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机械论文范文第1篇

1.1大多数的农机驾驶员对于农机的安全管理没有正确的认识，认为在农村的田间道路行驶不需要办理相关的手续，所以对于管理部门的政策没有有效的执行。而更有部分驾驶员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不考虑农机的安全性，一味的对农机进行加长加高处理，并且在速度上不断提升，所以经常会出现超载超速的现象，存在众多的安全隐患。大多数的农机驾驶员只是会驾驶，而却缺乏对农机的保养意识和常识，对于机车内存在的安全隐患无法及时发现，导致行驶的过程中因为部件损坏而发生安全事故的几率增大，严重威胁到人身安全。

1.2农田作业的农机安全管理不完善，农机驾驶员对于机车安全行驶的意识较差，认为田间的作业环境简单，不会发生安全事故，所以在思想意识上就忽视了机车操作的安全性。虽然从事农田作业的机械与从事道路运输的车辆相比，虽然相对发生事故的机率较低，但前者的数量远远大于后者（前者是后者的十几倍），且作业有一定季节性，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依然较大，因此，对出事农田作业的农机安全管理工作同样不能放松。

2、农机安全生产管理措施

2.1培养一支技术过硬、法规意识强的农机驾驶员队伍随着农机化范围的不断扩大，农机驾驶员的队伍也不断的壮大，所以为了保证农业机车的安全操作，农机安全监理部门要加大安全管理力度，利用一切媒体工具宣传农机驾驶安全的重要性，可以通过真实的案例来进行警示。对于农机的使用要进行规范化管理，凡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车辆必须进行登记统一管理，在进行驾驶业务知识和安全常识培训后，经审查合格方可发证，并且要参与每年的年审。对于优秀的驾驶员要注意发挥其主导作用，利用自身的行为感染身边的驾驶员，提高农机驾驶的安全性。

2.2加大农机安全宣传的力度安全隐患的消除要在发生前进行，不要等到事故发生了再注意到安全驾驶的重要性，所以农机安全管理部门要做好宣传工作，利用多种手段向广大农民以及农机驾驶员讲解安全驾驶的重要性，动员全民积极的参与进来。为了保证机车处于安全状态，要加强对机车的日常养护，对于容易损坏的零部件，要经常检查，在机车使用之前，要对其进行安全检查，养成良好的习惯，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2.3按时参加年检年检是对农业机车的使用状况，自身的性能以及各个零部件的损坏程度进行的检查，对于存在的安全隐患能够及时发现，确保机车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在年检时还要加强对驾驶员的安全知识培训，养成定期检查的好习惯。孙怀宝双辽市东明镇农机站

2.4加大对农机违章作业的监督检查力度农机安全监督检查是农机安全监理部门的重要职责，也是确保农机安全行驶的重要手段。所以农机安全监理部门应该加大对农机安全的监督管理力度，对农机交通安全状况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检查。目前，在乡村的道路安全状况管理方面，还是交通管理部门的薄弱环节，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重要的国道、省道等道路。因为缺乏管理力度，所以农业机车违反安全驾驶现象频现。为了加强对农村道路交通的安全管理，农机管理部门应该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检查，尤其是要加大在农忙季节的检查力度，确保农业机车的安全行驶，为农业安全生产奠定坚实的基础。

3、新形势下，农机监理部门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3.1坚持发展的主题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发展必须坚持以搞好农机安全监理工作为中心，积极面对当前形势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紧紧围绕搞好农机安全监理工作这个中心、这个主题，把工作重点放到了乡村、田间、场院，挖掘有利因素，努力促进农机监理事业健康发展。

3.2坚持服务理念服务是立足之本，发展之源，服务也是农机监理事业永恒主题。“文明执法、优质服务”示范窗口的创建精神也正是由“服务”二字体现出来的。我们在继续发扬农机监理服务精神前提下，要进一步强化农机监理服务手段，积极开拓新的服务领域，新的服务方式，通过服务增强农机监理的工作实力。

3.3坚持体制创新体制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是实现工作创新的基础。在目前这种新的形势和环境下，必须建立新的监理体制，就要在巩固提高市、县一级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乡、村两级体制的建设。只有监理体制的不断更新，不断完善，才能确保农机安全监督管理收到良好的效果。我们要通过管理体制的创新、服务方式的创新，用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更新观念，科学管理，加快农机监理事业发展的步伐。

4、结束语

生产机械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分析机械加工存在误差的主要原因，然后提出提高机械加工精度的措施。

加工精度是指零件加工后的实际几何参数(尺寸、形状和位置)与理想几何参数的符合程度。在机械加工中，误差是不可避免的，但误差必须在允许的范围内。通过误差分析，掌握其变化的基本规律，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加工误差，提高加工精度。

一、机械加工产生误差主要原因

（一）主轴回转误差。主轴回转误差是指主轴各瞬间的实际回转轴线相对其平均回转轴线的变动量。产生主轴径向回转误差的主要原因有：主轴几段轴颈的同轴度误差、轴承本身的各种误差、轴承之间的同轴度误差、主轴绕度等。适当提高主轴及箱体的制造精度，选用高精度的轴承，提高主轴部件的装配精度，对高速主轴部件进行平衡，对滚动轴承进行预紧等，均可提高机床主轴的回转精度。

（二）导轨误差。导轨是机床上确定各机床部件相对位置关系的基准，也是机床运动的基准。车床导轨的精度要求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在水平面内的直线度；在垂直面内的直线度；前后导轨的平行度(扭曲)。除了导轨本身的制造误差外，导轨的不均匀磨损和安装质量，也是造成导轨误差的重要因素。

（三）传动链误差。传动链的传动误差是指内联系的传动链中首末两端传动元件之间相对运动的误差。传动误差是由传动链中各组成环节的制造和装配误差，以及使用过程中的磨损所引起。

（四）刀具的几何误差。任何刀具在切削过程中，都不可避免要产生磨损，并由此引起工件尺寸和形状地改变。正确地选用刀具材料和选用新型耐磨的刀具材料，合理地选用刀具几何参数和切削用量，正确地采用冷却液等，均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刀具的尺寸磨损。必要时还可采用补偿装置对刀具尺寸磨损进行自动补偿。

（五）定位误差。一是基准不重合误差。在零件图上用来确定某一表面尺寸、位置所依据的基准称为设计基准。在工序图上用来确定本工序被加工表面加工后的尺寸、位置所依据的基准称为工序基准。在机床上对工件进行加工时，须选择工件上若干几何要素作为加工时的定位基准，如果所选用的定位基准与设计基准不重合，就会产生基准不重合误差。二是定位副制造不准确误差。夹具上的定位元件不可能按基本尺寸制造得绝对准确，它们的实际尺寸(或位置)都允许在分别规定的公差范围内变动。工件定位面与夹具定位元件共同构成定位副，由于定位副制造得不准确和定位副间的配合间隙引起的工件最大位置变动量，称为定位副制造不准确误差。

（六）工艺系统受力变形产生的误差。一是工件刚度。工艺系统中如果工件刚度相对于机床、刀具、夹具来说比较低，在切削力的作用下，工件由于刚度不足而引起的变形对加工精度的影响就比较大。

二是刀具刚度。外圆车刀在加工表面法线(y)方向上的刚度很大，其变形可以忽略不计。镗直径较小的内孔，刀杆刚度很差，刀杆受力变形对孔加工精度就有很大影响。

三是机床部件刚度。机床部件由许多零件组成，机床部件刚度迄今尚无合适的简易计算方法，目前主要还是用实验方法来测定机床部件刚度。变形与载荷不成线性关系，加载曲线和卸载曲线不重合，卸载曲线滞后于加载曲线。两曲线线间所包容的面积就是载加载和卸载循环中所损耗的能量，它消耗于摩擦力所做的功和接触变形功；第一次卸载后，变形恢复不到第一次加载的起点，这说明有残余变形存在，经多次加载卸载后，加载曲线起点才和卸载曲线终点重合，残余变形才逐渐减小到零。

（七）工艺系统受热变形引起的误差。工艺系统热变形对加工精度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在精密加工和大件加工中，由热变形所引起的加工误差有时可占工件总误差的50%。机床、刀具和工件受到各种热源的作用，温度会逐渐升高，同时它们也通过各种传热方式向周围的物质和空间散发热量。

（八）调整误差。在机械加工的每一工序中，总要对工艺系统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调整工作。由于调整不可能绝对地准确，因而产生调整误差。在工艺系统中，工件、刀具在机床上的互相位置精度，是通过调整机床、刀具、夹具或工件等来保证的。当机床、刀具、夹具和工件毛坯等的原始精度都达到工艺要求而又不考虑动态因素时，调整误差的影响，对加工精度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九）测量误差。零件在加工时或加工后进行测量时，由于测量方法、量具精度以及工件和主客观因素都直接影响测量精度。

