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文明建设不仅是一个原则，一个方向，同时也是一个战略，需要提出一些可以规划和操作的步骤和目标。本文提出了关于政治文明建设战略的六个方面的思考，即政治文明建设需要满足“三向度”目标：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人类进步；需要实现“三原则”统一：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依法治国；需要正确认识并处理政治的生态环境与合理借鉴的关系；需要树立宪法法律的绝对权威来推进法治化进程；需要确立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管理理念和目标；需要制定切实的政治发展战略以推进政治发展。

关键词：政治文明/政治发展/战略思考/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共同推进的战略，凸现了政治文明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意义。与体现物质文明的经济建设一样，政治文明同样需要提出一些发展战略，特别是需要提出一些可以规划和操作的步骤和目标。就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来看，研究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战略，需要解决的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问题。

一、满足“三向度”目标：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人类进步

围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我们有很多需要认真思考的战略性问题。其中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在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要始终能够满足“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人类进步”这样一个“三向度”目标。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

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问题，主要是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形成其本质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政治文明首先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或者准确些说，是按照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逐步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也为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形态。而且，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形态已经形成并且日趋成熟。尽管不同的国家在其具体政治形态方面依然体现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形态，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也具有一些共同性特征。这些共同性特征主要是：

1.代议制度。尽管卢梭竭力提倡人民主权并通过直接民主制的形式来实现人民的权力，但是他自己都认为真正的民主制是不会有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的制度设计是被称为“代议”的制度。这种制度表明，在民主政治的制度下，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本源，但由于人民不能直接执掌国家的权力，因此便通过一定的规则，由人民选举一定数量的代表行使国家的权力，“代”为人民“议政”，因而就建立了所谓代议制的政府。

2.选举制度。正是有了上述的代议制度，所以就需要选举制度。甚至我们可以认为，代议制度与选举制度是一对“连体孪生兄弟”，它们同时产生而且无法分离。所谓选举制度，是说按照宪法法律具有选举权的国民依法选举国家以及地方的议员及其他政府官员的一系列原则、规范和程序的总称。尽管各国由于其不同的历史和传统所决定的选举制度的具体规范和程序均不完全一致，但是基本上都有类似的选举制度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当代的选举制度是构成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支柱，同时也从来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要素。

3.政党制度。政党现象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产物。现代的所谓政党制度，是一定的政治集团(往往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通过其政治纲领并推出其政治领袖参与政治竞争以获得政治权力执掌地位的一系列原则、规范和程序的总称。政党制度是伴随着选举制度的发展而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在一些具有典型政党制度的国家如英美等，其政党制度并不是人为的设计，因而一开始并不具有宪法的依据，而是在其政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政治惯例。

4.权力分立与制约的原则和制度。国家权力是一种结构体系的观点是早在古希腊就产生的政治知识。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一个优良的立法家在创制时必须考虑到每一要素，怎样才能适合于其构成的政体。倘使三个要素(部分)都有良好的组织，整个政体也将是一个健全的机构。……三者之一为有关城邦一般公务的议事机能(部分)；其二为行政机能部分……；其三为审判(司法)机能。”[1](P214～215)后来，近代的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权力分立及其制约的意义，在实际的政治发展中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尽管不同的国家由于其历史传统不同，对权力分立与相互制约的思想主张所理解的程度也不尽一致，但是很多国家均把这一主张视为重要的宪政原则，并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中体现这一原则的一般精神。

5.政治与行政分立的原则和制度。这是权力分立制度的最为直接的体现。根据美国政治思想家古德诺的分析[2](P1)，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而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两者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因而这也决定了两者应该具有不同的组织结构和运行规则。类似的观点如孙中山先生的关于政权与治权划分的思想和主张。在政治与行政分立原则的基础上，一些国家普遍建立了一系列相互匹配的制度，如以行政中立为基础的文官制度，并通过文官制度，使政府的行政管理逐步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等等。

