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化
亚文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日本动漫；亚文化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109-01
一、引言
中日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中国的《隋书》里记载“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这是“有史以来，日本第一次正式派人来和中国订交”。自此以后，日本展开了向中国学习的一段历史。但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并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在中日文化交流领域，开始出现了逆流的现象。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以及语言交流中，中国方面开始更多地接受日本文化以及语言的影响。有数据现实，现代汉语中仍在使用的社会和人文方面的名词以及术语中，由日本引进的竟高达70%之多。这些词传入汉语后，被吸收成汉语自己的词汇，大大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增强了汉语的表达形式。
二、日本动漫亚文化
亚文化，亦称“副文化”“小群体文化”。因社会或自然因素而形成的，在某些方面有别于整体文化的地区文化或群体文化。既具有整体文化的基本特征，又有其独特性。众所周知，日本的动漫文化是日本亚文化中的最重要一个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调查研究，于2008年了《日本蓝皮书》。其中指出，“仅2008年一年，日本动画部门的应征作品总数达就到了346部之多。”这其中尚未包括以个人或者团体创作并发行的动漫作品。在这方面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企及的。《日本蓝皮书》同时还指出，“近年来日本漫画、动画片、游戏等大众文化发展迅速，30多年前被认为是面向小孩子们的动画概念，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日本动画这种亚文化正在各种场合向主流文化升华”。除此之外，动画，网络，游戏等也为亚文化的迅速发展和传播提供了平台。
三、日本动漫亚文化对日语以及汉语的影响
随着日本动漫产业近年来的蓬勃发展，其中的某些人物的特性以及出彩的语言以青少年群体为使用主体、以虚拟动漫世界和网络世界为主要使用范围的这一网络流行词汇，从日本传播到中国，从虚拟世界扩展到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等现实世界，并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语用学意义上引发了对青年亚文化生态问题的深入思考。例如，当下在日本年轻人中流行的一个词“マダオ”就是源于日本的动画片。“マダオ”是在动画片《银魂》中登场的人物“谷川泰三”的别称，是由登场人物之一“神”对其的称呼：“まるで目なおっさん”的略语。在传入汉语后，一般被以为“废柴”来使用。可以看出这个词是由一个句子缩略而来。
再比如总所周知的“萌え”（ 动词“萌える”的名词形式）一词，在传入汉语后，我们只取了它的汉字“萌”。关于它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是冈田斗司夫认为，该词起源于 NHK 教育电视台放映的科幻动画片《恐龙行星》(1983 年4月开始放映，『恐惑星) ，其中的主人公叫做“萌”。; 二是斋藤环认为，该词源于动《美少女战士水兵月》的主人公“土萌ほたる”( 1993 年下半年开始放映) ，将该词定义为“由虚构的对象唤起的疑似恋爱的感情，其起源应追溯到宅文化”( 斋藤环 2008: 7) 。2006年，该词已经被正式收录在三省堂出版社出版的《大辞林》第三版中。“ある人やものにして、深い思いみを抱く子を言う若者言。その象を在するものだけでなく、アニメションのキャラクタなど空想上のものにも及ぶ”。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由“萌える” 到“萌え”再到汉语的 “萌”其词性已经发生了变化，传入汉语后，更多的是作为形容词使用。比如“超萌宝宝”就是指宝宝非常可爱，让人喜欢到不行。可以看出，源于日本的动漫等亚文化的流行语在传入汉语之后，发生了“语言变异（话者的语言表达系统由于社会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心理语言因素而产生的语言形式变化。）”的现象。
四、结语
从“マダオ”和“ 萌え”为代表的日本亚文化衍生出来的“新词”的使用以及传播情况来看，它们体现的是以动漫，电影，网络及游戏为主要载体，以青年亚文化群体为主要使用人群，以发达资本主义进入后现展阶段的价值取向为价值观的社会现实问题。即随着全球性消费模式的同质化，符号消费和全球互联网络文化的勃兴，出现日益多样化的亚文化群体。虽然其行动样式和价值判断不一而足，但是其背后掩藏的是一幅后现代消费社会造就的文化虚无主义图景。
