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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配论文范文精选

财政支配论文

财政支配论文范文第1篇

双证制是根据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对学生进行双重的认定,是对学生综合能力的一个鉴定。其本质在于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与专业理论知识的融合,对于高职院校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双证制将学生自身学到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培训以及评价考核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历证书反映着学生的学历水平以及文化知识程度,职业资格证书是对学生职业技能的一个认定,反映的是能否达到从业水平。由此可见双证制更能直观地反映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为将来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2高职院校建筑专业“双证制”的教学模式

2.1高职院校管理课程教学模式构成的多样性

为满足“双证制”人才培养的目标,高职院校建筑专业在课程的设置上,应该更加广泛,一是在课程和工作岗位的联系上,广泛的寻求和社会人才岗位的联系,确定课程和人才的培养方式相吻合,可以更加明确的让教师指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二是在内容上,教师应创新教学方法,确定以学生为主体,利用如讨论式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互动式教学法、情景式教学法等教学方法增加课堂的活跃度,三是在组织上,教师适当的开展如专业技能比赛等实践技能培训的主题活动,针对建筑专业的特殊性,可以采用情景式的方式,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的能力,使得学生们能适应未来的工作需求。

2.2高职院校管理课程的实践教学方式的广泛性

在以往高职院校管理课程实践教学中,实践通常被理解成为实习,这一错误也使得教学质量不高。随着实践性教学的广泛深入,对于建筑专业这个对实际技能要求较高的专业来说,实践教学的广泛性是丰富教学文化的主要方式。

2.2.1相关企业实习组织学生去企业进行专业的实习,是了解企业特点,熟悉建筑行业工作环境的一个有效的措施。通过学生在企业实习,了解建筑企业的运营情况以及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并进一步地将专业知识融入到工作的具体操作上,缩短学生在社会的适应期,提高学以致用的有效性,增加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这个方法是传统的实习教学方法,不过也是十分有效的。

2.2.2社会实践在不同时期学生掌握的知识程度是不同的,那么开展相关的社会实践可以贯穿于学生整个学习期间。新的课程改革目标突出培养适应时代的人这一本体功能。社会实践是对学生认知社会了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调查手段。建筑专业的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将自己学到的知识融入到社会实践中,通过思考,认识到当前建筑行业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措施。利用寒暑假和节假日结合所学课程进修相应的调查,可以促进学生的技能提高,增加其社会的实践能力。

3高职院校建筑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建议与措施

3.1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高职院校由于其学校的特殊性,教师引导其对现实的就业形势进行分析,让学生在准确定位自己的同时,调整学生过高的工作期望值,能够使得学生更加地对知识渴求和对实践能力重视。“双证制”便是采用双重认证,对于学生未来就业有着很大的优势,在这个培养模式下,教师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只有教师采用合理的教学方法,促使学生学以致用,这样才能使得学生理论和实践能力相结合,并对学生加以严格的管理,做到审时度势,因材施教。

3.2建立有利于建筑工作的管理体制

学院通过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和相应的督导机构,对建筑专业的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管理措施。在物质和资金保障的前提下,统筹管理,制定和专业相关的人才培养机制、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和符合学生发展的课程计划,并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3.3专业教师全面推行“双师”制,学生全面实行“双证”制

实现双证制,在老师中推行双师制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对学生要求双证制的同时,对教学质量进行提高,要求所有教师必须取得技师、高级技师或其他职业资格证,是符合教学发展需求的。在学生实行双证制的时候,校方应注重对学生的引导和认识,使其明白制度对自己将来带来的好处,要求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加强自己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结合的能力。

4高职院校建筑专业“双证制”人才培养创新措施

4.1调整考核比例

现如今在教学中,存在着高分低能以及考试作弊的现象,误导着学生真实能力的表现。从学生自身角度来说高职学生对于自己的自我评价依然居高不下,缺乏对于自身优缺点的理性认知分析,一味好高骛远地落在知名企业或者热门行业以及发达地区企业,往往最后却落得错失良机无业可就。针对这些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机制,建立健全考核制度是十分有必要的。在调整中更加注重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针对高分低能现象和考试作弊现象调整考核比例。因为高职学生乐于动手实作,学生只要平时上课认真参与,基本上可以得到50%-70%的分数,因此期末考试只要能考取10%以上的分数就可以合格,取得该门课程的学分或成绩,所以学生就没有必要冒着被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的处分危险去取得合格成绩。

4.2改变考核方式

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用人企事业单位对于高职毕业学生的偏见,认为高职学生的能力在本科以及更高学历的学生能力之下。在人才招聘会或者招聘信息中随时都可以发现一些并不需要高学历的工作岗位却对于高职学生设置了拒绝门槛。而且高职学生即使就业但是却也难以得到高薪酬待遇并且能够得到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少。难以得到社会较高认可和评价,让很多壮志满怀的高职学生在频频碰壁屡遭挫折伤害之后逐渐丧失斗志。提高教学水平以及学生技能的培养需要的是严格的考核制度,对学生的考核方式和评价结果应与企业、行业的要求接轨。在对学生考核中,首先应该严肃纪律,在高职学生中建立起良好的学习氛围。其次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应只以学生的课堂成绩作为参考,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考核评价,评价的内容要与相关产业发展所吻合,提高高职学生在社会的适应力。

5结束语

财政支配论文范文第2篇

双证制是根据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对学生进行双重的认定,是对学生综合能力的一个鉴定。其本质在于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与专业理论知识的融合,对于高职院校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双证制将学生自身学到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培训以及评价考核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历证书反映着学生的学历水平以及文化知识程度,职业资格证书是对学生职业技能的一个认定,反映的是能否达到从业水平。由此可见双证制更能直观地反映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为将来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2高职院校建筑专业“双证制”的教学模式

