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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语论文范文精选

国际汉语论文

国际汉语论文范文第1篇

1.较强的礼貌性

在国际间的经济业务贸易中,难免会出现业务纠纷和摩擦的情况,所以,要想有效的处理经济业务,减少贸易纠纷和摩擦,就应该要对此类问题进行礼貌性的处理。因此,相关部门在写外贸英语函电的时候,无论是要表达何种的意见,都要注意好自己书写内容的语气,不管是要向对方索赔、抱怨还是拒绝接受对方的某种观念,都要采用礼貌性的语言,注意语气的温和性。同时,书信的措辞一定要心平气和、力求表达客气的态度,语气要尽量委婉,要尽可能的减少在书信中使用带有直接命令性的语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写出的书信既能够充分的将自己的观念表达出来,还可以通过温和的语言表现出对对方人格的尊重与利益的关系。对此,可以采用以下几种句式:一是,采用被动式的语句。在对同一件事进行叙述时,不同的语气会表达出不同的感觉,如果使用主动式的语句,会让对方有一种被谴责的感觉;但是如果使用被动式的语句,则可以起到缓和语气的作用,让对方能够有被尊重的感觉。二是,使用肯定式的语句。在对同一件事进行叙述时,如果过多的出现带有否定性的词语,则会让对方有不愉快的感觉;但是如果将其改为肯定式的语气,则会很容易的让对方感觉到好感。三是,采用过去时与进行时的英语语法。在英语中,有一些词语是可以用来表示人的态度的,例如,hope,want,wonder,think等此类的单词。这些单词的过去时具有试探的态度,可以将写作者的建议、劝告等于语言行为表达出来,其表达方式比现在进行时更加委婉。并且,此类成语的进行时能够也具有委婉表达态度的性质,其表达方式比一般进行时更加的客气。

2.采用准确平实的表达方法

在对外贸英语函电进行书写时,人们往往会使用可以明确表达个人态度、语句通顺流畅、逻辑关系明朗的方法来表达,例如,inorderto,asaresult等类型的词语来表达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时,人们在书写此类函电时,对语言的简洁性也十分的注意,特别是在发送传真时。这样,一些比较常用的概念就会经常被书写者利用词组的形式来表现,从而明确的表达出自己的观念,例如cashwithorder,primaryindustry等类型的词组。此外,外贸英语函电具有的准确平实的表发方法的特点,在其用词的正确性方面也有着明显的体现。因为,外贸英语函电的主要作用是传递商业上的信息,将商务的事实全面的陈述出来,并且与企业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在书写函电时一定要注意词语的选择,尽可能的少使用那些十分华丽的辞藻,应该选择十分正规、具有较强表现力的法律性词语。

3.具有行业性特点

与其他类型英语相比,外贸英语函电带有一种独特性的行业性质,很多用于函电书写的日常英语词语都会在函电中被赋予新的意义。因此,要想对函电中运用的英语的意义和含义有一个充分全面的了解,其研究者则必须要具备商务理论和实务两方面的专业知识。相对于用于其他领域中的英语,外贸函电英语在书写时的几个词汇的特点是与普通英语不相同的,例如,order的意思不是“命令”而是“订单”;offer的意思不是“提供”,而是“报盘”;againsrt的意思不是“反对”,而是“用什么东西来交换”。面对此种情况,要想深入的理解函电中每个英文单词的具体含义,不能只是单纯的更改词汇在普通英语语境中的意思,而是要将其与函电所要表示的内容以及商务实务相结合,从而充分掌握其内涵。

二、外贸英语函电的应用

伴随信息、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也迈入了信息时代。在二十一世纪,人们已经逐渐的弃掉了信函在业务沟通中占据的主导地位,互联网、传真、电子邮件等传播速度快、成本低等新型交流方式成为了当今时代信息传播的主流技术。虽然当今时代,新型通信手段占据了当前信息传播的主导地位,但是从信息的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方面来看,无论是信息的基本格式,还是其表达的内容和方式,都没有发生根本上的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信息时代只是将信函式的信息传播手段变为了网络式的传播方式,国际贸易的业务交流也随之变得更加便利。特别是电商的出现和发展,更是为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提供了便捷的交易渠道,使得经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格局逐渐形成。伴随这一经济格局的出现,国际间的商务贸易合作也愈发的强烈起来,自我国进入世贸组织后,我国企业同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商业经济往来也逐渐增多。作为当今社会国际间贸易交流的重要手段,外贸英语函电的社会地位也随着国际间贸易的发展而不断的提升,并逐渐成为国际间商务贸易交流的重要组成内容,在贯穿于商务贸易的各个环节之中。无论企业间建立良好的业务交流关系、达成交易,还是对合同的执行以及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矛盾和纠纷,都需要利用函电来沟通和解决,这也使得国际贸易被称为单据贸易。另外,国际贸易在对实务进行操作时,其字各个贸易环节中进行的函电交往,都是其商务交流重要的法律依据,当出现贸易纠纷时,这些函电内容将成为解决纠纷的关键点,会对纠纷的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结语