二、提高机械加工精度的措施

（一）减少原始误差。提高零件加工所使用机床的几何精度，提高夹具、量具及工具本身精度，控制工艺系统受力、受热变形、刀具磨损、内应力引起的变形、测量误差等均属于直接减少原始误差。为了提高机械加工精度，需对产生加工误差的各项原始误差进行分析，根据不同情况对造成加工误差的主要原始误差采取不同的措施解决。对于精密零件的加工应尽可能提高所使用精密机床的几何精度、刚度和控制加工热变形;对具有成形表面的零件加工，则主要是如何减少成形刀具形状误差和刀具的安装误差。

（二）误差补偿法。对工艺系统的一些原始误差，可采取误差补偿的方法以控制其对零件加工误差的影响。

①误差补偿法：此法是人为地造出一种新的原始误差，从而补偿或抵消原来工艺系统中固有的原始误差，达到减少加工误差，提高加工精度的目的。

②误差抵消法：利用原有的一种原始误差去部分或全部地抵消原有原始误差或另一种原始误差。

（三）分化或均化原始误差。为了提高一批零件的加工精度，可采取分化某些原始误差的方法。对加工精度要求高的零件表面，还可以采取在不断试切加工过程中，逐步均化原始误差的方法。超级秘书网

①分化原始误差(分组)法：根据误差反映规律，将毛坯或上道工序的工件尺寸经测量按大小分为n组，每组工件的尺寸范围就缩减为原来的1/n。然后按各组的误差范围分别调整刀具相对工件的准确位置，使各组工件的尺寸分散范围中心基本一致，以使整批工件的尺寸分散范围大大缩小。

②均化原始误差：此法过程为通过加工使被加工表面原有误差不断缩小和平均化的过程。均化的原理就是通过有密切联系的工件或工具表面的相互比较和检查，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差异，然后再进行相互修正加工或基准加工。

（四）转移原始误差。这种方法的实质就是将原始误差从误差敏感方向转移到误差非敏感方向上去。转移原始误差至非敏感方向。各种原始误差反映到零件加工误差上的程度与其是否在误差敏感方向上有直接关系。若在加工过程中设法使其转移到加工误差的非敏感方向，则可大大提高加工精度。转移原始误差至其他对加工精度无影响的方面。

三、结束语

在机械加工中，误差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对误差产生的原因进行详细的分析，才能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减少加工误差，提高机械加工精度。

参考文献：

[1]李玉平，机械加工误差的分析[J].新余高专学报，2005(4)．

生产机械论文范文第3篇

【正文】

〔中图分类号〕BO-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1-0005-08

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某部著作以至全部著作，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真正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马克思的《神圣家族》的历史命运就是如此。出版于1845年的《神圣家族》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20世纪的哲学运动及其困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及其自我反思，使《神圣家族》的内在价值凸现出来了。人们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神圣家族》，重读这一历史性的著作，并重估它的理论价值。在重读《神圣家族》的过程中，马克思关于法国唯物主义两个派别、近代唯物主义发展史以及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关系的论述，引起我们极大的理论兴趣。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它启示我们重新审视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

一、重新审视法国唯物主义及其派别

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中，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下简称“法国唯物主义”）一直被称作机械唯物主义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实际上，在法国唯物主义中存在着两个派别，即机械唯物主义和人本唯物主义，而且二者具有不同的理论特征、理论来源和理论归宿。正如《神圣家族》所说：“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尔，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0页。）

机械唯物主义派的代表人物是拉美特利，其哲学来源是本土的笛卡尔哲学。在笛卡尔哲学中，物质的本性是广延，运动的特征是位移。笛卡尔正是依靠这种抽象的物质和抽象的运动“构造出整个物理世界”，并一直主张用机械论的术语去解释自然现象。实际上，笛卡尔是以力学运动规律为基础，把由地上获得的力学原则应用于天体现象以至整个世界，从而把自然科学中的机械论观念移植到哲学中并造就了机械论的时代精神。拉美特利极为崇拜笛卡尔，认为“如果哲学的领域里没有笛卡尔，那就和科学领域里没有牛顿一样，也许还是一片荒原。”（注：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神圣家族》由此认为，“拉美特利利用了笛卡尔的物理学，甚至利用了它的每一个细节。他的《人是机器》一书是模仿笛卡尔的动物是机器写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页。）

的确，笛卡尔的“世界是机器”、“动物是机器”观念引导着拉美特利走进了一个唯物的同时又是机械论的世界图景之中。拉美特利沿着笛卡尔的“动物是机器”的思路提出了“人是机器”的思想，同时又深化了笛卡尔的观点。拉美特利认为，物质也在感觉能力，并把感觉同广延和运动相提并论，一并作为物质的基本属性。由此出发，拉美特利指出，人和动物的基本单位都是原子，二者结构和发生作用的方式相仿，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在《论幸福》一书中，拉美特利明确指出：“原子的结构组成了人，原子的运动推动人前进，不依赖于人的条件决定他的性质并指引他的命运。”因此，“人是机器”。拉美特利实际上是把笛卡尔的动物结构学运用到人体上，并完全是从机械论的观点来考察人和人的本质的。这激起了新康德主义者朗格的异常愤怒，一度恶语相加，指责拉美特利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中最恶劣的一个。

实际上，朗格缺乏历史主义意识，未能领会拉美特利观点的全部内涵。在我看来，“人是机器”的观点具有双重内涵：其背后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思想，同时具有反宗教神学的意义。从根本上说，“人是机器”这一观点强调的是自然的人，这是对人的一种自然科学的研究，同时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要求承认人的尊严、价值和天赋权力。借助自然的人，拉美特利把人从宗教神学的纠缠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自然的独立性；同时，由于机械论束缚了拉美特利的视野，刚从神权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人，在此又变成了一架机器，人和人的主体性都不见了。

当然，我注意到，起源于笛卡尔的机械唯物主义派对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却起到了促进作用，其理论归宿是自然科学。这是因为，笛卡尔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清楚明白的概念”来研究自然，发现了一些自然规律，“为后来的发明和校正奠定了基础”，（注：《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卷，第202页。）并“提供了自然科学的骨架和基础”。（注：《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卷，第123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神圣家族》认为，笛卡尔的唯物主义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机械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和160页。）

法国唯物主义的另一派是“现实的人道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168页。）即人本唯物主义。从理论上看，人本唯物主义起源于英国的洛克哲学，其代表人物是爱尔维修。

如前所述，机械唯物主义派起源于本土的笛卡尔哲学。笛卡尔哲学有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体现在二元论的体系中，更重要的，是表现为笛卡尔把反封建的斗争限制在思想范围内。笛卡尔明确指出：他“始终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欲望，不求改变世界的秩序。”（注：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46页。）显然，这种观点和作为法国政治变革先导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很难相容的。因此，另一部分法国哲学家希望找到一个能够作为法国革命哲学依据的学说。于是，他们便把视线转向海峡彼岸的英国。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资本主义走在欧洲大陆的前面，新的时代精神总是首先在英国抛头露面。而此时，英国的哲学微风也飘过英吉利海峡吹到了法国上空，洛克哲学被引进到法国。法国资产阶级像迎接一位“久盼的客人”一样热烈欢迎洛克哲学这一舶来品。在法国哲学家看来，从洛克哲学出发可以得出改造环境、变革社会的结论，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因此可以作为法国革命的哲学基础。

按照洛克的观点，社会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人的趋乐避苦的自然倾向指向人的利益，而人的利益的实现需要社会以及作为维系社会纽带的道德原则。所以，人是根据利益需要创造社会和道德原则的。可以看出，反宗教神学，肯定人的感性，这是洛克对“天赋观念论”批判的意义所在。它表明，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具有双重含义：既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政治内涵。洛克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双重含义深深触动了爱尔维修的心灵，直接成为爱尔维修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先导。正如《神圣家族》所说：“爱尔维修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并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页。）

爱尔维修以洛克哲学为出发点，首先是从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中提取“感觉”这一概念，并把感觉看作是人的存在方式，即“我感觉，所以我存在。”依据洛克的观点，爱尔维修认为，感觉是连接意识与客观外界的桥梁，通过感觉，人一方面不断地认识外在世界，形成和发展自己的感觉和认识；另一方面把存在于内心的关于自由的欲望和要求变为外在的争取自由的活动。根据第一方面，爱尔维修得出了“人是环境的产物”的结论；根据第二方面，爱尔维修又提出了“意见支配环境”的命题。爱尔维修提出这两个命题的宗旨在于证明这样一个道理，即人的智力天然平等，人的性格受制于外在环境，所以，要改造人，首先必须改造外在的社会环境。正如《神圣家族》所说，“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这样，经过爱尔维修的改造，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这个从英国吹来的哲学微风又夹杂着政治雨丝，而爱尔维修的人本唯物主义本身简直是风雨交织，在法国引起了巨大风暴，因为它为法国革命找到了哲学依据。

