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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范文精选

医学

医学范文第1篇

在过去,医院药师往往被看作是“幕后英雄”,因为药师很少与病人直接接触。他们默默地工作,为医院准备各类药品或者为医生调配某些临时使用的药剂,一句话,药师的任务就是调剂和供药。

随着医院药学的发展,特别是临床药学的兴起,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根本的转变。医院药学的发展在历史上经历了3个时期。①以调配为主的传统时期;②以药学服务为主的临床药学时期;③以改善病人生活质量为目标的药学监护时期。临床药学的3个主要内容是:药师参与临床、治疗药物监测和药物信息咨询。作为药师,其中心任务是保证病人用药的合理、安全和有效。药师参与临床,将使药师直接与病人建立联系,直接参与制定药物治疗方案,这是药师职能的一个根本性转变,意味着药师要承担起对病人治疗全过程用药的监护责任。药师的药学监护与医生的治疗监护、护士的护理监护共同组成了全方位的“病人监护”过程(即药物从采购到使用的全过程管理)。

药物治疗给许多病人解除病痛,带来幸福,但同样也会给许多人造成药害,引起后遗症,甚至死亡(药学美学)。事实上多数问题不在于药物本身,而是开处方、配药或给药过程中的不当引起的。因此药师从道德上讲有责任保护病人免于药害之忧(药学伦理学的要求,着重强调药师的真正价值在于为广大患者的健康和生命负责,而不是纯粹的商品关系。药学伦理教育内容,义务教育、责任心教育、保密教育、法制教育)。另外,随着人们要求健康的水平提高,已不再满足有药可用,要求提高治疗质量甚至生存质量,提供优质、高效、低消耗的药学服务。PC应运而生则是一种必然趋势了[1]。

1PC的定义

药学监护(PharmaceuticalCare简称PC),也有称为药学保健或药疗保健。1987年由美国的Hepler和Strand提出PC,很快得到世界许多国家学者一致认可,在1988年新德里世界药学大会加以明确并特别作了推荐。

1987年,Hepler在“药学正经历着第三次浪潮”报告中提出,在未来20a中,药师应该在整个卫生保健体系中表明自己在药物使用控制方面的能力,特别应该表明由于药师的参与可以减少整个服务费用,如缩短住院期和减少其他昂贵的服务等。1990年Hpler等提出了PC定义:“PC是提供负责的药物治疗,目的在于实现改善病人生活质量的既定结果。这些结果包括①治愈疾病;②消除或减轻症状;③阻止或延缓疾病进程;④防止疾病或症状发生。PC是一种过程,药师通过与病人和其他专业人员合作,设计治疗计划,其执行和监测将会对病人产生特殊的治疗效果。它包括3种功能,①发现潜在的或实际存在的用药问题;②解决实际发生的用药问题;③防止潜在的用药问题发生。PC是卫生保健的必要部分,应当与其他部分结合起来。但是,提供PC的目的是药师的工作要直接面向病人,药师直接对病人负责,以保证PC的质量。PC药师与病人的基本关系是:病人把自己托付给药师,药师接受委托并承担责任。PC的基本目标、过程和相互关系存在于所有的医疗机构中”。

对PC的统一定义是:“药师的使命是提供PC。PC是提供直接的、负责的与药物有关的监护,目的是改善病人生活质量”[3]。这一定义把医院药学的全部活动建立在以病人监护为中心的基础上,以最大限度地改善病人身心健康为目标,药师要承担起监督、执行、保护病人用药安全、有效的社会责任(社会药学的要求,社会药学是一门运用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伦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药学问题,研究社会因素与药学系统诸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交叉学科。社会药学的内容1药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2药学系统内部的社会关系3药学工作者在药学系统中的作用4社会用药的特点、规律及其所带来社会问题)。

2药学监护的主要内容

2.1把医疗、药学、护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医生、药师、护士齐心协力,共同承担医疗责任。

2.2既为病人个人服务,又为整个社会国民健康教育服务。

2.3积极参与疾病的预防、检测、治疗和保健。

2.4指导、帮助病人和医护人员安全、有效、合理地使用药物。

2.5定期对药物的使用和管理进行科学评估。

根据药学监护的上述内容,医院药师的工作方式将发生改变,他们不仅仅是调制药品,而是要与医生、护士一起直接面向病人,参与治疗,指导用药,工作在临床第一线。

3药学监护中药师的职责

根据病人病情的轻重,药学监护可分为一级、二级、三级监护。概括起来,药师在药学监护实践中的主要职责是:

3.1与医生一起决定病人是否需要进行药物治疗,明确治疗目标,为这一目标设计药物治疗方案(即个体化用药),监测病人用药全过程,对药物治疗做出综合评价,发现和报告药物过敏反应及副作用,最大限度地降低药物不良反应及有害的药物相互作用的发生。

PC不仅涉及药物治疗(实际提供药品),而且涉及每个病人的药物治疗决策。不光决定是否用药,而且判断药物的选择、剂量、给药途径、给药方法、药物治疗监测和向病人提供与用药有关的情报和咨询服务。药师必须综合、分析信息,根据与其他服务人员交谈所获得的信息、病人情况、疾病类型和医生提出的治疗观点拿出用药方案。

3.2综合管理所有的PC所必需的资源(包括人和药品)。药物使用管理包括采购、储存、供应及药物使用评价。对医生、护士进行药学指导,提供有关药物的信息咨询服务。对病人采取直接服务,包括用药教育、临床治疗会诊等。

3.3保证合理用药,即安全、有效、经济的用药,根据病人的疾病种类、性质、发病时间、以往用药史、有无药物过敏等情况,选择安全有效的药物、适当的剂型、给药途径和给药方法。

药师提供PC的具体任务是发现、防止和解决与用药有关的问题。如①药物正确无误;②用药指征适宜;③疗效安全,使用价格适宜;④剂量、用法、疗程妥当(依据药动学和药效学知识决定剂量及疗程);⑤用药对象适宜(无禁忌证、不良反应小);⑥调配无误;⑦病人遵从性良好[4]。

3.4建立病人用药档案,对病人生活质量的评价。

根据WHO对健康的定义,采用通用量表和特殊量表,健康问卷和健康效用测量方法,健康效用指数等,对病人生活质量作出客观和主观的评价[5]。

4医院药师在PC中的地位

4.1药师的委托人是病人。

作为病人的委托人,药师必须与病人建立“一对一”的业务关系。

4.2建立“处方者、药师、病人”新型伙伴关系。

PC要求打破药学内部的分工,如“普通药师”、“临床药师”、“供应药师”、“药房药师”和“制剂药师”。要求所有药师承担为病人保健的职责,认为药学部全体工作人员都是病人保健的提供者。其他医务人员及病人可与药师进行直接对话,起到医师延伸者功能,成为治疗队伍的一员[6]。(与国际接轨监管药师将从卫生系统分离,专门从事药品的检验和有关药品法规的检查与执法)

5开展药学监护的重要性

药学监护在发达国家受到高度重视,从实践情况看,效果是很明显的。

首先,它促进了药物的合理使用,提高了药物的治疗效果;

其次,减少了药物的不良反应,能够预防某些药源性疾病的发生;

第三,病人的疾病得以治愈,病症得到消除或减轻,从而达到改善病人生活质量和延长寿命的根本目的;

第四,由于大幅度减少或杜绝了不合理用药,节约了药物资源,因而降低了医疗费用;第五,提高了药师在医院乃至全社会的地位和形象,同时也增加了药师的收入。

我国临床药学工作起步较晚,有些医院虽然也开展了临床药学工作,但仍停留在实验室或信息资料收集阶段,至于药学监护工作则处于宣传时期。但是,我国不合理用药现象比较普遍,某些基层医院不合格处方高达60%以上,问题十分严重。药学监护是21世纪医院药学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我国医药、卫生事业改革的深入发展,人民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对药学监护的社会需求将日益增加,可以预见,药学监护必将在我国逐步开展并形成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6我国实施PC的障碍[4~6]

6.1观念上的障碍

6.1.1超越药师的传统工作实现由“对保障药品质量和供应负责”向“对病人用药结果负责的转变”这一重大转变药师难以适应,特别是目前药物治疗决策是由医生制定的,药师不必承担责任。实施PC,药师授权参与用药决策,负责监控给药过程,观测病人用药反应并实行必要调整,追踪药物使用的最后结果,进行必要的评价。药师传统工作是面对药物,一下改为面对有感情的病人,本身也得到施展专业才能,树立崭新职业形象的机会,在实践中锻炼提高。