可以认为，上述这些主要的政治制度特征是构成当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方面，是能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基本要素。因此，如何超越上述这些制度要素，构筑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形态，并能够使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制度，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其次，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还要考虑到中国的特色。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方向，而且这不仅体现在经济建设方面，也要体现在政治建设方面。就政治建设而言，能够直接间接影响其进程和形态的国情因素至少有以下一些基本方面：

1.超大规模的人口。目前中国有13亿多的人口，而且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何组织如此庞大的人口以形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是历史赋予中国人民的一个重大课题。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人口越多，各种各样的差异性就越大，因而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的难度也越大。另一方面，由于人口众多，基础薄弱，所以人口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的因素离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也有一定的差距。这无疑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人口的条件下，解决政治问题的知识和智慧要求将更高。

2.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中国具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与欧洲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相比而言，一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前，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从来就没有受到过社会的挑战，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结构始终占据着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而且日益得到强化。这种政治形态特征甚至直接间接影响到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乃至于邓小平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3](P332)当然，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或者说在中国人民长期的政治生活积累中，也创造了不少政治文明的成果，也有不少的政治经验，也曾经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且也有一些政治知识和政治经验至今仍然可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这种情况既影响到我国的政治发展，又构成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现实基础。

3.极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一国的经济状况是其政治发展的基础，而在我们国家，泱泱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与传统落后的茅草屋交相辉映，最豪华的汽车与毛驴并驾齐驱，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平衡性已经构成了我国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度推进政治文明的进程，也是一个需要充分知识和高度智慧的严峻课题。

仅从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看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其特定的环境基础和条件。而政治文明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在一定的环境基础上找到有效组织人类政治生活的知识和智慧，并基于这种知识和智慧来构建有效的政治制度。因此，如何按照中国的特色推进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又一个重大战略性课题。

最后，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要体现人类的进步，从而能够为人类的政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尽管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并且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建设，但同时需要指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大国，作为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我们不仅要在物质文明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对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而且也要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为人类美好政治生活的构建作出应有的贡献。为了作出这样的贡献，这就首先需要我们的政治文明进程能够符合人类进步的一般取向，从而使我们的政治文明形态能够与其他形态的政治文明进行交流、对话，在互相竞争中取长补短，在相互共存中共同推进，从而推进整个人类的政治文明和政治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认为，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需要满足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和人类进步这样的“三向度”目标，或者说，也只有能够满足这“三向度”的目标，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才能取得成功，我国的政治建设才能得以发展。

二、实现“三原则”统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政治文明建设涉及到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行政管理、法制建设等诸多方面，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系统工程。然而，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其中最为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上述“三原则”的统一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应该说，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这三者之间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差别的一面，如何在一个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使上述“三原则”的统一性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的题中之意，在我们中国人的话语系统中，说所谓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切中题意的。但是如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将民主界定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意义上，也仅仅是一种原则而已。因为在事实上，要让人民在一国的政治活动中都来“当家作主”，这是无法在操作层面上解决的问题。于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就被具体化为一种代议的制度结构，即通过人民选出的代表“代”为人民“议政”，而由人民选出的代表“代”为人民“议政”的基本途径就是制定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系列规则即法律，然后要求所有的参与者都按照既定的法律规范从事政治活动，这就产生了“依法治国”的问题。同时，几乎在所有的政治体系中，一定的政党总是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如在我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领导和支持人民通过其全国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法律和法规，并依照宪法、法律和法规，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以及依法治国，应该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事实上，我们的政治实践也表明，什么时候党的领导得到了全面的落实以及依法治国的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也就得到了实现；同样，什么时候人民真正地当家作主了，党的领导以及依法治国也就会体现出来。

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政治原则，也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以及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在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需要不断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能够成为推进政治文明进程的动力，并通过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使党的领导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

在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按照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问题，其关键之点，是如何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并以此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

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已经提到了我们党的议事日程，已经成为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步骤。如何理解执政能力，特别是如何评价党的执政能力问题，是党执政能力建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就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实践中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必须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及时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善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和克服各种困难，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必须增强法制观念，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必须立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

