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娱乐范文第1篇

社火与社日

社火由“社”和“火”两个字构成。从字义上看，社字从示从土，“示”代表祭祀，“土”代表土地，社的本意是对土地的祭祀仪式。早在传统农耕社会，人们依赖土地生存，故而对其进行祭祀，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后来出现了专管土地的土地神，俗称“土地老爷”，人们开始定期祭祀这位土地老爷，以求福佑。社火中的“火”，既指节日期间明亮艳丽的灯火、焰火，也象征着红红火火的节日氛围和生活向往。因而，从字面上看，社火是节日期间人们祭神并自娱的仪式活动。

社日是传统民众祭祀土地神的日子，社日分为春社和秋社两种。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就把立春和立秋后的第5个戊日定为社日，时间约在春分和秋分前后。汉代以前春社较为隆重，汉代以后则春社、秋社并重。举行春社时，人们祭祀土地神，祈求雨水丰沛，以助五谷丰登；秋社时，人们感谢土地神，回报恩德，并祈求下一年继续庇佑。春、秋二社祭祀土地神的目的有所区分，即春祈秋报。这样，春、秋二社，应时而祭，并以年为周期，循环往复。在对土地神的祭祀中，人们获得了心理的支撑，得到了精神的慰藉和满足。

社日要举行神圣、庄严的祭神仪式，也是民众进行集体娱乐、狂欢的重要时间。 与秋社相比，春社的娱乐活动更为丰富。春社通常在二月初二前后，民间认为二月初二是土地神的诞辰，所以这一天的祭祀仪式必须格外隆重。袁景澜在《吴郡岁华纪胜》中记载了苏州当地的春社情景，他说苏州当地的土地神被称为“田公”，土地神的夫人被称为“田婆”。二月初二是土地神诞日，城中大小庙宇各有专祠，“牲乐以酬”，人们宰牲奉乐，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在偏远乡村，虽然没有专祠供奉“田公”、“田婆”，但每个村落都有“土谷神祠”，人们要在春社这一天“家具壶浆以祝”，丰富的祭品是为了祈求五谷丰登，“田事将兴，特祀社以祈农祥”。苏州民俗认为社日活动中的一应物品都要与“社”字相关。社日下雨是好兆头，社公不食宿水，故社日必有雨，曰“社公雨”；社日当天，醵钱作会，曰“社钱”；叠鼓祈年，曰“社鼓”； 以肉杂调和饭，曰“社饭”；在诸多的社日食品中，传统民俗认为社酒可以治疗耳聋，曰“社酒”。这种观念在民间流传甚广，宋代王炎《社日》诗中也说：“一杯社日治聋酒，报答春光烂漫时。”在古人的观念中，社酒是经过土地神赐福的福酒，具有祛秽除污的功效，人们希望通过饮社酒治疗耳聋，因而社酒又有“治聋酒”之称。

在祭神娱人的社日活动中，鼓乐扮演了重要角色。南宋诗人陆游在《游山西村》中写道：“萧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原初先民认为鼓是通神的乐器，《周礼・地官・鼓人》云：“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社日击鼓，隆隆作响，与春雷的声音相似，人们希望通过击鼓引来春雷，带来雨水，滋润农田。隆隆的鼓声是人们对大地回春的热切期盼，也营造了欢乐的节日气氛，鼓舞人心。

社日曾是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祭祀性节日之一，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更，到了宋元时期，社日的祭祀因素已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娱乐成分逐渐上升，并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社火与傩仪、迎春、灯节

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社火表演也逐渐脱离了社日，开始与其他节日相结合。在后世的发展中，社火仪式还吸收了乐舞因素，并将傩舞、杂耍、花灯的内容也融入其中，逐步形成了后世形态丰富的社火表演形式。

