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近年来，全球化浪潮来势凶猛，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区域一体化进程也在加快。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走在最前面的是欧盟；北美建成了自由贸易区，计划向整个美洲扩展。作为世界经济三大重心之一的东亚，尽管区域合作起步较晚，但东盟与中国、日本和韩国（10+3）合作开始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区域合作中的一个新亮点。在新世纪，东亚合作如何保持发展势头，不断深入和扩展，更上一个新台阶，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东亚合作，10+3

一、东亚合作的进程

东亚合作的思想由来已久,但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现阶段主要是指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的合作(即“10+3”)。而考察其历史，可追溯到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设想（后改称“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不过，由于该设想带有比较明显的对抗美国霸权的倾向，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致使日本和韩国态度暧昧，故被束之高阁。但到了1995年，东盟国家首脑在泰国举行会议，正式提出了召开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倡议。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在12月15日，东盟、中、日、韩领导人（当时是“9+3”，柬埔寨加入东盟后改称“10+3”）非正式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21世纪东亚的发展前景、亚洲金融危机、深化地区经济联系等。领导人就这些议题达成了许多共识，对加强东亚地区的合作发出了明确的政治信号。东亚合作开始进入实质启动阶段。随后，东亚领导人会议每年召开一次。

1998年12月第二次东亚领导人会议在越南举行。这次会议取得了具体的成果，把东亚合作推向务实的方向。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地区合作，克服金融危机，恢复地区经济增长和促进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会上中国领导人就加强东亚合作提出了具体建议，提议举行东亚国家副财长和央行副行长会议，研究国际金融改革及监控短期资本流动的问题。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中国的建议，这使得东亚地区第一次有了高层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对话与协商，并就地区重大的经济问题寻求建立合作机制。

第三次东亚领导人会议于1999年11月在菲律宾举行。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如何推动东亚合作的原则、方向和重点领域达成了共识，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声明强调，东亚各国决心“在各个领域实现东亚合作”，领导人“对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东亚合作表示了更大的决心，朝着注重实效、切实提高东亚人民的生活质量，促进本地区在21世纪趋向稳定的方向努力”。声明列出了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其他领域的合作重点。另外，值得提及的是，领导人同意成立“东亚合作展望小组”，就东亚合作的前景和规划提出建议。

第四次领导人会议于2000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这次会议就落实1999年领导人声明的合作重点提出了具体措施，肯定了2000年5月财长会议就货币合作达到的“清迈协议”——推动东亚各国之间建立货币互换安排；就金融培训、人力资源开发提出了进一步落实的行动计划；就加快湄公河流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具体行动计划。同时，领导人还同意就建立东亚自由贸易投资区和全面经济合作问题进行研究。为此；领导人决定成立各国高官组成的“研究小组”，就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和“东亚合作展望小组”提出的建议进行研究和落实。这次领导人会议所表现出来的务实作风和面向未来的积极姿态，为东亚进一步深入合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新加坡领导人会议还进一步加强了东亚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和合作机制，特别是确立了中日韩领导人之间的正式协商和合作机制，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三国领导人之间的协商合作机制的主要作用是共同努力推动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以及加强三国之间的合作。这些成果显示东亚合作开始步入正轨。

第五次领导人会议于2001年11月在文莱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是发生了“9•11”事件，“反恐”斗争成为世界和东亚地区的一件大事；二是受美国经济形势恶化的影响，大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形势变坏。在此情况下，人们非常关注东亚领导人会议是否能够成功召开并取得突出的成果。这次领导人会议所取得的一些成果还是令人瞩目的：（1）领导人表示了继续推动东亚合作的决心，并且指示由政府高官组成的“研究小组”就如何落实“展望小组”提出的关于东亚合作的长期设想建议进行研究，并向领导人提出落实的意见；（2）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决心努力推动东亚合作，一致同意设立经济部长和贸易部长会议以及工商论坛；（3）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就建立紧密经济合作关系达成共识，宣布用10年时间建成自由贸易区。这成为文莱会议的最引人注目的新闻和最重要的成就。2002年5月14日，第三次中国——东盟经济高官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将就未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原则、内容、时间框架等问题进行讨论。高官会议结束后，第一次中国——东盟谈判委员会会议接着于15日和16日在北京召开，具体讨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有关具体问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旦建立，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拥有17亿消费者、2000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和12000亿美元贸易总额。中国与东盟将更好地分享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利益。