2.1高职院校管理课程教学模式构成的多样性

为满足“双证制”人才培养的目标,高职院校建筑专业在课程的设置上,应该更加广泛,一是在课程和工作岗位的联系上,广泛的寻求和社会人才岗位的联系,确定课程和人才的培养方式相吻合,可以更加明确的让教师指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二是在内容上,教师应创新教学方法,确定以学生为主体,利用如讨论式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互动式教学法、情景式教学法等教学方法增加课堂的活跃度,三是在组织上,教师适当的开展如专业技能比赛等实践技能培训的主题活动,针对建筑专业的特殊性,可以采用情景式的方式,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的能力,使得学生们能适应未来的工作需求。

2.2高职院校管理课程的实践教学方式的广泛性

在以往高职院校管理课程实践教学中,实践通常被理解成为实习,这一错误也使得教学质量不高。随着实践性教学的广泛深入,对于建筑专业这个对实际技能要求较高的专业来说,实践教学的广泛性是丰富教学文化的主要方式。

2.2.1相关企业实习

组织学生去企业进行专业的实习,是了解企业特点,熟悉建筑行业工作环境的一个有效的措施。通过学生在企业实习,了解建筑企业的运营情况以及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并进一步地将专业知识融入到工作的具体操作上,缩短学生在社会的适应期,提高学以致用的有效性,增加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这个方法是传统的实习教学方法,不过也是十分有效的。

2.2.2社会实践

在不同时期学生掌握的知识程度是不同的,那么开展相关的社会实践可以贯穿于学生整个学习期间。新的课程改革目标突出培养适应时代的人这一本体功能。社会实践是对学生认知社会了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调查手段。建筑专业的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将自己学到的知识融入到社会实践中,通过思考,认识到当前建筑行业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措施。利用寒暑假和节假日结合所学课程进修相应的调查,可以促进学生的技能提高,增加其社会的实践能力。

3高职院校建筑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建议与措施

3.1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高职院校由于其学校的特殊性,教师引导其对现实的就业形势进行分析,让学生在准确定位自己的同时,调整学生过高的工作期望值,能够使得学生更加地对知识渴求和对实践能力重视。“双证制”便是采用双重认证,对于学生未来就业有着很大的优势,在这个培养模式下,教师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只有教师采用合理的教学方法,促使学生学以致用,这样才能使得学生理论和实践能力相结合,并对学生加以严格的管理,做到审时度势,因材施教。

3.2建立有利于建筑工作的管理体制

学院通过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和相应的督导机构,对建筑专业的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管理措施。在物质和资金保障的前提下,统筹管理,制定和专业相关的人才培养机制、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和符合学生发展的课程计划,并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3.3专业教师全面推行

“双师”制,学生全面实行“双证”制实现双证制,在老师中推行双师制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对学生要求双证制的同时,对教学质量进行提高,要求所有教师必须取得技师、高级技师或其他职业资格证,是符合教学发展需求的。在学生实行双证制的时候,校方应注重对学生的引导和认识,使其明白制度对自己将来带来的好处,要求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加强自己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结合的能力。

4高职院校建筑专业“双证制”人才培养创新措施

4.1调整考核比例

现如今在教学中,存在着高分低能以及考试作弊的现象,误导着学生真实能力的表现。从学生自身角度来说高职学生对于自己的自我评价依然居高不下,缺乏对于自身优缺点的理性认知分析,一味好高骛远地落在知名企业或者热门行业以及发达地区企业,往往最后却落得错失良机无业可就。针对这些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机制,建立健全考核制度是十分有必要的。在调整中更加注重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针对高分低能现象和考试作弊现象调整考核比例。因为高职学生乐于动手实作,学生只要平时上课认真参与,基本上可以得到50%-70%的分数,因此期末考试只要能考取10%以上的分数就可以合格,取得该门课程的学分或成绩,所以学生就没有必要冒着被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的处分危险去取得合格成绩。

4.2改变考核方式

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用人企事业单位对于高职毕业学生的偏见,认为高职学生的能力在本科以及更高学历的学生能力之下。在人才招聘会或者招聘信息中随时都可以发现一些并不需要高学历的工作岗位却对于高职学生设置了拒绝门槛。而且高职学生即使就业但是却也难以得到高薪酬待遇并且能够得到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少。难以得到社会较高认可和评价,让很多壮志满怀的高职学生在频频碰壁屡遭挫折伤害之后逐渐丧失斗志。提高教学水平以及学生技能的培养需要的是严格的考核制度,对学生的考核方式和评价结果应与企业、行业的要求接轨。在对学生考核中,首先应该严肃纪律,在高职学生中建立起良好的学习氛围。其次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应只以学生的课堂成绩作为参考,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考核评价,评价的内容要与相关产业发展所吻合,提高高职学生在社会的适应力。

5结束语

财政支配论文范文第3篇

1.1政策的理解与把握能力行政管理工作不仅具有鲜明的政策性,而且真正的代表着部门的形象,这就要求行政管理者必须深入了解和撑握好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否则必将成为瞎子摸象,无法有效开展工作。为此,行政管理者必须学会关心时事,随时了解国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本行业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措施与成就,了解政府机构改革形势,行业发展情况,才能有效宣传并有效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学会科学判断发展着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学会科学判断是非曲直问题,对管理中的问题要有创造性的见解和独立的思维能力。

1.2文字写作能力在行政管理工作过程中难免要经常做一些书面文字处理工作,如制定工作计划、草拟文件、撰写工作报告、各种总结、各种表格填写,更有甚者还会要求写会议纪要、简报、调研报告、工作发展计划和规划以及其他公文写作,这不仅要求行政管理者要有灵敏的思维能力、反映能力,更要有较强的公文写作能力,还要有撑握公文写作的格式规范和写作技巧,否则将有被淘汰的可能。

