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短语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定义;性质;自由语素;黏着语素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11-0244-01

一、离合词的定义

所谓“离合词”，是指汉语中有一种双音节结构，该结构意义凝固，形式上中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即可离可合。如：洗澡、睡觉、鞠躬等。双音节“洗澡”意义上无法分割，不是“洗”和“澡”语素意义的简单相加。在句子中，有时候“洗”和“澡”无法分离，如：“今天上午我去洗澡了。”但有些时候，“洗澡”中可插入其他成分，形成“洗X澡”形式，如：“脱下脏衣服，洗了个澡，然后舒舒服服睡一觉。”

离合词的概念最初由陆志韦提出，他在《汉语的构词法》中提到：“能扩展的结构呢，当它们不扩展的时候，整个词连写，同样收入字典。已经扩展了，其实不能分写。那么，动词和宾语还算是一个词给某种“词嵌”拆开了呢，还是变成两个词了呢？……这样动宾格的词是离合词”。

二、离合词的性质说

（一）词说。李清华认为离合词的两个成分，已凝固成一个特定的意义，表示单一概念，不扩展时具备词的资格。赵淑华、张宝林认为离合词是一种可以临时改变其形态的，有一定特殊性的词。除他们以外，认为离合词属于词或者接近词的还有郭锐华玉山、张静、洪笃仁等，这些探讨对离合词的认识有了新的进展。

（二）词组/短语说。吕叔湘（1979）认为在处理离合词的问题上，不可避免存在着词汇原则与语法原则的冲突，他更加倾向语法原则。诸如睡觉、洗澡、吵架、打仗等，语法特点跟一般的动名组合没有什么两样……从语法角度看，不得不认为这些是短语。认为离合词属于短语的还有史有为、钟锓等。将离合词看成是短语，似乎是一种最简便、最合理的处理方法，但不能将能否扩展当作是区分词和短语的唯一准则，还要放在现实环境中进行检验，事实上离合词并不能像短语那样随意分合，它们在结构和意义上有较多限制，这种观点并非无懈可击。

（三）离为短语合为词说。在一些现代汉语教材上，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就认同此观点。但这类观点并没有对离合词的性质进行细致的分析，对于同一个结构单位，因其是否拆开的标准而分为两类不同的语法单位，貌似并不合理，不具备足够说服力。

（四）中间状态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基于在汉语双音节化的趋势下，认为离合词既不同于复合词关系联系的紧密，又不同于短语可以无限扩展，而是处于词和短语的一种中间状态。组成离合词的两个语素之间具有独立性，往往能分开使用，拆开后有助于明确表达意思，增强语言效果。

三、试从构成离合词的语素分析其性质

单纯地表面上对离合词进行分析，将其归入词、短语或中间状态都一直存在争议，是否能从离合词的构成方面对离合词进行分析呢？

从构成离合词的语素来看，分为带黏着语素和无黏着语素两类。

（一）有黏着语素。理发、打仗、拜堂、办公、散步、吃亏、洗澡、跳舞、睡觉、报案、碍眼、安神、拜师、按脉等。（后一个成分是黏着语素）

操心、留神、发愁、认错、发愁、享福、碍事、罢官、迷路、负伤、充数等。（前一成分是黏着语素）

鞠躬、结婚、负责、宣誓、贷款、遭殃（两个成分都是黏着语素，此情况较少见）

这类离合词的结构是“自由语素+黏着语素”。从表面上看，当这些离合词中的黏着语素被拆分后，好像确实失去了原来的依附性，变得相对独立了。例如：“头发”里的“发”，我们一般不说“我的发长了”、“她的发真好看”等。“理发”被拆分后，却能说“你的发理了没有”、“你的发理得真好”等。这里的“发”似乎取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形成了一个独立运用的词。

（二）无黏着语素。离开、害羞、报警、打气、见礼、蒙难、拼命、散会、谈心、忘掉、扬名、走调、丢脸、丢人、变心、吃苦、搞鬼、打针、干杯、生气等。这类离合词的结构都是“自由语素+自由语素”，拆分开来之后两自由语素均可以独立成词。例如：“那天发生的事情我全忘掉了我”，分开后，“忘”和“掉”分别可以独立运用，“那天发生的事我全忘了”，“我的钱包掉在教室了”。合用时，“忘掉”是一个词，两语素组合在一起共同表达一起完整的意义。分开时，“忘”和“掉”都是可以独立运用的词，并不依赖彼此而存在，这时理所应当看作短语。

四、小结

目前，对离合词性质的研究多数人还是持一家之言，并没有统一的看法，学者也可以试着从新的角度对离合词进行新的诠释，所以，对离合词的性质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陆志韦.汉语的构词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2]赵淑华、张宝林.离合词的确定及离合词的性质[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

立志短语范文第2篇

关键词：“依据”；词汇化；语法化；连动结构

中图分类号：H0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6）06008106

Abstract：In modern Chinese，“Yiju” as a proposition signifies the basis of action and behavior. It derived from the homographic verbal phrase “Yiju” in Han dynasty. In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verbal phrase “Yiju” influenced by the cognitive metaphor mechanism changed from a coordinative verbal phrase to a homographic verb signifying “based on”. Then the verb “Yiju” was often used in the “N1 + V1 + V2 + N2”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often took the V1 position. By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the Five Dynasties， the conversion to proposition of “Yiju” in the “N1 + V1 + V2 + N2” syntactic structure was completed. “V1（Yiju）+N1” which had independently functioned as predicate was regarded as adverbial phrase and the propositional “Yiju” took shape. The path of evolu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an be summarized as “verb phrase verb preposition.”

Key words：Yiju； lexicalization； grammaticalization；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现代汉语中“依据”一词有动词、名词、介词三种常见用法。《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2版）》对“依据”的这三种用法分别解释如下：作动词时表示“以某种事物或理论作为根据”；作名词时表示“依照的根据”；作介词时表示“引进动作行为的根据”[1]1 551。《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也收录了“依据”的这三种用法[2]1 532。一些现代汉语虚词词典，除了朱景松《现代汉语虚词词典》收录了“依据”并将其解释为“根据，按照；引进行事的凭据”[3]之外，其它的一些常用的现代汉语虚词词典，诸如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1999）、张斌《现代汉语虚词词典》（2001）、侯学超《现代汉语虚词词典》（1998）、北大中文系1955、1957级语言班《现代汉语虚词例释》（1982）均没有收录介词“依据”。一些常用的古代汉语虚词词典也没有收释介词“依据”，诸如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虚词词典》（1999）、何乐士《古代汉语虚词词典》（2006）。本文立足历时角度，探讨“依据”一词的成词过程，进而分析该词三种词性间的来源及衍生关系。主要探讨如下几个问题：“依据”成词前的源形态、源义及源形态的句法功能；“依据”词汇化发生的时间及过程；“依据”语法化为介词的时间及过程。

一、“依据”的源形式、源义及句法功能

现代汉语中“依据”一词的内部构成语素是“依”和“据”，这两个构词语素在现代汉语中都有独立为词的用法。《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2版）》认为“依”有动词、介词两种用法[1]1 551；“据”有动词、介词、名词三种用法[1]719。《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认为“据”只有介词的用法，《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2版）》中认为的“据”的动词用法、名词用法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只是作为相应的动词性、名词性构词语素看待的，因此没有标注词性[2]704；《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认为“依”有动词、介词用法，这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2版）》的看法一致[27]1 532。

