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投资基金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理念；价值投资

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制度。通过发行基金证券，集中投资者的资金，交由基金托管人托管，由基金管理人管理，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活动的基金。在全球基金业风云变幻的今天，基金业弄潮于证券、产业、风险市场变革发展的大潮中，行业机构励精图治群雄逐鹿，基金业走到了国内产业和金融业开放的最前沿，投资基金业倍受全球瞩目。证券投资基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我国已加入WTO，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已为大势所趋，这为投资基金发展提供了条件，创造了机遇。大力发展投资基金已成为完善资本市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的必然选择。

一、证券投资基金对解决资本市场现存问题的重要作用

基金是适应市场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对专业化理财服务需求的产物，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来讲，虽然基金总量和单个规模均偏小，但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己初步显现出来。在促进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构、培育成熟市场理念、增强证券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沟通、改善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的传导机制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些作用和影响愈见凸现。

1．加快储蓄向投资转化，扩大资本市场总量。国债市场经过最近几年的大规模发展，已接近临界线。而股票市场仍处于资金贫乏、扩容过快、行市低迷状态，这主要是由于股市风险太大，上市公司整体素质差，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市场信心和投资者利益。投资基金这种新工具，风险较股票低，收益又较债券高，由专家理财，选择适当的投资组合，对稳健投资者的吸引力尤其大。

2．对股票市场的作用。(1)通过组建各类投资基金，或直接购买国家股、法人股，或让国家股、法人股以“证券充当型”方式参与各类投资基金的发起，通过基金上市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可解决国家股、法人股流通难的问题。(2)股市的成熟，一个主要因素是机构投资者成为股市的中坚力量。大量培植基金公司，可增加股市的机构持股比例，同时又能解放大批个人持股者，使他们能安心从事本职工作，大大节约了证券投资的社会成本。(3)证券投资基金由专家管理，操作更富理性，大部分基金的投资倾向于中长期，避免了个人投资者入市不连续的缺陷，有利于证券市场向纵深发展。同时可以引导和促使市场形成理性的投资观念，从而缓解个人投资者大量骤然进出市场所造成的市场波动。(4)由于公司股权高度分散，决策的制定权被管理者所掌握，企业事实上被经营者所控制，导致公司治理问题的产生。证券投资基金因其理性的操作，对所投资入股的企业要求较高，一般会选择业绩优良的股票构建投资组合，同时会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并发挥积极的监督作用，这样就可对这些公司形成较强外部约束。为了获得证券投资基金的青睐，上市公司必然要加强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这会使证券市场形成真正的优胜劣汰机制，提高整个证券市场的质量。

3．对债券市场的作用。(1)当前我国对外借款已达相当规模，而进一步吸引直接投资又受到国内投资软硬环境的制约，因此利用证券市场和投资基金已成为吸引外资的新选择。中外合作证券投资基金可以使外国投资者以间接方式进入我国证券市场，一方面可以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另一方面又能减少我国债务负担，并可增加国内资金供给。(2)国债投资基金可以参与国债的承购包销和竞争招标，还可为其它金融机构融通资金，调动其国债发行承销与招标的积极性，增强其竞争能力，从而达到提高发行效率的要求。另外国债投资基金将个人手中的国债集中起来进行交易，提高国债流动性，使得降低国债发行成本的操作空间更为宽余。

总之，证券投资基金迅速发展，对资本市场产生的影响也日益明显，正在成为资本市场充满勃勃生机的新兴力量。

二、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的主要问题

证券投资基金对解决资本市场现存问题能起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基金业的起步较晚，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被经济学家喻为“笼中虎”的巨额居民储蓄存款，对基金产品产生了极大的推力。“基金井喷”态势之下，也同样暴露出跑马圈地、投资严重重叠、销售环节不规范等问题，非理性的繁荣背后，潜伏的是大量隐患。

1．基金性质模糊不清。首先，大部分基金组织形态模糊不清。其次，许多名义上为封闭式基金，但在发起设立时却未明确规定存续期。其中有的基金甚至任意扩大额度，其所谓的封闭式其实只对普通投资者封闭，而对基金管理者却不封闭。再次，有的基金存在不同程度的债券化倾向。不少基金发行人对基金的收益做了不同程度的承诺，这与基金不承诺某一固定的最低收益回报，其收益完全取决于基金经营的收益水平的基本要求不相符合。

2．基金组织结构和运作不规范。一方面，基金关系人概念不清，管理人与信托人之间不能严格分离。另一方面发起人构成不规范，其所持有的股本比例偏小。按照国际惯例，基金的发起设立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法人，而且一般应由有影响的大财团或资深基金管理公司作为基金发起人。我国现已成立的基金中，相当部分是由某家机构独立发起，甚至有政府参与其中，这都违反了基金的基本运作原则。

3．投资基金总体规模和单只基金的规模都普遍过小，不利于市场稳定。投资基金规模严重偏小，使投资基金无法进行有效的投资组合，分散投资风险能力降低。同时，规模偏小，也使得投资基金无法在证券市场上抑制过分投机，起到市场“稳定器”的作用，与其作为机构投资者的身份不相称。相反，相当一部分基金反而成了市场发展的一种不稳定因素。此外，现行许多基金规模过小还给以后实行规范化改造增加了很大难度。

4．投资基金投资方向偏离，投资工具单调，投资结构失衡，投资组合不科学，影响了基金功能的发挥。从现有证券投资基金的实际投资对象来看，几乎都是多元化投资。很多基金投向实业、房地产等的比例偏大，对证券市场的投资比例偏小。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方向偏离，一方面造成基金资产的流动性差，收益差，分散风险的能力差；另一方面使得证券投资基金稳定证券市场的功能弱化。

5．基金经理通常关注同样的市场信息，采用相似的经济模型、信息处理技术、组合及对冲策略，在投资行为上具有较高程度的同质性。这导致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行为中存在着“羊群行为”，这在我国股市表现尤其明显。当许多基金在同一时间买卖相同的股票时，会导致单个股票的价格大幅波动，破坏市场的稳定运行。

三、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的建议

我国发展投资基金要以维护整个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为前提，要借鉴西方国家发展基金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

1．规范改造现有投资基金的规模和投资，适时适量推出新的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规模过小，难以发挥市场“稳定器”的作用。只有集中了大量的资金，才能产生规模效应。另外，投资基金只有拥有了足够多的资产才能有效地分散风险和进行投资组合，从而达到降低投资风险和提高投资收益的目的。可借鉴国际市场上这些成功经验，改变我国投资基金形式单一，投资工具和投资手段单调的现状，推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品种的多元化。

2．积极引导海外中国基金，逐步建立中外合作基金。第一只中国概念基金始于1989年成立的“新鸿基中华基金”，随着新兴市场中国概念的兴起，以中国B股、H股和非上市公司为投资对象的中国基金数量大增。但由于我同B股、H股市场相对狭小，可供国外投资基金选择的品种与数量相当有限。我国应采取相应措施鼓励海外中国基金投资于B股、H股，也应发展中外合作基金，引进国外基金管理经验，实现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

3．加快推进投资基金管理体系的建设，健全对基金的监管体系。首先，建立健全宏观监管体系，改变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管理局面。其次，建立证券投资基金业的自律性机构，以加强内部协调和业务管理。再次，在基金内部建立微观监管体系，加强基金管理体系中信托人对基金业运作的监管功能，提高基金受益人大会的权威，明确规定并在实践上强化受益人大会对基金的监督作用。

4．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加强监督管理。尽快完善基金监管法规，将基金市场运作纳入法制化轨道；明确基金主管机关行使审批和监督职能；贯彻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相互独立的原则，加强托管人对基金资产运作的监督；规定基金信息披露，出版相应的专业报刊，保护投资者利益。把经营基金的管理公司置于严格的管理和社会公众监督之下，对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法律制裁。

