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教育范文第1篇

〖关键词〗法律信仰信仰培养法治法治精神

依法论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提出的，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治国方略和价值选择。像任何一个国家步入法治化一样，中国政府要步入法治化轨道，要建成法治国家，应具备以下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要有一套反映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制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是要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所内含的伦理价值的信仰，即社会公众对法律忠诚的信仰。如果说前者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后者就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和法治精神得以形成的关键。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那么就是再多的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促成一个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那么要建成法治社会和合理、公正的法治秩序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本文试就法律信仰的培养，推进法的精神形成的问题作以下几点探讨。

一、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分析

1．从历史角度看，培养法律信仰具有应然性和重要性。

法律信仰的产生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就有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后经历了西方的各种宏扬法的正义的精神文化建设将其定形，如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应该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养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视“信仰”的权威。然而，培养对法律的信仰有何重要性呢？对此，笔者将结合历史作如下的阐述：

第一，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思维敏捷的法学家把法律提到伦理性的高度加以赞扬，认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艺术”；同时，他们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伦理角度解读法的精神本质，将其看成是深藏在实定法之后的最高价值主体，从而确立法律的至高天上的地位，并有利地保护了当时城邦自由民从事商品经济的活动。不容置疑，法学家们对法律的崇高追求并达到适应当时经济状况的需要，很大程度激发了当时城邦人民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而这种信仰的产生，无疑促成了当时城邦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加快了罗马城邦国家告别原始共同体的人治模式，进入依法而治的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二．在西方的罗马法复兴运动到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所发起的许多运动中，以各种形式来（绝大多数是以法律的形式）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和废除封建等级和特权观念等等，这一切无疑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法治国理论奠定了基础。即使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发起的以“信仰得救”信条的宗教改革运动，培育和传播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精神，这一精神高扬了“信仰”的权威和价值，因而这一信仰理念，又使广大宗教徒从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的统治中解脱出来，而自愿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权威的象征--法律的支配下，即在信仰法律的观念的支配下积极投身于政治经济活动，这促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进一步为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法治战略的实施和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总之，纵观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国家的法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公众的法律信仰的培养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国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达到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不断摸索，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其他法治国家中吸取经验。而上述的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对法律的崇高追求之情以及信仰之理念正是我们所可以借鉴的，这对于我国法治国家的构筑是不无裨益的。

2．培养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需要。

“法治应当优于人治”①.，这已成为定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法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国家法治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中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而，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一种内在需要。

首先，我们讲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足够的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公众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即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律就会没有权威，犹如一纸空文，那么法治就会论为人治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②其次,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证，或者说是法治的“软件”系统设立的基础，其深刻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反过来说，法治的这种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又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反映和表达，而构成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无疑是那生活干社会之中的全体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普遍的、共同的精神、情感和认识，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的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最后，从法治本身的内涵来讲，法治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法治是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意识和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法治的精神在于合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然而，这些“公式”所要成立的条件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这一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诚如伯尔曼所讲，“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社会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则具有普遍性。”①

二．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所面临的障碍分析

首先，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封建帝制的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即长久的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所构造的法律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王权的绝对至上性。”②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法律低一等的认识，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法律就如一纸空文。伯尔曼也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③毋庸讳言，若真的如此的话，那不仅将对法律的培养造成障碍，同时也将给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的障碍，使中国法治面临被抛弃的危机。

其次，立法的膨胀，法律出台时间的缩短，使得法律价值很难转化为主体价值所追求的目标。据统计，自1979年到199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订248部法律和有关法律方面问题的决定，国务院颁布了700多件行政法规；此外，国务院各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也制定了数以千万计的行政法规、规章。④近些年来，立法的速度仍在不断地加快，法律、法规的出台一部接着一部，特别近两年，立法速度更是惊人，几乎每天都新的法律或法规的出台。这股汹涌的立法大潮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下建设法治社会的“硬件”系统的逐渐完善，然而，另一方面却也给法律难以被信仰种下了隐患。这种法律、法规数量猛增的社会实践，使得社会公众对它们根本无法全面知晓，据有关调查的推算，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只达到近几年法律制定总数的5%；再加上这些法律为适应经济发展，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还要适时地对它们进行修改，使得社会公众更加无法知晓，更别说了解和掌握，就是一个专门从事立法工作的立法工作者也无法对它们作全面理解和掌握，那其实告诉了我们许多法律等于是虚设。也就是说，这种立法的膨胀状态，使作为客体的法律无法满足作为主体的社会公众的生活需要，从而造成主客体间的隔阂，其最终结果是导致社会公众由于对法律的陌生感而使法律信仰无从产生。

再次，司法体制存在着弊端，法律效益低下，难以满足社会成员和组织的法律期望值。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公安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等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难以行使，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办关系案、办人情案等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地存在。在司法实践中，诉讼缺乏其公正性，打官司褪变演化成了打关系，打官司成了完全是金钱、关系和人情的较量。一个同样的案子在不同地方、不同法院却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还有，有的当事人即使打赢了官司，其诉讼也难以得到实现，诉讼价值也难以得到实现，审判结果成了“法律白条”、“一纸空文”。这带给社会公众将是对法律后果的失望和缺乏信心，这样就会使他们萌发出“有法无法一个样”的心理模式。万一这一心理模式成为定势，那法律信仰的培养，法治精神的培育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思。

最后，法治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冷却了社会公众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认为法律只是统治者手中用于对社会进行有效而强力的控制的工具。然而，大家都知道，工具是一种没任何思维和良知的东西而已，它是一种静的没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工具的话，法律将失去其内在的价值和活力，失去其灵魂和良知，成为伦理价值缺失的残疾之物。当人们服从法律仅仅是因为害怕国家强制力制裁的话，那法律就无法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助性的保障。”①