岁末傩仪是传统社会每逢岁末之时都要举行的驱鬼仪式。按照传统观念，岁末之时是阴气最旺盛、阳气最衰疲的时间，这个时候通常也是最危险的时刻，于是，古人要举行隆重的傩仪帮助阳气上升、万物复苏。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十二月”中曰：“自入此月，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火，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夜胡”二字源于敦煌文书中的“邪呼”二字，意思是除鬼时鬼的呼叫声，因而“打夜胡”就是指岁末举行的驱傩活动。在傩仪中，人们一方面严肃、审慎地驱除恶鬼，以求安康；一方面也强调娱乐性，突出傩仪的娱乐功能，这对后世社火仪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社火仪式的发展还与迎春仪式有关。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标志着春天的到来，也预示着一年农事活动的开始。迎春仪式又称“打春”、“鞭春”，最初的迎春活动主要是国家祀典，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上至天子、下到庶民都要参加的一项重要春季活动。清代《燕京岁时记》载：“立春先一日，顺天府官员至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立春日礼部呈进春山宝座，顺天府呈进春牛图，礼毕回署，引春牛而击之，曰打春。”除中央政府外，各地方政府也要组织种类丰富的迎春活动。《重修灵台县志》记载：“立春前一天，地方官员召集本地杂业人员，分别扮演七十二行，人人按职业穿着，扮演不同故事角色，然后聚集到县衙大堂，听候点验，俗称‘社伙过堂’。”充满娱乐因素的迎春仪式为社火表演的发展提供了又一重要来源。

后来，随着岁末傩仪和年初迎春仪式的逐渐消亡，元宵节吸收了两者的部分功能。元宵节正处于春节期间，前接岁末傩仪，后续二月迎春仪式，有机地将两者求吉纳福、迎新去旧的功能融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元宵社火活动。

在传统社会里，社火表演不仅是一种娱乐行为，它本身与民俗信仰、祭祀仪式关系密切。伴随着古代“社祭”、“傩仪”、“打春”和“拜灯”习俗的发展，社火表演由宫廷传入民间，逐渐演变为乡村社会祭神、娱乐的重要仪式，并吸收了杂戏、杂耍等内容，最终成为独具特色的节日庆典活动。

异彩纷呈的社火表演

作为重要的节日娱乐活动，社火表演备受人们的喜爱。至今，社火表演依然活跃在华北、西北广大地区。如今的社火表演不仅是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也受到了地方政府、文化学者的普遍重视，有一些还进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

陕西地区的社火表演有“小耍”和“大耍”两类：所谓小耍只包括柳木腿和平台子；所谓大耍还包括芯子和亭子。其中，芯子表演难度最大，人物造型栩栩如生，表演动作精怪险绝，表演场面令人叹为观止。芯子表演以“奇、特、妙、绝”著称。表演时在一个坚实的桌子上固定一根两三米高的钢筋，用彩纸扎上花草虫鱼、仙山云雾等作为装饰。芯子的主要看点是“踩芯子”的孩子，表演时让数名扮相俊秀、体形轻巧的孩子装扮成戏剧中的人物，站立在钢筋顶端，表演大家喜闻乐见的《嫦娥奔月》、《麒麟送子》、《昭君出塞》、《吕布戏貂禅》等故事。这些孩子时而直立、时而俯卧、时而悬空，随风舞动，险中求趣，惹人注目。为了保证安全，大型芯子要配备16人扛芯子，16人换班，1人吹哨，4人拿护杆，5人敲锣鼓，3人推招子。每台芯子支架上另设两根长飘带在空中飘浮，色彩艳丽，也可以控制芯子平衡。芯子两旁还有两名护卫，他们全都戏剧装扮，手执钢叉、长刀，威风凛凛地护卫着芯子徐徐前进，不让他人靠近。

河南灵宝有两个自然村落隔河相望，河东的村子名为“东常村”，河西的村子名为“西常村”。两个村子连畔接地，平日里你来我往，互结姻亲，乡邻关系融洽和睦。然而，到了春节耍社火的时候，两个村子开始互“骂”，斗智斗勇，各不相让。这种风俗历史久远，相传尧舜时期，人们为纪念轩辕黄帝的功德，每年都要举行大型祭祀活动，通过歌舞的方式祈祷吉祥。后来，活动中有了好、差之别，两个村子的人开始相互指责，出现“骂”的成份，慢慢演变为“骂社火”。按照习俗规定，起社火的顺序是“东起西落”。正月初一，东常村先起社火，社火队到西常村边舞边骂；第二天西常村再返回东常村边舞边骂，这样循环交替，一直延续到正月十六结束。