5．把握尺度，保障基金业稳健发展。在发展证券投资基金时，势必形成基金、证券和银行共同争夺资金的局面。资金流向基金市场，虽然可以减轻银行的存款利息负担，但也有可能弱化中央银行通过商业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而且，鼓励企业从向商业银行间接融资转为向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既要积极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又要防止盲目冒进，从而使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走向稳定健康发展的道路。

证券投资基金范文第2篇

关联交易是证券投资基金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证券投资基金的关联交易事关基金投资人的切身利益，事关基金业的健康发展，成熟市场国家（地区的证券监管部门都非常重视证券投资基金的关联交易，并制订了一系列监管措施。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缺乏系统的、有针对性的监管规定。本文通过对不同国家（地区基金关联交易的比较分析，试图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与规范作以简要探讨。

基金关联交易的产生

一、基金交易中的三个主要关系人及其法律地位

证券投资基金起源于信托，是专业机构汇集资金为受益人利益進行专业理财的一种方式，美国称其为“共同基金”，英国和我国香港称之为“单位信托基金”，日本和我国台湾称之为“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我国对证券投资基金也存在不同的理解，中国证券业从业资格考试统编教材将证券投资基金定义为“通过发售基金单位集中投资者的资金形成独立财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持有人按其所持份额享受收益和承担风险的集合投资方式”，下文所称“基金”，均指证券投资基金。

从基金的定义来看，基金涉及四个关系人，但由于基金投资人和基金持有人往往是同一人，因此，基金涉及的主要关系人实际上只有三人，即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持有人。一般认为，由于基金持有人享有基金收益权，是基金交易关系中的受益人；基金托管人持有基金财产，根据信托依附于信托财产法律上所有人一一受托人，无财产即无信托的原则，托管人即是基金交易关系中的受托人；但是对于基金管理人的法律地位，不同的法系有不同的论断。

英美法认为，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持有人之间是自愿建立的一种私法关系，由于基金管理人均在契约中（公司型基金是顾问契约，契约型基金是信托契约）承诺为了投资者利益从事投资活动；并且，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持有人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基金持有人不得不接受基金管理人投资行为的任何后果，因此，英美法认为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持有人负有信赖义务，基金管理人处于独立的被信任者地位，即法律为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对基金管理人苛以自愿关系中最严格的当事人行为标准—被信任者标，基金管理人必须无私地、忠诚地为基金持有人的利益而行事。大陆法系继受了英美法系中的信托法，但是没有引入被信任者法，对于基金的三个主要当事人的关系，大陆法系主要是从信托法的角度进行定义。日本引入了二元结构论，认为基金管理人具有双重身份。从信托法上讲，基金管理人相对于基金托管人是委托人；同时，相对于基金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又是受托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依照本法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受托职责”，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是平行受托人。

虽然大陆法系中未提到基金管理人处于独立的被信任者地位，但是，为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也对作为受托人的基金管理人提出了履行信赖义务的要求，如我国《信托法》规定“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除依照本法规定取得报酬外，不得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基金法》规定基金管理人在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时要恪尽职守、诚实信用。日本《证券投资信托法》规定”委托公司应当为证券投资信托受益人之利益，忠实执行有关证券投资信托之指示“。虽然在不同的法系中，基金管理人的法律地位不同，但是，无论是从被信任者标准还是从对作为受托人的特别规定中，都可以看到，基金管理人由于其是专业的资产管理人均被施以信任，并被要求在管理基金财产中以基金持有人利益为先，不得牟取私利，也就是要求基金管理人履行忠实义务。

二、关联交易的引出：利益不一致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人都是理性的，孜孜所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所有权及其派生权没有分离时没有利益冲突，一旦所有权与其派生权分离，则权属占有方由于利益不一致必然产生冲突。在基金交易中，基金持有人是基金财产的真正所有人，谋求从基金财产中获取最大利益，基金管理人是专业资产管理者，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基金管理人的收益可能来源于基金管理费收入，也可能来源于经纪手续费收入、承销手续费收入等其他收入；即便其只进行基金管理，其收入可能来源于正常的基金管理费收入，也可能来源于其他灰色收入，如回扣收入。既来源于甲基金管理费收入，也来源于乙基金管理费收入。因此，在基金财产的管理中，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持有人利益不一致，当基金投资交易既涉及到基金又涉及到基金管理人，即出现关联交易时，基金管理人可能为图私利而令基金持有人遭受损失，如基金管理人可能通过二级市场操作向股东输送利益、进行不必要的交易为经纪商制造交易量指标和创造收益等。20世纪90年代日本投资基金资产的换手率曾达到东京股票市场平均换手率的2倍，高换手率就曾给按股票交易量固定比例收取佣金的证券公司带来巨额利润。

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持有人负有忠实义务，在基金运作中必须以基金持有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资产管理，但由于对基金财产权属的不同，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不一致，因此，在存在利益冲突的交易即关联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有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动机和条件……为维护市场的公正、公平，防止基金管理人违反忠实义务，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监管者有必要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管理和规范。

实践中，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侵害不仅表现在基金管理人与基金之间进行的直接交易，也表现为基金管理人与基金之间的间接交易，因为其他可以影响基金管理人的人士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交易，基金管理人也可能通过它自己影响或控制的公司进行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交易。基金管理人的关联人士与基金之间的交易也属于基金关联交易，也属于监管者的监管范围。

关联交易监管之比较

简单地讲，所谓关联交易即是指关联人士之间的交易。通常根据基金管理人及其关联人士在交易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将基金关联交易分为三种“：（1）本人交易（principaltransacnon），即在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互为对手方，且前者以本人身份出现。（2）共同交易（jointtransaction），在这种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处于同一方，与第三方进行交易，且前者一般以本人身份出现。（3）交易（agencytransaction），在这种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以基金人的身份参与交易。

关联交易本身是中性的，因为它既可能产生正面效益，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相对于外界，关联方之间的信息相对充分，关联方之间可以根据彼此的需求和供给能力达成协议，促使供求平衡，节约谈判成本和寻找成本，产生“生产剩余”或“消费剩余”；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外界与关联方之间信息不对称，关联方可能利用自身信息优势，进行损害第三方利益的行为，即产生道德风险。正是由于关联交易的双重性，在监管中不能将所有的关联交易都禁止，而应区别对待。

对于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成熟市场国家（地区）主要是通过纵向确定关联人士范围和横向列举限制性关联交易进行规范的。

一、关联人士范围的对比

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将关联人士的范围确定为：（1）直接或间接拥有基金管理人5%或5%以上表决权证券的人；（2）被基金管理人拥有5%或5%以上表决权证券的人；（3）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基金管理人的人、被基金管理人控制的人或与基金管理人共同被第三人控制的人；（4）基金管理人的管理人员、董事、合伙人或雇员“。

香港《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守则》将关联人士限定为：（1）直接或间接实际拥有基金管理人普通股本20%或以上的人士或公司，或能够直接或间接行使该基金管理人总投票权20%以上的人士或公司；（2）符合上述规定的人士或公司所控制的人士或公司；（3）任何与该基金管理人同属于一个集团的成员；（4）上述所界定公司及该公司关联人士的董事或高级人员。

香港与美国对关联人士的定义框架较为相近，二者都是围绕与基金管理人有关的法人和相关自然人来确定关联人士的范围。相对来讲，美国更强调股权和控制权，从对基金管理人的实际支配能力方面来界定关联人士，并分别指出了基金管理人的上一级（控制基金管理人的法人）、同级（共同被第三方控制的法人）、下一级（被基金管理人所控制的法人）关联法人；但在关联自然人方面限定较窄，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中的重要工作人员。香港对基金管理人的定义偏重股权概念，但是不强调对股权的所有权，而是注重对相应股权表决权的运用；在关联人士层级方面，香港虽然仅特别指出了基金管理人的上一层级和同级关联人士，但是将与基金管理人同属于一个集团的成员均作为关联人士，而不管此关联人士与基金管理人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关联法人范围较宽；在关联自然人方面，香港的界定依据定义的关联法人范围也较宽。

