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俄两国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制度的过渡中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和方式，也因而取得了不同的成效。本文主要探讨在相同的制度背景下两国改革选择不同道路的原因，从宏观和微观视角分析两国改革的绩效差异以及普京时期所进行的政治经济调整是否意味着对前一时期俄罗斯改革道路的否定，希望通过对俄罗斯转轨道路的反思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转轨道路/比较

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者和中国一样都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的国家，在相同的国际环境、相似的制度背景下两国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改革道路，分别成为“激进”与“渐进”改革方式的代表。俄罗斯以叶利钦总统为代表的自由派掌权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推翻了苏维埃政体，建立了议会民主、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在政治民主框架确立后，立即推行了以“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运动为标志的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短短的时间内包括所有制结构的转换、价格、工资和汇率机制的自由形成、卢布的内部可兑换等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初步形成。而中国则是在坚持了共产党领导和既有的政治格局的情况下，保持强有力的宏观控制体制，逐渐地进行经济改革的各项试点和推广工作，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在不断地摸索中逐步建立起来。两国不同的改革道路和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效果，也因而引发了国际国内政界和学界广泛的关注和探讨。

一、两种改革道路选择的原因分析

转轨以前中俄两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都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两国的转型有着极为相似的制度背景。但事实上两国改革的初始条件是有很大差异的，而正是这种差异决定了两国改革道路选择的不同，俄罗斯在进行经济转轨以前的苏联时期，已经经历了50-60年代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60-7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80年代后半期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彻底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几十年的改革探索没有触动旧有管理体制的根本，没有解决苏联经济的滞胀问题，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不只是经济陷入负增长，苏联的国际经济政治地位也呈下降态势。在苏联解体前夕，整个社会已经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矛盾的漩涡之中。如果谈到激进与渐进的问题，苏联后期几十年的改革探索应该是渐进改革的一种实践，但显然是失败了。在这种背景下作为苏联继承人的俄罗斯，尽管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改革计划，但实际上面临的可选择的道路是有限的。

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实行自由化和公开化方针，一时间西方各种经济政治理论和思潮纷纷涌入，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精神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向往成为社会的一种潮流，市场和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迅速替换掉旧有的僵化体制步入现代西方文明成为苏联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政治精英们的梦想。

俄罗斯的转轨是在苏联解体、共产党丧失执政权力甚至合法地位、激进的自由派执掌政权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方面制度变迁的政治方面的阻力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作为新执政的权贵也需要大刀阔斧地破除一切与旧势力、旧权威有关的制度。就像转轨伊始俄罗斯所进行的快速私有化对私有者阶层形成、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和改革不可逆转的政治追求超过了对经济效率的诉求。因为只有迅速地完成制度的转轨，新的执政阶层才具有合法稳固的统治地位和拥有广泛的支持者阶层，才不至于被复兴的俄罗斯共产党赶下台。

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应该说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一次重要探索，此前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可以借鉴。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中国的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逐步推广。由于此前几十年的闭关锁国，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相当贫乏，对外开放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展开的，因此说对外部模式的模仿也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国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日益取得成效的过程中，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是改革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它在改革过程中所追求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稳定使其尽力避免发生像俄罗斯那样的“推倒重来”。

上述分析旨在表达一种思想，即采取激进或渐进改革方式取决于一个国家所处的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结构等多方面的因素，改革初始条件的差异对改革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

二、两种改革道路的绩效分析

考察一种制度转轨的绩效是个长时段的课题，通常需要经历了一种制度的萌芽、构建、运行到制度效应的充分体现之后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而制度效应的体现又往往会经历时滞乃至曲折，最终慢慢稳定下来。俄罗斯和中国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轨才刚刚进行了十几到二十年，无论是采取激进还是渐进的方式，制度的转变还只能说是初步完成，不只是制度构建还远未完善，在传统的文化传统和管理机制不能随之迅速转变的情况下，新制度甚至还不能有效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效应也不可能得到真实的体现，甚至可能被扭曲。因而在这时候来评价和比较两国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的绩效一定是不完全的、也不能够很准确的。但是，从阶段性的发展进程来看，我们也可以对此进行一些阶段性的分析和总结。