基于“依”和“据”在现代汉语中都有独立为词的用法，因此我们在考察“依据”成词过程之前，先分析作为构词成分的“依”和“据”在汉语史上的发展演变情况。

（一）汉语史上“依”、“据”二词的历时演变

“依”和“据”在先秦时期的最初用法都是动词。《说文》：“依，倚也。”可知“依”的本义是“倚，靠”，表示的是具体的动作行为。语料显示，“依”最初使用时倚、靠的对象也是比较具体的物体或人。例如：

（1）（申包胥）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左传・定公四年》）

句（1）中的“依”表示肢体倚靠这一具体的动作行为。后引申出动作性相对较弱、意义相对抽象的“仰仗、依赖”义。例如：

（2）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诗经・鲁颂・s宫》）

句（2）中的“依”不是表示肢体方面的具体动作行为，而是表示生活或经济条件等方面依赖于某人。

“据”在先秦时也用作动词。《说文》：“据，持杖也。”本义同“依”近似，也是“倚，靠”，表示具体的肢体动作行为，“据”的对象也是比较具体的物体或人。例如：

（3）文伯之丧，敬姜据其床而不哭。（《礼记・檀弓上》）

句（3）中的“据”表示倚靠这一具体的身体动作行为。后引申出在生活、经济条件等方面对某人的“依靠、依赖”义，动作性变弱，意义相对抽象。例如：

（4）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诗经・邶风・柏舟》）

毛传对句（4）的注解为：“据，依也”。

现代汉语中表示根据、来源义介词“依”和“据”都是从二者的动词用法语法化而来。马贝加曾细致考察过介词“依”和“据”的虚化过程[4]259-264，本文赞同马文关于这两个词语法化过程的看法，下文关于“依”与“据”语法化为介词过程及年代的分析多依从马文。

“依”和“据”语法化为介词，经历了两个关键性的步骤，也是其虚化的两个最重要的条件。一是“依”和“据”搭配范围的扩展，一是“依”和“据”必须处于一定的句法位置，这一句法位置就是连动结构中的V1位置。搭配范围的扩展表现为，句法上“依”和“据”后接的N由表示相对具体的事物名词扩大到表示抽象概念的名词。例如：

（5）心不苟虑，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动，必依于礼。（《礼记・祭统》）

（6）子曰：“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游於艺。”（《论语・述而》）

句（5）、（6）中，“依”和“据”的后接名词均表示抽象概念的“道、德、仁”等。“依”和“据”后接N范围的扩展为其语义的逐步抽象化奠定了基础。

“依”和“据”语法化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这两个词须处于连动结构中的V1句法位置。例如：

（7）依风穴以自息兮，忽倾寤以婵媛。（《楚辞・九章》）

（8）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史记・吕太后本纪》）

在句（5）、（6）中，“依”和“据”是所在句子或小句的中的唯一动词，处于核心谓语的地位，因而句法功能稳定，不易发生语法化。而句（7）中的“依”、句（8）中的“据”分别处于连动结构的V1位置，这样的句法位置弱化了“依”和“据”单独作谓语时的动词性特征，导致其动词属性弱化并逐渐丢失，进而同其后的N一起，重新分析为连动结构中后一动词V2的修饰语。

汉代时，已见“依”和“据”介词用法的萌芽，如下面四句：

（9）夫水者，执法司寇也，执法附党不平，依法刑人，则司营诛之，故曰土胜水。（《春秋繁露》卷十三）

（10）中人之中，依期自至。（《太平经》卷一至十七）

（11）据位治人，用何为名，累日积久，何功不成？（《春秋繁露》卷六）

（12）孔子为鲁司寇，据义行法，季孙自消，堕费C城，兵甲有差。（《春秋繁露》卷十三）

六朝时，介词“依”和“据”发展成熟。例如：

（13）今皇帝暗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陈留王，何如？（《三国志》卷六）

（14）上使依其国俗祀之。（《世说新语・文学篇》）

（15）臣据经史辨正此数，而法兴设难，征引《诗》《书》，三事皆谬。（《宋书・志第三》）

马贝加在考察“据”的虚化过程后，认为：“介词‘据’萌芽于汉时期，至晋、南北朝时已成型。”[4]263我们认为马先生的看法是可信的。至于“依”虚化为介词的年代，马文没有明确指出。从上文对“依”的发展演变历程考察来看，我们认为，“依”虚化为介词的年代同“据”相当，也萌芽于汉代，成熟于六朝。

汉语中的单音节介词基本上由动词语法化而来，语法化的重要途径就是处于连动结构中。介词“依”和“据”作为单音节介词大家族中的一员，二者语法化为介词的途径、条件与其它单音节介词基本类似。同时，这二者之间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也体现了诸多相似之处：作动词时，“依”和“据”本义相近；语法化为根据、按照义介词时，演变条件和演变途径也完全相同，语法化的开始及成熟年代也基本相同。

（二）“依据”的源形式、源义及句法功能

汉语史上，“依”和“据”分别有动词和介词的用法，那么理论上而言，介词“依据”可能有如下三种来源模式：第一，由单音节介词“依”和“据”通过构词手段直接复合成双音介词“依据”；第二，由动词“依”和“据”先复合为一个动词“依据”，再经语法化途径，虚化为同形的双音介词；第三，由动词“依”和“据”结合为一个并列短语“依据”，后词汇化为同形的动词，再经语法化途径虚化为介词。介词“依据”到底是来源于哪种方式，这必须从汉语史具体文献材料着手，先从中考察“依据”的源形式、源义及源形式的句法功能，进而理清由源形式发展演化为介词的复杂过程。马贝加[4]只讨论了“依”和“据”的语法化过程，对“依据”在汉语史上的发展演变情况没有论及。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介词“依据”的来源及发展演变情况进行细致探讨的，因此，对“依据”一词的发展演变研究目前还处于空白状态，这也是本文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出发点。

就目前我们掌握的语料来看，先秦时期尚未发现“依据”的用例，其最早出现的文献用例是汉代刘熙的《释名》，并且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只发现了这一处用例。

（16）基，据也，在下物所依据也。（《释名・释言语第十二》）

句（16）中“依据”的意思是“倚靠”，一物（下物）倚靠另一物（墙基），表示的动作行为较为具体，位于“所”之后，因此整体功能是动词性的。其意义和功能分别与单用的“依”和“据”相当，但此处的“依据”到底是并列式复合词还是并列式短语我们很难遽下结论。因为汉语中很多的双音节复合词由历史上同形的双音节短语词汇化而来，到底是词还是内部分立的短语缺少外在形式的标志，特别是由并列式双音节短语词汇化而来的同形的复合词，是词还是短语有时更难分辨。董秀芳在区分一个双音节并列形式是短语还是词时，提出这样的判定原则：即“有没有换序形式可以作为检验并列短语是否固化为词的一个标准。”[5]126董先生的这个观点来自乔姆斯基（1980）的句法操作原则：句法规则不涉及词内部结构的任何方面。如果一个双音节并列形式内部可以进行换序操作，因为这种操作是句法的，因此是双音节并列短语，反之，当不允许进行内部换序操作时，双音节形式就已固化为并列复合词。我们同意董文提出的“换序”标准作为区分双音节并列短语与同形的复合词的方法。据此，我们将句（16）中的“依据”判定为并列式动词短语而不是并列式复合词，因为先秦两汉时期，就有“依据”的换序形式“据依”用例的存在。例如：