1.3口头表达能力行政管理工作除了会写,还得会讲,口头表达是实现信息快速准确传递的能力要求,它比书面语言起着更直接的、更广泛的交流作用。更能表达思想、情感和态度。如工作中的上情下达、即兴发言、即席报告、即席总结、宣读文件等等,这些对现代行政管理人员的口头表达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既要求有较高的口头表达技巧,又要学会关注听众的心理感受,学会尊重听众、学会倾听,学会恰当的肢体语言配合,注意口语言修饰,要注意根据听众的反映调整内容形式,所讲的话、所念的文件、所作的报告要能吸引公众、吸引听众,否则就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1.4计算机操作能力信息化时代,计算机已成为办公必不少的载体,所有工作岗位都要借助计算机处理业务,获取信息和与外界沟通交流,倘若对计算机不懂或不熟练,不能熟练操作计算机或不能熟练操作网络系统技术的应用,不会编制程序,只会简单的进行计算机文字处理,简单的观看信息、观看影视,对电子政务等重要网络办公系统不了解或应用力薄弱,是无法有效提升办公效率的,这最终也将会被淘汰。

1.5调查研究能力调研活动最根本的是从群众的愿望出发,选择社会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调研,只有胸中有数,才能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这既是工作的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民生问题,所以只有从广大人民关心的热点问题入手,才能够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联系起来。

1.6人际关系协调能力每个人每天都需要从他人那里获得信息,学习他人的经验和智能,以及沟通协调,合作完成工作,所以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是十分必要的。社交艺术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人际交往是适应环境、适应生活、适应社会,形成完美个性的必要途径。也是顺利完成工作任务,取得重要成功的保障。

2社会发展对行政管理人才素质的要求作为一个合格的行政管理工作者最基本的素质要求有以下几方面。

2.1政治素质政治素质主要是指在政治立场、政治品质和政治水平等政治素质方面的修养,这是每个行政管理者都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它包括政治立场、政治信仰、政治理论知识、政治能力、政治态度、政治品质和思想作风,包括科学的公共行政管理理念、依法行政理念、民主与法治观念、公平与效率观念,一般来说,行政管理工作的开展都有政治引导,管理工作者的政治素质、政治觉悟、政治理论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管理工作能否的顺利开展下去的问题,因此,行政管理工作者必需主动接受组织的政治学习与教育和自觉加强政治思想的修养,只有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有意识有能力的积极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使本职工作、本行工作在关注民生工作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2.2道德素质行政管理工作是一项服务性工作,而且服务对象具有群体性、社会性、大众性。因此,行政管理工作的道德品质、道德水平、道德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工作能否深入开展,所以要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行政管理人才的主要标准。社会发展需要每个行政管理者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健康的思想情操、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远大的理想抱负,这是调节个人的行为、处理个人与他人和社会关系的必需,没有人的道德素质,就没有社会和谐,也就没有全面小康社会;没有人的道德素质的提升就没有社会的进步。

2.3文化素质文化素质的核心是知识素质,行政管理者必需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如行政管理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计算机知识、法学知识、管理心理学知识、政策学知识等等,缺乏知识就无法思考,就会把我们引入歧途。当然拥有知识不只看你是否拥有文凭、拥有学历、拥有多少证书,而是拥有多大的知识能力,能否将知识结合工作实际融汇贯通。

2.4心理素质心理素质是人在一定的环境与教育的影响下形成的情感、信心、意志、气质、性格等,行政管理工作是与人打交道的,这就要求管理工作者具备较好的心理素质,只有对工作、对公众,有激情、有热忱、有耐心、有笑容,才能有效对待工作中的困难与挫折,才能效控制情绪,才能形成良好的适应环境的能力,才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对待工作中发生的一切矛盾,才能对自己和对公众的作出客观公证的评价,进而推动工作有效开展。

2.5身体素质良好的身体素质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保障,身体素质好,他的力量、耐力、速度、灵敏、柔韧等机体能力就好,工作就能有保证。所以说健康的体魄是事业的基本保证。凡是有志为社会出力的,为国家成大事的人,一定要十分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了实现中国梦和构建和谐社会人人必须讲强身之道。

3总结

财政支配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唐代;经济史研究;学术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进化史观的传播,近代历史学学科产生,中外学术界开始将唐代经济史纳入研究视野。日本史学界起步稍早,内藤湖南于1910年在《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①],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作了宏观的时代分期,东汉中叶以前是“上古”,经东汉末年到西晋的一段过渡期,到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世”,再经唐末到五代的另一段过渡期,到宋元明清时期为“近世”。指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革,首倡“唐宋变革”说。其中,社会经济方面的变革,一是唐中叶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使得大量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开始摆脱贵族政治控制下奴隶、佃农的地位,后经王安石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二是唐代时期货币钱帛兼行,而铜钱流通量相对较少,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银亦在此时开始慢慢得到作为货币的重要地位,唐宋处在实物经济结束期和货币经济开始期两者交替之际。1923年,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出版[②],将中国历史发展分为五个时期:周代以前为上古史,从秦朝统一起到唐朝全盛时代止为中古史,从唐朝中叶以后藩镇割据起到南宋止为近古史,从元、明到清中叶以前为近世史,从西力东渐到现在(著书当时)为最近世史。全书十分重视研究社会的经济组织和生计状况,重视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组织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对唐代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论述较多,并将“安史之乱”作为“中古史”与“近古史”的分界线。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的社会史大论战,我国史学界开始将唐代经济史作为唐史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③]。自此以后,唐代经济史研究一直是中外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课题,迄今已走过近百年的学术历程,学术积累坚实丰厚。

大体说来,近百年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为第一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为第二阶段,80年代以后迄今为第三阶段。限于篇幅,本文拟对第一阶段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做一回顾。由于本人的见闻和学识所限,所作回顾只能是简略的,且以介绍中国学术界的成果为主。