亚文化范文第2篇
这种带有原生态“巫”文化色彩的仪式化演绎是工业文明时代难得一见的族群记忆和宝贵遗产，其中所展现的人文美和历史感正是纪录片的基本价值维度和审美追求。另一方面，从史诗的内容上看，神话色彩中彰显着民族发展的历史，两万六千余行的宏大叙事体系中不仅有亚鲁王与戚鞅部落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也有戚鞅的儿子与亚鲁王的女儿凄楚动人的爱情故事，以及十四个王子和两百多个王族后裔的迁徙故事，其中所蕴含的适应当代大众文化的影视创作母题十分丰富，为广大创作者提供了较大的二度创作空间，有利于创作出集民族性、艺术性、思想性的优秀影视作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其次，从信道角度说，新媒体时代下的亚鲁王文化传播需要影视艺术。新媒体是人们在交流信息过程中制作、传播、接受、文化影响等可以用计算机技术实现的互动数字传播平台。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影视制作和传播的方式发生深刻变化，视音频信息的采集、编辑和加工的手段日渐成熟，以超高清和虚拟现实技术为潮流的制作模式让受众在观影时有“身临其境”之感，实现再现艺术与表现艺术的结合，从自然生态、建筑风格、历史文物、民族服饰、史诗故事、唱诵仪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亚鲁王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影视符号的世界通用性打破了语言文字隔阂和民族文化壁垒，使各地区交往呈现“地球村”的趋势，成为新媒体进行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符号系统。与此同时传统的影视艺术在web3.0时代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以“微电影”为代表的新媒体艺术凭借其投资小、效率高、片长短、易观看的特点赢得了广大创作者和受众的认同。近年来以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为背景的微电影蓬勃发展，涌现出《缘分西江》《喊寨人》《绣花里的歌谣》等优秀的作品，为树立民族形象、创立文化品牌发挥了较大作用。我们认为有必要运用微电影艺术传播亚鲁王文化，发掘其当代价值。第三，从信宿角度说，影视化传播有利于亚鲁王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传统的旅游开发模式让大量的商户和游客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往往造成过度商业化及环境污染，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民族文化存在被同化的危险。目前，亚鲁王文化正逐渐受到外来道教文化的冲击，歌师的社会地位下降，道士成为受尊敬的人，道场取代了“砍马”仪式，史诗《亚鲁王》的唱诵时间也被大幅度压缩，麻山地区的约3000名歌师的生存状况堪忧。我们需要将旅游传播与影视传播结合起来，传播文化的同时减少外界因素的影响。在这方面可以借鉴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先进经验，参观莫高窟的游客必须首先在数字展示中心内观看《千年莫高》和《梦幻佛宫》两部时长各20分钟的8K数字球幕电影，其中影片《梦幻佛宫》通过鱼眼镜头拍摄的180度超视角逼真画面，加上全方位立体声音响效果使观众仿佛置身于洞窟之中。游客在真实洞窟内游览时间压缩到75分钟，而获取的信息量却大大增加。如果将这种高度影视化的传播方式运用到亚鲁王文化的传播当中将有效保护其文化内核。与此同时，影视艺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能够促进当地文化产业发展，改变麻山地区贫穷落后的状况，促使更多当地民众自觉传承亚鲁王文化。
总之，影视艺术的介入能够在亚鲁王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运用现代数字传播技术，通过现实与虚拟相融合的二度创作展现《亚鲁王》史诗的原生本体和戏剧形态，将其引入新媒体传播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传播障碍，实现有效传播，提升文化影响力，培育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作者：李大卫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亚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收编；主导文化；亚文化；798艺术区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6-0142-02
一、主导文化和亚文化的等级划分