6.1.2超越以治愈疾病为目标的观念PC提供的服务不光是要把病人现有的疾病治愈,而且要恢复病人的健康,使病人保持良好的身体机能和精神状态,生活得健康幸福。

6.1.3超越生物学指标评价治疗结果的观念现在评价药物治疗结果的指标只是一些观测到的数据,例如,对癌症病人使用抗癌药物时,以病人生命延长多少年为评价治疗好坏的指标。但是,在抗癌药物发生药理作用的背后,病人因药物严重的毒副作用遭受多少痛苦(生存质量恶化)并未考虑在内。开展PC工作,就要综合评价药物对病人整体功能、生存质量的影响等指标。

6.1.4超越具体医疗机构狭小的地域观念实施PC,药师应关心照顾各种医疗机构中病人的药物治疗,不光是对本单位住院病人,进行药学服务,而是在整个疾病治疗过程中持续不断,甚至对已出院的病人也应负有关心的责任。

6.1.5超越现行的药学业务分工医院所有药学人员,虽分工不同,总体目标都是通过药品和药学手段向病人提供改善生存质量的服务。

6.2药学资源方面障碍

6.2.1时间不足目前我国药师要花大量时间在常规的药物供应上,即使是与临床接触最多的药房药师,也难把主要精力放在查房、参加会议、查阅病历、提供药物咨询、开展药物监测、建议调整和监察药物不良反应等工作上,另外,药师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保证在给药后24h内看完所有病人的病历及时发现用药方面的问题。

6.2.2人员编制限制我国医院的药剂人员编制大多低于国家规定的8%,这样原本人手就少,更无力进行费时费力的PC工作了。另外在有限的人员中,缺少提供PC必备的临床知识、交际能力、工作热情、自信心和业务素质。目前主要是药剂科主任和骨干必须首先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培养人才,积极组织力量,克服困难,稳步开展PC工作。

6.2.3工作场所有限PC工作,登记病人病历,向医护人员和病人提供用药咨询服务,收集用药信息等活动都需要在治疗病人现场,这就必须在各病区都要设有PC药师的工作场所。

6.2.4技术条件有限虽然许多自动化的医疗档案管理系统已经启用,但严格地讲,还没有完全适合开展PC计算机软件系统可供使用,此外,目前,医院的经济状况普遍无条件引进昂贵的新技术设备。

6.2.5劳动报酬得不到补偿和回报药师向病人提供PC付出了比常规工作更多精力和时间,但这种付出往往得不到经济上的补偿和回报,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药师工作积极性和医院的投资无法收回,难保此项工作的长久坚持下去。

6.3医疗体系方面的障碍

现有的医疗体系高度分工,门诊病人和住院病人的医疗分属不同部门,药剂科也将药师分为制剂、调剂、临床,各司其责,互不相干,而PC的连贯性要求医疗系统是个完整的体系,必须改变这种分工。

6.4信息资源方面的障碍

6.4.1医疗信息不足向病人提供PC的药师不仅要能及时获得药物的知识和最新信息,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取得病人的医疗文件(既往病史、病程记录、治疗单等),但药师往往不易得到这方面的信息,因此,开展PC工作要解决医疗信息的共享问题(简述电脑无纸化管理及局域网加以实现)。

6.4.2药师缺乏编写医疗文件的经验药师应当为每位病人建立正规的药历,详细记录病人的药物治疗情况(用药时间等)和用药前后化验的结果(疗效与反应等),但药师一般缺乏编写常规医疗文件的训练和经验。

6.5法规方面障碍

医院药师的传统任务主要是,采购供应药品和收方发药,药师只能在法规许可条件下,开展职权范围内的业务活动(如药品管理法、医院药剂科管理条例)。推行PC业务必须制定《药师法》和在有关法规中增加相应条文(简单介绍国外有关法规如医院药师拿出用药方案错误使病人残废要负法律责任,把药师的职责、任务,地位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PC工作在我国还处于宣传阶段,没有制度,尤其缺少一套客观的、科学的、能为医生、病人接受的评价标准,用来衡量药物应当产生的结果,以及对病人生存质量的影响,即考察开展PC的真正价值,药师应当参与制订临床药物治疗标准,明确规定合理用药适应证、剂量和应该达到的治疗效果。

6.6行政领导方面障碍

开展业务活动必然会增加基础设施,人员、场所、仪器设备、活动经费的投入,PC的开展增大医院财力投入,且无法收回。当然随着法规、制度等的出台,相信这些问题会得到妥善的解决。

开展PC绝不是药师或药剂科人员单枪匹马能完成的,必须是:药师与医生、护士以及其他健康保健提供者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整体配合,首要的关键是药师下临床要取得医护人员的理解和认同。医生的传统观念认为,他们才是治疗结果的主要责任者,药师经常提出给药医嘱或处方中的不合理用药问题,可能会引起医生的反感和抵触,这样医生可能是反对药师直接干预病人治疗的最大阻力。另外,护士也会对药师出现在治疗现场不适应。一个单位临床药学开展成功的,这方面障碍会大为减少。但如果一个医院的领导能充分肯定药师在药物治疗方面的责任,重视PC活动,对医院其它医务人员改变观念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有一点必须指出,药师开展PC并不是重复医生、护士的临床业务,而是对其工作的补充,不了解这一点就免不了会与医护人员发生职权范围的争执。

7PC势在必行[1,4]

PC在我国虽还处于宣传介绍阶段,实施的难度很大,虽然目前尚无实施的条件,但PC已得到药学界和医院药学人员的普遍关注。理由(1)开展PC的客观条件逐渐形成,随着人民生活的日益提高,对健康保健特别是对用药的要求上升到提高治疗质量,甚至生存质量的高度,因此开展PC的客观条件逐渐形成;(2)医院传统供药模式改变;我国制药工业的大规模高质量的发展,医院制剂将会逐渐减少、萎缩;加之医院药剂科现代化管理,根本改变医院传统供药模式;(3)电脑的使用,药剂人员剩余。因此,如果我们不思改革进取,固步自封,“下岗”的命运将会落到传统的药师头上,人们需要PC,PC也是医院药学人员的下一步出路。我们应当从更新自己的观念做起,正确宣传PC,理解PC,自觉主动加强自身学习,适应PC,为在我国施行PC扫清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努力营造让PC逐渐深入人心、健康发展的大环境。

8未来医院药学的展望

21世纪药师的基本任务就是实施PC。许多药学领域的领导者已经接受了PC的概念,并且正在计划和实施使药房从单纯的调配功能向临床专业的转化[7]。未来的医院药师应该既懂药又了解临床,其基本工作内容有:血药浓度监测与解释、临床治疗咨询与会诊、单剂量作业、病人出院后药物使用教育、门诊病员药物咨询、药物不良反应监察与鉴定、新型科研制剂开发、参与新药临床评价方案的制定等。通过发挥药师的专业特长,保证理想的用药结果,降低因药物有关的医疗费用。尽可能使每一位病人在接受药物治疗后能够保持正常的机体功能和精神状态,生活得健康幸福[9]。

参考文献

高世嘉.药学发展的新阶段——药师监护.中国药学杂志,1995,30(2):97

唐镜波.药学监护的发展与策略.中国药房,1995,6(1):7

张新萍,郭海平,杨智敏.药学监护与临床.中国医院药学杂志,1996,16(10):469

陈秋潮.药学监护是临床药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医院药学杂志,1996,16(9):393

胡晋红,蔡溱.美国的药学服务.中国药房,1998,9(6):283~285

唐镜波.药品管供用的监督指导一体化.中国药房,1998,9(5):198~201

杨樟卫,张均.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评价和药物经济学.药学实践杂志,1998,16(1):5~9

医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医学,中国传统;语言学;翻译;英语

中医药学理论深奥,医学术语内涵丰富,翻译难度比较大。在此,笔者谈几点对中医英译的看法。

1换位思考,力求易于接受

中医英译的读者对象是外国人,所以我们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应该不时地换位思考,站在外国人的角度上,思考所翻译的译文是否能看得明白,并能理解和加以运用。18世纪英国翻译理论家A.F泰特勒(AlexanderFrasterTytle)指出:“好的翻译是把原作的长处完全移注到另一种语言里,使得译文语言所属国家的人们能清晰地领悟、强烈地感受,正像使用原作语言的人们所领悟、所感受的一样。”怎样换位思考呢?首先,应考虑译文语法上是否符合英语表达习惯。汉语和英语各自的表达方法、习惯是不一样的,在翻译过程中,要运用英语的思维翻译中医,而不是站在汉语的角度上进行翻译。其次,考虑译文用词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是否又能符合医学英语的表达方法。普通英语词汇在医学英语中的意义有些会转变,如“tender”本意为柔嫩的,在医学英语中常译为“压痛”;“plastic”本意为可塑的、塑料的,在医学英语中常译为“整形的”;而“labour”由原来的劳动变意为“分娩”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中医翻译过程中所要注意的细节[1]。