日本对关联人士的界定主要是限定为法人或团体，不包括自然人。《关于证券投资信托之委托公司行为准则的大藏省令》规定关联人士指：（1）该法人等的原任高级管理人员（指董事、监察董事，含理事。监事及其他相当此类职务者）或雇员，以及现任高级管理者或雇员担任该委托公司高级管理人，且持有该委托公司的股票者（仅限附带议决权的股票）；（2）属于上述法人之母法人者及子法人者。日本从由自然人引起的关系来定义关联人士，主要是缘于日本的企业以家族企业为主。

台湾法受日本影响较大，对于关联人士的界定也是仅限于法人和团体，没有自然人，并且范围较窄：韩国的企业虽然也以家族企业为主，但其定义的关联人士主要指自然人（如公司管理层、经理或雇员等）而非法人。

二、关联交易限制的比较

对于关联交易的限制，不同国家（地区）规定迥异。相对来讲，各个国家（地区）都非常注意防范本人交易和交易引发的不公平交易，但对于共同交易的监管则限制相对较少。

1.本人交易。

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sectionl7（a）将禁止性的本人交易分为买人、卖出和借贷三类，原则上禁止以下交易：（1）故意向这家公司或受其控制的另一家公司出售证券或其他财产；（2）故意向这家公司或受其控制的另一家公司购买证券或其他财产；（3）向这家公司或受其控制的另一家公司借人资金或其他财产。立法上特别强调主观要件——故意（knowingly），因为多数情况下证券交易是通过电脑系统撮合成功的，不知道对手方是谁，但如果基金管理人及其关联人士由于拥有信息优势而主观故意作为，则很难证明交易价格对于交易标的是适当的（如交易标的可能存在瑕疵）、对于交易双方是公允的（如一方可能被蒙骗）；美国的基金主要是公司型基金，如果基金管理人及其关联人士向基金公司（或其控制的公司）借贷则会造成资金抽逃或占用，致使其他股东——基金持有人利益遭受损害，因此，对此行为予以禁止。由于《1940年投资公司法》对禁止性本人交易规定得较广，本人交易受到较大限制，基金资产管理的经济效率受到损失，因此法律授权SEC制定相应规则，对于满足一定条件的本人交易可以申请豁免。但由于市场时机稍纵即逝，申请豁免的程序却较为冗长，因此，SEC又规定了可以免于申请豁免且不受《1940年投资公司法》sectionl7（a）限制的本人交易的条件，即：（1）证券卖方收到的惟一对价为现金；（2）交易价格是“独立现行市场价格”；（3）不必支付佣金；（4）交易符合基金政策；（5）基金的董事会，包括独立董事的多数，采取合理设计的程序以保证对本规则其他条件的遵守；（6）董事会每年审查该程序，每季审查这种交易；（7）基金保存这种交易的书面程序和记录6年以上。其实质就是在交易内容合法的情况下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得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同时发挥董事会的审查监督作用。可以看到，美国基金监管方式是由禁止到部分行政审批再到部分内部审批的变化过程，其目的是在防范风险、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的情况下，尽力维护交易的经济效率。

香港在基金发展中更注重市场作用，行政监管较少。对于本人交易，香港没有特别的禁止性规定，只是对部分本人交易进行了有条件限制，即本人交易需获得受托人同意才可进行，并且强调进行信息披露。具体来讲：（1）代表基金认购承销股票，须经受托人同意，若基金管理人因此获得任何报酬，须归还基金；（2）如基金资产存放于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处，存款利率不得低于一般商业存款利率；（3）基金进行的所有交易必须按照正常的交易关系进行，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之间的交易必须事先得到受托人／代管人的书面同意，所有这种交易须在基金年报中公布。

日本虽然在关联人士的定义中没有包括关联自然人，但是在禁止性规定和限制性规定中还是考虑了关联自然人。对于本人交易，日本法基本上分三个层次：全面禁止、部分禁止和不禁止，《证券投资信托法》禁止基金与基金管理人及其特定关联人士、董事和主要股东之间发生证券交易或证券借贷（前者向后者出借）；对于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下的两个基金之间的交易，大藏省确定仅是禁止其间的不公平交易或操纵市场的交易；除此之外，大藏省未规定禁止或有条件禁止的本人交易一般不受限制。总体来讲，日本法律对本人交易的限制区域较窄。

2.共同交易。

对于共同交易，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主要是授权SEC制定相应规则。SEC要求所有涉及基金管理人及其关联人士的共同交易只有得到SEC的事先批准才可以进行，否则一律禁止。在此规则出台的初期，SEC曾禁止了大量的共同交易，但后来SEC对共同交易的监管采取了与对本人交易监管同样的方法，即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共同交易可以豁免。SEC对可豁免的共同交易的要求主要是，当基金与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处于交易的同一方时，二者应当获得同样的交易条件，并且这种交易应由独立董事审查或批准。在实践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并非一定与基金处于交易的同一方才有可能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只要是二者存在同向的利益关系，就可能出现利益争夺或厚此薄彼的现象。因此，为全面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法院和SEC均从广义角度解释共同交易。

共同交易中更为典型的交易是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两只基金同时购买同一只股票的情形。此时，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基金是基金管理人的关联人士，两只基金处于交易的同一方，具有共同利益，基金管理人面临如何在两只基金中分配所购股票的问题。对此，通行的做法一般是按比例平均分配，美国SEC也基本上持此观点，即采用所谓的捆绑指令（bunchingoforders）。但是SEC强调对捆绑指令的事前书面披露，并需获董事会批准，同时，SEC并不排除采用其他分配方法。对于其他类型的共同交易，各国（地区）规范的比较少。

3.交易。

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可能直接充当基金人角色，也可能充当为基金选择人的角色，亦或是担任交易对方人的角色。对于第一种、第二种情况，典型的如经纪商的选择，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可能自己做基金的经纪商，直接从基金财产中收取手续费，也可能代基金选择经纪商，并应经纪商要求进行某些操作以从经纪商处获得好处。经纪商的佣金收人与佣金费率水平和基金买卖证券的交易量正相关，因此，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可能约定相对较高的佣金费率或者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从而图利自己，或者在选择经纪商时，将上述的高额佣金收人让渡给经纪商，自己从经纪商处获得回扣。这两种做法都违反了基金管理人所负有的忠实义务，损害了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因此，一般国家（地区）对于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的这种行为都进行了规范，如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sectionl7（e）规定，对于在集中式交易所进行的交易，佣金不得超过通常的和惯例的水平；对与次级分配有关的交易，佣金不得超过卖价的2%.日本则更关注不必要的频繁交易，但实践中对于不必要交易的频率的判断很难。香港从价和量两方面进行限制，一方面规定佣金费率需符合惯例，并须披露；一方面要求非经主管机关核准，每个经纪商负责的交易不得超过基金年交易价值的50%.台湾《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明确规定基金买卖有价证券时，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不得收取经纪商退还的手续费或其他利益。

另外，美国法特别考虑了经纪商向基金提供研究服务或其他优惠条件的情况。出于对监管当局制定的规则的遵守和防止价格恶性竞争，经纪商通常都会保持交易佣金水平，但是为了吸引客户进行交易，往往私下里为客户提供一定的优惠，如提供研究报告及其他优惠等。这种优惠一般采取非现金形式，因此，被称为“软美元”（softdollar）。在“软美元”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可以利用经纪商提供的研究报告等服务于其他与此基金无关的交易，从而令自己受益，并且也可能为图利自己而没有为基金寻找到具有最优价格的经纪商，从而相对增大基金持有人的成本，违反信赖义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软美元”交易都是不合理的，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为正常的基金“软美元”交易提供了避风港。《1934年证券交易法》认为，当基金管理人是善意的，并且经纪商的佣金比率相对于其提供的经纪与研究服务是相符的，基金管理人可以免责。

