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经济学范文第1篇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说过：“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很少聚集在一起，如果他们聚集在一起，其目的便是商讨如何对付消费者。”按照国际上公认的观点，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而达成有关规定产品产量、确定商品价格等等方面的协议(包括口头协议或意见)，就会形成一种垄断性企业联合，也就会出现经济学上的“卡特尔”现象。显然，方便面行业整体性提价，一定程度上说，已经符合了这种现象的特征。

自去年年底开始，由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牵头，国内主要方便面企业召开了3次内部价格协调会议，最终达成统一提价的一致意见。从7月26日起，以华龙、白象等为首的中低价方便面厂家称：受原材料涨价的影响，方便面整体涨价，平均涨幅20%，最高涨幅达到40%。其中，市场覆盖率达95%以上的康师傅等十多家知名企业都参与了此次调价。与此同时有方便粉丝生产厂家公布资料：此次原材料涨价幅度不超过10%。涨价行动受到了消费者协会等组织的质疑和抵制。事件以方便面协会公开道歉，方便面纷纷降价为结束。事件的背后我们看到了行业垄断、企业相互串通谋求暴利和藐视消费者利益。

“卡特尔”现象，其危害有多大，这可从近几年来国内机票销售出现的“价格联盟”现象看出。也正因为“卡特尔”现象不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阻碍公平竞争，使社会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在国际上，“卡特尔”现象已成为各国反垄断法严厉禁止的“头号敌人”。

面对强势企业的包括价格联盟在内的垄断协议，消费者只能使用货币进行投票的本能反应：你涨价，我就少买，你再涨价，我就不买。朴素的平民诉求应该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我国的《反垄断法》中对此现象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包括固定或变更商品价格、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销售数量、分割销售市场和原材料采购市场、限制购买新技术、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设备和联合抵制交易等内容在内的企业垄断协议将被严格禁止。而行业协会将被禁止组织本行业经营者从事以上垄断协议。

二、我的手机何时能取消漫游费：如何限制垄断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中国企业中，前500强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所在行业大部分为石油、电力、钢铁等垄断性行业。这些企业无一例外都有浓厚的国家背景，掌握着强大的资源优势。在现阶段，在中国10大最暴利垄断企业中，中石油居首位，拒绝取消月租费和漫游费的中国移动、倡导跨银行查询收费的中国工商银行，收取20%退票费的中国铁路等位居其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霸王条款”广泛存在于垄断领域。企业追逐利益本无可厚非，但凭借垄断谋求过高利益应受节制。

由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不清晰，行政垄断因素纠缠在自然垄断产业的各个环节，从而使后者游离于整个社会的市场化改革之外，成为一块“飞地”，成为一种间接的行政垄断。而中国转轨阶段的实情则是，即便是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属于自然垄断和经济性垄断的现象，往往也是行政力量介入或操纵的结果。在当前阶段，作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政府需要在更高的层面思考和确立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和定位，坚定不移地推行自身职能的转变。把不属于政府承担的事交给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退出对垄断行业的支持和控制，在保证国家安全、保障民生的前提下，引入竞争机制，规范企业经营，依法对国有垄断企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进行限制和处罚。

三、娃哈哈与达能的“中国式离婚”：如何规范、审查经营者集中

从2006年的四月初开始，娃哈哈跟达能就开始了漫长的PK，这场被宗庆后称为“中国式离婚”大战的纷争，核心问题在于法国达能公司最近欲强行以40亿元人民币的低价并购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达56亿元、2006年利润达10.4亿元的其他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这样，中方将丧失绝对控股权。

目前,达能公司在中国饮料行业10强企业中，除了已收购娃哈哈的39家企业和乐百氏98%的股权之外，还收购了深圳益力矿泉水公司54.2%的股权、上海梅林正广和50%的股权，以及汇源果汁22.18%的股权。同时，达能还收购了蒙牛50%的股权，以及光明乳业20.01%的股权，这些企业大多拥有中国驰名商标。至此达能公司实际上已经对中国的饮料业形成经营者集中。

最近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在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的几乎都被外资控制。28个主要产业中，有21个产业外资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日前，中国商务部2007中国外商投资报告中强调：中国要适应全球趋势，吸引跨国并购投资，但要引导和规范外资并购行为，注意防止垄断、确保国家对重要战略产业的控制力，加强监管等问题。

通过立法对外资恶意并购和垄断进行审查，既符合国际潮流，也是对外交往中对等原则的体现，更是保障经济安全、扶持国内企业的有效法律手段。我们期待娃哈哈与达能的纷争能有一个公平的结论。

参考文献：

[1]路军奉李先波伍露:试论我国对滥用优势地位行为的法律规制[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1)