通常认为，爱尔维修同时提出这两个命题，即“人是环境的产物”和“意见支配环境”是一种逻辑矛盾、循环论证，陷入“二律背反”之中。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人和环境的确处在一种相互作用之中，“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爱尔维修同时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和“意见支配世界”这两个命题，实际上揭示了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种朴素的相互作用观点。相互作用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只有从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达到现实的因果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页。）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排除相互作用，而是要求对相互作用作出合理的解释；决不取消相互作用，而是要求寻找相互作用的基础。在我看来，爱尔维修的失误并不在于同时提出了“人是环境的产物”和“意见支配环境”这两个命题，而是仅仅停留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上，没有去进一步探寻既决定社会环境发展又决定意见发展，引起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现实基础。这个现实基础就是人的实践活动。

就理论归宿而言，以爱尔维修为代表的“现实的人道主义”“直接导向社会主义”，“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168和160及166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进一步发展爱尔维修的学说，必然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供“逻辑基础”。《神圣家族》指出：“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所以，“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167页。）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主要是指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但科学社会主义也同以爱尔维修为代表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有着一定的理论联系。正如恩格斯所说，就理论形式来说，现代社会主义“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9页。）

在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爱尔维修是一个转折点，以其“现实的人道主义”为标志，自然唯物主义开始衰落，人本唯物主义开始兴起。由此启示我们应重新考察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

二、重新审视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及其特征

按照传统的观点，朴素或自发唯物主义、机械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三种历史形态。这三种历史形态在研究主题或观察世界的理论视角上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即三者都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只不过朴素唯物主义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把世界理解为一个个静止、孤立的事物；辩证唯物主义则把世界理解为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物质体系，而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这种观点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又把这种合理因素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在这里，唯物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主题转换不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划时代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抛弃了。

随着自然科学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实际上，随着自然科学的重大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唯物主义不但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且要转换自己的主题。从研究主题的历史转换这一根本点上看，唯物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三种历史形态，即自然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自然唯物主义始自古希腊哲学，后在霍布斯那里达到系统化的程度，并一直延伸到法国唯物主义中的机械唯物主义派。它或者在直接断言世界本身的意义上去寻求“万物的统一性”，把万物的本原归结为自然物质的某种形态，或者以经验科学对自然现象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在“认识论转向”过程中去探讨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并把物质世界以及人本身归结为自然物质的某一层次。从总体上看，自然唯物主义根据“时间在先”的原则，把整个世界还原为自然物质，人则成了自然物质的一种表现形态。在自然唯物主义那里，“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正在结束或正在开始的机械运动”。自然唯物主义确认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却一笔抹杀了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和历史性。换言之，在自然唯物主义体系中，存在着“人学空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神圣家族》认为，“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而到了霍布斯那里，“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和164页。）

人本唯物主义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中的另一派，即“现实的人道主义”，并在费尔巴哈那里达到了典型的形态。费尔巴哈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作为其“唯一的、最高的对象”，它“借助人，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又借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94页。）并力图通过对思辨哲学以及神学的批判而“建立人的哲学批判”。这是一个以自然为基础，以人为核心和出发点的人本唯物主义体系。按照费尔巴哈的观点，自然界是第一性的实体，但人在地位上是更重要的实体，“人是自然界最高级的生物”，因而是理解自然的钥匙。因此，要“弄清楚自然的起源和进程”，“必须从人的本质出发”。（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4页。）所以，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思维与自然相统一的基础，力图以“现实的人”为基本原则来理解世界并构造哲学体系，从而建构了一种“新哲学”，即人本唯物主义。

“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8页。）换言之，费尔巴哈不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所以，费尔巴哈最终得到的仍是抽象的人，忽视的仍是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和历史性。他所理解的感性世界因此只能是一个脱离了人及其实践活动，脱离了社会历史的抽象的自然界。“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因此，超越人本唯物主义，建立和“历史”相结合的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是理论和历史的双重要求。

按照《神圣家族》的观点，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人们为了能够生存和生活，必须进行物质实践，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为了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和人之间必须互换其活动，并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说，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和“实际日常生活”自始至终包含着并展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包含着并展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而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就“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因此，作为“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和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实际日常生活”所包含和展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正如《神圣家族》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中的“历史”，是人的活动及其内在矛盾得以展开的境域。

从形式上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仅仅是人类社会或人类历史，似乎与自然无关。但问题在于，社会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而历史不外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和131页。）因此，“把人与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必然使社会历史虚无化，从而走向唯心主义历史观。《神圣家族》指出：“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页。）这就是说，作为物质实践对象化的劳动产品，即“实物”与“实物”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活动互换的关系，或者说，“实物”不仅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体现着人与人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正是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关系即“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生产方式”作为历史的基础，力图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来改变人与人的关系，通过人对物的占有关系（私有制）的扬弃来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

“只有当物(dieSache)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praktisch)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页。）具体地说，在实践中，人是以物的方式去活动并同自然发生关系的，得到的却是自然或物以人的方式而存在，从而使自然与人的关系成为“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是一种否定性的矛盾关系。人类要维持自身的存在，即肯定自身，就要对自然界进行否定性的活动，即改变自然界的原生形态并在其中注入人的目的，使之成为“人化自然”、“为我之物”。与动物不同，人总是在不断制造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中去获得与自然的统一关系的，对自然客体的否定正是对主体自身的肯定。这种肯定、否定的辩证法使人和自然处于双向运动中：实践不断地改造、创造着自然界，在自然界中打上社会的烙印，使自然成为“社会的自然”，同时又不断地改造、创造着人本身，包括他的社会关系，不断地把自然转化为社会的要素，使社会成为“自然的社会”。“自然的社会”和“社会的自然”构成了“感性世界”，使世界二重化为自在世界和属人世界。

可以看出，人与自然之间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否定性关系是最深刻、最复杂的矛盾关系。马克思之前的众多哲学大师都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关系及其基础地位，致使唯物论和辩证法遥遥相对。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深入而全面的剖析，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解答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同时就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日，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形成之时。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逻辑上说，历史唯物主义都不是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里的“推广和应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反，那种“排除历史过程”，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就其实质而言，它只能是自然唯物主义在现代条件下的“复辟”。“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

在我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两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代名词。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否定性的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因此，作为“全部社会生活”哲学反映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蕴含着“否定性的辩证法”，本身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代名词，是为了透显历史唯物主义所内含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和革命性。以“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即“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为思维坐标，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和建构原则，去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使历史唯物主义展现出一个新的理论空间，即一个自足而又完整、唯物而又辩证的世界图景。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历史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唯物主义世界观”。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内含着“否定性辩证法”，所以它是一种“真正批判的世界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1页。）

三、重新审视唯物主义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

我在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不是指与辩证法相对立意义的思维方式，而是指传统的哲学形态，即关于超验存在之本性的理论，它力图从一种永恒不变的“终极存在”或“初始本原”中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性和行为依据。从起源上看，“形而上学”形成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书。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形而上学”就是“第一哲学”，即关于存在之存在的学说，或者说是研究超感觉的、经验以外对象的学说。概而言之，“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是一切实在对象背后的那种终极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以“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为宗旨，因而是一切智慧中的“最高的智慧”。从内容上看，“形而上学”与本体论密切相关。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本体论是由高克兰纽斯在1613年首先使用的。按其原义，本体论就是关于存在本身的学说。由于存在本身属于超感觉的对象，所以，“形而上学”与本体论两个概念往往混同使用，或者说，本体论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或核心。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对“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的研究对象、内容范围、概念术语都作了完整的论述，从而开创了理论形态的哲学。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家们不仅把“形而上学”中的存在日益引向脱离现实事物、超越人的存在，成为一种完全抽象化的本体，而且使“形而上学”中的存在逐渐成为一种君临人与世界之上的一种神秘的主宰力量。“形而上学”由此与宗教神学同流合污了，失去了自身的积极意义。因此，法国唯物主义一开始就反对“形而上学”。正如《神圣家族》所说：“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