唐代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取得了奠基性的重要成就。一是陶希圣、鞠清远、全汉升、傅安华、何兹全及日本学者加藤繁、铃木俊、藤田丰八等学者,发表了许多论文,出版了多部专著,创新性地提出并论述了唐代经济史的若干重要问题和基本范畴。二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为指导,开始创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系统地梳理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态及其阶段,其中关于唐代经济形态和唐代社会性质的研究,也取得了开创性和革命性的重要成果,并奠定了后来研究的科学路径。

重要论文有:黄谷仙《天宝乱后农村崩溃之实况》一文(《食货》1卷1期,1934年),从政府征重税、官吏苛虐、兵祸、经济为政府或商人所操纵四个方面,探讨了安史之乱后农村崩溃的原因和情形;《天宝乱后唐人如何救济农村》(《食货》1卷10-11期,1935年),是一篇长文,挖掘史料丰富,对有关的救济策略和救济方法分析精详;《唐代人口的流转》(《食货》2卷7期,1935年)则专门探讨唐代人口的流动情形。加藤繁《唐代绢帛之货币的用途》(《食货》1卷2期,傅安华译,1934年),从公私经济两方面系统考察了唐代绢帛的多方面用途,并对绢帛的货币职能和货币地位做了评价。杨中一《唐代的贱民》(《食货》1卷4期,1935年),论述了官户、奴婢、杂户、太常音声人等“贱民”的身份地位问题。傅安华《唐玄宗以前的户口逃亡》(《食货》1卷4期,1935年),对户口逃亡的原因、事实、影响及政府制止逃亡的诸多方案,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唐代官僚地主的商人化》(《食货》1卷6期,1935年),则从与商人勾结、自己做商人、商业发展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何兹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国经济》2卷9期,1934年),分引言、佛教输入与寺院之兴起、寺院的发展及兴强、寺院的组织、寺院对国家及社会的服务、寺院生活之堕落与俗化、寺院与君主的三次大冲突、寺院的衰落几个部分,对三国到唐代中叶的寺院与寺院经济做了系统论述,是这一课题的奠基之作;《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食货》3卷4期,1936年),分引言、大族寺院户口领有的方式、大族寺院户口领有的发展、大族寺院与领户间的关系、大族寺院与国家之领户的争夺、尾语,研究了三国至中唐时期寺院经济中的依附关系和人口分割。刘兴唐《唐代之高利贷事业》(《食货》1卷10期,1935年),考察了民营、寺院经营、官府经营的三种高利贷活动;《唐代商品经济之发展》(《文化批判》2卷5期,1935年),则考察了唐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状况。陶希圣《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食货》4卷7期,1936年),分小引、水流管理官吏、灌溉用水的管理、水碾硙的管理、河上交通的管理(一)航行法、河上交通的管理(二)津渡法、河上交通的管理(三)桥梁法、海上运输之规定、结语几个部分,征引文献资料充分详实,论述深入全面;《唐代管理“市”的法令》(《食货》4卷8期,1936年),分市是什么、市的官吏、行与肆的标牓、斛斗称度的平校、物价的评定、把持及诈欺的禁止、立券的限制、不合规程的货物的禁卖等方面,详细搜集并分类征引了有关文献资料,论述清晰完整。《盛唐户口较多的州郡》(《食货》2卷10期,1935年)、《唐代处理客商及蕃客遗产的法令》(《食货》4卷9期,1936年)、《唐代官私贷借与利息限制法》(《社会科学》2卷1期,1936年)、《唐代经济景况的变动》[④]等,也是陶希圣发表的重要论文。鞠清远《唐代的户税》(《食货》1卷8期,1935年),研究了户税的名称、税率、用途和意义等。鞠清远还发表有《唐代的两税法》(《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6卷3期,1936年)和《唐宋时代四川的蚕市》(《食货》3卷6期,1936年)等。黄君默《唐代的货币》(《食货》4卷11期,1936年),从货币的特质、货币的铸造、物价变迁与货币政策、货币理论及其批判、结论,多方面地进行了探讨;《唐代租税论》(《食货》4卷12期,1936年),则包括总论、租税的分析、租庸调及两税之检讨、结论几个部分。铃木俊《唐代官吏蓄积之研究》(《食货》4卷8期,王怀中译,1936年),分序说、从制度上观察官僚之经济的基础、官僚之蓄积、蓄积之用途、结语等部分,考察深入,论说独到。易曼晖《唐代农耕的灌溉作用》(《食货》3卷5期,1936年),包括前论、灌溉工具、灌溉方式、政府对于灌溉的注重、灌溉的封建剥削作用、灌溉之障碍、结论等部分,其中关于灌溉封建剥削作用的见解可谓慧眼独具;《唐代的人口》(《食货》3卷6期,1936年),则包括绪论、初唐人口之凋耗及其对策、唐代中期人口之流亡、唐天宝后人口之南移、结语,论证精审,善于抓住关键。曾了若《隋唐的均田》(《食货》4卷2期,1936年),认为“隋唐两代之所谓均田制度,仅属具文,自开国以迄败亡,始终未尝实行”,见解独到。武仙卿《隋唐时代扬州的轮廓》(《食货》5卷1期,1937年),包括江淮一带的富饶、以扬州为中心的水陆交通、以扬州为中心的转运、扬州商业的兴盛与扬州繁荣的素描、制造业的一斑、中唐以降江淮一带及扬州的破坏等,视野开阔,论述全面系统,是关于扬州区域经济的奠基之作。全汉升发表了多篇长文巨制,成绩尤为突出:《中古自然经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2年),论及唐代的实物货币、实物租税与徭役、实物工资,以及安史之乱前后自然经济的衰落与货币经济的兴起、实物货币的废弃与金属货币(钱)使用的发达、货币租税的征收与雇役制度的萌芽、货币地租的萌芽、货币工资的盛行等,认为安史之乱前后,是中古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型时期,实际上是持唐宋变革论的,或者准确地说是持中唐变革论的[⑤];《唐代物价的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包括引言、唐初物价的上涨、太宗高宗间物价的下落、武周前后物价的上涨、开元天宝间的物价的下落、安史乱后物价的上涨、两税法实行后物价的下落、唐末物价的上涨、结论,系统探讨了唐代数次物价变动的情形及原因;《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分绪论、唐代扬州繁荣状况、唐代扬州繁荣的因素、唐末以后扬州衰落状况、唐末以后扬州衰落的因素、结论等部分,全面论述了唐宋时代扬州经济的变迁兴衰;《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1948年)包括引言、唐代的岁入、北宋的岁入、北宋岁入钱币金银较唐激增的原因、结论几部分,将财政收入与货币经济联系起来考察,识见非凡。王永兴《中晚唐的估法和钱币问题》(《社会科学》5卷2期,1949年),征引较多史料,探讨了由于产铜少,因而铸币少以及佛教盛行而大量销钱铸器,对中晚唐估法和财政、经济、政治、军事等的影响,论述全面。

