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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是现代中国的强国富民思想，或者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富论、民富论。进一步的分析可以认为，邓小平强国富民的经济思想有三个重要方面：一是强国富民的经济理论，二是强国富民的发展战略，三是强国富民的政策思想。三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从不同层面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着眼于人类进步的时代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强国富民为主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不仅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纪元，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作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

一、强国富民的经济理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

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社会全体成员走向共同富裕、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亦即是能够实现强国富民的的社会经济形态。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中国现实却是，经过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的人民并不富裕，综合国力并不强大。如何走向强国富民的发展道路，就是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治国的中心问题。面对国情和时展趋势，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辨证法，科学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真正从理论上解决了强国富民问题。邓小平同志强国富民的经济理论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有时代特色的生产力理论，二是独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生产力观点是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列宁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运用于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强调“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86页．）同志也强调过，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定之后，“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选集》第5卷，第375页、第411页．）列宁所说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同志所说的“根本任务”，其原本的含义就是指通过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强国富民。邓小平同志的生产力理论不仅继承了这些思想，而且创造性地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两个层面提出了强国富民的生产力理论：其一是，纠正了生产关系决定论的传统观点，把生产力问题与社会主义本质联系起来，从社会主义本质的层面提出了强国富民的生产力理论。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373页．）并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得失的根本标准，（注：《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38页．）简明而透彻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通过发展生产力而强国富民。其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新观点，不仅反映了现代生产力飞速发展的时代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内涵，而且指明了在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应通过科技进步培育“后发优势”，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从科技进步层面提出了强国富民的生产力理论。在现代社会，社会生产力正在发生新的变革，其鲜明特点就是如邓小平同志所概括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83页．）科学技术已成为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是当代生产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社会主义作为当代进步的社会制度，应该更及时、更成功地运用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促进强国富民。从社会主义本质的层面明确了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又从如何发展生产力的层面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邓小平同志就完整地构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强国富民的生产力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强国富民思想的又一理论基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前面已经指出，发展生产力才能强国富民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基本观点，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是不能兼容的，60年代以后只搞计划经济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着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资源配置体制的竞争中，社会主义国家显得包袱沉重、力不从心，经济发展想快也快不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能说社会主义不行，而是社会主义实行的一套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有问题。针对这种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11月就提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注：《邓小平选集》第二卷，第236页．）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破除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旧观点，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理论，邓小平同志就高度评价“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注：《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148页．）1985年10月，邓小平同志提出“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的论断，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注：《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373页．）1992年2月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更强调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注：《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77页．）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划时代的科学决议，系统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实践证明，市场经济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优于传统计划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可以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国家的综合国力会不断增强，人民会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因此，邓小平同志所独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经济体制方面构建了强国富民的理论基础，与生产力理论相呼应，形成了较完整的强国富民理论体系，是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

二、强国富民的发展战略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从中国实际出发，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制定了跨越70年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到五十年，力争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注：《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377页．）这个战略以增强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心，是强国富民的发展战略，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邓小平强国富民发展战略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首先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突出了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恩格斯曾经指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6页．）经济条件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但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经济条件的集中体现，是综合国力的强弱和人民生活的贫富程度，亦即国强民富程度。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每一步都以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战略目标，强国富民成为未来时期中国发展进程的一条红线，只有坚定不移地围绕这条红线建设国家，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正因如此，党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正因如此，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长期不动摇。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邓小平同志强调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注：《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368页．）硬就硬在可以尽快地实现国强民富，硬就硬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其次，邓小平强国富民战略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还在于为推进这个战略的实施所提出的“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周期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规律曾作出深刻而简炼的剖析，指出：“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前提，而后者又引起前者”。（注：《资本论》第一卷，第694页（1975年版）．）实际上，马克思所揭示的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同样存在。所以，1991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践基础上提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还是波浪式前进。”（注：《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377页．）1992年初又进一步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并展望“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注：《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355-356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马克思所不能解决、而又长期困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波动问题，这样，就能积极主动地驾驭和利用经济周期波动规律，在战略上争取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从而，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也就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强国富民的战略目标就可尽快实现。

第三，邓小平强国富民战略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还在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新的曲折情况下，推进社会的第三次飞跃。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的两次大飞跃，但是，60年代以后，由于传统模式的束缚，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缺乏生机，终于导致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前所未有的曲折。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是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未上去，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借鉴这个深刻的教训，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经济建设，亲自制定强国富民的发展战略，密切关注这个战略的实施。在1990年我国经济处于波谷期时，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至少十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主义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注：《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363-364页．）他预言，“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再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了。”（注：《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363-364页．）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新飞跃的生动体现，必将在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可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战略，不仅是指导中国发展的强国富民战略，也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背景下，继马克思、列宁以来推进社会主义第三次飞跃的大战略，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三、强国富民的政策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