春秋娱乐范文第2篇

斗戏的种类很多，从斗蚁、斗鱼、斗鸡、斗鹌鹑等各种昆虫禽鸟之戏，到较为大型的兽戏，如斗牛、斗羊等，前者为一种因时因地、随意性较强的游戏，后者是祈神赛事、岁时节日活动中的主要内容，它们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斗戏民俗。在中国历史上，斗赛游戏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经久不衰，它既是一些有闲阶级消遣解闷的方式和夸富斗胜的手段，也是普通百姓在日常闲暇、年节期间娱乐游戏的方式。

斗鸡走马胜读书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王公贵族之间就有斗鸡之戏，“季、邱之鸡斗，季氏介其鸡，氏为金距”讲的就是鲁国大夫季氏和邱氏武装其斗鸡的事。汉代人把斗鸡视为消遣之事，“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情戏”。唐朝的斗鸡十分盛行。开元年间，流行着一首《神鸡童谣》，“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说的是唐人贾昌，七岁便懂鸟语，且喜欢斗鸡。由于买不起真鸡，只好刻木鸡玩耍。后被酷爱斗鸡的唐玄宗发现，召入宫中，让他把斗鸡方法教于五百小儿，因此被封为“鸡坊五百小儿长”。据说贾昌对鸡的壮、弱、勇、怯、病一看便知，在他的训练下鸡能听号令，天下人都称他作“神鸡童”。

每年在骊山举行的元旦和清明大型游乐会上，贾昌头戴雕翠冠，身穿绣襦裤，手执木铎，站在广场中。只见他手一挥，鸡立即振动羽翅。等到胜负分出，鸡群又排好队，跟随贾昌的鞭子指引，整整齐齐地走回鸡坊。贾昌的斗鸡天分被玄宗所赏识，并成为荣耀其家的资本，“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这成为当时长安城内谈论的一大话题。自玄宗后，唐朝文宗、僖宗也爱好斗鸡，“僖宗皇帝好蹴，斗鸡为乐。”在这样一种风气下，斗鸡成为与仕途相关、平步青云的凭借，故世人有“斗鸡走马胜读书”之叹。还有明朝的“促织”之戏，与此十分相似，即蒲松龄所说的“一人飞升，仙及鸡犬”。

自唐代开始，斗鸡之戏渐从王公贵族普及至民间。民间的斗鸡带有博戏、的成分，“日日斗鸡都市里，赢得宝刀重刻字”。宋人斗鸡之风不弱于唐朝，梅尧臣《晚泊观斗鸡》诗云：“舟子抱鸡来，雄雄峙高岸。”是说一般的船夫都爱好斗鸡。在明朝天启壬戌年间，文人张岱在龙山下设斗鸡社，仲叔、秦一生等人携古董、书画、文锦、川扇等作为赌资，前来斗鸡。仲叔之鸡屡屡挫败，他非常不甘心。当他听说有一位徐州樊姓，能够“斗鸡雄天下”，就专门拜访，学习斗鸡的技巧，不料仍然不敌。民国时候一次斗鸡比赛中，有两人各抱雄鸡一只，没开始斗鸡前就有唇舌之战，后竟然相互扭打的起来，旁边的两只雄鸡，看得发呆，“斗鸡”成了“斗人”。

春秋佳日喜斗牛

每逢春秋佳日，许多地方都举行盛大的斗牛活动。为何选择这一时日，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周代以前民间牛马之时为春秋两季，即冬末春初和夏季至初秋，也就是农事将休歇或将行之际。可推测，斗牛活动的雏形应为选择健壮的公牛来繁衍后代，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一种以斗赛为主的游戏活动。