当代社会新形势社会貌似是民主和文明的，但是在这种平等的表象之下，社会的不平等、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关系以更加隐蔽和微妙的方式运作，文化越来越成功的充当了社会统治的卫道士角色，从而使得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被掩盖起来。比如现在社会统治的形式监狱、法庭和军队等硬性暴力越来越转向借助文化这种软性暴力，在福柯看来，由19世纪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设计的“圆形敞视监狱”是一所围绕主轴建造的环形建筑，它可以使看守看到犯人，而犯人却看不到看守。这种设计的目的是促使监犯相信他们一直处于监视之中，不管事实是否如此。因此，圆形敞视监狱渐渐成为现代社会主要特征的一种暗喻。因而从这一层面上说，作为符号权力的文化根本上并不是启迪民智，而是新型的支配工具。
主导文化和亚文化的区分是因为其占据的文化资本的多少来衡量的。在一个文化场中，进入场域中的行动者的文化需求及文化创造力都是社会教化的产物。个体被家庭、学校、社会不断灌输一整套社会外在规则并内化进自己的性情、习惯之中，形成调节行动者和其所处的场域之间关系的惯习。当我们进行文化消费和需求时，我们首先要具备的是文化认知和审美鉴赏能力，只有在具备相当的经济能力和文化积累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培养出这些能力。所以对艺术品的纯粹鉴赏和高雅的文化品位是大众不可企及的，从而行动者也扮演了等级区分者的角色。
所以“文化资本”的概念在今天更加凸显了出来。布迪厄认为任何正当的、合法的文化都是任意的、人为的，是统治阶级的强制行为。文化实践同样具有利益性。所以，“知识理论是政治理论的一个向度，因为强加各种现实建构原则的特定符号权力――在特定的社会现实中――就是政治权力的一个向度。”通过对实践的解释并发现制约实践的隐蔽的权力机制，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争取自由的机遇。当我们加入到一个文化或艺术场域中时，我们就可以对自己参与其中的游戏规则有所认识，并尽可能少地被动的接受游戏的支配。
亚文化因其占据的文化资本少于主流文化，同时又因为其审美趣味的“异类性”往往成为被鞭策的对象，从而处于边缘地位，所以它不断与主流文化相抗衡来保持自己独立的面貌。在亚文化和主导文化进行博弈的过程中，亚文化通常因为其力量的弱小而被主导文化收编，纳人到主导意识形态的体系中去。
二、对亚文化的收编方式
亚文化是相对于正统文化或者主流文化而言的一种文化形态，亚文化对正统文化的抵抗虽然主要停留于符号层面，但它对传统体制的侵蚀，对主导文化造成了威胁。因此，当亚文化自下而上开始传播时，主导文化不会坐视不管，媒体、市场等从各个方面试图对亚文化进行界定、贴标签、遏制，试图把亚文化的风格整合和吸纳进其统治秩序中，这一过程就是“收编”。
收编是主导文化或支配文化对体制外的文化进行再界定和控制的过程，是主导文化放弃武力或暴力方式，对亚文化进行柔性遏制、招安、整合的过程。从当代亚文化的演变来看，亚文化往往难以摆脱被收编的命运：摇滚乐在市场化之后逐渐失去锋芒，“80后”的另类写作泯然于大众，“山寨春晚”轰轰烈烈地上演却无人喝彩的收场……在这些事件的背后，都可以发现“收编”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挥舞。
根据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理论，收编分为两种方式：意识形态收编和商品方式的收编。在意识形态的收编中，官方对亚文化的风格进行“贴标签”、“去风格化”和“妖魔化”，通过媒体的传播引起大众的道德恐慌，将亚文化重新定位导致其失去抵抗意义；在商品收编中，亚文化符号被转化成商品，变成了大众的消费风格。前者是一种“棒杀”，通过道德恐慌和舆论对亚文化进行打压和遏制，后者是一种“捧杀”，在广告宣传与模仿中抹杀亚文化风格的独特性。二者都根植于更深的社会和文化危机，都旨在缓解亚文化的危险，“设法消除阶级的具体真实性”，使之失去原本的抵抗意义。
主导文化夸大了亚文化的危险，成功地引发了“道德恐慌”，剥离了亚文化和特定历史语境的关系，从而对亚文化进行“招安”。同时，市场在收编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收集”和“交易”就是商业收编的开始。亚文化能够被资本和市场加以整合和利用，首先是因为：当代亚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大众文化、娱乐工业和商品消费的产物，亚文化风格常常出现在休闲和消费领域，“亚文化与既为它服务又利用了它的工业之间有着暖昧模糊的关系”。支配文化试图借助市场使亚文化从反叛风格变成了消费风格。这既是一个商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收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亚文化的商品生产形成了一个新兴产业和“亚文化产业链”。社会时尚不再从上而下地通过模仿而流行，而是自下而上从亚文化向主流社会反向流行。