2突显文化,力求原汁原味

中医药学蕴涵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其特点是从哲学的角度探索生命,将天道、地道和人道完美地结合成一体[2]。在进行中医英译时,应尽量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及其内涵,将中医学中最能体现文化底蕴的部分忠实地译出,而不是盲目地迁就西医的概念和文化。如五行学说、阴阳学说这些在西方读者看来玄而又玄的学说恰好又是最具文化特色的部分。如果将这些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药学理论生硬地英译,势必会中不中、洋不洋,读者就无法领略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也无法领略中医的真正内涵。因此,中医英译者首先应了解并掌握中国文化知识,其重要性与掌握英汉语言、了解英美文化知识一样[3]。如有的中医翻译者将中医学辨证论治中的“证”,翻译成“symptomcomplex”,这主要是由于翻译者缺乏对中医学本质的理解,比较恰当的译法是翻译成“syndrome”[4]。其次,还应讲究翻译技巧,如明确语境,灵活意译,适当增补,保留原味等[2]。此外,中医药学用语往往言简意赅,不少以文言文形式表达,但在翻译时却不能简单化。如“健脾开胃”仅为4个汉字,我们得把它译成“invigoratingthespleenandincreasingtheappetite”,共7个英语单词。

3直接英译,力求清晰明了

有很大一部分中医术语和西医术语是相通的,英译时可直接将这部分术语翻译成西医相对应的术语,这样易于为掌握西医的专业人员接受。而具有一般概念的日常用语,如头、脚、胸、腹、心、肝、血等,可直接分别翻译成head、foot、chest、abdomen、heart、liver、blood等。在中医英译过程中,应该判断所译术语是否是中医独有。如果不是中医独有的术语,就在英语中寻找能与之对应的确切的术语,而后直接翻译;如果是中医独有的,比如“天癸”、“命门”、“刮疹”等词,就考虑采用音译为好还是意译为好。笔者认为,如果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术语,以音译为好。比如阴阳可以直接译成YinYang,但要用斜体表示并用英语给予具体的解释,读者一看就知道是外来语,而且用拼音译法简单易记易写,有利于中医的传播。类似的术语还有“五行”、“气”、“标本”、“虚实”、“三焦”、“五脏”、“六腑”等,这些都是中医独特思维方式的体现。对于涉及古代朴素哲学思想的中医词汇,能直译者,最好直译。

4意译传达,力求形象逼真

某些中医学专业名词在英语中没有直接对等的词汇,可以通过意译进行传达,并与直译、音译等融合运用。中医学中很多词汇来源于生活感受,构词的原则大多是取类比象,表层结构较简练,但溢于字面之外的内涵却较为丰富。因此,要做到准确翻译,应摆脱字面句式的束缚,透过表层,探究深层的实质含意。阐析性转换模式是翻译中医理论术语的有效手段。如“辨证施治”这一术语蕴含着深刻的语义信息,意思是:将四诊所搜集的临床资料,运用脏腑、经络、病因等基础理论,加以分析、归纳,从而做出诊断和定出治疗措施。只有运用意译方法才能较全面地传达出术语的实质内容,可译成:diagnosisandtreatmentbasedonanoverallanalysisofsymptomsandsigns,thecause,natureandlocationoftheillnessandpatient’sphysicalconditionaccordingtothebasictheories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急下存阴”,这一术语指的是治疗实热证的一种疗法,其实质内容是:使用具有清热作用的峻猛的泻药,迅速通便泻热,清除燥结,以保存津液。可译成:usingdrasticpurgativestoeliminateheatforthepreservationofbodyfluids[5]。此外,中医术语语义丰富,一词多义的现象很常见,因此我们还必须明确语境。在语境中把握词义,方能做到“信”。而对一些艰深的中医术语就不必一味“忠”于原文而死译硬译。可以采用意译,根据语境对原文做适当的调整,舍弃某些与原文形式的对等而求得一种功能对等[2]。

5提高素质,力求科学合理

中医翻译的好坏取决于译者的素质。笔者认为,译者首先应有严谨和科学的工作态度。有许多中医专业术语的词语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相同的词语的意思完全不同。如在中医学中,“更衣”一词是大便的古称;“风水”一词指的是由于风邪侵袭而导致的以水肿为主症的病证[6]。诸如此类的词语在中医学里很多,因此,译者唯有以严谨和科学的工作态度认真对待中医翻译,才能将中医理论知识准确传达给外国朋友。其次,译者不仅要具备丰富的中医理论知识,还应具备丰富的中国古典文化知识,只有这样,才能领会并深刻理解中医论著原文。同时,译者还得对西医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有所了解,并较好地掌握医学英语。最后,译者还应有较高的英语专业素质。能否将原作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完全、忠实地转达,与译者翻译时所用的语言专业水平是直接相关的。英译的中医论著是供使用英语语言的人们阅读的。如果译者的英语水平较高,英语基本功扎实,对英语遣词、造句、语法结构、修辞等有广泛的知识和熟练的翻译技巧,所译出的中医译文的语言就会流畅、顺达,阅读者就会清楚、明了地获得中医原文所提供的信息。

[参考文献]

1曹珏,熊学敏.浅谈医学英语翻译特点[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999,19(9):561.

2何敏.谈谈如何在翻译中保留中医术语的文化色彩[J].湖南中医学院学报,2004,24(4):3335.

3罗磊.中国文化和中医英译[J].中西医结合学报,2004,2(4):319320.

4王悦.提升中医翻译规范性的思考[J].浙江中医杂志,2004,39(1):46.

医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平安时期日本医学医心方

延历13年(794)日本都城从长冈迁到平安京(今京都),直至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的400年间,史称“平安时代”。平安时代约相当于中国唐中期经五代十国至宋代。

平安初期,日本政府继续推行日中经济文化交流政策,仍有留学生、学问僧随船入唐,他们回国后积极传播中国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至9世纪后半期,唐王朝摇摇欲坠,宽平6年(894),新任的遣唐使菅原道明(845~903)引用在唐学问僧中馞的报告而上奏天皇,以“大唐凋敝”、“海路多阻”为理由,建议停派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这建议,两国关系遂告中断[1],不久唐亡。自894年中断唐使派遣开始,日本政府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双方几乎没有官方来往。

与官方交流相反,民间贸易却十分兴旺。日本的王公贵族对中国的货物极感兴趣,积极地开展与中国商人的私人贸易。北宋时,中国赴日贸易的商船,仅有据可查的就达70多次[2]。南宋时更趋频繁,“那时,日本沿海地区都有宋商人居住,重要港口敦贺、博多地区,居住商人犹多。据记载,仅1151年,在博多地区留居的宋人就有一千六百余家”。[3]

12世纪平清盛执政以后,立刻改变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积极谋求与宋朝的友好,扩大两国贸易。平清盛甚至允许宋商船直接驶入濑户内海,宋日交往更加频繁。

1中医药书籍流传日本与日本医学的雏形

随着日本引进和学习中国医药学热情的不断高涨,遣唐使、留学生及学问僧们竞相输入中国医学典籍,到宽平6年废止遣唐使为止,唐朝的主要医书已基本传入日本。

宇多天皇宽平3年(891),藤原佐世奉敕登记日本图书,撰成《日本国见在书目》,此书反映了当时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基本情况。《日本国见在书目》共收录医书共160余部,1309卷,其中只有《鉴上人秘方》和《摄养要诀》两书为日本人所著,其余全为中国医书。清和天皇贞观17年(875),日本国家藏书库冷泉院失火,图书损失殆尽,《日本国见在书目》是在那次火灾的15年后(891)经过一番收集才编定的,“书目”中所收藏原冷泉院藏书仅29部,因此可以推断,当时传入日本的中国典籍,实际上要远远超过“书目”中所载的数量。

此外,日本仿唐制制定医学教育机构,并规定医生、针生等应学习的教科书目全部为中国医学典籍,由此表明当时日本摄取中国医药文化的强烈愿望。

到平安时代,经过数百年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学习,日本确立本国文化的意识逐渐增强。同其它领域一样,日本人参照中国医学典籍,开始自己编撰医书,“这可以说是平安时代医学的特征之一”[4],富士川游也指出平安时代日本医学的特点是“承奈良朝之后,模仿隋唐医学,其后期则谋求折衷”。

