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小平的发展思想是闪耀着辩证法光芒的科学的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实践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深入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发展思想以及浸透、闪耀在其中的辩证法精髓，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发展思想；辩证法；科学发展观

邓小平在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时候，始终把发展问题摆在贯穿其中的突出的重要位置上。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和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汲取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或者谋求、实现发展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对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我国的发展目标和价值、发展总体战略、发展内容和重点、发展速度和效益、发展动力和机制、发展方式和方法、发展条件和保证、发展主体和领导力量、检验发展的标准等重大问题作出了精辟的论述，形成了内涵丰富、思想深刻、闪耀着辩证法光芒的发展思想。

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闪耀着辩证法光芒的发展思想不仅是这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犹如一条经线贯穿这个体系，把关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外交、军事、党建等方面的思想联结起来，构成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而展开的内在统一的理论整体。

在纪念邓小平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深入学习和领会他的发展思想以及浸透、闪耀在其中的辩证法精髓，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坚持发展的普遍性、绝对性、永恒性，用“发展才是硬道理”对关于发展的哲学命题进行了质朴、生动、深刻的揭示和概括，并且把发展引入社会领域，将其作为衡量社会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纷繁复杂的各种事物不但是普遍联系的，而且是运动发展的，“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1]。发展是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运动变化过程。发展包括自然界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以及自然界和社会相结合的产物——人自身的发展。发展是绝对的，普遍的，无止境的，永恒的。恩格斯指出：“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2]列宁也指出：辩证法就是“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3]。

邓小平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用辩证的方法对待发展问题的典范。他坚持发展的普遍性、绝对性和永恒性的观点，并将辩证法这一“关于发展的学说”引入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之中，使之具有科学的哲学意蕴。邓小平有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可以说是用直白、质朴的语言表述一个深刻哲学命题的经典之作。从当时的语境来看，邓小平是在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态势的时候说这句话的。他说：“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4]这就是说，稳定、协调都是发展的具体状态，发展才具有根本性和绝对性，没有发展也就无所谓稳定、协调。他提醒人们要搞清楚发展的绝对性和稳定、协调的相对性这个问题，指出当然要注意稳定、协调地发展，但一定要分析得当，不要造成误解而不敢解放思想，结果丧失时机，贻误发展。在这里，邓小平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分析，阐述了发展的绝对性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是在运动中发生变化和实现发展的，“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5]，“新陈代谢”就是发展。发展既然是“不可抵抗”的，也就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那么，这样的道理，当然就是“硬道理”。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言简意赅，内涵深刻。除了从一般意义上，从哲学的角度揭示了发展的必然性、绝对性，指明了发展所具有的刚性原则以外，它还从特殊意义上，或者说是从政治的角度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键所在，指明了实现快于和高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意义。邓小平反复多次地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通过发展体现出来。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好发展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发展，一是发展的速度要快于资本主义，二是发展的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早在1978年拨乱反正的时候，他就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6]针对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他切中肯綮地说：“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7]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把实现发展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起来，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8]。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国际形势，邓小平把中国的发展问题看成是“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事情。他分析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而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因为改革开放这十年有发展，而且发展很明显。他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9]他认为，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总之，邓小平认为，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社会主义，要靠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要靠发展；实现现代化、强国富民，要靠发展；提高我国国际地位、为人类多做贡献，要靠发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也要靠发展。概言之，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实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三大历史任务，都离不开发展。

在强调发展的绝对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学说，阐明了发展生产力在实现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指出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10]“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11]鉴于我国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强调要“死扭住”发展生产力不放，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要“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一天也不能耽误”，“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总之，要“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把中国发展起来”。

二、坚持发展的目的性、全面性、系统性，提出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发展目标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建设发展方略和高度重视科学技术与教育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所强调的发展，是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和目的性要求的。这就是发展为了人民，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如前所述，早在1978年，他就提出了通过发展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逐步得到满足的问题。此后，只要是谈发展、谈速度、谈衡量标准的时候，他几乎都要将之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联系起来，把人民生活的改善视为发展的目的和检验发展的标准。在1990年3月关于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出“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问题，也就是“适度的发展”问题。他说究竟每年增长速度要达到多少，要老老实实地计算，“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12]。也就是说，他坚持的发展是为了实现人民利益的发展，强调要把发展的速度、发展的结果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这可以说是在发展问题上坚持以人为本思想的源头和先声。