（17）君臣上下各餍其私，以纵其回，民各有心而无所据依。（《国语・晋语一》）

（18）同是人名，更无别义，就中舛驳，何所据依？（《汉书・高帝纪》）

句（17）、（18）中“据依”的意义同句（16）中的基本类同，只是比同句（16）中的稍显抽象；在句法功能方面，句（17）、（18）中“据依”同句（16）中的“依据”相同，用于“所”之后，都是动词性的。因为存在“据依”这样的换序形式，表明句（16）中“依据”的内部组成成分松散、可分立，“依据”还没有凝固成表示整体意义的独立词汇单位。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句（16）中“依据”的内部结构是句法关系，是动词“依”和“据”临时组合连用，这一时期的“依据”和“依据”一样，都是动词性并列短语。但这样的用例极少，在我们所掌握的语料中，汉代我们只检索到“依据”用例一处，即句（16），先秦两汉我们只检索到“据依”用例两处，即句（17）、（18）。

总之，“依据”的最初形态是并列式短语，出现在汉代，是动词“依”和“据”在句法范畴内的临时组合使用；意义上继承了“依”和“据”的本义，仍表示具体的动作行为“倚靠”；句法功能上是动词性的。

二、介词“依据”的词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依据”的用例出现很多，但“据依”的用例在这一时期却连一例都没出现。

（19）攸之起事，群从下郢，于路先叛，结寨于三溪，依据深险。（《南齐书・列传第三》）

（20）元帝中兴江南，太兴元年，始更立郊兆。其制度皆太常贺循依据汉、晋之旧也。（《宋书・志第六》）

（21）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首目，并书章左，惟陛下留神省察。（后汉书・蔡邕列传）

（22）慈明曰：“足下相难，依据者何经？”（《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句（19）中依据的对象“深险”似乎可以作表示相对具体意义或相对抽象意义两解：如果作相对具体理解，则“深险”转指具体的“深险的地方、处所”，那么“依据”仍然表示具体的“倚靠”义；如果作相对抽象理解，则“深险”表示一种性质或特征，那么“依据”相应地只能是表示抽象的根据、凭借义。但句（20）―（22）中的“依据”意义体现了逐渐抽象化的特点：这三句中“依据”的对象扩展为相对抽象的“旧的制度”、“诏书”和“先代经典”。依据对象的扩展，致使“依据”意义的逐步抽象化、专门化，它不再表示具体的“倚靠”义，而是表示相对抽象的“根据、凭依”义。“依据”由作短语时表示的具体的“倚靠”义发展为抽象的“根据、凭依”义，表明“依据”词汇化为一个词汇单位的倾向性越来越强。

董秀芳提出动词性并列式双音词在历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四种词化特征，其中第三种是看该双音词在历时发展过程中意义上是否发生了由具体到抽象或由泛指到专指的引申，第四种是看该双音词在历时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发生句法功能的转化[5]139-145。由于在历时状态下汉语中缺少判定动词性并列式双音短语与其同形的动词之间有效的形式化的方法，我们认为董文提出的四种判定词化特征的方法在解决这一难题时是具体可行的。

据此，我们认为句（16））中的“依据”是动词性并列短语，因为这两处“依据”使用的是“依”和“据”的本义“倚靠”，动作行为具体，二者组合后仍然表示“倚靠”的意义。因句（19）中的“依据”可作具体和抽象两种理解，因而可视为其由短语向复合词过渡的形态。而句（20）―（22）中的三处“依据”在意义上已经历隐喻引申，由倚靠的处所、空间义投射为根据、凭依这样的关系义，意义抽象化、专门化、整体化，因此我们认为这三处“依据”已经词汇化为一个动词，意思是以某种事物或理论作为根据。

这一时期，除了出现意义上发生抽象引申的“依据”之外，还出现了很多句法功能发生了转化的“依据”，例如：

（23）当以《鸿范》一二之数，言不成文，故有取舍，而使两义并违，未详以数立言为何依据也。（《南齐书・志第三》）

（25）（沽河）又南出峡，夹岸有二城，世谓之独固门，以其藉险凭固，易为依据。（《水经注》卷十四）

（26）寻究二三，未有依据。（《魏书・志第十三》

以上三句中的“依据”都是名词性的句法单位，意思是“依照的根据”，意义专门化，可以认为是名词。这是动词性并列式短语“依据”在历时演变过程中句法功能发生了转类的结果。当“依据”转类为名词时，其内部动词性构成成分与整体的名词发生了偏离，“依据”作为动词性短语内部组成成分的可分析性减弱，表示具体动作行为的“倚靠”义逐渐弱化模糊，短语的性质大大降低。相应地，“依据”用于整体性指称意义逐渐增强并最终转类为“根据”义名词。董秀芳指出，动词性并列双音词在历时发展演变过程中发生句法功能转化的例子很多，如“待遇、成就”等都经历了由并列式动词性短语转类为名词的过程，她并且认为经历转类过程的并列双音形式词化程度最高[5]140-141。

魏晋南北朝时期，“依据”因高频连用由动词性并列式短语词汇化为同形的并列式复合动词，我们可从三个方面判定这一时期“依据”已凝固为动词：第一，动词性短语“依据”在由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意义上经历了由具体到抽象或由泛指到专指的隐喻引申；第二，动词性并列式短语“依据”在这一时期的演变过程中句法功能发生了向名词的转类，尽管这一时期“依据”的名词用法和动词用法并存。第三，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依据”的使用频率很高，而其换序形式“据依”却没有出现一句用例，换序形式的衰落，弱化了“依据”的短语性质，强化了“依据”的独立词汇性质。

三、动词“依据”的语法化

由上文分析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依据”词汇化完成，凝固为一个动词，意思为把某种事物或理论作为根据，句法功能是在句中作谓语。动词功能形成后，“依据”在句法位置和意义两方面显示出由动词向介词方向虚化的倾向，因而步入了语法化的历程。语法化通常是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6]。典型的语法化现象是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语或结构式变成无实在意义、仅表语法功能的语法成分，或者一个不太虚的语法成分变成更虚的语法成分[7]。现代汉语中介引动作行为根据的介词“依据”正是由根据义动词“依据”语法化而来。同大多数单音节介词虚化于连动结构的句法环境一样，“依据”语法化的途径也是用于连动结构中的V1位置，这一过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展开。