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作为交易对方的人主要是指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担任证券承销商的情形。为防止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向基金倾销滞销的证券，《1940年投资公司法》sectionl0（f）一般性地禁止这种关联交易，但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关联交易，SEC根据该法的授权对基金与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作为承销商之间的关联交易在一定条件下予以豁免。简单来讲，豁免条件是：（1）所发行的证券必须是根据《1933年证券法》注册的证券、合格市政证券、合格海外发行证券。这些证券通常需要对外披露大量信息，信息透明度高，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利用这种证券进行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关联交易的概率较小。（2）基金必须在承销期开始的第一天结束前购买，购买价格不得高于其他购买者支付的价格。与其他具有可比性的承销商业务相比，主承销的佣金、价差或利润必须公平合理。（3）该证券的发行方式必须是包销。（4）这种交易的操作程序及其修改必须得到基金董事会和独立董事的多数批准，基金董事至少每季应对上述交易进行检查。（5）这种交易每半年以FormN-SAR形式向SEC报告。豁免条件的初衷主要是从信息公开和交易公平的角度来规范，减少禁止性规定对正常交易的遏制。与美国严格的条件豁免不同，英国和香港更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规定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作为承销商与基金发生关联交易需获得基金受托人或代管人的事先批准，否则，承销商从关联交易中获得的任何报酬归基金所有。日本法对于承销商关联交易的管制较为宽松，一般不禁止，只有承销商向基金出售滞销证券时才予以禁止。

从上面对基金关联交易监管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各国（地区）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松紧不一，监管方式也不尽相同。这与这些国家（地区）法律环境、监管理念、基金业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相对来讲，英美法系的国家（地区）以判例法为主，偏重根据法律原则，对不同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较为细致、灵活；大陆法系的国家（地区）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主要依靠成文法，监管线条相对较粗。但是，即便在英美法系的国家（地区）内部，由于监管理念的不同，对基金关联交易的具体监管手段也不同，如美国除了法律限制之外更多地依靠SEC的行政监管——审批、豁免；英国在监管中更主张自律监管，更多地倚重董事会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督、检查，或者是充分尊重当事人——受托人的意愿，多数关联交易只要事前获得受托人许可，法律不予禁止；香港法律和监管理念传承英国较多，因此，在基金关联交易监管中与英国有类似之处。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基金业越发达的国家（地区）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越细致。美国是基金业最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是基金监管最细密的国家。基金监管政策的制定受制于监管成本和收益的限制。对于基金业不发达的国家（地区）来讲，监管经验少、监管成本高，因此，一方面不可能对基金关联交易做细致的区分，监管框架较粗，一方面为了促进市场交易的活跃程度、维持经济效率，也不能够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过多、过细的限制；反之，基金业发达的国家（地区），监管者积累的经验较多，监管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可以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细致区分，同时，为了促进市场效率，也有必要对关联交易进行区分，实行分类监管。

完善对我国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

我国基金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从1998年到现在短短的6年时间已发展至3000多亿人民币的资产规模，但是相对于美国、英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我们仍处于发展初期，在基金关联交易监管方面，我国的制度建设仍然比较落后。对于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系统的制度规定，只是在《基金法》“和《证券法》‘牛有所涉及，但都限于非常明显侵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情形，并且规定得比较粗糙，随着基金业的发展，基金的关联交易会越来越频繁，对于基金持有人利益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为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保证基金业健康、稳定地发展，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系统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现有的监管方式要么对于监管的范围定义得较为宽泛，并对具体关联交易予以区分，如美国；要么采用禁止性限定，并尽可能地缩小管制范围，如日本、台湾。就监管手段而言，则要么倚重行政审批，要么自律为主，但都十分重视信息披露。就我国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而言，由于现有法律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管制较少，监管部门可以对基金关联交易采取行政审批的监管方法，由监管者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甄别和审批。这是一种“个案分析”式的主动监管，“冤假错案”相对较少，在投资者（基金持有人）不成熟的时候，监管者类似保姆一样，尽可能地替投资者进行关联交易的判别，可以较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但是，现实情况是监管者尚缺乏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甄别的经验，且行政审批带来的必然时间成本，可能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把握证券市场上稍纵即逝的投资机会，可能会造成基金持有人利益损失；此外，这种做法需要配备大量的监管人员，而现有的监管人力却严重不足。第二种监管方式是尽量依靠自律监管，除对个别明显会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关联交易予以限制之外，其他关联交易均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当事人（受托人或基金持有人）认可的基金关联交易就可以进行。这是一种“放手”式的被动监管，行政干预少，市场效率可以发挥更充分，这对于发展中的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并且由于监管成本转移给了当事人，监管者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维护市场秩序方面。但是，采用这种监管方式的困难是目前投资者尚不成熟，缺少对基金关联交易的判断能力，并且存在“搭便车”现象。对于此，我们需要在制度设计方面予以完善，建立必要的代替和保护制度。第三种监管方式就是将第一种与第二种合并。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出发，笔者更偏向于第二种监管方式。

采用第二种监管方式，笔者认为，为防范不合理关联交易，有效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在制度安排上可以从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方面考虑，具体如下：

1.事前：明确关联人士范围。

由于目前投资者尚不成熟，作为保护投资人利益、维护市场秩序的监管者应该对可能影响基金持有人利益的关联人士做出限制，提醒投资者哪些人士与基金发生交易可能会损害其利益。由于采用被动监管，基金关联交易可否发生主要由当事人意志决定，因此，可以将关联人士的范围确定得宽泛一点，由当事人对不同的关联交易按照不同制度规定进行审批。

在确定关联人士时，关键点就是关联人士能对基金管理人形成实际影响（直接的或间接的），而不应单纯地局限于股权方面，如与基金管理人控股股东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公司，虽然与基金管理人之间不存在股权关系，但它可能受基金管理人控股股东的支配而与基金发生影响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交易。此外，在实践中，为了规避监管，可能有部分关联人士（法人或自然人）通过以他人名义出资，以达到控制基金管理人的目的。对于这类关联人士，监管者应该揭去其神秘的面纱，将其作为“实际控制人”纳入关联人士范围。

2.事前：明确关联交易分类。

采用被动监管，不是一切关联交易推由当事人进行审批，而是监管者对基金关联交易不进行具体的实质性审批，监管者充当制度制定者和制度执行的监督者。监管者有必要对基金关联交易的大类予以区分，首先，对于明显会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行为的予以禁止，特别是本人交易和交易，如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进行的恶意证券买卖行为（如对敲、操纵基金协助锁仓等），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向基金销售滞销证券等；第二，对于其他可能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行为，监管部门可制定出相应的指导意见，对相应的审批程序做出规定，或者由基金持有人或其人（目前可由托管人或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来担当）与基金管理人签订协议，明确对于不同的关联交易，采取不同的审批或许可方式，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在发生上述关联交易时，应按照事先约定的规则获得基金持有人（或其人）许可后方可进行。监管者不需要审核每一笔关联交易，但是应该对基金持有人（或其人）与基金管理人签订的有关关联交易审批或许可的制度规定进行基本审核，防止出现基金管理人违反忠实义务、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或其他违反监管政策的情形，并且应定期或不定期地抽查制度执行的有效情况，对于存在缺陷的制度约定责令改正。