第六次领导人会议于2002年11月在金边召开。本次会议就10+1，10+3，反恐怖主义合作等实质性问题各国领导人进行磋商。中国总理朱镕基出席了这次会议，代表中国政府倡议东亚各国应以发展经济为重，不断深化经济和金融合作；拓展政治和安全合作；加强合作机制建设；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同时，会议期间，朱镕基总理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实施亚洲减债计划，中国还与东盟及有关成员国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运输协定》中方加入书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电力贸易协定》，并发表了《中国——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等重要文件。其中《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是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里程碑。它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协议和宣言的签署是中国睦邻外交的重大胜利，体现了中国在加入WTO后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诚意，对亚洲和世界而言都是有利于和平和发展的大事。

第七次领导人会议于2003年10月7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这次会议取得了多项成果，把东亚合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03年10月7日，中、日、韩三方领导人举行了第五次会晤，并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此举表明，东亚地区的经济重心——东北亚次区域的经济合作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推动。同一天，东盟首脑会提出了在2020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宏伟目标，将东南亚经济一体化从目前的自由贸易区初级阶段升级为以单一市场为特征的经济共同体高级阶段，这将使东南亚次区域合作实现质的飞跃。此外，10+3框架内的10+1合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表现在东盟与中国，东盟与日本的双边合作又有了新的突破。中国在会上提出了深化东亚合作的四项建议，即：（1）研究“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2）推进财政、金融合作，建立“亚洲债券市场”；（3）加强政治、安全合作；（4）拓展社会、文化、科技合作。目前，10+3的合作已形成领导人峰会——外交部长会——司局长会及专业部长会议等较完善的机制，这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十分有利。

第八次领导人会议于2004年11月29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与会领导人就加强合作方式和机制及未来发展交换意见。在这次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同意，于2005年12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第一次东亚峰会，与会国为东盟10个成员国及中日韩三国。会议发表了《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并宣布所有成员国承认中国是一个完全市场经济体。根据会议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道2010年，将正式形成一个人口超过17亿，经济总值达24000亿美元的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第九次领导人会议于2005年12月12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与会的领导人围绕着“一个憧憬，一个特性，一个共同体”的主题，重点就进一步加强东盟内部团结与合作以增强东盟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有效应对各种挑战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疫病防范、能源开发及利用、禽流感防控、扶贫及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等国际和地区问题。为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东盟对话合作，中国在会上建议中国——东盟拓展经贸合作，搞好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加快降税进程。在深化农业、信息产业、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和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的基础上，将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和公共卫生确定为中国——东盟新的五大重点合作领域。会后，各国领导人签署了关于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吉隆坡宣言》。

二、东亚合作的制约因素

东亚合作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符合东亚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10+3是东亚合作的方向。但由于10+3各方利益不同，使得东亚合作不可能一帆风顺。制约东亚合作的因素，既有东亚自身的问题，也有外界的一些不利因素。

（一）内部因素

从内部因素来看，一般而言，一体化至少需要区内国家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共同意识的形成、制度化框架的形成以及共同行为取向的形成。东亚地区在宗教文化、政治制度、地理历史以及经济上的复杂性决定了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必然比其它区域更为困难。

1.宗教文化因素

与欧洲北美不同，东亚地区的宗教文化非常复杂。长期以来宗教上除了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外，佛教、伊斯兰教的覆盖面也非常广。文化上东亚地区缺乏一种合作的氛围，一体化建设中遇到的难点之一就是主权问题。当初东盟在加入APEC时就曾提出三大条件，即避免法律约束力、不设谈判权、未来的协议不超过关贸总协定，而若以此为前提，就很难形成真正的区域合作组织。

但是在另一方面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也东亚各国的文化沟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东亚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非常突出。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各国清醒地意识到，协调一致比单打独斗更能维护本国的利益，对话比军事斗争更能解决问题。

