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权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证券市场、证券税收体系、税收政策

我国的证券税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所得税和财产税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对于证券流转课税的规定较为健全，近年来税收杠杆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也主要体现在印花税的税率调整上，而证券所得税和证券财产课税在我国尚未形成体系，我国还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以流转课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这是符合国情的。证券税收的整体税负水平，可以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也是各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的共同特点。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目前构建证券税收体系的重点在于具体税种的完善。

一、证券交易环节的课税政策

根据我国现行证券税收政策，在证券二级市场上买卖股票的行为应当缴纳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自开征以来，在增加财政收入、调节证券市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税种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在税收立法上缺乏规范性。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在缺少基本税收法规依据的条件下所做的变通，套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11个税目“产权转移书据”和第13个税目“权利许可证照”的规定，就税收法律依据而言是不严谨的，因为印花税税目采取的是列举法，股票并不在列举范围内，而且在“无纸化”的交易形式下并不存在实体的收据，因而对股票凭证征税的依据不足。况且“产权转移书据”一般是指不动产，比照执行理由并不充分。由此可见，印花税条例中缺乏对证券交易征税的专项税目，以此为依据征税不够规范。二是税收调节范围偏窄，税率设计单一。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仅对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征收，而对国库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的交易不予征税，课税范围较窄，不仅影响了证券税收的调节面，而且也造成了“窄税基、重税负”的局面。此外，证券交易印花税由证券交易所电脑系统自动扣划，区别于一般的印花税纳税人在应税凭证上加贴印花税税票自行完税的方式；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分享，也与印花税的地方税属性不符。总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税制改革的深化，开征证券交易税以取代证券交易印花税已成为我国证券税制建设的必然选择。

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证券交易税的设计如下：

1.课税对象。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课税对象主要限于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而对国债等券种则不征税。从实际情况看，这些券种筹集建设资金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发行环节，而在证券市场上的交易性质则与股票相同，而且交易过程中同样存在投机行为。在二级市场上，国债已摆脱了政府筹资工具的特性，只是作为一个交易品种出现，投资者看中的也是它转让能够增值获利，从这一意义上讲，它同股票并无区别，因此这些券种也应纳入证券交易税的课税范围。按照普遍和公平原则，证券交易税的课税范围应涵盖所有进行交易的有价证券。因继承和赠予而发生的证券转让不作为此税的课税对象，这两类非交易性转让宜分别纳入遗产税和赠予税的课税范围。

2.纳税人。证券交易税宜实行单向征收，以证券交易中的卖方为纳税人，改变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双向征收的办法。这样做有利于证券持有人形成“惜售心量”，吸纳更多资金入市，从而利于鼓励长期投资、扩大证券市场容量。同时，证券交易税的纳税人较原证券交易印花税应有所扩大，既包括在证券市场上出售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也包括出售未上市证券的单位和个人。

3.税率。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可按证券种类实行差别税率，以便有效地对某些特定券种加以扶持，体现国家的宏观投资政策。我国目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双向总计为4‰，与其他国家的相应税种相比税率较高，但考虑到我国近期内还不具备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对转让证券的调节功能将全部由证券交易税承担，因此不宜盲目大幅降低税负，以免妨碍其发挥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税负水平宜保持开征前后的平稳过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微幅调低，但不宜大幅减低。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尚未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下，将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定在2‰较为合适。

4.起征点。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现行证券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中小投资者在信息的获取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利益容易受到侵犯，为保护其投资积极性，应在证券交易税中设置一个起征点。这一出发点是合理的，但从性质上看证券交易税属于行为税，即对证券交易行为进行调节，理应具有普遍性，不应受金额所限，而且如果设立起征点，很容易导致投资者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来避税，影响证券交易税的实施效果。因此我国的证券交易税不宜设置起征点。

5.税收管辖权。我国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是作为共享税来管理的，在收入划分上实行中央与地方分享，由中央政府和深沪两地按一定比例分成，这样其他资金来源地政府就被排斥在收益分享之外，同时深沪两地政府由于受地方利益的驱使，两地交易所争夺企业上市与追求高额成交量的过度竞争在所难免，这在客观上激化了各级政府的矛盾，也不利于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因此，改革后的证券交易税在收入划分方式上应作调整，实行中央、深沪两地与其他地区共同分享的政策，由中央政府与各地政府按确定比例分成。具体操作方式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按照上市公司所在地来确定税收收入的归属；另一种则是按照投资者交易地来确定如何划分。两者比较，前者由于我国目前上市公司大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而边远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上市公司较少甚至没有，如果以上市公司所在地为标准划分证券交易税收入，将不利于各地区均衡发展，但随着人们理财观念的更新，边远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股民人数将呈上升趋势，采用后一种方法则可以避免这一弊端。有鉴于此，宏观政策上理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笔者认为采用后一种方式较为合适。

二、证券投资所得的课税政策

综观各种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股份制公司究竟是“虚拟法人”还是“实体法人”上。按照“虚拟法人”理论，股份制公司实质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一种契约，公司只是为实现股东的投资目标的一种组织形式，股东与公司的最终利益是一致的，公司这个经济团体并没有独立于股东利益之外的特殊利益，因而在对股份公司征收公司所得税之后，就不应再对股东获得的股息和红利征收所得税，否则就会导致对同一课税对象的重复征税。而“实体法人”理论认为公司与投资者之间为相互独立的不同经济实体，股份公司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股东的利益，按照这一理论，股份公司取得应税所得应缴纳公司所得税，其股东分得的股息和红利也应缴纳相应的所得税。基于对上述两种理论的不同认识，就形成了不同的所得税制度。

我国股份制企业的大批涌现和正式的股票交易的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相应地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都明确规定：股息、红利收入为所得税的应税收入。从实际运作来看，我国有关的所得税法具有以“实体法人”理论为基础的所得税制度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个人投资者股利收益的课税上。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拥有债券、股票而取得的股息和红利收入，按照20%的比例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并且不允许扣除任何费用，这实际上是对同一笔股利收益征了两次税。这种状况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如不及时纠正，就很难从根源上解决证券市场上投机过度的问题。

从解决方案来看，主要有扣除制、差别税率制、免税制和抵免制几种方案可供选择。考虑到我国财政的承受能力，目前不宜采用免税制，几种方案对比，较为合适的办法是采用归集抵免制。具体而言，即对个人投资者获得的已纳过企业所得税的股利收入继续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允许将上一环节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视同本环节已纳税款从其应纳税额中部分或全部扣除，以此来部分或全部消除重复征税现象。对公司所获股利则保持现行的征税办法。

对于国有股、法人股也应适用同种税率征收所得税。从更深远的意义来看，对包括国有股、法人股在内的所有股东课征相同的股利所得税，将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置于同等地位上，有利于实现“同股、同权、同利”的目标，可以加快国有股上市流通的步伐。