在建立当事人监管基金关联交易的制度过程中，首先，监管者需要对各大类关联交易做出详细的、可描述性的划分，以便于基金管理人制定出详细的有关关联交易的审批或许可制度，相关当事人按照制度进行执行。其次，应该明确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批或许可的当事人。一种方式是由基金受托人——托管人履行此职责，因为托管人对投资者负有受托义务，并且对基金管理人有监督职；由托管人履行该职责执行成本相对较小，必要时还可以外聘专业机构对关联交易发表专门意见。第二种方式是强制由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来担当，因为我国在基金管理公司引入独立董事的目的就是使其成为基金投资人的利益代表，当然也应看到，由于我国目前的基金均为契约型基金，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不能完全等同于美国公司型基金的独立董事，其独立性受到一定的限制。第三种方式是由基金持有人进行审批或许可。我国《基金法》中规定基金持有人可以对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且规定了持有人大会自行召开的程序。，但是，规定只有当代表50%以上份额的持有人参加时，持有人大会才能召开。若由基金持有人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批或许可，召开持有人大会的成本是相当高昂的，即便不采用持有人大会的形式，采取如网上投票的方式，时间成本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阻碍因素，并且基金持有人众多，“搭便车”的现象非常普遍，最终受害的依然是持有人。第四种方式是建立基金持有人的代表机构，即仿照公司型基金建立基金持有人的代表机构，如基金董事会，该董事会由独立的第三方担任，对基金持有人负责，对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是否履行各自职责进行监督，并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审批或许可。这种方式中代表机构与基金持有人之间是委托关系，在基金交易中增加了链条，也相应地增加了成本，其间的委托成本主要依靠外部监督（如行政、媒体）和声誉机制来约束。再次，建立回避制度。为保证交易公平，无论采取哪种审批或许可方式，在表决中均应建立回避制度。

3.事前与事中：加强与投资者沟通，提高投资者保护自身的能力。

监管者保护基金持有人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不仅需要制定规则对基金关联交易的主动方进行规范，同时，需要加强与基金关联交易的被动接受方——持有人的沟通，让持有人了解基金运作规则、基金投资风险、基金的各项收费及其合理范围等，让持有人具备基本的知识，一方面可以加强持有人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督作用，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基金持有人对基金关联交易的误解。对投资者的沟通，不仅需要监管者的努力，也需要自律组织和基金管理人的共同努力。

4.事中：充分信息披露。

在监管者明确了关联人士、基金关联交易的概念之后，虽然有专门的监督机构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审批和监督，但是，相对于基金管理人，广大基金持有人仍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基金管理人应该将基金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向基金持有人进行充分披露。“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充分的信息披露不仅可以满足基金持有人的知情权，而且可以发挥社会监督，特别是媒体和其他专业分析人士的监督作用。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在进行关联交易时，将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行为后果。

5.事后：建立救济制度。

对于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虽然采用充分尊重交易当事人意愿的做法，但在信息不对称客观存在的情况下，相对于基金管理人来讲，基金持有人仍是十分弱小的，其保护自身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应该对基金持有人给予救济。笔者认为，国外的两点做法值得借鉴：（1）代替持有人提起诉讼。《1940年投资公司法》section36（b）规定，在发现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费方面违反信赖义务时，SEC可以代表基金持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对基金持有人的一种最直接的救济方式。（2）引入“推定过错原则”。当发现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之间的关联交易对基金持有人利益造成损害时，推定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存在过错，负有对基金持有人的赔偿责任，除非其举证证明自身无过错。这两项救济制度安排旨在维护基金持有人利益，减少其诉讼成本，同时对于警示基金管理人切实履行忠实义务也是非常有效的；否则，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将可能遭受法律制裁和经济处罚。

证券投资基金范文第3篇

关键词：投资风格市场基准组合风险/收益指标体系

我国基金业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正在不断地发展壮大，2004年6月1日《证券投资基金法》的正式颁布实施为我国基金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然而如何真正落实《证券投资基金法》所倡导的保护投资者及相关当事人的利益，正是我们需要继续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从国际惯例来看，基金评级是加强行业自律和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的必然要求。

我国基金业的发展现状

到1998年初，全国共有各种基金近百家，总资产100亿元左右。1997年底我国出台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这一法规的推出对促进我国基金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98年3月23日，开元、金泰两只基金公开发行上市，这次封闭式基金的发行标志着我国基金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到2001年底，我国已有基金管理公司14家，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34支，年末基金净值为847亿元。2001年9月，由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成立了我国第一支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华安创新,2002年开放式基金在我国出现了超常规式的发展，规模迅速扩大。2004年6月1日备受关注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终于正式实施，这无疑为我国基金业的进一步规范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建立我国基金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

我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新兴市场，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中所占比例偏低，实践表明，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的代表具有专业理财优势、理性投资行为和规模经济效应，对我国资本市场结构的完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基金还是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降低金融风险、完善金融体系的重要工具；基金可以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构，此外基金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了技术支持，成为各类养老金参与资本市场的重要渠道和理想的投资工具。

随着我国基金规模和种类的不断扩大，对基金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成为基金业发展中的关键环节：首先，通过分析基金的风险和收益，获得有关基金投资操作的准确信息，避免投资者盲目投资而遭受损失，也有利于提升基金行业的公信力，增强基金投资者的信心；其次，通过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定量评价基金经理的业绩水平，基金管理公司也可以据此分析投资结果是否达到或超过了投资目标，总结基金管理成功的经验，从而促进基金管理公司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最后，建立基金评价体系还可以为监管部门的监管提供科学、合理、有效的监管依据，将《基金法》维护基金持有人利益的宗旨落到实处。

总之，基金评价体系的建立，对于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完善金融体系的功能、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促进基金管理公司的公平竞争以及保证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管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业界一再呼吁尽快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基金评价体系。

我国基金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投资基金是一种将众多不确定的投资者的资金汇集起来，由专业的金融投资机构进行管理和操作，所得收益按出资比例由投资者分享的一种投资工具。根据现代证券组合管理理论，投资者的证券选择应该实现两个相互制约的目标即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均衡。马科维茨（markowitz）1952年创造性地提出用数学期望来度量预期收益，用方差度量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即风险，从而建立了现代证券组合管理的主流理论——期望方差模型。进一步的，夏普（sharper）研究了单个证券的价格决定因素后，提出用β系数衡量单个证券的系统风险，即其价格波动相对于市场有效组合价格波动的敏感程度，这就是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进而得出单个证券的期望收益率E(r)与β之间的线性关系即证券市场线（SML）,用公式表示为E(r)=rf+β(rm-rf)。

单只基金相关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及解释

基金单位净值。

基金总资产-基金总负债

基金单位净值=—————————，

基金单位总额

该指标表明基金持有人持有的一个基金单位所代表的净资产值，基金单位净值一般应该大于1，在风险一定的情况下，基金单位净值越大越好，当基金单位净值小于1时，对于开放式基金而言管理人就会面临被赎回的压力，此时通常通过调整基金资产组合中所包含的资产类别来改善基金单位净值，如果遇到熊市，基金管理人可能宁愿出售基金资产变现，从而保证基金单位净值不至于太低这就是基金管理中“现金为王”的法则。

净值增长率。

期末净值-期初净值

净值增长率=————————，

期初净值

该指标表明基金持有人持有期基金净值上升或下降的程度，持有期基金净值变动数包括本期基金净收益、期末投资未实现利得的变动数、本期基金持有人分配收益产生的净值变动数，开放式基金还包括本期因基金单位的申购或赎回而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一般而言，净值增长率的高低与基金资产组合的风格有关，按照证券市场收益风险均衡原则，净值增长率越高，表明其承担的市场风险越高，净值增长率越低，表明其承担的市场风险越低。

基金收益率（rp）。

基金收益率=净值增长率+分红收益率，该指标表明基金持有人持有期内实际收益率，持有人通常会将其与某一参照收益率作比较，由于不同的基金品种所承担的市场风险水平不同，所以在选择参照收益率时一定要注意其风险特征，我们将用作某一基金或某一类基金比较基础的收益率叫做市场基准组合收益率，用rm表示。

基金总风险（δ）。

基金总风险通常用一段时期内收益率标准差来表示，它反映基金在该时间段内的收益率的整体波动程度，包括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

基金系统风险（β）。

基金系统风险是指通过基金资产组合将非系统风险最大限度抵消之后剩下的系统风险程度，也表示基金收益率的整体波动程度中与市场基准组合收益率协同变化的风险程度，如果将市场系统风险看作1，β可能大于1也可能小于1。基金系统风险是反映基金投资风格的直接指标。