其一，从市场化制度的构建看转轨绩效。

俄罗斯在转轨之初采取的是激进的改革方式——“休克疗法”，包括所有制结构、价格体制、对外经贸体制、金融银行体制都迅速地向市场机制过渡，尽管因改革过程中出现种种的问题和危机而不断进行调整，但市场架构已基本形成，俄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已经从1991年的80：20改变为2003年的20：80[1]（p82-86）。具体如银行领域，尽管经历了严重的系统性危机，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制度、银行业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银行破产和重组机制，自然人存款保险机制等一整套类似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银行制度都已建立起来。2002年美国、欧盟正式承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市场化的制度形成可以认为是十几年转轨取得的最大成效，经济部门的后续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制度障碍将大为弱化。

中国转轨20余年来逐步形成了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包括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市场体系的各环节也初步形成。但从相对微观一点的层面上，中国尚存许多制度性障碍，比如，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尽管目前已占到经济总量的60%以上，但它不是在国有经济民营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改制问题目前仍是难题。在金融银行领域，国有银行一股独大、民营资本进入难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不加速解决，无疑会成为后续发展的障碍。

其二，从宏观指标和微观层面看转轨绩效。

转轨以来俄罗斯宏观经济发展动态

资料来源：《俄罗斯经济：市场改革的起源与全貌》，Ε。Γ。雅辛，莫斯科2002年版第292、417页；《转型中的银行》，Β。Β。波普科夫，莫斯科“ДеКΑ”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网站。

*《俄罗斯经济：市场改革的起源与全貌》和俄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不尽一致，可能是采取了不同的统计口径的关系。

**这几年的数字是从俄罗斯学者的几篇文章中摘取的，数据原出处不详。2003年的数据没找到，是2002年的预测值，根据2003年经济增长速度看，指标应该比这个好。

***来源于俄www.vedi.ru网站，阿列克谢·维杰夫，“俄罗斯银行体系2003年发展结果”。

从上述发展指标来看，俄罗斯经济在几乎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呈现一种衰退状态，转轨以来通货膨胀恶性发展，生产急剧衰退、居民实际收入剧降，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国内生产总值1998年比1989年减少了一半，亏损企业比重从1992年的15.3%增加到1998年的53.2%，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中。这个时候，谁也无法认可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成效。

下面来看看中国的情况。改革2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加。2003年GDP达到116694亿元人民币（约14000亿美元），当年实现9.1%的增长，与改革前的1978年比增长了30倍，扣除价格因素，25年平均增长9.4%，从总量上已经排在世界第5-6位，大大超过了俄罗斯。2003年中国人均GDP为1090美元，已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低收入国家行列（注：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650美元以下是低收入国家，650-2550美元是中等收入国家。）。如果按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折算，中国的人均GDP还要高些。改革以前，按照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人均指标，俄罗斯属于人均不低于5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中国还属于人均不超过250美元的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说20多年的改革，中国在保持了社会稳定的情况下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正是从这一增一减的对比中，国际社会包括中俄两国的学者更增加了对“中国之谜”、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关注。至少，从转轨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末，从经济转轨的宏观绩效指标来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而此时俄罗斯转轨所显示出的绩效还是负值。但我们从上表的数据也可以看到，经过了1998年的全面危机，1999年以后俄罗斯经济与此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入了持续增长阶段，1999-2003年GOP累计增长29%，其中2003年达到13.3万多亿卢布，合4652亿美元，人均3200美元，若考虑到估计占25%-40%的影子经济，这一指标还要大大增加。尽管增长速度还没有赶上中国，从经济总量上也还大大低于中国，许多数字还不能与自己转轨之前相比较，但制度构建基本完成、经济走出低谷进入持续增长的良好势头无疑向人们昭示着美好的前景。俄罗斯经济的这种大落大起，令研究俄转轨的学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俄罗斯转轨道路的选择问题。

宏观经济层面的数字也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微观层面来说，仅以银行系统为例，从1998年危机后俄罗斯银行部门的发展情况看，各种指标都在好转，经营呈现一种稳定增长的态势，比如说银行资本充足率即便在1998年危机之后不久的1999年初也有11.5%，平常年份基本都在20%左右。可疑贷款在总贷款中的比重1999年初最高达到17.3%，此后逐渐下降，2003年初只有5.6%.银行体系的资产平均盈利率已经从1998年7月的0.2%增长到2003年初的2.6%，资本盈利率从1998年7月的1.7%增长到18%[2].个别银行的指标更好，俄罗斯资本资产量最大的国有联邦储蓄银行2003年度的资本盈利率达到25%[3].俄银行部门危机后的健康有序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制度调节的效率。