在亚文化被商品化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亚文化在一步一步地逼近死亡。当下主导文化和亚文化的博弈是不可避免的，亚文化面临着这样一种悖论：如果拒绝收编就难免失去安身立命的基础；如果接受收编就意味着要顺从自己所反抗的规则，这也许是亚文化无法逃避的宿命。798艺术区在由最初的工厂到文化产业基地的发展过程中就被官方文化一步一步收编了。
三、798艺术区的收编运作过程
当代艺术因其对旧观念和现行体制的颠覆意识而具有醍醐灌顶的感染力，但同时也被官方视作危险的分子，很长时间中国当代艺术更多的被称作前卫艺术或现代艺术，在主流文化的边缘发展。除了圆明园、东村上苑、宋庄之外，一些艺术家分散在北京的茫茫人海中，他们被以“穷酸的画画儿的”身份工作生活。所以说当代艺术是在权力关系、意识形态、传统习惯、文化工业和科技发展等背景中的个人创造。
在北京有这样一块地方，有这样一群人，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既和现实迥然不同，又与现实相互联系；它是一个可以触摸的梦想，一个可以进入的“世内桃源”，这就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定义的“异托邦”。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艺术的梦想，每个国家都有一个艺术家聚集的“异托邦”，在北京它就是798工厂。798艺术区贮存了先锋艺术家的思想和灵魂，是艺术家自由创作的理想之地。2006年北京798艺术区分别被朝阳区、北京市政府列为首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被中关村管委会评为中关村电子城文化创意产业基地。随着时代的发展，798从作为展览到创意产业基地再到商业化的过程，分别体现了官方意识形态和商品方式收编的运作模式。
90年代早期，实验艺术主要的展出渠道是私人或封闭的展示空间，观众主要是艺术家本人、他们的朋友及一些外国人。但1993年以后，当代艺术展开始在各种公开空间中出现。商业画廊开始涌现，一些大学的画廊，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美术馆和隶属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当代美术馆――成为北京实验艺术的主要场所，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的主管人扮演了支持这一艺术的角色。如2003年9月在798展出的以“蜕”为主题的展览，展出时间选在“首届北京双年展”的前一天开幕。北京双年展是由主流艺术机构发起，在中国美术馆和世纪坛这两个最重要的美术馆举办。这个官方展览推动了独立策展人和实验艺术家们去组织自己的展览。官方艺术和非官方艺术之间的区分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同时也意味着官方对当代艺术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2005年底至2006年春，北京市政府为了解决798艺术家与管理机关之间关于艺术区和工厂建筑存留问题上的争斗，决定保存工厂建筑，把业绩不良和造成若干污染源的工厂从798陆续迁出，改798工厂为798艺术区，它的正式名称为“北京798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冠名仪式、挂牌仪式、誓师大会、展示会接二连三地在政府大厅和798管理办公室举办，这些活动没有艺术家们参加而且事后他们也一团雾水。如果是“文化创意”的话，需要挂牌界定吗?在新政策的指引下，条条大路通向798。形势在政策的动力下大彻大悟了，态度是开明的，门户是开放的，前途当然也是美好的。“创意”是一种启发或是一种解释，而“产业并且基地”是一种政治美学运用的事实。
随着画商、收藏家、观光客的到来，金光闪闪的广告、媒体上的彩照……似乎798的未来会一路畅通了。而相反的现象是798艺术区的入住艺术家却越来越少了。也许曾作为城市异类的798仍旧可以保持它的神秘形象，但是大趋势是当下的变化，798已成为城市经济密切关联的一部分了。每个隐藏的角落都在商品价值表上被公开衡量着它的当下及未来的价值。当耐克牌的鞋子、Diesel的裤子被高光闪烁的时候，人们的眼睛还会去搜寻深刻或是晦涩的艺术实质吗?
在辉煌、衰败和繁荣的历史和现实的发展时间中，798完成了自身意义的转变，由原来的“边缘”与“地下”逐渐跃升“时尚主流”，这其中是被动接受和主动创造的关系。作为亚文化的798艺术就这样被支配意识形态收编了。当下798式的艺术思潮与现象，不再是寄生式的边缘存在，已经渐渐登堂入室进入中国艺坛，不知不觉的助成了中国文化心灵自主殖民化的趋势，而这只是许多微妙的殖民化的一例。
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可以在二三十年中产生令人赞叹的成果，但是文化心灵的陷落通常是在一念之间风云变色。亚文化被主流文化的收编与同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收编的过程中也不免带来了几分隐忧与遗憾，怎样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特色?
