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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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第1篇
一、“十五”计划执行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完成。“十五”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县上下团结奋斗、勇于拼搏、克服了自然灾害和国家宏观调控给我县经济带来的不利因素，在关闭小高炉，煤矿连续三年整顿的情况下，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完成。预计到2005年底，全县生产总值将完成65亿元，财政收入完成7.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完成4200元，分别超过预期61亿元、4亿元和4000元的发展目标。生产总值增长幅度达到9.4%，与“九五”持平；财政总收入增长幅度为25.3%，比“九五”高出近8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为6.74%，比“九五”低约5个百分点。
2、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十五”期间，县委、县政府不断改善投融资环境，努力拓宽投融资渠道，通过出台《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实施办法》、《关于争取上级资金的奖励办法》，争取上级的、引进县外的、调出民间的、贷出银行的，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连年增长，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50亿元。其中列入县重点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由2001年的3亿元，2002年的5.86亿元，2003年的10亿元，2004年13亿元，达到2005年的15亿元，仅争取市以上国家投资就达3.5亿元，有效地拉动了全县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
3、经济结构调整初见成效。传统农业正在转型。全县以建设特色农业基地，以建设“小杨凌”现代农业园区为主体，不断改善农业的种植条件，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五年时间，共建成26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5个科技示范农场，面积达到6.5万亩；特色农业基地规模发展到20万亩，占到全县耕地面积的近三分之一。
传统工业全面提升。煤炭行业全面整合，新建和改造30万吨以上矿井7座，天地王坡煤业建成了年生产150万吨的全省最大的单井单面矿井。冶铸业新建了福盛钢铁、晨晖铸管、金工铸业、金秋铸业、亚鑫318等若干项目，建成了球墨铸造生产线100余条，中高档铸件生产能力达到18万吨。
新兴产业正在形成。先后有16个项目列入省“1311”和市“2316”规划，以思科高岭土、强华铝硅钛、坤达磁材、天九制药、清慧汽配、康达水泥、星冉建材为标志的新兴产业项目已逐步投入生产，构成了我县煤电、铸造、新材料三大新型产业雏形，初步形成了“1511”的发展框架，为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4、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十五”期间，机构改革不断深入，政府组成部门由32个精简到25个，乡镇由26个撤并为17个，国有、二轻、乡镇集体企业改制面达到82%以上。全县城镇化率达到28.97%，比“九五”末提高4个百分点。森林覆盖率提高到了25.7%，比“九五”末提高了4个百分点。先后解决了342个自然村、11.6万人的吃水困难。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全面完成。新建油（水泥）路里程达到1500公里，93%的行政村实现了村通油（水泥）路。17个乡镇全部开通了光缆，村村通了电话。广播电视覆盖率达到100%。全面取消了农业税。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初步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扩大了养老保险范围，国有企业养老保险覆盖面达到100%；集体养老保险覆盖面保持在98%，启动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覆盖面达到36%；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8.7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分别达到65%、82.6%。工伤保险参保人达到1.3万人。教育事业荣获全国“两基”教育先进县称号，成为国家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卫生事业荣获全省卫生保健先进县、农民健康工程先进县。人口增长率控制在3‰以内，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险试点全面铺开。电子政务受到国家表彰。
5、全县整体步入宽裕型小康。国家统计局、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制定的新时期农村全面小康标准。主要有11项指标：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000元以上；②农村一产劳力比重在35%以下；③农村小城镇人口比重在35%以上；④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在90%以上；⑤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在60%以上；⑥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期限≥9年；⑦农村人口平均寿命≥75岁；⑧农民文化娱乐支出比重≥70%；⑨农民对村务公开满意率≥95%；⑩农民对社会安全满意度≥85%；⑾森林覆盖率≥23%。
对照这个标准，我们邀请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对我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了阶段性判定，我县预计到2005年底所有11项指标中有6项已经超过，分别是：①小城镇人口比重为36%；②农村养老覆盖率达到80%；③农村人口平均寿命达到75岁；④农民文化娱乐支出达到9.5%；⑤农民对社会安全满意度达到85%；⑥森林覆盖率达到30%。有5项指标达到70%以上：①一产劳力比重59%；②农民人均纯收入完成4200元，达到70%；③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到83.6%；④农村人均受教育程度达到7年；⑤农民对村务公开满意率达到61%。