另外，作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思考，有必要从理念、制度以及程序上解决上述“三原则”不一致状况下的协调问题。就是说，努力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是我们的目标和理想状态，而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也不免会发生那种三原则不一致的情况。譬如说，某个党组织或党的领导人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这时候到底是“坚持党的领导”还是“依法治国”?再譬如说，某个地方党组织推举的政府组成人员候选人在人民代表大会表决中未能通过法定的票数，这时候也会产生究竟“以什么为准”的问题。诸如此类，需要我们形成统一的认识并通过制度的以及程序的规则，使“三原则”都能得到体现。三、正确认识并处理政治的生态环境与合理借鉴的关系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政治作为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建立在其经济基础之上。而根据恩格斯的分析，所谓的经济基础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或者说，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的，能够直接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法律制度的，是一个包括了自然的以及人文的多种复杂的因素。恩格斯指出，“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4](P505)政治如同一个生物体，其生存和发展有赖以一定的“土壤”条件，这就是所谓政治的生态因素。但是，由于人的共同性，特别是人的价值取向的共通性，所以人类社会也确实存在着人类共同的一些政治知识以及基于这种知识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存在着能够满足人类共同政治生活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这也就构成了不同国度之间互相借鉴其合理政治成果的基础。因此，如何处理上述这种政治的生态环境与合理借鉴的关系，也就成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譬如说，政治建设中涉及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制度设计。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已经充分注意到了制度设计的重要意义。他通过对于“”的深刻反思以及基于对英法美等国家制度设计的基本认识，指出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5](P333)邓小平就此指出：“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5](P333)

那么，到底西方国家实行了一些什么样的制度、这些制度对于其有效统治以及对于其社会稳定和发展等等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需要我们进行认真地研究，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在如何借鉴吸收西方文明成果的问题上存有诸多争论。鸦片战争以后，洋人的“船坚炮利”使中国人猛然“觉醒”，于是，不仅出现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而且也有人看到了洋人之所以有“船坚炮利”的“长技”，是因为其“立宪法、开议会”从而能够开启“民智”的缘故，于是就有了“仿行立宪”的呼声。但是，终究是因为国情基础的缘故，使得在人家那里能够开花结果的东西，搬到我们这块土壤上根本就长不出叶子来。

孙中山作为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在试图解决借鉴吸收与国情基础的关系上动了不少脑筋，可以说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譬如他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在人家三权分立的基础上搞了个“五权宪法”，并根据中国人的民主素养基础，主张实行“军政、训政、宪政”的政治发展推进战略，等等。

以为代表的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寻求到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开创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新天地。以后，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强调了中国特色的问题，主张坚持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文明成果。

然而在我们的政治实践中，如何在一些具体的制度或原则层面既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基础，又注意借鉴吸收一些有益的政治文明成果，至今是我们在政治建设中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政治与任何其他事物一样，也必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这正如江南的土壤长不了新疆哈密瓜的情况一样。但是，对于政治的问题，英国思想家密尔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人类对于政治的选择固然要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这正如引水的时候无法违背“水往低处流”的规律一样，但是他说，“水车是做成的，而不是长成的”，[6](P13)因而，他充分肯定了在这个问题上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作用。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这应该成为处理借鉴吸收与政治生态基础之关系的指导性原则。对此，我们非常有必要研究“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特别是要研究其制度设计中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性的以及有效性的因素。这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任务。

四、树立宪法法律的绝对权威以推进法治化进程

自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政治建设目标之后，如何按照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积极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就成了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步骤。建设法治国家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法治化进程同时也就是政治文明的进程。从一般意义上说，所谓法治的问题，有以下一些基本要义：

一是，国家依照公正理性原则，承认人类交往的基本准则或者通过成文法典的形式，建立以人类行为基本准则为基础的宪法法律体系。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法律通常是指国家的立法机构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制定出来的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但是从理论上说，法律仅仅是一种文本形式，而在这种文本形式的背后，还存在着人类的公正理性原则以及人类交往的一般准则，正是这种原则和准则，是制定法律的基础。