三、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的对策分析

法律信仰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然而，大量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现行的法律没有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众所信仰的对象，从而决定了培养社会公众崇尚法律的情感的艰难程度。可是中国要走向法治化，要建立成法治社会，就不得不对社会公众法律情感的培养，激发起他们对法律高度认同的热情，也不得不将法律作为整个社会所信仰的对象，从而以社会公众内心的原动力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重视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培养法律信仰和培育法治精神的前提条件。社会公众的权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就激发不了公众对它的渴望。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从而萌发了信仰的雏形；同样，采取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起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我们说权利意识的培养主要在于主体——社会公众的自我意识的苏醒。然而，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立法者一直崇拜和迷信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众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社会公众在国家的强制和威慑下，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其自主判断的思维，也逐渐泯没了其参与的热情，这样其独立的人格丧失了，而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便长成了，权利意识在其心中就荡然无存，那么我们所倡导的法律信仰就无从谈起。

2．把法治精神的建设同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观念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看到，法治和经济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的功能互动的关系。法治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提供一种理想的次序和制度环境，经济为法治提供某种基础。”①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古希腊罗马法治精神起源的考察之后，认为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带来得最显著的政治法律后果就是打破了以等级和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格局，建立了自由、平等、契约的新的格局，从而孕育了和催化了人们对法律神圣、法律至上的精神追求。现在，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状态之下，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是公平、自由的竞争，随之产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制度防止社会各种弊端的滋生，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会使社会公众普遍形成一种崭新的法律态度，普遍对法律产生一种高度的认同，认识到法律不是自己生活的障碍，反而是与自己生活密切贴近的必备条件了。社会公众没有了对法律那明显的敬畏和距离感，有的只是对法律所产生的归属感与依恋感，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这种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成为了构造法律信仰和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沃土。

3．现代法治理论要消融国家优位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这种生活优位理念应包含以下观念：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是目的，国家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潘恩曾说：“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个人的集体的——造福。”②这正说明了社会优位这一理念。现实中，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是所有社会公众意志的体现，它们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而不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和国家手中依靠强制力保障的“大棒”。假使法律的出台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这就会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极服从，从而弱化了他们内心的法律情感。那“没有了神圣的渊源，也就没有了永恒的有效性。”③正如伯尔曼所说：“正如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象信仰、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运较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是警察。”④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公众，那么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也正是国家为社会、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这样的一种理念是培养法律信仰、促成现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4．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是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由于国家公职人员作为由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的代表和法律的卫士，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①假使执法者、司法者自己首先知法执法又犯法，就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违背党的领导，也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②这样的话，就会众叛亲离，甚至会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丧失殆尽。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这也诚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③因而，为了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素质教育，增强其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民主考核评估等各种制度，扶正祛邪。

四、简短的小结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要唤起社会公众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就是要使社会公众重视自身的独立人格、自由和利益，就是要使权利本位在他们的法律观念中占中心位置，从而激发起他们内心对法律信赖、信任和尊重的灼热的情感，并进一步在无形中培养了他们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并且是类似于宗教那虔诚的信仰。这种虔诚的信仰会促成现代法治精神的形成，即将法律内化为一种民族的精神，从而加速完成建立法治社会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法学系）

①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9页。

②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1，199页。

①「美」伯尔曼著：《法律和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54页。

②张文显著：《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③同①，第8页。

④参见杨解君：《立法的膨胀》，载于《法学》1996年第2期，第43页。

①「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①赵震江主编：《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5页。

②马清槐等译：《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64页。

③「美」伯尔曼著：《法律和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2页。

④同上，第43页。

①《论语·子路》

法律教育范文第2篇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人本是相对于神本、物本而言更为理性的社会发展之真理态度、价值取向和实践原则。渊源于西方的哲学范畴的人本主义思想无论从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或是价值观的角度均强调了人在自然及社会环境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人文精神的重要性。而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法律教育体系之内核的一大体现则是人本法律教育观的形成，即在覆盖相关领域的多元法律教育体制下，以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公正的价值评断能力以及专业与相关技能的复合型法律专业人才为宗旨，并给予学生充分的实现其人格培养及个体价值的机会的法律教育理念。其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法律教育是法治社会中每一个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依法治国必须以法治观念的普遍确立为前提，即要求每个人都做到忠信于法、信仰于法才能达到法律对社会最大程度的有效调控。然而，在这样一个理性环境下各种社会单元遵循法律规则的协调运作却是由全民、终身的法律教育贯穿始终的。法律教育的必要性却不尽然导致其绝对性，在人本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法律教育应当以充分的尊重人权及满足教育消费者需求为前提，民主、平等的对受教育者的法律意识施加影响，以期对现实生活中的是非作出基本的评断。因此，人本法律教育观要求法律教育作为法治社会中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而存在，人们可以通过主张这种权利来接受不同程度的法律教育，进而丰富其对权利之学的认知与理解。此外，当人的这种接受法律教育的权利受到非法侵犯时，也应当受到相应法律的严厉制裁。

其次，受教育者在法律教育过程中处于主体性地位。法律教育的直接对象应当是选择接受其教育的法学专业的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受教育者，同样作为直接受益方对于教师的知识技能传授方式、内容以及技巧等的反映与回馈是衡量该教育效果及水平的重要标准。因此，鉴于受教育者对于教育质量评价的决定性因素，其与教育者的关系应当体现为一种主体与主体的关系，而非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亦即“应当把每一个学生都当作具有他或她自己的感情的独特的人看待，而不是作为授予某些东西的物体。”可见，在这种师生关系下的学生已摆脱了不加选择的接受知识灌输的被动地位，也不再固定的成为教师单方面施教的作用对象。他们被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自主的选择符合自身兴趣的研究课题以及有利于本身知识架构良性发展的法学专业课程，甚至包括对该门课程授课教师的选择及理性的作出自我评价，也就是说，学生应当时刻持有对自己专业技能发展方向的理性考量及主动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此外，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还体现在利于学生自我能力发展的教学环境的创造上。在各种教学仪器、设施的配备、教材的选用、课程的安排、教学积件的建立以及不同主题讲座的设置上都应当以有利于学生的专业学习为考虑中心。