由此可见，到2005年我县已经基本步入宽裕型小康，初步实现了县委、县政府在县二届党代会上提出的战略目标。
二、“十一五”时期我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十一五”时期，我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任务十分严峻。从全国讲，中央提出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要求之一，就是要在2010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折合人民币240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000元；要求之二，就是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水平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这就意味着政府要拿出比“十五”期间更多的投资用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从区域来讲，国家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带来了中部地区新一轮的竞争。我县在中部地区6省505个县中综合实力排名第90位的地位将可能受到冲击。特别是我县被省委、省政府确定为全省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试点县的战略任务，使我县在“十一五”期间乃至2020年的十五年时间，必须保持在全省前10名的位置。而保持这个位置实属不易，根据山西省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研究表明，2004年我县的地区生产总值在山西排名第七，但经济增长速度排到第20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全省已排到9位，农民人均纯收入排到14位。和2000年相比，地区生产总值排名退了1位，人均地区生总值退了6位，农民人均纯收入退了12位，财政总收入也从第5位退到了第15位，退了10位。在晋城市的位置自不必说。虽说“十五”时期是我县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最快的时期，但和群雄逐鹿、竞相争霸的兄弟县市相比，我们的发展速度还不够快，质量还不够高，拉大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差距。消除这个差距，就成为“十一五”时期我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
概括来讲，“十一五”时期，我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任务有十个方面：一是实施“工业强县”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二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农业增长方式转变，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三是以旅游业为突破口，全面提升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四是加大区域结构调整，加快东南区域经济发展；五是坚持五个统筹，全面提升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水平；六是坚持科教兴县战略，把教育事业放在突出地位；七是以县城建设为重点，全面提升城镇化水平；八是扩大改革开放，优化投资环境；九是发展循环经济，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十是加快民主政治建设，建设繁荣活力文明和谐安康新泽州。
面对这样的形势和任务，县委、县政府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响亮地提出“完成任务就等于落后”。刘书记代表县委、县政府在八月份召开的全县经济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县上下发扬“不甘人后、勇争第一”的泽州精神，把“争先发展”作为全县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使全县人民为之一振，倍感战鼓催春、万马竞发的无穷动力。
三、主要经济指标的确定依据
根据经济专家的判定，衡量一个地区财富总量的指标是指该地区的经济总量，即gdp，过去为国内生产总值，现改为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和人均收入只是利润的再分配，一般不予考核。（在第一部分里讲到的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全面小康11项指标中就没有财政总收入指标。能够说明这一问题的是我县在全国综合经济实力中的排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资料，2004年，我县在全国的排名列383位，比阳城高57位，比高平高255位。在中部地区排名第90名。就是在全国中小城市百强入围的303个县中，我省只有4家，而阳城、高平名落孙山。主要是由于我县地区生产总值在全省位次较高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制定“十一五”规划中要高度重视地区生产总值的指标意义。
第一，要充分体现“争先发展”的内在要求。争先发展就是要争当第一。不当第一，何以为先？争先发展不仅是县委、县政府提出的一个战略口号，更主要的是贯彻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硬指标和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任务指标的战略动员。进一步讲，要在201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县的经济总量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必须保证在2005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财政总收入必须翻一番半。
第二，翻一番的现实性和可行性。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全市六个县区中，与我们争雄的高平、阳城、沁水三县在“十一五”期间都提出翻一番的概念。地区生产总值，阳城翻一番是100个亿，高平翻一番是90个亿，沁水翻一番是40亿，而我们翻一番是120个亿，这就是先。相应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翻一番，阳城是8000元，高平是7100元，沁水是5600元，我们是8400元，这也是先。再则是财政收入，阳城、高平翻一番分别在20亿元左右，沁水翻一番在14亿元左右，我们翻一番15亿元。为了提高我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使之略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把财政总收入定为23亿元，这也是先。争财政收入这个先，我们泽州起码有三方面的有利因素，一是泽州境内现有的企业税收渠道尚未理顺；二是未来五年有一批投资超过10亿元的项目落户我县；三是市内企业外迁形成的发展因素。而阳城、高平、沁水三县，除沁水有较大项目入驻外，阳城、高平均无明显的新增长点，翻一番也非易事。
