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落选，《低俗小说》获奖，被一些人称为“痞子”战胜了大师。戛纳一直是电影人心中的情结，别人不说，希腊导演安哲罗普罗斯就一直矢志不渝地参加戛纳电影节，他的《尤里西斯生命之旅》和《一日即永恒》先后拿过评委会大奖和金棕榈大奖。昆汀·塔兰蒂诺去戛纳没想到能拿大奖。他就是去玩的，得奖纯属“意外”。

1995年11月，31岁的昆汀·塔兰蒂诺来到了北京，把《低俗小说》带到了20世纪剧院举办的圣丹斯电影节。同时放映的还有拿过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和导演奖的《巴顿·芬克》（导演：科恩兄弟）。则氏俗小说》迷住了一大片的人，原来电影还可以是这样拍的，可也有不少人称自己没看懂这部电影，说它完全是胡搞，死了的人竟然都活了回来。

昆汀·塔兰蒂诺被称为电影顽童，成为电影导演之前，他曾经经营过录像带出租生意，是铁杆影迷。不过，有些影片他并不是在电影院看的，而是通过录像带。这也正是后现代电影迅速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普通的电影观众通过录像带和电影频道，看到了更多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他们的电影经验已经远非廉价的录像带出租之前那些老式的影院观众所及。塔兰蒂诺的电影营养就是录像带、美国通俗文化。他本人开口闭口也是吴宇森、林岭东、王家卫这些香港导演的作品，当然他还很喜欢戈达尔的《精疲力尽》、马丁·斯科西斯的《出租汽车司机》等影片。《低俗小说》是昆汀的第二部电影作品，这部影片的成功宣告厂后现代电影在世纪末终于成为电影中一股强大的潮流，他最大的贡献是把“浅薄”的后现代电影拍成了“史诗”。

《低俗小说》是一部很难定义的电影，因为它与美国文化、历史和世界电影的相关性大多，人物的对白也有大量的非官方的街头俚语、脏话。低俗小说指的是那种内容、装帧通俗的小说，它们是1935年英国的阿兰·莱恩创办“企鹅”版通俗文学读物时诞生的，这种书往往都是用再生纸做的，是各种废弃报纸、书籍被搅和成纸浆后而产生的，昆汀暗示了自己的电影就是许多其他影片和文学作品的碎片搅和而成。他把所有硬的东西，暴力、性、政治、国家的战争都变得像果肉甚至番茄酱一样容易吞咽。（注18）有的人花了很大的功夫来诠释后现代是一个什么东西，可是塔兰蒂诺就凭《低俗小说》这样一部影片将自己造就成一个后现代电影英雄。

《低俗小说》发生的几桩事，都跟黑社会有关。可是这几件事情本身是不相关的，每个故事之间也没什么联系。不过，几个故事中的人物会在别人的故事中交叉出现，只有杀手文森特在每个故事中都要亮相，但是他所占据的分量并不一定最多。如果仅仅是几个故事—一讲来倒没什么，可是，塔兰蒂诺却将两少年计划抢劫受到杀手朱尔斯的教育拆开来放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不仅如此，他把其他几个故事也都拆开来讲，以致出现了死人活过来的场面。观众身临其境真有如看到一部“虚假”的电影，一部被人不小心撕掉开头、结尾或者中间的某些部分的“地摊文学”。影片的结构很容易让人想到《暴雨将至》，但是《暴雨将至》显然没有放弃对“暴力”的反思，而《低俗小说》却是彻底地将暴力美化或风格化。它让观众意识到，这一时刻，你看电影是在娱乐，所以，塔兰蒂诺才会化暴力为玩笑，化性为玩笑，化政治为玩笑，化历史为玩笑。就凭约翰·屈夫塔和乌玛·瑟曼在夜总会跳扭摆舞的一场戏，塔兰蒂诺轻松地回顾了美国的电影史、音乐史和舞蹈史，加上黑色电影和硬汉小说中对待暴力和恶的冷漠态度、强盗片的人物设计和格局、香港电影的激烈动作；魔幻现实主义的奇迹与现实的混淆，使得《低俗小说》的后现代大拼接达到了狂欢的程度。抢救黑帮老大的情妇米亚时，在她胸口画点打针的情节来自马尔克斯的奥连诺上校在自杀前，吩咐医生在他胸口找一个让他死得痛快和准确的记号。塔兰蒂诺自己也说：“我每部戏都是东抄西抄，抄来抄去然后把它们混在一起……我就是到处抄袭，伟大的艺术家总要抄袭。”

《低俗小说》对暴力的处理是影片能够熠熠生辉的重要原因之一。朱尔斯杀人前还跟人家争论哪家的汉堡包好吃，还要念一段《圣经》；文森特和朱尔斯一边擦车还一边争论谁该清洗车后座的脑浆2至于女司机缠着布奇非要让他讲杀人的感觉，更是令人哑然。

将暴力美化或风格化，并非塔兰蒂诺原创。1960年，希区柯克（AlfredHitchcock）在《惊魂记》中创造了电影史上最仪式化的杀人方式，凶手随着剪辑节奏的变化，逐渐逼近正在淋浴的女主角；1967年，阿瑟·佩恩（ArthurPenn）的《邦尼和克莱德》，俊男美女在洗劫银行亡命天涯中肯定彼此的爱情；1976年马丁·斯科西斯（MartinScorsese）的《出租汽车司机》，1992年的《沉默的羔羊》，1990年的《心中狂野》，1991年的《末路狂花》（原名《塞尔玛与露易斯》），主人公达到自觉、了解生命意义的方式都是暴力。

昆汀·塔兰蒂诺与他的前辈大师不同的倒还不是他的大胆直接，更重要的是他活在90年代：一个因MTV和运动鞋广告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讲究风格、时尚、酷的年代；一个因街头暴力和波黑战争而使人命比任何时期都要廉价的年代。塔兰蒂诺将社会的风尚流行和犯罪现实巧妙结合，使他的暴力像巴黎时装一样：性感、高贵、深具时代性。

昆汀·塔兰蒂诺从没有谈论过后现代，可是他深谙其精髓。昆汀似乎要告诉我们，20世纪的生活是迅猛发展、超速多变而没有价值的，任何人都没有免疫力，无论生与死都没有道理和公正而言，电影要讲的无非是琐事和笑话，是一本“低俗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