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二十五军思想政治工作承袭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工作的传统，同时又独具特色。红二十五军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有：（一）强调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将思想教育置于与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突出政治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充分发挥政工干部的示范性；（二）亮出文化宣传的特色，增强文化宣传通俗性、生动性、直观性，重视文艺活动群众性。红二十五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当代价值：其一，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其二，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才能收到实效。

关键词：红二十五军；思想政治；特点；当代价值

总书记在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长征的胜利，宣传了我们党的主张，播撒下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巩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牢牢扎根在人民之中［1］。曾指出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2］，红二十五军也不例外，其思想政治工作承袭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工作的传统，同时又独具特色。长征中，红二十五军最先到达陕北，是红军中唯一一支人数不减反增的队伍，究其原因，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细致入微的思想政治工作，既鼓舞了红军战士———尤其是以“娃娃兵”为主的红军战士们的士气，又争取群众支持、瓦解敌军，对红二十五军的“扩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梳理红二十五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于进一步发挥党史研究资政育人的功能，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落地生根，可提供史实性理论依据。

一、红二十五军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

在1934年2月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3］，可以说，红二十五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恰如其分地诠释了“生命线”这一提法。

（一）强调思想教育的重要性

红二十五军和其他红军部队一样，十分重视部队的思想教育，围绕这一工作建立队伍制度。团以上设政治处或政治部作为政治机关，且设置政治委员，对官兵进行思想教育；团设有宣传队，包括5—8名专职宣传员；营先设政委，后改设政治教导员；连设政治指导员，除此之外营和连各有不脱产的宣传员3—5人，主要是由党支部宣传委员或团支书兼任宣传队长［4］1015。

1．将思想教育置于与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

红二十五军恢复建军之初，就将思想教育置于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位置。在罗山县朱堂店地区开辟根据地期间，狠抓部队的思想教育，提出“有任务就进行动员，有问题就及时教育”的总原则。军领导在部队执行新的作战任务、欢庆胜利或纪念活动前都要讲话，进行动员以鼓舞官兵士气。这一时期，军政治部还就第五次反“围剿”问题编印讨论大纲，发到各基层单位，以“问答会”的形式，组织全体指战员学习［4］120。在庾家河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中，再次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该决议规定：切实加强政治部工作。特别是要改造和加强党的支部工作，与忽视党的工作观点作无情的斗争。必须进行关于党的路线解释工作，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要求每个党员坚定革命意志和信心，为着党的路线坚决斗争，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4］544。这一决议为鄂豫陕苏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政治教育内容的针对性针对士兵，思想教育的重中之重是要贯彻理想信念