第三，主要经济指标的确定。应该是两步走，第一步，2006—2007年利用两年时间，对全县的所有的发展资源进行整合。在供水、土地、资源、资金、项目、技术、人才、环境容量方面，加大改革开放力度，集中资源，配给最有引导引领效应的项目，理顺税收渠道，为后三年的快速发展夯实基础。第二步，2008—2010年为高速发展时期，向全国百强冲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冲刺全国百强，建设和谐泽州，应该是县委、县政府“争先发展”理念的形象解释。我们离百强县有多远，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2004年百强县”最后一位内蒙古集宁区，2005年预计生产总值为40亿元，我县是65亿元；财政总收入4亿元，我县是7.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000元，我县是4200元。但集宁区的人口只有我们的一半，排位就上去了。根据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提供的资料：在2004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中，第50—150名的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为14.18%,前100名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4%,101—150名的平均增速为14.36%,362—399名的平均增速为12.86%。参照这个体系，同时考虑到其它地区的正常发展，我县要确保在全国的排名不再下降，至少应保持在12—15%的发展速度；如果进入前150位，增长速度不能低于18%，地区生产总值为180亿元；如果要进入前100强，在前100名以9%的速度增长的情况下，我县的增长速度不应低于22%；若前100名按“十一五”期间的平均达到13%，我县则应以28%的速度发展。地区生产总值则为210亿元。这个速度显然很难达到。但考虑到我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全面体现县委、县政府“争先发展”的要求，并综合考虑我县资源和发展要素的承载能力，把目标设定回到在晋城市第一，冲刺全国百强应该是有把握的，经过努力也是可以实现的。
据此，提出“十一五”期间全县经济发展目标是：①地区生产总值在2005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20亿元；②财政总收入翻一番半，过到23亿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设置23亿元的标准，使我县财政总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9.6%）；③农民人均纯收入翻一番，达到8400元。
四、建设四大载体，冲刺全国百强
1、实施百强铸造战略。“十一五”时期，应该把铸造业作为我县的接续产业进行培育，建成百万吨精密铸造基地。“十五”计划的实践证明铸造最符合我县县情，一是全县对这个行业比较熟悉，有感情；二是有一批懂铸造的企业家队伍；三是有一批职业技术工人；四是在全国的专业市场内有较大的影响力；五是对铸造市场驾轻就熟。最主要的一点是投资者敢于投资。这是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了的。在本行业内可分为三个层次推进。一是充分发挥群体优势，在全县建设100个万吨以上铸造厂，从总量上保证铸造行业销售收入达到50亿元以上。二是建设5—10个5万吨以上的精密铸件企业，提高铸造行业的集约化程度；三是建设1—3个销售收入在10亿元的有色铸造企业，培育核心产品，提高全县铸造业的竞争力和整体形象，把泽州建成全国最大的轿车轮毂生产基地，使铸造业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0亿元以上，成为继煤炭之后第二大主导产业，成为实现翻一番的主要支撑力量。
2、实施大项目推进战略。“十一五”期间继续大力推进项目开发战略，以重大项目的建设构筑县域经济发展载体。重点要抓好王坡煤矿300万吨矿井、下村车山150万吨、福盛100万吨轧钢、百万吨精密铸件铸造基地、高都煤矸石发电、日产4000吨水泥熟料基地、坤达磁材一体化项目、天九制药、晨晖12吨球墨铸管、畜牧一体化等10大项目，10大项目总投资约为64亿元，全部建成后，预计销售收入可达124亿元，利税可达30亿元左右。同时要主动出击，创造条件，争取国投华电4×30万千瓦发电、晋城无烟煤集团10万吨煤炼油、天脊集团20万吨甲醇、兰花集团50万吨二甲醚等市重点项目落户我县，进一步加快我县经济，发展速度。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第2篇
建国伊始，中国经济可谓千疮百孔、发展滞后，争取财政经济根本好转成为经济改革的重心，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环境主要有如下特征:1.中国主要学习苏联的经管体制，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实行统一的经济管理，急需建立与之适应的统一的经管制度。2.统一管理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高度集权的管理方式也引发了中央、地方、部门三者之间的不协调，客观上要求经营管理体制的调整与变革。建国初期的经济形势为当时会计制度的发展指引航向。新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集中、统一的会计制度为之服务与旧中国分散、落后的会计制度难以满足其需求的矛盾成为中国会计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为满足统一管理的需要，我国的会计制度需从之前的“各自为政”向新中国的“上下一致”转变。这一时期会计改革首先是通过引进苏联的会计理论与模式，建立中国的会计制度。其后，经管领域开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中央、地方及部门之间的关系在“下放管理权限”的要求下得以调整，企业会计制度也开始“彻底放权、大力简化”。会计制度不断变革以服务国家统一管理。1952年，财政部正式颁发了《国营企业统一会计科目》、《国营企业统一会计报表》和《国营企业决算报告编送暂行办法》。随后又设计了22种会计报表，制定了6大行业会计制度，以加快建立统一的会计制度框架。在1952至1953年间，财政部又先后了《国营企业统一登记会计簿籍填制会计凭证办法》、《国营工业企业统一成本核算规程》等会计制度，对会计呈报、成本核算等问题予以系统规定。