[2]赵豫新刘文献:市场支配地位的类型化分析[J].理论界,2006,(02

反垄断经济学范文第2篇

经济学角度分析下的垄断与反垄断法

虽然经济学家在关于垄断基本方面取得了共识，但对于垄断的形成、垄断势力运作的效率及其对福利的影响方面，仍然存在广泛而深刻的分歧，这种分歧导致了反垄断政策的不同倾向，这种分歧突出反映在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争。哈佛学派认为，垄断地位的获得大都是通过策略性的行为，主要通过勾结、排斥两种手段获得。这些行为主要是损害了竞争而不是提高了效率。而芝加哥学派则认为，垄断主要来自于效率，垄断是一种组织市场运作的有效形式，它能够使整个产业的生产成本趋向于最低。哈佛学派主张对垄断进行严厉打击，而芝加哥学派则主张比较宽松的反垄断政策。

那么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垄断是低效率的。一方面，垄断使产品的产量受到限制，造成社会损失。要把所有因垄断使产量受到限制而给社会造成的损失进行量化是困难的，我们只能大体描述为：

首先，从分配上来说，产量的减少以及价格的提高使垄断者赚到更多的利润，而消费者的购买力进一步降低，资源低效率地从消费者一方转移到垄断者一方。另一方面，较低产量水平意味着用于该行业的社会资源更少，因而本来会用于该行业的资源会被用于别处，资源不是按帕累托原理最优配置。除了无谓损失外，还存在其他垄断势力的社会成本。厂商可能会以一种对社会来说非生产性的方式花费大量的钱去获取、保持或实施它的垄断势力，这包括广告、游说和用合法的努力去避免政府管制和反托拉斯调查，或者它可以意味着装备但不使用额外的和产能力，使潜在的竞争者想念他们不可能销出值得进入市场的足够数量。总的来说，造成根本的经济根源是与拥有垄断势力厂商的得益有直接关系，从消费者转移到厂商的利益越大，垄断的社会成本就越大。

其次，由于缺乏竞争压力造成生产者管理上的松懈和低效。每个公司都想使其生产成本最小，而且任何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不论是竞争行业还是垄断行业）都会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得尽可能高的利润。然而，在现实中，那些不必经过激烈竞争就能赚到很多钱的公司常常缺乏足够的降低成本的动力。这种由于缺乏竞争压力而表现出来的公司的低效率称为管理松懈。竞争能够迫使经理们以尽可能有效的方式经营，而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要判断经理们的工作是否有效率就很困难，资源往往不会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再次，垄断降低生产者研究和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竞争促使公司去开发新产品和寻找降低生产成本的方法，垄断者则更愿意维持现状和坐收利润，而不愿主动去推动技术进步。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立的一些国有大公司就是这样。这种体制运行的结果就是这些公司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越来越弱。即使是在美国这样技术先进的国家，在一部分行业实行有限竞争政策也毫无例外地使其落伍。

由于垄断带来上述问题，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支持反垄断，维护竞争，其中以前文提到的哈佛学派为代表。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垄断性的市场是无效的，垄断势力是强大且能够维持的，需要严厉的反垄断来打击他们，保护竞争。

而在芝加哥学派看来，他们更赞成垄断。在崇拜市场的芝加哥学派眼中，他们相信市场在长期而言是有效的，他们怀疑垄断企业在自由进入的市场中维持垄断的能力。如果市场上出现垄断，他们更愿意将其归结为效率的原因。因此，他们赞成比较宽松的规则，其目的是尽可能地减少对市场提高效率（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不断演化的产业组织结构等）的能力的干预。他们非常担心对市场力量的干预导致市场行为的扭曲，甚至担心正是这些干预维持了垄断。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由于资源配置的不当可能导致巨大的福利损失，因此需要通过法律来加以一定程度的规范。政策的目标是保持一个由独立和竞争性企业组成的市场经济。它通过打击各种反竞争行为来达到目的。美国用于指导反托拉斯政策的三部主要法律是1890年谢尔曼法、1914年克莱顿法以及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多年来，美国对这三部法律作了增补、删除和修正。美国的反垄断法为判例法，在司法活动中不断丰富和调整，构成了后来案件的判决基础。反垄断案件可以由联邦政府或者私人组织进行起诉。在反垄断的实施中，谢尔曼法只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司法才是真正的核心，合法与否最终取决于法院的判决。美国对反垄断案件的判决一般遵循两个原则：自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分析原则。其中自身违法原则是指无需证明反竞争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实际效果，某些行为的出现本身就是非法的。比如前文提到的合谋行为适用该原则。合理分析原则，要求分析行为的实际动机和效果，而不能仅仅通过这类行为的出现就判定为非法。在实际的诉讼中，要证明被告非法，则必须由原告来提供证据，表明被告有非法动机，并且在事实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大部分的非合作性策略行为适用于该原则。近几十年来，美国反垄断法的执行有如下两个变化：（1）缩小了自身违法原则的适用范围，而扩大了合理分析原则。这意味着竞争政策比过去更宽松了，由于自身违法原则比合理分析还需要更多的信息和司法成本，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反垄断执行效率的提高。（2）相对来说，加大了对合谋行为的打击力度，而放松了对伤害性行为的打击力度。反垄断法在现实的施行中面临两难困境：管制过少将诱发不良的策略性行为和垄断力量，管制过严又妨碍厂商从事正当的竞争，而这恰恰是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分歧的焦点之一。