大同3年(808)出云广贞和安备真直等人奉敕撰写《大同类聚方》100卷,此书现已无存。据说它是收集日本全国各种固有的医方编撰而成,此说究竟正确与否尚待考证。广贞曾根据天平宝字5年(761)回国的遣唐使提供的资料,重新制定了药方的度量衡,另外,他的儿子菅原岑嗣也撰有医方书,即《金兰方》50卷(870年以前),现也已失传[5]。

日本引进中国医学,在平安时期已经开始了日本化阶段,虽说上述日本医家著作还多属摘抄,但却富有其选择、心得与吸收运用的特点。尽管中医学理论在这些著作中仍然清楚可见,但毕竟已不完全是中国医学的原貌,日本医家已不满足于阅读中国医学原著,这是医药文化交流深入发展的必然阶段,《医心方》的出现正说明这一点。

2《医心方》的出现

《医心方》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医学大型方书,成书于984年,同中国医书《外台秘要》一样,将大量的引文皆详细注明出处,因所引医书今尚存极少,所以“它可以称为中国医学乃至东亚医学的历史证言集。”[6]

日本花山天皇永观2年(984年),著名医学家丹波康赖(911~995),模仿中国医书,撰写《医心方》30卷,使日本的医学发展达到了空前水平。丹波康赖是早先归化日本的阿智王的8世孙,因任针博士、医博士而获有“丹波宿祢”这一赐姓。

但就《医心方》是否为丹波康赖一人所撰这点,日本医史学家宗田一在《图说日本医疗文化史》中提出以下观点:他认为,“此书各卷有重复部分,引用和内容有相当的差距以致全书缺乏统一性,所以有可能是由多人共同编撰而成”[7]。不管《医心方》是丹波康赖一人撰成,还是多人共同编撰,它在日本及中国医学界的价值都是不容低估的。李经纬对此书评价为:“不单标志着日本医学发展的新高度,而且是中日医学交流的新结晶”[8]。

关于《医心方》编撰之际所参考的中国医学著作等问题,许多学者均有论述,因统计方法与要求有所不同,数字出入较大。中国学者马继兴“《医心方》共引用医书与非医学书籍共204种,其所引条文10877条,除引用朝鲜医书两种6条外,其余全部为中国古医籍。”

《医心方》中所引的中国唐以前医书达22种,其中大部分在中国已不存世。因为丹波康赖撰《医心方》时,每条引用均严格注明出处,或更以考证、注释法给予出处说明,这就为已佚医书的辑录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丹波康赖的后代多纪元坚等在安政元年(1854)作《刻医心方序》时指出:“遇有可注明者附以案语,……其书体例盖准拟之王焘外台秘要方,而其引据之博与立论之精且确,则有过无不及也”,这确是比较客观的评价。因《医心方》中所引用的这些文献完全保留其原始形态,所以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医学是一部无可替代的史料。

《医心方》并不是单纯的引用抄录《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中国医书的内容,丹波康赖具有自己明确的立场,他对材料进行选择、取舍、加工、删除、重新组合、排列、立项、分类,整体编成新的框架。

《医心方》的编辑方法反映了日本人特有的眼光。如涉及阴阳五行说、脉论等唯心的、思辨的内容多被节略,只载录了具体的、实用部分。“将其所选的处方和中国处方相比较,其多选用单纯处方。在当时,一种处方中含有五六十种生药并不奇怪,而《医心方》中的同样处方最多只剩下五六种生药这样简单。”[9]这些特征是重视实用性胜于逻辑性的日本思维方式的体现。正如佛教学者中村元先生所言,“日本比较喜欢具体,在原始日本语中几乎没有抽象语。印度人喜欢抽象,中国可以说处于两者之间,所以从这个观点看,《医心方》毫无疑问是具有日本人特点的书籍。”[9]

在这之后,直到平安时代结束的100余年间,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没有超越《医心方》的医书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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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宗田一.图说日本医疗文化史[M].京都:思文阁出版,1989:47.

医学范文第4篇

1运动医学研究现状

运动医学研究是随着体育运动对人体运动能力需求的不断增加而发展进步的。同时,也与生物医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各学科间的相互渗透,新理论、新技术的不断应用息息相关。随着生物医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运动医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目前,有关基础性研究已从整体、器官与系统水平拓展到组织与细胞水平,尤其电子显微镜、荧光显微镜、流式细胞仪的问世,使运动医学研究深化至亚细胞与分子水平,诸学者在各器官系统对于运动训练的适应性方面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为运动员身体器官系统适应性改变的形态结构与功能代谢基础、运动肌肉纤维类型分类及运动性伤病的组织病理学特征方面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实验依据[1)[2][3][4][5]。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细胞学研究方法的进展,计算机显微图像分析仪、显微分光光度仪、流式细胞仪的开发与应用,运动性组织细胞形态学研究从传统的定性研究跨入了定量研究阶段,尤其在运动性心肌与骨骼肌肥大及有氧运动的组织细胞学基础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揭示了运动性心肌与骨骼肌肥大和有氧运动的定量组织细胞形态学基础[6][7][8][9][10][11]。20世纪90年代初,自动化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即“细胞工作站”的问世,使运动医学研究进一步深化,实现了运动性组织细胞形态学研究从死细胞到活细胞研究的飞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活细胞内亚结构、DNA、RNA、酶类、受体分子及离子研究的定量定位定时及动态变化。为运动性心肌与骨骼肌收缩功能增强的重要耦联因子及肌纤维收缩速率及输出功率的关键环节的揭示以及运动性心肌与骨胳肌肥大发生机制的探讨提供了可贵的实验依据[12][13][14][15]。

近年,随着基因重组与克隆等分子生物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运动医学研究又从细胞、亚细胞研究扩展到分子与基因水平的研究,使运动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对于运动性心脏与肌肉肥大的发生、发展与转归有了新的认识,为揭示运动器官系统适应性的形态结构与功能代谢基础、运动器官系统适应性的发生机制、运动性伤病的组织病理与分子病理学特征以及运动员身体结构的机械运动规律及其体育运动技术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运动医学学科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16]。最近,在运动性微损伤的病因与病变的研究方面又提出了新的概念,认为运动性微损伤、运动性疲劳及过度疲劳的发生可能与细胞凋亡有关[17][18][19][20][21][22][23][24],为运动性微损伤、运动性疲劳及过度疲劳的进一步研究开拓了1条新思路,展示了广泛的研究前景。

运动员科学选材作为运动医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已成为体育科学研究的热点。由于制约运动员成材的因素很多,因而选材研究的内容必然涉及到方方面面众多领域。目前,运动员选材已从单一方面研究深入到全面展示不同项目运动员身体形态、生理机能、生物力学及心理学方面的综合特征,尤其深入到运动员不同运动能力的遗传特征和家族聚集性等方面的研究,并已着手探讨体质与运动能力相关基因的分布特征、基因表达、变异状况等问题[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

相信不久的将来,经过科学选材及运动员身体形态结构与机能代谢诸方面的综合研究,必将把竞技体育运动向更高、更快、更强的方向推进。同时,随着社会体育的发展,运动医学研究亦将为大众健康的实现及全民身体素质的提高发挥重要作用。

2新技术对运动医学学科发展的推动

1个世纪以来,运动医学研究颈域之所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无不得益于现代细胞与分子生物学技术与方法的建立与发展。

2.1从定性到定量研究的飞跃

自17世纪显微镜用于医学诊断与研究以来,传统的显微形态学研究多采用定性观察与描述,少数显微形态计量分析也仅限于二维结构水平,很难客观反映细胞本来的三维结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的进展,数学家与形态学家共同合作把显微镜直接观察的平面(二维)形态图像,通过数学方法推导衍化为三维空间结构,并建立了生物体视学(bio-sterology),用以进行细胞显微形态计量分析[41][42]。这是3个世纪以来细胞生物学研究技术的1项重大革命。就形态特征而言,人体基本结构——细胞的有形成分主要分为3类:1)膜结构,包括质膜、核膜、线粒体膜、内质网膜、高尔基复合体膜、毛细血管内皮细胞膜等;2)颗粒结构,包括线粒体、溶酶体、微体、分泌颗粒等,3)纤维结构,包括微管、微丝。无论是膜、颗粒,还是纤维,任何1种结构在空间均占一定体积,均呈三维结构。因此,细胞形态计量学的内容就是将显微镜下所观察到不同形态(点、线、面)进行三维重现并数字化,定量反映出细胞结构特征[7]。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生物体视学的建立,显微形态计量技术的发展及自动显微图像分析系统的建立与应用,使各器官系统的运动适应性的显微形态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精确、客观,并以量的概念反映形态结构变化的阶段,避免了以往定性观察难免的主观臆测和视觉误差。这也是运动医学学科创建近1个世纪以来运动医学研究领域的重大进展,揭示了机体运动的动力器官——心脏和直接运动器官——骨骼肌对运动训练适应性的定量形态结构基础,也为运动性心脏和骨骼肌问题的深入探讨与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9][10][11]。