（27）（卿等）依据此文，又从遗册之旨，虽存衰服，不废万机，无阙庶政，得展罔极之思，于情差申。（《魏书・志第十二》）

（28）是以屡献愚怀，依据典礼，庶请具陈，足寤圣心。（《全三国文・吴五》卷六十七）

（29）乃命故中书监高闾广旌儒林，推寻乐府，依据《六经》，参诸国志，以黍裁寸，将均周、汉旧章。（《全后魏文》卷四十六）

（30）臣以为：依据律文，不追戮于所生，则从坐于所养，明矣。（《魏书・列传第四十一》）

汉语介词主要由动词语法化而来，此为学界共识。至于介词语法化的句法环境，一般认为与连动结构（同连动式）密切相关。关于连动式，张志公认为是“前一个动词代表先作的动作，后一个动词代表随后作的动作，……两个动作一前一后，连续进行，这样几个动词组合的结构叫做连动式” [8]，杨伯峻、何乐士（认为：“连动结构是指动词或动词结构连用。前后有时间先后或主次之分，都为统一施事主语发出的动作。”[9]西方学者Li & Thompson较早提出汉语介词语法化发生于连动结构[10]。此后，贝罗贝[11]、邢志群[12]、张旺熹[13]均以汉语相关介词产生的实例证明连动结构在汉语介词语法化中的重要作用。邢志群明确提出：“汉语动词的语法化都要经过连动这一阶段”。

以上四句中的“依据”都处于“V1+N1+V2+N2”句法环境中的V1位置，这是动词“依据”虚化为介词的最重要的步骤。处于这种句法位置的“依据”，因所在的结构中还有另一动词V2，致使“依据”先前独立作谓语的句法功能被动摇，加之，“依据”本身动作行为义就很弱，因此在同V2竞争核心谓语地位时更是处于劣势地位；同时，V1所在的句法位置处于句法主语与V2之间，这一句法位置是状语的典型句法位置， V1处于这样的位置很容易引起意义的虚化；意义虚化后的V1因处于V2前状语的位置，就会连同其后的宾语一起被重新分析为介词结构作状语。

处于“V1（依据）+N1+V2+N2”句法环境的中“依据”发展到隋唐五代时期，先前的具有的动词功能完全虚化消失，其唯一的作用就是介引相关语义成分。

（31）中宗命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刘宪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加修撰。（《旧唐书》卷一八九下）

（32）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全唐文卷四・太宗皇帝一》）

（33）今请依据古典，崇建七庙。（《隋书・志第二》）

（34）将来举人，并依据地理远近，於十月三旬下纳文解。（《全唐文・阙名》卷九百七十）

句（31）―（34）中的“依据”结构同其后的“V2+N2”在句法上不再表现为平等的地位，相反，却表现为更为彻底的修饰与被修饰关系。语义上，“依据”结构体现为为其后的“V2+N2”所表示动作行为引出相关的根据或凭依，即根据或凭依什么才能实现“V2+N2”所表示动作行为，意思等同于“按照、根据”。

宋代，“依据”的介词、动词、名词用法都有使用，是前代“依据”三种用法的沿用，但介词用例很少，我们只检索到两例。下面就这三类词性的使用情况依次举例如下：

（35）古之所谓小人儒者，亦不过依据末节细行以自律。（《陆象山文选・与曾宅之书》卷一）

（36）所亲吏张观、范尧臣依据说势，市权招赂，擅给太原九姓羊钱千万。（《新唐书・列传第五十》）

（37）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经见，难可依据。（宋・李攸《宋朝事实卷六・庙制》）

（38）九曲青溪，千年陈迹，往事不堪依据。（宋・王奕《和朱静翁青溪词》）

（39）水物向陆，失依据也，而足多有救。（宋・文莹《玉壶清话卷七》

以上句（35）、（36）中的“依据”为介词，句（37）、（38）中的“依据”为动词，句（39）中的“依据”为名词。

元明时期 ，介词“依据”用例依然不多，我们在冯梦龙《三言》和明代医方《普济方》中检索到下列基础介词用例。

（40）今日既承大官人分付，老身权且留下：若是不能效劳，依据日奉纳。（《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按，奉纳 奉纳：敬还，退回。见《汉语大词典》（1997）第1511页，《古今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今日既承大官人吩咐，老身权且留下，若是不能效劳，依旧奉纳。”：敬还，退回）

（41）关元隐隐而痛者。小肠疽也。上肉微起者。小肠痈也。右验其人所募。依据此审定痈疽浅深。（《普济方》卷二百八十二）

句（40）、（41）中的“依据”都是介词，介引动作行为的根据。句（40）中的“依据日奉纳”即按照天数退还（获得的钱财），句（41）中的“依据此”即根据症状审定病情。

清代，介词“依据”的用例仍然不多，我们只检索到为数不多的几处用例。例如：

（42）声木故依据李刘两家著录，略记之于此。（清・刘声木《苌楚斋五笔》卷十）

（43）依据周@骋雄辩，镌造物谈言工。（清・孙元衡《赤集》卷一）

现代汉语中，“依据”是个较为常见的介词，但其自隋唐五代时期产生直至清代使用频率一直不高。可见，介词“依据”使用频率的增加，是近现代以后的事了。

四、结语

介词“依据”由动词“依据”语法化而来，动词“依据”由动词短语“依据”词汇化而来。形成“短语动词介词”这样的发展演变模式。

现代汉语中介词“依据”的内部构成语素是“依”和“据”，先秦时期，这两个构词语素都可以用作动词，意思是“倚、靠”，表具体的动作行为。后经隐喻引申，意义变得相对抽象，指生活、经济条件方面对某人的“依靠、依赖”， 动作性变弱。尽管后来这两个动词都发展降格为“依据”一词的内部构成语素，但汉语史上“依”和“据”独立作动词的用法始终存在，并一直沿用至现代汉语。动词“依”和“据”的最初连用始见《国语》和《释名》，都是内部松散、可分立的并列式动词短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依据”因高频连用由并列式动词短语词汇化为同形的并列式复合动词。“依据”由短语词汇化为动词的促动因素是认知隐喻机制，由倚靠的处所、空间义投射为根据、凭依关系义，投射的结果，“依据”意义抽象化、专门化、整体化，凝固为一个动词性词汇单位，表示以某种事物或理论作为根据，句法功能是可以作句子或小句的谓语中心。

动词“依据”形成后，因经常处于“V1+N1+V2+N2”句法环境中的V1位置，为其向介词虚化提供了便利条件。隋唐五代时期，处于“V1+N1+V2+N2”句法位置中的“依据”最终完成向介词的虚化，“V1（依据）+N1”由独立作谓语重新分析为作“V2+N2”的状语，“V1（依据）+N1”由动宾结构重新分析为介宾结构，介词“依据”形成。介词“依据”的功能在于引进动作行为的根据，动词“依据”则表示以某种事物或理论作为根据，可见，“依据”动词与介词的区分并不体现在意义上，主要是体现在句法功能上。参考文献：

[1]李行健.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2版）[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2]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朱景松.现代汉语虚词词典[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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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董秀芳. 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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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福祥.近年来语法化研究的进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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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贝罗贝.汉语的语法演变―论语法化[A].吴福祥.汉语语法化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5.