基金超额收益率（rp-rf）。

基金超额收益（rp-rf），其中rf表示无风险收益率，对于理性投资者而言，无风险收益率应该是基金收益率的最低要求，所以我们将超过无风险收益率的部分叫做超额收益。超额收益通常是指由于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构造投资组合的能力以及市场时机把握能力所带来的。由于从整体上而言，我国基金没有显著的时机把握能力，所以以下分析都是基于CAPM的单因素模型只考虑基金的非系统性风险分散能力。

基金风险调整收益率反映基金所承担的单位风险能够创造的超额收益水平，由于基金风险调整收益剔除了风险程度大小对超额收益水平的影响，所以便于不同基金之间的业绩比较，常用的风险调整收益指标有以下三个：

詹森指数=rp-rf-β(rm-rf)

用特雷诺指数和夏普指数都能比较不同基金的投资表现并对其进行排序，指数值越高表明基金的业绩越好，但他们无法告诉我们基金表现优于市场基准组合的程度究竟是多少，而詹森指数作为绝对绩效指标，表示基金的投资组合超额收益率与相同风险水平下市场投资组合超额收益率之间的差额。所以依据詹森指数我们不仅可以对不同的基金进行排序比较，还可以知道某只基金优于市场基准组合的程度。

我国基金评价指标体系的构造

反映基金财务状况的基本指标：基金单位净值、净值增长率、基金收益率、基金超额收益率、市场基准收益率、市场基准组合超额收益率

反映基金投资风格的基本指标：基金总风险、基金系统风险

用于不同风格基金业绩比较的基本指标：夏普指数、特雷诺指数、詹森指数

关于基金投资风格和市场基准组合选择的说明

基金的投资风格反映了基金的风险特征，近年来，新基金的管理人在投资方式和投资策略的运作方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市场的发展变化不断进行必要的演变和转换，所以在对基金投资风格进行描述时，一定要适时地关注其最近的投资组合公告，从而准确地了解其风险特征。

此外，目前我国沪深两个交易所有各自的综合指数，成份指数和分类指数，而且两个交易所指数的编制方法不同，但基金的投资组合并不限于单个市场，因此对基金收益的评价缺少统一、客观的基准。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大盘综合指数收益率作为衡量市场平均收益率的市场基准。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是配合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战场，每年均有大量的新股发行上市，随着新股大规模、高速度扩容，两市的综合指数尤其是上证综指的上涨中新股的增量贡献程度较大，导致其作为衡量市场平均收益率的基准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

最后，由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明确规定，基金的投资范围是上市交易的股票和债券，但对于各自的投资比例已放弃了严格的限制，因此我们在涉及市场基准组合时应该结合每一基金的投资风格。本文将目前我国基金投资风格归纳为四种基本类型，综合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两方面共同的影响，使用中信国债指数代表债券市场指数，在全国综合指数收益率编制之前建议使用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为此本文设计出如下的基金投资风格与市场基准组合的配置图。

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中，投资者、中介服务机构和基金管理公司是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一个科学高效的基金评价体系可以为投资人的投资决策提供及时和有效的信息、减少投资人的决策失误和决策过程中信息搜寻成本，使好的基金得到更多的资金流入，形成对管理人良性的外部激励机制，同时还可以有效的抑制管理人的道德风险，因为管理人的任何损害投资人的行为都会反映到基金的评级结果中来，从而影响管理人管理的基金的净现金流入和生存，因此，独立的基金评级机构所作出的独立、客观、公正的基金业绩评价是基金业健康发展的要素之一，基金评价体系在中国的产生将对于中国基金市场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滋维·博迪,亚历克斯·凯恩.投资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2.汪光成.基金的市场时机把握能力[J].经济研究,2002

3.李博,吴世农.基金业绩评价的实证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01

证券投资基金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制度封闭式基金契约型基金A

制度是规范人与组织的各种行为规则,可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正式的法规,即宪法法令、法律法规、规章准则;非正式制度指以道德观念、约束禁忌、文化俗习和意识形态等存在人们内心世界的规则。证券投资基金本身作为一种制度,在其发展初期是一种对潜在利益追求的利益诱导型的制度创新;当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投资工具时候,它已经是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金融制度,变为一种制度安排。

1中国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时序

作为一种集合投资、专业理财、分散风险、收益共享的金融产品和投资工具,证券投资基金制度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到21世纪,美国的证券投资基金业最为发达,已与银行、保险并驾齐驱、三足鼎立。中国投资基金制度的设立与发展,是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资本市场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依主管机关管辖权力的过渡,以1997年11月14日《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规定》为标志,将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市场发展分为两个阶段:1997年底前的投资基金创业阶段,或称“老基金”阶段;1998年3月23日基金金泰和开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投资基金制度开始走向规范化方向发展阶段,也通常被叫做“新基金”阶段。

1.1老基金阶段

其特点是:基金的发起、组织结构及信息披露不规范;基金类型单一、规模小;投资结构不合理;法律建设滞后。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体制改革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股份制试点与股票市场的建立,客观上提供了条件。1992~1997年,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投资基金及基金类受益券被称为“老基金”。1991年8月,珠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发起设立了我国第一只国内基金——珠信基金,规模为6930万元;以后基金开始在全国各地迅速出现。

老基金是在证券市场初创阶段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是经济主体利益驱动的产物,因而很不规范。当时引入基金制度,仅是为了弥补资金运转的不足和用于地方政府的筹资建设,全国共有78只投资基金,募集资金73亿元,全部是封闭式基金。除了淄博基金、天骥基金和蓝天基金为公司型基金外其余都是契约型基金。具有专业化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运作的基金较少,大部分由证券或信托机构的基金部负责运作。老基金基本上是综合性基金,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专门证券投资基金。

1.2新基金阶段

特点是:注重法制建设,基金规模迅猛扩大,品种结构多样化,基金队伍逐年壮大,管理规模两极分化。

注重法制建设,初步建立起了监管体系。从1997年11月14日国务院批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央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陆续了20多个法律、法规、通知。内容涉及基金的组织制度、市场制度、监管制度各个方面。证券投资基金业的发展才相应地进入一个依法规范、谨慎发展的阶段。该阶段是以中国证监会作为基金管理的主管机关为标志,这以后发行的基金称为新基金。1998年3月,基金金泰、基金开元的成功发行,揭开了我国新的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序幕。1998~2000年期间,我国陆续发展了30多只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资金规模达540亿元,净资产规模达800多亿元,占股票市场总值的20%左右。但这些基金均为契约型封闭式基金。而原来的“老基金”经过规范化重组工作,绝大部分已经改组为“新基金”。

基金业在金融行业率先开放,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竞争和业绩分化。市场竞争的出现推进了证券基金业形成一种良性的优胜劣汰竞争格局,基金操作日趋规范和透明,操作水平不断提高,投资者将得到更大的实惠。同时,业绩开始分化,那些良好、广受投资者认同、品牌出众的基金正在脱颖而出,而业绩长期低价徘徊的基金将面临淘汰。

基金规模的四次扩容,解决市场增量不足的问题。从1999~2004年9月,基金市场已经发生过四次大规模扩容。基金规模从无到1000亿份基金单位用了4年时间,从1000亿份到2000亿仅用了2年的时间。中国基金扩容与政策相关性极强,每一次扩容都与政策的支持密不可分,因此,中国的基金业发展中政策因素表现极为明显。

基金品种结构的多样层次化,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2001年9月,首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基金正式。以后基金的品种类型日趋完善,开始多样化发展,整个基金行业的管理及经营理念开始了一次新的飞跃。目前,开放式基金的品种已从高风险的股票型基金纵深过渡到低风险的货币市场基金、保本基金等,从而为投资者基本建立了层次分明、风险迥异的基金产品体系。平衡型、成长型、优化指数型、指标股成长型、国企股型、成长价值复合型等多种品种,以及货币市场基金、保本基金的出现,满足了广大人民多元化的投资需求。到2006年11月30日,开放式基金有256只,占全部基金的83%:其中开放式货币市场型49只,股票型含股票指数型共108只,混合型含偏股偏债以及平衡型共65只,债券型分中短期和长期型26只,保本型6只,特殊策略2只。封闭式基金54只,总规模817亿,总市值586.29亿,总净值873.45亿。管理公司也从过去的管理1或2家基金到管理4以上。基金已经成为证券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力量和广大投资者的重要投资工具,基金所倡导的价值投资理念越来越被市场认同和接受,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日益扩大。