2.2从死细胞到活细胞的飞跃

活细胞研究,尤其是成年活细胞的研究,一直是运动医学研究领域的夙愿。多少年来,由于活细胞分离、培养技术,特别是活细胞观察手段的限制,使其难以实现。20世纪90年代初,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及其新型探针的问世,使我们能在不影响细胞活性的基础上观察与研究活细胞的形态、结构及成分[43][44][4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laserconfocalmicrosopy)是继计算机图像分析技术后现代细胞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技术的又一项重大进展,它在光学显徽镜的基础上结合激光与计算机图像分析处理技术将光学成像的分辨率提高了30~40%。激光共聚焦显微镜集图像分析仪、流式细胞仪及显微分光光度计之功能为一身,通过特异性荧光染色不仅可对细胞内线粒体、溶酶体、内质网、细胞骨架、结构蛋白、酶类、受体、DNA、RNA含量及分布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还可对细胞内离子含量、分布及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因此,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又被称为“细胞工作站”[46][47]。

我们知道,细胞内游离钙作为第2信使广泛参与细胞生理活动的调节过程。一方面,尤其在心肌和骨骼肌的细胞增殖过程中,胞内游离钙介导神经内分泌激素刺激细胞增殖基因的表达,诱发心肌细胞增殖肥大的发生;另一方面,在心肌收缩过程中,胞内游离钙作为耦联因子诱发心肌和骨骼肌细胞兴奋与收缩的耦联过程进而产生肌收缩。因此,肌细胞内游离钙的变化直接涉及到运动性心脏与骨骼肌结构与功能的重塑的发生过程。长期以来,由于方法学限制,很难直接分析测定细胞内游离钙浓度的改变。近年,随着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的问世,尤其新一代钙指示剂Fluo-3/AM的开发,在不影响细胞活性基础上对胞内游离钙进行动态分析,解决了多年来胞内游离钙研究的方法学问题,使活细胞内游离钙的研究得以实施。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下通过图像扫描方式分析处理出静息与收缩状态下心肌和骨骼肌细胞内钙的荧光共聚焦图像,为运动心脏和肌肉肥大发生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也使运动性心脏和肌肉肥大发生机制的探讨进一步深入[13][14][48][49][50][51]。

2.3从形态到功能的飞跃

多少年来,运动医学领域的组织细胞研究多以形态观察为主,通过细胞内结构的形态与数目的变化间接反映各功能结构的功能状态。然而,免疫组织细胞化学与原位杂交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能在组织细胞原位直接了解细胞结构的功能变化及特异性功能活性物质的活性与分布。

免疫组织细胞化学与原位杂交技术是利用特异性抗原抗体反应与基因重组过程在组织细胞原位上显示和研究某特定物质的化学性质与功能特征的方法,其技术特点决定了它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定位准确的优点。因此,该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泛应用于运动医学研究领域的组织细胞中蛋白质、多肽类、多糖类及核酸类活性物质的定位、定性与定量研究。近年,应用胶体金免疫组织细胞化学技术,对运动心肌中心房利钠多肽功能活性进行了定量研究,展示了心源性激素的储存形式、功能结构及功能活性,为运动心脏内分泌功能的研究提供了实验依据[10][11]。在运动性伤病研究中,通过特异性胶元免疫组织细胞化学技术的应用,揭示了运动性关节末端病的病因与发病机制。此外,在运动性骨骼肌疲劳与损伤研究方面,应用DNA缺口末端标记(TUNEL)和酶联免疫分析技术,观察到在运动性骨骼肌微损伤时,有肌细胞凋亡复合物的存在,并有肌细胞染色体DNA断裂,核小体DNA与核心组蛋白H2A,H2B,H3和H4紧密结合,形成复合物的情况,在组织细胞原位上确定凋亡细胞的存在,为运动性骨胳肌疲劳与损伤机制的探讨提供了实验依据[52],使运动性伤病的病理学研究定位更准确、更具特异性,实现了形态与功能的有机结合。2.4从细胞到基因的飞跃

自20世纪中叶DNA双螺旋模板学说的提出、基因调控操纵子理论的问世以及DNA限制性内切酶的发现,奠定了现代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技术的基础。目前,已建立了一整套DNA体外重组技术,尤其最近人类基因组序列草图的完成,使得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发生了划时代的突破和历史性的变革,这一科技进步震撼了人类社会。人们预言,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基因工程为主导的生物技术将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前途,并以巨大的活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作为运动医学工作者,在以基因工程为主导的生物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应用此项技术研究体育运动问题,责无旁贷。近年来,在运动心脏重塑的发生与转归机制研究中,诸学者应用分子杂交技术(molecularhybridization)——遗传信息的载体DNA和mRNA研究的有效工具,比如固相杂交、液相杂交和原位杂交技术,对运动心肌组织中初始应答基因(原癌基因,c-fos)和次级应答基因(心肌收缩蛋白基因α-MHC、β-MHC、α-actin及ANF)的表达水平进行了定量分析,为运动心脏重塑发生机制的探讨提供了重要实验依据[53]。

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技术(RT-PCR)也是近年来飞速发展并成熟的1项分子生物学技术,是检测mRNA的1种快速而方便的方法。由于其内参照与目的基因的共扩增而避免了操作中的系统误差,而且,针对每个目的基因的特异性引物使用又保证了此法具有较高的特异性,故特别适用于大规模基因表达的分析。目前,在运动医学研究领域已应用此项技术对运动心脏中心房和心室的初始应答基因(原癌基因myc)和次级应答基因(心肌收缩蛋白基因MLC-2)的表达水平进行了定量观察,使得运动心脏重塑发生机制的探讨又向前进了一步[54]。通过此项技术的应用,使运动性骨骼肌疲劳与恢复机制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为指导运动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此外,应用此项技术对运动员性别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上也有了明显的进展。

最近,基因芯片技术的建立又为我们提供了1项研究和探讨运动能力相关基因特征的有效手段,基因芯片技术通过微加工工艺在厘米见方的芯片上集成有成千上万个与生命相关的信息分子,将生命科学研究中所涉及的不连续的分析过程(如样品制备、化学反应和分析检测),利用微电子、微机械、化学、物理技术、计算机技术在固体芯片表面构建的微流体分析单元和系统,使之连续化、集成化、微型化,是1种高通量检测技术。因此,此项技术可以允许研究人员同时测定成千上万个基因的表达谱,变异谱及其作用方式,几周内能获得其它传统方法几年,乃至几十年才能得到的信息,其最大特点是大规模、高通量、灵敏性高、准确性高,快速简便,解决了以往基因研究技术的繁杂与效率低的问题[55]。目前基因芯片主要分为2类,寡核苷酸芯片和表达谱芯片,其中,寡核苷酸芯片可用于检测人类SNP。最近,国内学者已着手应用基因芯片技术探寻运动能力相关基因[56][57],期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在运动能力相关基因的诊断、运动员基因选材和运动性猝死的基因诊断方面有所突破,为我国优秀运动员的选择、培养及运动性猝死的防治提供有效的方法手段。

