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李商隐政治诗诗史

论文摘要：李商隐的政治诗忠实地记录了晚唐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面貌，具有鲜明的政治内容和时代意义。因记述史事的翔实、直率，而放射出诗史的光彩。

李商隐是以爱情诗特别是以“论文关键词:郑谷诗史内容艺术手法风格

论文摘要:晚唐诗人郑谷，创作了大量堪称“诗史”的诗篇。他通过运用典型化的手法，将叙事、抒情巧妙地结合，广泛而深刻地揭示了唐末的社会现实及世人的心理状态，呈现出沉郁的风格，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

郑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人，生于宣宗大中年间，卒于唐尽梁初之时，主要经历彭、嘻、昭、哀四朝。生逢乱世，际遇坎坷。在其现存的诗歌中，约有三分之一反映了唐末的社会现实及世人的心理状态，堪称“晚唐咸通后禧、昭宗时代的诗史。

在中国诗歌史上，“诗史”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晚唐孟菜的《本事诗·高逸第三》:“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由此可见“诗史”最早是用来评价杜甫诗歌创作的。自孟茶后，历来对“诗史”的解释众说纷纭，总体说来，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认为“诗史善纪事”(邵雍《诗史吟》)。即“诗史”应广泛反映时事，可以诗证史或补史之网。如黄宗羲《姚江逸诗序》云:“诗之为史相表里也”，《万履安先生诗序》云:“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谓一代历史，未闻以诗补史之网o”另一种则认为“诗史”不仅记载时事，还通过个人生活遭遇及情感体验，多方面反映时事，是广阔的时代背景、深刻的历史内涵、生动的精神世界的统一，是一代历史与心灵史的结合。如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云:“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疾，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浦起龙《读杜心解》亦云:“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为全面，因为‘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刻，……它能‘急剧地改变几乎所有人的生存状态’，从而活生生地发生在几乎每个人的行为中，发生在每个人的喜怒哀乐中。因此，“诗史”既包含诗人生活时代的社会现实，也包含由此而产生的情感体验，是用诗的形式来反映历史生活的真实面貌和诗人敏锐感受到的时代氛围，在揭示社会的本来面目和心理状态的同时，从更高层次上把握历史精神。

基于上述“诗史”标准，根据严寿澄、黄明、赵昌平《郑谷诗集笺注》，经初步统计，郑谷现存诗三百二十余首，其中堪称“诗史”的有百余首。这些诗作广泛而深刻地展现了唐末社会动荡、王室衰微、民生疾苦的时代风貌，并将亲身经历和主观感受融汇其中，扣人心弦，感人至深。

晚唐末期，战乱频繁发生，人民四处逃亡，到处呈现出一片衰败景象。在郑谷的诗歌中，有大量关于战争及其战后景象的描写。“高秋军旅齐山树，昔日渔家是野营。牢落故居灰烬后，黄花紫蔓上墙生。”(《诸宫乱后作》)反映了黄巢攻破长安前，江陵两遭兵火的破败景象。《梓漳岁暮》:“江城无宿雪，风物易为春。酒美消磨日，梅香著莫人。老吟穷景象，多难损精神。渐有还京望，绵州减战尘。”揭示了黄巢被镇压后，中和四年东西川杨、陈交兵，嘻宗及从难臣民归途阻绝的史实。《长安感兴》所记“落日狐兔径，近年公相家”的景况可视为史载乱后“荆棘满城，狐兔纵横”的印证。‘旧暮寒擎急，边军在雍岐。”(《摇落》)表现了对新的战事的隐忧。此外，《镁破》《漂泊》《初还京师寓止府署偶题屋壁》《奔问三峰寓止近墅》《壬戌西幸后》《黯然》等，也均对唐末战争及战后的凄凉景象有所反映。