此外,基金的市场配套服务体系也建立起来。如建立起了以银行和证券公司为主体的基金销售渠道,规定了基金公司的融资方法,成立了基金行业协会,模仿美国晨星建立了中国的评级制度等等。另外,保护投资者制度颁布较多,如建立了证券投资风险基金、股评规范制度等等,提升了投资者信心。

2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理念的变迁

投资理念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基金投资理念的变化期间,正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从产生到壮大的发展期间,也是我国证券市场从制度缺陷到逐渐健全的期间。因此,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理念大致经历了这样四个阶段:盲目跟随期、初步发展期、准理性思考期以及理性投资期。

2.1盲目跟随期(1998.3~1999.3)

投资理念表现为多变、随意性大,这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初始阶段。1998年上市的基金仅有金泰、开元、兴华、安信、裕阳5只,基金投资理念尚未形成,从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投资行为来看,还无法对其投资理念作明确的判断,大多数为追踪市场热点而随波逐流。各基金在面市之初选择了高科技和重组类股票作为投资重点,基金的投资理念常常改弦更张。如基金裕阳,其上市时提出的投资理念为“分散化、安全性、收益性”,强调分散投资和降低风险,但是,随着市场热点的日渐显化,马上改为“着重长远、理性投资”的新理念,重点投资电子信息业。基金面市之初的“集体无意识”为其后基金投资理念的总体趋同和急功近利埋下了伏笔。

2.2初步发展期(从1999.4~2001.初)

投资理念表现为急功近利、个性特征不明显。这个长达两年的牛市行情内,股市一直处于热点纷呈的上升通道,重组股、小盘股、科技股、网络股轮番启动,基金的投资风格总体上以积极操作、集中持股为主。大多数基金都选择了积极投资的战略,为追逐市场利润而集中重复持股,联合推高股价。在此阶段,大部分基金的年平均换手率都在300%以上,即持股时间平均不到4个月,基金兴华1999年的换手率甚至高达820%,投资理念完全与短线高手无异。重复持股现象更为严重,1999年年末,在电子通讯行业上基金的持股已有越来越集中的迹象,基金重复持股现象相当普遍。海虹控股、中关村、清华同方等股票受到各只基金不约而同的追捧。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4只“景”字头基金全部重仓持有国电电力,基金裕阳和基金裕隆前10名股票的重合率、基金安信和基金安顺前10名股票的重合率均达60%。从大多数基金的投资组合中,人们很难发现独立的个性。可以说,1999~2001年初,基金投资理念普遍呈现出急功近利的心态。

2.3准理性思考期(2001.6~2004.6)

投资理念开始调整,趋向于务实。2001年以来,高科技、重组概念相继遭到市场的质疑,股市自2001年6月以后开始步入前所未有的暴挫之中,原先的集中持股理念遭到了极大的打击,习惯于重复持股的景系、普系、安系基金其2001年的净值出现了大幅下跌。市场以活生生的现实无情否定了部分基金此前的投资理念。而一向倡导理性投资分散风险的基金泰和则在大盘的暴挫中表现突出,唯一实现了年终和年末两次分红派现,一向注重价值投资、作风稳健的基金安信亦在年末推出大比例派现计划,其给予投资者的回报率达到133%,相比之下,大多数原先崇尚积极投资集中持股的基金则跌至净值以下,年末无法给予投资人任何回报。基金管理公司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并改变了投资理念,纷纷选择了大幅减仓和消极守仓的战略。各基金对电子、新材料、信息类科技重仓股进行大举减仓,并且在大盘的暴跌中,各基金对不同行业的减持力度是不同的,由此开始了投资行业结构调整,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大幅降低信息技术业的持有比例的同时,大幅增加了制造业的持仓比例。至此,基金对在科技股行情中遗留下来的长期持有重仓股的减持基本完成。

2.4理性投资期(2004.6~)

投资理念逐步成熟,并向规范化、多样化发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经过8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基金行业运作与监管体系,正处于一个规范制度基础上的迅速发展和大力推广阶段的新起点上。2003年10月全国人大第10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并于2004年6月1日正式实施。政府采用了立法等手段引导投资理念,宏观上主要以制度建设、创新为中心,了20多个相关法律、法规,内容涉及基金制度的各个方面,2006年11月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指出,要做优做强基金业,推动有条件的基金管理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试点,开展专户理财业务等业务创新。目前管理层还将出台相关规定,要求封闭式基金修改契约为每年至少分红一次,并希望更多次数地向投资者实施分红。封闭式基金折价现象是基金市场非理性投资的一个综合反映。但从2005年7月8日到2006年11月30日,53只封闭式基金价格平均上涨158.44%,其中25只大盘基金期间价格平均上涨164.57%,28只转制基金期间价格平均上涨121.66%。封闭式基金价格涨幅大大超过大盘的涨幅。尤其是下半年以来,封闭式基金行情更是狂飙猛进。这说明投资者逐步恢复理性,使得基金折价率6月9日为37.996%,11月初为32%,在净值增长与“封转开”消息刺激下走势进一步加速,折价现象快速改善,即将消除。

证券投资基金范文第5篇

摘要：本文阐述了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构想的内容及其意义。认为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构想是在公平、正义理念引导下完成的制度创新。如能实施，则能促进股市的诚信和公平建设；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能切断关联交易的黑手，从根本上遏制虚假包装、虚假重组、以及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财、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能使国有股成为证券市场持续发展的发动机和稳定器；能使原国有股通过基金单位在场外的转让而得以间接流通；能使国有股的全流通或减持变得轻松自如；能使社会保障基金获得相当充分的资金补充；并能为国有企业的重组、改造提供资金支持。所以，其意义十分巨大而深远。笔者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它的成功实践。

正文：

笔者在研究国有股上市流通问题的时候，最早于2001年12月，提出了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的构想。凡几年来，该构想的内容日渐丰富，而对其意义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兹进一步论述于后。

一、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构想的主要内容

（一）将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集合起来，按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隶属关系分别设立国家的国有证券投资基金和地方的国有证券投资基金。

（二）国家的国有证券投资基金可以设立两家以上；而地方上的国有证券投资基金原则上只设立一家，而如上海、深圳等上市公司较多，金融人才也不少的地方，则也可设立两家以上。

（三）国有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各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以净资产值为基准，结合考虑净资产的收益率等因素，折合成基金单位。并将其按20、30和50的比例分别交由社保基金、原国有股股东和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持有。

（四）原国有股被质押的，改为以相应的基金单位质押。

（五）基金单位在国有股上市流通问题解决之前暂不上市流通（即不能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连续竞价的方式转让），但可以经由做市商在场外进行转让。当国有股上市流通问题解决之后，或者社会公众持有相应基金单位的人数达到一定数额，并且持有的基金单位的数量达到一定比例时，则可安排上市交易。

（六）国有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原国有股不能上市流通，除非国有股经过缩股（如按市净率缩股等）则可有控制地上市流通，或者虽然国有股未经过缩股，但征得流通股股东多数同意则可减持。

（七）国有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原国有股的上市流通、缩股或减持的原则、程序等，经全国人大授权，由国务院制定。

（八）国有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人和管理人的资格、选任等，可参照现有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以及将要实施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的意义

（一）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是在公平、正义理念引导下的制度创新，能促进股市的诚信和公平建设。