而对于法制并不健全的中国而言，在反垄断政策上又该如何发挥其在经济上的有效作用呢？这一点将在下面的内容中进一步阐述。

二、众所周知，法律学与经济学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制度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发展，现代西方法学的发展也主要是法律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分析法学作为经济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与经济学原理的发展更是密不可分的。法律经济学起源于1960年，由科斯所提出，其中法律经济学有关的是社会成本问题。法经济学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法律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运行状况，在法经济学中，经济学分析只是法学的工具，归根到底是落脚于法学，这也正是科斯所说的法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相行渐远的原因。在制度经济学下，分析的是包括市场、法律等在内的制度对经济系统的影响，根本的焦点在于经济学。笔者之所以在此阐述二者的区别，是为了指明，在中国第一部反垄断法颁布的背景下，本文主要探讨的是该部法律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着眼于经济系统本身。

三、反垄断法与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虽然在反垄断方面已经有了一些规章制度，并且颁布了《反垄断法》，但这些法律制度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尚未形成一个系统和完整的反垄断体系。

根据美国、德国、日本、欧共体等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反垄断法在反对私人垄断方面至少应当规定三个方面的任务：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控制企业合并。这三个方面也被称为反垄断法实体法的三大支柱。但是，中国现行反垄断法在这三个方面都没有完善的规定。除了禁止公用企业滥用行为的规定外，中国还没有关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普遍性规定。

其次，对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制裁不力由于中国当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企不分的情况尚未彻底改变，中国旧经济体制下的行政垄断行为目前仍然很严重。行政垄断主要表现为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业垄断即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经营者的市场准入，排斥、限制或者妨碍市场竞争。这特别表现为一些集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于一体的行政性公司、承担着管理行业任务的大企业集团以及一些挂靠这个局、那个部享受优惠待遇的企业。这些企业凭借政府给予的特权，有着一般企业所不可能具有的竞争优势，在某些产品的生产、销售或者原材料的采购上处于人为的垄断地位，从而不公平地限制了竞争。这种现象被称为“权力经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即便是企业间的限制竞争行为也往往带有行政色彩。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不仅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会严重损害企业的利益。

在运用反垄断政策的运用于经济过程中，我国需要充分考虑到这种执行的难度衙可能犯错导致的成本。厂商伤害性、策略性行为在厂商之间的博弈中，往往具有内在的制约力量。在市场自由进入和没有行政力量大力干预的情况下，没有厂商能够在长期伤害竞争对手的战略下获益。由于缺乏法律传统和历史经验，我国要以法律来约束产业运行还要大量的努力。其中在立法、司法两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难度。我国是大陆法系，采取成文法，缺乏判例法随经济环境变化的灵活性。考虑转轨时期的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应该以鼓励竞争和创新为主，因此，我们主张在立法上按照芝加哥学派的立场，采取较为宽松的立法。倾向上，应借鉴美国经验，对勾结合谋性反竞争性行为相对严厉，适用自身违法原则；而对伤害性的反竞争性行为相对宽松，主要适用合理分析原则。

四、结语

本文尝试以经济学的角度去思考法律对经济的作用影响，在中国反垄断法颁布与即将正式施行的背景下，这样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参考价值的，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下，本文对垄断的类型与反垄断法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并就中国在执行反垄断政策中所面临的问题。不论如何，我们都期待在立法路上的每一次努力都是有益的尝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彭汉英.财产法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洪银兴,程雪垠.垄断和反垄断的市场秩序[J].南大商学评论，2005.03.

[3]朱崇实.经济法（第三版）[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

[4]［美］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

[5]［美］波斯纳著，蒋兆康.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6]曹士兵.反垄断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反垄断经济学范文第3篇

现行反垄断执法体制是中央事权制度。我国《反垄断法》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统称国家工商总局第42号令）明确规定工商部门反垄断执法权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工商总局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授权省级（自治区、直辖市）工商局负责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方面的反垄断执法工作，同时规定被授权的省级工商局不得再次向下级工商局授权。这保证了反垄断执法的严肃性和专业性，但在操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问题。执法实践中，很多垄断协议案件是发生在基层的区域垄断行为，然而，在日常巡查过程中，由于基层执法人员对《反垄断法》学习不够、理解不深等原因，无法发现案件线索，或者因为案件管辖权而放弃对案件线索的核查，或者因垄断行为的认定困难而不愿调查，或者将一些垄断行为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反垄断法》实施四年来，工商部门人员多、触角广、网络全的优势在反垄断执法领域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全国工商系统查办的垄断案件较少，影响了工商部门反垄断执法工作成效。