对于股票股利，目前规定以派发红股的股票票面金额为计税依据课征个人所得税。由于红股收益具有很大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在分配股票股利时，股东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收益，其后是否能够获得收益还要取决于市场因素所决定的价格走势，因此有些学者主张对其免税。但这一利润分配形式对我国证券市场有着特殊影响，对其课税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筹集收入。由于这种形式既不需公司支付现金，又因可能引剧股价上涨而深受投资者欢迎，因而送红股被上市公司广泛使用，但高比例的派送红股不利于上市公司树立回报投资者的意识，又因会引起股价上扬而助长投机气氛，同时还会带来隐性扩容效应，如果不对其加以引导必然弊大于利。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条件下，权衡对红股征税的利弊，有必要继续保持对股利征税的现行办法，同时通过完善证券法律法规等来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力，以抑制公司盲目送红股的行为。

三、证券交易所得的课税政策

证券交易所得作为资本利得的一种，具有偶然性与不规律性等特点，它在证券市场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效应。从我国情况来看，一方面投资者对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承受能力还不足，同时在税收征管方面仍存在着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因此目前还不具备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条件。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日渐规范，投资者心理的成熟及征管水平的提高，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一个必然趋势。设计证券交易所得税需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计税依据的选择。从形式上看，证券资本利得的实现有3种标准：一是只要证券市场上某种证券的价格高于该证券的买入成本，即视为证券增值实现；二是当投资者实际出售证券所获收入高于其买八成本，净收益划归投资者的资金账户时，作为证券资本利得实现；三是当投资者将转让证券所获净收益撤出股市时，视为证券资本利得实现。这3种判断标准实际上是证券投资过程中的不同环节，选择不同标准即是确定不同的课税环节，其对投资者及证券市场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如果以第一种方法为基础，即证券交易所得一经产生，就应当被确认并予以课税。这其中有两个问题：一是价值尚未实现的资本增值不易测量和计算，实际操作起来工作量很大，结果也不一定准确；二是对尚未变现的增值部分课税，可能会导致一些现金不足的投资者被迫出售其持有的证券，这将会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不利于证券市场发展。如果采用第三种标准，由于投资者连续投资，在兑现离场时资本利得的确定及亏损的弥补等问题很难确定，实际操作时困难很多。而如果采用第二种标准，即只有当证券售出。账面增值已经成为现实增值时，才对实现了的转让收益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这样可以避免以尚未实现的潜在的“虚拟所得”为征税依据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鉴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税收征管水平也较低，三者相比较，选择第二种方法较合适，即以投资者已实现的增值收益作为计税依据。

2.税负的确定。从促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角度看，证券交易所得税税负不宜过重。一方面，由于证券交易所得的获得往往要经历一个周期，在其中的某一年度内收入大量实现，而在其他年度则寥寥无几，对其征税会产生“集中效应”。另一方面，对证券交易所得课以重税，可能会导致“锁定效应”，即投资者为达到避税目的，被迫采取不出售或推迟出售证券的方法，这将干扰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削弱证券市场的活力。

3.鼓励长期投资和再投资。为鼓励投资者再投资。对单位及个人所获得的资本利得用于再投资的部分，可以减征或免征证券交易所得税；还可以通过运用差别税收政策，区别对待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抑制巨额游资频繁进出证券市场以减轻由此引起的市场波动。

综上所述，我国构建证券税收体系的总体目标是在保持整体税负较低的前提下，形成一个由多税种构成的多环节调节的税收政策体系。这一体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各税种之间相互衔接，扬长避短，共同发挥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

参考文献

（1）周正庆《证券市场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税收征管权范文第2篇

一、加强对“两权”监督的目的意义

为适应新时期税收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需要，全面加强地税干部队伍建设，积极发挥税收在国民经济基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大力强化对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以下简称“两权”)的监督制约。加强对“两权”的监督和制约，对于保证国家税收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全面、正确贯彻实施，保证我市地税系统“一、二、四”工作方针的正确执行和落实，全面加强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从机制和源头上铲除滋生腐败问题的条件和土壤，防止和纠正以权谋私，以税谋私，保证公正执法、廉洁从政，树立地税部门良好的社会形象，真正成为政府机关的典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实施对“两权”监督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随着我市地税税收征管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对如何加强对“两权”监督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有效地加强了对税收执法权的制约，减少了税收执法过程中的随意性和人为作用；组建地税以来，在人、财、物的管理方面，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在科学性规范化管理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实施了多项改革措施，有效地加大了监督管理的力度，对于遏制腐败问题的发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全市地税系统的干部队伍建设。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两权”的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有的个别问题甚至还比较严重，破坏了地税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强化对“两权”的监督制约，对加强队伍廉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强化对“两权”的监督制约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以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针，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会议精神，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的工作方针，紧密围绕税收中心工作，针对“两权”运行过程中容易发生问题的部位和环节，联系我市地税的工作实际，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强化监督，严格管理，不断深化征管改革，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税收工作需要的监督制约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为圆满完成各项税收工作任务提供有力的监督保证。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统一要求，结合地税实际，强化对“两权”的监督制约，必须坚持以下六项原则：

1.党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逐级监督的原则；

2.全面监督和突出重点监督相结合的原则；

3.责权一致，奖惩分明的原则；

4.简明规范，便于操作的原则；

5.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原则；

6.事前监督和事后处理相结合的原则。

三、监督的主要内容

实施对“两权”的监督制约，必须依据国家的法律、法令和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和北京市的有关规章、条例，以及北京市地税局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规定开展工作。要坚决采取有效的监督措施，防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以权谋私、以税谋私、贪污受贿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

(一)对税收执法权监督的重点

1.征收环节。主要是对税款的按期征收、入库、上缴、提退、欠税、强制执行措施等征收行为的监督。防止出现应征不征，或收人情税、关系税，收过头税；混淆入库级次，截留、转引税款；违规开设税款过渡帐户，贪污挪用税款；擅自制定提退政策，超标准、超范围提取手续费，对欠税不能及时入帐，隐瞒不报，擅自减免；对应该采取税收强制措施而未采取，导致税款流失和有无私分或低价私售扣压商品等问题的发生。

2.管理环节。主要是对发票的管理使用，企业所得税年终汇算清缴，纳税方式及税额核定，停歇业户的管理，减、免、缓税审批，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的监督。防止明缓实欠，明欠实免等问题的发生。

3.税务稽查环节。主要是对选案、检查、审理、执行四项工作程序，特别是对检查环节的监督。防止人情选案，选而不查，查而不报，查多少报，构成偷税罪，该移交而不移交，追缴滞补罚不及时不到位，执法违法，以权谋私问题的发生。

4.税务处罚环节。主要是对处罚依据是否准确、裁定是否适当，程序是否合法进行监督。防止应罚不罚，重责轻罚，高定低罚，以补代罚，以罚代刑等问题的发生。

(二)对行政管理权监督的重点

1.人事管理。主要是对人员录用、干部免任、职务晋升、人员调配、职称评定等项的监督。防止人事工作中的失职失察，甚至买官等问题的发生。

2.财、物管理。主要是对预算内外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基建工程、服装制作、票证印刷的管理，税控设备的配置，交通、通讯工具，税务装备等大宗物品采购、使用、管理，以及房产使用管理监督。防止资金支出失控，乱批乱支，挥霍浪费公款；收受回扣、贪污挪用公款(税款)等问题的发生。