教育和纪律教育。针对识字官兵数量不多的状况，红二十五军通过创作歌曲的方式对官兵进行教育，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诞生。据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战士报》主编的刘华清回忆，在行军过程中，程子华、郑位三要他天天去部队教歌，讲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也曾萌生过把条文改成歌曲的想法，但苦于没有音乐知识。到达陕北后，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和刘华清共同负责新兵教育事宜，两人一拍即合，虽都不懂音乐，但借用了鄂豫皖苏区《土地革命完成了》的曲调，填入了条文［4］1012。这首歌一经传唱，就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几经修改，一直传唱至今。针对群众，思想教育的目的是要进行宣传鼓动。红二十五军多管齐下，增加群众思想教育的实效性。行军过程中，《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什么是红军》等传单广为张贴，内容通俗易懂，富有鼓动性，起到了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的作用。为了巩固根据地，印发《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宣传我党商业政策，稳定了根据地的贸易，保证了我军的后勤供给。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如军政治部排演了《纺线》《抓兵》等反映穷苦人民翻身的作品，深受群众好评［4］258。针对少数民族，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尤为关键。1935年8月，在暂时驻扎泰安魏店兴隆镇回族群众聚居区之前，吴焕先指示全军要严格遵守回族群众的民族习惯和风俗。到达兴隆镇后，他亲自率领军乐队，向清真寺赠送牌匾和礼品。红二十五军以实际行动扩大了党和红军在回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为中央红军顺利通过此地奠定了群众基础［4］841。针对敌军，通过思想教育进行瓦解。在鄂西和陕南，和红二十五军交战的主要是张学良的东北军，红二十五军抓住东北军官兵思乡的心理特点，适时进行思想教育。长岭岗战役中，红军阵地上，整个山岗红旗招展，喊声震天，“缴枪不杀，红军优待奉军弟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调转枪口，收回东北失地！”红军战士唱起了自编的歌谣瓦解敌军：“张学良呀张学良，看你成了什么样？去了东北和家乡，国民心中好悲伤。”据时任东北军115师的643团团长的姚东藩回忆，“当红军‘穷人不打穷人’‘兵不打兵’的喊声响起，全团仓皇混乱，四散溃逃。”［5］305对于被俘的东北军人员，吴焕先发动各级政工干部，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晓之以民族大义，愿意走的，发放路费，予以释放；愿意参加红军的，被分别编入连队，有的担任了红军的机枪教官［5］305。3．充分发挥政工干部的示范性在战时的部队中，政工干部是思想教育开展好坏的晴雨表，若政工干部能够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这支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就会顺利开展。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是一个既能讲又会写，既会指挥打仗又会做思想工作的政工干部，为红二十五军树立了一座丰碑，被誉为“军魂”。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独树镇战斗中，面对异常寒冷而天气，甚至连枪栓都拉不开的被动局面，吴焕先冲到最前线，发出“坚决顶住敌人，决不后退”的命令，他一把把交通员身上佩戴的大刀抽了出来，大喊“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关头，绝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4］772因势利导，润物无声。通过简明扼要、生动活泼的讲话开展思想教育。红军占领洛南后，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吴焕先讲话，结合城市情况，特别讲明了商业政策情况，宣传了红军的宗旨和三大任务、官兵平等等原则，号召青壮年参加，为穷苦人民打天下［5］555。没有冗长的讲话和报告，针对性强，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督促战士识字，语重心长地对战士们说：“我们搞革命，不仅要会打仗，还要会识字看书，要懂政治、军事和革命理论，不这样就完成革命任务。”［4］846吴焕先尤为重视干部的带头作用，二二三团一营的政委打仗很勇敢，可是爱骑马，战士背地里给他起了个“骑马大王”的绰号。这一绰号传到吴焕先耳朵里，他很重视此事，借机在全军中开展了一次教育，他告诉战士们给干部起绰号不对，有意见可以当面提或者找他反映。他多次找那位营政委谈话，并抽时间进行干部教育，告诫干部千万不能当脱离群众的“骑马大王”［4］781。1935年8月21日，红二十五军在甘肃泾川遭国民党军突袭。吴焕先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他牺牲后，官兵们创作了一首挽歌，作为永远的怀念：“狂风哀啸哭焕先，大河悲泣叹英年。武略打得千军退，文韬赢得万民赞。松涛复述谈笑音，雪花回映大刀闪。苍天无眼收政委，将士泪浇四坡前。”［5］587

（二）亮出文化宣传的特色战争时期，文化宣传工作是为军事斗争服务的，为了增强宣传文化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为广大人民群众、红军指战员甚至白军官兵所接受和喜爱，就必须充分彰显文化宣传的通俗性、文艺活动主体和对象的群众性，只有这样，才能将“笔杆子”与“枪杆子”有效结合。

1．增加文化宣传的通俗性、生动性、直观性

把诗歌、韵文甚至当地的方言俚语用于标语、布告、歌曲、诗歌甚至顺口溜之中，增强宣传的通俗性和艺术性。红二十五军出发时，鄂豫皖省委秘书长郑位三为了增加宣传效果，根据红军为了争取更多支持而规定的不进围寨、不打土豪等政策，创作了很多通俗易懂的顺口溜。经过伏牛山区的村寨时，宣传队齐声喊道：“老乡老乡，不要惊慌。我军所向，北上抗日。借道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阻挡……红军红军，炎黄子孙；北上抗日，一支坚贞。出发宣言，宗旨在先。收复失地，还我河山！”在红军政策的感召下，许多围寨主动迎接红军过往，为我军摆脱追兵赢得时间［4］320。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增加宣传的生动性。鄂豫陕根据地中心区域商洛地区流传着大量红色歌谣，这些歌谣通过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烈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如一首名为《红军追，白军跑》的歌谣唱道：“蓝天上，白云飘，红军追，白军跑。跑过沟，碾过垴，管你跑到天上去，一个一个活捉了。丹江水，水流急，白狗子，跳下水，一眨眼，漂几里，哪怕转到龙王宫，撬开龙门逮住你。”［7］在这首歌谣中，有颜色的比对，有韵脚的变化，有使用顶真、比喻等修辞手法，跌宕起伏，朗朗上口，可谓是民歌中的上乘之作。通过美术作品增加宣传的直观性。红二十五军建立鄂豫陕苏区后，延续了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列宁室”①制度。郑位三对刘华清说：“列宁室没有列宁像怎么行呢？”没有任何美术基础的刘华清被赶鸭子上架，用炭条画出了一幅列宁像，令郑位三大加称赞。此后，凡是有连队建设“列宁室”，都去找刘华清画列宁像［4］1008。此举增进了士兵对于理论缔造者的直观认识，增加了士兵学习理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重视文艺活动群众性