从而构成了中国统一的会计制度体系的雏型，为建国初期统一经管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7年前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践中的弊端逐渐显露，如会计制度生搬硬套、会计程序冗余繁琐等，这一时期的经济形势决定了以“放权、简化”为主要内容的会计改革。但由于经济上“左”的错误和“”的影响，放权、简化演变成放任、废除，会计改革的偏离使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会计秩序受到严重破坏，阻碍了当时经济的发展。随着1961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以“算要有用，管要合理”为重点的会计制度改革也重新起步。基于此，财政部分别提出了《企业会计工作改革纲要(试行草案)》、《预算会计改革要点》，以提升会计核算的有用性、会计管理的科学性，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实上，新中国经济形势使得会计制度走向统一，而统一会计制度的建立也促进了中国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同时，经济形势的错误引导不利于会计制度的科学发展，偏离正轨的会计制度反过来阻碍经济的健康运行。正如罗绍德、任世驰所言，当会计能够满足实现经济效率的需要时，它能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则阻碍经济发展。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的会计标准变革与经济发展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1984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时期经济环境的主要特征为:第一，经济发展奏响了改革开放的主旋律，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方针的贯彻执行带动了外商投资的增加。第二，国企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强化国有资产管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势在必行。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这一论点的提出，“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的命题难掩其重要性。张先治也指出会计随着经济体制和企业制度的变化而变革。因此，外资的增加以及国企改革指明了这一时期会计变革的方向:一是建立满足外商投资者需要的会计制度，服务外商核算要求;二是在国有经济领域，通过完善会计法规规范国有资产管理，加强会计监督。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外商投资热情高涨，外资不断涌入。外商投资者作为独立产权主体，其相关权益需要在制度上得以承认和保护。然而当时国有企业所采用的资金平衡表未列示资金来源是借款还是权益，没有明确产权，也不关注利润，难以适应、满足外商经营核算的要求。会计制度亟需变革以服务外商投资需求，推动改革开放的大潮不断前行。因此，财政部于1979年便开始考虑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并在1985年3月正式。《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借鉴了国际通用的会计核算方法，淡化了行业色彩，适用于中国境内所有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为中国吸引外资、扩大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适应和满足了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国企改革使得各方利益关系矛盾重重、冲突不断，而如此复杂的经济关系长期依靠法律效力不高、权威性不强、约束力不够的行政法规性质的会计制度来规范和调整，难以适应形势发展要求。因此，完善会计法制建设、强化会计法制权威刻不容缓，会计法规也因此变革以推进国企改革。1979年，财政部开始启动《会计法》的立法工作。历经多年不懈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于1985年1月21日正式通过。《会计法》确立了会计工作的法律地位，增强了会计规范的法律效力，对加强国企经营管理、发挥会计控制功用卓有成效。
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期的会计标准变革与经济发展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明确宣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这一时期经济环境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中国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国有企业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成为新环境下改革的重点。第二，1990年中国证券市场正式形成，证券市场作为国企转制的配套设施受到各界的广为关注，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也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关键领域。伴随着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中也出现了企业一业为主、多业并举等多项业务单元全面发展，集体、私营等多种所有制并存竞争，联营、合营等多种经营形式“百花齐放”的局面。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使得传统的会计制度难以适应市场经济运行，不利深化企业改革，预示新一轮的会计改革风雨欲来。投资主体多元化作为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色，不断冲击着传统的会计制度。经济向前发展与现行会计制度相对滞后的矛盾要求我们加快建立新时期适应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会计标准。1992年11月，财政部分别《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随后又分别制定了13个行业的会计制度以及10个行业的财务制度，简称“两则”“两制”。“两则”“两制”的颁布结束了40年来以资金三段平衡为主的会计核算方式，逐步实现了中国会计核算从计划到市场的转换，适应了多元投资主体的需要，推进了国有企业改革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证券市场一系列舞弊案件的爆发，引起了人们对会计信息真实可靠性的质疑，引发了投资者的恐慌，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透明度，提升会计信息有用性迫在眉睫，也带给了中国会计标准制定者更多的思考和行动。