万国鼎《北朝隋唐之均田制度》(《金陵学报》1卷2期,1931年),董家遵《唐末经济恐慌与农民》(《现代史学》1卷3-4期,1933年),华芷荪《隋唐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2卷6期,1934年),邓嗣禹《唐代矿物产地表》(《禹贡》1卷11期,1934年),铁丸《隋唐矿业之史的考察》(《文化批判》1卷4-5期,1934年),秦璋《唐代之交通与商业》(《中国经济》2卷12期,1934年),俞大纲《读高力士外传释“变造”“和籴”之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1935年),恍然《唐代官民借贷考略》(《清华周刊》43卷7-8期,1935年),一良《隋唐时代的义仓》(《食货》2卷6期,1935年),何格恩《唐代岭南的虚市》(《食货》5卷2期,1937年),森庆来《唐代均田法中僧尼的给田》(《食货》5卷7期,1937年)等,也是这一时期发表的有价值的专题论文。

代表性的论文集和著作有: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⑥],收录研究唐宋经济史的多篇论文,论及唐代庄园、市、草市、车坊、居停、柜房及行会等。作者在日本初次发表这些论文的时间很早,《唐代庄园及其性质由来》一文发表于1917年,余篇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多属拓荒之作,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⑦],论述了官私工业的组织、私工业成品的销售方式及资本流动、工业种类与生产地域、工业行会等重要问题,立论新颖,论述综合。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⑧]第三章《隋唐时代的行会》,分行的发达、行与政府的关系、行的组织、徒弟制度、行的习惯、余论,探讨了唐代行会的一些情况,但过于简要。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⑨],简略论及唐代海外贸易情况。藤田丰八《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⑩]第一章《市舶源流》,对唐代海外贸易情形论述充分。陶希圣、鞠清远合著《唐代经济史》[11],是第一部唐代断代经济史专著,包括第一章《前代的遗产与隋末之丧乱》、第二章《田制与农业(上)》、第三章《田制与农业(下)》、第四章《水陆商路与都市之发展》、第五章《工商业之发展》、第六章《财政制度(上)》、第七章《财政制度(下)》、第八章《结论》,搜集文献资料丰富,讨论了国有土地、均田制、租庸调制、户税、地税、两税、庄田、庄墅、交通与都市、市、草市、庙会、行会、工匠、色役、资课、商税、茶税、酒税、青苗钱、柜房、邸店、飞钱与便换、高利贷、雇佣、客户、漕运、盐铁转运、东南财库等众多问题,论述广泛、全面、综合,是高水平的奠基著作。鞠清远个人专著两部:《唐代财政史》[12],分两税法以前之赋税、两税法、专卖收入、官业收入与税商、特种收支、财务行政六章,体例严整,纲目清晰地论述了唐代的财政收支与财政管理,是高水平的开山之做;《刘晏评传》[13],分家世、时代背景、传略、转运盐法税制改革、常平铸钱、经济思想与战时财政、政治观念与属吏登庸、秩事与遗文几部分,并附有刘晏年谱,详细探讨了刘晏的理财背景及成就。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14],是第一部唐代社会史研究专著,分阶级、风俗、借贷、交通四章,均与唐代经济史有关。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15],其中隋唐经济史部分包括第八章《隋唐总叙》,第九章《唐代统一后产业进展的新倾向》,第十章《唐代统一后商品货币关系之发展》,第十一章《均田制之没落及私庄之发达》,第十二章《唐代赋税制度之演变——由租庸调到两税》,第十三章《唐代后期社会经济之崩溃》,共计六章,征引文献资料丰富又典型,行文谨严精练,条理清晰,擅长宏观考察,综合分析,以动态和联系的眼光阐述隋唐时期的制度变革、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并多与汉魏南北朝及五代两宋时期史实相比较,视野开阔,上下贯通,多有卓越识见和重要发现。如第八章对均田制和赋役制自北魏北齐北周至隋唐期间之损益沿革的阐述,极为精要,所论已成为学界共识。如第九章论述唐代统一后产业进展的新倾向,阐明了“唐代东南,已成为农业生产之重要区域”、“入唐以后,长江流域之丝织品,上自川蜀,下至吴越,皆已臻于极发达之境。蜀锦在汉时已驰名,兹不必论,由荆襄而下至吴越,则属后起之业,江南东道一隅,尤呈冠绝一时之象。”第十章则从货币、交通、商业都会、市场形制和商业资本诸方面,综合论述了唐代商业“皆表显向上发展之倾向”。其他各章所阐述,如“私人田庄之自始存在”、“制度本身上所存在之矛盾”为均田制废弛之两大重要原因;均田制破坏之经历,“为唐代经济转变之重要问题”;“自唐代中期,计口授田之制无形消灭后,自此历宋、元、明诸代,土地私有之制继续发展,即一部分为国家或皇室所保有者,亦以私有之形式出之,以征收佃租为目的”;“两税制,实为一种苟且应付时势之制度”、“两税法及各种杂征课之产生发展,但以整理财政收入为目的,非以改善人民生活为目的,对于旧日促进经济衰落之因素,非但不能消泯,且因顾虑收入短绌之故,采用苟简应付政策,致令社会经济崩溃之因素益增”;“唐代社会经济崩溃之主要原因,为土地财富分配之失调,致令贫富悬绝,更益以租税负担之失均,贫者负担奇重,不能维持生存,因而流亡者聚为盗贼,遂至于政权解体”,等等,均为精审、深刻之结论。该书隋唐部分可视为20世纪前半叶唐代经济史研究最具水平的综合之作,其动态考察、宏观论析的研究方法极具科学意义,也是符合唯物史观原则的。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6],辟有“财政”一节,指出李唐建国后承继北朝以来之财政制度系统,但是随着武周特别是玄宗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其财政制度随之而演进——“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及前时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转变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陈先生注重探究制度渊源流变的方法和具体观点,对后来的唐代财政制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17],分绪论、高宗以后的东都与运河、大唐帝国的极盛与运河、大唐帝国的中衰与运河、大唐帝国的中兴与运河、大唐帝国的崩溃与运河、北宋的立国与运河、北宋帝国的崩溃与运河、宋金的对立与运河、结论,共十章,深入论证了运河是否通畅对唐宋帝国盛衰以及经济地理变化的影响,迄今仍是这一领域最高水平的著作。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18],论及唐代金银货币在私经济方面和官经济方面的用途、唐宋时代金银之种类及形制、金银钱、金银器饰、金银价格、金银出产地及其输入输出问题等。万斯年辑译《唐代文献丛考》[19],辑译了日本学者玉井是博、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羽田亨等人关于敦煌户籍残卷考释、唐代过所文书、沙洲伊州地志残卷考释的论文,并在《译者后记》中对辑译诸文进行评介,对某些问题也做了进一步的申论。