摘要：新形势下社会的不平等以更加隐蔽和微妙的方式运作，文化越来越成功的充当了社会统治MY，道士角色，从而使得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被掩盖起来。而亚文化也沦落到被主流文化收编的境地，通过意识形态和商品化的方式，亚文化完成了自己风格的转化。而作为亚文化的798艺术区就体现了被官方文化收编的过程。
关键词：收编；主导文化；亚文化；798艺术区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6-0142-02
一、主导文化和亚文化的等级划分
当代社会新形势社会貌似是民主和文明的，但是在这种平等的表象之下，社会的不平等、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关系以更加隐蔽和微妙的方式运作，文化越来越成功的充当了社会统治的卫道士角色，从而使得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被掩盖起来。比如现在社会统治的形式监狱、法庭和军队等硬性暴力越来越转向借助文化这种软性暴力，在福柯看来，由19世纪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设计的“圆形敞视监狱”是一所围绕主轴建造的环形建筑，它可以使看守看到犯人，而犯人却看不到看守。这种设计的目的是促使监犯相信他们一直处于监视之中，不管事实是否如此。因此，圆形敞视监狱渐渐成为现代社会主要特征的一种暗喻。因而从这一层面上说，作为符号权力的文化根本上并不是启迪民智，而是新型的支配工具。
主导文化和亚文化的区分是因为其占据的文化资本的多少来衡量的。在一个文化场中，进入场域中的行动者的文化需求及文化创造力都是社会教化的产物。个体被家庭、学校、社会不断灌输一整套社会外在规则并内化进自己的性情、习惯之中，形成调节行动者和其所处的场域之间关系的惯习。当我们进行文化消费和需求时，我们首先要具备的是文化认知和审美鉴赏能力，只有在具备相当的经济能力和文化积累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培养出这些能力。所以对艺术品的纯粹鉴赏和高雅的文化品位是大众不可企及的，从而行动者也扮演了等级区分者的角色。
所以“文化资本”的概念在今天更加凸显了出来。布迪厄认为任何正当的、合法的文化都是任意的、人为的，是统治阶级的强制行为。文化实践同样具有利益性。所以，“知识理论是政治理论的一个向度，因为强加各种现实建构原则的特定符号权力――在特定的社会现实中――就是政治权力的一个向度。”通过对实践的解释并发现制约实践的隐蔽的权力机制，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争取自由的机遇。当我们加入到一个文化或艺术场域中时，我们就可以对自己参与其中的游戏规则有所认识，并尽可能少地被动的接受游戏的支配。
亚文化因其占据的文化资本少于主流文化，同时又因为其审美趣味的“异类性”往往成为被鞭策的对象，从而处于边缘地位，所以它不断与主流文化相抗衡来保持自己独立的面貌。在亚文化和主导文化进行博弈的过程中，亚文化通常因为其力量的弱小而被主导文化收编，纳人到主导意识形态的体系中去。
二、对亚文化的收编方式
亚文化是相对于正统文化或者主流文化而言的一种文化形态，亚文化对正统文化的抵抗虽然主要停留于符号层面，但它对传统体制的侵蚀，对主导文化造成了威胁。因此，当亚文化自下而上开始传播时，主导文化不会坐视不管，媒体、市场等从各个方面试图对亚文化进行界定、贴标签、遏制，试图把亚文化的风格整合和吸纳进其统治秩序中，这一过程就是“收编”。
收编是主导文化或支配文化对体制外的文化进行再界定和控制的过程，是主导文化放弃武力或暴力方式，对亚文化进行柔性遏制、招安、整合的过程。从当代亚文化的演变来看，亚文化往往难以摆脱被收编的命运：摇滚乐在市场化之后逐渐失去锋芒，“80后”的另类写作泯然于大众，“山寨春晚”轰轰烈烈地上演却无人喝彩的收场……在这些事件的背后，都可以发现“收编”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挥舞。
根据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理论，收编分为两种方式：意识形态收编和商品方式的收编。在意识形态的收编中，官方对亚文化的风格进行“贴标签”、“去风格化”和“妖魔化”，通过媒体 的传播引起大众的道德恐慌，将亚文化重新定位导致其失去抵抗意义；在商品收编中，亚文化符号被转化成商品，变成了大众的消费风格。前者是一种“棒杀”，通过道德恐慌和舆论对亚文化进行打压和遏制，后者是一种“捧杀”，在广告宣传与模仿中抹杀亚文化风格的独特性。二者都根植于更深的社会和文化危机，都旨在缓解亚文化的危险，“设法消除阶级的具体真实性”，使之失去原本的抵抗意义。