立志短语范文第3篇

徐志摩与曼斯菲尔德的文学情缘

徐志摩曾于1921和1922年留学英伦，其间他与英国名士多有交游，其中就包括当时业已成名的曼斯菲尔德。徐志摩以诗人出名，但在其文学生涯中，翻译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翻译与创作几乎同步进行。1923年1月9日，曼斯菲尔德不幸与世长辞。消息甫一传来，与曼斯菲尔德有过一面之缘的徐志摩就在《努力周报》上发表诗作《哀曼殊斐儿》（解放之前，我国对KatherineMansfield的译名不甚一致，有时译为曼殊斐儿，有时译为曼殊斐尔，现统译为曼斯菲尔德），由此拉开了在我国译介曼斯菲尔德的序幕。徐志摩对曼氏的文名极为仰慕，“除了哈代和泰戈尔，曼斯菲尔德是徐志摩有过短暂会面并留下愉快持久印象的第三位作家”（陈琳、张春柏：《翻译间性与徐志摩陌生化诗歌翻译》，《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4期）。徐志摩一生译作数量虽然不在少数，但在《玛丽玛丽》的译序中他却写道：“除了曼殊斐尔说是我的溺爱，其它的都可算是偶成的译作”。徐志摩与曼斯菲尔德的会面，仅有20分钟时间而已，加上曼氏病体孱弱，二人意欲深入交流的效果必然打了一定折扣。不过细读悼文《曼殊斐儿》，徐志摩对曼斯菲尔德犹如教徒般的朝圣情感清晰可见。允诺徐志摩翻译其作品也许不过是曼斯菲尔德的说者无心，但徐志摩却用尽毕生精力践行了当时的承诺：“我承作者当面许可选译她的精品，如今她已去世，我更应珍重实行我翻译的特权，虽则我颇怀疑我自己的胜任”。

从1923年的悼念诗《哀曼殊斐儿》至1931年飞机失事遇难，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徐志摩就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金丝雀》等10个短篇故事，翻译了《会面》、《深渊》和《在一起睡》三首诗歌，另撰有《哀曼殊斐儿》、《曼殊斐儿》、《评曼殊斐儿小说〈幸福〉小序》和《评曼殊斐儿诗三首前言》诗文4篇。1927年4月，“在1920—1930年代曾经引导一时出版风尚”的北新书局还推出了《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而其译者正是徐志摩。

徐志摩译介曼斯菲尔德产生的波澜

徐志摩不仅自己动手译介曼斯菲尔德，而且力劝好友陈西滢加入到翻译曼斯菲尔德的行列之中。陈西滢对英国文学文化了解颇深，谦称才力不足的徐志摩自然会力荐陈西滢为曼斯菲尔德作品的译介出手相助。陈西滢后来果然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一杯茶》和《太阳与月亮》两个短篇故事，其妻凌淑华也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小姑娘》，凌淑华甚至因文风与曼氏的相似而被誉为“中国的曼斯菲尔德”。

徐志摩译介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这些文人作家。徐译曼斯菲尔德产生的效应犹如涟漪一般，一圈一圈荡漾开去。因为觉得徐志摩《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的译文不尽如人意，翻译家张友松采用原文和译文对照的方式，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指出了徐译的不足。徐志摩曾经表示，《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是他自己表示最可纪念的译品里面摘录出来的”。但在经过反复比较之后，张友松却指出了徐译中存在的多处不足：“他给曼殊斐尔修改的地方，在他译的那一个集子（约二百西页）里，当在三百处上下……此外还有些地方，诗哲干脆把原文删去一点，不过那也许是手民删去的，不一定能归功于诗哲……徐诗哲的译文与原著之不同，不消说，是修改，不是误译”。

虽然批评徐译不够精确，但张友松却不得不承认：“前几年他（指徐志摩）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那篇‘曼殊斐尔’，不知多少人狂了似的捧着朗诵，有的人简直拿来背诵”。胡文则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为徐志摩的《曼殊斐儿》之动人效应提供了最好的佐证：“今日读了‘曼殊斐儿’一文，果然被他感动得最深，好似引我入了天国，把一切苦恼都忘去了”。阅读《曼殊斐儿》能让人想到人生中刹那的美感，胡文以为“这篇文字将曼殊斐儿叙述得声色俱佳，我们好像在梦里或生前，也在彭德街第十号楼上也受过了她底洗礼的”。徐志摩译介曼斯菲尔德产生的动人效果由此可见一斑。

“短篇小说作家”曼斯菲尔德在中国

从整体来看，解放之前我国对曼斯菲尔德的译介主要强调其英国身份并且凸显其短篇小说创作。曼斯菲尔德是一位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不过她的创作又不局限于短篇，而是涉及了短篇、中篇、诗歌、书信、日记、文学评论等诸多领域。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对曼斯菲尔德的翻译和介绍更加注重的是其短篇小说。

对于曼氏的短篇小说创作，国内的译介者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再说一次曼殊斐儿》将曼斯菲尔德称之为“天才”，声称短篇小说到了曼斯菲尔德手中“才是纯粹的美术”。小说集《曼殊斐儿》把曼斯菲尔德与格调不高的一般作家进行了区分，认为“平常的作者只求暂时的流行，博群众的欢迎”，而曼氏“却只想留下几小块‘时灰’掩不暗的真晶”。

对曼斯菲尔德这样的评价颇有些中国古代盛行的感悟式文学点评的色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译介者用相对较为理性的话语对曼氏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分析。郑或在看到曼斯菲尔德深受契科夫影响的同时，指出曼斯菲尔德“绝不会陷落陈套，反而是在走着一条崭新的艺术的路”。俞大薩将曼斯菲尔德置于整个英国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坐标中进行考量，认为“在过去的欧西文学里，———尤其是在英国文学里，直到最近百年，短篇小说没有争取到一个显著的地位”。在20世纪之前，“英国文学里的短篇小说，好像流产的婴儿，面目模糊，根本不值一看”。如果说在曼斯菲尔德之前，“英国的短篇小说是一种未成形，懦弱，无自信的文学体裁”，那么曼氏的横空出世，则使得“英国的短篇小说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独立的，前途无限文学表现”。曼斯菲尔德推出的几部短篇小说集，“将整个短篇小说的进展转上一个崭新的途径”。

翻译是文学接受的媒介，也是文学接受的一种形式。评介则是在广义的翻译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更深一层的文学接受。无论翻译还是评介，它们都“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方梦之主编：《译学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81页）。从整体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对曼斯菲尔德的译介虽然零星分散，且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但它们却相对及时地把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引入了中国，这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对曼斯菲尔德大规模的翻译、研究和接受做好了前期的准备工作。

立志短语范文第4篇

励志的语录有很多，简短一句话的励志语录大家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简短一句话励志语录，供大家参阅!

简短一句话励志语录精选1.时间是宝贵的，抓住了时间就抓住了成功。

2.要是你渴望乐成，以恒心为良朋，以履历为参谋，以鉴戒为兄弟，以渴望为哨兵。

3.遇到困难时不要抱怨，既然改变不了过去，那么就努力改变未来。

4.不管在什么地方，生活都有喜有悲，没有必要羡慕别人增添自己的烦恼。

5.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多努力一次，为了成功，你努力了多少次?