政策是经济发展的杠杆，一个个具体的经济政策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其所依据的政策思想。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经济政策思想的总设计师，与强国富民的经济理论和强国富民的发展战略一脉相承，邓小平的经济政策思想也是强国富民的政策思想。邓小平强国富民的政策思想十分丰富，但核心和灵魂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彻底的改革思想，二是全面的开放思想。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不仅成为党和政府一系列具体政策的理论依据，而且，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具有重大的理论贡献。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社会主义社会要不要改革，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解决了的问题。恩格斯在1890年写的一封信中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第433页．）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向来是谨慎的，但这里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改革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问题所表达的这个很重要的观点，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时代却长期被忽视。同志在1957年春的一次会议上曾号召“共产党员要立志改革，还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一起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注：《选集》第五卷，第411页．）但可惜的是，在这个时期没有找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症结所在，脱离现实的生产力去变革生产关系，一步一步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道路。邓小平同志准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仅一再强调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且还更深刻地指出，改革也是革命。1992年春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邓小平同志从改革和革命都具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意义和作用上，透彻地解释了改革为什么也是革命的道理。显然，把改革提高到革命的高度，是彻底的改革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改革观的继承和发展。基于邓小平同志彻底的改革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制定一系列改革政策，引导我国的改革步步深入，改革领域也不断扩大，人民在改革中得到大量的实惠，国家的综合国力也不断增强。可见，邓小平的彻底的改革思想，是加快强国富民的改革思想。

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对外开放，包括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理论上基本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一向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扬弃”的关系。从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意义上看，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是根本对立的关系；但是，彻底消灭私有制是以生产力充分发展为前提的，无产阶级只有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或社会化大生产，才能达到消灭私有制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是继承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种“扬弃”关系，也就从理论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包括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问题。“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一切“材料”，提出了“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的著名公式，（注：《列宁文稿》第三卷，第94页．）就生动地勾勒了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的具体蓝图，邓小平同志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对外开放理论，根据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时代特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对外开放思想。尤其是创办“经济特区”的新思路，将市场经济体制的先期示范与对外开放的窗口结合起来，不仅引进了外资与先进技术，而且还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按照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全面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首创了许多具体制度、办法和政策措施，为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种与经济体制改革有机结合的对外开放思想，是一种全面的对外开放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对于解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基于邓小平同志的全面开放思想，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生产力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国际贸易地位显著提高，人民在对外开放中也得到了实惠。可见，邓小平的全面开放思想也是强国富民的开放思想。

四、强国富民的大众经济学及其巨大的理论生命力

邓小平同志的经济思想博大精深，但又深入浅出；邓小平同志的经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但谈的又是中国人民所想所盼的实际问题；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是国家经济建设大政方针的理论根据，但又是普遍劳动者勤劳致富自觉运用的思想武器。可以说，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已成为强国富民的大众经济学。

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他自己曾说过，他是从政治角度分析经济问题的，与经济学家不同，他的经济思想具有政治家的鲜明特性。纵观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一般侧重于某个方面的经济理论，表达的方式也大多是详尽而细微的演说；政治家肩负着解决国民经济实际问题的重任，其经济思想并不局限于某一或某几个方面的理论，而是特别强调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和重大的政策性问题，其表达方式也大多是，在理论方面相当的精炼扼要，在战略和政策方面的阐述则比较充分，目的是使人们易于理解和接受而得以有效地贯彻实施。邓小平同志就是以这样的风格表达自己的经济思想，对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的阐述既深入浅出又言简意赅，人民群众明白易懂，很自然地视为自己的大众经济学。

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作为人民群众的大众经济学，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同志考虑经济问题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着眼点，以强国富民为目的，人民群众对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有深厚的感情。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就高度概括了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血肉联系。邓小平同志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践经验，并及时从理论高度和政策角度，总结群众的创造和实践经验，既丰富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又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人民群众对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有融融相通的情感而衷心拥护，很自然地视为自己的精神财富而倍加珍惜。

邓小平强国富民的经济思想作为被人民群众广泛接受的大众经济学，自然蕴藏着巨大的理论生命力。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转化为物质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9页．）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经济思想逐步深入人心，已成为人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所自觉运用的理论武器，所产生和将继续产生的物质力量，就是邓小平经济思想在理论上巨大生命力的生动体现。基于这种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思想将会越来越牢固地扎根于中国大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的新成就，将在全世界面前充分展现社会主义的新活力和光明前景，从而又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体现邓小平强国富民的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