朱伯康、祝慈寿《中国经济史纲》[20],是当时的大学教材,分自序、导论和上古经济、中古经济(上)、中古经济(下)、近代经济四编,在第三编中谈及隋唐经济概论、隋唐经济之特色、隋唐之国际贸易及工商业和唐代之交通及都市、经济政策、货币制度、工商组织、隋唐之庄园制度及农业、租庸调与两税等,广泛吸收学界成果,所述相当系统完整。当时,还出版了其他一些教材和概述性的经济史著述,对唐代经济史均有述论。如欧宗祐《中国盐政小史》[21]第五章专述隋唐五代之盐政;曾仰丰《中国盐政史》[22]述及唐代盐官、盐禁问题;陈登原《中国田赋史》[23]述及唐代均田制、租庸调制、两税法;吴兆莘《中国税制史》[24]第五章述及唐代田赋、关市之税、盐铁之税、酒税、茶税、其他杂税、力役、常平及义仓制度等;王孝通《中国商业史》[25]第七章述及唐代都市、市政、商事之法律、各地之商业、商人之种类、官吏之经商、商业之发达、重要商埠、唐代交通、唐代关禁、唐代币制、高利贷、茶叶之兴盛、茶盐之税、病商之政、理财家;陈安仁《中国农业经济史》[26]第九章《唐代之农业状况》,述及唐代均田制之演变、均田制之破坏与其挽救之法、官吏之职分田、唐代之税制、唐代之庄田制度、唐代之屯田制度、唐代之水利制度、高利贷的剥削等。这些教材和概述性著述学术价值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也有不少深刻的通识和见解,对传播唐代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1934年12月创刊,1937年7月停刊),“网罗了全国各地150多位作者,发表了345篇文章。……作为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食货》半月刊在组织和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7],有力推动了包括唐代经济史在内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食货》4卷5期还是“唐户籍簿丛辑”专刊,把当时“中日文书籍杂志里辑录的敦煌户籍丁籍收罗在一起”,直接推动了唐代籍帐制度的研究。陶希圣还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建立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编印《唐代经济史料丛编》,共印刷出《土地问题》、《寺院经济》、《唐代之交通》三种,《土地法令》、《唐代之都市》、《工商业与货币》、《动荡中的唐代经济》、《财政制度》五种正在印刷之中,由于“七七事变”爆发,日寇侵占北平,没有能够印刷出来。1971年,《食货》在台湾复刊,才最终印出。

在这一时期,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理论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揭示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揭示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及其规律,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唐代经济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奠基性成就,并奠定了后来研究的正确路径。

郭沫若的论文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28],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根据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来阐明中国古代的历史,第一次把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历史叙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几种生产方式有规律递替的历史,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阶段作了一个勾画——“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的进入了封建时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第一部重要著作[29]。吕振羽发表《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文史》创刊号,1934年),专门论述了“中国经济发展之阶段的划分”,认为中国经历原始社会之后,殷商时期进入奴隶制社会和青铜器时代,西周时期进入初期封建社会即领主制封建社会,“在生产领域,奴隶经济已退出支配的地位,而让渡给了农奴经济;原来的奴隶主,也已如实的让位给了封建领主。”东周时期即春秋时期,是领主制封建制“发育完成的时代,而且最典型。无论在阶级剥削关系的内容上所表现的,抑其上层建筑之诸形态上所表现的,均系如此。”到了“战国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所包含的一种变化,已开始成长。一方面,新兴地主经济之暂时确立,和商业资本的抬头,一方面原来的封建贵族之大批的没落。因而直到周秦之际,这种内部的变化的因素已经存在,旧封建领主所支配的农奴经济,不能不让渡到新兴地主的农奴经济;因而建筑于其上层的封建领主的政权,当然不能完全符合新兴地主的要求。秦始皇的地主支配之封建国家政权,便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秦代开始,中国社会进入地主制的封建社会,“系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由秦代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夜,这种经济性质的内容,并不曾改变,只在封建经济的体制内连续的发展,但并不曾中断。”也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历史所经历的几种社会经济形态。吕振羽还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30]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31],阐述了中国原始社会、殷商奴隶制社会和西周封建制社会理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32],虽未论及唐代,但也明确使用了原始公社时代、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时代、封建制度时代、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等概念。其它重要成果,有翦伯赞《关于历史发展中之‘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3卷3期,1936年秋季号)、《殷代奴隶制度研究之批判》(《劳动季报》第6期,1935年)和邓云特《论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新世纪》第1卷3期,1936年)等。郭沫若和吕振羽的论著,“不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33]。