6.别嫌父母脏，嫌父母丢面子。

父母的恩，我们一辈子也还不完。

7.手心，额头那弯弯曲曲的线条是强有力的见证，成长了，也成熟了，留不住那算不出的忧伤，既然如此，那就永别吧。

8.活着不是为了取悦这个世界，而是为了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取悦自己。

9.遇到困难时不要放弃，要记住，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0.你从未尝试过往上爬，所以凭什么看最美的风景。

11.我走得很慢，但我从不后退。

12.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若对她笑，她就对你笑。

13.今天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明天才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要知道不努力未来永远是个梦。

14.面对人生的逆境，不要妥协，而要选择坚强，好好挺着。

15.世间最容易的事是坚持，最难的事也是坚持。

要记住，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简短一句话励志语录经典1.我的世界里没有陌生人，只有还没有认识的朋友。

2.当你困难失望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瞧得起你自己;

当你成功得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瞧得起别人。

3.生活可能面目狰狞，但一定要以漂亮的姿态去迎战。

4.青春是有限的，智慧是无穷的，趁短的青春，去学习无穷的智慧。

5.无论去哪儿，什么天气，记得带上自己的阳光。

6.这个社会需要伪装，你的好你的坏都要适当保留。

7.树立必信的信念，不要轻易说“我不行”。

志在成功，你才能成功。

8.给自己一片没有退路的悬崖，就是给自己一个向生命高地冲锋的机会。

9.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这些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

10.青春虚度无所成，白首衔悲补何及!

11.展现自己的风采，用加倍的努力来赢得成功。

12.若时光悄悄流淌，流逝了我们的青春岁月，那它带走的不只是回忆，更是曾经的我们一起奋斗留下的汗水。

13.别让过去的悲催，或者未来的忧虑，毁掉当下的快乐。

14.人世间，比青春再可宝贵的东西实在没有，然而青春也最容易消逝……谁能保持得永远的青春的，便是伟大的人。

15.心微动奈何情己远，物也非，人也非，事事非，往日不可追。

简短一句话励志语录推荐1.乐观的人永葆青春。

2.如果你想要从未拥有过的东西，那么你必须做你从未做过的事。

3.一份信心，一份努力，一份成功;

十分信心，十分努力，十分成功。

4.天若赐我辉煌，我必天天向上。

5.心里插了一把刀，拔出来觉得空，不拔出来觉得疼。

6.感谢黑夜的来临，我知道今天不论有多失败，全新的明天仍然等待我来证明自己。

7.青年是革命的柱石，青年是革命果实的保卫者，是使历史加速向更美好的世界前进的力量。

8.面对人生旅途中的挫折与磨难，我们不仅要有勇气，更要有坚强的信念。

9.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挫折，有打击。

但更多的，是那从心底发出来的快乐，那是我们在匆忙的生活的唯一能从自己身上得到的安慰。

10.题诗寄汝非无意，莫负青春取自惭。

11.疑问是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

错误是正确的先导。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大半。

12.所有奔向未来的理想与张扬。

13.不要因为一时的失败和挫折，就忘记曾经壮志满满说过要去的远方。

14.就算学习和生活再艰难，也要一边痛着，一边笑着，给生活一张漂亮的脸。

15.不要把成功想得太遥远，有时候，它离我们很近，只是由于我们的疏忽而与它失之交臂。

16.只要你自己不承认自己是废物那么谁都没资格给你的人生宣判死刑。

17.我一直相信未来的无限可能，而那年我没有说出来的愿望，被我在齿间咀嚼到烂熟，咽下喉咙从此再不见天日。

18.挤不进的世界就别挤了，等不到的晚安就别等了。

19.“麻烦”能让你学会很多东西，也是锻炼你自己的机会，因此不要害怕“麻烦”。

立志短语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语缀 综述 句法学

一、引言

语缀（clitics），又称“附缀”“附着词”“附着成分”“词组尾”等，是句法意义下的概念，指具有独立词的句法特点，而语音上需要依附于另一个词或短语的粘着语法成分，它作用于短语或句子层面，并非词内语素；语音特点与其相似的词缀，则是形态意义下的概念，指以屈折和派生等手段参与形态变化或构词的粘着成分。前者有如英语“I’m here”中的“’m”，汉语的结构助词、语气助词、复数标记“们”、焦点标记词“是”等；后者则有英语的复数后缀“-s”，汉语中构成名词的“性”、构成动词的“化”、构成形容词的“气”等。（参看刘丹青，2008；徐杰，2012）

语缀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人类语言的语法现象，但是国内语法学界却很少提及，仅有石毓智（2003）、刘丹青（2008）、张惠英（2011）、徐杰（2012）等几位学者在近年的研究著作中讨论到。而西方语言学家却在多年的语缀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理论背景多样，研究方法不一。这种已趋成熟的研究态势和汉语语缀的研究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汉语语缀问题这一丰富的“矿藏”，尚待进一步挖掘。

二、国内学界语缀研究成果

国内语缀的研究成果主要于近几年出现，石毓智（2003）、刘丹青（2008）、张惠英（2011）、徐杰（2012）等学者讨论了汉语语缀的性质、个案及其在语法体系中的地位。

石毓智（2003）认为，在汉语动补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实词会发生语法化而成为语缀。语缀是介于实词和形态标记之间的一种语言形式。与形态标记相比，它们还保留了较强的词汇性质，与动词的搭配也没有那么自由，但是不能独立应用。其语音形式已经弱化，不再能负载一个重音，必须依靠于一个语音重音才能出现。现代汉语的语缀是一个封闭的类，成员主要来自于形容词、动词和趋向动词，功能与体标记相近，表示动作行为发展的状况，如一些高频率的结果补语、量词、结构助词等。

刘丹青（2008）指出，语缀是失去语音独立性、必须依附于一个独立的词，但句法上仍有词的地位（而非词内语素）的词。简述了语缀与词缀、语缀与独立词的界限标准，并提出“句法从严；语音从宽”的认定原则。作者列举了可作语缀的语法成分，并分析了可能是语缀的个别汉语例子，如作回指性宾语的“它”、古汉语虚化的“之”、关中话的否定词、苏州话发问词“阿”、北京话表示“在、到”义的轻声“de”等。作者还谈及了语缀的位置及相互间的语序。

张惠英（2011）认为，语缀是出现于句子或语流中的缀音，区别于词汇、构词平面上的词缀。有的语缀是词缀超出词汇平面进入句子语流，起构句的作用；有的语缀只出现于句子语流中名词之前。文章分析了湖北大冶话、湖南娄底话、广西阳朔葡萄平声话、青海西宁话、仡佬话的例子，以及语缀的来源问题。

徐杰（2012）将语缀看作攸关汉语语法系统全局的关键之一，认为“语缀多，词缀少”这两个相互独立的特点从不同角度解释着汉语语法的诸多关键特点。正是由于汉语的语缀比较丰富，所以在表达疑问范畴和焦点范畴时，具有更多的句法选项。语缀和词缀的共性主要在于其粘着性，亦即非自由性；二者的差异主要在于被粘附的对象性质不同：词缀粘附于词根，语缀则粘附于短语或句子。因此词缀标明词类，语缀标明句类。

此外，还有若干研究著作论及与语缀相关的语言现象，但是作者没有辨析出它们的语缀性质，均未有意识地将其看作一类独立的语法成分加以分析讨论。

三、西方学界语缀研究成果

西方的语缀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Wackernagel（1892）提出了著名的Wackernagel's Law，认为印欧语言的语缀倾向于出现在句子的第二位置（second position）①，即第一个独立的词之后。如下文例（1）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所示，只要语缀je在第二位置，其余词的语序十分自由，如果不在第二位置则句子不合法。这一语缀分布情况见于世界许多语言，如普什图语、他加禄语、瓦勒皮里语、卢伊塞诺语、梵语等（Halpern，1995：14）。

（1） a.ovek je voleo Mariju.

