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基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普及，网络综艺在传播领域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本文基于伯明翰学派理论，以《说唱新世代》为例，探赜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抗以及被收编现象。

关键词：《说唱新世代》；网络综艺；青年亚文化；抵抗；收编；伯明翰学派

说唱（RAP、MCing），即有节奏地说话的特殊唱歌形式，一般被认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纽约黑人贫民聚集区，成为美国黑人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衍生出多个分支与流派，并于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张扬个性，突破规则，与主流文化产生强烈对抗，是它的鲜明属性，而这是符合伯明翰学派定义的，具有抵抗性、风格化和边缘性的典型青年亚文化。在视频网站竞争日益激烈的过程中，各个平台积极探索独家自制综艺，多种领域和类型的节目应运而生，说唱综艺开始进入大众视野。2020年8月底，说唱音乐节目《说唱新世代》在哔哩哔哩网络平台播出。作为平台自制的首个“SS级”综艺，节目制作成本明显不足，部分赛制模糊且带有随意性、实验性。但其在同类型节目夹击、自身宣传不足的情况下仍在哔哩哔哩、豆瓣、知乎等平台广受赞誉，豆瓣评分高达9.1，成为年度青年圈层口碑与收视俱佳的现象级网络综艺。《说唱新世代》以亚文化符号为主要表达方式，使受众获得身份认同，展现出青年圈层对青年亚文化巨大的消费需求。但亚文化固有属性使其与主流文化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抵抗，又在抵抗中走向被大众文化收编的宿命，这也是网络亚文化综艺发展的典型范式。

一、说唱青年身份认同的狂欢与抵抗

身份认同即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伴随着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说唱新世代》第一期即呈现出与同类型节目区别化的创新赛制。初次分组时，由选手根据说唱目前带给自己的金钱上的影响及自己未来的发展期望自由选择“说唱使自己变富有还是贫穷？”“歌红还是人红？”两个问题，划分出四个象限（即初分组）进行2.5小时极限cypher（说唱接力）。在与导师的问答交流中，相当比例的选手出现随意解读、选择、修改自己答案的情况，可见在主流文化要求他们进行自我判断时，这一群体显示出疏离与戏谑的态度。在整个节目公演淘汰的大赛制之下，个人对抗、组队公演、命题分组模拟考试创作、说唱辩论赛等既提供了自我个性发挥的空间，又形成了彼此认同的带有鲜明风格的小型团队。例如，“花季男女生队”主要由节目中年纪小、颜值高的选手组成，而“将个烂就”这一川渝方言队名则显示出“随便、一般般”的说唱人的反叛气质。在说唱辩论的主题下，节目组抛出“手机奴役了我们，还是使我们自由？”“流浪地球背景下，生存在地上还是地下？”“放自己一马，逼自己一把？”等辩题，在正反双方辩论的过程中，受众既可以感受到说唱群体内部的哲学思辨，又能在选手的创作中找到符合自己内心认同的理念，引起共鸣。在整季节目中，说唱亚文化群体对主流文化的抵抗最典型的具象表现是歌曲、歌词的修改。由于审查问题，节目后期制作中删除了部分歌词、歌曲，或对歌词字幕进行修改。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大部分的修改仅针对文字版字幕的音译，即现场按原词表演，后期字幕采取同音词代替，在制作中不考虑替换后的歌词逻辑，甚至有随意拼凑、不成词语的情况，这直接反映了他们对“阉割”的反叛与抵抗。整体来看，说唱群体在该节目中表现出的抵抗是温和的抵抗。亚文化的抵抗是群体主动寻求认同的过程，也是资本积累的过程。不同于其他同类说唱节目，《说唱新世代》的表达方式以有一定价值的主题或命题创作为主，仅有部分选手的创作带有强烈攻击性，且整季节目都没有出现diss作品。在“beat币”流通的生态之下，选手们互相借贷、彼此帮助，对真人秀、竞技性选秀进行了类型杂糅，使整个节目的综艺性远高于竞技性，增加了节目对非说唱迷群体的吸引力。从内插广告到选手群像的塑造，节目都为观众展现了与固有印象存在反差的说唱艺人形象。尤其是B站与聚划算的广告合作，使说唱这一亚文化与日常各种生活用品发生结合，“万物皆可说唱”的口号也显示出其想要通过与主流文化达到一定程度的谋和，从而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与经济效益的目的。

二、主流意识与消费主义对说唱亚文化的招安

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最终都会走向被收编的宿命，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收编有“意识形态”方式和“商品”方式两种。前者是对亚文化中的异常行为“贴标签”后进行界定，使其失去抵抗性；后者则将亚文化符号转化为商品，使其失去文化特异性，最终被主流文化收编。