第三，法律教育中教师对学生自我发展的促进作用。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罗杰斯从治疗精神病患者的经验出发，对教师提出了三项基本要求：第一，真诚。即教师与学生之间应当以诚相待，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出现的任何问题教师应当坦诚的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对自己在教育方法上的缺陷及时的作出纠正或开展自我批评；第二，信任与尊重。教师应当合理的尊重、关注和接纳学生的情感、意见和价值观念，并在对以学生为主体性教育模式充分的认识下为学生提供自我发挥的自由空间以及帮助对其自身潜能的挖掘，从而与学生建立起一种相互的信赖关系；第三，移情。是指教师应当以学生的角度去理解学生的思想、情感以及世界观，以此在对学生的自我意识有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更加有效的达到其对学生学习的辅助和促进作用。除了上述教师对学生造成的心理气氛因素外，其自身的法学专业素质、理论研究水平，灵活多变的教育技巧和方式，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内容安排以及参考教材、资料的选取等均应重在体现对学生自我发展的促进作用。正如人本主义教育家坎姆勃斯所言：“教师的任务不仅是规定、传统、模板、发号施令、欺哄，它也是管理存在的过程。这个角色要求教师是促进者、鼓励者、帮助者。”

第四，法律教育应当满足学生个体性发展的需要。人本法律教育观在强调法律教育中学生的主体性地位的同时，也同样注意到了学生间的个体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不同学生所具有的不同自我意识和价值追求，具体从法学专业学习的角度来看，则体现为各人对于专业知识的理解能力不同、学习方法不同、专业技能的掌握程度不同、兴趣方向不同以及对自身未来发展方向选择的不同等。而以人为本的法律教育以“因材施教”为指导方针，在把握学生的不同特点的前提下，合理的实施针对性差别教育则充分体现了其对学生个体能力发展的人文关怀。

第五，人本法律教育课程观注重人格与专业技能的整合。这是以罗杰斯所倡导的合成课程（confluentcurriculum）为蓝本，即强调情感与认知的融通。就法学专业课程内容的设置上而言，应当在原有学理基础上的知觉、概念、推理、逻辑认识及实践能力等理性因素以外加入与专业相关的道德、情感、意志、直觉、灵感、需要和信念等非理性因素。这种人格化的课程设置模式突破了传统的以知识纯粹性和抽象性为中心的学科结构，在尊重学生人性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对其职业道德的培养、人格精神的塑造和正确价值观的调整以情感的互动性交流为平台有效的配合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和探究。

人本法律教育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深刻的影响着当今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法律教育体制，而中国特有的传统法律文化及法律科学的特殊地位则决定了人本法律教育在中国大陆崎岖不平的发展道路。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并结合相关历史经验及我国当前的法律教育现状，笔者认为以人本法律教育观为内核的中国大陆法律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具体内容包括如下方面：

首先，法律教育应当以促进学生个体发展，培养其多方面能力及专业素质，并最终完成学生价值的自我实现为宗旨。其次，法律教育的宏观模式应当是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精英人才的培训。在依法治国逐步确立的社会背景下，法律之学已不再专属于极少数专业精英，普遍加强全民的法治意识以及对法律权威的认知应成为各法律院校的重要任务。而具体到大陆的统一司法考试，则应当体现为通过标准的适当放宽及通过率的适度上调。第三，取消本科阶段法律教育的专业区分。本科法律教育本来是为了让学生获得将来从事多种法律职业都应当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因此，引导学生形成宽泛的法学知识结构，训练学生把法律问题放到开阔的社会环境和多元知识背景中去思考，才是法律教育的征途。第四，扩展综合性知识，注意交叉学科知识的教育。如可将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等课程在本科初期供学生选修，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学生对以后法学专业课程的深入理解。另外，塑造多元化的教学氛围，使外国留学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共同参与到本土学生的课堂上来，并在课堂上将各自对法律的理解与认识进行积极的探讨，这样也便于教师进行更为广泛的介绍与总结，此为其五。第六，加大应用性教学课程的比重，加强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如法律语言学、证据法学、法庭审判程序介绍等，甚至可以单独列一门案例分析课。第七，与社会接轨，使学生走出校园，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如法律诊所课、法庭旁听、模拟法庭、以法学为主题的辩论赛；社区法律援助服务；法制日的宣传活动等教学方式，此外学生应当利用假期时间到司法机关、律师事务所等相关机构进行实习，或者以某一课题进行社会调查，并形成一项制度。第八，学校加强教学硬件设施的管理，使教学媒体配套化、完善化、先进化。第九，丰富教师的教学方法，尽量避免传统讲授式的教学模式，可以通过积件的建立来体现人本主义的教学理念。十，在一定条件下，为学生创造自由的学习空间，让学生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的攫取学习材料，进行相应的学习研究。十一，鼓励学生自行成立法律研讨社团或创办专业期刊，促进学生研究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十二，加强对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视。由于法律职业的特殊性，因此不能一概的以政治教育及道德教育来取代职业道德教育。在我国司法腐败屡禁不绝的现状下，职业道德教育应当被列为与专业知识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它可以通过对学生的人格培养来指导学生执业后与社会接触过程中人际交往的原则和尺度，是人本法律教育中专业素质培养的重要部分。十四，教材的编写应当淡化对国家学说或政治学说的讨论和教学，要注重方法论的教育，尊重学生对教材的自主选择权。最后，考试制度应进行严格的调整，建议以写论文的形式来取代记忆性的考试模式。

概而言之，人本法律教育改革应当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总结历史经验，借鉴他国先进的教育理念并结合我国国情，在对以人为本的科学教育观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以此为法律教育改革的理论引导来完善我国现有教育体制的缺漏。这样，在以人本法律教育观统率下的中国法律教育改革的发展前景才能够与时俱进、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1]康德著，邓晓萍译：《实用人类学》[M]，重庆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35页。