法国唯物主义之所以反对“形而上学”，归根到底是由“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决定的。具体地说，在18世纪，自然科学已经独立化，从“形而上学”中分化出去了。正如《神圣家族》所说，“实证科学脱离了形而上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而此时，牛顿经典力学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经过伏尔泰的系统介绍，牛顿的科学思想和哲学观念在18世纪的法国已经享有隆名盛誉，它造就了一种强烈的科学主义情绪，刺激着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哲学家反对“形而上学”。这是其一。其二，在18世纪，随着反封建、反宗教斗争的发展，人本身再次觉醒，开始注意自己了。正如《神圣家族》所说，“实在的本质和尘世的事物开始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162页。）而“形而上学”所忽视的恰恰是人本身。《神圣家族》由此认为，在18世纪，“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象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了”，“形而上学变得枯燥乏味了”。它首先“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继而“在理论上威信扫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2和161页。）取而代之的是“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论”，即法国唯物主义。从总体上看，法国唯物主义关注的正是人本身。它或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研究人，或者从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去研究人，并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页。）实际上，“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必然促使哲学“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尘世的享乐和尘世的利益，趋向于尘世的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

按照《神圣家族》的观点，首先在理论上反对“形而上学”并使其“在理论上威信扫地”的是培尔。对“宗教的怀疑引起了培尔对作为这种信仰的支柱的形而上学的怀疑”。于是，培尔从笛卡尔的怀疑论出发去批判“形而上学”，而笛卡尔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所以，《神圣家族》认为，培尔批判“形而上学”的“武器是用形而上学本身的符咒锻铸成的怀疑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2页。）这种批判可谓以毒攻毒。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接着是孔狄亚克“用洛克的感觉论去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页。）并集中批判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马勒伯朗士的“形而上学”体系。在孔狄亚克时代，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形而上学”，它们汇集在一起，在消极的意义上蔚然成风。其中，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哲学是17世纪“形而上学”的典型形态，它们以天赋观念论为理论支撑点，运用演绎法编织了一个思辨之网，或者以神为核心构造了一个神学“形而上学”，或者是“提高到思想中的绝对泛神论和一神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神韵”。黑格尔认为，“这个时代的研究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孔狄亚克从两个方面批判了“形而上学”：一是依据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以感觉为出发点，围绕经验而展开认识论探讨，力图根据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进行推理；二是依据牛顿经典力学，以观察为基础，力图以牛顿力学倡导的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把握人类认识活动及其基本原则。由此，孔狄亚克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感觉是经验的基本要素，一切经验都可以化为感觉；感觉是物质、外部事物、外部环境作用于感官的结果，“人的全部发展都取决于教育和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页。）经验包含着观察，通过观察获得的认识具有客观性；语言符号产生于人们的交往之中，同时符号又“使人们交往更加自由，范围更加广阔”，等等。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对唯物主义经验论的探讨，使孔狄亚克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形而上学不是科学”，并“证明法国人完全有权把这种形而上学当做幻想和神学偏见的不成功的结果而予以抛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页。）

孔狄亚克及其后继者对“形而上学”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充分展示了法国唯物主义的理论风采，并在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但在这个理论批判和哲学探讨的过程中，孔狄亚克又把经验主义推向极端。在这里，人的认识仅仅成了被动接受信息的机械运动，只是在狭窄的经验范围内进行安排感觉材料的活动，人及其认识的能动性、创造性、主体性都不见了。实际上，这是整个法国唯物主义的缺陷。这就势必导致认识论研究的转向，即探讨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并突出自我意识的作用。执行、完成这一“转向”任务并因此声名显赫的是康德和黑格尔，而且黑格尔又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王国。这表明，从孔狄亚克以至整个法国启蒙哲学到康德以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从“形而上学”的衰败到“形而上学”的再度兴起，是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换言之，法国唯物主义举起了反“形而上学”的大旗，但它并未完成反“形而上学”的任务，或者说，它没有从根本上摧毁“形而上学”。所以，“形而上学”后来在19世纪又重新登上了哲学的王座。正如《神圣家族》所说，“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从而使“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

在我看来，“形而上学”这次“复辟”之所以是“胜利的复辟”，是因为黑格尔在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是一次胜利进军，它延续了几十年，而且决没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而停止。相反，正是从1830年到1840年，‘黑格尔主义’取得了独占的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之所以是“富有内容的复辟”，是因为黑格尔使“形而上学”与概念辩证法融为一体了，整个世界被描述为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之中，而且黑格尔的辩证法力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而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然而，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人仅仅是绝对理性自我实现的工具，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主体性从根本上被剥夺了。这就是说，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中，不仅“本体”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人也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人和人的主体性失落了。

生产机械论文范文第4篇

【正文】

在马克思一生浩如烟海的著述中，除了早年的博士论文以外，直接谈及时空问题的，迄今未见。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也是个谜团，令人疑惑不解。时空观如同物质观、意识观、运动观、真理观一样，是哲学构成的基本板块，为一切完备的哲学体系所必需。马克思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实是不可能存在时空空场的。那么，马克思的时空观在哪里呢?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形态呢?下面试作一间接的探寻和演绎。

物质时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说：“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556、392页。)而《反杜林论》恰恰是恩格斯集中论述时空问题的著作，那里曾专辟一章《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既然马克思对《反杜林论》全书，其中包括时空这一章已经“听”了，有所“了解”，并未提出异议，那么就可以认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阐发的时空观也就是马克思所赞同的时空观。

马克思赞同恩格斯的时空观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学理意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把时空定义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并在批判杜林的过程中深刻地论述了空间的无限性和三维性以及时间的永恒性与一维性等原理。恩格斯对时空本质和特性的表述是对历史上唯物主义时空观的批判继承，代表了当时对时空认识的最高水平。

古代不可能有时空观，古人只能从自身活动和对自然界的变化的观察和体悟中形成顺序、间隔、距离、规模等模糊的时空意识。德谟克利特开独立的空间概念之先河，他的原子—虚空说实际上是把虚空理解为空间，认其为原子运动的场所。从此开始，对时空的研思越来越独立化、抽象化，走上了纯粹的哲学致思之路。

历史上一切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共同特点是否认时空的客观性，把时空看成是主观感觉或意识的产物。贝克莱把他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命题运用于时空，认为时空仅仅是人们心中的观念。他的名言是：“离开了心中观念的前后继承，时间是不存在的。”还说：“广袤所在之外……即是在他心中的。”康德也反对时空的客观性，认为时空不过是人类先验固有的“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在他看来，抽去感性，时空就不存在。黑格尔不仅认为时空是绝对观念的外化，还杜撰了时空分离论，认为自然界先有空间，绝对观念外化为人类社会以后才出现时间。

与唯心主义相反，一切唯物主义者都坚持时空的客观性，反对把时空看成是感性和意识的产物。但是他们又将时空的客观性无限夸大，把时空看成是脱离物质或与物质平行的独立存在。伽桑狄、洛克及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奉行机械唯物论的科学家一般都拥护和承袭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虚空说，认为时空是物体运动的框架，这个框架存在于人和人的意识之外，是均匀和绝对不变的。牛顿集机械唯物主义时空观之大成，在实验观察及前人认识的基础上，他系统地论述了绝对时空的原理，并以此为根据建立了庞大的经典力学体系。牛顿认为，“空间是一切事物的贮藏所”，时间在事物之外均匀流动，与外界无关，存在着“空无一物”和“空无一事”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

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时面对的就是上述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机械论这两种时空观。它们虽然在总体上都是错误的，但其性质不同，价值和意义也不同。唯心主义时空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哲学玄想，是适应体系建构的需要而提出的一种独断。它既无生活实践的根基，也缺少坚强的逻辑，不过是对时空现象的一种主观化的曲解而已，驳倒它并非难事。而机械唯物主义时空观，特别是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其性质和境遇则大不相同。由于绝对时空观符合人们日常的经验思维，加之在低速宏观领域内牛顿经典力学的全部原理在绝对时空中都畅通无阻，适合于人类的日常生活和一切工程设计，所以，绝对时空观长期统治着科学界和哲学界，要撼动它并非易事。

恩格斯的划时代贡献在于，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他不仅推倒了唯心主义时空观坚持了时空的客观性，而且在恪守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前提下，把时空准确地定义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一方面，时空离不开物质，如恩格斯说：“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物质，当然都是无，都只是在我们头脑中存在的空洞的观念、抽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556、392页。)另一方面，物质也离不开它的存在形式，只能在时空中存在，如恩格斯所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556、392页。)恩格斯给时空下的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定义又划清了与旧唯物主义机械论时空观的界限，指明时空不是与物质平行或无关的独立存在，而只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面对恩格斯的定义，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念就没有立足的余地了，时间既不是物质之外均匀流淌的河流，空间也不是盛原子的容器，相反，时空作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与物质密不可分，只要是物质存在就必定占有空间，经历时间，而时空正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和体现。这样，恩格斯就把时空与物质的关系彻底说清了，它不仅继承了旧唯物主义关于时空的客观性、广延性、持续性等合理内核，而且在历史上第一次对时空的本质予以科学的界说，从哲学上给后来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时空观留下逻辑空间。