相对来讲，从形式上中国目前也已经建立了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二级银行体系，除国有银行以外，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都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从根本上说，中国目前国有银行垄断、国有银行效率低下、民营银行的进入举步维艰的状况并未改善。目前中国银行部门的资产和资本数量都大大高于俄罗斯，但经营绩效上却无法比拟。经过多次的国家注资和坏账剥离，4家国有大银行2002年末的不良贷款率仍高达26.1%，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4.27%，银行工作人员人均创造利润值俄罗斯前20家银行的平均指标是3.23万美元，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绩效最好的中国银行也只有2900美元，建设银行只有188美元[4].中国国有银行的低效率其实刚好反映了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制度方面的障碍无法跨越，致使改革举步不前。考察某些重要的微观层面的经济绩效，又使人对中国改革所面临的瓶颈和障碍感到担忧。

三、对俄罗斯改革道路的反思与启示

2004年9月16日，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列文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脱口秀节目中讲到对普京影响很大的两样东西：一是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国力下降，普京认为这和中央权力涣散及无政府主义泛滥有关；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给普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俄罗斯学者斯特罗卡尼2004年8月30日在《权力》周刊发表题为“邓小平思想还将延续一个世纪”的文章，认为普京关于“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提法、关于重点发展本国高科技产业和出口产业、关于在改革过程中注重政治稳定的思想等都借鉴于邓小平思想和中国经验。

从中国来讲，俄罗斯改革道路的选择及其调整也越来越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1998年危机之后，普京任总统以来，俄罗斯政策调整所显露出的成效特别需要我们对俄罗斯改革道路的选择重新审视。这里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

第一，叶利钦时代俄罗斯改革道路的选择是错误的吗？

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改革是激进快速的、推倒重来式的“革命性”的变革。其主要内容包括：1.迅速推翻苏联几十年来形成的旧苏维埃政体，代之以议会民主、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西方式民主制度。自1993年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新宪法》，俄罗斯没有再发生过严重的政治对抗，尽管整个20世纪90年代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但各种派别各种层面的政治力量斗争基本是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的。“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应该说是叶利钦时代最重要的改革成果。但与此相关的负面成果也不少，比如中央与地方分裂、政府缺乏权威和稳定性、社会政治力量分散等等。2.在政治民主框架确立后，立即推行了以“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运动为标志的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短短的时间内包括所有制结构的转换、价格、工资和汇率机制的自由形成、卢布的内部可兑换等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初步形成。由于在这一过程中，盲目地崇尚国家退出的西方自由主义模式，政府丧失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在制度构建迅速展开的同时，俄罗斯的经济一落千丈，工农业产值大幅衰退，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陷入普遍贫困，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都迅速衰落。正是由于经济的滑坡以及社会的动荡，引致了国内国际学界对叶利钦改革道路的一片谴责之声，似乎叶利钦的改革道路自始至终就是错误的，甚至由于经济的灾难性后果而抹杀了叶利钦所进行的宪政改革的积极成果。

笔者经常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制度的变迁应该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任何一种制度的破除一定是要付出成本的，而制度变迁效果的显现是有时滞性的，一时的衰退能否作为对一种道路选择否定的依据。现在回过头来说“假如不是这样的选择，也许俄罗斯付出的成本会更小”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各种客观的历史、政治、文化结构决定了这种选择，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假如不是这种选择，今天的俄罗斯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目前也无法以计量的方式论证，民主政体的确立和逐渐成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经济改革起到推进作用。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尽管俄罗斯的老百姓对20世纪90年代有诸多的抱怨，但是在每一次赋予他们权利的选择中，他们都选择了对既定改革道路的支持。比如，1991年3月对是否实行总统制的全民公决，1993年12月对新宪法的全民公决以及作为认可改革政策体现的对历次总统选举的投票。这说明了什么呢，我想至少可以说明，俄罗斯的居民们对旧苏联体制义无反顾的摒弃和他们对民主的尊重以及对经济改革前景的期待。单从这一点，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叶利钦时期改革道路就是错误的，尽管它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调整，这也正是其继任者普京所要做和正在做的事情。

第二，普京时代的改革道路是对叶利钦时代的否定吗？

普京执政以后，从政治上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建立七大联邦区，改组议会上院；打击民族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坚决镇压车臣叛乱，维护国家统一；打击寡头势力，限制寡头干政；改革政党制度，组建支持总统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府院相争时期画上句号，出现总统、政府、议会密切合作的局面。普京在政治方面的整肃，大大强化了总统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和行为能力。政局的稳定，成为俄罗斯经济进入良性增长轨道的前提。正是由于上述措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指责普京正在破坏民主的原则，提醒警惕普京把俄罗斯导向极权的道路。不过用最近俄罗斯学者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来形容普京的政治改革也许更准确，那就是“可控民主”。