人（主格） 爱 玛丽（宾格）

“这个人爱玛丽。”

b.ovek je Mariju voleo.

c.Voleo je Mariju ovek.

d.Voleo je ovek Mariju.

e.Mariju je ovek voleo.

f.Mariju je voleo ovek.（Halpern，1995）

在此之后的百余年中，不同理论背景的西方学者对语缀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由于文献量较大，下面我们以形式句法学派的研究为主，对一些比较重要的成果进行梳理。

（一）传统学派的基础性研究

语缀的很多基础性概念、标准，主要在Zwicky的数种语缀著作中得到了合理的讨论和确定，其中很多成果对现今的语缀研究仍起着重要的作用，提出的诸多结论亦十分具有启发意义。

Zwicky（1977）主要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语缀的共时来源，即哪些成分能作语缀，以及语缀出现的条件限制；第二，语缀与宿主（host）②关系，包括哪些成分可作宿主，语缀的附着是前附、后附还是中间插入；第三，语缀之间的关系，包括语缀连用的环境以及其相互间的顺序；第四，语缀的语音特点，包括语缀与相应的非语缀成分之间的语音关系，以及语缀与宿主发生语音融合时有何特点。作者区分了三类不同的语缀：专用语缀（special clitics）、一般语缀（simple clitics）和粘着词（bound words）。专用语缀指的是类似重读自由形式变体的一些非重读粘着形式，它们与重读自由形式有着相同的认知意义，且音韵组成也相似，比如法语不能负载重音的语缀“me（我，宾格）”“le（他，宾格）”，分别对应重读自由形式“moi”和“lui”。一般语缀指的是由非重读时的自由语素经语音弱化变成的语音上依附于相邻词的形式，其出现常与语体相关，比如英语“I’d object”中的“’d”就是“would”的弱化形式。粘着词指具有相当的句法自由度的非重读粘着语素，它们常在语义上跟一个结构相关，而在语音上只附于该结构的一个词，且通常处于该词很边缘的位置，甚至在屈折词缀之外，比如英语“the woman I interviewed’s arguments”中的所有格语素“’s”。

Jeffers & Zwicky（1980）主要针对学界流行的关于语缀的一些历时方面的观点、假设进行了讨论分析，以求补充、完善相关理论。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代词在充当语缀的成分中是否有特殊的地位；自由语素演变成语缀时是否语义较弱；语缀是否会演变成独立词；语缀的形成过程中是否会失去重音；派生词缀是否和屈折词缀一样可由语缀变来；多个语缀是挨个溶进宿主还是以混合词（Portmanteau）的形式压缩在一起；语缀易位、形成中插语缀等问题；中插语缀的其他形成方式；共时语缀顺序是否代表早期句法顺序；第二位置在各语言中存在差异的问题；语缀与类型学的关系；语缀的产生与重音类型、地域差别的关系。

Zwicky & Pullum（1983）以英语“N’T”为例，讨论了区分语缀和词缀的标准，分别为：语缀对宿主的选择限制小于词缀对词根、词干的选择限制；相比于语缀和宿主的搭配，词缀与词根、词干的搭配常出现无理据的空缺（arbitrary gaps）；词缀经常有形态音位现象，而语缀语音形式较一致；词缀更会造成特殊的语义内容；句法规则能影响附有词缀的成分，却不能影响附有语缀的成分；附有语缀的成分可以再附加语缀，但不能再附加词缀。其中最后两个标准均与所有句法操作必须发生在附着语缀之前这一假设有关。作者还指出专用语缀很像屈折成分，涉及屈折范畴标记的分派。

Zwicky（1985）设计出了一系列的测试手段来区分语缀和词，其基本准则是语缀和独立词相比具有词缀的一些性质，词和语缀相比具有短语的一些性质。测试包括：音韵测试，如连读音变、节律、音段特征等方面的表现；重音测试，语缀常不能负载重音；利用语缀和屈折词缀相似处的测试，包括粘着性、终止扩展的特点、与其结合成分的性质、语序的固定度、分布的自由度、内部构成的复杂性等；句法测试，[词+词]的组合可以发生删除、替换、移位，而[词+语缀]不行；接口（interface）假设测试，即语缀附着发生在句法之后；如无明显证据则分析为词，因为语缀更有标记功能。作者反对滥用术语“助词”，认为语缀、词缀是无范畴的（acategorial），但词必须归属于一个具体的句法范畴。

（二）形式句法学派的语缀研究

形式句法学派对语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属于专用语缀的罗曼语代词语缀（pronominal clitics）。这些语缀形式上类似独立词，但跟与之相应的非语缀代词有着不同的句法分布。以解释充分性为目标的形式句法必须为语缀的独特分布提供合理的说明。相关的研究大致分为两派，即移位说和基础生成（base generation）说。

如下文例（2）的法语所示，尽管代词语缀“les”代表了及物动词“介绍”的直接宾语，但并没有影响到动词的题元性质，动词依然是及物的，其论元位置仍可能存在一个“XP*”。移位说认为代词语缀和独立代词一样，生成于通常的论元位置“XP*”，然后移位并附着于动词。持此观点的主要有Kayne（1969，1975，1991，1994，2000）、Perlmutter（1970）、Aoun（1981）、Hurtado（1984）、Uriagereka（1995）等。其中，Kayne（1975）认为法语的代词语缀嫁接（adjoin）在动词上，Kayne（1991）则修正为语缀嫁接在一个功能范畴上，而动词会移位至该功能范畴。Uriagereka（1995）将语缀看作涉及有指（specific）、指称（feferential）的限定词。

（2）Marie lesi aura présents XPi* à Louis.

玛丽 他们（宾格） 将会 介绍-一致关系 介词 路易

“玛丽将会把他们介绍给路易。”（Sportiche，1996：215）

基础生成说则认为代词语缀直接生成在附着于动词或屈折成分的位置，也即语缀在表层结构里的位置。持该看法的学者主要是考虑到了“语缀并用（clitic doubling）”现象，即语缀与相应的独立成分同时使用，如例（3）的西班牙语，独立的词或短语占据了论元位置XP*，与移位分析发生冲突。代表著作有Strozer（1976）、Rivas（1977）、Jaeggli（1982）、Borer（1984）、Bouchard（1984）、Burzio（1986）、Roberge（1990）等。

（3）a.Nos esperaban sólo a nosotros.

我们（宾格） 三人称复数-等 只 介词 我们（宾格）

“他们只在等我们。”

b.Le ofrec ayuda a lani?a.