2.政治制度因素

然各国利益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是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动力使各国对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都抱有希望。从日本来看，由于顾及到对美关系以及担心中国在东亚一体化的过程中更加强大起来担任东亚的霸主，日本对深层次的东亚区域合作似乎并不热心。然而如果没有所在地区的依托，日本就不可能实现其成为经济或政治大国的战略。因而借助多边自由贸易体制是日本的基本战略，它今后可能对区域合作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同时以双边主义来弥补多边体制的不足。而东盟则担心东亚区域合作将会削弱其主导权。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力量的总和是东盟整体经济的五倍，东亚重心北移引起了东盟的不安。出于对东亚合作主导权的担心，东盟还不想与中日韩三国走得太近。但与此同时对于区内中小国家来说，都希望通过地区合作来把中日纳入到统一的框架之中，以便在加以约束的同时使其承担更多的地区责任。而对于中国来说，东亚一体化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的出口扩大，使得其他国家纷纷加强对中国的非贸易壁垒，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寻求更广大的商品市场，稳定进口来源地，确立中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实现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必须参与东亚一体化进程。反之则容易在竞争中失去机会和优势，另外，对于“四小龙”来说，目前正面临劳工成本高昂、外籍劳工短缺等经济难题，同时，为实现产业结构的软化，急需将部分产业外移。这些都是推动一体化的强有力的因素。

3.地理历史因素

东亚国家众多，而且地理上分散性强，达成共同协议的空间小，大大增加了达成一体化协议的困难，例如对一国有利的政策也许同时也会损害另一国的利益。而东亚不少国家相互间存有积怨，至今仍缺乏真正的相互信任。特别是东亚各国曾深受日本侵略之害，而日本至今仍不作真正反省和道歉，并有意修改和平宪法，在“正常国家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此外，中日、日韩、中国与东盟以及日本与东盟之间也都存在戒备心理。日本鼓吹“中国威胁论”以及把台湾纳入与美国的共同防卫范围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日两国合作的障碍；大东盟的建立，给东盟各国的政治团结与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经济相对落后、国内政局不稳的柬、老、缅等国入盟后，如何实现与大东盟一体化进程接轨的问题也是一直困扰东盟的难题。但是我想这些都不是阻碍东亚一体化的关键因素，历史上的纷争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并没有阻止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同样也不会对东亚一体化造成太大的阻力。

4.经济因素

(1)缺少核心国与中心货币。日本近年来经济低迷，再加上历史问题，很难担当领导经济发展的重任。而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实力尚有不足。由于缺少核心国，中心货币——亚元也就一直没有建立起来。长期以来东亚经济对外贸易结算中70%一直用美元，美元币值的稳定对出口影响很大。但是如果中国和日本能够冰释前嫌，像欧洲的法国和德国那样实现联合，则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而中心货币也可以由人民币和日元联合担当。(2)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问题。东亚地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呈现出三至四个不同的发展层次：最上面一层是日本，它属于世界上总产值及人均产值量最高的国家之列；第二层是那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及地区，最有名的是“四小龙”；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紧随其后，属第三层次；最后的是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属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确定的特别贫困的国家。(3)各国经济结构问题。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日益接近，趋同化趋势日益加强，制约了双方的贸易的发展潜力。然而近些年来由于自发一体化的推动，东亚区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都在加强，分工模式由垂直型向垂直及水平混合分工发展，区域内相互投资增长也越来越快。东亚区域内产业结构层次分明并日趋复杂，雁行发展模式老化而伴随新的发展模式。新的模式将以中国为制造业中心，来带动东亚地区各个国家的共同发展，形成一种新的产业结构和布局。虽然东盟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发展空间中更为直接的竞争对手，但考虑到过去几年东盟各国宏观经济状况变动较大，所以东盟各国并没有显示出经济结构调整的迹象。从长远发展来看，各国的相互合作将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东亚地区的工业化及产业升级几乎已经成为各国和地区的共同政策目标，为此，区域内投资与贸易的互补性必然倍受重视。(4)经济合作组织问题。现有的合作组织工作力度不够，对推动东亚一体化向纵深发展“心有余而力不足”。APEC较为松散，东盟能否保持时区域合作的强力推动势头，则格外令人关注。一是金融危机后成员国经济困难重重，国内政治经济呈现“非良性互动状态，推动自由贸易化的阻力加大。”二是内部整合难度较大。各国贫富差距明显，特别是后期入盟的印支半岛国家在经济上没有得到预期的好处，而预期目标不一致也就出现了不一致的举动和不和谐的声音。此外，成员国民族众多，世界三大宗教在东盟都有很多教徒，各国国内的民族及教派摩擦极易引发政治冲突，从而影响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和合作。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另一种机制，即多边、双边协议近来发展迅速，各国积极参与唯恐落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地区或双边协议发展迅速。与多边贸易体制相比，地区或双边FTA障碍较小，易于达成协议并产生实效。就地区或邻近国家而言，促使经贸合作机制化有利于进一步发挥经贸台作的地缘优势。因而虽然日本对东亚一体化并未抱非常积极的态度，但是当日本首相小泉得知中国与东盟要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时候立即斥责他的内阁成员，并表示要马上商讨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绝不落在中国的后面。