3热点问题与前沿研究

3.1运动员基因选材与基因诊断问题

实践证明,只有那些具有天赋的运动员,才能攀上世界的顶峰。所谓运动员科学选材,是根据不同运动项目的特点和要求,用科学的、先进的手段和方法,通过客观指标的测试,全面综合评价和预测,把先天条件优越,适合从事某项运动的人从小选拔出来,进行系统培养,并且不断地监测其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是预测。没有预测,就没有选材。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基本上是凭教练员的经验,根据比赛中的成绩进行运动员选材的。这势必造成成材率低,人、财、物力的浪废。20世纪70年代中期,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等从研究青少年儿童运动员身体生长发育规律入手,对生长发育与科学选材关系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已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原国家体委组织了几项大规模的研究课题(《优秀青少年运动员科学选材》和《儿童少年运动员选材标准的研究》等),获得了大量的指标数据,为我国青少年运动员科学选材提供了广泛的科学依据。此外,科研工作者还从运动员身体形态、机能、素质、心理以及遗传等不同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科学选材研究,为运动员科学选材实践提供了广泛的理论依据和实际应用方法。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如前苏联、东欧、美国等竞技体育水平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与其对运动员运动能力的研究与挖掘的重视及较高的研究水平密不可分。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主要是以“自愿原则”自然选拔,但在运动员科学选材方面,不仅探讨不同项目运动员身体形态、生理机能、生物力学及心理学方面的特征,而且进行运动员不同运动能力的遗传特征和家族聚集性研究,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运动员选材的研究深入到分子遗传学领域,探讨具有不同运动能力者相关基因的分布特征、基因表达状况以及对运动训练的适应性等问题。总之,随着竞技运动水平的不断提高,科学选材的基础——人体运动能力的遗传性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组成运动能力的性状,无论是形态、生理还是素质性状,绝大多数均属数量性状,由多基因控制。在向后代传递过程中,由于微效基因的累加效应、基因传递与表达方式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可使运动能力性状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因此,运动能力的遗传与变异具有连续性和相关性特征。在我国及世界许多国家中出现了体育世家现象。有研究发现,在运动能力的遗传中,只要具有卓越运动才能的亲代不是极端个体,其子代不但有50%以上的人具有优越的运动才能,而且还可能出现超越亲代的个体。此外,控制运动能力的基因有多效性,同时在向后代传递过程中又具有连锁性,从而使基因与性状纵横相关,它们之间既能相互促进,又可相互制约。研究发现,从选用足长、头围等形态指标预测身高,从体型到运动项目特点,从肌纤维类型、最大耗氧量等机能指标与身体素质的关系,以及从皮纹、血型甚至额部发际参差状况与人体运动能力、适宜运动项目之间的关系等等[58][59][60][61][62],研究均充分体现了基因与性状的关联,但目前尚缺乏基因与性状之间关系的机制及综合性研究。

近年,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与理论的飞速发展,尤其是DNA重组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可以从基因水平上寻找决定人类运动能力的基因,在分子水平上探讨人体对长期训练的适应性变化,从而能更加科学而准确地评估个体的运动状态及运动潜力。由此可见,基因选材将成为未来运动员科学选材的主要研究内容。

任何遗传分析都是以遗传标记为基础的,遗传标记是1类用来区分不同个体或群体,同时又能稳定遗传的某些物质。目前,新型遗传标记的研究已转向遗传物质本身——DNA分子。由于各种遗传信息都蕴藏于DNA分子中,生物个体之间的差异,本质上是DNA分子的差异。不仅DNA编码序列比相应的蛋白质有更多的变异,而且DNA非编码列具有更广泛的多态性。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RFLP)和单核苷酸多态(SNP)作为遗传标记有广阔的前途,其不仅可以用于遗传病的产前诊断、杂合子携带者的检出和亲子鉴定,还可以应用于运动能力相关基因的检测、天才运动员的基因组型鉴别以及基因在训练环境中的表达与变异状况的研究[63][64][65][66][67][68]。

3.2杰出的运动能力相关基因研究

运动能力很大程度上受控于基因的事实已为世人接受。近年,随着分子遗传学的进展及其对运动医学领域的渗透,国内外学者尝试着探讨与运动能力相关的基因。目前研究发现,有氧能力有关基因有ACE、CKMM、ADRA2A及mtDNA的D-loop和MTND5等;与肌肉力量有关的基因主要涉及GDF8、CNTF等。人们试图探明这些表型的基因标记或定位,以解决优秀运动员的早期选材问题,并从分子水平揭示人类运动能力的遗传生物学机制。目前,在这一研究领域,诸学者已展开相当规模的实验研究,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研究成果。

耐力素质是运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运动能力相关基因研究最活跃的领域。目前研究发现,耐力素质为多因子的复杂表型,受到多基因控制,涉及到耐力素质的基因有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CE)、肌肉组织特异性磷酸肌酸激酶(CKMM)、肾上腺素能α受体(ADRA2A)、Na[+]-K[+]-ATPaseα2基因以及线粒体基因(mtDNA)等。.2.1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CE)基因

ACE基因位于17q23染色体区域,全长21kb,含26个外显子和25个内含子,在第16号内含子以一段287bp的重复序列为标记构成ACE基因的插入/缺失(I/D)多态。Montgomery为首的研究小组最先报道了33名英国优秀登山运动员的ACE/ID与1906名健康男性对照的研究结果[69],发现登山运动员与常人不论在基因型频率还是等位基因频率上均有显著差异(P<0.02和P<0.003),且登山运动员多为ACE-Ⅱ纯合子,而少见DD纯合子,尤其曾登上海拔8000m高度的运动员中无1例为DD纯合子,有趣的是,前5名最优秀的运动员均为ACE-Ⅱ纯合子。George等研究发现[70],在普通海拔训练的64名参加奥运会选拔赛的澳大利亚划艇运动员中ACE-I等位基因的频率显著高于常人水平。Myerson等对79名奥运会参赛的田径运动员的分析也显示[71],随着运动距离(<200m;400~3000m;>5000m)的增加,ACE-I等位基因的频率增加(P=0.009),而其他401名非耐力项目运动员中未发现ACEI/D分布与常人的差别。西班牙一研究小组也曾报道,ACE-I等位基因在优秀耐力运动员中(自行车、长跑)的分布频率高于常人对照组(P=0.0009)[72]。赵云等的研究也发现,优秀长跑运动员ACE-I等位基因的频率显著高于常人对照组[73]。

尽管目前多数研究认为优秀耐力运动员ACE-I等位基因的频率显著高于常人,但仍存在争议,Taylor等的研究就未发现ACE-I等位基因与优秀耐力运动员的关联[74];同样,Karjalainen等对80名芬兰国家队优秀耐力运动员(包括长跑、越野滑雪、铁人三项)的研究也未得出ACE-I等位基因与优秀耐力相关联的结果[75];此外,Rankinen等的研究也无肯定结果[76]。分析争议的可能原因:1)由于基因多态关联分析是检验在1个种群中带有性状的无关个体与不带有性状的无关个体在某一遗传标记位点处是否会出现不同的频率。关联存在表明,所选基因可能是控制性状的基因,或在控制性状的位点,或与控制性状的基因连锁不平衡。因此,表型微小的差异可能造成关联结果的明显差异。优秀耐力作为运动素质表型,在不同运动项目可能就存有差异。分析认为单个运动项目的基因多态关联分析可能会更可靠。2)运动员经过长期不同环境和不同方式的训练,其基因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般认为,有氧能力附图(附图)是杰出耐力的重要限制因素。最近,有关附图与ACE插入/缺失(I/D)多态关系的研究已有报道,但研究结果并不完全支持这一观点[77]。家系研究发现,20周耐力训练后,在高加索人种的子代ACE-DD纯合子附图显著增高,父代则未见此现象[78]。Rankinen等研究结果也不支持在普通海拔携带ACE-I等位基因的群体的耐力天赋是由心肺功能的改善引起的,认为附图可能决定在耐力运动中能量产生的上限,并不完全主宰运动员的耐力水平和运动成绩。也有研究显示,优秀登山运动员的静态的和动态的肺活量和心脏结构与功能参数与常人对照无显著差异,推测携带ACE-I等位基因的优秀登山运动员的天赋并不完全取决于心肺功能的改善,而运动员肌肉毛细血管与其横截面积比率的增加以及高动静脉氧差更能解释ACE-I等位基因的优秀登山运动员对高海拔训练的适应机制。最近,Williams等发表在《Nature》杂志上1篇研究结果认为,肌肉作功与能量消耗的比值(DE)是评价肌肉效能最好的指标,其研究发现经过11周训练后仅ACE-II基因型的DE显著增高[79]。另1研究报道,ACE-II基因型群体较ACE-ID和DD基因型群体表现出相对高的能量节省化状态,且去脂体重也高于其它基因型[80]。这些研究结果均支持I等位基因主要是通过肌肉效能影响运动能力。此外,与ACE-I等位基因关联的优秀耐力运动员群体血浆和心肌组织的ACE水平也高于其它基因型,如能进一步研究分析ACEI/D多态与肌肉中ACE的水平,肌纤维类型、体积,线粒体密度,毛细血管密度,底物利用等方面的关系,可能会得出更有效和可靠的实验依据。转3.2.2肌肉组织特异性磷酸肌酸激酶(CKMM)基因

CKMM基因位于19q13.2~q13.3的染色体区域,其长度约有17.5kb,包含8个外显子和7个内含子。研究表明,肌肉中CKMM的功能在于生成肌球蛋白头部高浓度的ATP。不同肌纤维类型中的CKMM活性亦有差异,I型肌纤维中CKMM活性较II型纤维至少低2倍。研究认为,低CKMM活性是耐力运动员工作肌群的典型特征。有研究表明,遗传因素对肌纤维类型分布以及肌肉组织中酶类活性的变异有调控作用。动物实验显示,小鼠的CKMM基因被敲掉后,可观察到实验动物在低强度运动中,耐力水平有明显提高,抗疲劳能力增强,肌肉组织合成ATP的能力也明显增强[81]。人体实验显示,由于CKMM基因编码区域的突变而形成的变异基因型与耐力水平有一定关联[82]。此外,该变异基因型对耐力训练较未变异基因更为敏感。Saks和Wallimann等对CK在细胞内的作用作了综述,提出了2种假说,一是在高能量需求时CK作为“暂时的能量缓冲系统”保持ATP/ADP的比率;二是CK可作为能量转运单位,将能量从产生部位转运到利用部位。说明CK在能量代谢系统发挥重要作用。