四、监督的措施和途径

(一)强化教育，不断增强地税干部的法律意识和廉洁自律意识。

各级地税机关要从教育入手，在广大干部职工中，认真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教育，进行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教育，进行以爱党、爱国、爱岗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三爱三树立”教育，使广大地税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开展经常性的法制、党纪政纪和反腐倡廉教育，使广大地税干部正确对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和“税务干部十五不准”等有关廉政规定，秉公执法执纪，廉洁从政从税，自觉接受内外部监督，筑起坚不可摧的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

(二)进一步深化改革，健全完善制度，规范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

1.深化征管改革，建立和完善权力制衡机制。严格按照《征管工作规程》进行征收管理，科学配置税收执法权，充分利用计算机大系统等现代化征收管理手段，建立机控机制，减少人为的随意性；加强对纳税数额的核定工作，严格执行定额工作核定程序和标准，并在办税服务场所试行公开定额定率户的定额结果，严格对纳税数额核定工作的检查，加强对停歇业户工作的监督管理。严格执行规范的工作程序，停歇业户必须经过案头稽核程序；税务所必须严格按照案头稽核工作规程进行检查，督促企业清税结票；加强对减、免、缓、退税审批工作的监督管理，要严格按照市、区(县)两级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办理审批。严格执行会计统计制度，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税款结缴、票证管理等项制度。按照《稽查工作规程》认真开展税务稽查工作，严格实行选案、稽查、审理、处罚“四分离”；制定税务检查文书范本，规范执法，加强内外监督制约；进一步完善税务检查选案制度，建立申报稽核工作机制；强化税务检查工作底稿制度，对税务检查实施环节的执法行为过程进行制约；加强税款执行工作，加大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力度，对偷税数额较大，社会反映强烈的涉税违法案件，达到移送标准的主动向公安部门移送。法制和监察部门要有计划地开展行政执法检查，对稽查案件要进行重点抽查。通过深化改革，在税收征管工作的全过程建立健全全方位、立体交叉的权力制衡机制，杜绝滥用税收执法权问题的发生。

2.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竞争激励机制。以中央关于“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为指导，实行竞争上岗、任职见习、晋升公示等制度。严格按照规定实行干部交流，岗位轮换、近亲回避等制度，重要岗位人员连续任职满五年的，必须进行岗位轮换或交流，建立能上能下，能者上，庸者下的选人、用人机制；加强和完善干部谈话制度、诫勉制度、回避制度、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制度、廉政鉴定制度，任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以及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联席会制度，防止和克服人事工作中的不正之风。

3.建立健全财、物管理透明、公开的监督机制。各级地税机关要严格执行会计制度，建立健全财务开支标准及审批权限管理办法；严格按照市财政局等有关部门要求清理帐户，各单位除行政财务、计会和有文件规定的组织机构设立帐户外，其它凡未经财政部门审定批准的帐户一律取消，不得以个人或单位名义办理各种存款；完善财务开支、审批权限手续，收支明确、各司其职；凡从系统外正当渠道来源的资金，一律纳入财务部门专项管理，由所在单位统一调配使用，各种专项支出一律采取报帐制；严格资金使用审批、报销制度，重大经费支出实行民主决策。集体审批，基层税务所要实行定期向干部职工公布经费的支出情况；基建、服装制作、票证印制、税控设备的配置及大宗物品采购试行公开招标，房屋、电脑、汽车等固定资产要建立帐目，定期清理核查，做到帐、物相符。

(三)完善监督办法，提高监督效果。

1.推行政务公开。公开是监督的基础，没有公开就无法实施监督。各级地税机关要在税务公开的基础上向政务公开延伸，按照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公开税收政策法规、岗位职责、办事程序、办事标准、纳税数额、违章处罚，以及相关工作制度、规定和廉政纪律；

公开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和程序，实行民众推荐，干部公开考录、竞争上岗；对基建项目确定、大宗物品采购、服装制作、票证印制，税控设备配置等试行招投标的，要向干部职工公布招投标情况。

2.实行权力分解，便于监督。税收管理实行审核权与审批权相分离，税务稽查实行选案、审理两个环节的分权制约，税务处罚实行查审分离；人事管理中提拔任用干部在进行民主测评的基础上，要事先征求纪检监察

部门的意见，凡被纪检监察部门否决或群众测评不超过半数的，不得提交党组讨论；财、物管理实行预决算编制管理，财务支出管理，内部审计管理要互相制约，贯彻行政首长负责与集体研究审核相结合的原则，既要避免“一支笔”变成一个人说了算的现象发生，又要避免不敢负责的问题出现。

3.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根据我市地税系统实际，在计会部门增加审计职能，配备专职审计人员，计会部门要与监察部门、财务部门互相配合，强化内部税收执法活动专项审计；加强内部财务审计，凡是投资较大的设备、设施和基本建设项目，在单位内部分段进行审计。

4.开展行政执法监察。税收执法检查，要与行政监察做到有机结合，统一安排、统一组织，积极发挥行政执法检查组的作用，每年的巡视检查单位数不少于30％，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妥善作出处理。

5.充分发挥外部监督作用。要积极发挥社会特邀监察员的作用，自觉自愿的接受评议，及时改进工作。各单位应设立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建立局长接待日制度，及时收集和掌握对“两权”行使的意见和反映，对问题及时给予纠正和处理。

(四)落实责任，强化监督

在行使“两权”的各部门和“两权”运行的各环节，都要定岗定责，实行岗位责任制，确保责任落实到人；建立部门责任制，各职能部门要针对分管业务范围内容易发生问题的部位和环节，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制度、严格管理，及时纠正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以减少和预防滥用权力问题的发生。制定《税务行政违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法制部门、纪检监察部门要积极发挥监督作用，严格实施责任追究，确保监督到位。

税收征管权范文第3篇

(一)证券税收的一般框架

一套完整的复合证券税制，是由与证券交易有关的发行税、交易税、所得税和财产税等一系列税种及证券政策组成的，其中证券税种主要可分叁大类(见附图)。

在这些证券税种中，证券交易税和证券所得税是较具代表性的两个税种，居比较引人注目的地位。根据对这两个税种的不同做法，世界各国的证券税种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以日本等亚洲国家为代表的，既征收证券交易税，又征收证券所得税；二是以美国等国家为代表的，以征收证券所得税为主，对于证券交易税，则以"有损资本流动"为由，停征或少征该税。

(二)我国证券税收框架的不完善性

我国的证券税收尚未形成完整的证券税制，其税种目前主要有证券印花税、证券营业税和证券所得税。证券印花税既对股票交易行为课征(税率为0.5％)，也对股票发行行为课税(税率为0.05％)，相当于证券发行税和证券交易税。证券营业税是对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等金融机构，就其营业收入额征收的税种。对于证券投资所得(即红利、股息等)，我国规定企业和个人一律纳入所得税征收；对于证券交易所得(即证券买卖差价收入)，我国规定企业证券交易所得纳入所得税征收，而个人证券交易所得暂缓征收。

