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发展，两汉文化进程的几个重要特征：儒学教育的广泛普及，宗法秩序的初步稳定，道德建设的空前升格，都与宗族祠堂这一社会文化存在有关。汉代宗族祠堂的作用超越了以往日月山川诸神祀所，形成社会文化经纬的要络，成为先祖祭祀的场地，孝道宣传的课堂，亲族汇聚的中心。皇族“宗庙”放大和提升了的祠堂，其作用尤其显著。然而，汉代祠堂建设“崇侈”的趋向也受到了开明士人的批判。

【关键词】两汉;祠堂;社会文化

两汉是中国文化开始走向成熟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的进步，文化演进的几个重要特征：儒学教育的广泛普及，宗法秩序的初步稳定，道德建设的空前升格，都与一种社会文化存在有关，这就是祠堂。祠堂是当时社会文化经纬的要络。其社会文化意义之重要，可以看作先祖祭祀的场地，孝道宣传的课堂，亲族汇聚的中心。皇族“宗庙”是国家礼祀正统，也是放大和提升了的祠堂。汉家宗庙在政治权力接递程序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曾经决定最高执政权力的予夺。

一、“以孝治天下”与宗族祠堂的兴起

在秦汉人的崇拜体系和信仰世界中，巫术传统有浓重的影响。秦旧有“祠”“庙”，民间祠祀体系更为纷杂。秦始皇东巡，对齐地原有的“八神”（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也一一恭敬礼祠。汉王朝对于这一体制基本继承，表现于《史记·封禅书》所谓“如其故仪礼”。不过，在两汉精神文明发展历程中，原始宗教的影响渐次削弱，与社会秩序、人文关怀和伦理规范关系比较密切的宗族祠堂则受到更多的重视。《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录“太皇太后诏”引述《孝经》。《汉书·昭帝纪》和《汉书·宣帝纪》载帝诏，都自述对《孝经》的熟悉。基层学校都设置讲授《孝经》的专职教师。《四民月令》中有“命幼童读《孝经》”的内容，体现乡村学校的启蒙教育已经以《孝经》为基本教材。在汉武帝时代提升儒学地位之后，“孝”更明显地成为正统意识形态的主导。儒学学者将这一理念扩展、提升，进行了与政治相结合的普及性宣传，社会普遍响应，祠堂设置与其他行为共同成为这一文化演进的表现。汉代比较普遍的意识，以为在“家门”表现的“孝行”，可以自然上升至国家层面。“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国家政治和个人修养的结合，可以在“孝行”追求上找到结合点。孝亲者，可以移忠于君。因此“孝子”自然可以成为“忠臣”。这是执政者推崇的人才选拔原则。而“孝”服务于政治的作用，也因此被看重。“夫孝行著于家门，岂不忠恪于在官乎？”（《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孝行”著家，则“忠恪”在官。“孝”和“忠”的这种结合，被看作伦理文化与政治文化具有因果意义的必然。于是，东汉后期历史记述中反复出现的“以孝治天下”（如《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曰，《三国志·魏书·张邈传》载陈宫曰及裴松之注引鱼氏《典略》，《三国志·魏书·鲍勋传》），成为一种理想的政治指向，一种确定的政治原则。而“孝行著于家门”的具体的物化表现，我们看到宗族祠堂之普及。在两汉相关历史文献中，有密集的关于家族祠堂的记录，而文物资料更丰富了我们对这一社会现象的认识。