二是，宪法法律成为国家统治和政府管理的基本依据。这是法治国家的核心问题，甚至是法治国家的根本。“法治”的基本涵义，就是指国家的统治以及政府的治理具有宪法法律的依据。

三是，全社会形成普遍的法律精神和法律意识，这种法律精神和法律意识成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参与社会行为的依据和准绳。在这里，所谓全社会形成普遍的法律精神和法律意识，主要是说，社会所有的社会成员或者是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都能够以平等的地位和自由的人格为基础，遵循人类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并以此作为其社会行为的依据。无论是执掌社会公共权力的社会成员还是不执掌社会公共权力的社会成员，心中都有一种社会基本行为规范的意识，都有一种服从规范和准则的自觉性，都有一种在已知的并得到普遍认同的规则下共同生活的价值取向。

四是，国家具有独立的司法系统以及律师业以保障宪法法律的绝对权威。从法律的基本性质来说，法律正是一种绝对权威的东西，既是说，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正是需要得到普遍遵守的。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之所以需要法律，也正是因为有人规避法律或者破坏法律，这正如卢梭所说，“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任何人都不规避法律，任何官员都不滥用职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既不需要官员也不需要法律。”[7](P142)因此，既然制定了法律，那就要通过某种切实有效的社会机制，来保障其权威性得到尊重。根据一般的政治逻辑和政治实践，人们认为，为了使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得到尊重，就要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和律师业，以构成有效的司法和法律监督机制。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地维护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

严格说来，一个国家的法治化进程并不在于制定法律的进程，而是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得到尊重的进程，是社会人伦关系的一般准则在社会行为中越来越得到体现的进程。尤其是，法治化的进程越来越体现为政府的行为具有宪法和法律依据的特征。洛克指出：“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他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能以地位优越为借口，放任自己或任何下属胡作非为，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公民社会中的任何人都是不能免受它的法律制裁的。”[8](P59)因此，如何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性，使国家的宪法法律得到切实地遵守，是我们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在我们当前的政治实践中，不可否认，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国家宪法法律的权威性没有能够得到切实的尊重和遵守。在一定意义上说，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乃至于其他种种领域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并不缺乏一定的法律规范，或者说主要地并不缺乏法律规范，缺乏的是：既定的宪法法律得不到切实的尊重和遵守。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这种执政党的地位不仅体现为一种宪法原则，而且已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运作程序给予了结构性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对于依法治国的立场和态度就决定了国家依法治国的基本方向；执政党对于宪法法律以及其党内章程权威性的尊重和遵守，也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对于宪法法律权威性的尊重和遵守。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执政党首先需要严格按照党的章程来办事，即通过依章治党的实际作为，来推进依法治国从而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仅仅需要遵循“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基本原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党有必要依靠其执政的有利地位，积极主动地维护宪法法律的绝对权威以推进法治化的实际进程。

五、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管理

作为政治文明建设战略的思考，推进政府管理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需要指出的是，注意到政府管理的全球化背景，即按照全球化的要求来推进政府管理的创新和发展，已成为我国当前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课题。

全球化本来的意思主要是指经济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了这种趋势，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9](P254～255)现代社会的全球化进程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快来得彻底，而且，与过去不同的是，过去的全球化进程是一种客观的进程，是一种自然的过程；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是通过某种强力推进的过程。而在现在，几乎是所有国家都“张开双臂”，采取积极的姿态，实行了开放的战略。这就使得全球化问题日益成为各国政府管理所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我国加入WTO，是纳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大步骤。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按照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推进、协调发展的战略，政府管理也面临如下一些方面的调整和完善。

第一，如何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规则，进一步明确政府的角色定位、转变政府的管理职能。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始终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所谓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其实质正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尽管我国强调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之所以要称其为市场经济体制，它对于政府的职能就有一些一般的要求。应该说，在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改革进程中，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也正是通过各级政府职能的转变，才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并逐步开始完善。但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准则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有一定的空间。特别是，确实凸现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之主体的特性，不断满足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以及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我国各级政府角色定位和职能转变的任务还很艰巨。而实现这种政府角色定位以及职能转变的任务，对于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如何按照WTO的要求和国家行为的一般准则，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公共管理。