[2]王堂兵：《生命创造体的精神乐园：人文主义教育——关于教育的批判与人文重塑》[A]，2003年学位论文。

[3]徐亚文，孙国东：《“以人为本”与政治文明》，《湖北社会科学》[J]，2004年，第10期。

[4][美]赫根汉：《人格心理学导论》[M]，海南出版社，1986年版，第430页。

法律教育范文第3篇

关键字：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障碍

诊所式法学教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美国最早的法学教育就是诊所式，即学徒制，让未来的律师在执业律师的办公室“阅读法律”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是从英国一种给有经验的执业律师做书记员的做法上发展而来的。但在法学院设立诊所则是在2O世纪6O年代才兴起于美国。所谓诊所式法学教育，就是通过法律诊所的教师指导学生参和法律实际应用的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际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入理解，培养其法律职业道德和职业意识观念。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及其转轨变型,带来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革命性变化和发展，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亦不例外并已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作为一种舶来的新型教育模式,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还处于边缘地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法学教育怎样界定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学教育中的应有地位,并将其正式纳之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呢，即完成“本土化”过程，这是我国现行法学教育不得不面对和思索的新问题。

一、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法理基础

一项没有理论支撑的制度是人治社会的产物，势必经不起实践的考验而走向消亡，法律发展的整个过程已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当今社会是法治社会，制度的出台首先要经得起理论的反复推敲。诊所法律教育作为一种舶来的新型模式，对于该法律教育模式的本土化有着深刻的法理基础摘要：诊所法律教育模式的引进体现了法律移植和法律本土化的关系。

对于移植的概念，从生物学上讲，是“将身体的某一器官或某一部分移置到同一个体（自体移植）或另一个体（异体移植）的特定部位而使其继续生活的手术。一般是为了修补机体的某一缺陷”［1］，“来自同种动物另一个体的器官或组织的移植称为同种异体移植，除非采取非凡办法来控制排斥，否则这种移植物一般均被排斥”［2］。可见，同种异体移植尚且被受体物所排斥，那么，异种异体移植只能更甚之。就现阶段我国所正在进行的法律改革和发展来看，法律移植恰恰属于一种“异体移植”，即“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注重力的重点放在具有较高生产力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充分反映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西方法治社会的法律资源之上，而审阅中国和西方的法律传统和社会目前状况，而且有介于同种异体移植和异种异体移植的趋向，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偏重于后者。”［3］因此势必增加法律移植的难度。所谓法律移植，是指“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和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使之成为本国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本国所用。”［4］法律移植是国家及民族交往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自古至今普遍存在的现象。假如说在古代，法律移植受地理因素、交通工具的限制，只能局限于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或民族之间，那么在当代，法律移植已成为一种不受任何地域限制的全球性现象。在当今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都存在着大量的法律移植现象，法律移植是法律文化传播的一种最直接、最明显、最有力的途径。所谓“本土化”，意指在法律移植时，应让受移植法律经过合理的处理和嫁接，使其能渗入到移植国国民的血液当中，进而得到有机的整合，本土化就是法律移植本土运动的过程。本土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对于“体现人类法律文明前进方向的外域法律文化的有益因素，无疑应当加以吸收和采纳，以便使当代中国法律发展和全球法律文明的通行规则接轨沟通。“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只能导致法律文明进步张力的丧失”［5］。诊所法律教育的引进和建设新问题，亦是如此。二、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可行性

作为一个西方舶来品，诊所法律教育进入中国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实践证实，诊所法律教育的引进对中国法学教育改革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给身陷困境的中国法学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任何法律都不是非背景化的普适制度，［6］法律教育也不例外。诊所式法律教育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法学院，主要是对于当时的美国法学教育制度中的某些缺陷的一种反应。这种法学教育的模式之所以被称为“诊所”，是因为它汲取了医学教育模式的经验，即医学院的学生通过有经验的医生的指导而获得有关护理治疗病人的医学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强调从实践中学习，最为理想的就是学生在诊所老师的指导下，参和处理真实的案件，而从办案中学到大量的重要的其无法仅仅从抽象的课堂案例分析中学到的重要技巧和法律思维。目前，拉丁美洲、西欧、东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院校已经广泛而成功的应用了这种教育方式。非凡是20世纪90年代，诊所式法律教育已经成为东欧、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顺应世界法学改革潮流，中国部分高校教师在经过充分的探索、探究和论证后，自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十余所高校在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的同时，各自依托学校成立了法律诊所。截至2006年5月，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共有委员单位47个。尽管在现阶段在中国大量的推行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尚有非常大的困难，如传统课堂教学思想的束缚，运转资金的来源有限等等困难，但这种新模式在我国法学教育体制中的运用和推广是有着可行性的，理由如下摘要：(一)从诊所法律教育的自身价值来看其本土化的可行性。

1.从诊所法律教育的教育价值来看——拓宽学生视野，加深对法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而这种价值恰恰体现了我国法学教育的教育目标。诊所法律教育的互动式教学、模拟教学等方式，以及在指导教师的监督下独立办案等，给学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学习空间，使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所学的专业知识，理解法律、事实和证据三者之间在实践中的关系，并学习如何将他们联系起来。在案件的过程中，学生们发现理论对案件具有指导意义，但仅把握理论是不够的，还需发现事实，将事实转变为可获得承认的证据，并对事实进行法律分析和法律评价，使法律准确地适用于案件事实。同时通过办案，加强学生对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的评价和熟悉，促使学生了解社会，提高对复杂事物的判定能力。

2.从诊所法律教育的社会价值来看——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而这种价值有助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方略的实现。在法律诊所中，学生的一般是法律援助案件，为社会弱者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维护弱者的合法权益，从而有助于推进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维护社会正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程。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说摘要：“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若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法律诊所通过向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通过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最终维护了他们的权利，久而久之，受助者就会感受到法律的威严和崇高，因为法律是自己权利的守护神，心中对法律的敬意油然而生，这样便会产生对法律的信仰。