邓小平对发展问题的思考是全面的、系统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对国际形势发展的科学判断和对我国发展基础、制度特征、国情条件的准确分析以及对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从“底子薄”、“人口多”这个实际出发，首先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然后争取到2000年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再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达到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样“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个既从实际出发又有雄心壮志的战略的设计和提出，不但成为了邓小平发展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且体现了邓小平发展思想的科学性、务实性和前瞻性。它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成为党领导人民统一思想、统一目标、统一意志，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努力奋斗的宏伟蓝图。第二，从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实际出发，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深刻总结与国情实际不相符合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负面经验，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要求，形成了简化表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政治路线，并且强调要坚持这条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党的这条基本路线，实际上就是一条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为保证，实现社会主义发展、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路线。第三，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适应经济社会与人的发展的全面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精神、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辩证关系的理论，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且针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抓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而造成失误的问题，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定要协调发展。第四，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发展既要坚持全面性、注意综合平衡又要坚持系统性、注意抓住中心和突出重点，要把全面性和系统性统一起来的思想。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绝不能干扰它，冲击它。”[13]这就是说，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的任务都要抓，但要以经济建设为重点；要把经济建设这个重点放在中心的地位，围绕这个中心形成一个有机的建设发展系统。

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全局的全面、系统的思考，邓小平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揭示了科技和教育所具有的关键性、基础性、先导性的地位和作用。他对世界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一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经验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结束后不久就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指出现代化建设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没有知识和人才就搞不了现代化。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为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供了理论指导。他认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抓教育“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要求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14]基于对中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思考，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15]

三、坚持发展的螺旋性、跃动性、阶段性，用“部分先富带动全体共富”的大政策打破旧平衡、寻求新平衡以实现波浪式的发展，提出“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发展战略，促进和实现“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发展

列宁在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时说：“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16]所谓发展的螺旋式也可以说成是发展的波浪式，即通常所说的螺旋式上升或者波浪式前进。发展的这种状况是由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邓小平在思考和谋划中国发展的时候，炉火纯青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事物发展轨迹的辩证法。下面这两个突出的例子可以具体、生动地说明这一点。

一个例子是邓小平提出的“部分先富带动全体共富”的“大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表现在地区之间、劳动成员之间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出于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所制定出来的政策虽然体现了一种公平和平衡，但却伴生了危及社会主义制度的普遍贫穷。面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在他所作的实际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果敢地提出了一个“大政策”。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7]邓小平提出的这个“大政策”，是把“部分先富”和“全体共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部分先富”是要打破旧的平衡，“全体共富”是要形成新的平衡，“部分先富”是“全体共富”的条件，“全体共富”是“部分先富”的归依，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目的是要通过“先富”和“共富”的互相衔接的、辩证的、波浪式的循环往复地前进，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18]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提出这个“大政策”以后，一方面是坚定不移地推进这个政策的贯彻实施，一方面是密切关注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对收入差距拉大而导致的两极分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同时他也在思考着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先富帮后富”这个问题。1992年初，他说：“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9]1993年9月，针对由于分配不公而出现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他进一步强调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20]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已敏锐地觉察到分配不公将会严重地危及这个“大政策”的贯彻实行，进而危及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因此他用言简意赅的话语，强调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综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历程，从“部分先富带动全体共富”这个“大政策”的提出、贯彻以及自上个世纪末以来按照邓小平提出的要求和时间表开始实施的各种“先富帮后富”的措施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方面的调整，中国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波浪式前进已经开始成为一个阶段性的“全景式”的现实。