Rivera等通过NcoI和TaqI酶切位点的基因多态分析(RFLPs)未发现这2个位点的单体型与优秀耐力存在任何关联[83]。但其在家系研究中报道,NcoIRFLPs在父代杂合子的附图显著大于纯合子;并且此多态与个体对耐力训练的反应呈显著性关联,未突变的纯合子对运动训练最不敏感,其训练增益显著低于其它基因型,其变化率在父代低于其它基因型3倍,子代低于其它基因型1.5倍,而在训练低反应群组中,CKMM纯合子竟占33%,其频率为其它基因型的3倍。而且,这类纯合子与训练高反应群组无缘,其多态分析解释了个体变化率差异大约在9%~10%[84]。其后,Rivera等的连锁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85]。

3.2.3组织相容性抗原(HLA)基因

HLA复合体位于6q21染色体区域,近年研究发现,该基因与人类运动能力有关。Rodas等对HLA复合体进行了基因多态分析,其中A2A11基因型可能为运动能力的遗传标记。通过双生子群体中HLA复合体与附图的关联分析发现,HLA基因A2A11群体附图平均值达到71±4ml/mim/kg,而未携带A2A11的群体附图平均值58±5ml/mim/kg,其差异达显著性水平(P<0.001)。分析认为,携带A2A11的群体可能是为运动训练高敏感群体[86]。显然,HLA基因多态有望成为运动能力遗传标记。

3.2.3肾上腺素能受体(ADRA2A、ADRB2)基因

近年研究发现,肾上腺素能受体基因ADRA2A和ADRB2与运动能力有关,ADRA2A和ADRB2基因分别位于10q24-26和5q31-32染色体区域。Wolfarth等对肾上腺素能受体基因Dral位点的多态分析发现,DralRFLPs在优秀耐力运动员组和常人中存在显著差异(P=0.037),其中,6.7kb的等位基因在优秀耐力运动员中的分布显著高于常人。值得一提的是,此项研究中受试者是以附图>74ml/mim/kg作为优秀耐力运动员的标准的。[87]研究还发现,8对同卵双生子经过20周的耐力训练后,脂肪水解活性显著增高,其变化呈现同卵双生子内的高度一致性,而双生子间则呈异质性,表明训练引起的脂肪水解的变化主要由相关基因型决定,且ADRA2A和ADRB2结合位点的分布呈部位特异性,儿茶酚胺激活的脂肪水解的差异与肾上腺素能α2受体的亲和性及数目有关。研究发现,马拉松运动员对脂肪的利用率就显著高于常人和其它运动项目,脂肪水解供能又是耐力运动的重要能量代谢途径,而肾上腺素能受体基因通过调控ADRA2A和ADRB2与儿茶酚胺的结合位点而发挥作用,也有望成为杰出耐力的遗传标记。

3.2.4Na[+]-K[+]-ATPaseα2基因

Rankinen等在家系研究中对Na[+]-K[+]-ATPaseα2基因多态进行了双生连锁分析,结果显示,Na[+]-K[+]-ATPaseα2单体型与运动最大输出功率变化率(Wmax)连锁(P=0.003),BglIIRFLPs与附图和Wmax无连锁。结果提示Na[+]-K[+]-ATPaseα2基因的多态与运动训练敏感性关联[88]。目前,相关文献还未见其与优秀耐力水平关联的报道,但目前实验研究支持Na[+]-K[+]-ATPaseα2基因在肌肉收缩、疲劳过程及运动能力中的作用。动物实验发现,抑制Na[+]-K[+]-ATPase活性引起骨骼肌运动能力降低。人体实验显示,有训练者股外侧肌的Na[+]-K[+]-ATPase活性显著高于常人对照,且其活性变化独立于肌肉氧化代谢变化。鉴于Na[+]-K[+]-ATPase是恢复Na[+]-K[+]电位梯度的关键酶,预测Na[+]-K[+]-ATPaseα2基因可成为评定运动能力的候选基因。3.2.5线粒体(mtDNA)基因

研究证实,骨骼肌ATP的再生能力是维持高水平运动能力的1个重要的限制因素,而线粒体是氧化磷酸化生成ATP的重要场所,线粒体作为核外惟一具有遗传效用物质(mtDNA)的细胞器,具有自我复制功能,并控制相当的遗传性状。目前研究表明,mtDNA是基因组中惟一不遵循孟德尔遗传规则的基因序列,mtDNA由16569bp构成的双链环状结构,可编码下列结构:1)NADT脱氢酶的7个亚基(MTND1,MTND2,MTND3,MTND4,MTND4L,MTND5,MTND6);2)ATPase合成酶的亚基6和亚基8;3)细胞色素bc1复合物的亚基;4)细胞色素c氧化酶复合物的亚基Ⅰ,Ⅱ,Ⅲ,包括呼吸链和氧化磷酸化过程67个酶中的13个;5)2个rRNAs和22个tRNAs。此外,mtDNA还包括其中惟一的非编码区D-Loop。D-Loop包括了重链及轻链的启动子区,重链的复制源区,调控mRNA表达的保守序列。目前研究认为,mtDNA中除D-Loop和8275bp处的87bp被认为是非编码核苷酸,其它区域都有编码功能。其mRNA可从单一位点转录,即所有tRNA、rRNA、mRNA均由同一顺反子转录而来,并且有部分基因的重叠。因此,mtDNA任一位点发生变异都有可能影响线粒体蛋白质的表达和功能,或影响nDNA和mtDNA的相互作用,继而影响线粒体的合成和功能。

研究曾发现,附图(ml/min/kg)母子存有显著相关(r=0.28),家系研究也表明附图的遗传因素中30%是由mtDNA遗传决定的[89]。陈青等报道mtDNA/D-Loop(MspⅠ,KpnⅠ,HinfⅠ,HaeⅢ)RFLPs在优秀耐力运动员与常人的分布频率有显著性差异,其中,MorphⅦ,Ⅷ,Ⅸ为优秀耐力运动员所特有。此外,研究还发现,有氧耐力训练反应敏感的少年运动员中表现出较高的mtDNA/D-Loop基因多态变异型[90]。但Riveera等的研究未能证实上述结果,没有发现BamHⅠ,NciⅠ,KpnⅠRFLPs在优秀耐力运动员与常人在分布频率的差异[91]。分析比较有关结果差异的原因,可能与研究所选择的优秀耐力的标准(附图)和受试者来源(种族)不同有关。另有1项有意义的研究为mtDNA基因多态研究注入了活力,该研究用22种内切酶对mtDNA基因组3%的区域进行了切割扫描,结果发现:普通健康个体携带下列3种多态之一者具有较高的附图(ml/minkg):1)BamHI-MTND5(13364bp);2)NciI-MTND5(13470bp);3)MspI-threoninetRNA(MTTT,15925bp)。携带ScaI-MT-ND5(12406bp)的群体附图(ml/min/kg)低于整个群体的平均值。若对受试者进行20周的有氧耐力训练,其附图(ml/min/kg)显著性增加,变化范围在2~20ml/min/kg之间,但携带HincⅡ-MTND5者附图(ml/min/kg)的变化值(0.28l/min)低于其它基因型携带群体(P<0.05)。此外,目前研究还证实,mtDNA是惟一经过母系遗传的遗传物质。