在经济方面，普京执政后实行了税法改革，降低税负，统一税率，扩大税基，增加预算收入，从而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刺激企业投资生产和结构改造；进行了大规模的银行体系重组，将银行破产、重组机制制度化，促进银行恢复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经济功能；加强对金融市场和货币信贷政策的宏观调控，通过对利率和汇率的调节促进国内市场的稳定和生产的投资；继续推进私有化，但加强国家对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和部门的控制，注重私有化对提高企业自身生产效率以及通过它提高整个经济运行体系效率的经济任务；完善社会保障措施，以现金补偿的方式替代原先的社会福利保障等等。普京在就任总统之前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提出的治国理念，核心就是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居民社会保障的市场经济。从“普京新政”几年来的成绩看，俄罗斯目前正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市场经济由于有了国家的干预和调控也变成“可控制的”了。

我们无法认同普京的改革道路就是对叶利钦道路的摒弃和否定，因为不管是“可控民主”还是“可控制的市场经济”，终究是在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框架内，叶利钦时代所通过的宪法、确立的国家政体和基本的民主原则都依然存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架构和方向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在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实现方式中强调加强国家的控制和调节作用，改变的只是对叶利钦时代一些过激政策和措施的调整，而所有这些调整正是根基于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主和市场制度。如果说到叶利钦时代与普京时代的最大不同可能就在于，叶利钦强调的市场与民主是西方式的，而普京的公式里则在市场和民主之外加上了俄罗斯现实。至于在就任总统前夕的1999年岁末，普京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所讲的，“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巨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精疲力竭……只能采取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要保证社会稳定，不使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恶化”，[5]也并非是指对叶利钦改革道路的抛弃，因为当采取了激进的方式完成制度变革之后，所有的制度磨合、修补与调整的过程都只能是渐进式的，事实上这种渐进式调整在叶利钦时代中后期包括切尔诺梅尔金特别是普里马科夫任总理时就已经开始了，只是由于不停的政府危机、人员更迭而少有成效。

叶利钦道路与普京道路是不能割裂开来看的，应该是二者的有机相加才是真正的俄罗斯道路。这种道路概括地说，就是：从计划到市场经济的转轨采取的是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甚至政治改革先行的办法，在宪政民主框架建立之后，用激进的方式实现对旧经济制度的破除和新经济制度的确立，再以渐进的方式对新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摩擦和不适进行修补和调整。

第三，中国应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如今，叶利钦时代已经过去，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真正进入了特点鲜明的普京时代。在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的时期，我们在为俄罗斯人民所承受的苦难感到痛心的同时，也不敢断言俄罗斯的转轨之路是走错了，在今天普京总统通过几年的政治经济整肃取得了显赫的成果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不能确认，俄罗斯的改革之路就一定是前途一片光明，对与错、成与败的检验尚需时间。但是对俄罗斯这十几年所走过的道路进行认真地反思无疑有益于我们对中国今后改革道路的探索。

中国经济改革之路已经走过了二十几个年头，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国家综合国力的逐渐增强和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所处地位的不断提升，使中国渐进式改革之路得到国际学术界包括俄罗斯学者的广泛认同。然而，中国改革与俄罗斯不同之处恰恰是在不破除旧体制、保留存量、发展增量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在避免了社会政治动荡的同时，也积累下了大量的矛盾和弊端，在以后的改革中，将不得不涉及到原计划体制内的诸多核心难题，改革越到后面其难度会越大。我们认为，该承担的成本总要承担，在我们渐进式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民众的物质和心理承受能力都有了较大提高的情况下，把握时机，不妨对一些长期难以解决的体制硬核采取激进的、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就像俄罗斯在激进的改革过后需要渐进式调整，我们在渐进式改革之中应该也需要某些激进式的跨越。

毕竟，制度转轨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仅从一个时期的绩效比较不能得出一种道路选择正确与否的结论，但是两国十几到二十年的改革发展的历程已经可以使我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从我们各自所经历的挫折和取得的成效中能互相借鉴到些什么。

「参考文献」

[1]林跃勤。俄罗斯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及启示[J].开放导报，2004，（3）。

[2]［俄］俄中央银行网站俄联邦银行部门简报。2003年4月号。

[3]［俄］俄联邦储蓄银行2003年年报，来源于储蓄银行网

[4]［俄］俄罗斯外贸银行2002年年报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2003年年报。

[5]［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