红军的文化宣传工作面对的对象是基层官兵与群众，从事文化宣传的工作人员，多半是半路出家，甚至身兼数职，如红军总医院有七名护士参加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被亲切地称呼为“七仙女”，她们几乎没有受到专业训练，由于性别优势，唱歌跳舞的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她们头上。“七仙女”之一的戴觉敏在回忆录中写道：虽然我不擅长此道，但还是壮起胆子现学现演。部队一住下，我们就忙着准备节目，对口唱啦，小快板啦，小歌舞什么的［4］1007。由此可见红二十五军的文艺活动具有很强的基层性和群众性。这些业余演员经常深入到连队士兵和工农群众中，战时进行宣传和慰问演出，平时举行一些小型的演出。他们对演出的场地没有什么要求，田间地头、宗祠家庙甚至硝烟还没散尽的战场均可进行，士兵和群众看演出的热情好比赶集，在这种场合进行革命宣传，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红二十五军每师都有业余的文艺宣传队，经过战火的淬炼，积累了丰富的演出经验并培养了一批业余宣传骨干。当队伍到达陕北后，1935年9月，红十五军团决定以这批业余宣传骨干为基础，成立火星剧社。在直罗镇战役中，火星剧社创作了《瓦解敌军歌》，再配上《孟姜女哭长城》的曲调，如泣如诉，悲怆和思想的情绪直接导致了东北军士兵的倒戈，该剧社的成功演出，为“奠基礼”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4］1134。亲眼目睹过火星剧社演出盛况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赞誉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再没有比红军演剧威力更大、更敏锐的武器了。”［8］

二、红二十五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当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更加重视历史知识的学习，他在多个场合提到，“中国革命史是最好的营养剂”［9］，“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尽管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在战争年代所形成的革命文化作为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永葆生机和活力，仍然能够为我所用，仍然能够汲取智慧和力量。研判红二十五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当代价值，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

（一）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②、坚定“四个自信”③、做到“两个维护”④，才能方向明确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1927年大革命中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从而导致革命失败，这一点给中国共产党惨痛的教训。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建军的关键是要思想建军、政治建军，要建设一支听党指挥的人民军队就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激荡，今天的思想政治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的都更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伟大斗争。“四个意识”要求全体党员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具有明确的前进方向。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从出发时的8万人锐减至8000人，战斗力减弱，需要及时补给恢复战斗力。先期达到陕北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主动承担了支援中央红军的重任，并主动使得党中央掌握了由红二十五军扩充的红十五军团，先后取得了直罗镇战役、东征、西征的胜利，独立自主地作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主力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总书记指出：“西北地区红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1］在今天，思想政治工作中更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二）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才能收到实效从内容的“贴近”而言，尽管思想政治工作以“灌输”为主，但要使受众心悦诚服地接受，就必须用老百姓的话语进行理论宣讲，从而使理论不再“悬浮”，立地生根，如红二十五军的宣传干部们善于通过群众的身边事去教育群众、影响群众，从而在群众中建立威信。这一做法可延伸至“四史”教育⑤中，要用红色故事去感染听众，讲好红色故事要注意讲好“四条线索”。第一条是史实的线索，要用大量客观的事实与史实呈现红色故事；第二条是时间的线索，要通过今昔对比、通过历史的演进过程使受众认识“四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第三条是辩证的线索，既要讲微观事件，也要讲宏观的历史背景，以点面结合的形式讲好红色故事；第四条是理论的逻辑，不仅要讲事件，更在事件中讲精神、讲信念、讲理想、讲奉献，最终凝练为理论，展现好红色故事的基本功能。从方式方法的“贴近”而言，首先，作为领导干部，要学习吴焕先、徐海东等人身先士卒的精神，“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们的行动很好地发挥了思想政治工作润物无声的作用。其次，要进行方法的创新。如前所述，红二十五军面对的群众文化水平较低，所以他们通过戏剧、歌曲、顺口溜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最大载体，如何守住互联网这一阵地，利用互联网开展行之有效、富有创新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成为每一位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作者:郭武轲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