另一个例子是邓小平提出的“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发展战略。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既不是直线式的，也不是匀速的，而是波浪式的，是跃动的，因而呈现出一种阶段性。邓小平在对待中国发展问题上，以其高超的领导艺术演绎了这种辩证法，其典型案例就是发展问题上的“台阶”论。1991年8月，在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形势时，邓小平从宏观角度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21]在这次谈话中，他还提出了“抓住时机上台阶”的问题。后来在视察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强调和阐释了“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和“抓住时机上台阶”的发展思想。他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22]面对世界经济活跃区由欧洲北美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转移，以及亚太地区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邓小平特别提出和强调了抓住发展机遇的重要性。他说，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23]1994年在已经90岁高龄的时候，他还谆谆告诫江苏省的负责同志说：“现在是机会啊，这个机会很难得呀！中国人这种机会有过多次，但是错过了一些，很可惜！你们要很好抓住。你们要发奋，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聚精会神地搞建设。”[24]“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抓住时机上台阶”，是邓小平用具体、生动、形象的语言加以概括和描述的，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关于发展的辩证法。

四、坚持发展的内动性、自恰性、主体性，用“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揭示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根本途径，提出发展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要取决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实现发展的关键在于党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的内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内在的矛盾性，事物自身的内在矛盾，既是决定事物本质的客观基础，也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和动力。事物内部的矛盾是按照对立统一规律运动的，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新事物在代替旧事物的时候以及代替了旧事物以后，有一个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自恰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事物内在矛盾的运动过程。在社会领域，人是实现事物内部运动和内部自恰的主体。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正确理论，提出了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国发展目标的必由之路。早在1978年，他就针对官僚主义祸害严重、政治空谈往往淹没一切的状况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5]后来，他在许多场合都对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以及怎样进行改革加以了强调和论述。他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是通过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他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26]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的改革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要改革，首先要解放思想，“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27]。同时要实事求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他说：“重要的是走一步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28]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邓小平是完全从人民利益出发来对待改革的，并且提出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取向建立改革的“纠错”机制。

邓小平不但从解放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的角度强调改革，而且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并且从这个角度强调了改革的必然性和长期性，指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是为中国实现“长期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后劲”，“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也是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改革开放是长期的战略方针，“要贯穿中国发展整个过程”，“要坚决干下去”，“不能走回头路”。从邓小平关于改革的大量论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是把发展和改革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要发展就必须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发展不能停顿，改革也不能停顿。改革是发展的内在动力，发展是改革的必然结果。而决定这一切的，是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这个改革和发展的主体。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不管是实现发展，还是进行改革，其主体都是人民。邓小平强调，改革和发展是为了人民，改革和发展也要依靠人民。他说：人民群众是推动和决定中国发展的力量源泉，“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29]如果脱离人民群众，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群众抛弃。在强调人民群众在实现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他还强调党在实现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他说：党的领导“是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鉴于我们党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以及在这方面的实际状况，他明确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30]他告诫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内部要搞好。”[31]因此，他提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好党的建设，并且对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克服官僚主义，反对腐败现象，建设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发挥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发展的伟大事业中的核心领导作用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高瞻远瞩的论述，至今仍指导着我们前进。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邓小平的发展思想是闪耀着辩证法光芒的科学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并进而谋求优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实践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开启了人类真正的历史时期，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时期。这个历史时期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详细加以论述而只是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在理解这些原则的时候，恩格斯说过的这样一段话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他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32]人类谋求发展的力量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在还没有摆脱资本主义影响、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自发性、盲目性、异己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就是要领导人民正确认识和科学驾驭这种社会力量，使之按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方向前进。从的发展思想，到邓小平的发展思想，到的发展思想，再到党的十六大以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并将之贯彻于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实践当中，既表明我们党的发展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和与时俱进的，又表明我们党对发展这种社会力量的认识程度和驾驭能力不断达到了新的高度，走上了新的起点，从而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一定会有一个光辉的前景。

注释：

[1][2][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59，362，630.

[3][16]列宁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10，423.

[4][7][8][9][10][11][12][14][15][18][19][21][22][23][26][27][28][29][30][31]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77，255，149，

355-356，116，137，351-355，275，120，373-374，374，368，375-377，369，370，372，13，4，365，380-381.

[5]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23.

[6][13][17][25]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28，250，152，150.

[20][24]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下）：1364，1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