（一）意识形态收编。对说唱亚文化的“意识形态”方式收编，主体依靠于支配集团，具体落在主流媒体、警察、司法机构的行动之上。说唱文化诞生之时便包含着对社会强烈的不满和想要突破束缚的内涵，尤其是进入中国大陆之后，长时间处于地下状态，其本质上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相斥。而这种冲突在2017年《中国有嘻哈》热播、说唱从地下走到台前的情况下被陡然放大，从歌词负面内涵到选手个人作风都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对其进行了批判，密集的新闻报道引发了大众对说唱亚文化的“道德恐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2018年1月19日明确提出邀请嘉宾不用纹身艺人、嘻哈文化、亚文化（非主流文化）、丧文化（颓废文化），而脏辫、耳钉、夸张的服饰和发色是说唱亚文化突出的文化符号表征，此时成了主流贴上的边缘化标签。说唱艺人想要谋求自身发展，在种种约束之下逐渐走向了与主流文化整合的道路，发展到2020年《说唱新世代》开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由于说唱文化起源于黑人贫民阶层，他们往往处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对社会充满不满。但《说唱新世代》的参赛选手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且呈现出非专业、非专职的身份构成特征。部分选手，例如斯维特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Feezy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迪木为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AK为纽约大学在读等，他们享受了国内乃至世界顶级名校的教育资源，且学科、专业各不相同，其创作受自身经历和背景影响，不拘泥于传统固化思维中说唱的样态，带有本土特色和个人风格，在节目中展示出了多种样态的表演风格以及更加深刻、具有哲学思辨的歌词，是对说唱亚文化的一种重塑。从节目的主题上来看，总导演严敏表示“本质是发声，是弱势群族的发声，被忽略、忽视的人群发声”。从呼吁世界和平的《Amani》到女性主题的《她和她和她》，再到映射豫章书院的藏头歌词《书院来信》，既有微观个体成长及感情表达，亦有对社会问题、弱势群体的关注。从对抗到关怀，说唱亚文化在《说唱新世代》中实现了向主流核心价值观的逐渐整合。

（二）商业收编。而对说唱亚文化综艺的商业收编自其走到台前起就已经开始。B站作为二次元起家的弹幕网站聚集了体量巨大的青年用户，这部分圈层对亚文化的接受程度高，思想开放且创造力强，偏爱有趣、有梗的内容创作和广告营销。从赞助商的角度来看，《说唱新世代》与聚划算、QQ音乐合作，在片头播放由选手演唱的洗脑宣传曲，在节目中植入聚划算小章鱼形象，使原本硬核的说唱加入了可爱的元素，形成了所谓的“反差萌”。其中，小章鱼背包在节目中一亮相便引来众多弹幕询问同款如何购买，又经选手微博宣传、节目互动，成为节目首先火爆的周边产品。B站推出“大会员版”和“大会员版花絮”，添加了普通版之外的细节内容和幕后花絮。通过购买大会员，选手的粉丝可以看到自己偶像更多的影像。基于超长的节目时长且节目组注重选手群像描摹和个体差异性风格展示，几乎每一位选手都能给观众留下印象，在节目结束之后积累了相当可观的粉丝量与关注度。大部分选手发行了自己的单曲或专辑，部分签约选手开启巡演。尤其是在总决赛中新建厂牌W8VES的选手，在2020年11月登陆大刊封面、进行线下直播活动、发表单曲开启12城巡演，并于12月开启同名IP音乐节，录制了音乐旅行综艺《造浪》。而不管是节目的广告、发行、合作、会员制度、线下活动、衍生节目，都是将说唱亚文化符号转变为消费商品，实现了主流文化对说唱亚文化的商业收编。

三、结语

作为近几年在青年群体中活跃的节目样态，亚文化网络综艺将小众文化带到大众视野中。以说唱亚文化为例，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当下，一方面由于它的个性和激情、保持真实等内涵符合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和自我认知，其传播速度之快、吸粉数量之多展现了其在文化产业和商业变现上的潜力；但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由于说唱亚文化发源于美国贫民阶层，其中包含了对暴力、色情、、金钱的强烈渴望，这些内容既不符合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也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会发生对抗，并被支配集团贴上边缘化的标签，这是不可避免的。说唱文化想要获得发展和话语权，走上净化之路，进行符合我国国情的创作、被主流文化收编是大势所趋。但这种收编也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很大程度上是亚文化主动迎合的结果。更积极地看，根据麦克卢比的观点，亚文化对其风格的普及推广与被收编并不排斥，反而是亚文化群体得以生存的一种手段。《说唱新世代》弱化了节目竞技性，增加了综艺效果，拓展了参赛选手的年龄、背景、风格范围，不仅吸引了原有的说唱迷群体，更展现出了以往说唱文化所欠缺的浪漫主义与社会责任感，也为网络亚文化综艺提供了新的制作思路。

参考文献：

1.胡疆锋.亚文化的风格：抵抗与收编[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7.

2.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12(01):21-27.

3.王真.抵抗与收编：新媒体环境下青年亚文化群体的身份认同建构[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8.

作者:孙佳琳 单位:西南石油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