(二)从我国引进和推广诊所法律教育的现实需求来看其本土化的可行性。

1.是我国建立和谐社会的需求。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证实，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首先要从保护弱势群体做起。［7］法律援助和诊所法律教育关系密切，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已取得不小的成绩，可是任重而道远。中国仍有许多案件需要经过法律援助来解决，可是能通过法律援助来解决的却只有一部分。据统计，我国每年大约有38万余件法律援助案件需要办理，其中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可是按每位律师每年办理1至2件案件来计算，现有的10多万位律师只能办理10多万件此类案件，缺口很大，这为诊所法律教育留下了用武之地。通过诊所法律教育的推进，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法律援助，都有助于促进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现在，中国正需要发展法律援助事业，使更多的贫困人士能得到法律援助，得到法律救济，实现社会公平，从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2.是克服我国传统法学教育弊端的需求。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我国法学教育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法学院校及法学在校生人数都有了成倍的增长。但在实践中，传统法学教育存在仍存在不足之处摘要：中国传统法学教育是一种以教师为中心，注重单方面传授知识的教育方式，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忽略学生应用法律能力的培养；缺乏对学生的法律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等，由此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造成国家财产的智力性浪费。而在诊所法律教育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老师和学生，大家都是具体案件的承办人，所有教学内容都是围绕着学生由一个被动的听课者到一个主动的办案者的身份和技能的转换和提高而设置的，教师只是指导者，这样就可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也由此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综合判定能力。

三、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障碍和其本土化的推进

(一)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障碍

尽管诊所式法学教育的引进对于改革我国传统法学教育的不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功能，但是，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的引进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抛弃传统的教学模式。相反，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应和传统的教育模式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即便是在其发源地美国，诊所式教育也没有取论性的教学和案例教学，而是被用来开发学生的思维和法律逻辑能力，使其知道如何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法律。况且，作为一种舶来品，诊所式法学教育的引进和发展必须经过认真地整合和规范，“本土化”后诊所式法学教育才能真正地为我国法学教育改革服务。从目前我国部分法学院的诊所课程实践来看，诊所式法学教育在中国的不适症是比较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摘要：

1.观念障碍

我国法律自清末师承日、德后，法学教育模式更是受到大陆法文化环境的影响。大陆法系教育习惯采用讲座式的教学模式，一开始就强调法律的概念性、抽象性、逻辑性、理论性、科学性，而法典也为这种教育模式提供了形成的材料。［8］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也注重法学理论知识的灌输，轻视解决实例的法律分析方法，认为只要把握了系统的法学理论、法律条文知识，碰到现实的案例就能迎刃而解。观念上的这种熟悉，将导致学校管理层不愿意投入经费开展诊所式法律教育等其他法律实践教育，教师也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在被认为惟有操作性，没有理论价值的职业练习上。

法律诊所教育自诞生时起，就是培养律师执业技巧的，这和美国的法官都来源于执业律师的制度有关，美国法科学生的法律职业一般是从律师做起，法学院只需练习学生的律师职业技巧。我国法学院(系)主要是是为公、检、法、司等部门培养法律人才，法科学生有很大一部分要进以上机关工作，而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也不是从律师队伍中产生，从事律师的仅是部分法科学生的选择。所以，以练习律师的职业技能，培养律师思维、律师职业道德为宗旨的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开展，可能得不到法学院(系)领导和教师的应有重视。2.经费障碍。

美国目前的诊所式课程是在福特基金的支持下开展的，在我国由于诊所法律教育项目是舶来品，而且是首先基于外来基金资助在我国启动，因此，来自国内大学本身的经费支持还相当有限，甚至短缺。和传统法学课程不同，诊所法律课程除了需要通常上课的教室之外，还需要具体的办公场所、办公设施，需要雇请管理人员运作整个法律诊所的所有行政事务，这些都在诊所法律教育项目的开展经费之内。“法律诊所”所受理的案件基本上是法律援助案件，是没有费收入的，相反，学生每一个案件，需花费交通、通讯、文印、餐饮等费用约数百元。因此，一旦外国基金的支持减少或撤销，诊所式法学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将受到局限。

3.师生障碍

从诊所课程的地位来看，我国的诊所课程基本上属于一种探索性的实验课，学生参加该课程和其学分并没有多大的联系，教师教授该课程属于一种非正式的专业教学。然而，学生在参和该课程时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大于其在传统课堂学习中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从而可能影响其所谓的必修课的学习。诊所教师和传统的法学教学教师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诊所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系统的法学知识，还要有热练、老道的法律职业技能和乐于献身法律的法律职业责任心和职业道德。从我国目前的高校教师来看，大多教师是直接从高校到高校，能够把握和熟练操作法律职业技能的教师是比较少的，至于完全符合诊所教师要求的教师则更少。因此，我国高校现有的教师要适用诊所式教学，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预备课程、联系案件，指导和练习学生，这必然会影响其科研和相关的职称评定。

4.案源障碍

从诊所的法律地位来看，美国的法律诊所可以直接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而我国目前的法律诊所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它既不是律师事务所也不是法律援助机构，因此，只能以公民的名义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这对于接受更多的案件来提供给学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而将导致诊所案源不足的情况．

（二）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完善和推进

作为一种舶来的形式，如何更好地吸收诊所法律教育方法的优点来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和教育改革添砖加瓦，这是一个艰难的本土化的过程。其在我国目前遭遇的种种障碍，仅仅是继受和整合过程产生的不适应症。在法律职业教育观念普及法治社会需求大增长的背景下，只要我们找准症结，循序解决，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一定会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和教育改革贡献力量。笔者认为完善和推进诊所法律教育的本土化有以下办法摘要：