1993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决定》，1999年，全国人大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经修订的《会计法》。会计信息严重失真是这次修订的主要原因。［6］这次修订，确立了会计在经济战场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应对了市场经济初期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对提升会计信息质量、规范证券市场运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本阶段的最突出特点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会计标准也相应的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开始用国际上通用的会计准则来改革传统的会计制度，以适应转轨经济的需求。
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期的会计标准变革与经济发展
党的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20年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的部署。至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这一时期经济环境的主要特征为:对外开放持续深入，世界经济紧密融合，国内公司在香港、美国等地上市数量增加。同时，金融市场的发展完善也要求上市公司提供更为相关有用的财务信息，以保障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满足投资者的信息需求。由于境内外会计准则的差异，海外上市公司承担了巨大的财务报告“转换成本”、审计成本，不利于国内公司减轻负担、轻松上阵，也不能很好的吸引境外公司“走进来”。为了顺应这一经济发展的需要，新一轮的会计改革即将启动:积极实现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和等效，降低信息成本，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可比性。2005年，财政部紧密结合国际会计发展方向，传承创新，适时启动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建设。2006年，财政部了包含1项基本准则、38项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取代了原有准则、《企业会计制度》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标志着与国际惯例趋同、进一步推进中国市场化程度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正式建立。［7］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减小了国内外会计标准的差异，既方便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促进企业做强做大，也有利于吸引国外企业“走进来”，利用境外优质资金以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趋同的目的是等效，那么全面实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会计准则的等效便成为准则趋同后的工作重点。一是中国内地与香港的会计等效。2007年12月6日，内地与香港签订了两地会计准则等效联合声明，确认了两地准则具有同等效力。表12列示了内地和香港交叉上市公司自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后净利润和净资产的差异情况。可以看出，无论是净资产还是净利润，交叉上市公司依据不同会计准则所得出的会计信息差距逐步缩小。截至2010年，净利润差异为0.33%，净资产差异为0.01%，差异几乎全部消除。可见，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财务编报成本将大大降低，有利于加快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步伐，推动内地企业“走出去”战略的贯彻落实。表12007－2010年净利润、净资产差异率变化(%)年份2007200820092010净利润差异率4.692.390.640.33净资产差异率2.840.960.250.01注:表中数据整理自上市公司年报二是中国与欧盟的会计等效。欧盟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实现中欧会计等效至关重要。2005年11月，中欧签署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及双边合作联合声明》。2008年11月，欧盟决定自2009年起至2011年年底前的过渡期内，允许中国证券发行者在进入欧洲市场时使用中国会计准则，这是国际资本市场首次正式接受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标志着中欧会计等效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实现了与香港、欧盟等效后，中国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会计准则等效工作也不断推进。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以及准则等效工作的开展，不但使得中国以更少摩擦融入到世界经济中，而且也提升了中国会计在国际的地位，加强了中国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更有利于保障中国市场、企业的良好运行，为中国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第3篇
平行进口也称作“真品输入”,是指本国的商标权人将自己生产的商品出售给国外经销商或者将自己的商标许可给国外生产企业后,这些国外的经销商或者生产企业将其与商标权人在国内生产的相同的商品,重新进口到国内的做法。平行进口是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的一个古老的话题,虽经一百多年的理论争论和各国法律实践,仍未形成一致的对策,甚至同一国法院对之的态度也前后充满了矛盾和变化。