国际汉语论文范文第2篇

一、重大的进展

1.理论建树初具规模。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因为它建立在朴素的客观规律之上。对外汉语教学尽管头绪纷繁,却是有规律可循,从理论上探索这些规律,把几十年来国内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加以总结,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成熟的标志。已故的熙先生说:“现在世界上有各种理论,汉语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一种理论来,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熙,1989)现在,“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组成;基础理论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应用理论是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教学法的部分内容具有理论性质,因此不妨把它也归入理论范畴)。”(《纪要》,1995)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则是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理论,它是建立在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语言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围绕着理论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论文,其中吕必松、胡明扬是其代表。然而,框架虽然搭起,研究却还不能说十分深入。真正称得上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章,为数并不多。当然,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理论研究,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者。如果说,一个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学科,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决不为过。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前提。对特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朝着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研究对象,熙在1989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另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本身的研究,而这决不仅是教学经验的问题。四年之后,盛炎、沙砾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盛炎、沙砾,1993)到了1995年,我们对特殊的研究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即研究外国人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和相应的教学规律。研究的内容则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从“学”的角度,要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学会并掌握汉语的;从“教”的角度要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内在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纪要》,1995)只有研究对象明确,才能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分别开展学科理论研究、汉语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点。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学习和教学问题,那首先要把“学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汉语本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汉语研究。

在汉语本体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汉外语的比较,从而找出学习的难点,“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王力,1985)研究语法结构,研究语音规律,对本国人来说,一般规律也就够了,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掌握一般规律是学不会汉语的,常常一用就错,这种错误往往启发研究者去注意中国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于是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这种从教学中发掘的研究课题,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其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陆俭明、邓守信、王还、刘月华、赵淑华、佟秉正、舆水优等。

至于研究“教”和“学”,与其他语言作为外语教学是有共性的。这也就是在创始阶段,我们不断引进、介绍各种外语教学法的原因。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很多。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无疑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在研究汉语教学法时,正如张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它们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张清常,1990)这是十分中肯的话。

下面我们对教学法研究略事回顾: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讨论会上,汉语教学法研究与国际上交际法原则盛行一时相同步,并开始探索结构与功能相结合、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路子。1987年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教学法研究不断创新,预计有可能形成“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新路子,并向综合教学与分课型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拓展。1990年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人们对教学法又有了新的思考,以历史的态度对以往的教学法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从而发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法是完整的唯一可行的,而且可以普遍适用的。应该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不同的语言教学目的和不同的教学阶段对教学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普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有千秋》([美]杨觉勇)一文代表了这种思想。到了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吕必松总结到:“更快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已成了各种语言教学法流派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不可逆转的一种发展趋势。”(吕必松,1993)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全能的,也没有一种教学法是毫不足取的。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对象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今后,我们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兼采众长,摒弃其短,探索汉语教学的新路子。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近年来在研究中比较注重教和学的调查研究,注意统计分析(定量、定性分析),创造条件搞各种教学试验等科学的方法。

4.研究领域正在拓宽。语言教学的研究,是受语言理论研究制约的。80—90年代,国外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已经不似70—80年代那样风靡一时,代之而起的是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潮流所及,社会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用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开始是关注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的介绍,继而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开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领域。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并在语言教学中引入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是将语言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胡裕树等,1989)不同的语言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这种文化差异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障碍之一。近年来,关于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排除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讨论,已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之一。研究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对比,主要是以汉语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和以英语为背景的欧美文化、以日语为背景的日本文化的比较;另一个是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内容都与语言学习和教学直接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胡明扬,1995)探讨了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最有可能直接影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文章认为,在语言教学中注入文化因素应考虑到外国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在文化上的异同,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把语言课上成文化课。这篇文章廓清了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一些不够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大家形成共识。总的看来,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讨论汉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比较多,讨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学习影响的文章还比较少。领域虽已打通,深入下去还值得探讨。