1.转变观念。

转变法学教育观念，进行法律教育模式的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法治发展的需要，更是我国法律服务国际化的需要。明确我国的法律教育重在培养具有法律实际运用能力的人才，而且是具有法律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心的高素质的实用人才。中国的法学教育的缺陷不在于基础知识教育，而是在于能力教育和法律技能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给法律实践教育改革提供了很好的路径，虽然法律诊所教育重在培养律师职业技能，但在法律职业中没有比律师职业更为复杂多变的了，可以说，律师职业技能包容了其他类型的法律职业技能，所以，法律诊所作为法律职业技能的练习平台，作为法律实践的场所最合适不过。只要教育管理层和教师的法律教育观念转变了，法律诊所建立的困难和障碍就轻易克服得多，诊所式法律教育就可以在全国法学院(系)得以普遍实施。

另一方面，通过教育管理部门和司法管理部门的协调，要尽快明确法律诊所的法律地位，即明确法律诊所作为一种法定的法律援助机构之一。这样可以明确学生案件的身份，明确其作为人的责任，同时也明确学生和诊所案件中的责任，这也有助于提高当事人对法律诊所的信赖，从而解决了案源不足的新问题。

2.多渠道汇集经费。

经费新问题是制约诊所法律教育开展的重要因素，稳定的经费来源对于保证法律诊所的持久性也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学校管理层应从有限的教育资金里拿出一部分，支持诊所法律教育活动的持续开展，采取办法鼓励教师参和诊所教学。其次，通过政策将法律诊所定性为一种法律援助机构，明确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提供义务，即使是部分的资金提供义务，这对于解决校园法律诊所经费不足的困难是有很大的帮助。再次，应争取国内外各种社会资源的资助。诸如法律诊所和政府的法律援助中心建立密切联系和合作，发挥舆论的力量，宣传法律诊所教育目的，让社会熟悉、知悉法律诊所，一可增加案源，二可接受社会捐赠，筹措诊所教育经费。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诊所法律教育教学中，师资队伍建设至关重要。笔者认为首先，学校应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从取得律师执业证的教师中选任法律诊所教师，甚至可以布置部分具有执业律师资质的教师专门从事诊所法律教育。其次，从事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师的职称晋升应不同于法学院其他教师。这点我们应借鉴美国的经验。从美国的诊所法律教师队伍来看，其构成基本上是从法学院原有的教师队伍之外另行聘请有丰富实务经验并热爱法学教育的律师，而且大部分诊所教师是专职的，无须承担诊所法律课程之外的其他法律课程，在职称晋升上亦有不同于法学院其他教师晋升的评价指标。［9］再次，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师也可直接聘用有经验的律师、法官和检察官来填充到诊所法律教育的师资队伍中来。

参考文献摘要：

［1］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第4972页。

［2］简明大英百科全书［M］.北京，中华书局印行，1989，第154页。

［3］王进文.法律移植社会环境下的文化认同［J］，河北法学，2002，(增刊)。

［4］张文显.法哲学范畴探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第269页。

［5］公丕祥.全球化和中国法制现代化［J］，法学探究，2000年第6期。

［6］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第92页。

［7］王卫国.改革时代的法学探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58页。

法律教育范文第4篇

当代民办高等教育始发轫于1982年的中华社会大学,历经恢复发展期(1978—1991)、数量繁荣期(1992—1996)、控制发展期(1997—2002)以及规范提高期(2003—至今),逐步发展起来[1]。根据2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我国共有民办高校297所,其中民办本科院校40多所;在校生163.07万人,另有其他形式教育的学生22.36万人;独立学院318所,在校生186.62万人。考察民办高校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与该阶段国家法律政策安排密切相关的。据文献[2],在各项调查中国家的法律政策安排均被列为影响并推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而民办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变迁,亦历经合法性依附、合法性的主动建构直至合法性危机和对新的合法性诉求三个阶段。[3]2003年9月1日,《民办教育促进法》(下简称《促进法》)正式实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下简称《实施条例》)也于2004年4月1日起施行,可以认为,在未来相当的时期内,《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是关于民办高等教育最重要的法律政策安排。该法的出台,结束了长期以来在理论界和立法工作中的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与之前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相比,《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在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均实现了重大的突破,对我国民办教育的创新与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然而,考察《促进法》制定过程[4],由于参与者的多元性及其政策偏好的不同,以及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影响力的相互制约,在面临全国人大这一政策之窗即将关闭的关键节点,在全国人大领导的协调下进行了折衷选择,因此,《促进法》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模糊性、妥协性,尽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同时也回避了一些问题。

二、我国民办教育政策法规的发展

民办高等教育,结合《促进法》和《高等教育法》之有关规定,可定义为经政府批准的,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并由上述有关组织或公民个人经营的在完成高级中等教育基础上实施的教育。较之公办高等教育,民办高等教育具有“民间举办”、“民间管理”和“民间出资”特定内涵。(本文讨论不涉及到公办高校的独立学院。)在我国,对民办高等教育的调整主要是通过法律法规以及行政规章进行。目前为止,上述法律法规以及行政规章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民办高等教育领域有所涉及的诸如《宪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另一类诸如《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等。自1980年以来,全国人大、国务院、教育部(原国家教委)等所的有关民办高校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政策主要有:1982年《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1995年全国人大颁布了《教育法》及以后相继颁布的《教师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都有关于民办高等教育的政策规定;1993年国家教委颁布了《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1996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工作的意见》;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加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管理工作的通知》;2002年全国人大颁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三、《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中的法律缺失

新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节省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制度框架和制度创新的空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的基础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制度框架、制度环境和制度走向决定了它的经济绩效。《促进法》的出台,可以认为是对我国民办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项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它将决定我国民办教育事业在未来一定时期的发展趋势。如潘懋元先生所说,在现阶段,《促进法》“是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与可行性”。[5]但由于立法过程中的实用主义,《促进法》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模糊性、妥协性。这种模糊性、妥协性,在其后的《实施条例》中也有体现。其中的一些问题,已成为《促进法》立法精神能否得以贯彻落实、民办高等教育能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6]主要体现在:

(一)民办高校的产权问题的规定。民办高校的产权是对民办高校资源的不同属性主体(所有者、经营者、使用者)在对不同属性(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进行使用于经营时的收益关系的动态描述[7],包括物权、用益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以及人力资本产权,焦点在于所有权和收益权。《促进法》第35、36以及51条等的规定可以看作是对民办高校产权问题的一个总结。在产权界定这个敏感问题上,《促进法》只是明确了民办学校在存续期间享有法人财产权,但回避了对投资人权属、权能及退出机制的安排等问题,民办高校产权不清晰的问题依然存在。[8]应该说民办高等学校产权远比企业产权、公办高校产权要复杂,一是因为其结构的多元化;二是因为民办高校的非营利性。但根据科斯定理,如果产权被清楚地界定,当交易费用很低时,产权无论被界定给那一方,各方都会得到同一个最有效率的决策。[9]反之,产权不明将导致效益的低下。要提高办学效益,就必须明确和规范产权关系。考察《促进法》,对民办高校产权法律关系主体即投资人、举办者的产权主体地位与权能所包括的所有权、交易权、收益权等权利与义务的内容规定不明晰,直接影响实践中的产权关系。比如:对民办高校财产权的界定,只体现了国家与学校之间的权责关系,私人所有者和学校之间的权责关系;在产权的权能方面只考虑了办学期间学校的法人财产权,而没有考虑投资者或举办人的私人所有权;另外允许出资人取得合理回报的规定也仅仅是作为扶持与奖励的手段,而不是正式承认出资人对财产的收益权;清偿后的资产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只有投入机制,没有退出机制,收益与各自投入成本不相符合。[10]如《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民办学校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民办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民办教育的出资人不能享有其所投入资产的产权,而民办学校只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实体,究竟由谁代表学校处理财产问题并不明确;另外《促进法》第59条规定:民办学校终止并进行财产清算时,在清偿各种费用、债务后,“剩余财产,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在此,既没有明确规定返还出资人的投入,也没有明确规定出资人投入的资产及办学积累的最终归属。而《实施条例》也仅对民办学校资产中的国有资产和受赠资产的监督、使用和管理作了原则规定,完全回避了对举办者投入和办学积累增值部分校产的产权及民办学校终止时清偿债务后剩余财产的分配问题。同时,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举办者将财产投入民办非企业单位后,财产便转归法人所有,举办者不能分配利润,法人终止时无权获得剩余财产”。显然,关于产权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表述不利于保护举办人的积极性。

(二)“合理回报”与“非营利性”的表述。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即不能以谋求利润为目的,这是教育公益性的本质所在,也是教育内在规定性下的特定要求;《促进法》也强调“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只规定“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与“盈利”并不是相对应的一对范畴。“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并不反对“赢利”或“盈利”,有“营利”行为也并不等于是以营利为目的。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对非营利私立学校的界定标准,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应该只包括捐资举办的民办学校一种。我国民办教育由于办学主体和资金来源的独特性及其社会积累的相对不足,民办学校必须依靠盈利来积累资金,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认为“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显然不是指民办教育提供这种免费的福利,而是指它能增加“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11]据《促进法》第51条,“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实施条例》第14、38、44、45、46、47条确立了取得“合理回报”指导原则及程序。“合理回报”的立法原意是优惠政策、鼓励措施,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教育。营利不享受任何政策优惠,不营利享受一切优惠,合理回报介于营利与非营利二者之间,允许一点点营利,并给予优惠政策。[12]尽管“合理回报”的表述较为准确地体现了我国民办教育目前的处境与现状,兼顾了民办教育的公益性、不以营利为目的和盈利的事实,并给民办教育举办者带来法律保障,但由于“合理”是一个具有价值特征的判断,因此,对什么是合理回报?什么样的回报是合理的?回报合理的界限在哪儿?又应如何确定?这些问题在《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或者地方的促进条例并未予确认,只能依靠实践中利益各方妥协后的默认机制。[13]同时,我国民办高校都依法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按照财政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收支结余不得向出资者分配”、“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应按规定继续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显然这与《促进法》有关“合理回报”的规定是相冲突的;另外,根据《实施条例》第45条的规定,要确定合理回报的比例,首先需要测定“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的支出占收取费用的比例”以及“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然后还要与同级同类的其他民办学校相比较,显然这些是任何一所民办学校自身难以完成的,需要政府来操作、监督、实施。[14]《实施条例》第46条规定,“民办学校应当在确定出资人取得回报比例前,向社会公布与其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有关的材料和财务状况。”这显然也不具操作性。在现有的社会制度环境下,对于学校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让学校公开收入支出情况,事实上的操作和监管都很难落到实处。因此,实践中很多民办高校为避免营利的嫌疑,都选择“不要求合理回报”。[15]取得“合理回报”过高的成本,使得很多学校都存在不同程度变相营利。

(三)民办高校法人地位的确立。根据《促进法》第9条:“民办学校应当具备法人条件”。民办高校应当具备法人资格,但其具体归类于哪种主体类型,《促进法》未予说明。操作中常依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登记为民办非企业法人,但是这种新兴的法人类型却无法纳入《民法通则》中现有的法人类型之中,因为我国的《民法通则》根据生产职能的差别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非企业法人则划分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作为基本法的《民法通则》的法律效力无疑是高于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根据这个分类,民办高校应该属于非企业法人中的哪个亚类型不得而知。不同于公办高校高等教育机构被归类为“事业单位法人”,也不同于欧美及日本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归类为财团法人、学校法人,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民办学校无法纳入传统的法人分类,这必将制约民办高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影响有关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规定的有效落实,同时也会对师资队伍的合理流动造成人为障碍。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引起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之间诸多的法律问题、政策问题、实际问题的逻辑起点。

