其是刘禹锡的诗歌理论，对于“意境”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对当时的诗歌创作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刘禹锡的诗歌理论并不多，但一些突破性的理论足够引起注意。尤其是刘禹锡的“意境”理论与其诗歌创作有密切的关系。《董氏武陵集纪》是刘禹锡相当重要的论诗之作，他提出：“诗者，其文章之蕴那？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缪，不容秋毫，柞有的然之姿，可使户晓。必俊知者然后鼓行于时。”刘禹锡认为：在表达精微感情和深微境界方面，诗歌是文章的精华，具有意在言外，辞近旨远，象外有境的特点。

“义得而言丧”其实就是发展了道家学派的“得意忘言”说，只是老庄是从哲学观点来表明言辞与思想的关系，尚属一个哲学命题。虽然魏晋时期也有理论家涉及到言、意的关系，他们只是将言意关系有哲学领域引入到文学上来，并没有自觉地来将其运用到对意境的阐释。刘禹锡则将“境生于象外”与“义得而言丧”并举，刘禹锡认为优秀的诗歌要创造出“生于象外”的“境”已达到“义得而言丧”的接受效果。即诗歌“言外之意”主要是从文学语言而言，“象外之境”则从诗歌总体构思而言，然而“象外之境”又离不开“言外之意”，二者相辅相成。只有这样，方可达到“文章之蕴”。

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刘禹锡的诗歌在意境的创造上追求一种静丽自然的美。由于刘禹锡的诗境理论由道家理论转化而来，再创造他所说的“象外之境”时，不可避免的要通过“虚境”来实现，他在继承前人的虚静理论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刘禹锡将其作为一种获得最高艺术境界的必要手段，提出了“虚而万景入”，“因定而得境”（《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并引》）的著名命题。他反复强调意境与情景、成境之间的关系：“虑静境亦随”（《和河南裴尹侍郎宿斋太平寺诣九龙祠祈雨二十韵》）;“味真实者，即清静以观空。”（《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盘高孕虚，万景皇来。词人处之，思出常格;禅子处之，遇境而寂，”（《洗心亭记》）。[11]但意境并非闭目塞听，而是以虚待物，以静察物。需要用虚静心态面对现实世界和大自然，才能获得一种自由愉悦的空明澄静的审美心境来妙悟自然，并能充分激活主体的深层意识或潜意识，激发出多种艺术想象，从而促进创作灵感的爆发，即所谓“因定而得境”，“由慧而遣词”。这样，就能在一种虚静悠远的心中超越物质的外在存在形式，与生生不息的造物主混融，达到“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我为一”的“得意而忘言”的最高审美境界。总之，虚静乃意境生成时特有的审美心态。

三、静丽自然的意境美

与“境生于象外”和虚静理论相联系的是，刘禹锡特别推崇那种静丽自然的诗风，他评价柳宗元的诗文：“余吟而绎之。顾其词甚约而味渊然以长，气为干，文为支。跨踩古今，鼓行乘空，附离不以凿柄，咀嚼不以文字。端而曼，苦而腆，估然以生，灌然以清，”（《答柳子厚书》）认为柳宗元的作品含蓄清丽、自然浑成，具有清淡深远，柔曼而不失端庄，清丽而不失丰腆的风格。这正是他所推崇的“义得而言丧”，“境生于象外”的典范。

刘禹锡的诗歌的创作亦充满这种艺术追求。他曾不无得意地说：“吾友柳仪曹尝谓吾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矣。”（《犹子蔚适越戒》）虽是评其文，亦可移来评其诗。刘禹锡曾在（《董氏武陵集纪》）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可见刘禹锡提倡用精简的语言来表现静丽自然的诗境，还可以看出刘禹锡特别重视想象的作用，并不强调一定要亲临的感受，所谓“坐驰”“役万景”。这与他的“境生于象外”，“义得而言丧”主张具有内在的联系。