关于执法队伍建设的问题

笔者今年参加了总局第二期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专家型人才培训班，华东政法大学徐士英教授在课堂上提出“反垄断执法你们准备好了吗？”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契约自由与市场竞争的关系、相关市场的统计分析、自身违法原则与合理原则、互联网环境下的反垄断等等课题对我们这些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局推荐具有一定竞争执法经验和理论基础的学员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反垄断执法是一项技术性和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对执法人员的要求很高，不但要求执法者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还要求有相当的经济学功底。既需要从理论上认识一项横向垄断协议的利和弊，也需要我们在调查、取证和处理上运用合适的方式和方法，这就需要一批既懂经济又懂法律的复合型执法人员。但从工商系统的实际看，这样复合型、高水平的人才正是工商系统所欠缺的，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商系统反垄断执法工作的质量。

复合型的案件如何适用问题

目前，我国的《反垄断法》执法是一种多头执法的模式，经营者集中行为的审查权在商务部门；查处价格垄断协议行为的执法权在发改委；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执法（价格垄断协议除外）权在工商部门。虽然国务院对三家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限进行了划分，但是在实际的执法工作当中很难将其截然分开，这就会造成三个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职权交叉。国务院成立了反垄断委员会，但对于工商部门来说，如何能协调好与其他两个执法部门间的关系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调查取证问题

一是调查取证问题。垄断是秘密进行的，违法手段隐蔽、本质上难于发现。一旦《反垄断法》执法遇到市场上处于强势地位的大企业，当工商部门进行调查时，很可能会碰到利益集团的抵触。许多消费者和企业对这些利益集团的违法行为迫于其特殊地位，害怕打击报复拒绝作证，给调查取证带来一定难度。二是证据搜集问题。执法人员对垄断行为发生的证据收集具有一定的经验，如合同、会议记录、邮件、信息交换等，但对如何收集相关市场、支配地位、竞争分析、效率因素等行为影响方面的证据不太熟悉，不知道什么证据才是有效证据。三是案件时机问题。执法实践中，在立案之前未经授权无法采取相应措施对案件线索进行调查核实，而对案件线索内容未经核实，总局无法立案也就无法授权，可能造成当事人相互串通、毁灭证据，错失调查取证的最佳时机。四是作案手段愈发隐蔽的问题。随着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明示的垄断协议行为将越来越少，经营者为了规避法律责任往往不签订协议，而是通过协同行为来掩盖垄断行为，如何去判断和证明经营者之间相同或者相似行为的背后是否存在垄断行为，由于缺少直接证据，取证难度很大，是反垄断执法面临的一个难题。

关于执法程序问题

目前，工商部门查处垄断协议案件执法程序在《反垄断法》、国家工商总局第42号令中作了一些规定，初步建立了工商机关反垄断执法程序基本框架。但相关程序规则还是比较原则的，在执法实务层面面临很多需进一步明确的问题。如垄断案件具有专业性、复杂性和办案周期长等特点，从国外反垄断执法实践看，不少垄断案件的查处需要数年时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投诉、申诉、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的材料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并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至十五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反垄断案件在上述时限内无法完成相关材料的核查工作，但《反垄断法》和国家工商总局第42号令对垄断案件的时限未作规定。再如，总局与地方工商局的执法权限的划分上，国家工商总局第42号令规定，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由总局管辖，如何界定“重大影响”，是数额大还是影响大。另外，还存在作为举报人取证和证明垄断行为较为困难的问题，国家工商总局第42号令对举报人举报材料的要求偏高，没有确定统一规范的立案标准。另外还有案件移送管辖制度、豁免制度没有统一规范的操作流程等问题。

对反垄断的经济学分析问题

反垄断经济学范文第4篇

垄断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必然产生的、与竞争相对立的经济现象，是发源自市场竞争，又反过来否定、限制、阻止市场竞争的一种“异化”力量，因而是对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极大威胁。简要而言，垄断是指在市场交易中，少数当事人或经济组织（极端而言可以只有一个经济主体），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或超经济势利，对商品生产、商品价格、商品数量及市场供求状态实行排他性控制（直至实行排他性独占），以牟取长期稳定超额利润的经济行为。垄断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资本垄断、技术垄断、劳动力垄断和信息垄断等生产要素的垄断，更普遍的则直接表现为价格垄断和与此相关的市场交易份额的排他性控制。法律关注的是经济行为规范与否，从法律角度考察垄断，重在行为判定，例如锁定、操纵价格，划分市场，价格歧视，操纵投标，独家经营，联手抵制，非法兼并等各种滥用市场优势的行为。