(四)政府在民办高等教育中职能的界定。我国目前对民办教育机构的管理制度是直接从公立学校的管理制度中演化而来的,其内容、方式、方法大多仍沿用对公立学校的管理内容、方式、方法。而公立学校的管理模式源于国家对公办学校的管理者与经营者的双重身份,但民办教育的出现打破了举办者与经营者二位一体格局,民办学校举办者与管理者甚至办学者的相互分离,这种状况要求三者各司其职,而现行的以合理性为特征的公立学校管理模式将不再适合民办教育实践。对于民办教育立法来讲,既要规范民办学校的办学行为,同时又要规范政府对民办学校的管理行为。《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在规定民办教育机构要接受主管部门的审批、监督、检查、审查的同时,也赋予民办教育机构一定的自主权。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在政府如何处理与民办高等院校关系的问题上,并非是清晰可辨的。比如,民办高校的自主权与责任应如何平衡?政府应对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拥有怎样的权利、承担什么责任?政府与民办高校之间的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还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16]另外,由于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上公办高校占有优势地位,政府作为公共资源的拥有者,同时也是公办学校的管理者与经营者,制定相关政策时应使公办与民办高校在资源配置中处于平等和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不应使公办与民办高校之间业已存在的差距扩大。[1]

(五)其他问题。《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主旨是要为民办学校营造“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但实体正义并不会必然带来社会正义,它需要程序正义的保证。尽管《促进法》第5、27、31条规定民办学校、教师、受教育者与公办学校、教师、受教育者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但在实践中由于缺乏必要的配套措施,民办学校的教师、学生因受财政体制、人事制度、编制管理制度、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制度的限制,许多政策没有落实,如教师的户籍、人事档案、职称评定、医疗养老等,学生在助学金申请、助学贷款、学籍档案、医疗、就业、社会活动中受到身份歧视。关于资助,《促进法》第45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采取经费资助,出租、转让闲置的国有资产等措施对民办学校予以扶持。”尽管“只要‘可以’,已经跨出一大步了,有了争取资助的空间”[5],但作为立法,“可以”就意味着赋予教育行政部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结果往往导致法律条文道德化、空洞化。更值得注意的是,《促进法》、《实施条例》及相关政策法规,还存在着政策“棚架”和相互制约现象,“大法与大法、大法与小法,小法与小法”相互制约、相互矛盾,导致在民办教育实践中无法可依。如《促进法》第46条、“民办学校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但2004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未能与《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很好地衔接,同时《税法》规定“凡民办非企业单位都要向国家交纳税款”,使得哪怕不要求“合理回报”的民办高校也难以享受的税收优惠。再如《促进法》规定国家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手段支持民办教育,而《实施条例》则定:不得向社会、学生、家长集资办学;《担保法》规定民办学校不得作为保证人和教育设施不得作抵押。

四、总结

《促进法》是我国第一部冠以“促进”名称的教育法律,体现了对民办教育给予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的价值取向,并且在民办教育的公益事业属性、民办学校出资者的“合理回报”等问题作了一定回答。但就自洽性和与其他法律法规的统一性而言,《促进法》尚未称得上是一部完善的法律,这也影响到其法律的权威性与立法精神的贯彻。针对《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不足,需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探索:

(一)明确民办高校产权关系。要探索建立民办学校办学资金注册登记制度,区分举办者与民办学校资产;要完善民办学校的收费管理制度;加强民办学校资金账户管理,建立民办学校办学风险防范制度,设立风险金、担保金等;规范民办学校退出机制,建立与完善民办学校清算制度、清偿制度、剩余财产处理制度以及资不抵债责任追究制度。

法律教育范文第5篇

对学生而言，理性的法律条款是枯燥的，不具感染力的，为了让宣传教育的工作能在学生中引起注意，我采用了生动形象的图片展示，让学生从一个个鲜明的画面中感受到犯罪的可怕，我先后展示过远离，珍爱生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遵守交通规则等图片的展览，使学生深深地感受到守法的人生是健康、向上的。其次，我定期观看了各种法制教育专题的讲座。一学年中，法制讲座共有8课时，涉及了所有的学生，讲座内容丰富，精彩纷呈，寓法制教育要求于真实感人的事例中，用身边的典型故事感召学生的心灵，帮助学生辨明了事非，从小树立遵纪守法的观念，增强了学生的守法意识，为了使这项工作能持之以恒地开展下去，学校德育处还要求各班级在班级的板报中开辟了学法园地，把学法的工作渗透到学生的自我宣传中，通过学生的自主参与、自主实践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确保了宣传工作的长期化、持久化，做到了法制宣传常抓不懈。

二、周边环境的整治落实到位

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根源有很多，现代媒体的引诱、家庭环境的影响，校园周边环境的污浊等等，都可能导致青少年走上犯罪路，对于学生而言，最大的诱惑是学校附近的网吧和游戏机房，净化了校园的周边环境成为我们的首要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防止青少年学生到这些娱乐场所，例如：本学期我针对我们班，我的措施是大力提倡学生利用放学的时间阅读报刊杂志以及名人传记、名著等，还有开展英语角活动，各类兴趣小组，以次来转移学生玩网络的兴趣。再者，就是一旦发现有同学到网吧娱乐要采取果断措施制止。

三、问题学生的帮教措施扎实

学校为了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使思品教育更有针对性、实效性，把问题学生作为品德教育中重点帮扶的对象，首先我对下列五种类型的学生进行排查摸底。一小偷小摸，这些学生有的偷盗学校的财物，有的偷拿家长的钱财，有的甚至走上社会偷窃商店里的财物；二不讲礼貌，这些学生满嘴脏话，语言下流；三惹事生非，胡乱打人，这些学生常常喜欢用暴力聚众欧打，欺侮弱小；四学习习惯特差，上课无法正常进行，还常常捣乱；五花钱阔气大方，嘴中零食不断。对问题学生的帮教工作，我提出了以下的管理措施：

1、建立起问题学生的档案。我对班里汇总起来的每一位问题学生建立了一份个案，在此个案中，分析了该生存在问题的原因，明确了帮教对象（班级里的班干部），设计了具体的帮扶措施。

2、进行跟踪调查。我要求帮教的班干部，每月对帮扶的对象开展细致的调查，并根据具体的表现反复抓，抓反复。

3、为了能和其他教师切磋问题学生的教育方法，我常常去和学校里有经验的老教师请教，探究教育的新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