刘禹锡在运用静景入诗方面有着丰富的创作实践。《客有为余话登天坛遇雨之状因以赋之》、《有僧言罗浮事因为诗以写之》等诗，从题目就知道刘禹锡没有身临其境而都是虚构的诗境。刘禹锡的《金陵五题》的《石头城》是诗人有夔州赶往和州的途中所作，当时他还未到金陵，不过借古迹抒发自己的兴亡之感。诗人这时候已经五十三岁了进入其政治生涯的晚期，这里也是借助总结历史教训，来总结自己政治生涯。《金陵五题》也全部出于想象和虚构，其中《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作者并没有直接给我们提供几幅图景，来显示金陵城这个六朝古都的历史的兴盛和现实的凄凉;只用“故国”和“空城”两个词，对目前的凄凉荒芜作了暗示。着力写“不变的景”：山、潮、月。它们是历史的旁观者，其中的月，更是千载不变本体存在。是作为“盛衰兴亡”的见证者，不变的这些事物（山、月），见证了变的残酷。并隐隐寓有国家兴亡“在德不在险”的教训，可见作者“于由动之静时得之”。“山围故国”、“潮打空城”一类景物，既有客观现实的实在性，又有诗人想象的艺术概括性，对于诗人的主观情感和意绪的表达，有着高度的张力，这正是刘禹锡诗歌的难能可贵支出，难怪白居易要说：“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诗中意境全部由静景构成。诗人的主观思想在字面上不着痕迹，全用想象力构境，诗境壮丽而又自然，是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既如诗人亲临所见，由于当时大唐王朝国势相关诗人这里是借历史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纵观刘禹锡的创作，其中显现出的静丽自然的意境美，与其“境生于象外”、“义得而言丧”的诗歌理论是分不开的，而其创作中又不失雅正的追求。通过对刘禹锡的诗歌创作的价值追求以及表现出的意境特征进行分析，对于把握这位中唐诗人具有积极意义。（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注解：

①引自万伯江.刘禹锡贬谪心路探析[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5：3.

②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二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99.

③崔桂萍.论刘禹锡诗歌的情感力度[J].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23.

参考文献：

[1]唐・刘禹锡.瞿蜕园校注.《刘禹锡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肖瑞峰.刘禹锡诗论（第一版）[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3]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二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王国维著.徐孚调校注.人间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9.

立秋的古诗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秋瑾；创作；传统；现代；转型

秋瑾所生活的时代(1875—19o7)是中国新旧思想更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与交融的时期。1902年(或1903年)，…秋瑾随夫北上，成为她生活与创作的重要转折点。据此，秋瑾的文学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主题与形式上均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文学创作现象反映了秋瑾思想上的巨大变化，也彰显出近代文化转型期文学所必然发生的变异。

一、秋瑾诗歌的主题

秋瑾出身于官宦之家，天生聪慧，加之少时在私塾中接受的传统教育，助其成为精于诗文的典型的传统社会才女。1892年，秋瑾随父亲秋寿南迁至湖南，开始了居湘、北上、旅日、回国几个重要的人生阶段。

其中，北上之后的北京生活时期促成了秋瑾思想的裂变与飞跃，形成了秋瑾前后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和创作主题。l896年，秋瑾遵从父母之命在湖南与富商子弟王廷钧完婚，这是她居湘期间由闺秀到人妇的生活转折。王家优裕的物质生活使秋瑾无衣食之忧，并有读书、交友、赋诗之闲。秋瑾赴京之前的创作形式以诗歌为主，其中以五言、七言居多。这时的秋瑾与传统社会的大多数女子一样，被阻隔在社会生活之外，借“春愁秋悲”表达她们闺中寂寞难耐的苦楚。她曾以“闺内惟馀灯作伴”、“一点无聊托素琴”(《寄柬理妹》)的诗句表达自己孤独寂寥的情怀。这类诗歌与大多数古代女子常见的主题相同。