5.研究成果十分可观。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本体研究成绩尤为突出,这是汉语研究专家与对外汉语教师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结果。对外汉语教学从一个新的角度开拓了汉语研究点,它受到汉语专家热情的关注,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帮助;而对外汉语教师,掌握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难点,从那些中国人习焉不察的问题中,小处人手,大处着眼,发掘带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体现了学科的特色,为汉语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篇章、汉外语对比以及与汉语教学有关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中,语法研究又占更大的比重,在前四届讨论会的论文选中,有关汉语本体研究的论文共160篇,占全部论文总数363篇的44%,而其中仅语法研究的就有90篇,又占总数160篇的56%。这些论文涉及下列三类内容:一是从宏观上研究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路子,探讨浯法教学的改革。二是针对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深入分析语言事实,发掘语言规律。三是在汉语语言现象的分析与描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研究的势头,与80—9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的语法研究不无关系。近年来,中国的语法研究异常活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硕果累累,新人辈出,成为语言学科各个部门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龚千炎,1996)影响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语法研究,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研究特色:一是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涉及到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功能语法等。二是体现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特别是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形式与意义密切配合,交互验证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三是结合汉语与外语的比较,深入发掘汉语的特点,渗透着理论的思考。

在教学研究方面,对汉语诸要素教学的研究更深入、更具体,有不少新的教学设想,得出不少有教学参考价值的结论。通观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不断有新的进展。首先,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其次,进一步明确丁以总体设汁为主导的教学过程的四大环节。对各个语言教学环节和各种浯言技能训练的研究,更有理论的深度,对教学也更具指导作用。对于各种语言技能从设课到训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范。最后,建立并在不断地完善有效的汉语水平考试系统等等。

自1987年中国对外汉语教材规划会以来,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几年来编出了上百种不同类型、不同课型、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色的汉语教材,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教材中,大都能较好地体现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则,并带有不同的教学法理论倾向,应该说各具特色和优势。(杨庆华,1995)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今天,更新教材的呼声日高,我们期待着新一代教材的尽快问世。

学会成立以来,研究的重点开始由“教”转向“学”。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直接影响着教学水平。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对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分析,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的描写,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偏误分析及中介语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行为过程的调查与实验,以及对课堂上师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察研究,等等。学习规律研究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模式和假设,对促进汉语教学研究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研究成果应该重视,值得提及。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全面体现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路子,世界各国的同行们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力求逐渐加深认识,不断地改进处理方法,争取良好的教学质量。(吕必松,1993)这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明显的不足

1.关于学术方向。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指出:“由于近年来我国涉外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上便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本身也产生了某些怀疑。”(《纪要》,1995)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分歧,不但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而且也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对课堂教学也不无影响。面对这种局面,学术方向出现摇摆。

这次座谈会经过坦诚的切磋,在学术方向上可说达成共识,从而明确了学科的性质,规定了学科的内涵,维护丁“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唯一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会议指出:“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根本的区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学,教学规律也没有足够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不可能属于同一学科。”(《纪要》,1995)这样就摆正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今后,发挥学科优势,突出学科特色,把握住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方向,仍是不容忽视的。

2.关于研究视角。从总体上看,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略嫌偏窄,一个领域的各部门的研究也多有失衡。在汉语本体研究中,词汇及其教学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几年来毫无改善,极需加强。近年来,语音及其教学的研究,有滑坡现象,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质量有待提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数量在历届论文集中呈递减趋势。汉语语段、篇章,汉语风格及其教学的研究,除个别文章,几乎无人间津。

在教学研究中,探讨一般教学法的文章较多,而探讨具体语言要素教学的文章较少,能为单项语言技能训练寻找出有效方法的文章更少。在学习研究上,缺乏有份量的各种教学实验,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行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的科学数据。由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应更开阔些。

3.关于学术课题。在学术课题的选择上,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课题还没有被攻克。比如,我们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具有国家水准的汉语语言能力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我们虽有《当代北京口语语料》,也还只是初级产品,还有待于系统地、全面地开发研究,我们迫切地需要通过开发研究为对外汉语口语教材找到真正的现代汉语口语标准。我们虽然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那还只是一个“暂拟”型的或“提要”型的理论框架,似嫌陈旧,我们还应研制一个适合外国人学习汉语语法的应用型的教学大纲。有些基础研究工作,个人难以完成,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力,成立课题组,共同研制。比如把近年来分散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整理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一方面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从中发现薄弱环节,以便补苴罅漏,填补空白。有些几经繁难,辛勤劳动研制成功的基础项目,对外汉浯教学界的同仁要充分利用,如《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现代汉语句型系统》、《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系统》等,要物尽其用,不可束之高阁。(张旺熹,1996)

4.关于论说方式。科学研究的成果应以严谨的形式来体现。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论文还只是教学总结,或断想式的经验之谈,甚至写成了工作报告,严格讲来这都不能算作科学研究论文。有的论文选题不错,然而或论证角度欠妥,立意不明;或逻辑层次紊乱,让人难明事理;或浅尝辄止,失之于肤浅。有的论文所用语言不是科学论说语言,过于散文化或口语化。有的文章不列“参考文献”,也没有注释,引文也不注明出处,看不出自己的新见解,甚至对所研究的某一问题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甚了了,不能充分掌握某一问题所有的资料。这些都是对外汉语教学在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过程中要加以克服的。走向成熟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应该有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者,并且取得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三、乐观的前景