爱因斯坦相对论是对牛顿绝对时空观念的巨大冲击，它有力地证明了恩格斯时空定义的预见性和正确性。按照恩格斯的定义，时空既然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那么，时空的特性就应由物质的状况所决定，这是逻辑上的潜台词，是可以而且应该能够导引出来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恰恰揭示了时空对物质存在状态的依赖关系：狭义相对论指出，时空的特性是随着物体运动的速度的变化而改变的，当物体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就会发生“尺缩钟慢”的现象，即空间延伸缩短，时间因速率变慢而延长；广义相对论又进一步揭示了时空与物质运动的内在联系，指出物质质量分布越大，运动速度越快，引力场作用越强，则空间曲率越大，时间流逝也越慢。

爱因斯坦相对论展示了一个前所未闻的新的时空观。1876年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时，比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早近30年。当时的时空观念无论在科学和哲学上都没有进一步跃迁的准备和积淀。在这种条件下，恩格斯凭借自己的哲学沉思，提出了时空是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正确理念，既批判了唯心主义的感性观念的时空观，又反对了旧唯物主义割裂时空与物质本质关联的机械论时空观，还包容和孕育了后来时空观念深刻变革的前提和可能，给那个时代的时空观念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个事实就使马克思在时空问题上无重新思考和重建的余地，马克思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他熟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时空观，认同时空的客观实在性，而恩格斯对时空本质的揭示远远高于历史上一切唯物主义者的水平，克服了他们时空观的种种弊病，因此，在《反杜林论》中一接触到时空问题，马克思赞同恩格斯的观点就十分自然了。

马克思一生有计划但却没有机会写出正面阐述自己哲学思想的系统专著，因而也没有可能去展示自己在物质、运动、时空等一切哲学都不可或缺的重大基本问题上的观点。但是可以想像，马克思在一些问题上没有机会表述自己的观点不等于他没有自己的观点，没有谈到时空观不等于他没有自己的时空观。各方面的情况都显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表述的时空观也就是马克思赞同的时空观。这个时空观是从旧唯物主义那里承袭过来并加以完善和发展了的，但在根本点上是一致的，如同列宁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的一切更基本的问题上，“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差别”(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6页。)。列宁这句话虽然不甚精确，但道出了一个基本精神，即在时空这类唯物主义更基本的问题上，马克思同传统唯物主义观点相一致是必然的，而认同恩格斯更加精确完备的时空观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实践时空：实践活动的广延和持续

赞同恩格斯的时空观还只是马克思时空观的一个方面，仅局限于这一方面并不能使我们满足，而且严格说来，也未能使我们的认识有更大长进。一直以来时空问题无人问津，特别是马克思的时空观成为哲学研究中的寂静领域，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认识到此就停步不前了，总觉得该说的都说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余地似乎已经告罄。其实远非如此，按照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马克思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时空观，存在着把唯物主义时空观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潜能及余地，而这是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是在唯物主义基地上发生的，他把唯物主义从传统的唯物质形态推进到唯实践的形态，创立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时空观作为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表述也随之转化为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持续和规模的哲学表达。

马克思以前的时空观都是本体论思维方式的产物，是适应“解释世界”的需要，为说明世界的终极本原或本体的属性或存在方式而出现的。这种时空观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与本体或本原相一致，是彻底脱离人和人的生活实践的，仅仅是对世界终极存在或“世界图式”的一种追寻。马克思彻底扬弃了本体论思维方式，不去追寻世界的终极本原和始基，而是赋予世界以属人性质，使世界向人和人的生活现实回归。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而不是虚玄的世界乃是人生活的世界，世界的奥秘首先在于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128、131页。)“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128、131页。)把世界归结为人，使世界和自然人化，这只是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第一层次。还要继续追问：人何以为人?人的奥秘在哪里?马克思回答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128、131页。)，劳动、实践是创造生命和世界的活动，人通过劳动而生成，通过实践而自立，劳动实践是人及自然和整个物质世界的根基和奥秘所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劳动和实践提到如同世界的本原和本体的崇高地位，他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地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8、60、86页。)，并说它哪怕中断一年，整个人类世界也就不存在了。这样，马克思作为一个唯物者与先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相比在对世界的理解上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马克思总结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8、60、86页。)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恰恰相反，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8、60、86页。)。对世界、自然、对象、事物、感性这种理解上的根本区别，为马克思时空观的变革准备了逻辑前提，奠定了马克思新时空观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既然用实践超越了抽象的物质或自然，确立了实践活动的世界基础地位，那么原来作为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时空也就必然相应地向实践转移。经过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时空已不局限于与物质相联结，为物质而存在，只表征物质存在的持续性和广延性。而是相反，时空开始与实践活动相关联，为实践而存在，用以表征实践活动的规模大小和持续的长短。因此，对马克思来说，时空既是他一贯认同的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它表明实践活动的持续和广延特性。这样，先前唯物主义时空观的一个致命缺点，即离开人和人的实践来谈论时空就被彻底克服了，传统时空观的抽象性及由本体论思维方式所加诸的一切弊病也就都被扬弃了。从此，实践活动成为时空的载体，上升为时空观中的核心概念，马克思新时空观的一切要素和特点也都由此演绎而来。

马克思说过，实践即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最根本的类特性，只要人类存在，人的实践活动就永远伴随，生生不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活动就如同物质一样，其时间和空间也具有无限和永恒的特性。但是，实践是个总体性概念，任何具体的实践，其时空持续和规模又是暂时的、有限的，永恒和暂时、无限和有限的对立和统一是马克思新时空观的根本特点。

正确处理人类实践活动的有限和无限的关系，使实践活动的持续和广延相宜适度，这是个价值取向问题。马克思新时空观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使时空由原来对物质存在的“解释”转向对实践活动的规模和持续性的关注，使时空问题成为人类实践活动时刻都必须重视的问题。对人类的实践活动来说，采取多大规模，持续多长时间，这对实践的成败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战争中战线过长，行动拖沓，不能速战速决会导致战役的失败；经济建设中基础设施规模过大，战线太长，贪多求快，也会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年代，事事都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片面要求多、快，根本不可能好、省。所有这些事实都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实践活动中的时空适度问题。

马克思一生经历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但他从未直接谈论过实践活动中的时空选择问题。按照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时空既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那么，对时空就不应像从前那样，“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应把它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而主体都带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选择尺度，这就不能不使马克思的实践活动和理论主张带有时空的倾向性和倾斜度。比如，马克思一直认为资本是一种国际的力量，不能囿于一国或民族范围内去理解；人类历史发展是从民族史、地域史走向世界历史，驱动世界历史潮流的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要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遵从国际主义原则；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8、60、86页。)他自己的生活实践也十分广阔，称自己为“世界公民”，建立了第一个世界性的共产党，领导和支持了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革命。可以看出，马克思倾向于大尺度的宽广视野，反对狭小封闭的手工业方式，类似今天广泛流行的说法，叫做“做大做强”，“发挥规模效益”。

在时间问题上，马克思倾向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他既有对革命的急切期待，多次预言革命的发生，但他又不主张巴黎公社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发动革命，可是革命一旦发生，他又能正确对待。他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革命的胜利，可是晚年又明确表示，他“人老了”，对革命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本来马克思一向主张革命要有序地进行，在时间上应按部就班，首先要经历资本主义，进入世界历史，然后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可是晚年当俄国出现革命形势时，他又反对革命后的俄国立即跳入资本主义火坑，主张在保存村社土地公有制的条件下，借助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马克思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在时间上与原来的主张相比既是一种无序，但又明显带有抓住机遇，相机行事之意。

总之，伴随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马克思在时空观上也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他把对世界的实践理解带到时空观中，使时空由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变成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从此过去一向与人类实践活动毫不沾边并只用来“解释世界”的时空范畴就转化为人类“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基本样态。过去以本体论思维方式所理解的时空，由于只具有“解释世界”的世界观的意义，其实践功能就全部让位于牛顿经典力学的绝对时空观了。由于相对论时空观离现实太远，绝对时空观在日常生活中又畅通无阻，所以绝对时空观虽被批判，但对人类的实践活动并无妨碍。人们照样可以把时空理喻为均匀不变的河流和贮藏器，并用以计量实践活动的规模和速度。马克思的新时空观不仅使时空与实践相联结，而且赋予时空以主体性和价值选择的功能。正确地处理好实践中的时空适度问题是当代科学和哲学的新课题，它鲜明地体现了时空观也像全部哲学一样，已离开“解释世界”的静谧王国，而向生活世界回归。