战争的频繁发生，势必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加之赋税的沉重，地主富商的盘剥，百姓生活贫困、流离失所，与之相反，权贵们却仍旧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郑谷关心民生疾苦，并对此进行了广泛反映。《感兴》:“禾黍不阳艳，竞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卖花人。”通过描述百姓荒废田园，竞相种花的奇特景象，揭露了富豪之家奢靡的生活。《偶书》:“承时偷喜负明神，务实那能得庇身?不会苍苍主何事，忍饥多是力耕人。”反映了百姓的贫困生活，并流露出深深的同情。而《锦二首》其一:“布素豪家定不看，若无文彩人时难。红迷天子帆边日，紫夺星郎帐外兰。春水灌来云雁活，夜机挑处雨灯寒。舞衣转转求新样，不问流离桑拓残。”将贫苦百姓的雨夜挑机、清灯荧荧、饥寒交迫，与达官贵人的舞衣旋转、香风阵阵、仙乐飘扬，进行对照，愤慈之情溢于言表。

同时，郑谷对统治者的昏庸、官场的黑暗、科场的不公也进行了揭露与批判。《顺动后蓝田偶作》:“小谏升中谏，三年侍玉除。且言无所补，浩叹欲何如。宫网飞灰烬，殡墙落里间。蓝峰秋更碧，沾洒望变舆。”悲叹帝王不听取臣下意见，一意孤行，导致倾覆的可悲下场。((蜀江有吊》:“孟子有良策，惜哉今已而。徒将心体国，不识道消时。折槛未为切，沉湘何足悲。苍苍无问处，烟雨遍江篱。”痛斥宦官对朝政的掌控及对忠良的迫害。《早人谏院二首》其一:“玉阶春冷未催班，暂拂尘衣就纷眠。孤立小心还自笑，梦魂潜绕御炉烟。”反衬官场的污浊与险恶。《赠杨夔二首》其二:“时无韩柳道难穷，也觉天公不至公。看取年年金榜上，几人才气似扬雄。”揭露科举舞弊的盛行及对人才的埋没。总之，末世的种种弊端几乎都在郑谷诗作中有所体现。此外，长期的科举和仕宦生涯，使郑谷四处漂泊、颠沛流离。在这一过程中，他已深深感受到李唐王朝日趋没落、无可挽救的现实。统治者的闭目塞听，官场的黑暗污浊，世风的浇薄腐化……这些，他都无力改变，只得在风雨飘摇中保持自己不与奸候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并最终选择隐退。这从“谁知野性真天性，不扣权门扣道门。”(《自遣》)“坐看群贤争得路，退量孤分且吟诗。”(《春暮咏怀寄集贤韦起居衰》)中均可体现出来。尽管诗人的这种洁身自好思想及归隐志趣，显得十分消极和软弱，但亦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体认，亦是对黑暗社会的抗争，在唐末朝政日非的情况下，难能可贵。本文由中国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综上所述，唐末的社会现实及时代风貌几乎都能在郑谷漂流江湖的一叶扁舟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这些诗歌，堪称唐末“诗史”。

与诗歌的“诗史”性质相适应，郑谷在艺术手法和风格上也力求创新，别具一格。

他不单纯的以事感人，而是注重主观情感的抒发，将叙事、抒情融为一体，记叙的是时事，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抒发的是一己情怀，从而更具感动人心的力量。《送进士许彬》:“泅上未休兵，壶关事可惊。流年催我老，远道念军行。残雪临晴水，寒梅发故城。何当食新稻，岁稳又时平。”在记叙徐、洒一带连年征战及乱后城池荒废的同时，抒发无限的痛惜及对河东唐师讨李克用失利的忧虑。《奔避》:“奔避投人远，漂零易感恩。愁髯霜飒飒，病眼泪昏昏。孤馆秋声树，寒江落照村。更闻归路绝，新寨截荆门。”记录了秦宗权久围荆南，道路阻绝，诗人滞留蜀中的史实，并表达了内心的愁苦和绝望，巧妙地将客观的真实叙述与主观的强烈抒情相结合。