第一,权利用尽原则。该原则指出:许可使用的人或者知识产权所有人对置于合法流通过后,原来的许可使用人所有的排他权也会用尽。第一点,权利耗尽的原则对知识产权非常适用,会随着适用对象的迥异有所不同。另外适用的对象也非常有限:排他性的知识产权,例如,商标和著作权等等,但是对属于知识产权范围的反不正当的竞争却不适合。权利耗尽的原则目的是明确的,主要是为了使物尽其用的目的成为现实,在知识产品进入到流通的领域之后,对产品的物权的所有人,可以有权对该物品进行再适用以及可以对该物品进行销售。权利耗尽原则一旦被适用,对于知识产权的所有人的独占性的排他权就会被限制,而作为规范客观行为准则的反不正当竞争,则不存在限制排他权的问题,自无适用权利穷竭的必要。第二点,知识产权耗尽的原则,指的主要是积极的利用权的耗尽。权利人如果从事对应的利用的行为之后,则对于知识产品的拥有者来说,他可以对该物品进一步利用,在这个范围之内,被授权的人以及真正的权利拥有者就是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就对该标的物进行了放弃,而且对该标的物上面的一些消极禁止权的行使进行了放弃。
第二,对于反对平行进口理论的支柱的地域性的原则来说,它的含义有其独立的一面,是依据不同的法律产生的知识产权,与其它国家的法律不产生依赖关系。知识产权人依据的是不同国家的法律并且一一对其付出了相应的代价才获得了其权利,显然这样的权利也是相互独立的。从这个角度讲,权利的国际用尽是站不住脚的,毕竟我们的世界还不是“大同世界”。权利国际用尽的理论,是平行进口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依据,既然这个理论依据不存在,那么平行进口作为一个违法的行为是没有疑问的。
第三,平行进口的特征。从商品的经销方面来看,对于一个已经在进口国家存在的具备独家销售权的经销商,然而在市场上面出现了对同一商品有两个以上的经销商对其同时进行进口经销,而且每个经销商所经销的商品是由相同的海外出口商供应或制造。从商品的情况来看,平行进口商品是正宗貨。不是假货或者冒牌的货,是经过合法制造的并且是合法使用商标的商品。从价格方面上来看,在进口的国家,对于同一个商标的商品来说经营是由独家经销商或者商标权人来实现的,这个价格是比较高的。而此时最好占领市场的是经进口转售的商品,原因在于价格低。对于平行进口的商品来说其存在的知识产权是受保护的,一般是商标权,之所以会涉及到版权或者专利权,是由于商品上面带有注册的商标。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第4篇
[摘要]中国加入WTO以后，一些国家开始把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与劳工标准问题挂钩，致使该问题越来越多地在中外经贸争端中表现出来。出于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提高、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诉求、促使出口产业结构的升级、缓解就业压力,以及提升企业软实力等理由，中国积极应对国际劳工标准的意义重大。
[关键词]劳工标准积极应对必要性
中国自1949年解放以来，已经历了十个五年计划，正处于“十一五”规划阶段，经济发展取得了瞩目成就，2007年已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在以资本、技术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中，中国却是以廉价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在对外贸易中获得快速发展。
一、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劳动力优势分析
在产业革命200多年后的20世纪末期，中国逐步走向了一个“世界工厂”，成为全球产业链条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2007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同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17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5%，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然而，在一个“大象与蚂蚁”共舞的今天，与英、美等国以高科技开道的“世界工厂”相比，中国的“世界工厂”要逊色得多。
1.中国出口贸易中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突出
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有人对中国外贸商品结构进行了研究。其中，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吴国蔚教授在《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体现》一文中，通过对国家统计局《2005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整理，明确指出：从中国出口商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工业制成品的比例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在中国贸易额中逐步凸现。该文还根据2001年～2003年联合国世界贸易数据，计算出了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墨西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当年的出口市场占有率，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RCA指数。以2003年为例，中国在纺纱织物、旅行用品箱包、服装及衣着附件、鞋类、童车玩具、皮革及皮革制品、家具及床上用品等产品的出口市场占有率均在世界前五名；根据日本贸易振兴协会的标准，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具有明显优势。
2.中国廉价劳动力资源
根据联合国《2002年贸易和发展报告》，1998年美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47.8倍，日本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29.9倍，韩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12.9倍。中国的劳动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劳动成本。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单看制造业中的劳动力成本，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也明显偏低，中国1999年制造业劳动成本为729美元/人年，印度为1192美元/人年。目前，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平均每小时大约16美元，而中国制造业工人工资大约为61美分/小时。造成中国劳动力廉价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剩、政府为引进外资而放弃提升劳动力价格、劳动要素拥有者维权问题，以及劳动力结构等等。