信息时空：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尺缩钟慢”效应

马克思的实践时空观开时空与实践对接的先河，使时空成为人类实践活动中随时都可以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存在。与传统的物质时空观相比，这种时空观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是开放的，动态的，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和提升，形成与时代息息相通的新的时空理念。

“二战”以来，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网络化和数字化的信息革命，迅速地把世界推进到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是高速化，与从前相比，一切都处在快速运转中。交通便利快捷，信息传递神速，计算快速简单，生活节奏加快。这一切都诱发时空的变化，并导致新时空观念的萌生。

爱因斯坦相对论认为，时空随着物体运动速度的变化而改变，当物体以接近光速运动时，空间就会缩小，而时间就会变慢。这里描述的是接近光速这种极高速度下的时空变化，人的实践活动速度的变化当然不能与之相比。但是当今信息的传递和处理已经达到每秒上百亿次，其速度之快，足以影响和带动时空的变化了。

说来也颇为神奇，如果我们沿着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思路，把时空由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提升为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用实践的持续和规模来指谓时空，那么在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高速运转的背景下，时空确实朝着爱因斯坦相对论所指引的方向发生深刻的变化。首先是空间缩短，人类正深切地感受到他们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地球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在规模效应的作用下，人类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空间规模的缺乏和宝贵，地大物博不存在了，土地稀少，资源奇缺，海洋和地球空间争夺激烈，人和动物也在争夺生存空间。万里之遥，瞬间通话，洲际之隔，半日到达，今日的世界犹如一台电脑，在股掌方寸之中，人生的斗争拼搏犹如棋盘上的博弈。其次是时间变慢，单位时间效率大增，“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正在到来。高速意味着效率，而效率就意味着时间的节省，能在较少的时间内做出最大的效益。如果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耗费了很多时间，其效率自然低下。只有时间过得慢，用较少的时间间隔产生出相当于“二十年”、“几千年”的效益才能体现出高速的意义。所以，速度快、空间小的另一面必然是时钟变慢，这主要通过效益竞争、寿命延长、生产流程加速、策划研发、推销等非生产要素的增加等直接间接地反映出来。时间弥足珍贵，必须一分一秒地充分发挥其效益，倏忽而过，无所事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全球化信息化所带来的时空变化正在多方面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给传统的生活习俗、节律带来极大的冲击和挑战。

首先，空间变小使人们交往的机会增多，交往越来越超出民族或地域的狭小范围，而趋向国际化，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验证和充实。交往的增多使竞争日趋激烈，国外的商品、资本都会冲击本国市场，行业垄断逐渐被打破，在人们密切交往的同时，磨擦纷争也会增多，交往的诚信受到考验，法律和道德的救助越来越成为必需。

第二，空间变小将使世界越来越拥挤和嘈杂，为了摆脱由此而来的烦躁，地球将面临更深度的开发。一方面城市扩大，土地减少，耕地、林地、草地不断锐减；另一方面，地铁增多，高层建筑拔地林立，海洋的进一步开发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人们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相对宽裕的自由空间，以求得安逸和清静。人类的这种本性和需求是难以遏止的，所以，土地、空间、海洋的竞争永无终结，由此将大大改变地球的面貌，加剧生态危机。同时也会从相反方面激起一部分人的出世情怀，他们厌倦交往，逃避斗争，过分迷恋电脑，在其虚拟的场景中讨生活，以满足自己对空间的需求感。

第三，空间缩小导致与空间相关联的产品价格高昂，从而影响人们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心理。土地是人类生存之母，房屋、道路和农产品都是土地的产物，直接关系着人类的衣食住行，粮食可以通过科技革命，大幅度提高单产来平衡粮价，而房屋和道路所占据的土地则是不可再生的，只能越用越少，这就不能不使房屋和道路的价格总趋势绝对升高。比较起来，道路尚有海洋、空间、地下可用来分流，而房屋价格最易长期居高不下，占据人们消费支出的主要部分。在发达国家，人们几乎用一辈子的努力来解决住房问题，我国也出现类似趋势。这就说明，人们虽不明了空间的哲理，但生活的现实已使他们确信，拥有自己的一块空间该是多么重要。

第四，时间变慢昭示我们应百倍地珍爱生命，充分地享受生活。时间变慢对人的实践活动来说，是间接感受到的，主要是与从前相比照。过去，在那种悠闲的生活状态下，时光不知不觉一晃而过，与此同时，成就鲜有，常有光阴似箭的虚度感。而当代，时间的含金量极高，每一时刻都联结着巨大的效益，乘飞机可以一小时就飞到千里之外，一部复杂的电脑和汽车可以在几分钟之内组装起来。所以现代时间十分珍贵，都是一秒一秒数着过去的。时间变慢意味着效率的提高和由此带来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改善，人们会产生一种仔细品味生活，充分享受生活的时代认同感。寿命成倍地延长，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过去为温饱而奔波的危机感消失了，电视、上网、锻炼、旅游等享受生活的众多乐天项目被开发出来。这一切都有一个背后的潜台词：时间在变慢、效率在提高、寿命在增长、生活在变好。因此，必须百倍地珍爱生命，充分地享受生活，这是时代的昭示，也是当代人类面临的新的课题，我们要从时空观的演变上确立这种哲学的自觉。

第五，时空适度问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而迫切。人类作为智慧动物，在实践活动中凭借自发本能都会意识到时空适度的重要性，因为时空的失衡意味着资源和劳动的浪费。但是，从前时空不适度造成的危害远不及今天来得大，人们也经常重视不足。在计划经济时代，工厂的规模大小，工人人数的多少，浪费程度多大，往往不予计算或者算不出来，因此出现许多规模过大、效益不高的超级大厂。“”及“”以前搞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或生产运动成风，规模过大、时间过长，从不计算投入产出，更出现停产闹革命、停课闹革命的荒唐事。而“”中遍地开花的大炼钢铁的小铁炉，后来允许兴建的大量小煤矿、小金矿等又是规模过小，技术落后，不断出现安全事故。这些都值得我们引以为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深刻体悟到时空问题的重要性，并从适度把握时空机制入手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举措。邓小平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就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隔几年就上一个新台阶，首先从时间上为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规范。加快发展以提高效率为前提，高效率就要求在少时间内多出成果，这是与信息时代时间变慢的效应完全一致的。

生产机械论文范文第5篇

【正文】

在马克思一生浩如烟海的著述中，除了早年的博士论文以外，直接谈及时空问题的，迄今未见。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也是个谜团，令人疑惑不解。时空观如同物质观、意识观、运动观、真理观一样，是哲学构成的基本板块，为一切完备的哲学体系所必需。马克思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实是不可能存在时空空场的。那么，马克思的时空观在哪里呢?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形态呢?下面试作一间接的探寻和演绎。

物质时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说：“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556、392页。)而《反杜林论》恰恰是恩格斯集中论述时空问题的著作，那里曾专辟一章《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既然马克思对《反杜林论》全书，其中包括时空这一章已经“听”了，有所“了解”，并未提出异议，那么就可以认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阐发的时空观也就是马克思所赞同的时空观。

马克思赞同恩格斯的时空观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学理意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把时空定义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并在批判杜林的过程中深刻地论述了空间的无限性和三维性以及时间的永恒性与一维性等原理。恩格斯对时空本质和特性的表述是对历史上唯物主义时空观的批判继承，代表了当时对时空认识的最高水平。

古代不可能有时空观，古人只能从自身活动和对自然界的变化的观察和体悟中形成顺序、间隔、距离、规模等模糊的时空意识。德谟克利特开独立的空间概念之先河，他的原子—虚空说实际上是把虚空理解为空间，认其为原子运动的场所。从此开始，对时空的研思越来越独立化、抽象化，走上了纯粹的哲学致思之路。

历史上一切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共同特点是否认时空的客观性，把时空看成是主观感觉或意识的产物。贝克莱把他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命题运用于时空，认为时空仅仅是人们心中的观念。他的名言是：“离开了心中观念的前后继承，时间是不存在的。”还说：“广袤所在之外……即是在他心中的。”康德也反对时空的客观性，认为时空不过是人类先验固有的“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在他看来，抽去感性，时空就不存在。黑格尔不仅认为时空是绝对观念的外化，还杜撰了时空分离论，认为自然界先有空间，绝对观念外化为人类社会以后才出现时间。