3.2.6基因组扫描

近年,人们通过基因组扫描技术来探讨运动能力的遗传性,Bouchard等1997年对高家索系进行了基因组扫描研究,他们从受试者的22号常染色体长臂上7个基因多态标记与心肺机能(附图、HRmax、最大氧脉搏)以及对运动训练的敏感性入手,进行连锁分析,但分析结果未发现任何连锁,其所选7个多态标记分布在GLUT5,Mb,nmMHC,PKC,PARV,PPARα,MitCPTII基因区域[92]。此后,该研究小组又对22对常染色体进行了连锁分析[93]。结果发现,D4S3248与附图有最强的连锁,其距β-sarcoglycan基因0.2cM,后者是肌质网蛋白-糖蛋白复合物的组成部分,能够通过增加肌膜的稳定性,维护肌细胞功能。此外,在基因组扫描中还发现,D8S592距肌钙蛋白合成复合物β-I基因5.9cM;γ-sarcoglycan(13q12.11)、dystrophin-associatedglycoprotein1(3p21.31)laminA/C(1q21.2)分别与遗传标记距2.3~6.2cM。D14S587在肝糖原磷酸化酶基因(0.6cM)、GTPcyclohydrolaseI(1.8cM)基因附近。GTPcyclohydrolaseI是四氢生物喋呤的限速酶,NO合成酶的重要辅助因子。在11P15.1在磺酰尿受体(SUR)基因内,与Kir6.2构成ATP敏感性钾通道,并且SUR基因与Kir6.2(KCNJ11)连锁不平衡,Kir存在于多种组织,在连接细胞代谢和膜电位中起重要作用。在11p14.1为钾离子通道基因(KCNA4)(0.1cM);6p21.33为胰脂肪酶(CLPS,0.8cM)和血色素基因位点(HFE,1.3cM);4q26为脂肪酸结合蛋白2(FABP,0cM)基因,长Q-T综合征(LQT4,4.0cM)位点;2pl6.1为钙调蛋白2(CALM20.5cM)和钙调蛋白B(PPP3R1,3.4cM)位点;1P11.2为3-β-羟兹类脱氢酶(HSD3B1,0.1cM)和心肌收缩(CASQ,5.5cM)位点。这些基因与心脏收缩(KCNA4,LQT4),长链脂肪酸氧化(CLPS,FABP2),体内钙平衡、骨骼肌和心肌电信号传导递(CALM2,PPP3R1,CASQ2)以及固醇类激素合成(HSD3B1)有关,均可能构成运动能力相关基因。4新兴的基因克隆策略与研究前景

人类基因组全序列可望提前完成,而以功能鉴定为核心的功能基因组学及其相关技术应运而生,最近,一系列全新概念的基因克隆策略与遗传学基因定位和克隆技术纷纷面世,在此仅作一简介。

4.1基因克隆策略

目前,人类基因克隆的主要策略有3种:1)反向遗传学定位克隆策略,它是通过基因多态分析,微卫星DNA等遗传标记,先获得某一表型在染色体上的定位,再在候选区域内选择已知基因,进行相关突变基因的筛选,以获得cDNA及全基因;2)从蛋白质功能入手的功能克隆策略,采用以削减杂交为思路的多种分子生物学手段,先通过削减获得特异性表达或缺失的基因片段,然后进行染色体定位乃至获得全基因。3)介于两者之间的候选克隆策略,包括定位候选克隆和功能候选克隆,前者是在将有关基因以连锁分析和染色体分析基本定位基础上,再在候选区域内选择所有已知基因进行相关突变基因的筛选。后者则根据相关基因的目标功能,检测基因库中的基因功能区域,将含有类似功能的基因用于相关基因的突变检测。

目前,功能基因组研究的主要技术有下列10类:1)家系连锁分析法;2)等位基因共享法;3)人群关联分析法;4)cDNA筛选法;5)削减杂交法和抑制性杂交法;6)差示反转录PCR法和差异削减显示法;7)代表性差异分析法和SI核酸酶介导的缺失基因探针富集法;8)基因组错配扫描法;9)比较基因组杂交法;10)DNA芯片法。可喜的是目前我国学者马力宏、何子红、田振军、常芸等已通过人群关联分析法和DNA芯片法对杰出运动能力相关基因作了初步探讨。

4.2杰出运动能力相关基因研究前景

遗传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杰出运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基因,而遗传因素通过以下2个方面对人体运动能力产生影响:1)与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无关的基因对人群的平均影响,即遗传度;2)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即存在对运动训练敏感的高反应群体和对训练不敏感的低反应群体。但以往有关运动能力的遗传流行学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双生子分析、家族分析还是种族差异比较,所估算出的遗传度仅仅表明在某一群体中,某一性状由亲代向子代可传递的平均程度,仅描述群体趋势,而不能作为预测个体遗传潜力的量化指标。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及其成果推进了分子生物学技术与理论的飞速发展,加速了基因密码的破译,如果我国运动科学工作者能利用现代生理学、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与生物芯片等技术,精细识别、克隆与人类运动能力有关的基因,了解其相关素质基因的结构和功能,对运动能力的预测、评定以及科学选材系统的建立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望从根本上解决竞技体育早期选材、早期培养和科学监控的难题。

目前研究显示,杰出运动能力是一复杂的多因子性状,是由多基因控制的,因此,寻找决定运动能力和运动成绩相关的生理性状的基因基础,确定与杰出运动能力生理功能有关的基因是当务之急。这一研究的实施必将带来中国乃至世界运动员科学监测和选材史上巨大的变革;同时,也将作为继人类基因组草图绘制成功之后,后基因组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丰富后基因组探讨的内容,而且对我国实施“奥运争光计划”,优秀运动员及后备人才的选拔具有很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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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范文第5篇

本文综合历代时间医学论述及现代时间医学文献,对中医时间医学中几个争议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医时间医学注重综合节律论治,时间取舍方面要注意区别十二时与十二辰的不同含义;而现代时间医学则注重单个节律研究;两者不可偏废,应予互补。对同一疾病不同的愈甚持起问题和节律取舍问题主张从整体出发,辨证施治,治病求本。在因时施治方面指出了时间因素只是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唯一因素;强调了临证时既要“时不可违”,有时又要“舍时从证”。

中医时间治疗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内容是中医治疗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除了和古人对人体生理病理的研究认识水平有关外,还与古代天文、历法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特别是还与古人的“天人相应”哲学思想分不开,当时认为人和天地自然都来源于气,受着阴阳、五行规律的支配,因此人和自然具有相通或相类的关系。当时的医学巨著《内经》还把时空观作为评定医生医术水平的标准:“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认为医道教众传世首重时空观,这对后世中医时间治疗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助进作用。国外自从1729年法国天文学家德曼仁公布了他观察到植物叶片随昼夜变化而周期变动结果以来,生物界对生命节律的研究日益重视,人们已经认识到节律性是生命的重要特征。随着研究的深入,1937年在瑞典Rannely召开了国际生物节律会议,随之时间生物学诞生,不久时间医学及时间治疗的研究蜂拥而至,目前有关时间医学方面的理论、临床及实验研究等方面的论文有近400篇。综合上诸文献,可以看出中医时间医学有许多问题各文献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笔者综合各家所述,参以历代时间医学有关论述综合归纳分析,兹将几个争议问题探讨如下:

一.中医时间医学与现代时间医学问题

人体生命活动的奥秘,及其对医学的影响已成为中医和现代医学共同探求的内容,但由于两种医学体系不同,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也有相异之处,加之研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上的差异,中医时间医学与现代时间医学又有非常明显的区别。

中医时间医学以人体为一整体,重视对人体节律活动的综合观察与描述,如人体阴阳生理年节律,气血盈亏月节律和五脏病自然史节律等,所论阴阳、气血和五脏等分别是人体多种组织功能的综合代表。以五脏为例,不仅包括五脏本脏,还包括与五脏相关的五体、九窍、六腑等,而有关五脏生理节律也就包括了所有脏象学说内容。对于人体节律的形成中医注重人体各种器官组织功能活动相互之间的作用,如认为五脏节律的形成是脏器本身变化和脏腑之间作用变化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以五行生克学说阐释之。又如阴阳节律,是阴阳双方互为影响,互为消长而形成的。这些均说明中医以研究人体综合节律为主。

现代医学则注重将人体分割成各个组织器官,深入到细胞、分子水平去研究人体节律活动的方式与动因。观察的对象多以单个器官,或一项功能、或一种物质变化为主。如皮质激素昼夜分泌模式,体温的昼夜改变,肾脏泌尿功能的变化周期等。此种以单一组织器官功能节律活动为研究对象,较中医具体,易于深入。

诚然要强调的是综合节律将人体节律间,以及自然界的综合影响均考虑在内,包括了体内外有关节律形成的众多因素,故综合节律的研究是单个节律研究所不能取代的。单个节律研究则以某一具体组织器官功能活动为专一研究对象,从分析方法入手,将单一节律从整体中分离出来进行观察,结果较为可靠,能够不断深入下去,充分揭示其机理。因此单一节律的研究非常必要,综合节律研究也无法取代之。

中医重视综合节律,现代医学则重视单一节律,这是两种医学在不同指导思想影响下各自侧重研究的特点。中医时间医学应汲取现代时间医学研究成果,并展开对人体单一节律的认识,重新分析评价综合节律的可靠性,应用性,并不断修正之。现代医学则应结合中医综合节律的方法与成果,对所研究的单一节律,求其共性,加以综合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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