由分析可知，我国证券税制是以流转课税为主的证券税制。我国证券的流转课税较为完善，各税种都具备。近年证券税率的调节，也主要集中在印花税率上。证券所得课税和证券财产课税在我国尚未形成体系，一是对个人证券交易所得尚无征收规定，二是财产税未正式开征。目前征收的只是企业证券所得税和个人证券投资所得税。因此，我国证券所得税和财产课税相对于流转课税而言，处于次要的地位。

证券税收的功能

一般认为，证券税收具有以下功能：

(一)增加财政收入。

证券税收与其他税收一样，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证券交易印花税(实质是对证券交易环节的课税)为例，1991年至1997年，沪深股市提供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总额达到454亿元，其中1997年一年提供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就达到237亿元。这一年里，沪深股票共成交3万亿元以上，其中有四个月以0.6％(双向)的税率计征印花税，余下月份以1％(双向)计征。从市场发展趋势看，我国股票成交金额将快速递增，相应地，证券交易印花税也将呈增长趋势，其对国家财政的贡献也日益突出。

(二)调节资金流向。

国家可以通过对不同种类证券征收不同的税率来引导资金流向，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如对股票交易征收0.5％的交易印花税，而对债券和基金的转让则暂不征收的规定显然是基于当前股票交易较热的状况；在所得税方面，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国家对股息、红利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对国库券利息、金融债券利息则免征个人所得税。这一规定降低了免税债券的利率，使得政府能以较低成本来融资。

(三)控制交易成本，促使投资者延长持有证券的周期。

证券交易税的改变，直接影响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当其提高时，将促使投资者延长持有证券的周期，从而起到抑制投机，鼓励投资的作用。在所得税方面，大多数国家对不同持有期限的证券出售所得有不同的规定。如：德国对长期性资本利得(6个月以上)免税，但投机性资本利得全数课税；瑞典对长期性的资本利得(持有2年以上)60％免税，而短期性资本利得全数课税；芬兰、挪威、前联邦德国分别只对取得证券后5年、2年和6个月内将其出售所得的利得征税。

上述国家的规定使投资人在买入证券后，倾向于一直持有到所规定期限以上才考虑卖出。但美国在这方面的规定是一个例外，美国从1986年起，规定资本利得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持有的，皆视为一般所得金额课税，因为美国政策制定人认为"锁定现象"(即投资人倾向于持有证券的现象)有碍资本流动，会降低市场效率，从而妨碍资本的优化配置。这使我们看到，延长持有证券周期一般具有鼓励投资的作用，但在特定情况下如果持有证券周期过长，也是不利于市场效率的。

(四)维护社会公平。

证券税收的这一功能主要体现在所得课税和财产课税上。累进税率的证券所得税主要调节不同纳税人的收益所得水平，能缓解利益分配悬殊，维持社会公平。财产税对某些所得财产(无收益所得的财产)征税有弥补所得税不足的功效，是实现"叁代无富翁"的保证。

由分析可知，前面所述的不同证券税种，其功能也不尽相同，虽然各税种都有增加财政收入的可能，但其他功能并不同时具备。证券交易税能控制交易频率，调节资金流向，但在维护公平方面却无能为力。证券所得税兼顾两者，但以调节投资者的利益差别为主，其它方面则较弱。即使证券所得税这一税种，如果减免等因素相异，功能也不尽相同。如对长期利得免税，有利于鼓励投资，却不利于资本流动，而取消这一措施，又会助长短线投机。

正因为不同税种功能的差异，一套证券税制的功能发挥如何，则必然取决于其税种的设立，如果税种设置不完善，则税制的功能发挥必然也存在缺陷。

我国证券税收功能发挥的不均衡性

我国目前的证券税收，在增加财政收入、宏观调控上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细细分析，我国证券税收的功能发挥，集中体现在增加财政收入和控制交易成本上，而对于调节资金流向和维护社会公平，则显得有所不足。

我国证券税收这种功能发挥的不均衡，主要源于税制结构的不完善性。从附表一所示可见，既然我国证券税收以流转课税为主，则其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相对较弱。由于流转税中的交易印花税也未形成体系，其调节资金流向的功能也相应受到限制。

(一)增加财政收入功能。

证券税收增加财政收入经济附图：税种构成图证券发行税属于流转课税的证券交易税证券营业税证券税种属于所得课税的证券投资所得税证券交易所得税属于财产课税的证券遗产税证券赠与税的功能有目共睹，其中又以证券印花税最为突出，近年来随着我国证券市场规模、交易量的快速增大，证券交易印花税也呈迅猛递增之势，它是我国近年税收收入增长最快的一个品种。

随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迅猛增加，其在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地位也日益增强。1997年1月1日起，证券交易印花税在中央和地方财政间的分享比例由"五五"改为"八二"，1997年证券交易印花税划归中央的部分为202亿元，占整个中央税收收入比重的4.74％。同年，源于股市以及上市股份制企业缴纳的税收已占上海市财政收入的20.8％，上海股市实现税收120.25亿元，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111.37亿元，上市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2.3亿元。来自证券机构的营业税及企业所得税6.58亿元。

(二)控制交易成本。

在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控制交易成本的功能非常明显。证券交易印花税调高，则提高每一次买卖证券的交易成本，能有效控制投资者买卖证券的欲望，促使投资者延长证券持有周期。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以交易税(印花税)为主的税制，符合国情，因为证券交易税控制证券交易成本的力度，远远大于所得税和财产税。众所周知，证券交易成本由手续费和印花税组成，其中手续费在不少情况下或明或暗是可以机动的，而印花税则具有固定性，不会轻易变动。这样在司空见惯的股市"对敲"行为中，印花税就成为这一行为的主要成本，成为主管部门控制"对敲"行为的有力工具，它对"做庄者"的约束力，要远远大于对一般投资者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如果印花税率调到较低甚至取消，将刺激大量"对敲"行为的出现，这显然不适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况。

证券交易印花税自设立以来，税率经过多次调整。1990年6月28日，深圳市政府参照香港证券市场的做法，制定了"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凡在深圳市内书立股权转让凭证(包括上市股票和企业内部的股票买卖、继承、赠与、分割时书立的书据)的单位和个人从当年7月1日起均由卖出股票者按成交金额缴纳0.6％的印花税。1990年11月30日，深圳市又规定对股票购买方也征收0.6％印花税。1991年6月1日，根据当时市场情况，深圳市的印花税减半征收。同年10月，上海市也开征股票交易印花税。

1997年5月，由于当时证券市场行情过度火爆，风险持续累积，已出现过度投机的迹象，国务院决定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0.3％调整为0.5％，在该措施及其他一系列举措共同作用下，证券市场迅速降温，出现了调整行情。从中可以看出，证券交易印花税是管理层调控股市的主要措施之一，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三)调节资金流向。

我国证券税收调节资金流向功能主要表现在：在证券印花税上，对股票买卖双方各征收0.5％的印花税，但对债券、国库券等转让暂不征收印花税；在所得税上，为鼓励支援国家建设，对个人获取的国库券利息、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免征个人所得税。上述规定起到了引导资金投向国库券、金融债券的作用。但与前面两个功能相比，我国证券税收调节资金流向功能显得相对薄弱。其原因主要是：1、证券印花税尚不完善，对于不少证券品种的交易没有纳入税收政策中，使证券税收在个人投资中缺乏有效的调节作用。如我国对可流通A股交易征收交易印花税，对法人股交易却没有相应的统一规定；对基金交易不征收证券印花税；对期货交易税也没有统一规定等。