关于清代金华斗牛，陈其元在《庸闲笔记・婺州斗牛俗》中写道，“金华人斗牛，则不知始于何时，余在婺州十有六年，每逢春秋佳日，乡氓祈报祭赛之时，辄有斗牛之会。”节日期间，本村村民和附近邻县的乡民都前来观看，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各地的小贩、摊户也纷纷赶来做生意。斗牛赛场熙熙攘攘，煞是热闹，被牵入场内的牛，头簪金花，身披红袖，由十个人护送而来，威风凛凛。斗赛完毕，参赛的斗牛分别被各自的主人牵出场外。赌输的牛主人垂头丧气，牛则落入了被屠宰的命运。获胜一方簇拥着斗牛凯旋而归，张筵款客，设宴庆贺。除娱人外，斗牛节也是一次娱神的活动，“越俗信鬼好佞佛，金华赛神乃斗牛”。趁此节日，人们通过祭祀胡公大佛，来保平安、求丰收。自娱和祈神的相互结合，保证了金华斗牛节的兴盛和历久不衰。

在少数民族，民间斗牛活动也是一场盛大的节日。在苗族，斗牛又称为“牛打架”。牛在苗族人的生活中，是被尊崇的动物，也因此被赋予了很深厚的感情，在《苗族史诗・追寻牯牛》就曾有“把牛放在平坝上，一个见不得一个，见了就干仗”的记述，可见斗牛习俗发生时间之久远。苗族斗牛活动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祭祖先敬魂灵、祈求风调雨顺等都是其重要内容。斗牛节日期间，苗族人可以趁此机会走亲访友、叙亲情、谈家常，增进了感情。侗族斗牛活动在每年秋收之后至次年春耕前的农闲期间，方圆几十里的侗族男女老少穿上节日盛装前来观战，欢歌笑语，热闹非凡。除了苗族和侗族外，其他白、黎、彝等民族的斗牛活动也十分流行。

古老游戏渐远去

斗戏的进行从观察、捕捉动物并了解其习性开始，“巨身修尾，青项金翅”的蟋蟀骁勇善战，而“视斗鸡又似近雅”的鹌鹁实际上“虽小而驯，然最勇健善斗”。斗戏一开始，人就不断地驱使和动物，争斗十分激烈，比如看似温顺的羊，一到战场就能马上进入状态，“敌不避强，战不顾死”。此时，围观的人们全身心都被动物之间的争斗牵引着，一阵阵唏嘘的声音，又一阵阵高亢的喊叫，动物和人似乎已成为一体。斗赛游戏，是在相对和缓的形式下来“耍乐”和争斗，人们以动物比试胜负，但不只以胜负为意。正是这样一种积极的参与，调节了情绪、获得了身心的消遣和娱乐。

当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代人工作繁忙，生活节奏紧张，已经很难看到“发乎情”的斗赛游戏。虽然一些地方每年举行以“斗戏”为主题的民俗文化活动，但是斗赛游戏成为一种观赏性和旅游性的、而非人们的兴之所至和欢愉情绪的宣泄。

春秋娱乐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绢人；起源；发展；演变

绢人，即用丝、绸、纱、绢、绫、罗等材料制作而成的立体人形艺术品。绢人作为我国丝绸文化在艺术领域中的重要代表，拥有悠久的历史。本文立足于相关的史料与考古学资料，对绢人的起源与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以期为日后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供新的探索路径与学理支持。

1 绢人的雏形：俑

俑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以陶、木、泥、青铜等材料制作而成的小型人像，功能为代替活人陪葬。

因为俑是人殉的替代品，在地下侍奉墓主，所以俑的身份主要为墓主生前的侍卫、仆从、厨夫、歌女、舞伎等，甚至包括地位较高的属吏、宠姬和近侍。因而俑的身份特征并不是通过神情与个性来展示的，而是通过等级森严的舆服制度来体现的。身着丝织类衣物的俑与发展到现在身披绢纱的绢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俑被视为绢人的雏形。