1.语汇及其教学研究将迈入新起点。长期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比较重视语法教学,把词汇及其教学的研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于是,词汇的教学与研究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至今依然如此。

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是成年人、外国人这一根本特点,混同了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汉语教学。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学龄前就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汇及其用法,他们在达意上没有困难,以后的任务是扩大词汇量及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的问题。外国成年人学汉语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学,要掌握每个词的用法,日积月累,熟能生巧,最终才能掌握一种语言。如果只学一些干巴巴的语法规则,充其量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标准句,稍一活用,常常是一开口——动笔就错误难免。特别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外国人会觉得语法条条不管用,而一个个词的用法才真正解决问题。以至于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学生看来,汉语语法规律不像其他语言那样严密、系统,而且有不少语法规律不好归纳,甚至等于学一个个词的用法。”(舆水优,1991)其实,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说过:“学习中国语言有三大困难,其实只是一个,即中国语词的问题。”(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这是因为语汇是语言存在的唯—‘实体,语法也只有依托语汇才得以存在。语法也可以说是无数具体语汇的具体用法的概括与抽象。因此,胡明扬说:“语汇教学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也正因为如此,加强语汇研究和语汇教学就成了当务之急。”(胡明扬,1996)现在,我们看到,语汇及其教学的研究已经迈入新起点。《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的正式出版是其标志。这是一部为外国人编的汉语学习的原文词典,它收词3700多个,有准确的释文,丰富的例证,简明的用法,更宝贵的是备有错用的提示。这是语汇及其教学研究的新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汉语学习和教学的需要。

最近,语言学领域新出现一个叫做“最小程序”(MinimalistProgramme)的新论点,这一论点将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同归结为其虚词成分和词汇方面的差异。,(袁博平,1995)与此相关,又有“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之说,认为:“语法理论,无论是转换取向或功能取向,若不跟词汇分类相结合则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突破。”(郑定欧,1995)理论语言学的这些新发展,必将对语汇和语汇教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带来新的契机。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注入新的思想。

2.学习规律的研究将出现新推进。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教”和“学”的内容,以及“怎么教”这两方面,对“怎么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学习和获得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研究语言的学习和获得的规律,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对提高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国内汉语学习规律研究起步较晚,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我国较早的学习规律研究是对比分析,即从两种语言本身的比较来预测学习中的难点,继而是中介语研究。研究者认为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学生使用的实际上是一套独立的语言体系。这套体系既不是学生母语的语言体系,也不是第二语言的体系,而是学生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研究这套语言体系,可以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而学生的语言偏误正可以观察中介语在学生头脑中的运作情况。七十年代,国外第二语言教学中,偏误分析曾风靡一时,风尚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曾把错误分析、对比分析和中介语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学习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吕必松,1993)近年来,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也曾影响学习理论的研究,如区分“习得”与“学习”,采用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提高听力教学的质量等。八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这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习得理论。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有人认为,目前世界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是,以语言原则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袁博平,1995)对外汉语教学的学习研究必将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展开新的研究未来。

3.电脑化教学研究将跨向新高度。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视、听材料进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仅仅是利用电视机、收录机的效能开展教学。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迅速发展,也仅限于以常见情景;常用句型为线索,配以常用语词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教学,还不能充分发挥这类设备为语言教学所能提供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如综合性、直观性、可选择性等,开辟教学的新路子。

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诸如笔输入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新的希望。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开辟教学的新途径,研制新一代教材,促进科学研究,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仅以多媒体为例,编写多媒体教材应立即着手去做,多媒体是既能处理文本信息,又能处理图像、图形和声音的多功能技术,并具有人机交互的能力。以这种技术研制的新一代教材,是一种文字、声音、图像立体发展的教材,必将给对外汉语的教学带来一场革命。又因多媒体信息量大,具有跨时空特点,可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因之也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我们相信,必将会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一番新的景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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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语论文范文第3篇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十年动乱”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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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语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英语;时政用语;翻译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浪潮之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从经济实力还是国际地位来说,都在国际交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将中国的文化、政治、历史、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恰当的转译为其他语言,让世界各国的人们能够更好、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写作英语论文就成为了当代翻译工作者所面临的一项迫切的任务。然而,当我们用英语去描述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件时,会很容易发现从英语词典中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对应的表达方式。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中国与英语国家在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就要求翻译工作者,能够根据英语语言的特点,创造出既符合我国国情和思维方式,又符合英语特点,并能让英语国家人们读懂和理解的英语表达法。