2、由于证券印花税设置的不完善，导致各种证券之间的利率结构的不合理，不利于对资金流向的正确引导。如我国规定对企业债券征个人所得税，而对国债、金融债券免税，结果风险较大的企业债券，课税后收益率反而低于低风险的国债，造成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国对各种不同种类证券的课税必须形成统一的、结构合理的体系，才能真正达到调节资金流向、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四)维护社会公平。

应该说，我国证券税收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所起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这与证券所得税在整个证券税制中所占的地位有限、制度本身不完善有关。首先，对于证券买卖差价收入的资本利得税，企业要纳入所得征收33％的所得税，个人却暂缓征收。这表明证券税收在调节个人投资者的收入差别方面作用是有限度的。其次，对于红利、股息等证券投资所得税，个人一律按20％的边际税率征收。我们知道，累进税率的所得税是调节个人利益悬殊的有力措施，而20％的比例税率，事实上使低收入者的税率要高于高收入者的税率，没有起到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再次，尚未开征遗产税。财产税可以看做是所得税的补充，它不但能对无收益所得(存量所得)课征，而且使社会个体在竞争中体现"起点公平"，即防止一部分人利用父辈的高额财产，一开始就占据比他人有利的地位。

我国证券市场税收的功能定位与完善

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和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增加财政收入不应当是证券税收的主要功能，而宏观调控功能才是重点，尤其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这是由于：

(一)证券市场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是有代价的和有限度的。

证券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功能的有限性表现在---财政收入的增加是伴之以效率的损失的，因为它意味着资金交易成本的增加，导致证券市场流动性的不足，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从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情况和长远发展来看，证券税收到了一定阶段也将缺乏继续大幅增长的可能。以印花税为例，去年237亿的印花税，有两个明显的原因：

一是我国的印花税税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目前对证券买卖双方各征收0.5％的印花税。而西方国家则大都出于鼓励资本流动考虑，业已停征证券交易税。现仍然征收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如香港为0.6％，由买卖双方平均负担，但要注意的是香港是对交易所得免税的，综合考虑，其总体税负水平仍与其他国家相差不大。虽然我国处于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税率可以相应略高，但从长远看，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成熟，证券交易税税率的趋势将是不断下调。

二是我国股票的年换手率大大高于西方国家成熟证券市场10％-20％的年换手率，使得我国规模并不大的证券市场，行情高峰时的成交量却可与西方大证券市场相提并论。

我国股票市场流通市价总值仅相当于美国、日本的1％-2％，而成交量却相当于美、日的三分之一左右。和香港相比，我国市场的流通市值相当于香港的一半，成交量却是香港1991年时的好几倍。随着证券市场的成熟，我国股市的年换手率亦将呈不断下调趋势，由此可见，我国证券市场规模扩大对证券税收增加的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年换手率的降低和印花税的下调所抵消，从而降低证券税收对财政收入的贡献。

(二)证券税收宏观调控作用是卓有成效的

证券税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证券税收对证券市场影响较大。证券税收政策的改变，将使证券市场产生强烈的反响。以台湾证券交易税的调整为例，台湾的证券交易税在1990年上调为0.6％，随之伴以股指从一万二千多点到二千五百点的下跌，而1993年台湾通过证券交易税条例修正案，将证券交易税由0.6％降至0.3％的前后，股市连续四天上扬，价量齐增，反应十分迅捷。

2、管理者能对不同的现实情况，采用不同的证券税收政策。比如，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证券投资利润较高，投机性也较强，这时税率可适当提高，而不致于产生大的负面作用；在证券流动性较强时，征收证券交易税就不致于妨碍资本流动以至影响资源合理配置。

(三)我国当前的证券市场尤其需要发挥证券税收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

我国证券市场仍是一个不成熟的弱效市场。由于信息分布存在不可避免的不对称性，不同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所处的地位和条件不同，利润分配明显向一小部分条件比较优越、信息渠道较多的投资者集中。同时，证券市场中内幕交易仍然盛行。由于公司披露信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高额成本(包括招来对手的竞争而使计划受挫等)，使上市公司在某项计划初期不可能总是及时、充分地披露信息，从而给内幕人士以投机获利的余地。近年来，信息披露制度在不断完善，但由于这一工作本身的执行难度，信息分布不对称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我们可以看到，经常有某个股票忽然连日大涨，等到公司公告，广大投资者得到消息时，股价早已到位，炒作者早已借机出货了。这种少数投资者获取超额利润，而大多数投资者微利或亏损的状况，正迫切需要证券税收以累进税率调节不同投资者的利益，发挥其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

以我国的经验来看，针对证券市场状况进行的几次印花税率调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随着税种不断完善，税率和税收政策不断合理，我国证券税收的调控作用必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我国证券税收的发展与完善

证券税收功能的缺陷，本源在于证券税收种类的不完善和税收政策的不合理。我国证券税收的发展方向，应是在继续保持其增加财政收入和控制交易频率的功能基础上，着重挖掘其目前有所欠缺的调节资金流向和维护社会公平两大功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应从以下几方面对我国证券税收进行建设：

(一)对不同种类的证券建立一套结构完整、合理的税收体系。

一般而言，针对股票的证券交易税比针对债券的证券交易税高。台湾的证券交易税中，股票适用0.6％的税率，债券适用0.1％的税率。日本的差别税率规定更详细，分为两档三类。

我国要完善证券税收体系，应适时将国债、金融债券、基金、法人股、期货交易纳入税收政策之中。对于国债，可继续采用免税或征收较低税率这既与现行政策衔接，也符合国际上通行的做法。金融债券应视同企业债券一并征税，基金也应纳入税收政策之中，对基金交易征收交易印花税，但为了与现行政策衔接，可采用较低税率。对于法人股征税，这一问题本身并不复杂，关键在于现有的大多数法人股因没有公开买卖市

场，难以确定其股票价格，而且为了逃税，其转让价格往往偏低。对此可借鉴台湾的做法，台湾税法规定，对于未公开上市的公司股票，其成交价格由稽征机关根据该公司资产净值估定。如果股票成交价格显着低于每股净资产值，那么稽征机关有权以"显着不相当"为由对其课征税率较高的赠与税。

(二)在适当时候逐步实现证券税收的重心转移。

前面已经说过，我国证券税收是以间接税(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直接税(所得课税与财产课税)居次要地位，从而使证券税收的重要功能---维护社会公平未得到充分体现。统计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结构是不同的。如：美国财政收入的85％来自于直接税(指所得税和财产税)；而阿根廷政府总收入仅40％来自于直接税，其余大都来自于间接税(流转税)。

证券交易所得税是证券直接税的重点，是资本利得税的一种，其最大的特点即是不具规律性和不可预期性。此外，由于未实现的资本增值并不纳税，对潜在的纳税义务人来说，他可根据其意愿决定所得及税负实现的时点，这也是证券所得独有的性质之一。