同时，他善用典型化的手法，选取富有代表性的事件和意象，进行细致人微的叙述和描写，充满真实感。《巴江》:“乱来奔走巴江滨，愁客多于江激人。朝醉暮醉雪开雾，一枝两枝梅探春。诏书罪己方哀痛，乡县征兵尚苦辛。鬓秃又惊逢献岁，眼前浑不见交亲。”通过避乱人蜀、嘻宗罪己、乡县征兵等典型事件，从侧面反映唐末的第二次大动乱及其对社会的破坏。《江际》“杳杳渔舟破嗅烟，疏疏芦苇旧江天。那堪流落逢摇落，可得潜然是偶然。万倾白波迷宿鹭，一林黄叶送残蝉。兵车未息年华促，早晚闲吟向沪川?”选取了“渔舟破嗅烟”“芦苇旧江天”“白波迷宿鹭”“黄叶送残蝉”四个萧条冷落的意象，反映了战乱带来的凄凉色彩，传达了流落江湖的落寞情怀。通过对具体事件的叙写及对细微景象的描绘，使诗歌的表现力大大增强。

沉重的现实主题、悲伤的孤寂情怀、凄凉的场景选择，使得郑谷的“诗史”带有沉郁的风格。唐王朝的摇摇欲坠，使得大唐盛世终成历史、中兴之梦化为泡影，晚唐的诗人们已不可能再拥有盛唐文人的昂扬雄风和中唐士子的矫激不平，他们只有怀着浓重的悲哀走向自我心境的挖掘。郑谷虽力矫“浮华重发作，雅正甚湮沦。”(《故少师从翁隐岩别墅乱后棒芜感旧枪怀遂有追纪》)的时风，亦不免染上末世的衰飒，因此二者的沉郁并不相同。“杜诗之沉郁如雪中之松，苍劲挺拔;而郑谷诗的沉郁则如‘霜中之菊’，凄凉悲切。

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每当社会处于剧烈动荡之际，“诗史”的出现就会成为时代的必然。(诗经》如此，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如此，杜甫如此，郑谷亦如此。尽管他的成就不及前人，但亦是构成“诗史”链上的必要一环，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亦晚唐巨擎矣。”一类的爱情诗著称于世的。但同时，李商隐也是一位关心晚唐现实政治和国家命运的诗人，他现存约六百诗中，直接抒写时事和用咏史的方式间接反映现实政治的作品约占六分之一。晚唐时期许多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包括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生凋敝等现实社会内容，都在他的诗中有直接鲜明的反映。本文拟就李商隐政治诗的时代认识价值及其“诗史”意义，作一初步探讨。

一、晚唐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记述

唐朝宦官专权，自玄宗重用高力士始。这种情况发展到晚唐，宦官操纵着皇帝的废立，势焰熏灼，成为统治集团中最凶暴、最黑暗的势力。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文宗和宰相李训等密谋诛除宦官，结果被宦官仇士良等发觉，抢先劫持文宗，指挥禁军大肆捕杀朝官，造成长安一带“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浩劫。事变发生后，政治形势异常险恶。然而年轻的诗人李商隐却愤激于怀，义无返顾地写下了《有感》二首、《重有感》和《曲江》等一系列声讨檄文。在当时无异如空谷足音，放射出夺目的思想光彩。诗人详尽地记述了这次事变的经过:“御仗收前殿，凶徒剧背城，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事变突发，宦官拚死反扑，长安城充满恐怖气氛。之前李训、郑注等结怨甚多，事件发生后，舆论极为混乱，李商隐独能别具只眼，把抨击的矛头指向真正的罪魁—宦官。“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肯定他们“锐意去恶”的本意未可抹杀，同时对文宗的倚用非人，予以冷峻的批评。何悼说:“唐人论甘露之事，当以此诗为最，笔力亦全”。全诗传达出诗人对含恨九泉的志士们的沉痛哀悼，以及自己不屈不挠抗争黑暗势力的心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甘露之变”是义山成年以后遇到的第一桩政治大事，他创作的战斗锋芒一下子就脱颖而出。事变后的第二年，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上表质问杀害宰相王涯等人的罪名，表示要“誓以死清君侧”，李商隐悲喜交加，作《重有感》纪怀: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

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华与高

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诗中贯穿着对国家安危的深切关注，痛感无人像鹰年那样奋翼高秋，对残民乱政的宦官恶势力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同年春天，他还写了一首《曲江》，在今昔对比中抒写出事变对唐王朝命运的深刻影响:“死忆华亭闻鹤，老忧王室泣铜驼。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诗人口睹时艰，令他心碎的不仅是使人心折的流血惨变，更在于它所预示的国家衰亡的命运。