然而，秋瑾天生与众不同的秉性，使其大量诗作与那些“必然流入‘自娱’与‘闲吟’的私人价值范畴”的“闺秀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古代诗词有借物咏怀、托物寓意的传统，在秋瑾这一时期的咏物诗中，傲霜斗寒的松、梅、菊等意象十分常见，她通过吟咏这些雄健、刚毅的文化意象，阐释了自我“英风傲骨”的性格与品质。在“岭梅开候晓风寒，几度添衣怕依栏”这样常见的有感于季节变化的诗句中，寄予着秋瑾“残菊犹能傲霜雪，休将白眼对人看”的人生志向，与她对花木兰、秦良玉等古代女杰的崇拜心理相契合。

对古代英雄女杰的歌吟与赞誉，是秋瑾这时期诗歌创作的中心主题，《(芝龛记)题后八章》可堪称代表。这首诗创作于入湘之初，有感于清人董寅伯所作之传奇《芝龛记》。《芝龛记》记载了秦良玉、沈云英等古代女杰的事迹，她们的功绩成为秋瑾抒发自己人生理想的媒介与载体。此后，花木兰、秦良玉、沈云英等古代女杰的形象不断出现在秋瑾的诗作中。

在中国古代的女性创作中，崇尚古代女杰的主题已有传统，特别是在弹词中，女作家们塑造了一系列的巾帼英雄形象。清代的王贞仪曾写下长诗《题女中丈夫图》，创作弹词《金鱼缘》的孙德英也有“欲伸世上闺娃志”的意向，但是，她们都没有秋瑾身体力行地去践行这般理想的远大抱负。在秋瑾的诗词中，她已不似李清照“戚戚惨惨凄凄”那般怜悯自我身世，而是充满了“自怜风骨难谐俗”(《梅十章》)、“独立白怜标格异”(《白梅》)、“浊流纵处身原洁”(《独对次(清明)韵》)等反叛世俗的情绪。

秋瑾赞誉古代女杰、反叛世俗性别偏见的思想自然与她的性别有关，与她天性豪爽、刚烈、不妥协的性格有关，更与男女平权的时候有关。“莫重男儿薄女儿”等诗句充分地体现了秋瑾对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不满。然而，她对男女平等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家庭生活层面上，更集中地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在古代社会，“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向来是男子的责任与权利，女子被拒绝在社会领域之外，无权参与宏大的政治叙事，无以寄托自己的宏图大志，这正是秋瑾对男权专制文化的最大不满。一方面，她在“始信英雄亦有雌”、“千秋羞说左宁南”等诗句中，着意凸显女子立下的功绩，通过历史上两性人物之间的对比，寻找女子报效国家的现实依据；另一方面则在“谪来尘世耻为男”、“精忠报国赖红颜”等诗句中突出表现了她的女权意识。这种潜在的颠覆男性中心历史的意识已经超出了男女平等的基本要求，具有某种现代的女权意识。

在那个西风东渐、女性独立意识萌生的历史时期，西方平等、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日趋深人。秋瑾在北京从吴芝瑛那里接受了这些思想的影响，同时，她对婚姻的不满，促成了她以“家庭”为起点的革命道路。

秋瑾在《贺新郎·戏贺佩妹合卺》中有“人争道郎才女貌，天生嘉淑”之旬，表明她的婚姻理想中也有中国传统的“郎才女貌”的烙印。对于封建时代的男子来讲，所谓的“才”，不仅仅是舞文弄墨，而是要通过仕途进入主流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这本身是符合中国封建时代士人理想的。然而，王廷钧虽有万贯家财，却无缘走上科举之路，与官宦之途无缘。虽然借助金钱的势力在北京谋得了一个职位，但是，他在官场上的表现并不让人满意。王廷均无才同时无德，更让秋瑾倍感失望。在后期弹词《精卫石》的创作中，秋瑾为黄鞠瑞许配了“大腹贾苟家儿子，恰恰的是个纨绔无赖子弟”而为憾，这何尝不是她对自我命运的叹惋!她在写给兄长秋誉章的信中也明确地表露：“呜呼!妹如得佳偶，互相切磋，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比匪，无受益，而反以终日之气恼伤此脑筋。”此外，秋瑾的阳刚气质与丈夫的柔弱秉性形成对比，也是家庭矛盾的原因之一，最终促使她毅然决然地出走家庭，东渡日本，而后走上启蒙与革命的道路。