至于交易所得是否课税，有"源泉税"和"净资产增加税"两个学说。前者认为交易所得因其所得来源并无规律性，故不应列为所得课税。后者则认为一定时期内资产净值的任何增加，皆应纳入所得税的征收范围。据此，世界各国对个人交易所得课税做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有的对一定持有期内和一定数额以上的交易所得纳入个人所得税，以比例税率征税，有的将交易额的一定百分比直接视为所得，征收一定比例税，或两种并行，由纳税人任选；二是免征交易所得税，或将其并入所得税的，如新加坡、台湾等，这一部分国家占少数。

从我国来看，随着股份制改革的深入，为适应国家税制的发展潮流，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一个必然趋势。因为：

1.在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不规则的收入范围很广。任何收入的增加，均能满足经济欲望，均能增加购买力，显然应包括于课税的范围内。开征此税符合赋税的公平原则。

2.证券交易所得是因资产增值而发生的所得，其中有不劳而获的成分，理应加以调节。但交易所得中有通货膨胀的因素，还有风险性收入和其他投资报酬，又不能一律视为不劳而获，这是对证券交易征税应该考虑的。

3.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机构大户依仗雄厚的实力，获取暴利的现象未得到有效调节。开征资本利得税有助于社会公平，减少分配不公的程度，也有助于抑制过度投机。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开征条件还不很成熟，主要是操作技术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如一个户头的同种股票，可能以各种价格买进或卖出，利得计算复杂。其次股市对该税的承受能力如何，也是一个未知数。借鉴国外经验，证券交易所得税应在降低证券交易环节税收的基础上开征。

如果开征这一税种，应考虑以下几方面：

1.证券交易所得不等同于其他所得，是"纸上利润"，而且取之于投资，用之于投资，不纳入其正常的预算之内；而且在高度累进的税率之下，投资者长期积累盈利出售时税负必相应较重，不利于长期投资；证券交易所得中包括资本利得和部分正常所得，并非全部是不劳而得，所以在总体税负上，应该谨慎处理，采取低税政策。

2.应该采取免税额度和盈亏抵补的政策。为了调节收入，维护社会公平，可规定一定的免税额度；其次资本损失应能抵免资本利得，可以设置一定限额，但其余额应能前抵或后抵。

3.部分证券交易所得仅为名义所得，是通货膨胀的一种反应，并不能增加投资者的购买力，因而证券交易所得应以通货膨胀率加以调整。

税收征管权范文第4篇

【摘要】我国现行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在组织财政收入、调节证券市场、抑制过度投机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建议:进一步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收办法;建立一套系统、健全的证券税制;消除对公司和股东个人股、红利的重复征税;统一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政策。

一、我国证券市场的税种设置现状

1.证券发行环节。对于一级市场证券发行如何征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证券交易印花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没有明确规定。而实际上,对于股票发行并不是不征税,我国的《印花税暂行条例》中有关的税目对此已作出了征税规定。例如对溢价发行股票的税务处理,按照有关企业财务制度规定,企业在一级市场溢价发行有价证券,由此取得的溢价收入在企业财务上列入“资本公积”科目,不征收所得税。但该笔收入作为企业自有资金,应按“营业账簿”税目课征万分之五的印花税。对国家发行的公债免征印花税,对溢价发行股票的购买者,则没有征税规定;针对各省的柜台交易市场,交易双方应按产权转移书据分别交纳万分之五的印花税。

2.证券交易环节。开征了股票交易印花税。对二级市场交易的股票(包括A股和B股),按证券市场当日实际成交价格计算的金额,由交易双方当事人分别按一定的税率缴纳印花税。自1999年6月1日起,B股印花税税率下调为0.3%,2001年11月16日起,A股印花税下调为0.2%,同时规定对债券买卖免征印花税。对于在上海、深圳证券公司集中托管的股票,在办理法人协议转让和个人继承、赠与等,作交易转让时,其证券交易印花税统一由上海、深圳证券登记公司代扣代缴。

3.证券所得环节。国际上有关证券所得的税收设置,针对投资所得(利息、股息和红利)和资本所得(证券买卖的价差增益),分别开征证券投资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但开征了证券投资所得税,其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有关规定中。证券投资所得税是对从事证券投资所获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收入征收的税额,按纳税人的不同,可分为对个人证券投资者征税和对企业证券投资者征税。现行规定如下:一是对个人投资者的股息、利息和红利所得征税,采取20%的比例税率,计税依据为每次所得的利息、股息和红利收入。为合理税负,从1991年起,计税依据改为每年股息、利息和红利收入超过银行定期存款利息的部分,并由证券交易所代扣代缴。另外,对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券及重点企业债券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均免征证券投资所得税。二是对企业投资获取的股息、利息和红利收入采取33%的比例税率。对于在中国境内设有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其取得的上述收入按30%的税率纳税,并附征3%的地方所得税。其他外国企业有来源于中国境内的上述收入,按20%的税率缴纳所得税。

4.征收其他税。我国对证券行业内的金融机构还征收其他税,如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及教育费附加。证券营业税是指对从事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机构,就其营业收入按“金融保险业”税目课征的营业税。按照1993年11月26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我国证券营业税的征税对象是金融证券业的营业收入,纳税义务人是在我国境内从事证券业务的法人,税率为5%,而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买卖有价证券或期货,不征相关的证券营业税。

二、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缺陷

1.政策缺陷。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借鉴香港对证券交易征收印花税的做法及时推出我国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很有必要,但具有明显的临时性特征。政策实施后,在不同时期还根据实际情况作了相应的调整和完善。如《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办法》未能涉及股票之外的证券品种,因而对于1997年之后按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批准成立的新基金交易是否征收印花税,就缺乏明确的政策规定。为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不得不了《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文)进行补救,规定对投资者、买卖基金单位在1999年底前暂不征收印花税。2000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又以补充规定的形式对基金单位是否征收印花税作了说明。因此,我国以证券交易印花税为代表的证券市场税收政策,从总体而言,不具有完整性,尚处在探索阶段。

2.证券交易过程中存在的税收缺陷。我国在证券交易过程中开征的是印花税,从当前实际来看,证券交易印花税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第一,税种缺乏独立性。证券交易印花税从收入归属、征收管理方面来看,是一个独立的税种。但是,从有关该税种的制度规定来看,由于当前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行政法规或法律,而主要是分散在一些部门规章、国务院通知等政策规定之中,存在政策代替法律规定的缺陷,因而证券交易税不具有独立性。第二,征税范围过窄。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只对二级市场上个人交易的A股、B股课征,对国债、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交易不征税,对国家股和法人股免税,对二级市场以外的股票转让和交易,税收的约束几乎处在空白状态。第三,对买卖双方课征,不利于资本的自由流动。第四,税率设置不合理。我国现行证券印花税对股票交易双方实行按交易额的0.2%的固定比例税率征收,既没有考虑交易额大小和证券持有期长短等因素,也没有适当的减免税规定,容易造成中小投资者的实际税负较重,而机构和大户投资者税负较轻,不能体现“鼓励长期投资,抑制过度投机”的原则。