与唯心主义相反，一切唯物主义者都坚持时空的客观性，反对把时空看成是感性和意识的产物。但是他们又将时空的客观性无限夸大，把时空看成是脱离物质或与物质平行的独立存在。伽桑狄、洛克及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奉行机械唯物论的科学家一般都拥护和承袭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虚空说，认为时空是物体运动的框架，这个框架存在于人和人的意识之外，是均匀和绝对不变的。牛顿集机械唯物主义时空观之大成，在实验观察及前人认识的基础上，他系统地论述了绝对时空的原理，并以此为根据建立了庞大的经典力学体系。牛顿认为，“空间是一切事物的贮藏所”，时间在事物之外均匀流动，与外界无关，存在着“空无一物”和“空无一事”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

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时面对的就是上述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机械论这两种时空观。它们虽然在总体上都是错误的，但其性质不同，价值和意义也不同。唯心主义时空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哲学玄想，是适应体系建构的需要而提出的一种独断。它既无生活实践的根基，也缺少坚强的逻辑，不过是对时空现象的一种主观化的曲解而已，驳倒它并非难事。而机械唯物主义时空观，特别是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其性质和境遇则大不相同。由于绝对时空观符合人们日常的经验思维，加之在低速宏观领域内牛顿经典力学的全部原理在绝对时空中都畅通无阻，适合于人类的日常生活和一切工程设计，所以，绝对时空观长期统治着科学界和哲学界，要撼动它并非易事。

恩格斯的划时代贡献在于，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他不仅推倒了唯心主义时空观坚持了时空的客观性，而且在恪守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前提下，把时空准确地定义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一方面，时空离不开物质，如恩格斯说：“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物质，当然都是无，都只是在我们头脑中存在的空洞的观念、抽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556、392页。)另一方面，物质也离不开它的存在形式，只能在时空中存在，如恩格斯所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556、392页。)恩格斯给时空下的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定义又划清了与旧唯物主义机械论时空观的界限，指明时空不是与物质平行或无关的独立存在，而只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面对恩格斯的定义，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念就没有立足的余地了，时间既不是物质之外均匀流淌的河流，空间也不是盛原子的容器，相反，时空作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与物质密不可分，只要是物质存在就必定占有空间，经历时间，而时空正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和体现。这样，恩格斯就把时空与物质的关系彻底说清了，它不仅继承了旧唯物主义关于时空的客观性、广延性、持续性等合理内核，而且在历史上第一次对时空的本质予以科学的界说，从哲学上给后来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时空观留下逻辑空间。

爱因斯坦相对论是对牛顿绝对时空观念的巨大冲击，它有力地证明了恩格斯时空定义的预见性和正确性。按照恩格斯的定义，时空既然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那么，时空的特性就应由物质的状况所决定，这是逻辑上的潜台词，是可以而且应该能够导引出来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恰恰揭示了时空对物质存在状态的依赖关系：狭义相对论指出，时空的特性是随着物体运动的速度的变化而改变的，当物体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就会发生“尺缩钟慢”的现象，即空间延伸缩短，时间因速率变慢而延长；广义相对论又进一步揭示了时空与物质运动的内在联系，指出物质质量分布越大，运动速度越快，引力场作用越强，则空间曲率越大，时间流逝也越慢。

爱因斯坦相对论展示了一个前所未闻的新的时空观。1876年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时，比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早近30年。当时的时空观念无论在科学和哲学上都没有进一步跃迁的准备和积淀。在这种条件下，恩格斯凭借自己的哲学沉思，提出了时空是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正确理念，既批判了唯心主义的感性观念的时空观，又反对了旧唯物主义割裂时空与物质本质关联的机械论时空观，还包容和孕育了后来时空观念深刻变革的前提和可能，给那个时代的时空观念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个事实就使马克思在时空问题上无重新思考和重建的余地，马克思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他熟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时空观，认同时空的客观实在性，而恩格斯对时空本质的揭示远远高于历史上一切唯物主义者的水平，克服了他们时空观的种种弊病，因此，在《反杜林论》中一接触到时空问题，马克思赞同恩格斯的观点就十分自然了。

马克思一生有计划但却没有机会写出正面阐述自己哲学思想的系统专著，因而也没有可能去展示自己在物质、运动、时空等一切哲学都不可或缺的重大基本问题上的观点。但是可以想像，马克思在一些问题上没有机会表述自己的观点不等于他没有自己的观点，没有谈到时空观不等于他没有自己的时空观。各方面的情况都显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表述的时空观也就是马克思赞同的时空观。这个时空观是从旧唯物主义那里承袭过来并加以完善和发展了的，但在根本点上是一致的，如同列宁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的一切更基本的问题上，“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差别”(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6页。)。列宁这句话虽然不甚精确，但道出了一个基本精神，即在时空这类唯物主义更基本的问题上，马克思同传统唯物主义观点相一致是必然的，而认同恩格斯更加精确完备的时空观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实践时空：实践活动的广延和持续

赞同恩格斯的时空观还只是马克思时空观的一个方面，仅局限于这一方面并不能使我们满足，而且严格说来，也未能使我们的认识有更大长进。一直以来时空问题无人问津，特别是马克思的时空观成为哲学研究中的寂静领域，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认识到此就停步不前了，总觉得该说的都说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余地似乎已经告罄。其实远非如此，按照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马克思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时空观，存在着把唯物主义时空观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潜能及余地，而这是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是在唯物主义基地上发生的，他把唯物主义从传统的唯物质形态推进到唯实践的形态，创立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时空观作为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表述也随之转化为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持续和规模的哲学表达。

马克思以前的时空观都是本体论思维方式的产物，是适应“解释世界”的需要，为说明世界的终极本原或本体的属性或存在方式而出现的。这种时空观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与本体或本原相一致，是彻底脱离人和人的生活实践的，仅仅是对世界终极存在或“世界图式”的一种追寻。马克思彻底扬弃了本体论思维方式，不去追寻世界的终极本原和始基，而是赋予世界以属人性质，使世界向人和人的生活现实回归。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而不是虚玄的世界乃是人生活的世界，世界的奥秘首先在于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128、131页。)“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128、131页。)把世界归结为人，使世界和自然人化，这只是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第一层次。还要继续追问：人何以为人?人的奥秘在哪里?马克思回答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128、131页。)，劳动、实践是创造生命和世界的活动，人通过劳动而生成，通过实践而自立，劳动实践是人及自然和整个物质世界的根基和奥秘所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劳动和实践提到如同世界的本原和本体的崇高地位，他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地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8、60、86页。)，并说它哪怕中断一年，整个人类世界也就不存在了。这样，马克思作为一个唯物者与先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相比在对世界的理解上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马克思总结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8、60、86页。)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恰恰相反，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8、60、86页。)。对世界、自然、对象、事物、感性这种理解上的根本区别，为马克思时空观的变革准备了逻辑前提，奠定了马克思新时空观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既然用实践超越了抽象的物质或自然，确立了实践活动的世界基础地位，那么原来作为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时空也就必然相应地向实践转移。经过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时空已不局限于与物质相联结，为物质而存在，只表征物质存在的持续性和广延性。而是相反，时空开始与实践活动相关联，为实践而存在，用以表征实践活动的规模大小和持续的长短。因此，对马克思来说，时空既是他一贯认同的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它表明实践活动的持续和广延特性。这样，先前唯物主义时空观的一个致命缺点，即离开人和人的实践来谈论时空就被彻底克服了，传统时空观的抽象性及由本体论思维方式所加诸的一切弊病也就都被扬弃了。从此，实践活动成为时空的载体，上升为时空观中的核心概念，马克思新时空观的一切要素和特点也都由此演绎而来。

马克思说过，实践即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最根本的类特性，只要人类存在，人的实践活动就永远伴随，生生不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活动就如同物质一样，其时间和空间也具有无限和永恒的特性。但是，实践是个总体性概念，任何具体的实践，其时空持续和规模又是暂时的、有限的，永恒和暂时、无限和有限的对立和统一是马克思新时空观的根本特点。

正确处理人类实践活动的有限和无限的关系，使实践活动的持续和广延相宜适度，这是个价值取向问题。马克思新时空观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使时空由原来对物质存在的“解释”转向对实践活动的规模和持续性的关注，使时空问题成为人类实践活动时刻都必须重视的问题。对人类的实践活动来说，采取多大规模，持续多长时间，这对实践的成败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战争中战线过长，行动拖沓，不能速战速决会导致战役的失败；经济建设中基础设施规模过大，战线太长，贪多求快，也会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年代，事事都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片面要求多、快，根本不可能好、省。所有这些事实都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实践活动中的时空适度问题。