（二）外部因素

从外部因素来看，东亚一体化的外部因素之一就是美国，由于美国对东亚的利益，其对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东亚一体化进程。虽然美国惧怕东亚的强大会危及其霸权，但是推动东亚走向一体化仍从根本上符合美国的利益。另外，世界范围内FTA的迅速发展和出口市场经济的不景气，早已使东亚国家感到了加强经济联合、谋求自强的巨大压力。

首先，从军事上看，东亚一些国家仍然高度重视美国的影响，认为美国是防范区域冲突的可靠保障，因此对完全由区内各国参与的这方面合作态度不够积极。日本和韩国是美国在该地区最亲密的盟友，东盟大部分成员国都与美国存在某种形式的军事合作。从经济关系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东亚各国最大的海外市场，一些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对美出口有直接关系。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对美出口比重甚至占其GDP的20%以上。东亚国家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也要依靠美国。日本、中国和东盟每年都有上百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此外，美国经济对东亚的稳定有重要影响，比如美国的汇率波动就直接影响东亚的经济增长和贸易出口。一旦出问题，引起金融动荡，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就是东亚。

其次，从某种意义上讲，东亚国家加速探索区域化的道路是被逼出来的。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加快了区域化的进程，在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和APEC后，又向拉美和跨大西洋合作方面扩展。欧盟建立经济货币联盟后，积极向中东欧地中海和拉美地区发展，显示出竞争潜力。欧美在贸易金融和投资等方面越来越有意识地构筑自己的经济圈，展开竞争。这种大背景更反衬出东亚国家单打独斗的弱点，如果继续游离在区域合作进程之外天疑会有损国家利益。对照欧洲和北美地区合作进程的迅猛发展，东亚简直可以说是处于分割、分裂甚至是支离破碎的状态。2001年12月，世贸组织统计的地区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已增至140多个，而在全球GDP排名前3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亚洲的日本、中国、韩国、香港和台湾未参与FTA。

此外，面对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集团经济形势的恶化，东亚各国合作自救的意识进一步强化，区域经济合作也随之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中国和东盟决定建立CAFTA后，韩国立即表示要迎头赶上，金大中总统呼吁尽快把CAFTA扩大为“东亚自由贸易区”，让韩国、日本也加入进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东南亚时倡议在东亚地区建立“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经济合作区，而其成员范围除东盟、中日韩外还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三、对东亚合作前景的思考

近两年由于东亚自身问题和外界一些不利因素，东亚合作要达到欧洲和北美的水平路途还很遥远。但是如果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作为东亚大国能够以长远的眼光、良好的心态积极参与，那么东亚合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一）日本的态度将对东亚合作的前景产生重大影响