3.证券投资收益分配过程中存在的税收问题。一是税收负担不均等。一方面是各上市公司之间的税收负担不平等,相比较而言,特区企业比内地企业在税率上更低些,既不统一,又不公平;另一方面,同一上市公司内部的各股东之间税负也不平等,我国只对个人股而不对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股利征税,违背公平原则。二是缺乏避免对公司和股东个人股息、红利重复征税的机制。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将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作为企业所得一并征收企业所得税,而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则规定个人取得的上述收入按20%缴纳个人所得税,不作任何费用扣除。这种做法实际形成了重复征税,增加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不仅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对股息、红利收入产生税收歧视,而且会妨碍股东将分得的股息收入投资到更有效的公司中去,不利于高效益企业的发展,进而从总体上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也诱使股份公司通过少分红而拉升股价的方式帮助股东避税。

4.对证券交易的净收益即资本利得的税务处理不明确。资本利得指股票、土地、房屋、机器设备等资产的增值或出售而得到的净收益,证券市场中习惯上被看作是证券交易过程中因差价而取得的收益。目前,我国对资本利得征税不是很明确。《个人所得税实施细则》中规定“对股票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办法,由财政部另行制定”,现行的办法是,对股票转让不征个人所得税。这种优惠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的确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规范,它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它会促使股票投资者注重短期炒作,增加了股票的投机成分,不利于中长期投资,容易引发股市的震荡。同时,国家对企业的资本利得规定也不尽相同,对内资企业的资本利得纳入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所得中,其资本损失不冲减当期所得,而对外资企业转让不是其设在中国境内的机构场所所持有的B股取得的资本利得却暂免征税,并且资本损失可以冲减当期所得,导致内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三、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的相关建议

1.建立系统和健全的证券税收制度。尽管我国目前证券税收政策目标是多重的,但政策工具却是单一的,主要是证券交易印花税,代替其他税种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随着证券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张,有必要建立相对独立的证券税种和税制,实现政策工具的多元化。这是因为:一是为了实现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多重政策目标。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在筹集财政收入方面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但在调控市场及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作用不大。二是我国税制结构变迁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税制结构将实现由现行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逐步转向以所得税为主。此时,所得税无论在收入总量,还是调控作用方面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与此相适应,证券市场的税收政策工具也将由现行的主要依靠证券交易印花税转变为同时依靠印花税和资本利得税、遗产和赠与税等多税种,因此,我国税制结构的变迁也要求构建系统和健全的证券市场税收制度。

2.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收办法。一是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确立为独立的税种。虽然就实质而言,我国当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是一个独立的税种,但其法律依据不足,而只是作为印花税的特别税目得以确立其法律依据仅仅是国家税务总局和体改委联合的公文,这与我国制定税法的法律程序不符。因此,有必要通过授权,由国务院颁布一些补充规定,以此来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法律级次,将其真正确立为独立的税种。二是按证券品种和持有时间长短实行差别税率。对不同的证券品种实行差别税率,能有效地对某些券种加以扶植,体现国家的投资结构政策。至于各应税品种税率的高低,应根据其预期收益率和流动性来确定。同时还应根据投资者持有证券品种时间的长短,分别设计不同的税率,持有时间越长,适用的税率越高,这样有利于提高证券品种的流动性,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三是实行单向征收,将纳税人确定为证券交易的卖方。当前的双向征收,提高了有价证券的交易成本,在我国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情况下,对组织财政收入、打击投机行为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实际来看,这种作用的有效性是有限的。从理论上分析,仅对卖方征税有利于鼓励长期投资,抑制投机,这也是实践中多数国家的一般做法。

3.消除对公司和股东个人股息、红利的重复征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力争避免重复征税,有许多经验值得我国借鉴。西方国家主要采取两种方式来消除或缓解重复征税:一是实行扣除制或双税率制。扣除制的做法是允许公司从应税所得中扣除部分或全部的股息。比如美国为了减轻重复征税,规定股东每年取得的第一个200美元股息可以免征所得税。双税率制又称分率制,即对公司分配的股息按低税率征税,对留存收益按高税率征税。这样做也部分减轻了重复征税,但公司的额外负担并未减轻,因此很少采用。二是实行抵免制和免征制。抵免制的核心是当股东个人获得股息或红利,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应扣除这笔收入在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已支付的税款,这一方法为西方大多数国家采用。免征制是指股东个人所得的股息或红利收入不作为个人的一项所得,免除缴纳个人所得税。如希腊和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都采用这一做法,它可以比较彻底地消除重复征税。在我国,比较理想的选择是采用抵免制和扣除制,既可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又能比较彻底地消除重复征税,还能与国际常规接轨。免税制虽然可以做到彻底消除重复征税,但势必减少财政收入,在目前我国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不宜采用。

4.统一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政策。我国股份制企业间的税负不公平,其实质就是对上市公司实行税收优惠。一般来讲,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和良好的经营管理基础,而且能通过发行股票募集到资金,因此,理应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对其减免所得税的优惠,势必减少国家财政收入。这种以减少国家收入为代价来换取企业内部转机建制的政策,可能使这些企业缺乏加强管理和提高效益的内在压力,实际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同时对上市公司减免税,对非上市公司是极不公平的。上市公司原有的良好经营基础和上市融资已经为这些公司提供了市场竞争的优势,若再加上税收优惠,就会使非上市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的处境更加艰难。从国家宏观政策角度考虑,优胜劣汰只能通过促使企业内部的优势得到真正发挥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杀富济贫”的政策来实现。因此,国家应该执行规范、统一的法人所得税,改变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之间及各上市公司之间税负不公的局面,这样才能促进证券市场的正常发展和公司间的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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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媛媛

ASuperficialAnalysisontheTaxPolicyofOurStockMarket

OUYANGHua-sheng

(FinanceDepartment,NanjingAuditInstitute,Nanjing210029,China)

税收征管权范文第5篇

我国的证券化实践尚只有零星个案，这与包括税收在内的法律制度不健全有紧密关系。税收在资产证券化的交易链条中，直接决定了各参与主体的投融资成本，因此成为影响证券化效率的一个关键因素。本文着重从交易主体出发，来探讨资产证券化的有关税收问题。

资产证券化的基本框架

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主要的参与人是发起人、特设机构和投资者。此外，还存在服务人、履行受托和管理职能的受托人、承销商、资信评级机构和信用增级机构等其他参与人。资产证券化操作的基本步骤是：（1）进行资产组合。支持证券化的资产组合应属于同一种类，具有一定的价值，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现金流，能够容易增强流动性；（2）将资产组合出售给特设目的载体SPV.SPV通过发行以资产组合为支持的证券为购买该资产提供融资。设立SPV目的在于使发起人实现表外融资，割断发起人与投资者法律上的关联。在这一阶段，评级机构和其他信用增级机构通常会为发起人提供咨询、分析资产的信用质量和设计交易的结构；（3）通常需要服务人和受托人的参与。服务人通常为发起人或原始权益人，负责收取资产组合所产生的本息还款，扣除服务费后将其交给受托人。受托人根据信托契约代表投资者行使权利。