《孟子·梁惠王上》中写道：“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1]’”春秋末期的孔子，在看到俑时所发出的感慨，证实了至迟在春秋末期俑已大量盛行。湖南省长沙市南门外仰天湖战国楚墓，曾出土7件木雕俑，其中3件用丹青描画眉眼，栩栩如生[2]。据考证，这3件木雕俑原本身着绢质长衫，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南方墓内潮湿，绢质长衣只在墓内泥土上留下了痕迹。这说明为了表明人物的身份，古人在制作俑时必然会通过不同的服饰加以说明。结合以上两点可以归纳出，至迟在春秋末期，绢人的雏形（身着衣物的俑）已大量出现。而这些身着服饰、描画眉眼的俑，就是绢人（或绢塑）的起源。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丝、绸、纱、绢普及范围的限制，绢衣墓俑主要出现于王室贵族等上层社会人物的墓中。

2 从娱神走向娱人：木偶

汉代至唐代，俑大量盛行。宋代之后，由于纸冥器的流行，俑在一般墓中逐渐减少，至清朝初期绝迹。在此过程中，俑发生了功能与形式等多方面的改变，逐步从地下走到地上，从娱神的俑人转变为娱人的偶人。

木偶，古时称为傀儡，即用木头雕刻而成的人像或形似其它生物的物件。汉代随着傀儡戏的兴起，木偶大量出现。至隋、唐时期，木偶戏种类更多、演技益精。唐代杜宝在《大业拾遗》中详细记录了隋炀帝在三月上巳时与群臣观赏水傀儡的情景，这些傀儡“皆刻木为之……木人长二尺许，衣以绮罗，装以金碧……雕装奇妙，周旋曲江。”唐代罗隐《木偶人》一文中，有“以雕木为戏，丹之，衣服之。虽狞恶勇态，皆不易其身也[3]”的记载。木偶戏的发展在宋代达到顶峰，明清时已普及至中小城镇及农村，成为城乡居民婚丧嫁娶等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娱乐形式。

木偶中那些人型轮廓清晰，身穿丝绢彩衣的人偶，无论在造型还是材质方面，都与绢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绢人被称为更加精致的木偶，木偶也被视为绢人起源与演变过程中的第二个阶段。

3 节庆中的人形：纸扎、彩扎

就绢人的功能而言，无论娱神还是娱人，绢人始终与宗教祭祀、娱乐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国自汉代以来，逐步形成了“正月十五闹花灯”的习俗，该习俗世代相承，“闹花灯”发展为全民狂欢的盛大节日。随着各地扎灯彩热潮的持续推进，相继出现了以竹、木、铁丝扎结形体，泥塑头像，丝绢缝制服饰的人偶。之后，纸扎、彩扎工艺又从节庆活动延伸发展至其它诸多民俗活动之中。人形艺术进而成为民俗节庆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北宋时期，扎制工艺被广泛运用到大型活动中。宋代《东京梦华录》中即有“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摇动……以绘彩结束，纸糊百戏人物，悬于杆上，风动宛若飞仙[4]”的记载，又提到北宋艺人已经能够“剪绫为人，裁锦为衣，彩结人形”了。这些记载印证了在北宋时期，绢塑工艺开始与纸扎、彩扎相结合，并已初具规模。元代之后，绢塑工艺不断发展，逐渐从皇室贵族阶层飞入寻常百姓家，民间绢塑艺术流行开来。到了明代，民间纸扎、彩扎、绢人百花齐放，深受百姓喜爱。民国时期，我国南方民间每逢端午，还盛行制作平面绢人，赠予晚辈辟邪消灾。北方则以绢、纱、绸、缎剪扎成老寿星和麻姑，作为祝贺寿诞的礼品送给老人。

至此，随着纸扎、彩扎等人形艺术的发展，绢人实现了与节庆活动的结合，从上层社会逐步走向民间社会。这种转变使绢人的发展根基更加牢固，并能够从广阔的民间社会土壤中汲取更多的智慧和养分。