依现有的制度安排，由于政企不分，上市公司在大股东（无论是国有股、民营股或外资股）的操控下，“三会”形同虚设；各种各样的关联交易广泛存在，使得虚假包装、虚假重组等轻而易举，大股东因之获利最大，风险则极小；而中小股东的利益则大量地被侵害，且司空见惯。所以要促进股市的诚信和公平，并非易事。非进行制度的创新不可。而且制度的创新，需得以公平、正义的理念为引导，要着眼于实现政企分开，着力消弭大股东非正当获利机制的弊病，而不是要消灭大股东本身。因为大股东无论如何是消灭不了的，而其如果被消灭了，也未必有利。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的构想就是包含着这样的思考而提出的。国有证券投资基金设立后，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并将切断大股东非正当获利的黑手，彻底改变大股东获取利益的机制，使其与上市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更加紧密，从而能促进股市的诚信和公平建设。

（二）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

政企不分可以说是妨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确立和顺利发展的一个制度性瓶颈。多少年来，改革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实现政企分开，然而事实上是分也分不开，无论是承包制、租赁制或股份制的改革都没能解决政企分开的问题。承包制、租赁制导致“庙穷方丈富”，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而最终还得政府来买单，还得国有企业职工来承担本不应该由其承担的过多的改革成本。这里就不多说了。而依现有的股份制来说，绝大多数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但是，这里的改制，改的只是表面，只是招牌，是为了国有企业更方便圈钱而已。其运行机制与改制前本质上并无二致，甚至较改制前还更不如。上市公司（国有企业）是政府（大股东）的钱袋子，为政府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职能；政府则为上市公司保驾护航。所以，有市长可以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有上市公司造假、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可以得到政府的庇护；有部长或主任公然要求媒体帮忙使其掌管的公司上市；有省长在创业版因何而设，和设一个怎样的创业版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便急急提出设立创业版的议案等。凡此种种，无不在向人们诉说着政企不分的现实。为此，必须要进行制度创新，必须要改变政企不分的状况。而如果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则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可以真正实现政企分开。

依照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的构想，将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集合起来，按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隶属关系分别设立国家的国有证券投资基金和地方的国有证券投资基金。这样，政府将不再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而只是证券投资基金的持有人，和其他证券投资基金的持有人一样，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基金契约的规定，平等地享有权利和平等地履行义务。其可以选择基金管理公司，但不能选择基金管理公司的经理（可依基金契约指派特别监事或督察），更不能直接决定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不能直接处分上市公司的财产，不能直接干预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从而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并且，在政企分开的条件下，为了防止上市公司为内部人所控制，就必然促使政府更加重视强制信息披露制度的实施，加大从外部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的力度。这也使得从制度上保障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成为可能。

（三）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能切断关联交易的黑手，从根本上遏制虚假包装、虚假重组、以及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财、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

上市公司或者拟上市公司所以搞虚假包装、虚假重组，甚至包括某些“真包装”或“真重组”，其目的就在于大股东或操控者要想更多的侵吞或骗取或摄取中小投资者的资财，而且多是仰仗关联交易而得逞。比如，通过关联交易，使每股盈利增加，或由亏损转为盈利，就可以高价发行新股（包括首发、增发和配股等），而圈取更多的钱。然后再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关联交易（当然还有其他方式，如高额分红、非法拆借或担保等）将上市公司的资财转移给大股东或操控者的手中。所以，切断关联交易的黑手就是从根本上遏制虚假包装、虚假重组，乃至大股东或操控者侵占上市公司资财、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等现象的决胜之招。

将国有股集合起来，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由国有证券投资基金替换原来的国有企业而成为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一者，因国有证券投资基金不能经营实业，所以就从根本上切断了关联交易的黑手，使得大股东和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无由产生；一者，因国有证券投资基金不能借贷融资，所以也无法以借贷或担保的方式侵占上市公司的资产。这样一来，作为大股东的国有证券投资基金，要想获利，就必须致力提升上市公司的素质，提高上市公司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并加强对于上市公司管理层忠实于公司和股东利益以及勤勉工作的督促。而不能指望其他。这和广大中小股东的要求是一致的。也必将促进上市公司全体股东之间的

和谐，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为股市的诚信和公平，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四）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能使国有股成为证券市场持续发展的发动机和稳定器

我国现有国有股的存量计3千多亿股，所代表的净资产额有9千多亿元人民币，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巨大的经济力量。而如何看待和使用这种力量，将毫无疑问地决定证券市场的命运。

应该说，社会各界在如何看待国有股的问题上，分歧是明显的。至今仍有不少人将国有股的大量存在看作“拦路虎”。认为“国有股一股独大”使公司的治理结构形同虚设，是滋生证券市场各种问题的根源，防碍证券市场的进一步规范和发展，阻延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所以要“减持”、“减持”、“再减持”，使其大而化之。将国有股向外资转让，或者鼓励外资控股或私营企业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或者搞管理层收购等，就是受这种观点影响的具体实践。而笔者则以为这是有失偏颇的，要不得的。我们应该可以从更高、更远的战略上考察国有股。我们能够看到国有股非但不是“拦路虎”，反而是“发动机”、是“稳定器”。

依照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的构想，将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集合起来，按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隶属关系分别设立国家的国有证券投资基金和地方的国有证券投资基金。这样就可以不需要国家投资一分钱，而迅速培育出数十家超大型的证券投资机构，他们必将在推动证券市场的持续发展，和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方面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国有股就又是证券市场持续发展的发动机和稳定器。

我国作为对世界有着重要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市场逐步开放的过程中，必然要受到外国投机资本的觊觎，而如果我们有了数十家超大型的国有证券投资机构，则外国的投机资本也无可如何。

再者，在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出现剧烈动荡，或危机，这往往需要国家以经济的力量加以干预，以维护国家金融的安全。因国有股而设立的国有证券投资基金就是这种经济力量的战略储备。

这些，也都充分表明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的重大意义。

（五）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使原国有股通过基金单位在场外的转让而得以间接流通

依照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的构想，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以净资产值为基准，结合考虑净资产的收益率等因素，折合成基金单位。并将其按20、30和50的比例分别交由社保基金、原国有股股东和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持有。而基金单位可以经由做市商在场外进行转让，并可以质押。这样，就通过间接流通的方式使国有股不能上市流通的问题得到了初步的解决。从而大大缓解二级市场的压力。

基金单位因是以国有股的净资产值为基准，结合考虑净资产的收益率等因素，折合而来的。所以，国有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原国有股，只要不显著低于净资产值转让，就不会损害基金持有人的利益。这就给国有证券投资基金寻找更好的国有股全流通或减持方案,创造性地解决国有股不能上市流通的问题，预留大的空间。

（六）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使国有股的全流通或减持变得轻松自如

依照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的构想，国有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原国有股的上市流通，或缩股或减持的原则、程序等，经全国人大授权，由国务院制定。而各上市公司原国有股的具体上市流通，或缩股或减持方案，则由国有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依照国务院的规定，结合上市公司的实际，以及股市环境等具体情况而提出，经流通股股东多数同意后才得以实施。这样，就必然促使数以十计的国有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一方面自行或委托民间专业研究机构研究各具体的国有股上市流通，或缩股或减持的方案；一方面采取多种方式加强与流通股股东的沟通；就必然使得最终形成并付诸实施的国有股上市流通，或缩股或减持的具体方案精彩纷呈，而实施起来，也就轻松自如。实在是证券市场景气、繁荣的一幅美妙景象。

（七）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能使社会保障基金获得相当充分的资金补充

社保基金的充足是维护社会稳定、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而我国现有的社保基金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想方设法加以补充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

依照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的构想，将20%的国有股折合为基金单位，交由社保基金持有。其所代表的净资产值有近2000亿人民币，而可变现的价值则金额更大，大概有3000到4000亿元人民币（因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发展的状况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并且社保基金也可以通过持有国有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单位获取分红收益，而补充资金。这样，就无须国家另行出资，而使社保基金获得相当充分的资金补充，从而推动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成就进一步深化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这可以说是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构想的又一成功之处。

（八）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能为国有企业的重组、改造提供资金支持

目前情况下，仍有许多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非常困难，非进行有效的重组和改造，无以焕发其生机和活力。而要进行有效的重组和改造须得有大量的资金支持。仅仅着眼于外资或民企的购并是不行的，是“崽卖爷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