垄断现象和反垄断实践的复杂性在于：第一，资源自然分布不均衡会造成资本进入困难，形成难以避免的自然垄断，例如煤炭、石油等能源的开发领域以及少数稀有产品的供给；第二，反垄断、维护公平竞争政策同适度发展规模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常常使对具体的垄断现象的界定遇到困难，陷入两难选择；第三，一般性经济垄断，也可以由一时技术的或投资起点的原因所引起，例如对各种知识产权范畴的技术专利，就需要加以保护，而某些领域由技术原因导致的过高的投资门坎，也很难加以拆除；第四，在复杂的竞争活动中，往往由于不同利益群体主观意志的分歧，对于同一经济现象或经济行为是否构成市场垄断，在理论观点、政策主张和法律界定等诸多方面相去甚远，以至陷入旷日持久的争辩和诉讼之中；第五，行政执法部门在反垄断问题上能否不受外界干扰，一以贯之，“把水端平”，保持公正、效率、廉洁和权威，历来也是公众关注、监督的焦点，从而常常是引发怀疑、争论和不满的诱因。这些情况常常给反垄断的立法、司法机构和行政主管机关，带来极大的困难和麻烦。

垄断的巨大危害就在于，通过种种排他性控制，阻止竞争对手（含潜在对手）的进入，限制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阻碍技术进步，降低经济效率，导致经济停滞。其中，垄断行为的最典型之处是，人为控制产品生产和供给数量，制造有利于自己的“卖方市场”状态，维持大大高于竞争性市场的产品垄断价格，以攫取垄断利润。可以说，垄断之手是在向“所有的人行窃”，损害的是“全社会”的利益，因而垄断势利历来被视为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头号公敌。

在经济一体化、竞争国际化的新时期，近年来正出现以飞机制造、汽车制造、信息通讯、金融保险业为代表的新一轮大公司兼并潮，从而推动了垄断格局进一步升级。为增强本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发达国家理论界、法律界和政府界争相放宽对市场结构、市场份额和企业兼并的原有解释和限制，美国明确提出了“放松管制”以鼓励国际化兼并的政策。这是各国基于反垄断的竞争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必将对各国的以及国际的经济集中度、市场份额、市场结构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针对这种经济集中度在国际范围内加速提高的新动向，有经济学家发出警告：“过去大规模的合并不普遍，真正全球性交易甚至比较稀少。但是今天，大公司在数十个国家经营，并在每个国家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而合并能轻而易举地在单个国家的市场建立优势地位”，因而呼吁尽快建立国际性的反垄断法，以阻止垄断行为国际化和大规模贸易战的进一步蔓延，认为“制定全球竞争法规必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下一轮谈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布赖恩．拉赛尔：《需要全球反托拉斯法规》，美国1997年7月31日《商业日报》）。

二、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垄断现象的特殊性

在一系列深层矛盾依然存在的背景下，中国连续几年实现了经济运行和市场状态的相对稳定，这或许显示，中国经济正在步入相对平稳发展的成熟阶段，从而已经有能力在某种常态中解决深层次矛盾，有能力避免以往反复出现过的大起大落、忽冷忽热的剧烈波动。即使是1998年特大洪水过后，商品市场的基本供求状况也没有发生逆向变化。根据这种长时间、大面积、多品种“买方迹象”，似有理由认定，中国买方市场已经初步形成相对稳定的“常态”，市场机制及其竞争机制已经顺其自然地开始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传统经济体制的那种国家垄断各个经济领域的局面已经基本改观。

这一历史性变化具有重大意义，也提出了关注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政策需求。主要表现是，市场竞争逐步加剧，不公平竞争现象日益突出，低水平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商业欺诈行为急剧增加；不公平竞争中的行政性垄断、行业性垄断已对市场发育构成明显威胁，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性垄断现象也开始显现；多种现象同时并存、交织，使创建和维护有效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复杂情况和巨大困难。对于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现象，特别是行政垄断、行业垄断，如果任其发展蔓延，定将对市场秩序法制化、规范化建设，构成极大威胁，并阻碍市场成熟化的进程，直至发生“市场变异”，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应有的曲折和伤害。

反垄断，作为规范市场秩序的第一主题，以及基于反垄断的竞争政策立法，在发达国家的争论、调整、修改和完善从未停止过。在以往的东西方经济学中，垄断被不约而同地解释为资本主义专有的制度现象。根据后来各国的经济实践，有理由确认，垄断作为竞争的伴生物，实属于一般市场经济的共同现象，与市场和市场经济同属一个经济范畴。当然，在中国，由于经济体制处在行政化、高度集中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历史阶段，情况更为复杂，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垄断现象以外，又有明显的特殊表现。因此，针对中国市场状态变化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垄断现象的特殊性，需要研究、制定特殊的对策思路，至于低水平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商业欺诈和经济性垄断，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同反行政化垄断相比，毕竟是第二位的。