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国际性组织，WTO在加强成员国贸易合作的同时，实际上也提供了一种体制和规则，并通过这种体制和规则，来取代原本由成员国自己设定的行为依据和准则。这也正意味着，作为一个WTO的成员国，有必要通过自身的政府管理，来适应这种国际性的体制和规则。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事实上各国政府对于本国经济和贸易的管理责任日益重视并日益加强，然而这种对于经济和贸易的管理责任却始终必须在WTO的贸易体制和规则框架之下，即任何国家行为需要符合国家行为的一般准则。这方面也给我国政府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课题。

第三，如何按照国际社会政府管理的普遍标准，来确定我国政府管理的目标。

对外开放的政策及其一系列举措，使我国逐步逐步地融入到了世界经济的体系之中。党的十六大确定了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将我国的对外开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近几年来，我国的许多大都市适应这种改革开放的趋势，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目标。因此，围绕这样的趋势和目标，如何按照国际社会政府管理的普遍标准，来推进我国的政府管理，应当成为我国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

六、制定切实的政治发展战略以推进政治发展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推进协调发展的战略提出以后，特别是将政治文明的问题提到了我们党的议事日程以后，很显然，制定切实的政治发展战略来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就成了政治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人们注意到，无论是党的十五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是党的十六大提出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战略，都表明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政治发展目标，而如何按照这个目标，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推进战略，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首要问题。

改革意味着一种既定利益关系的调整。一般来看，经济改革是人民经济利益调整和重组的过程，而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既涉及到人们政治利益的调整与重组，而且实际上也涉及到其经济利益方面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要比经济改革遇到的障碍要多；另一方面，政治改革所可能遇到的风险也比经济改革遇到的风险要大。一种既定的政治结构可以推进经济改革，可以抑制由于经济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利益关系的分化和重构，从而最终可以提供经济改革的秩序保障。而在政治改革方面，如果政治结构本身发生变化、人们的政治利益进行着急剧的调整和重组，这时候就很难有政治系统外的机制来维系其变革过程中的秩序和稳定。因而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导致政治秩序的失范，从而给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影响。这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所面临的特殊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国家的长治久安又恰恰需要政治的改革和完善以及政治文明的推进来实现。邓小平同志曾经多次表示过这样的意思。特别是在1986年，小平同志较为集中地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国家的民主化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意义。[3](P176～178)而且，他还多次希望不要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希望通过制度建设以及其他切实的措施，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3](P380)因此，通过积极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并且理智地认识并把握政治文明建设中可能遇到的风险，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措施有效地降低风险，也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无论是从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人民群众对于政治生活的需要来看，我们既定政治系统所面临的环境压力已经为人们所关注，因而如前所述，党和国家一直非常重视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问题。多年来，在政治建设方面，党和国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发展目标，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建设民主和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可以说，能够反映现代政治发展最新理念和方向的概念和命题，都被我们提了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切实的发展战略和操作步骤，使我们提出的发展目标得以逐步实现，并使人民对于这种推进产生广泛的认同，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具有相对明确的预期，这就成了我们取得政治文明建设实际成果的重要关键。

在某种意义上说，政治也是一门高超的技艺。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有过类似的说法，认为政治是一切技艺中最为复杂最为高超的技艺。之所以说是一门高超的技艺，是因为政治不仅需要原则和目标，而且更需要精巧的设计和规划，使政治的原则和目标具有明确的操作步骤从而能够使其得以实现。我们非常赞同关于政治需要解决的是人类集体生活的难题的说法。而如何解决这样的难题，这是比任何其他技艺都要复杂的事情。而且相对来说，命题好提，目标好定，困难的正是如何进一步规划具体的步骤和举措。因此，在这方面，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处理好目标定位与操作步骤的关系，认认真真地设计出具体的程序和方法来，以促使我们许许多多既定原则和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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