4 娱乐功能的泛化：玩偶

玩偶产生于民间，是以绸、绢、布等为主要原料，通过缝、绣、纳、叠、贴、绘等技巧制作而成的用于把玩的物品。由于其造型简洁、色彩鲜明、形象生动，深受老百姓尤其是儿童的喜爱。在“俑——木偶——纸扎、彩扎——玩偶”的演变过程中，绢人实现了与民间社会的接轨，同时也实现了从实用功能到审美娱乐功能的彻底转变。

绢人与玩偶在形式和内容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形式上来说，二者都注重营造对象的造型美，所用原料也十分接近；从内容上而言，二者都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都起到了宣传华夏文明的重要作用。不同的是，玩偶的主要功能侧重于娱乐，是供大众把玩的物件，而绢人是用于收藏与装饰的工艺品，具有审美教化的价值和意义。这也说明了，在绢人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它虽然融入了民间社会，但是保留了文人阶层独有的格调与品位。这种独特性使得绢人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手工艺中，始终具有独一无二的魅力。

5 绢人在当今的发展

绢人经历了春秋战国的萌芽期、秦汉的启蒙期、唐宋的兴盛期、明清的延续期和民国的衰弱期，在解放后迎来了复苏和发展的新时期。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应邀参加在印度举行的玩偶展览会，文化部将制作展品的任务交给了葛敬安、李佩芬、杜崇朴等同志。他们通过查阅资料和走访艺人，使得绢人这项传统手工技艺得以“复活”。后来，我国成立了北京美术人形研究组，大力推进绢人的制作与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绢人的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目前，绢人主要涉足旅游和礼品市场，作为寄托美好寓意的收藏品、纪念品和礼品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在形式方面，绢人的表现技艺更加精湛、做工日益精细；在内容方面，绢人除了表现中国传统文化题材外，还开始尝试新的选题。

综上所述，绢人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事项，它的起源与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战乱等因素的影响，绢人的整个发展过程具有或隐或显、时断时续的突出特征。它经历了春秋战国的萌芽期、秦汉的启蒙期、唐宋的兴盛期、明清的延续期、民国的衰弱期、解放后的复苏期、改革开放的发展新时期，完成了“俑——木偶——纸扎、彩扎——玩偶——工艺品”的演变过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从实用功能到审美功能、从上层社会到民间社会双重身份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 李苍彦，滑树林.北京绢人[M].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2.

春秋娱乐范文第4篇

为向我系新生展现我系全体师生最热情活泼的一面，让新老生充分交流，也为新生的大学生活增添一曲崭新的乐章，同时，通过这场文艺晚会发掘我系文艺人才，使他们的特长得到更好的锻炼与培养，特举办本场迎新晚会。

二、活动主题

本次晚会主题是“春华秋实”，“华”即是“花”，春天开花，秋天结果一方面，用春天比喻大一新生大学生活的开始，通过这次迎新晚会，来激励同学们迈好新生活的第一步，春华秋实，汗水凝成收获；另一方面，用“春华秋实”来鞭策我们以后更努力的工作。回首过去的一年，我们感到无比的欣慰，即将逝去的2011年，是很有意义的一年，是励精图治的一年，更是我们全体数学系辉煌的一年！

三、活动对象

数学系全体师生

四、主办单位：xxxx数学系两会

承办单位：xxxx数学系团总支文娱部

协办单位：xxxx数学系团总支编辑部、外联部

五、活动内容和形式

1、形式不限，可单人或团组表演均可，节目类型包括大合唱、独唱、独舞、民族舞蹈/现代舞蹈（组合式）、相声、小品、杂技、演奏、朗诵等；节目题材力求体现新颖、活泼、生动、感人、搞笑、优美、意义深刻、发人深思等不同风格。