中国连续多年的贸易顺差，尤其是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带来的贸易顺差，引发了全球性关注。劳动力资源作为一种古老的生产要素，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也会影响世界劳动市场并映射到商品市场。中国积极应对劳工标准问题显得非常必要且日益紧迫。
二、积极应对劳工标准，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中国加入WTO以后，一些国家开始把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与劳工标准问题挂钩，致使该问题越来越多地在中外经贸争端中表现出来。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提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镇转移就业形势，以及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诉求，使劳工问题显得日益紧迫，中国当前必须积极应对国际劳工标准。
1.维持良好经贸关系，树立良好国际形象
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故意压低国内劳工标准以降低生产成本，并使这些在恶劣劳动条件下生产出的大量廉价商品，涌向发达国家的市场，造成对发达国家的社会倾销。因此，发达国家就利用劳工标准在国际贸易中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打压。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销售的产品在国内也以大体相同的价格销售，而且各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劳动生产率不一样，而工资水平的主要依据是各国的劳动生产率。一味强求国际劳工标准的统一，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鉴于此，中国政府应积极对待发达国家否认“劳动优势”，争取他们的理解并与之合作，慎重权衡劳工问题以防其借劳工标准设置新的贸易壁垒，分阶段有重点地实施劳工标准。从中国对外货物贸易的地区结构中，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欧盟、美国、日本；其中，对欧盟、美国的对外贸易保持较大顺差，而对日本的货物贸易存在逆差。所以，妥善处理与美国、欧盟等国在劳工问题上的分歧，意义尤为重大。
2.保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创汇优势，解决国内就业压力
2007年末中国总人口为132129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9379万人，农村72750万人。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699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29350万人，而剩余47640万的就业人员既包括农业就业，也包括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以及城镇中无法明确登记为城镇就业的人员等等。根据相关资料，我们可以粗略估计出2007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情况:(1)根据1997年～2000年的农业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在42%以上，用42%这个比例确定2007年中国农业劳动力至少30555万人;(2)根据1997年～2000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比例都在40%以上，用40%的比例可以估计出2007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致在12222万人，该数据也基本符合众多学者估计的中国剩余农业劳动力人口在1.5亿人左右规模的结论;(3)从农业外出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数量比例来看，农业外出务工人员比例逐年上升，尤其是在2001年后变化较大；根据2001年～2004年的比例23.5%、27.1%、30.5%、32.3%情况，考虑近些年中国政府三农政策对农业劳动力的影响，保守选择27.1%作为2007年农业外出劳动力的比例，估算出2007年农业外出劳动力大约为8280万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以及农业的结构性萎缩，导致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被释放，形成了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资源。本文估计2007年农业剩余劳动力为12222万人，其中外出务工人员为8280万人。另外，城市中还有下岗工人以及其他分流人员需要就业需要安置。大规模海外转移劳动力是不现实的，中国只有自己消化富余劳动力。目前中国整体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够强，要想在国际上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有一定难度，也需要机会与时间。中国政府在致力于科技创新的同时，可以采取主动应对劳工标准的策略，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为主要面向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创造更好的国际经贸环境，来实现大量就业。
3.改变中国主要以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中国一直致力于通过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共同拉动经济增长。2007年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要坚持扩大内需，扩大消费需求。在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要“坚持扩大内需方针，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然而，中国人口虽多，却由于劳动者收入不高，而难以有效形成三驾马车并行的局面。中国政府通过积极应对劳工标准，若能在劳工的收入，以及福利待遇方面有所改善，对整个国家以内需提升经济增长是大有裨益的。
4.促进出口产业结构升级
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导入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以提高社会潜在的产出能力。劳工标准提高，使企业成本上升，为维持企业的价格竞争优势，企业必须改变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尤其是劳动与资本的相对边际生产率，从而影响或改变企业的生产函数，达到新一轮的收益平衡。这个调整或改变生产函数过程使得企业产品结构得到优化，从而会促进整个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5.加强企业管理，提升企业软实力