主导文化夸大了亚文化的危险，成功地引发了“道德恐慌”，剥离了亚文化和特定历史语境的关系，从而对亚文化进行“招安”。同时，市场在收编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收集”和“交易”就是商业收编的开始。亚文化能够被资本和市场加以整合和利用，首先是因为：当代亚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大众文化、娱乐工业和商品消费的产物，亚文化风格常常出现在休闲和消费领域，“亚文化与既为它服务又利用了它的工业之间有着暖昧模糊的关系”。支配文化试图借助市场使亚文化从反叛风格变成了消费风格。这既是一个商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收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亚文化的商品生产形成了一个新兴产业和“亚文化产业链”。社会时尚不再从上而下地通过模仿而流行，而是自下而上从亚文化向主流社会反向流行。
在亚文化被商品化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亚文化在一步一步地逼近死亡。当下主导文化和亚文化的博弈是不可避免的，亚文化面临着这样一种悖论：如果拒绝收编就难免失去安身立命的基础；如果接受收编就意味着要顺从自己所反抗的规则，这也许是亚文化无法逃避的宿命。798艺术区在由最初的工厂到文化产业基地的发展过程中就被官方文化一步一步收编了。
三、798艺术区的收编运作过程
当代艺术因其对旧观念和现行体制的颠覆意识而具有醍醐灌顶的感染力，但同时也被官方视作危险的分子，很长时间中国当代艺术更多的被称作前卫艺术或现代艺术，在主流文化的边缘发展。除了圆明园、东村上苑、宋庄之外，一些艺术家分散在北京的茫茫人海中，他们被以“穷酸的画画儿的”身份工作生活。所以说当代艺术是在权力关系、意识形态、传统习惯、文化工业和科技发展等背景中的个人创造。
在北京有这样一块地方，有这样一群人，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既和现实迥然不同，又与现实相互联系；它是一个可以触摸的梦想，一个可以进入的“世内桃源”，这就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定义的“异托邦”。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艺术的梦想，每个国家都有一个艺术家聚集的“异托邦”，在北京它就是798工厂。798艺术区贮存了先锋艺术家的思想和灵魂，是艺术家自由创作的理想之地。2006年北京798艺术区分别被朝阳区、北京市政府列为首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被中关村管委会评为中关村电子城文化创意产业基地。随着时代的发展，798从作为展览到创意产业基地再到商业化的过程，分别体现了官方意识形态和商品方式收编的运作模式。
90年代早期，实验艺术主要的展出渠道是私人或封闭的展示空间，观众主要是艺术家本人、他们的朋友及一些外国人。但1993年以后，当代艺术展开始在各种公开空间中出现。商业画廊开始涌现，一些大学的画廊，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美术馆和隶属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当代美术馆――成为北京实验艺术的主要场所，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的主管人扮演了支持这一艺术的角色。如2003年9月在798展出的以“蜕”为主题的展览，展出时间选在“首届北京双年展”的前一天开幕。北京双年展是由主流艺术机构发起，在中国美术馆和世纪坛这两个最重要的美术馆举办。这个官方展览推动了独立策展人和实验艺术家们去组织自己的展览。官方艺术和非官方艺术之间的区分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同时也意味着官方对当代艺术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2005年底至2006年春，北京市政府为了解决798艺术家与管理机关之间关于艺术区和工厂建筑存留问题上的争斗，决定保存工厂建筑，把业绩不良和造成若干污染源的工厂从798陆续迁出，改798工厂为798艺术区，它的正式名称为“北京798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冠名仪式、挂牌仪式、誓师大会、展示会接二连三地在政府大厅和798管理办公室举办，这些活动没有艺术家们参加而且事后他们也一团雾水。如果是“文化创意”的话，需要挂牌界定吗?在新政策的指引下，条条大路通向798。形势在政策的动力下大彻大悟了，态度是开明的，门户是开放的，前途当然也是美好的。“创意”是一种启发或是一种解释，而“产业并且基地”是一种政治美学运用的事实。
随着画商、收藏家、观光客的到来，金光闪闪的广告、媒体上的彩照……似乎798的未来会一路畅通了。而相反的现象是798艺术区的入住艺术家却越来越少了。也许曾作为城市异类的798仍旧可以保持它的神秘形象，但是大趋势是当下的变化，798已成为城市经济密切关联的一部分了。每个隐藏的角落都在商品价值表上被公开衡量着它的当下及未来的价值。当耐克牌的鞋子、Diesel的裤子被高光闪烁的时候，人们的眼睛还会去搜寻深刻或是晦涩的艺术实质吗?