一中国英语的产生及其概念的提出

当今世界,英语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门世界性语言,而与此同时,英语的迅速国际化也必然会导致英语广泛的本土~(nativization)。不同语言的相互接触,必然会引起语言的变异,然而具备相同特征的人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使用某一语言时,其在语言表现形式上又必定具有某些普遍性特征,由此这种具有普遍性的变异语言便可以称之为语言的变体。而人们对英语诸变体在语言、社会、文化以及认知等方面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了国际语言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项重要课题。众所周知,英语的各种变体被划分为内圈英语(theinnercircleEnglish)如: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澳大利亚英语等;外圈英语(theoutercircleEnglish)如:菲律宾英语、印度英语、马来西亚英语等,以及扩展圈英语(theexpandingcircleEnglish)如:日本英语、埃及英语、中国英语。被划分为扩展圈英语范围内的中国英语就是英语与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以中文为本族语的中国人在使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时,由于受到汉文化、汉语思维方式的影响以及自身生理条件的限制而创造出的一种带有明显汉语特色的、写作毕业论文不同于标准英语的英语表达方式。

在我国,最早提出“中国英语”(ChinaEnglish)这一概念的人是葛传规先生。葛老于80年代初,在他的文章漫谈由汉译英问题》·文中指出:“英语是英语民族的语言,任何英语民族以外的人用英语,当然应依照英语民族的习惯用法。不过,各国有各国的特殊情况。就我国而论,不论是新中国或旧中国,讲英语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特有的东西需要表达。”在文章中,葛先生列举出一些事例进行说明,如:FourBooks(四书)、FiveClassics(五经)、eightleggedessay(八股文)等。由这些事例他所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这些英语都不是ChineseEnglish或Chinglish

(中式英语),而是ChinaEnglish(中国英语)。英语民族的人听到或读到这些名称,一时不懂,但经解释,不难懂得。”此中国英语概念首次被提出后,便陆续有人从不同的角度来对中国英语进行定义。从1991年汪榕培先生将中国英语定义为“它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到谢之君认为“中国英语以规范英语为基础,能够进入英语交际,其使用频度和交际效果与使用者的水平有关。”再到后来由贾冠杰、向明友进一步指出的中国英语是“操汉语的人们所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无法避免或有益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国特点的英语变体。”等等。我们综合以上各家的观点,不难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并且它的使用者是不以英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其次,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基础的,用以表达中国所特有事物的一种表达方式,并能够对传播中国文化起到积极的作用;第三,中国英语能够进入交际,但在实际交际效果上,有时是需要进行解

释才能使对方真正充分理解。“中国英语”这一名称和概念的提出,使人们注意并了解到中国英语原来是完全不同于中式英语的一个概念,正视到中国英语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并且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其特征和积极意义进行了描述。此外,我们还了解到中国人使用中国英语所要遵循的一个总的前提应该为:“依照英语民族的习惯用法”,因此,中国英语并不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事物,而是为我们了解英语语言的各种变体打开了一个认识事物的新视角。

二、翻译领域中的中国英语形成途径

世界上各民族之间进行相互交流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就是进行语言翻译,因此翻译与~r4-民族的语言就具有了十分密切的关系。近年来“汉语热”也在世界各地呈现出持续升温的现象,因此,英汉两种语言的迅速国际化(nationalization)~,然引起两者的广泛本土化(nativization)。因此,翻译过程中,写作硕士论文出现并使用中国英语表达方式成为了翻译工作者所需要采取的一种方式。翻译过程中所出现的中国英语表达方式,可以有以下几种形成途径:

1.经由音译(transliteration)而形成的。中国英语中有些词汇或短语来自于普通话或方言(如闽南语、粤语等)。如:kongfu(功夫)。

2.经由i~(translation)而形成。将汉语的词汇逐词地翻译成英语来表述。如:laidofworkers(下岗工人)。

3.直译(Hteraltranslation)。直译指按原来的意义和结构直接把原有的词句转换成译语的词句。如:seektruthfromfacts(实事求是)。

三.时事政治术语的特点和翻译方法

英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诸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此,我国在与世界其他各国进行对外政治、经济宣传时,也必然会使用到英语去表述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时事术语。因为在任何英文词典上都不可能找到能直接为我们所用的对应表达法,所以我们需要在把握英语习惯的同时,创造出“中国英语”表达方式。众所周知,“三个代表”:

Three凡鲫;“四项基本原则”:theFourCardinalPri_ndples;“与时俱进:keeppacewiththetimes;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buildawell-ofsocietyinanall-roundway,等表达方式都是为国际社会所承认并接受的中国英语表达方式。由此可见,当我们在对时事政治术语进行翻译时,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避免产生中国味道过于浓重的、不符合英文表达方式的英语,即“中式英语”;另一方面,翻译者还要吃透政治术语的内在涵义,避免错译和误译,杜绝政治歧义。政治方面的术语和句子往往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因此,翻译过程中不能够随意增、减其中的措辞和用字,也不能将翻译难点避而不译。因此,这对于翻译工作者是一项挑战。时政词汇根据其不同内容、不同用法可以采取以下几种不同的处理和翻译方法。

1.缩写词的特点和翻译

缩写词的特点是凝练、高度概括,并且常用数字词这类简单明了的缩写方式。此类表达法是时政词汇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由于缩写词具有的上述特点,因此在理解过程中,就不能单纯只考虑或翻译词汇本身的字面意义,而要将词汇还原为本来的意义,再进行翻译。翻译重点是要首先将缩写表达法的内容领会彻底,然后直接将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全部译出,避免直译缩写词汇或数字所带来的歧义。如“十五”计划:theTenthFive_-YearPlan,在翻译“十五”时,我们不能直接将其翻译成“fifteen”,而是要把它所代表的内在含义翻译出来,~pthetenthfiveyear。

2.解释性词汇的特点及翻译

众所周知,某些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术语或表达方式是依据我国国情而产生的,是中国所特有的表达方式。因此,这类词汇对于缺乏一定的背景知识的外国读者来说可能会难于理解。这时候,就需要采取解释性的翻译。the“threeemphases”education(theintensiveeducationintheneedtostressstudy,pohticalawarenessandintegrity)(三讲教育)。在此类翻译过程中,我们要采取直译加注释的方法,可先将词汇本身进行直译,然后通过加注,务必将词汇中所隐含的具体内容解释并翻译清楚。

3.新名词的特点及翻译

政治时事术语必然是紧跟时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在不同时期内的发展变化均能从政治术语得到体现。“铁饭碗”(theironbow1)、“四个现代化”(theIourmodernizations)等表达方式就具有明显时代特征,并且现在已经被承认,并作为固定说法而延续下去。但相对于更新一些的名词,如:“继往开来”(carryforwardourcauseintothefuture),“科教兴国”(nationalrejuvenationthroughscienceandeducation)等则是顺应并符合现今时展潮流的表达方法。此类词汇的翻译往往最初会采用译借的方法,将汉语的表达逐词对应翻译成英文,如“与时俱进”(keeppacewiththetimes)。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表达方式也许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有一些则不再适应时代的变迁,这就需要我们根据时代的发展和进程,采取合理的措施,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这就需要翻译工作者时刻注意词汇的涵义扩展变化。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写作医学论文当汉语术语的涵义有所变化或进行了扩展的时候,相应的英文翻译势必也要做出对应的修改。如:“外向型经济”的译文,已~export-orientedeconomy改译为global—market-orientedeconomy。

4.四字组合词的特点及翻译

汉语的表达方式中多用四字组合的词组或成语,这种形式简单明了,同时也是大家所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而这种四字词组或成语的特点是,词语的内涵并不单纯是其构成成分各自意义的简单相加,其意义往往蕴含于词组之中,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不能逐字对译。同时,又因为汉语成语翻译为英语后,很难再保持其原有的韵味,而这个矛盾在政治时事术语的翻译过程中也同样存在,因此在实际翻译中,尽量去找英文中能与其相对等的表达方式来进行翻译。若不能做到完美的对等,则重点要遵循把握领会原义,忠实原文的原则,同时还要避免“中式英语”现象的出现。

四、结束语

语言翻译目的就是能够更好地为跨文化交际提供帮助,当中国人把自己特有的事物介绍给外国人了解时,必然会遇到难以从现有的英语表达方式中找到完全对应的形式这一难题。而此时,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提倡创新精神,不拘泥于某种固定形式,创造出符合时代潮流和发展的表达方式。同时,还要把握好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英语”标准,写作职称论文避免创造出令人费解的“中式英语”,争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能为英语语言增添新的素材和血液,并丰富英语语言的内涵,让“中国英语”这一英语语言的变体得到世界范围内的承认和认可,同时,扩大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葛传规.漫谈由汉译英问题M.翻译通讯,1980,(2).

【2】汪榕培.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5】毛东辉.从政治时事术语的翻译看“中国英语.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5).