具体到唐代经济史研究,吕振羽发表长篇论文《隋唐五代经济概论》(《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4期,1935年冬季号),该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观点,考察了隋唐五代直至宋朝王安石变法期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政治变动,分析了这一期间社会经济的构成、性质、生产组织形式及其剥削关系,着重论述了农民经济(包括佃农经济)、小地主经济和大地主经济之间的利益冲突、矛盾斗争和消长变化,阐述了经济因素在这一时期政治变动和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唐代经济形态和政治变动的最早论文之一。该文指出:“‘安史之乱’为小土地所有者和大地主利益冲突之爆发。天宝以后,大地主商人的土地兼并之猛烈的进行,和小土地所有者农民之不断的无产化,以及小土地所有者偏倚的负担,于是引出了小地主与大地主之间利益的冲突,农民与地主间之阶级的仇视,均呈剧烈化;同时在唐代地主经济复兴的基础上,而随来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发展,以及海外贸易的扩大,招来了外国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和中国地主阶级的商业——高利贷资本相勾结联合,来宰割本国的佃农和小土地所有者。因而便引发王仙芝、黄巢等所领导的农民的大叛乱,由于地主阶级本身对农民的叛乱镇压之无力,于是便去引进沙陀和突厥(东土耳其)来为其平定叛乱。然而结果上,农民的大集团势力虽在这本国地主阶级和引进的外国势力的联合袭击之下而归于消灭了,却不曾解除了矛盾;同时地主阶级只有能力去引进外国的势力,却没有力量去排出外国势力,从而在斗争的局势中反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从此便引进了所谓‘五代’的‘纷乱’。‘宋代’的统一以后,到‘王安石变法’,为此一长期‘混乱’的一个结束点,小地主经济的优势,于此得到确立。这直到宋的没落,历史的运动本身又跃进了一步。”谷霁光《秦汉隋唐间之田制》(《南开政治经济学报》第3卷3期,1938年)[34],不仅考察秦汉隋唐之间土地制度的具体内容,且以发展的眼光阐述期间的变化情形,又以联系的观点注重从政治需要、财政考虑和社会组织各方面说明土地制度的产生、内容及演变。由于以唯物史观做指导,所论“北魏均田制的颁布,系在迁就事实,兼救时弊,于是成为一富有伸缩性而不彻底的空泛法令。实行结果,自不免发生事实上的困难,而制度本身亦不免引起其它弊病,终于未能解决国计与民生两大问题。”到隋唐时期,“均田制随政治而走入另一阶段”,“仍然未能达到制度所期望的目标”,实为精辟之卓见。该文最后指出:“封建国家本身构成为一大地主,又节级成为大中地主,官吏和豪富亦然。大小官吏和豪族富家,一般均享受等差田数。这种封建经济机构组成以后,农民只能得到小块耕地,许多人无地而为佃农或者浮游在外,饥饿死亡,一向被封建文人歌颂的几种田制,其实情不过如此。”又可谓一针见血。王亚南《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一大杠杆——两税制》(《时与文》第2卷11期,1947年)[35],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两税法,把两税法改革与封建社会经济权力变化、官僚政治变化等联系起来研究,认为:“封建社会的经济权力,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田制税收上”,在封建社会中,“田制税法不但体现着支配阶级对被支配阶级之间的剥削榨取深度,同时也体现着支配阶级内部对那种榨取物分配的实况”。指出“均田制度及其伴行的租税制度的失败,不仅说明流通经济相当发达的官僚社会,不可能再把土地与农民束缚定着起来,不使变卖,不使移转;并还说明这种社会由长期因缘积累所逐渐形成的门阀及其有关的社会政治势力,再不会允许把他们已经领有或将要取得的土地所有权力,交由中央政府统制支配。所以,为了适应这两种客观情势,唐代统治者经验到维持统治的最安稳最聪明办法,不在垄断土地分配权,以长期控有赋税源泉,而在承认既成土地所有关系,以改进赋税收入。这即是代替均田制及其租庸调体制而出现的所谓杨炎两税法。”“两税法都分明是建立在一种事实上,即中央政府统制土地所有权的分配为不可能,乃不得已而从赋税方面予以限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科学性和先进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唐代经济史的研究迅速取得重要成就,并为建国后的继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和正确方向。

财政支配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产业结构升级;城乡收入差距;中介效应模型

1引言

目前,中国虽然已经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但是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仍然是重要的发展问题。2021年6月,国家共同富裕示范区落地浙江。同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要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重要问题。加快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势在必行。实现共同富裕就是城乡和区域之间在收入、消费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基于此,论文从产业升级的视角切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劳动吸纳效应以及产业迭代引发的下沉效应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2理论分析

2.1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产业结构升级主要体现为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的过程,尤其是伴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能够吸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提高其工资性收入,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此外,城市产业的升级能够促进技术和知识创新向农村地区扩散,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能力提升和经营模式的更新[1]。产业结构升级引致的服务业快速成长和低端制造业的下沉式迁移,为农村尚未转移的劳动力和被制造业排斥的低素质劳动力提供了包容性较强的就业机会,且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技术革新对农业进步的贡献水平进入了较高水平,进一步提升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均有助于改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基于此,论文提出假说H1。H1: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