二、启蒙的文学创作

家庭革命、女权的平等意识与反清复明的思想等多重因素对秋瑾东渡日本的抉择都有影响，而这些富有强烈时代色彩的意识与思想正是近代文化启蒙的重要内容。所谓“启蒙”(EIllit伽ment)，来源于西语词源，为“照亮”之意。文化启蒙是指对于没有知识、愚昧与蒙蔽的思想意识进行开发。“妇女在社会上、政治上、教育上有和男子同等之权利与待遇”是当时中国“女权”的基本欲求，也是启蒙妇女的目标。日本是传播西方女权思想的中介。在北京已经接受女权思想启蒙的秋瑾，在日本得到了参与启蒙妇女的机遇。

在清末民初开启民智的强大话语中，提倡白话文成为文化启蒙的途径。l89r7年8月裘廷梁在《中国官音白话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倡导白话文，试图使民间社会“合理”的语言交际工具获得“合法”的地位，以实现语言在启蒙中的作用。19o4年9月，秋瑾到达日本不久，就创办了《白话》杂志。

她认为：“欲图光复，非普及知识不可”，乃“仿欧美新闻纸之例，以俚俗语为文，……以为妇人孺子之先导。”创办《白话》是她启蒙思想的实践。同时，她也积极参加知识者们组织的演说会、故事会。这些方式是启蒙民间下层社会的主要方式，这种风气在国内较为盛行，在日本留学生中也比较普遍。发表在《白话>第一期的《演说的好处》一文，是秋瑾在日本留学生演说练习会上的演说稿。该文列举了演说的五种好处，其中第三条为：“人人都能听懂，虽是不识字的妇女、小孩子，都可听的。”这也是其中最为具体的一条。

归国后，秋瑾通过妇女结社、创办报刊等举动进一步实践她启蒙女界的理想。1907年，她在上海续办《女子世界》杂志，又创办了《中国女报》，明确地打起了女界启蒙与革命的大旗。在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中，阐明创刊的目的是“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并“志在扩充、普及女界之智识，另编译各种有益女界之书文、小说印行，以供购阅。”她创办的这些刊物“以文、俗之笔墨并行，以便于不甚通文理者，亦得浏览”，从而实现她让更多的人读懂的目的。

秋瑾在从事办刊、办学的启蒙实践同时，坚持进行文学创作。这个时期，她的创作以“新文体”政论文成就最高。同样是出于启蒙的目的，梁启超在提出“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之后，又提倡“新文体”散文创作，力求把俗语俚语入文，增添散文的口语化、通俗化特质。秋瑾积极尝试这种文体。她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敬告姊妹们》、《演说的好处》等文写得晓畅淋漓。尽管她的白话散文数量不多，成就却要肯定。《敬告姊妹们》一文是宣传妇女独立、寻求解放的典范性文本。

唉!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的；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这一段文字词汇通俗、生动；韵律和谐、节奏匀称；长短语句参差错落，比喻、设问、对比、描述、议论等多种句式纵横交错，形象地描绘了女子在封建家庭中靠色相谄媚于男性、忍气吞声地依赖男子求得生存的悲惨境遇。学界曾经有人质疑秋瑾的白话散文，认为这类作品政治功能性强，不能算作文学作品。而在上述文字中，秋瑾把传统女子的生活情态描写得惟妙惟肖，其文学价值不容忽视。与秋瑾同时代的其他女子的白话政论文亦不少见，如，吴弱男的《告幼年诸姊妹》、潘璇的《上海