国际汉语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英语;时政用语;翻译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浪潮之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从经济实力还是国际地位来说,都在国际交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将中国的文化、政治、历史、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恰当的转译为其他语言,让世界各国的人们能够更好、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写作英语论文就成为了当代翻译工作者所面临的一项迫切的任务。然而,当我们用英语去描述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件时,会很容易发现从英语词典中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对应的表达方式。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中国与英语国家在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就要求翻译工作者,能够根据英语语言的特点,创造出既符合我国国情和思维方式,又符合英语特点,并能让英语国家人们读懂和理解的英语表达法。

一中国英语的产生及其概念的提出

当今世界,英语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门世界性语言,而与此同时,英语的迅速国际化也必然会导致英语广泛的本土~(nativization)。不同语言的相互接触,必然会引起语言的变异,然而具备相同特征的人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使用某一语言时,其在语言表现形式上又必定具有某些普遍性特征,由此这种具有普遍性的变异语言便可以称之为语言的变体。而人们对英语诸变体在语言、社会、文化以及认知等方面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了国际语言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项重要课题。众所周知,英语的各种变体被划分为内圈英语(theinnercircleEnglish)如: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澳大利亚英语等;外圈英语(theoutercircleEnglish)如:菲律宾英语、印度英语、马来西亚英语等,以及扩展圈英语(theexpandingcircleEnglish)如:日本英语、埃及英语、中国英语。被划分为扩展圈英语范围内的中国英语就是英语与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以中文为本族语的中国人在使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时,由于受到汉文化、汉语思维方式的影响以及自身生理条件的限制而创造出的一种带有明显汉语特色的、写作毕业论文不同于标准英语的英语表达方式。

在我国,最早提出“中国英语”(ChinaEnglish)这一概念的人是葛传规先生。葛老于80年代初,在他的文章漫谈由汉译英问题》·文中指出:“英语是英语民族的语言,任何英语民族以外的人用英语,当然应依照英语民族的习惯用法。不过,各国有各国的特殊情况。就我国而论,不论是新中国或旧中国,讲英语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特有的东西需要表达。”在文章中,葛先生列举出一些事例进行说明,如:FourBooks(四书)、FiveClassics(五经)、eightleggedessay(八股文)等。由这些事例他所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这些英语都不是ChineseEnglish或Chinglish

(中式英语),而是ChinaEnglish(中国英语)。英语民族的人听到或读到这些名称,一时不懂,但经解释,不难懂得。”此中国英语概念首次被提出后,便陆续有人从不同的角度来对中国英语进行定义。从1991年汪榕培先生将中国英语定义为“它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到谢之君认为“中国英语以规范英语为基础,能够进入英语交际,其使用频度和交际效果与使用者的水平有关。”再到后来由贾冠杰、向明友进一步指出的中国英语是“操汉语的人们所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无法避免或有益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国特点的英语变体。”等等。我们综合以上各家的观点,不难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并且它的使用者是不以英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其次,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基础的,用以表达中国所特有事物的一种表达方式,并能够对传播中国文化起到积极的作用;第三,中国英语能够进入交际,但在实际交际效果上,有时是需要进行解

释才能使对方真正充分理解。“中国英语”这一名称和概念的提出,使人们注意并了解到中国英语原来是完全不同于中式英语的一个概念,正视到中国英语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并且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其特征和积极意义进行了描述。此外,我们还了解到中国人使用中国英语所要遵循的一个总的前提应该为:“依照英语民族的习惯用法”,因此,中国英语并不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事物,而是为我们了解英语语言的各种变体打开了一个认识事物的新视角。

二、翻译领域中的中国英语形成途径

世界上各民族之间进行相互交流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就是进行语言翻译,因此翻译与~r4-民族的语言就具有了十分密切的关系。近年来“汉语热”也在世界各地呈现出持续升温的现象,因此,英汉两种语言的迅速国际化(nationalization)~,然引起两者的广泛本土化(nativization)。因此,翻译过程中,写作硕士论文出现并使用中国英语表达方式成为了翻译工作者所需要采取的一种方式。翻译过程中所出现的中国英语表达方式,可以有以下几种形成途径:

1.经由音译(transliteration)而形成的。中国英语中有些词汇或短语来自于普通话或方言(如闽南语、粤语等)。如:kongfu(功夫)。

2.经由i~(translation)而形成。将汉语的词汇逐词地翻译成英语来表述。如:laidofworkers(下岗工人)。

3.直译(Hteraltranslation)。直译指按原来的意义和结构直接把原有的词句转换成译语的词句。如:seektruthfromfacts(实事求是)。

三.时事政治术语的特点和翻译方法

英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诸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此,我国在与世界其他各国进行对外政治、经济宣传时,也必然会使用到英语去表述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时事术语。因为在任何英文词典上都不可能找到能直接为我们所用的对应表达法,所以我们需要在把握英语习惯的同时,创造出“中国英语”表达方式。众所周知,“三个代表”:

Three凡鲫;“四项基本原则”:theFourCardinalPri_ndples;“与时俱进:keeppacewiththetimes;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buildawell-ofsocietyinanall-roundway,等表达方式都是为国际社会所承认并接受的中国英语表达方式。由此可见,当我们在对时事政治术语进行翻译时,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避免产生中国味道过于浓重的、不符合英文表达方式的英语,即“中式英语”;另一方面,翻译者还要吃透政治术语的内在涵义,避免错译和误译,杜绝政治歧义。政治方面的术语和句子往往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因此,翻译过程中不能够随意增、减其中的措辞和用字,也不能将翻译难点避而不译。因此,这对于翻译工作者是一项挑战。时政词汇根据其不同内容、不同用法可以采取以下几种不同的处理和翻译方法。

1.缩写词的特点和翻译

缩写词的特点是凝练、高度概括,并且常用数字词这类简单明了的缩写方式。此类表达法是时政词汇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由于缩写词具有的上述特点,因此在理解过程中,就不能单纯只考虑或翻译词汇本身的字面意义,而要将词汇还原为本来的意义,再进行翻译。翻译重点是要首先将缩写表达法的内容领会彻底,然后直接将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全部译出,避免直译缩写词汇或数字所带来的歧义。如“十五”计划:theTenthFive_-YearPlan,在翻译“十五”时,我们不能直接将其翻译成“fifteen”,而是要把它所代表的内在含义翻译出来,~pthetenthfiveyear。

2.解释性词汇的特点及翻译

众所周知,某些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术语或表达方式是依据我国国情而产生的,是中国所特有的表达方式。因此,这类词汇对于缺乏一定的背景知识的外国读者来说可能会难于理解。这时候,就需要采取解释性的翻译。the“threeemphases”education(theintensiveeducationintheneedtostressstudy,pohticalawarenessandintegrity)(三讲教育)。在此类翻译过程中,我们要采取直译加注释的方法,可先将词汇本身进行直译,然后通过加注,务必将词汇中所隐含的具体内容解释并翻译清楚。

3.新名词的特点及翻译

政治时事术语必然是紧跟时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在不同时期内的发展变化均能从政治术语得到体现。“铁饭碗”(theironbow1)、“四个现代化”(theIourmodernizations)等表达方式就具有明显时代特征,并且现在已经被承认,并作为固定说法而延续下去。但相对于更新一些的名词,如:“继往开来”(carryforwardourcauseintothefuture),“科教兴国”(nationalrejuvenationthroughscienceandeducation)等则是顺应并符合现今时展潮流的表达方法。此类词汇的翻译往往最初会采用译借的方法,将汉语的表达逐词对应翻译成英文,如“与时俱进”(keeppacewiththetimes)。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表达方式也许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有一些则不再适应时代的变迁,这就需要我们根据时代的发展和进程,采取合理的措施,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这就需要翻译工作者时刻注意词汇的涵义扩展变化。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写作医学论文当汉语术语的涵义有所变化或进行了扩展的时候,相应的英文翻译势必也要做出对应的修改。如:“外向型经济”的译文,已~export-orientedeconomy改译为global—market-orientedeconomy。

4.四字组合词的特点及翻译

汉语的表达方式中多用四字组合的词组或成语,这种形式简单明了,同时也是大家所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而这种四字词组或成语的特点是,词语的内涵并不单纯是其构成成分各自意义的简单相加,其意义往往蕴含于词组之中,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不能逐字对译。同时,又因为汉语成语翻译为英语后,很难再保持其原有的韵味,而这个矛盾在政治时事术语的翻译过程中也同样存在,因此在实际翻译中,尽量去找英文中能与其相对等的表达方式来进行翻译。若不能做到完美的对等,则重点要遵循把握领会原义,忠实原文的原则,同时还要避免“中式英语”现象的出现。

四、结束语

语言翻译目的就是能够更好地为跨文化交际提供帮助,当中国人把自己特有的事物介绍给外国人了解时,必然会遇到难以从现有的英语表达方式中找到完全对应的形式这一难题。而此时,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提倡创新精神,不拘泥于某种固定形式,创造出符合时代潮流和发展的表达方式。同时,还要把握好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英语”标准,写作职称论文避免创造出令人费解的“中式英语”,争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能为英语语言增添新的素材和血液,并丰富英语语言的内涵,让“中国英语”这一英语语言的变体得到世界范围内的承认和认可,同时,扩大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葛传规.漫谈由汉译英问题M.翻译通讯,1980,(2).

【2】汪榕培.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5】毛东辉.从政治时事术语的翻译看“中国英语.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