2.2劳动力吸纳效应

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是一种劳动生产率的跃升[2],城乡部门劳动生产效率不同带来的收入差距会吸引农村劳动力加速向二、三产业流动。与此同时,非农收入特别是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源泉[3]。因此,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效应将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升,从而有助于减缓城乡收入差距。此外,大量人口在城市聚集,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相比其他产业而言综合就业效应高、吸纳空间大,能够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增收机会。基于此,提出假说H2。H2: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创造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空间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3产业下沉式迁移效应

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一些产业因为某些因素的变化而丧失比较优势,失去在某一地理区域生存的“土壤”而出现产业转移。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表现为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4]和向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转移两种趋势特征。即使在一个省域同样也存在发展梯度的巨大差距,存在“中心—”,以深圳为例,近年来深圳很多低端产业短距离下沉迁移至东莞、惠州等中小城市。同时,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56%。大量低端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下沉式转移,一些因为参与农业生产或者照顾家庭而无法离开家乡的农民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农民工作获得机会的增加改善了城乡收入差距。鉴于此,提出假说H3。H3: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低端产业下沉迁移,使农民工作获得机会增加,进而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3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论文使用的数据是中国30个省份2006—2017年的省级层面数据,西藏因大量数据缺失予以删除。论文使用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在此基础上,通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验证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基准模型设定如下:(1)其中,i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gapit代表城乡收入差距,是论文的被解释变量,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值表示,gapit越大表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isuit是论文的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产业结构升级,构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如下:)2(31,isu31∑≤≤×==ixii(2)Xit表示所有的控制变量,为了减少变量遗漏带来的计量误差,根据已有的研究,论文加入的控制变量如下:①外商直接投资。论文使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占GDP比重予以表示。②经济发展程度,经济增长能够对城乡收入差距带来影响,库兹涅茨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增长会拉大收入差距,而在经济发展的中后期,经济增长能改善收入分配差距。论文使用人均GDP的对数来加以衡量。③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疏解城乡居民和企业的借贷约束,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论文使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与GDP之比表示。④财政支出城市偏向。论文使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其变量。⑤科技研发投入,论文使用R&D经费内部支出占GDP比重表示。⑥互联网普及水平。论文使用网民数量占地区的年末常住人口总数的比重来表示互联网普及率。⑦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以商品房销售面积作为变量。论文的中介变量选取包括:一是城镇转移劳动力规模。根据上文假说,产业结构升级吸纳了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部门的非农产业部门就业,论文采用农业劳动力数量占就业人员总数量的比重作为劳动力转移的变量。二是低端产业下沉式迁移水平。为反映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低端产业在省内中小城市的下沉式迁移情况,我们对低端产业界定为:①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②家具制造业;③纺织服装、服饰业;④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及其他制造业。论文选用产业的赫芬达尔指数来作为低端产业在省内中小城市的下沉式迁移的变量。赫芬达尔指数计算如下所示:(3)其中,X表示低端产业在该省的主营业务收入,Xj表示该省内GDP排名前两位地级市的低端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

4回归结果及分析

4.1基准模型回归

通过Hausman检验,并参考R2和F统计量的值,论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为避免异方差问题所带来的估计无效性问题,论文基准模型采用稳健标准误法进行回归。相关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第一,在模型(1)中,论文单独估计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呈负相关,这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二,在模型(2)中,论文进一步引入了相关控制变量,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影响仍然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由此可得,产业结构升级缩小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4.2中介效应分析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使用中介效用模型进行机制检验,借鉴(汪伟等,2015)研究方法。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3)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估计系数为-0.310,在10%的水平上显著。因此产业结构升级对城镇转移劳动力规模有负向影响。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不断深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这与现实的情况相契合[5]。模型(4)加入中介变量后,产业结构升级的估计系数相比于模型(2)有所减小到-0.273,并在5%的统计学水平上显著。这证实了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来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的假设。模型(5)产业结构升级的估计系数为-0.555,在10%的统计学水平上显著,产业结构升级对产业下沉式迁移有负向影响。这表明产业升级过程中一些低端制造业对产业升级过程中租金、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上涨敏感度较高,为追求一定利润空间不得不从产业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大城市向小城市转移。在模型(6)中加入中介变量后,产业结构升级依然与产业下沉式迁移成负相关。模型(6)相比模型(2)中的估计系数减少到-0.302,在5%的统计学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产业结构升级能够通过低端制造业转移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模型(6)中的估计系数相较于模型(2)中的估计系数的绝对值下降幅度相对较小,这表明中国的低端产业在大城市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中国的产业结构目前还未优化到大量低端制造业向中小城镇转移的状态。基于以上分析,前文中提出的假设H1、H2、H3分别得以证明。

5结论与建议

通过论文研究发现:第一,产业结构升级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二,劳动力吸纳效应和产业下沉式迁移效应的中介效应均显著,表明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促进部分低端制造业向小城镇转移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由此可得,产业结构升级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着积极的影响。因此,各级政府应当因地制宜来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及时关注本地产业升级迭代方向并引导低端产业下沉到中小城市,从而增加当地居民的工作机会,扩展他们的收入来源。

参考文献

[1]罗芳,陈莹.产业结构升级、财政支出偏向与城乡收入差距[J].新疆农垦经济,2022(3):50-60.

[2]刘伟,张辉,黄泽华.中国产业结构高度与工业化进程和地区差异的考察[J].经济学动态,2008(11):4-8.

[3]郭庆海.小农户:属性、类型、经营状态及其与现代农业衔接[J].农业经济问题,2018(6):25-37.

[4]颜银根,王光丽.劳动力回流、产业承接与中西部地区城镇化[J].财经研究,2020,46(2):8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