她（与格） 一人称单数-提供 帮助 介词 这个女孩

“我给这个女孩提供帮助。”（Su?er，1988：394）

Sportiche（1996）提出了全新的观点来分析代词语缀问题。他指出语缀的句法分析聚焦于论元位置的性质及其与语缀的关系，移位说认为论元位置是语缀移位后留下的语迹，基础生成说则认为它是与语缀有关联的空语类pro或PRO。他认为两派研究各有优劣，移位说能解释语缀和论元位置之间存在的局部限制（locality constraint）等典型的移位相关现象，基础生成说则可以很好地分析“语缀并用”等现象。而作者认为，所有语缀总是基础生成于零投射（zero projection）位置，作为短语的中心语；此外，语缀结构仍会涉及移位，但并非Kayne等人认为的语缀发生的中心语移位，而是论元位置上的成分所发生的非论元移位（A’-movement）。以（2）为例，假定“XP*”位置上存在一个限定词短语DP，则DP会移位至语缀短语的标志语位置，以允准某些特征，从而实现了语缀和XP*的一致关系。具体过程如（4）所示：

为满足文中提出的语缀准则（Clitic Criterion）——在逻辑式（Logical Form）中每个语缀必须和一个具有特定特征的短语发生标志语-中心语关系，反之亦然——在论元位置上的成分（显性或隐性）必须移位（显性或隐性）至以语缀为中心语的短语标志语位置，使特征得以允准（license）。罗曼语言中，与格语缀涉及一致关系特征的允准，宾格语缀涉及有指特征的允准。这种分析方法不仅解决了之前两派研究存在的问题，而且所用的理论能统摄各类代词语缀，还用标志语-中心语允准将语缀结构和疑问、否定、焦点等结构合理地结合了起来。

此外，Shlonsky（1994）认为闪族语的代词语缀生成于一致关系短语的中心语Agr中，而词汇性的中心语移位至最近的Agr，形成语缀附着。Cardinaletti & Starke（1999）认为语缀具有句法缺陷，因此在句法中必须移至功能词头以弥补其内在缺陷，而其韵律上的缺陷只是深层句法缺陷的反映。Nash & Rouveret（1999）和Rouveret（1999）认为语缀在词汇域无法被核查的特征必须在功能域得以核查，因此需移至最近的功能词头，其中动词有区别性的人称屈折（distinctive person inflection）会引发语缀前附（proclisis），如意大利语的定式动词；无区别性的人称屈折引发语缀后附（enclisis），如闪族语的动词或意大利语的非定式动词。Tsakali & Wexler（2004）在Sportiche（1996）结论的基础上，利用单一核查限制（Unique Checking Constraint）来解释儿童法语、意大利语存在语缀省略而希腊语、西班牙语不存在，是因为二者的一致关系Agr-O具有不同的特征。

Chiu（1995）和Ernst（1995）讨论了汉语中涉及语缀的问题。Chiu（1995）认为汉语的“所”是语缀，它不是复杂成分、不能被修饰、不能负载重音。以“所”为中心语投射出SuoP，SuoP涉及移位，因为它能体现岛限制。汉语的宾格由SuoP的中心语Suo通过标志语-中心语一致而授予SuoP标志语的位置，而只有当有成分经过SuoP标志语时Suo才会实现为语音形式“所”。作者认为“所”也具备有指特征。

Ernst（1995）认为汉语“不”是前附语缀，其出现需要无界的体情况。作者指出动词前、后的方式表达式③分别是“AP+de”和“de+AP”的形式，二者都在动词前生成。语缀“de”必须附着于动词，因此“de+AP”必须后置，但移位后在“不”与动词之间留下的语迹会阻碍语缀“不”附着于动词，导致句子不合法，如例（5）。

（5） *他不t讲得（很）清楚。

将“不”分析为语缀，还因为“不”后接降调时其声调会由降调变为升调，这一非能产的变调应与语缀身份有关；“不”可以和其他助动词合音成“别（不+要）”“甭（不+用）”等形式；除独词句外，“不”不可单说。“不”通常位于动词短语或助动词短语（如果有）的标志语位置。

（三）其他语缀研究

Miller（1992）和Miller & Sag（1997）认为（专用）语缀是词汇词缀，而非在词汇后、在句法后才附着的语缀，它们拼读出词汇中心语的一致关系特征并而所谓的后附语缀、前附语缀实为词缀的后缀和前缀，而这是词缀的内在属性。

Klavans（1985）和Anderson（1992，1993）认为（专用）语缀是短语的词缀，拼读出短语的特征并认为语缀的作用域、其附着成分的位置以及附着的方式都在词库中有明确规定。语缀和词缀的放置可以用同一套原则来解释。Anderson（1992：218）认为存在两类语缀：一类语法性更强，如代词、时态标记、限定词；一类涉及意义的修饰或者短语的话语功能。而这与形态分为屈折、派生的传统分类平行，而且在附着顺序上也是类似派生的一类在先，类似屈折的在后。这都说明将语缀分析成短语词缀的合理性。

Zribi-Hertz & Diagne（2002）放弃对语缀的纯句法研究方法，分离开语缀的句法属性和形态音位属性，采用句法-音系接口的方式，以模组的框架来分析沃洛夫语的相关情况。作者认为沃洛夫语的人称、方位语缀在音系、句法、形态上的属性各自独立，语缀在语法表现的任何层面都无法自成一类，而句法-音系接口研究能将它们在各个层面上的独立属性组合在一起。语缀只具有共同的音系属性，但仍不是音系上的独立类。

四、结语

作为一种广泛存在于人类语言中的语法成分，语缀问题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缺乏研究的汉语语缀，还存在很多空白有待填补。不过，西方学界的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1）对语缀现象没有一个跨语言、跨类型的统一解释，Sportiche（1996：215）虽然尝试对罗曼语的代词语缀提出一种跨语言的统一分析，但这也只是针对罗曼语部分语言的某一类语缀，而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语缀的一致特点；（2）对三类语缀的研究比较失衡，成果集中于专用语缀，而关于一般语缀和粘着词的讨论略显不足；（3）对东方语言的语缀缺乏研究，而且已有的成果存在用西方理论生搬硬套之嫌，与语言事实不太相符。

国内学界的研究除了数量上的严重不足以及由此导致的研究缺乏广度和深度之外，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对语缀的界定存在偏误。对研究对象内涵、外延的合理界定，是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基础。但是在国内学界已有的研究中，要么将一些非语缀性质的成分误作语缀，要么大量地遗漏掉本属于语缀的成分，影响了所得结论的准确性。对汉语语缀的进一步研究，首先要总结出科学合理的语缀辨别标准，以求研究对象的准确统一；其次，需要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构拟出一套适合汉语，同时也能跨语言解释别种语言的理论；最后，充分利用国内的汉语方言、民族语资源，在语言比较的基础上深挖事实，验证并丰富理论。

注 释：

①实际上，第二位置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含义，可以是在句中的第

一个非语缀结构之后，可以是在第一个重读词之后，甚至是在句首动词的重读元音之后（参看Zwicky，1977：19～20）。

②宿主指的是语缀附着的独立词。

③作者认为汉语语法学界常用的“补语”实际上和方式状语为同一

类成分。（参见Ernst，1995：666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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