中国垄断现象的特殊性及其由来。中国原有的经济体制属于排斥市场机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高度依赖政府机构和行政力量，因此天然带有国有化趋势和国家垄断的强烈冲动。当中国决心改革这种僵化体制之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一方面市场竞争开始获得了生存空间，与市场竞争相伴的经济垄断随即得到萌生；但更主要的是另一方面，即原有体制中颇具根基、盘根错节的行政化、官本位权力机制，也开始寻找新的环境土壤，原有的行政化垄断势力依托逐步成长、极不健全的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尽可能地、不失时机地为自己营造出了可观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中国特有的垄断现象，存在着一个极其鲜明的共同点，即都是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规模集中度非常低下的情况下发生的，尚缺乏从公平竞争自然衍生垄断的普遍基础。在经济规模集中度普遍不高的场合，能够导致垄断的，只有行政权力这个唯一合理的解释。或者说，中国的垄断主要不是凭借生产集中度，而是凭借行政权力。传统经济体制的种种特征也可归结为国家垄断，即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直接控制所有的经济领域。这种全面国有化和国家垄断趋势，固然存在种种弊端，但由此带来的垄断利润是“封着口”的或“全封闭”的，即归国家所有，由国家支配。“肉烂在锅里”，泄漏的机会不多。当时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大一统的经济体制，以及各项配套政策、社会舆论、价值取向等等可以保障这一点，故染指垄断利润、化公为私、化国有为部门地区机关所有的可能性极小。

改革开放，实行放权让利以后，行政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垄断及其全封闭管理体系已经基本解体，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加之放权让利多被各个主管部门和地方机关截留，并没到位。于是，在部门、地区权力和自身利益有了经济市场化这个大舞台作为依托之后，分享行政化垄断种种“好处”的机会大大增加了。换句话说，垄断利润所能够诱惑的，还主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是行政管理机关及其人格化的表现——各级各类政府官员。因此，现在所能看到的，大多明显表现为由条条块块权力格局所造就和维护的行政化垄断，也即超经济垄断或排斥他人进入的超经济独占。

中国垄断现象的特殊表现。行政化垄断通常发生在权力的集中点，双重体制的交叉点，监督环节的薄弱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以及某些资源的稀缺点。而扰乱市场秩序、限制公平竞争的行政化垄断具体表现则多种多样。一是部门和地方的行政主管机关，强化独占地位，热衷于“唯成份论”（国有经济）和“唯（本）系统论”，制造进入障碍和市场歧视，保护落后，阻止公平竞争；二是滥用权力，走私贩私。冲击市场；三是违规评比，欺骗舆论，制造混乱；四是政企虚假脱钩，牢牢控制人事权力，保持双重身份，维持“官商一体”，热衷权钱交易，破坏竞争秩序；五是公开“设租”，控制信息，从中渔利，排斥公平竞争；六是巧立名目，乱收费用，增加经营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造成了“费大于税”的混乱、失控局面；七是通过参与立法设计的机会“给自己授权”，将部门利益合法化（针对立法过程中的“行政垄断”和包办，社会各界多有异议）；八是行政化垄断善于自我修复、不断扩张，在已经被弱化的领域卷土重来，同时向以往不曾覆盖的领域“进军”；九是运用行政垄断控制资源、人为制造短缺，制造省区际的贸易摩擦。

综上所述，中国特有的行政化垄断名目繁多，危害极大，而剔除行政化垄断的难度更不可低估。日本一家报纸就此载文指出：“这种艰巨性体现在各利益集团的抵抗，而官僚集团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其对改革的抵抗性也就更大。至今为止，中国的改革一直无法通过官僚机构这一大‘关’。”（日本《时报》1998年1月20日）。从反垄断的角度理解，改革的阻力来自条块式利益集团的抵抗。而行政性垄断是对市场秩序的最大威胁，依它特有的“来头”和“背景”，足以击败市场上的任何对手。由于行政化垄断势力的侵入，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市场状态发生了变异，即市场交易中被不断营造、复制和异化出某种非市场因素，从形式上看似乎很象普通的商品交易，但骨子里人不是按照效率、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原则行事。于是，市场本应具有的资源高效配置功能和公平竞争环境受到损害和削弱，有限资源不再按照效率原则，而是按垄断市场的“权力网”来配置。故此，行政化垄断限制了中国规模经济的健康成长，阻碍了竞争力的普遍提高，因而反行政性垄断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从根本上规范市场秩序的首要环节。这不仅是深化改革、培育国内市场的需要，也是中国与国际接轨，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客观要求。行政化垄断极大地增加了市场“游戏规则”的主观随意性，降低了市场竞争的透明度，因而与市场经济惯例是格格不入的。国际市场经济大环境不会长期同一个充满行政化垄断的国家打交道，长此以往，只会继续增加中国进入WTO的难度。

三、中国反垄断需要采取特殊对策

反垄断经济学范文第5篇

垄断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必然产生的、与竞争相对立的经济现象，是发源自市场竞争，又反过来否定、限制、阻止市场竞争的一种“异化”力量，因而是对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极大威胁。简要而言，垄断是指在市场交易中，少数当事人或经济组织（极端而言可以只有一个经济主体），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或超经济势利，对商品生产、商品价格、商品数量及市场供求状态实行排他性控制（直至实行排他性独占），以牟取长期稳定超额利润的经济行为。垄断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资本垄断、技术垄断、劳动力垄断和信息垄断等生产要素的垄断，更普遍的则直接表现为价格垄断和与此相关的市场交易份额的排他性控制。法律关注的是经济行为规范与否，从法律角度考察垄断，重在行为判定，例如锁定、操纵价格，划分市场，价格歧视，操纵投标，独家经营，联手抵制，非法兼并等各种滥用市场优势的行为。