李商隐对于宦官黑暗势力的憎恨，是与他对封建王朝的命运的深切忧虑，以及要求振作、革新政治的理想紧密关联的。早在文宗太和二年，朝廷上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刘普对策事。耿介之士刘彗在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考试时，猛烈抨击宦官乱政，刘普因此被斥逐，“屈声播于天下”。后来刘彗终被宦官贬死柳州。其间李商隐在黄陵(今湖南湘阴)与刘相遇，写下了《赠刘司户普》这首动人的诗章: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碗危倍白日昏已断燕鸿初起

势，更惊骚客后归魂。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

翻。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

诗用江风滔天、危舟独系的情景象征险恶的政治环境，把他对这位净友的惋惜与不平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结合起来，显示了感人的思想力量。姜炳璋《选玉奚谷生诗补说》云:“磋乎，普之策在太和初，至九年有甘露之变;义山之诗在大中初，迫昭宗时崔召朱温人清君侧，遂移唐柞、与东汉之亡若合符节，则所谓‘汉廷急诏谁先人’，不早数计而烛照之乎?虽谓之诗史可也。”

“大中易政”，是晚唐时期又一场震动朝野的历史大事件。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再次为相，削夺藩镇和宦官之权，革除种种弊政，对社会上的一些腐朽现象进行清理。这些新政举措，使唐王朝呈现出中兴的一脉余晖。但好景不长，公元847年，宣宗李忱即位，起用牛党人物，不问社樱安危，务改会昌之政，把李德裕一贬再贬，最后贬死崖州，从而也完全断送了唐土朝最后一线复兴的生机。在这场政变风云中，李商隐的政治诗创作形成了一个高峰，他为此写下了《李卫公》、《旧将军》、《漫成五章》、《钧天》、《九日》等大诗篇，以鲜明的爱憎抨击时政，矛头直指大中黑暗朋党政治。他在《旧将军》中写道:“云台高议正纷纷，谁定当年荡寇勋?日暮铺桥原上猎，李将军是旧将军”对李德裕主政期间对外击溃回绝的侵扰，对内镇压刘棋的叛乱，平定泽、潞五州，着手恢复河涅地区等历史功绩给以赞颂，而用李广的典故，对他的处境表示了深挚的同情。这一时期，李商隐还结合地理和史实，留下了《井络》、《筹笔骚》、《杜工部蜀中离席》等著名的政治诗。这些诗思想深邃，艺术精湛，深得杜甫诗沉郁顿挫的精髓。他还写下r许多充满感伤的咏怀诗以及大量寄寓现实政治的咏史诗，倾身关注国痛民虞，直至英年旱逝。

二、唐末弊政的深刻剖析与批判

藩镇叛复不常，是“安史之乱”带来的遗害，成为晚唐社会政治的“疽痈”之患。李商隐写了《韩碑》、《隋师东》、《淮阳路》等一系列诗篇，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诗人在《隋师东》中写道:

东征日调万黄金，几竭中原买斗心军令未闻诛马

设，捷书唯是报孙歌。但须梵梵巢阿阁，岂假呜鸦在浮

林。可惜前朝玄芜郡，积骸成莽阵云深!

据史载:‘旧寸河南、北诸军讨(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胜，则虚张首虏以邀厚赏朝廷竭力奉之，江淮为之耗弊。”乱平后，沧州一带“骸骨蔽地城空野旷，户口存者什无三四诗中不仅真实地反映了这场战争中将领冒功邀赏，朝廷搜刮趋奉的腐败现象，以及战事迁延日久，人民人量死伤的惨痛景象。而且推根究源，从一个重要侧面提不了藩镇割据叛乱局面长期延续的原因。由此可见出他忧国之深，谋国之切，充分显示诗人政治卜的卓识。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爆发了唐王朝讨伐昭义叛镇刘模的战事，这是李商隐生平亲历的一次大规模平叛战争二诗人《行次昭应县道中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这首诗中，予以热情的歌颂:转将军大筛扫狂童，诏选名贤赞武功暂逐虎牙临故

