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伟大创举和显著特征，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异乎寻常地加快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然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又面临新的、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正确解决，社会主义就有得而复失的危险。本文提出并思考了20世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世纪性难题——社会制度“跨越之后”的问题。

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行程，两次回答了这个世纪性的难题，第一次是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及其实践，肯定了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第二次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角度，对于实现了社会制度“跨越之后”的社会主义，重新进行思考，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途径、动力等思想，系统地解答了社会制度“跨越之后”的世纪性难题，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新的振兴社会主义运动之路。

一、马克思晚年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构想，但在实现跨越之后，又面临着新的世纪性难题

马克思所提出的“晚年设想”，主要表现在下列文献中：《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三个复信草稿和《〈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晚年设想”因其探讨的是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并且是直接针对东方国家尤其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而言，因此被学术界称之为“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它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它表明：尚处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和民族，不必然只具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国家可以先于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实践上证明了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是“伟大的创举”而绝非“历史的误会”。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实现社会制度的跨越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他在晚年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对跨越问题本身的思考上。马克思当初提出跨越设想时，较多地考虑的是如何跨越、能不能跨越以及跨越的条件等问题。至于落后国家在实现了跨越之后，如何继续沿着跨越的取向走下去，如何巩固通过跨越所取得的成果，马克思当时没有来得及考虑。但是，当代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异乎寻常的方式，提醒人们思考这一“世纪性难题”。

马克思“晚年设想”所揭示的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上篇”，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次巨大的历史性飞跃。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更为艰巨的“下篇”需要完成，即建设好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等领导同志犯了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错误，从而使得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以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上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

毫无疑问，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种社会主义，无论就其生产力水平，还是其所有制形式、产品分配形式以及人们的思想觉悟，都与马克思早年所构想的那种建立在资本主义“自然分娩”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存在着差距。无视这种客观存在的差距，必然会在实践上陷于误区：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盲目地追求“一大二公”，期望在不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径直走向成熟的、理想的社会主义。这种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只能导致“贫穷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对这种“贫穷的社会主义”有着清醒而客观的认识。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正是由于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理论才系统科学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完整地解答了在实现社会制度的跨越之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开辟了一条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二、邓小平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纪性难题作出了系统而科学的解答

正是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视角出发，邓小平既吸取了马克思“晚年设想”的思想精髓，同时又有新的突破和创新，系统而科学地解答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纪性难题。

（一）吸取马克思“晚年设想”的思想精髓，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之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奠定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格局，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页。）。马克思的“晚年设想”是改革开放的理论源头，二者息息相通。

1.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邓小平理论不仅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点上与马克思“晚年设想”具有一致性，而且还进一步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实现了社会形态的跨越，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二次革命，则要将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作为一次新的革命，它不是也不允许否定和抛弃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方向。在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邓小平还指出要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

2.关于对外开放。马克思在提出“晚年设想”时，特别注意各国所处的历史条件。俄国为什么具备了直接在村社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呢？马克思认为，俄国没有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4页。）。这就决定了俄国可以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进行革命，并借助同时并存的外部条件来加速发展生产力，在短时间内把本来落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赶上来。针对俄国当时的特定情况，马克思明确指出：“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页。）马克思认为，俄国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时，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加以改造，使之与农村土地公有制相结合，并成为新社会的起点。这是一个光辉的思想。马克思“晚年设想”的科学性，它与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显著区别之一，就在于它能正确地对待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

要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先进成果，就必须实行开放政策，与世界经济接轨，这应该是马克思“晚年设想”的题中应有之义。邓小平所倡导的对外开放，就是为了打开国门，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这意味着，中国在实现了社会形态的跨越之后，还必须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相竞争，并通过对外开放、吸取一切文明成果而取得优势，使中国更彻底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理论正是在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行程中逐渐形成的。可以说，马克思“晚年设想”的基本点是邓小平理论的生长点。

（二）丰富了马克思“晚年设想”的未竟点，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系列方略。

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构想，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基本一致的。但邓小平理论包含着世界社会主义长期实践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沉痛教训的总结，因而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积淀和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在许多方面进一步深化、丰富了马克思的“晚年设想”。可以说，马克思“晚年设想”的未竟点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主流。

1.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书信草稿中反复强调，俄国跨越的“卡夫丁峡谷”只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即资产阶级专政时期，而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关联的高度社会化生产力水平则是不能跨越的。马克思“晚年设想”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之后的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的“自然分娩”，而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提前建立的。这种社会主义，在我们今天看来，实际上只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落后国家虽然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其物质基础还不够成熟。它们尽管在政治制度上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在经济上并没有跨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阶段，还不是发达的社会主义或成熟的社会主义。长期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并不清楚，存在着超越实际阶段的倾向。党的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五大对初级阶段从九个方面作了系统深刻的说明。我国是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必须经历一个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最基本的国情”，是目前“最大的实际”，是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我们党正是确立了初级阶段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才走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

2.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东方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跨越的只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与之相关联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是不能超越的。这是马克思“晚年设想”的一个重要观点。似乎循此思路前进，就可提出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不可逾越的理论。马克思是否完成了这一理论的逻辑进程呢？

马克思晚年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构想时，虽然看到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但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同时也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我们推测，可能是由于马克思早年社会主义理论中确立了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思想，这一既成的理论范式使得马克思在提出“晚年设想”时，忽略了“经济文化落后”所必然蕴含的“商品经济不发达”的背景，导致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关键时刻，未能充分利用其思想中的合理火花展开深入细致的考察，而与商品经济理论失之交臂。这就可以理解，尽管“晚年设想”为商品经济的理论突破提供了逻辑前提，而晚年的马克思为什么最终也未能实现突破的原因。

这一历史性突破是由邓小平完成的。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中国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这个问题成为人们长期争论的焦点。有人提出中国要重搞二百年的资本主义，提出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实际上混淆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阶段”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区别。邓小平理论区分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阶段是不能超越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邓小平的南巡谈话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十四大把这一思想写进党章，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最重大、同时也是最难的一个突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这实质上是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前提下，解放和发展被“左”的观念所束缚的生产力、被资本主义拉下的生产力，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3.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马克思“晚年设想”和邓小平理论都倾注了对人的价值和命运的深切关注。马克思反复强调，他之所以主张俄国要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是为了使俄国人民“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页。）。这一思路明确地表明了马克思对人的价值和命运的关注，体现了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

邓小平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中，邓小平把“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改革是非成败的重要标准之一。总书记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对邓小平作出高度的评价：“他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政策和方针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十分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总之，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丰富了马克思的“晚年设想”，深化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邓小平理论所提出的许多深刻思想，既可以从马克思“晚年设想”中找到它的最初萌芽，又可以看做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晚年设想”所内含然而没有来得及探讨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同时又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色。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种典型体现。概而言之，它回答了马克思“晚年设想”的一系列问题：（1）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2）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可以跨越，而与之相联系的商品生产和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阶段，则是不能跨越的。（3）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之后，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还必须经历一个初级阶段，大力发展被资本主义所拉下的生产力。（4）落后国家还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马克思“晚年设想”探索的是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而邓小平理论则回答了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理论完成了社会主义从“实现”到“建设”的历史性转变，是马克思“晚年设想”的深化和发展。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理论解答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的“跨越之后”的世纪性难题，在实践上开辟了落后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再生之路。完整的、系统的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晚年所提出的跨越理论，列宁、等依据这一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并加以实践；二是邓小平理论，它回答了落后国家在实现“历史性的跨越”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难题。这两者结合，才是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