垄断现象和反垄断实践的复杂性在于：第一，资源自然分布不均衡会造成资本进入困难，形成难以避免的自然垄断，例如煤炭、石油等能源的开发领域以及少数稀有产品的供给；第二，反垄断、维护公平竞争政策同适度发展规模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常常使对具体的垄断现象的界定遇到困难，陷入两难选择；第三，一般性经济垄断，也可以由一时技术的或投资起点的原因所引起，例如对各种知识产权范畴的技术专利，就需要加以保护，而某些领域由技术原因导致的过高的投资门坎，也很难加以拆除；第四，在复杂的竞争活动中，往往由于不同利益群体主观意志的分歧，对于同一经济现象或经济行为是否构成市场垄断，在理论观点、政策主张和法律界定等诸多方面相去甚远，以至陷入旷日持久的争辩和诉讼之中；第五，行政执法部门在反垄断问题上能否不受外界干扰，一以贯之，“把水端平”，保持公正、效率、廉洁和权威，历来也是公众关注、监督的焦点，从而常常是引发怀疑、争论和不满的诱因。这些情况常常给反垄断的立法、司法机构和行政主管机关，带来极大的困难和麻烦。

垄断的巨大危害就在于，通过种种排他性控制，阻止竞争对手（含潜在对手）的进入，限制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阻碍技术进步，降低经济效率，导致经济停滞。其中，垄断行为的最典型之处是，人为控制产品生产和供给数量，制造有利于自己的“卖方市场”状态，维持大大高于竞争性市场的产品垄断价格，以攫取垄断利润。可以说，垄断之手是在向“所有的人行窃”，损害的是“全社会”的利益，因而垄断势利历来被视为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头号公敌。

在经济一体化、竞争国际化的新时期，近年来正出现以飞机制造、汽车制造、信息通讯、金融保险业为代表的新一轮大公司兼并潮，从而推动了垄断格局进一步升级。为增强本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发达国家理论界、法律界和政府界争相放宽对市场结构、市场份额和企业兼并的原有解释和限制，美国明确提出了“放松管制”以鼓励国际化兼并的政策。这是各国基于反垄断的竞争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必将对各国的以及国际的经济集中度、市场份额、市场结构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针对这种经济集中度在国际范围内加速提高的新动向，有经济学家发出警告：“过去大规模的合并不普遍，真正全球性交易甚至比较稀少。但是今天，大公司在数十个国家经营，并在每个国家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而合并能轻而易举地在单个国家的市场建立优势地位”，因而呼吁尽快建立国际性的反垄断法，以阻止垄断行为国际化和大规模贸易战的进一步蔓延，认为“制定全球竞争法规必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下一轮谈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布赖恩．拉赛尔：《需要全球反托拉斯法规》，美国1997年7月31日《商业日报》）。

二、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垄断现象的特殊性

在一系列深层矛盾依然存在的背景下，中国连续几年实现了经济运行和市场状态的相对稳定，这或许显示，中国经济正在步入相对平稳发展的成熟阶段，从而已经有能力在某种常态中解决深层次矛盾，有能力避免以往反复出现过的大起大落、忽冷忽热的剧烈波动。即使是1998年特大洪水过后，商品市场的基本供求状况也没有发生逆向变化。根据这种长时间、大面积、多品种“买方迹象”，似有理由认定，中国买方市场已经初步形成相对稳定的“常态”，市场机制及其竞争机制已经顺其自然地开始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传统经济体制的那种国家垄断各个经济领域的局面已经基本改观。

这一历史性变化具有重大意义，也提出了关注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政策需求。主要表现是，市场竞争逐步加剧，不公平竞争现象日益突出，低水平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商业欺诈行为急剧增加；不公平竞争中的行政性垄断、行业性垄断已对市场发育构成明显威胁，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性垄断现象也开始显现；多种现象同时并存、交织，使创建和维护有效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复杂情况和巨大困难。对于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现象，特别是行政垄断、行业垄断，如果任其发展蔓延，定将对市场秩序法制化、规范化建设，构成极大威胁，并阻碍市场成熟化的进程，直至发生“市场变异”，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应有的曲折和伤害。

反垄断，作为规范市场秩序的第一主题，以及基于反垄断的竞争政策立法，在发达国家的争论、调整、修改和完善从未停止过。在以往的东西方经济学中，垄断被不约而同地解释为资本主义专有的制度现象。根据后来各国的经济实践，有理由确认，垄断作为竞争的伴生物，实属于一般市场经济的共同现象，与市场和市场经济同属一个经济范畴。当然，在中国，由于经济体制处在行政化、高度集中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历史阶段，情况更为复杂，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垄断现象以外，又有明显的特殊表现。因此，针对中国市场状态变化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垄断现象的特殊性，需要研究、制定特殊的对策思路，至于低水平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商业欺诈和经济性垄断，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同反行政化垄断相比，毕竟是第二位的。