《中国女报》是秋瑾履行自己启蒙职责的阵地。虽然由于经费紧张、皖浙案发、秋瑾就义等原因，这份刊物仅公开出版了两期，但从中还是可见秋瑾对启蒙妇女的思考。从她在《中国女报》上发表的文章来看，大致有三类：政论文——包括文言与白话两种，这类文章，如上所述，直接表达了秋瑾的启蒙主张；译著——《看护学教程》，从看护的“社会之要素”出发，“在平时，则看护亲子弟兄之疾病，以归于安宁；战时则抚慰出征军旅之安宁”。她把看护当作一项社会的慈善义务，并认为由女子担当更适合，这也是为妇女服务社会提供的一条可行的道路；文学作品(诗词除外)——以未完的弹词《精卫石》为代表，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中实现了秋瑾的启蒙理想。弹词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叙事文学样式，也是一种以妇女为主要对象的娱乐形式，在清代广为流行。秋瑾选择这种文艺形式来塑造女性独立的典型形象黄鞠瑞，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是考虑到了为广大妇女所乐于接受的形式。

弹词《精卫石》是秋瑾的自叙传作品，虽未完成，女主人公黄鞠瑞的性格与人生追求已经跃然纸上，是秋瑾对自我形象的塑造。《精卫石》第一回《睡国昏昏妇女痛埋黑暗狱觉天炯炯英雄齐下白云乡》总体概括了秋瑾女界启蒙的思想。第二回写于日本。其中写到，黄父反对女儿黄鞠瑞读书的理由之一就是“无非添个佳人薄命诗!”而私塾先生说服黄父允许黄鞠瑞与其兄一同读书的理由是，女子通过读书，兴许可以成为女杰，光耀家族。“你家能够出个女英雄、女豪杰，使世界的人崇拜赞扬还不好吗?我只怕你家没有这样的福气罢!”可见，这时的秋瑾已经不再停留在对古代女杰的赞美与敬佩之中，而是对自己未来的生命历程有了预设。这部未完成叙事作品的创作目的十分明确，即学习西方女杰，速振中国女界，如文本中所言：“余日顶香拜祝女子之脱奴隶之范围，作自由舞台之女杰、女英雄、女豪杰，其速继罗兰、马尼他、苏菲亚、批茶、如安而兴起焉。余愿呕心滴血以拜之，祈余二万万女同胞无负此国民责任也。速振!速振!!女界其速振!!!”至此，秋瑾以女界为中心的启蒙活动在其文学创作中得到充分的叙述与展示。

三、秋瑾创作的成绩与局限

秋瑾虽生命短暂，文学创作的数量也不多，但创作的成绩是不可低估的。秋瑾的文学创作包括诗、文、弹词等形式，涉及韵文、散体文及叙事文学等多种样式。依据五四新文学的评价标准加以判断的话，从形式上看，诗歌、文言文及弹词属古代文体，她的白话散文则蕴含了现代文的气息。从内容上看，女性主题占其一生创作的大部分。前期少量感叹女性身世的诗歌文本，无疑是属于比较传统的文学创作，而其后期赋予启蒙思想、张扬女界革命的白话文，则具有鲜明的现代意义。

秋瑾张扬女权、启蒙女界等现代思想的形成在她前期的创作中可见端倪。那些赞誉古代女杰的诗作，既表现了传统女性对古代女英雄的敬慕，也包含了西方女权思想传人我国初期对男女平等的片面理解。那个时代，对男女平等的理解偏执于男女赋有同样的社会职责与义务的单一层面上，秋瑾以“竞雄”、“鉴湖女侠”自称，她穿男装、骑马、佩刀、豪饮，以男性的日常行为规范自己，表现出“不让须眉”的豪气。女性所赖以生存的家庭生活叙事，在秋瑾后来的创作中找不到痕迹。当然，这些行为与创作主题的欠缺也表现出她以男性的社会身份规范自我的思想误区。固然，在清王朝腐败、民族灾难深重，关系到“天下兴亡”的时刻，“匹夫有责”的时代要求中已经无以顾及性别的差异了。但是，在女性群体中，秋瑾的选择仍属少数。例如，秋瑾东渡日本临行前曾拜访吕碧城，请求她与己同行。“彼密劝同渡扶桑为革命运动，予持世界主义，同情于政体改革而无满汉之见。交谈结果彼独进行，予任文字之役。”吕碧城的选择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女性的共同选择，反衬出秋瑾走向革命的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