二、两汉祠堂形制

《汉书》可明确看到西汉中期以后祠堂建设的记录。如《汉书·张安世传》“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汉书·霍光传》“发三河卒穿复土，起冢祠堂”，祠堂与冢墓同时营造。《汉书·循吏传·文翁》也说，“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据《汉书·龚胜传》记载，龚胜“称疾”拒绝王莽“安车驷马”征召，绝食十四日死。安排丧葬事宜：“衣周于身，棺周于衣。勿随俗动吾冢，种柏，作祠堂。”可见，“作祠堂”，已经是通常社会礼俗的表现。东汉初，“悉为舂陵宗室起祠堂”的记载，见于《后汉书·光武帝纪下》。《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裴松之注引《陆氏祠堂像赞》，说明汉魏之际，祠堂设置已经采用了艺术表现形式。祠堂又有称“房”的。《后汉书·桓帝纪》可见“坏郡国诸房祀”的记载，李贤注“房谓祠堂也”。又引《王涣传》说，只保留了两处原有“庙”“祠”，即“密县存故太傅卓茂庙，洛阳留令王涣祠”。可见“祠”和“庙”的关系，名义虽不同，实质其实相近。《后汉书·吴汉传》李贤注引《东观记》：“夫人先死，薄墓小坟，不作祠堂。”《后汉书·马援传》：“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树，起祠堂。”说明东汉制度，夫妇同莹同穴，而且一同享受祠堂祭祀纪念。司徒张酺去世，病危时指示其子丧事从俭：“其无起祠堂，可作槁盖庑，施祭其下而已。”（《后汉书·张酺传》）他的遗言，告知我们当时祠堂可以采用的替代形式，是仅仅建构一个简易的棚顶，以遮蔽必须进行的“施祭”礼仪。

三、祠堂的文物实证：“石室”和“食堂”

文翁的祠堂立于蜀地，可能和墓葬不在一处。类似的情形又有蔡邕《坟前石碑》所说“封坟三板，不起栋宇，乃作祠堂于邑中南旧阳里，备器铸鼎，铭功载德”。祠堂在“邑中”，与“坟”有距离。但是一般的祠堂就在墓园。自宋代以来，对于汉代祠堂的发现和研究已经引起学界重视。当时著录的祠堂遗存，成为早期金石学研究的主题之一。现代考古学的进步，使得相关遗存得到了科学的考察收获。有学者根据汉代石刻资料指出，“祠堂是陵园中祭奠死者的地方，汉代陵园祠堂有多种称谓，如庙祠、食堂、斋祠、食斋祠、石室等”，“徐州汉画像石中的祠堂题记皆称祠堂为‘石室’，山东画像石习惯将祠堂称为‘食堂’”。以“石室”为类似纪念性建筑名号的情形，其实也见于正史。如《汉书·地理志下》记载：金城郡临羌（今青海湟源）“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仙海”，就是今天的青海湖。《史记·秦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据《十六国春秋》说：“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丘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有石室王母堂……。”《后汉书·东夷传》李贤注引《博物志》：“徐王妖异不常。武原县东十里，见有徐山石室祠处。”这可以使我们联想到“徐州汉画像石中的祠堂题记皆称祠堂为‘石室’”的情形。“石室”传说常与神仙传说有关。《续汉书·郡国志四》“长沙”条刘昭注补引《荆州记》曰：“县东四十里有大山，山有三石室，室中有石床石臼。父老相传，昔有道士学仙此室……。”有关“石室”作为“神仙”居所和“学仙”场地的故事，暗示汉代冢墓的“石室”遗存，有可能与当时人们的神仙崇拜与升仙追求有关。“食堂”名号，在正史中见于《汉书·元后传》的记载。王莽取得最高权力后，“墮坏孝元庙，更为文母太后起庙，独置孝元庙故殿以为文母篹食堂。”

四、祠堂的象征意义

邓晨与刘秀一同起兵反抗新莽。战有挫折，“汉兵退保棘阳，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冢墓”。这是在战争中破坏敌方宗族墓葬的通行手段。《后汉书·邓晨传》写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随妇家人入汤镬中？’晨终无恨色。”所谓“宗族皆恚怒”，说明“汙晨宅，焚其冢墓”的行为是可以产生一定的心理震慑效力的。《东观汉记·邓晨传》的记述是：“（邓晨）与上起兵，新野吏乃烧晨先祖祠堂，汙池室宅，焚其冢墓。”对邓晨家族的惩罚，包括焚烧其“先祖祠堂”。可以看出，祠堂是“先祖”威望与“宗族”气运的象征。“起祠堂”“立祠堂”，对于政治功业，也是一种重要的表彰嘉奖方式。两汉之际，益州太守文齐积极开发水利、发展垦田、稳定地方。刘秀“征为镇远将军，封成义侯”，然而途中去世。“诏为起祠堂，郡人立庙祀之。”《后汉书·西南夷传》还记载，益州太守张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管理地方行政十七年，在任上去世，“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诏书嘉美，为立祠堂”。《三国志·魏书·贾逵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写道，曹髦东征，来到贾逵“祠下”，诏曰：“逵没有遗爱，历世见祠。追闻风烈，朕甚嘉之。昔先帝东征，亦幸于此，亲发德音，褒扬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礼贤之义，或扫其坟墓，或修其门闾，所以崇敬也。其扫除祠堂，有穿漏者补治之。”可见，以“礼贤”为目的的祠堂修缮，表现了“崇敬”之心。