2、具体的节目编排由节目策划小组负责。所有节目需提前彩排，经过节目策划组审查之后，合格的节目方可在联欢晚会上表演。节目演出次序由晚会主持人和晚会策划组决定。

3、节目来源：1）系两会每部门限出一个节目，形式不限，内容健康接近主题；

2）大一每班至少编排一个节目，由其班长负责组织

3）各同学可以自由组队参加；

4）由文娱部负责本晚会的压轴节目

5）至少要有15个节目出来。

六、举办时间

12月14日晚上7：30—9：30（暂定）

七、举办地点

少康楼二楼

八、晚会各环节及流程

宣传阶段（11月8-11月18）：

1、准备宣传单（务必要有报名方法时间和联系方法）和要发的通知（通知要有时间地点，请求在班上宣传等信息，）;

2、发通知和晚会策划书给大一各班负责人和部门负责人处（联系方法见附录）；

3、到各宿舍派发宣传单，动员学生的积极性，鼓励他们积极参加，详细介绍本晚会并让他们咨询。

4、网络宣传，定时到本系各相关q群发信息，并让所有人都收到本晚会的飞信（包括晚会当天还要提醒同学们去看晚会）。1、节目的收集，定期和和各班各部门负责人联系，请求他们加大力度宣传和动员，各委员要及时了解身边同学报名情况；

2、考虑到节目不够的情况，文娱部要想出不少于三个节目；

3、晚会共120分钟，节目最多占用80分钟，所以中间互动环节必不可少，还要考虑40分钟的互动，暂定为有奖问答和有奖游戏；

4、各节目的排练，文娱部要派人跟踪指导，登记好他们所要的幻灯片内容、音乐，及时发给编辑部制作和准备，他们所要道具服装也要尽力帮忙准备（原则上他们自己准备）；

5、12月9日前，节目策划小组要定出晚会的节目单包括互动环节的节目，并模拟出晚会的情景，主持稿也要发给主持人，同时向师兄师姐报告并请求指导；

春秋娱乐范文第5篇

会议开始前，与会作家、学者在年轻讲解员的引领下，边听解说，边兴致勃勃地参观正在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展出的《城市记忆――上海近现代城市发展历史档案陈列》和《潘汉年档案实物图片展》两项展览。对外滩新馆的长设展览《城市记忆――上海近现代城市发展历史档案陈列》，作家学者们表现出了十分浓厚的兴趣。

参观结束，座谈会于下午三时准时开始。上海市档案局馆局馆长、《档案春秋》杂志编委会主任吴辰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上海市档案局馆副局馆长、《档案春秋》杂志主编仓大放主持。仓主编首先感谢各位作家和学者对《档案春秋》杂志的热情支持和关心，热诚欢迎作家、学者为《档案春秋》杂志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接着，常务副主编姜龙飞就《档案春秋》的办刊情况以及栏目设置，向与会作家、学者作了简短汇报。

进入自由发言时，与会作家、学者发言踊跃，纷纷为《档案春秋》“号脉”。来自《新民周刊》的作家沈嘉禄说，《档案春秋》杂志发展前景是很好的，它的存在价值会越来越体现出来。上海现在流动人口很多，许多“新上海人”对上海的历史了解很浅，有的甚至连什么是“大世界”和“中苏友好大厦”都不知道。“新上海人”希望融入上海，《档案春秋》杂志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上海历史的窗口。沈嘉禄还说，他本人比较喜欢《档案春秋》杂志开设的“民间记忆”这个栏目。他相信，《档案春秋》发表“草根阶层”的老百姓的回忆，在渐渐进入老龄化城市的上海，应该是有读者的。另外，他觉得在百姓档案方面应该多做文章，还可以关注企业档案，关注许多老字号保存下来的各种史料，使之为建设民族品牌服务。

东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郭太风提出，任何刊物都有一个社会读者群的定位问题，《档案春秋》从哪里着手，是大学生，还是中老年人。另外，社会文化方面，也应注重集中面。热点内容也可以加进。对《档案春秋》杂志刊登的文章，郭太风认为历史类方面的文章，文笔漂亮，但深度、思辨不够。另外他还建议，在逢到有关重要人物或事件的纪念日，最好有相应的文章配合发表。