亚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亚述人；尚武；古代；近东地区；公元前19-7世纪
中图分类号：K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1-0167-06
亚述人是讲塞姆语的民族，因生活在两河流域北部亚述地区而得名。亚述人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民族，其独特的尚武文化，使其在人类历史长卷中抹上了浓重的一笔。但亚述国家建国伊始，并非是以武立国，而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其走向轻农耕、重商战的发展道路。亚述人尚武文化形成的过程，也是其走向帝国的过程，二者相生相伴、相互促进。亚述人尚武文化成就了其帝国的辉煌，同时也将帝国拖入了深渊，走上了灭亡。本文拟在有限材料的基础上，对亚述人尚武文化的表现、形成因素及历史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从而使人们更好地认知亚述人的尚武文化，更深刻地了解古代近东的历史与文化。
一、亚述人尚武文化的表现
以战争为主要内容、尚武、黩武的文化几乎占据一个国家文化的全部，在古代近东地区以亚述人表现得最为突出。亚述人的尚武可谓是典型的“单一的战争艺术取得了进步，却牺牲了许多和平艺术”。亚述人尚武文化的内容及表现形式丰富多彩、多种多样。亚述人的战争艺术及亚述帝王的军事才能是亚述人尚武文化最突出的表现。
（一）亚述人的战争艺术
“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理鼓励了战争，因为河谷的富饶产生了财富，而财富，反过来，刺激了竞争与贪婪。”与其他文明不同，两河流域文明战争、混乱是常态，而统一稳定则是非常态，两河流域地区不断上演着征服与反征服之间的斗争。亚述人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将战争艺术发挥到极致的一个民族，对于占据地理优势的北方亚述人而言，掠夺东、西及南方的财富是他们的生存之道。公元前9-7世纪的亚述人凭借其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和极强的征服欲望，不断向外出击，征服了整个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及埃及，建立了一个横跨亚非、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
亚述王宫的浮雕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亚述人的战争艺术。富兰克弗特认为亚述人的“浮雕展现了亚述人最伟大且最原始的成就，事实上，亚述艺术史主要是浮雕雕刻的历史”，战争是亚述浮雕艺术作品中永恒的主题，通过这些浮雕，我们可以领略亚述人气势恢宏的尚武精神。莱亚德在他的著作《尼尼微及其遗迹》一书中描绘了一块亚述军队对一座敌人城堡进攻的浮雕：“当向上攀登的士兵以强大的攻势进攻城墙时，战俘也被带进监牢。艺术家的眼光和手还捕捉到了这种人为暴力与痛苦的自然背景：对战争无所谓的树木与鱼群。”。在另一块描绘战争场面的浮雕中，艺术家描绘了众多战争细节，防御的城墙遭到一队亚述攻城槌手的进攻，弓箭手们正向防守的士兵们射箭，此外雕刻家细致而生动地描绘了一些战俘被钉死在木桩之上。又如尼尼微宫殿的一块浮雕上，阿淑尔巴尼帕及王后在一次花园聚会上尽情享受着快乐，在细细品味优雅音乐旋律之时，旁边的一棵树上却悬挂着被砍下的敌国国王的头颅。如此主题类似的浮雕在出土的亚述王宫浮雕中不胜枚举。