五、民间祠堂和国家“宗庙”

汉代国家“宗庙”，即刘邦家族的“宗庙”，是最高等级的祠堂。汉王朝的“宗庙”在行政史中的作用，有非常重要的表现。刘贺政治生涯大起大落：因“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刘贺得以入长安。践帝位二十七日即被废，因霍光“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刘贺罪状，还包括“祖宗庙祠未举”，“祠昌邑哀王园庙”。其最后政治结论的宣布，则与其帝位继承宗庙未曾认可有关，即所谓“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废刘贺事，又“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庙”（《汉书·霍光传》）。刘贺后得封海昏侯，却终生不能参与宗庙祠祀，“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汉书·武五子传·昌邑哀王刘髆》）。宗庙在刘贺政治浮沉经历中的作用，与秦汉帝国努力推崇的先祖崇拜有关。是否“可以承宗庙”是帝位继承人选择的决定性要素。可以作为历史参照的，有秦二世胡亥自称即位得到“宗庙”认可的湖南益阳兔子山简牍文字“今宗庙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他在承接最高执政权之后的第一道政治公告中宣称，其即位是得到“宗庙”认可因此具有确定无疑的合法性。宗庙祭祀可能有非常严格的礼仪规范。据《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记载，有高昌侯董忠“坐祠宗庙乘小车，夺百户”，博阳侯邴翁孟“坐祠宗庙不乘大车而骑至庙门，有罪，夺爵”的案例。这些都是因为前往“祠宗庙”采用的交通方式不符合规定而受到削户、夺爵的严厉惩处。

六、祠堂“务崇华侈”批判

祠堂作为纪念祖上、宣传孝道、寄托哀思、团结宗亲的方式，有很突出的文化意义。缅怀先祖的光荣，汇聚宗族的情感，在东汉豪族兴起的时代条件下，本应是有益于宗亲这种社会关系维系和家族凝聚力提升的。但是祠堂毕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与物质层面存在距离的文化存在，对于实际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少有直接的作用。前引张酺敕其子“其无起祠堂，可作槁盖庑，施祭其下而已”，体现出节俭风格。然而有人注意到，祠堂建设追求奢华富丽，已经形成恶劣影响。《后汉书·李固传》“新营祠堂，费功亿计，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俭”，就是用批判的眼光看待祠堂兴建的奢靡之风。《后汉书·王符传》载录王符也对“浮侈”社会风习的批判，涉及冢墓祠堂：“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其中“务崇华侈”，《潜夫论·浮侈》写作“崇侈上僣”。《三国志·魏书·后妃传·文德郭皇后》记载：“……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首阳陵可以为法。’”制止“厚葬，起祠堂”的态度，表现出开明的意识。汉代祠堂所体现的社会文化意义值得重视。汉代祠堂对后世表现出的长久的影响，也应当为丧葬史、宗族史、社会观念史研究者所关注。两汉四百余年间，祠堂及相关文化表现，也有不同时期的变化。有时还会受到政治力量的异常冲击。上文说《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坏郡国诸房祀”事，《后汉书·循吏传·王涣》的记载是：“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唯特诏密县存故太傅卓茂庙，洛阳留王涣祠焉。”帝王“事黄老道”，致使“诸房祀”的普遍破坏，考察祠堂的历史变迁，这也是需要认识、理解并予以说明的现象。

【参考文献】

①武利华：《徐州汉碑刻石通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年。

作者:王子今 单位: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