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税收问题

一、发起人的税收问题

1.资产转移的方式决定纳税义务的发生。

国际上常见的资产转移方式有真实销售、担保融资和信托。

如果采用担保方式进行融资，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种权利担保一般要采用质押形式。我国《担保法》第75条对可以质押的权利作了列举式规定，虽然对其中第4项“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的规定是为了概括可能的情形，但也容易引起争议。在实践中，倾向于扩大解释的“肯定说”认为，只要符合可出质权利的一般特性要求，所有的财产权均可以出质：“否定说”认为，应严格遵守法定质押原则，即如果没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其他权利均不得出质；第三种观点认为，符合出质权利一般特性要求的权利原则上可以出质，但如果权利本身不具有商业上的稳定性、又不能控制的，则不宜作为质押的标的。因此，在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资产转移方式采取“担保融资”有可能面临是否合法的问题。这种潜在的“权利瑕疵”既决定了后来的一系列交易的合法性，也决定了相关的纳税义务。因为，税收的强制性原则体现在依法征税，从广义来理解，这种“依法”不应当只是针对税收相关法律法规，而应当及于其他法律，也就是说不合法的行为不征税，可见，采取“担保融资”虽可能带来税收上的好处，但这是以可能无法受到法律上的保护为前提的。

如果采取信托方式转移资产，发起人将资产信托给SPV.该种方式将。很可能使证券化的资产与原始所有人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影响证券信誉等级。特别是按照大陆法系的“一元所有权论”，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仍为发起人所有，一旦发起人破产，该资产理所当然应为破产财产。因此，发起人对证券发行的长远考虑应当优先于税收利益上的考虑。

为了真正地使SPV与发起人的破产风险隔离、有效实现信用增级以及保护投资者，真实销售的做法应当受到鼓励。至于相关的纳税问题，在所得税方面，《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已做了一般性规定，即便发起人对转移的资产不具有私法上所说的所有权，无法适用“财产转让收入”这一税目，也有“其他收人”进行补充；营业税方面，则规定了一定的税收优惠：如果对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接受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则免征银行销售转让不动产、无形资产以及利用不动产从事融资租赁应当缴纳的营业税。

除上述三种情形外，发起人能否采取对外投资或资产置换的做法呢？首先，从对外投资来说，发起人所拥有资产的权利决定了对外投资的限制，《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出资，这就排除了以类似应收账款等的债权进行出资的情况；其次，发起人将控制SPV的部分或全部股权，这将无法实现真正的破产隔离。因此，对外投资的做法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是不可行的。就资产置换来说，税法规定如果是整体资产置换交易，作为交易补价的货币性资产占换入总资产公允价值不高于25%的，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双方均不确认资产的所得或损失。笔者认为，如果发起人通过资产重组而非股权重组的方式转移资产，既可以避免发起人与SPV之间的控股关系，以做到真正的破产隔离，也存在双方都避免所得税纳税义务的可能性，但可能因此产生增值税、营业税等纳税义务。

因此，对各种资产转移方式做出详细规定很有必要，尤其是判定真实销售和担保融资的标准，才可能进一步细化纳税义务发生的有关规定。

2.资产转移所发生的费用、损失是否允许扣除。

发起人要为其“真实销售”产生的财产收入或其他收入纳税时，相关的费用是否允许扣除就成为随之而来的关键问题。现行的税法并未对资产证券化作出具体的规定。实践中，一般是以财产转移收益扣除财产转移的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后的余额计算财产转让的应纳税所得额。从税收公平的角度来看，对于计提的坏账准备、资产减值准备等应当从取得成本中扣除，也就是不能再在税前重复扣除；而如果资产转移发生损失，也应允许在税前予以扣除。

二、SPV的税收问题

1.基于SPV本身的税收问题。

主要包括SPV法人居民身份的认定和SPV设立形式引起的税收差异。不同国家的法人居民身份认定规则有所差异，如公司组建地、中心管理和控制、公司所在地、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及总机构等。对于实行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国家来说，居民法人与非居民法人的税收待遇是不同的。通常对于居民法人需要就全球所得纳税，而非居民法人往往只就来源于本国的所得纳税。各国法人居民身份认定规则的差异为SPV的避税留有空间。

对于SPV的设立，依据我国《公司法》可能采取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含国有独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国外还包括信托型SPV.从税收的角度来说，除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存在税收待遇的差别外，在我国SPV的设立形式本身并不会影响应纳的税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要求较高，审批手续也相对复杂，而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金要求较低，但是对于日后的资信评级、信用增级及证券发行，股份有限公司则可能因其注册资金等较高的设立要求而占据比较优势。另外，如果资产化的证券受我国《公司法》及《证券法》的约束，那么要发行股权类证券前，有限责任公司应当首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才可能符合我国《证券法》所规定的股票公开发行条件；而对于发行债权类证券，《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额应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因此，在对于信托型SPV没有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前，如果考虑到日后的证券发行问题，在我国设立SPV采取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无疑是较为合适的。

2.基于资产转移和发行证券的税收问题。

首先，SPV的取得资产支出面临着纳税扣除的问题。依据我国税法，在进行纳税扣除时，有关支出应当先区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发起人与SPV之间约定的资产转移方式及转让金额的支付方式都可能影响对支出性质的判断，从而适用的纳税扣除方法也将有所不同。比如，一次性支付资产转移的标的金额，应当视为资本性支出，并依据对于该资产规定的摊销年限进行摊销，这类支出通常不允许在税前一次性扣除。如果是按债务的偿还进度分期支付转让的金额，依据权责发生制和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应当认定为收益性支出较为合适。如果涉及国家公共基础设施等的资产证券化，可以采取一定的税收鼓励性措施，在资产转移的纳税扣除上予以一定的扶持。

其次，还可能涉及到对SPV支付给非居民投资者的“证券”投资所得扣缴预提税的问题。资产证券化主要有转递结构（pass-throughstructure）和转付结构（pay-throughstructure）两种基本结构。通常转递结构主要以受益权证的形式出现，一般而言，这种受益权证代表持有人对证券化资产不可分割的所有者权益归属于股权类证券；而转付证券主要以债券的形式出现，这种债券代表持有人对证券化资产的一项债权而归属于债权类证券。此外，资产证券化运用的工具还包括优先股和商业票据。这两大类“证券”的所得符合《联合国范本》和《OECD范本》关于投资所得的认定标准。为此，相关的投资所得将涉及扣缴预提税的问题。我国在对外投资所得一直坚持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依据我国《外商独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而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利润、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或虽设立机构、场所，但上述所得与其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应按收入金额征收预提所得税。目前减按10%的税率征收。这意味着居民SPV在向非居民投资者支付证券的股息、利息等时，需要扣缴预提税。实践中，各国对此的做法也有所差别。如美国国内收入署规定：美国发行人发行的欧洲票据（银行贷款发行可能例外），如果是以无记名形式发行的折扣证券，且初始到期日不超过183天，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可免除20—30%的本金（含折扣）应纳的代扣税。这种预提税的税收优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鼓励资本的输人。

三、投资者的税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