日本是东亚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长期以来，日本在本地区扮演着资本和技术的主要供应者之一的角色，同时它又是原材料和能源的最大需求者，是东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市场之一。日本与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很强，与它们的经济交流十分密切。长期以来，日本把自身看作是“领头雁”，企图在区域合作中充当“主导者”。然而，10多年来东亚经济发展的现实给“雁型模式”打下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对日本的“主导者”角色也提出了挑战。首先，自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在走下坡路，在许多产业中日本已失去了往昔的优势，特别是在以信息产业为领头羊的新经济蓬勃发展的岁月中，日本继续扮演高新技术供应者的角色已显得力不从心。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过去的“垂直分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水平分工”。第二，中国的经济崛起大大地改变了东亚的经济格局。200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515亿元。对外贸易已居全球第三位，已成为钢铁、石化、船舶等重要生产国之一，在信息技术产业等知识经济部门也正在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吸收的海外投资保持继续增长。

在业已变化了的东亚经济格局面前，日本对东亚合作的态度显得十分彷徨和矛盾。一方面，日本深知，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日本参与东亚合作是其扭转经济颓势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对东亚合作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热情，并摆出一副准备大有作为的安全架势。由此，日本对诸如设立援助基金、各种区域合作项目等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然而，日本在制定东亚合作政策时，始终念念不忘维持其对东亚的主导权，并对抗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日本在东亚合作中又紧捂住自己的那块“国家利益”不放，因而其对区域合作的支持显得十分空乏。东盟国家多次表示愿意与日本构建双方自由贸易区。但是，由于日本政府从国内政治需要出发，对国内的农业实行严格的保护主义，始终不愿意在农产品进口关税问题作任何松口，因此，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就无从谈起。

（二）东北亚应是东亚合作的主战场之一

东北亚地区是东亚地区经济最发达的部分。东北亚三个主要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互为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据统计，2004年，日本是中国的第四大投资来源和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韩国是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投资来源国。东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很强，在资金、技术、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各方面都可充分交换。从地域经济圈，东北亚可以形成环黄、渤海地区、环日本海地区和图们江流域等多个合作体系。另外，中日韩之间在高新技术和其他产业门类上的交流也有极大的空间，三国的一些省级地方政府也有加强经济交流的积极性。可以说，东北亚区域合作是东亚合作基础最好、合作前景最为广阔、最容易实现一体化的地区、它完全有条件成为整个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助推器和领头羊。

自1999年以来，在“10+3”的合作框架内，中日韩领导人通过早餐会等形式，商讨任何加强三国之间的合作，并已建立了部长级年会等对话机制，为今后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础。

在未来的东北亚合作中，东北亚主要国家应避免政治上的分歧给合作带来不利的影响。从中国方面来说，中国要求日本正视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反对日本政府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等。与此同时，中国始终坚持中日两国保持友好关系对亚洲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不会因政治原因而放弃加强东北亚合作的努力。日本应更多地放弃对中国的政治成见，真心诚意地与中国一起推动东亚合作。

（三）除贸易投资外，金融货币合作是东亚合作的重点

东亚国家为促进地区内自由贸易所作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金融和货币合作也已开始初步尝试。1997年后，深受亚洲金融危机之苦的东亚国家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年代，东亚国家已无力单独防范和抗击国际金融资本利用它们在金融体制和管理以及货币机制上的弱点而发起的冲击。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东亚国家事实上处于“一损惧损”的局面。由此，无论是在APEC中还是在“10+3”的合作框架内，许多东亚国家都表达了加强金融与货币合作的愿望，并进行了初步的合作尝试，其中包括：协商建立防范金融危机的地区预警作用；进行东亚合作融资安排；帮助东亚发展中国家培训高级金融人才；签订货币互换和回购双边条约等。

尽管东亚国家在金融和货币合作上做了多方面努力，但这些努力仍处于起步阶段。依欧盟的经验看，地区金融合作应逐步从非机制性成员货币政策的协商向建立货币合作机制过度，最终实现具有统一货币的货币区。目前，建立东亚金融和货币合作机制尚有不少困难，包括没有一种亚洲货币能担当中心货币的职能以及经济主权的让渡等等。另外，东亚主要国家的政治关系也未能达到可以放心地接受货币合作机制的程度。

建立金融和货币的制度性和安排无疑是今后东亚合作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从长远看，在中国的人民币、日元和某种形式的东盟统一货币的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东亚货币的合作机制乃至建立一定意义上统一结算的亚洲货币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也不是不可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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