绛，远含鸡舌过新丰鱼游沸鼎知无日，鸟覆危巢岂待

风早勒勋庸燕石上，伫光纶乡李汉庭中当时，朝廷内一些大臣畏敌如虎，反对进讨李商隐的态度和这些人形成鲜明对照。诗中直斥叛将刘镇为“狂童”，指出他必将迅速败亡的命运，对勒石燕然充满了坚定不移的信心。格调高昂，整伤雄浑，显示了李商隐不凡的政治军事识见和洞察力。此外，不少诗歌还显示出他敏锐的历史眼光和独到的见地。大和八年，成德军节度使王庭凑死，子元透继立。王庭凑非常凶悍，不把朝廷放在眼里。王元述虽仍保持割据，但对朝廷的表面态度略为恭谨。文宗竟因此大喜过望，于开成二年，诏绛王李悟女寿安公主下嫁元透。李商隐在《寿安公主出降》一诗中，对这种忍辱和亲、姑息养奸的可耻行径，予以尖锐的讥评:

幼水闻贞媛，常山索锐师。昔忧迷帝力，今分送王

姬事等和强虏，恩殊睦本枝。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

诗人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事情的本质一“事等和强虏”，以春秋笔法提示出这场婚姻交易背后的难言之隐，可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

晚唐政治的另一个毒瘤即“朋党之争”，其与宦官乱政、藩镇跋肩交恶为患，成为晚唐王朝分崩离析的不治之症。李商隐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诗人，他对当时牛、李两个官僚集团党同伐异的宗派争斗十分厌恶。在《井泥四十韵》中，诗人从“蜀王有遗魄，今在林中啼_飞淮南鸡敌药，翻向云中飞”等一系列历史传说中，引发出“猛虎与双翅，更以角副之!凤凰不五色，联翼上鸡栖”的愤慨抒写，对政坛的波诡云橘，以及由此而来的贤愚易位、黑白颠倒、屡起党狱的现实，表示了沉重的忧虑和反感。

三、对人民深重灾难的悲愤诉说与全面记录

晚唐政治的腐败，加上军阀混战，直接带给人民以生灵涂炭(〕而各种苛政更造成人民水深火热的深重灾难。李商隐在《淮南路》,《溺岸》、《即日》等大量诗篇中真实地记录了这一时代面貌，对人民的苦难寄一子了深切同情。其中，全面反映唐代由盛而哀的社会历史面貌的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长诗作于“甘露事变”三年后的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冬。诗一开头就描绘了当时长安京瓷农村荒凉破败的景象和农民极端悲惨的处境:

高田长褂杨，下田长荆棒。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

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存者背面啼，无衣可迎

宾。

这与唐王朝全盛时期的情景恰成鲜明对比。诗人追溯这种沧海桑田的巨大历史变迁，满腔悲愤地控诉了黑暗政治带给人民的无比深重的灾难:

但闻虏骑入，不见汉兵屯。大妇抱儿哭，小妇攀车

格……少壮尽点行，疲老守空村。生分作死誓，挥泪

连秋云

举国陷人一片混乱，人民遭受空前浩劫，到处是战火硝烟，破城败垣朝廷财源断绝，“国整赋更重，人稀役弥繁”。这还不算，而所谓的官军也比叛匪好不了多少，“官健腰佩弓，自言为官巡。常恐值荒迥，此辈还射人。”人民在兵荒马乱中已完全丧失了一线生机，只落得“乡里骇供亿，老少相扳牵。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而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却是“巍巍政事堂，宰相厌八珍”;“逆者问鼎大，存者要高官”。诗人满腔悲愤，发出了“中原困屠解，奴隶厌肥豚”的悲愤呐喊，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样具有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

长诗在坳哭国家不幸、人民涂炭的苍凉气氛中，还没有忘记对于致乱原因的探寻，其内容之丰博深广，批判之激切尖锐，均堪与杜甫的《北征》、《咏怀》比肩。这里，李商隐诗歌“诗史”的特色，又一次放射出夺目的异彩。

李商隐的诗歌，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那个时代的思想资料，真切地反映出时代的黑暗和唐帝国衰朽没落的命运。诗人以其敏感的艺术心灵，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晚唐社会的真实画卷，为唐王朝无可避免的衰亡唱出了临终前的挽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也许正是李商隐政治诗的时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