市委宣传部文化研究中心的朱鸿召博士认为，一个文化品牌，它的发展总有一个过程，《档案春秋》杂志也不例外。关于读者定位问题，他建议确立一个核心读者群。结合方才参观的城市记忆展览，他认为当下的上海人太缺少记忆，一些人对上海历史文化的“家底”知道得太少，上海人的许多优秀品质正在消失。因此他建议，《档案春秋》杂志的读者群可把“新上海人”作为重要一翼。现在刊物的内容还比较细碎，每一期可围绕一个选题，拿出三分之一或更多的版面，多侧面地集中报道，以增加刊物的厚重感。

对此，作家、《上海作家》主编姚克明发表了他的观点，他说，一个杂志办起来，一下子要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杂志能否占领市场，往往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必须特色鲜明，二是必须抓住契机。《档案春秋》杂志特色鲜明，有品位。发行量提高得有一个过程，还得有一个契机。《档案春秋》杂志立足上海，但要注意“上海人自恋情结过重”的倾向。文章应长短结合，就像点心搭配一样，尽可能丰富多采一些。关于读者定位，姚克明觉得还是应以中老年读者，或者青年知识分子为主。《档案春秋》杂志在普及历史知识、积累历史资料方面，体现了它的品位。还可以抓与老百姓生活联系密切的内容，包括档案、居家生活、民俗民风等等。

著名作家陈村则强调，刊物最好每期寻一个有意思的题目，最好与娱乐沾边。娱乐就是好玩，你让人家觉得你这本刊物好玩，读者自然就会喜欢。上海滩上有很多娱乐的内容，如上海方言，就有好多东西好挖。总之，要找一点好玩的内容。现在《档案春秋》杂志文字偏多。建议压缩文字，增加图照，排版再“奢侈”一点。另外尽可能扩大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上海有《档案春秋》这本刊物。

说到这里，陈村还提出，档案馆应当关注网络，是否可以做一些关：于互联网的备份档案，现在许多最初的网站都消失了，它们的档案资料随之也一起消失了，很可惜。

关于读者定位问题，作家宋路霞赞同姚克明的意见，主张《档案春秋》杂志读者还是应该定位于中老年、知识分子群。另外她提出，《档案春秋》杂志栏目设置可更具冲击力一些，增加看点。上海市场很大，至于上海人的“自恋情结”，她觉得这并没有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外地人、外国人来到上海发展，他们可以恋上海，上海人自己为什么就不能恋?她的话引发了大家一阵轻快的笑声。

上海师范大学年轻的史学博士后陈礼茂说，《档案春秋》杂志他以前看得不多，他是从他的导师苏智良教授那里得知，这本刊物办得不错。现在他关注了一下，觉得这本刊物走通俗化的路，而且有一个作者群，但对学者“照顾”不够。写通俗类文章对这部分作者有点难度，可是有一些专门研究近现代史的年轻学者，他们可以为普及历史出力，《档案春秋》应该多关注他们。

曾经多次到档案馆查阅和利用档案写作的著名作家蒋丽萍说，《档案春秋》杂志她每期都看，感觉在对历史的梳理方面，史学界走在了文学界前面。上海是目前国内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不少内容是可以拿出来做文章的。如中国最早的司法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法官、律师关系怎么样?再如过去制约腐败官员是如何做的等等。每期最好要有重头稿子。可以和学者交流，然后重新消化，做成文章。重大历史事件也应该反映，比如历史上的公私合营背后有些什么故事，是否也可以把一些历史真相披露给读者。如今，一些历史正在被遗忘，一些大学生不知道是谁。

宋路霞忍不住插话说，她曾经遇到过年轻记者采访她，想做上海和平饭店的专题，却连沙逊是谁都不知道。

宋路霞插完话后，蒋丽萍建议，关于“”、“反右”，《档案春秋》杂志是否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做些文章。

作家、学者们的发言整整进行了两小时，由于时间关系，还有一些作家、学者没来得及发表意见。他们表示会后再与编辑部进行沟通。程乃珊和宋路霞当即表示，会将手头“好看”的文章交给《档案春秋》杂志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