中国垄断现象的特殊性及其由来。中国原有的经济体制属于排斥市场机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高度依赖政府机构和行政力量，因此天然带有国有化趋势和国家垄断的强烈冲动。当中国决心改革这种僵化体制之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一方面市场竞争开始获得了生存空间，与市场竞争相伴的经济垄断随即得到萌生；但更主要的是另一方面，即原有体制中颇具根基、盘根错节的行政化、官本位权力机制，也开始寻找新的环境土壤，原有的行政化垄断势力依托逐步成长、极不健全的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尽可能地、不失时机地为自己营造出了可观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中国特有的垄断现象，存在着一个极其鲜明的共同点，即都是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规模集中度非常低下的情况下发生的，尚缺乏从公平竞争自然衍生垄断的普遍基础。在经济规模集中度普遍不高的场合，能够导致垄断的，只有行政权力这个唯一合理的解释。或者说，中国的垄断主要不是凭借生产集中度，而是凭借行政权力。传统经济体制的种种特征也可归结为国家垄断，即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直接控制所有的经济领域。这种全面国有化和国家垄断趋势，固然存在种种弊端，但由此带来的垄断利润是“封着口”的或“全封闭”的，即归国家所有，由国家支配。“肉烂在锅里”，泄漏的机会不多。当时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大一统的经济体制，以及各项配套政策、社会舆论、价值取向等等可以保障这一点，故染指垄断利润、化公为私、化国有为部门地区机关所有的可能性极小。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改革开放，实行放权让利以后，行政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垄断及其全封闭管理体系已经基本解体，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加之放权让利多被各个主管部门和地方机关截留，并没到位。于是，在部门、地区权力和自身利益有了经济市场化这个大舞台作为依托之后，分享行政化垄断种种“好处”的机会大大增加了。换句话说，垄断利润所能够诱惑的，还主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是行政管理机关及其人格化的表现——各级各类政府官员。因此，现在所能看到的，大多明显表现为由条条块块权力格局所造就和维护的行政化垄断，也即超经济垄断或排斥他人进入的超经济独占。

中国垄断现象的特殊表现。行政化垄断通常发生在权力的集中点，双重体制的交叉点，监督环节的薄弱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以及某些资源的稀缺点。而扰乱市场秩序、限制公平竞争的行政化垄断具体表现则多种多样。一是部门和地方的行政主管机关，强化独占地位，热衷于“唯成份论”（国有经济）和“唯（本）系统论”，制造进入障碍和市场歧视，保护落后，阻止公平竞争；二是滥用权力，走私贩私。冲击市场；三是违规评比，欺骗舆论，制造混乱；四是政企虚假脱钩，牢牢控制人事权力，保持双重身份，维持“官商一体”，热衷权钱交易，破坏竞争秩序；五是公开“设租”，控制信息，从中渔利，排斥公平竞争；六是巧立名目，乱收费用，增加经营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造成了“费大于税”的混乱、失控局面；七是通过参与立法设计的机会“给自己授权”，将部门利益合法化（针对立法过程中的“行政垄断”和包办，社会各界多有异议）；八是行政化垄断善于自我修复、不断扩张，在已经被弱化的领域卷土重来，同时向以往不曾覆盖的领域“进军”；九是运用行政垄断控制资源、人为制造短缺，制造省区际的贸易摩擦。

综上所述，中国特有的行政化垄断名目繁多，危害极大，而剔除行政化垄断的难度更不可低估。日本一家报纸就此载文指出：“这种艰巨性体现在各利益集团的抵抗，而官僚集团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其对改革的抵抗性也就更大。至今为止，中国的改革一直无法通过官僚机构这一大‘关’。”（日本《时报》1998年1月20日）。从反垄断的角度理解，改革的阻力来自条块式利益集团的抵抗。而行政性垄断是对市场秩序的最大威胁，依它特有的“来头”和“背景”，足以击败市场上的任何对手。由于行政化垄断势力的侵入，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市场状态发生了变异，即市场交易中被不断营造、复制和异化出某种非市场因素，从形式上看似乎很象普通的商品交易，但骨子里人不是按照效率、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原则行事。于是，市场本应具有的资源高效配置功能和公平竞争环境受到损害和削弱，有限资源不再按照效率原则，而是按垄断市场的“权力网”来配置。故此，行政化垄断限制了中国规模经济的健康成长，阻碍了竞争力的普遍提高，因而反行政性垄断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从根本上规范市场秩序的首要环节。这不仅是深化改革、培育国内市场的需要，也是中国与国际接轨，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客观要求。行政化垄断极大地增加了市场“游戏规则”的主观随意性，降低了市场竞争的透明度，因而与市场经济惯例是格格不入的。国际市场经济大环境不会长期同一个充满行政化垄断的国家打交道，长此以往，只会继续增加中国进入WTO的难度。

三、中国反垄断需要采取特殊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