马克思一生经历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但他从未直接谈论过实践活动中的时空选择问题。按照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时空既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那么，对时空就不应像从前那样，“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应把它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而主体都带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选择尺度，这就不能不使马克思的实践活动和理论主张带有时空的倾向性和倾斜度。比如，马克思一直认为资本是一种国际的力量，不能囿于一国或民族范围内去理解；人类历史发展是从民族史、地域史走向世界历史，驱动世界历史潮流的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要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遵从国际主义原则；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8、60、86页。)他自己的生活实践也十分广阔，称自己为“世界公民”，建立了第一个世界性的共产党，领导和支持了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革命。可以看出，马克思倾向于大尺度的宽广视野，反对狭小封闭的手工业方式，类似今天广泛流行的说法，叫做“做大做强”，“发挥规模效益”。

在时间问题上，马克思倾向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他既有对革命的急切期待，多次预言革命的发生，但他又不主张巴黎公社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发动革命，可是革命一旦发生，他又能正确对待。他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革命的胜利，可是晚年又明确表示，他“人老了”，对革命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本来马克思一向主张革命要有序地进行，在时间上应按部就班，首先要经历资本主义，进入世界历史，然后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可是晚年当俄国出现革命形势时，他又反对革命后的俄国立即跳入资本主义火坑，主张在保存村社土地公有制的条件下，借助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马克思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在时间上与原来的主张相比既是一种无序，但又明显带有抓住机遇，相机行事之意。

总之，伴随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马克思在时空观上也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他把对世界的实践理解带到时空观中，使时空由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变成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从此过去一向与人类实践活动毫不沾边并只用来“解释世界”的时空范畴就转化为人类“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基本样态。过去以本体论思维方式所理解的时空，由于只具有“解释世界”的世界观的意义，其实践功能就全部让位于牛顿经典力学的绝对时空观了。由于相对论时空观离现实太远，绝对时空观在日常生活中又畅通无阻，所以绝对时空观虽被批判，但对人类的实践活动并无妨碍。人们照样可以把时空理喻为均匀不变的河流和贮藏器，并用以计量实践活动的规模和速度。马克思的新时空观不仅使时空与实践相联结，而且赋予时空以主体性和价值选择的功能。正确地处理好实践中的时空适度问题是当代科学和哲学的新课题，它鲜明地体现了时空观也像全部哲学一样，已离开“解释世界”的静谧王国，而向生活世界回归。

信息时空：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尺缩钟慢”效应

马克思的实践时空观开时空与实践对接的先河，使时空成为人类实践活动中随时都可以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存在。与传统的物质时空观相比，这种时空观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是开放的，动态的，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和提升，形成与时代息息相通的新的时空理念。

“二战”以来，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网络化和数字化的信息革命，迅速地把世界推进到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是高速化，与从前相比，一切都处在快速运转中。交通便利快捷，信息传递神速，计算快速简单，生活节奏加快。这一切都诱发时空的变化，并导致新时空观念的萌生。

爱因斯坦相对论认为，时空随着物体运动速度的变化而改变，当物体以接近光速运动时，空间就会缩小，而时间就会变慢。这里描述的是接近光速这种极高速度下的时空变化，人的实践活动速度的变化当然不能与之相比。但是当今信息的传递和处理已经达到每秒上百亿次，其速度之快，足以影响和带动时空的变化了。

说来也颇为神奇，如果我们沿着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思路，把时空由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提升为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用实践的持续和规模来指谓时空，那么在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高速运转的背景下，时空确实朝着爱因斯坦相对论所指引的方向发生深刻的变化。首先是空间缩短，人类正深切地感受到他们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地球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在规模效应的作用下，人类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空间规模的缺乏和宝贵，地大物博不存在了，土地稀少，资源奇缺，海洋和地球空间争夺激烈，人和动物也在争夺生存空间。万里之遥，瞬间通话，洲际之隔，半日到达，今日的世界犹如一台电脑，在股掌方寸之中，人生的斗争拼搏犹如棋盘上的博弈。其次是时间变慢，单位时间效率大增，“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正在到来。高速意味着效率，而效率就意味着时间的节省，能在较少的时间内做出最大的效益。如果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耗费了很多时间，其效率自然低下。只有时间过得慢，用较少的时间间隔产生出相当于“二十年”、“几千年”的效益才能体现出高速的意义。所以，速度快、空间小的另一面必然是时钟变慢，这主要通过效益竞争、寿命延长、生产流程加速、策划研发、推销等非生产要素的增加等直接间接地反映出来。时间弥足珍贵，必须一分一秒地充分发挥其效益，倏忽而过，无所事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全球化信息化所带来的时空变化正在多方面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给传统的生活习俗、节律带来极大的冲击和挑战。

首先，空间变小使人们交往的机会增多，交往越来越超出民族或地域的狭小范围，而趋向国际化，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验证和充实。交往的增多使竞争日趋激烈，国外的商品、资本都会冲击本国市场，行业垄断逐渐被打破，在人们密切交往的同时，磨擦纷争也会增多，交往的诚信受到考验，法律和道德的救助越来越成为必需。

第二，空间变小将使世界越来越拥挤和嘈杂，为了摆脱由此而来的烦躁，地球将面临更深度的开发。一方面城市扩大，土地减少，耕地、林地、草地不断锐减；另一方面，地铁增多，高层建筑拔地林立，海洋的进一步开发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人们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相对宽裕的自由空间，以求得安逸和清静。人类的这种本性和需求是难以遏止的，所以，土地、空间、海洋的竞争永无终结，由此将大大改变地球的面貌，加剧生态危机。同时也会从相反方面激起一部分人的出世情怀，他们厌倦交往，逃避斗争，过分迷恋电脑，在其虚拟的场景中讨生活，以满足自己对空间的需求感。

第三，空间缩小导致与空间相关联的产品价格高昂，从而影响人们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心理。土地是人类生存之母，房屋、道路和农产品都是土地的产物，直接关系着人类的衣食住行，粮食可以通过科技革命，大幅度提高单产来平衡粮价，而房屋和道路所占据的土地则是不可再生的，只能越用越少，这就不能不使房屋和道路的价格总趋势绝对升高。比较起来，道路尚有海洋、空间、地下可用来分流，而房屋价格最易长期居高不下，占据人们消费支出的主要部分。在发达国家，人们几乎用一辈子的努力来解决住房问题，我国也出现类似趋势。这就说明，人们虽不明了空间的哲理，但生活的现实已使他们确信，拥有自己的一块空间该是多么重要。

第四，时间变慢昭示我们应百倍地珍爱生命，充分地享受生活。时间变慢对人的实践活动来说，是间接感受到的，主要是与从前相比照。过去，在那种悠闲的生活状态下，时光不知不觉一晃而过，与此同时，成就鲜有，常有光阴似箭的虚度感。而当代，时间的含金量极高，每一时刻都联结着巨大的效益，乘飞机可以一小时就飞到千里之外，一部复杂的电脑和汽车可以在几分钟之内组装起来。所以现代时间十分珍贵，都是一秒一秒数着过去的。时间变慢意味着效率的提高和由此带来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改善，人们会产生一种仔细品味生活，充分享受生活的时代认同感。寿命成倍地延长，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过去为温饱而奔波的危机感消失了，电视、上网、锻炼、旅游等享受生活的众多乐天项目被开发出来。这一切都有一个背后的潜台词：时间在变慢、效率在提高、寿命在增长、生活在变好。因此，必须百倍地珍爱生命，充分地享受生活，这是时代的昭示，也是当代人类面临的新的课题，我们要从时空观的演变上确立这种哲学的自觉。

第五，时空适度问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而迫切。人类作为智慧动物，在实践活动中凭借自发本能都会意识到时空适度的重要性，因为时空的失衡意味着资源和劳动的浪费。但是，从前时空不适度造成的危害远不及今天来得大，人们也经常重视不足。在计划经济时代，工厂的规模大小，工人人数的多少，浪费程度多大，往往不予计算或者算不出来，因此出现许多规模过大、效益不高的超级大厂。“”及“”以前搞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或生产运动成风，规模过大、时间过长，从不计算投入产出，更出现停产闹革命、停课闹革命的荒唐事。而“”中遍地开花的大炼钢铁的小铁炉，后来允许兴建的大量小煤矿、小金矿等又是规模过小，技术落后，不断出现安全事故。这些都值得我们引以为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深刻体悟到时空问题的重要性，并从适度把握时空机制入手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举措。邓小平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就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隔几年就上一个新台阶，首先从时间上为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规范。加快发展以提高效率为前提，高效率就要求在少时间内多出成果，这是与信息时代时间变慢的效应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