发表经济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水环境，标准体系，问题研究，发展建议
水环境标准是水环境管理的核心，是国家环境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控制水污染的有力手段[1]。目前，我国水安全新老问题交织，水环境保护已从被动式“污染防治”转变为主动式“环境管理”。水环境标准如何更好地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水环境保护的关系，已成为水环境管理的重大课题，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水环境标准已迫在眉睫。
1我国水环境标准现状
1973年，我国发布第一个环境标准《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2]，截至2019年，国家现行水环境标准约1353个（不含地方标准）。我国的水环境标准体系可概括为“六类三级”（见图1），包括水环境质量标准、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水环境卫生标准、水环境基础标准、水监测分
2我国水环境标准现存问题
因历史和现实条件受限，我国水环境标准体系存在以下问题。
2.1标准体系结构不够合理
多年来，我国水环境标准化侧重于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水污染排放标准，并以国家级标准为主导，现有水环境标准体系结构稍显不适应。（1）我国水环境标准的前瞻性和预告性相对较差，总体把控较弱，多为指标型标准，缺乏纲领性、目标导向性标准。（2）因涉水部门多，我国水环境监测标准庞杂分散，监测标准有待整合。个别污染项目没有对应的国家标准方法，需参考等效方法，监测标准体系有待完善。（3）我国部门行业水环境标准与国家标准之间衔接不够，与国家标准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复，甚至冲突，执行过程中很容易被弱化，并没能形成配套使用的局面。（4）纵观我国，国家级标准为主导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地方标准发展缓慢，绝大多数区域均采用国家水环境标准，对区域性污染控制有限。
2.2标准体系完整性有待提高
尽管我国水环境标准数量可观，但多侧重于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人体健康、水生态以及流域环境的标准相对较少，体系完整性有待提高。（1）人体健康相关指标不全，相关标准还缺乏可能影响人体健康的指标。如使用量在年均万吨以上的乙草胺、丁草胺、百草枯和多菌灵[3]。（2）我国水生态相关标准多为评估或调查技术指南，暂无水生态系统健康监测及评估标准、沉积相及生物相相关标准。（3）我国全流域均采用国家标准，没有流域水环境标准，开展流域管理易出现纠纷。全域达标排放时也易出现下游不达标的现象，影响了流域污染物的控制。
2.3水质基准研究不够
早期，我国制定水环境标准时，大多参考国外或国际组织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我国虽已开展水质基准相关研究，但还没有构建系统的水质基准推导方法体系，水质基准体系不够完善。
2.4标准修订缓慢时效性不足
我国水环境标准修订缓慢时效性稍显不足，如《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已发布17年之久。国家标准修订尚且如此，地方标准修订更是缓慢。
3我国水环境标准发展建议
本文借鉴欧美水环境标准化经验，针对我国水环境标准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建议。
3.1调整水环境标准体系结构
我国应逐步形成以国家标准为指导，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主导执行的体系结构，实现三级标准的协调发展。（1）国家级水环境标准国家级水环境标准应突出其指导性和统领性，特别是水环境质量标准、水污染排放标准、水环境监测分析标准和水环境样品标准。欧美水环境质量标准多为纲领性的水环境标准，通过目标导向实现污染控制。我国应尝试制定目标导向型的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明确各阶段水质目标，增加其指导性，总体上控制水污染。欧美水污染排放标准强调技术原则，按照污染物特性、工艺技术和控制技术，针对污染源确定排放标准[4]。我国国家级水污染排放标准应加强技术研究，积累推荐技术下污染物排放数据，遵循技术依据原则，科学制定推荐技术下污染物排放限值。欧美均发布统一的水环境监测标准系列，结构清晰，内容完善。我国水环境监测标准亟需整合，形成系统的国家水环境监测标准体系。此外，还需加快新型污染物和生物类监测标准的制定。我国还需加快水环境标准样品的研究，加强挥发性有机物、多氯联苯、多溴联苯醚、农药类、重金属类等标准样品研制，健全环境标准样品体系。（2）行业水环境标准行业水环境标准应结合部门职能和行业特点制定，突出其可操作性，强化其执行力度。行业水环境标准的制修订应加强与国家标准的衔接，国家标准已有明确规定的可直接引用，国家标准中确需用到的行业标准也需明确引用。（3）地方水环境标准欧美的地方标准充分考虑了当地实际情况，可操作性强，在执行层面上占绝对领导地位。我国有必要加强地方标准制修订研究，逐步推进地方水环境标准制定。在水功能区划的基础上，细化地方管辖范围内的水域功能，针对性制定地方水环境标准。针对水质不达标的水域，还应制定水质标准下的地方水污染排放标准。
3.2完善水环境标准体系内容
根据标准体系完整性分析，建议从以下方面完善水环境标准体系内容。（1）人体健康方面，建议补充可能影响健康的相关指标。我国长期禁用或几乎没有在水中检出的部分指标可适当删减调整。（2）水生态系统保护方面，建议引入生态毒性指标和综合毒性指标，提出水生态系统质量标准。此外，还需加大生物监测标准的研究，提出我国生物监测分析方法。（3）欧盟的水框架指令从流域管理的角度整合了水环境标准，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建议加强我国流域水质基准研究，推进制定流域水环境质量标准、流域水污染排放标准和流域管理标准。
3.3加强水质基准研究
我国需进一步加强水质基准的研究，为我国水环境标准限值的确定提供科学依据。（1）建立我国水质基准推导方法体系在参考国外水质基准成果时，不仅要学习和采纳国外的数值，更需根据我国情况修正推导方法[5]。基于我国流域水生物分布特征，针对重点污染物开展水质基准研究，建立本土水生态毒理学基准数据库[6]，提出水质基准推导技术规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水质基准方法体系。（2）构建我国水质基准体系在水质基准指导方法体系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水环境特征污染物清单和适合我国水环境特征的水质基准阈值，建立具有我国分区特性的水质基准体系。
3.4建立标准评估及修订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