亚述王宫的浮雕画面表达的意蕴与精神就是势不可挡的战争与征服。无论是战斗还是狩猎的场面，这些雕刻作品所展现的，要么是残酷的屠杀敌人，要么是与狮子的搏斗，这些场景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了一种“残酷的喜悦”。亚述人的战争与屠杀是这些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其用意是让亚述的君王们充满信心，并用威慑力令百姓臣服。国王们一成不变的雕像，象征着权势不可改变以及亚述统治的持续性。除了阿淑尔神是亚述人心目中不朽的信仰之外，赢得战争也许就是亚述人最现实、最虔诚的信仰。为追求这种“残酷的喜悦”，亚述人想尽一切办法，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去武装他们的军队，来达到最佳的征服效果。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第三进行了军事改革，增加了工兵、辎重兵、创建骑兵和战车兵等兵种；在武器方面，亚述人发明了合成弓，引进马匹，发明攻城槌等；在战略战术方面，他们采取效率极高的围攻战和心理战等。这些军事创举使亚述帝国的军队在西亚地区屡战屡胜，所向披靡，使帝国国威远播四方。军队是亚述尚武文化的最佳载体，战争是这种精神和文化的表现形式，而最能体现亚述人尚武文化的表现手法，则是他们实行的残酷的心理战术。
（二）亚述人残酷的心理战术
亚述人发动的心理战，其手法之残忍，用恐怖主义来形容毫不为过，甚至有人认为现代恐怖主义的肇端来源于亚述人。亚述人在战争中常常对被征服的人们实行暴力威慑的残酷心理战。如辛纳赫里布攻占耶路撒冷时，“他的代表用亚述语对这座城市的官员们发表了讲话，敦促他们臣服亚述的强大力量。可是当官员们表示拒绝时，这位亚述王代表转身对城墙上的守城士兵大声叫喊，用希伯来语直接告诉他们他所知道而他们的头领永远也不会告诉他们的事情”。亚述人在征服过程中，会频繁地将目标锁定在那些容易攻占的小城市，在征服之后他们把城市彻底拆除，并放火焚烧。如辛那赫里布战争记里面这样记载：“我围困了、征服了、摧毁了、拆除了他的王城马如比什图城和阿库杜城，以及它们周围的34座小乡镇，我用火烧了他们。”亚述人对征服的居民采用了惨无人道的屠杀政策，他们用人皮和人头来装饰城墙。“我砍断他们的脖子如同砍献祭的羔羊，我割断他们的喉咙如同砍一条线，我让他们的血如同雨季的大洪流流淌在广阔的地面上。我使他们战士的尸体像青草一样覆盖平原，我割下了他们的下唇，毁了他们的容貌，如同摘成熟的黄瓜，我切下了他们的手。”亚述人的这种凶残的屠杀政策给被征服民族造成了极度的心理恐惧。亚述人有时候也不屠杀俘虏，而是弄瞎他们的眼睛，然后释放他们。从公元前13世纪开始，亚述人为防止被征服的人以后造反，对他们采取了民族迁移政策，到公元前9世纪末，大规模的迁移已成基本国策，“这项政策的实施使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同他们的本土传统习俗和相脱离，从而失去反抗的精神，逐渐成为亚述的臣民，进而更好地将他们控制起来，以达到最大限度地剥削、奴役他们”。
（三）亚述帝王尚武的才能与品性
在亚述王国，国王是最高的军事统帅，由一位或多位神灵时刻保护着。亚述最重要的神是阿淑尔神，而国王则是阿淑尔神在人间的，巩固国王的统治则是阿淑尔神最主要的职责。阿淑尔神具有极大的权威，“他征服了所有的不服从者，他驱散邪恶，他惩罚那些不畏惧他的话的人，罪恶者难逃他的法网”。因此，作为阿淑尔神代言人的亚述国王常常神化他们的使命，认为他们的对外战争是“圣战”。履行神的意志，这种观念为亚述帝国的扩张提供了一种动力，并在亚述民族中形成了一种尚武的精神与传统。亚述军队以阿淑尔神的名义南征北战，凭借着对神明的无限忠诚，取得了无数胜利。亚述国王也正是通过四处征战，确立起了至高的威望。这样，神的意志，加上统兵作战，造就了一个个冷酷无情、坚忍不拔的亚述国王。他们野心勃勃，精力充沛，能征善战，残酷无情，正因亚述帝王具有如此强悍的才能品行，才使亚述从一个地区小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
沙姆西阿达德是首位将亚述地区统一的亚述王。经过一系列的征战，他控制的范围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延伸到扎格罗斯山，如果再加上同盟国，这一范围可达到地中海滨，沙姆西阿达德的铭文记载：“我把刻有我伟大名字的石碑，立在大海之滨的黎巴嫩。”此时的亚述王国成为两河流域地区最强大的国家。沙姆西阿达德死后，他以武力征服而建立的帝国迅速瓦解了，亚述人长期处于分裂衰落的状态，直到米坦尼的衰落他们才再度崛起。米坦尼的衰落给亚述人提供了一个发展自身的良机，进入中亚述时期之后，一个接一个精力充沛的亚述王力争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与埃及、赫梯、巴比伦并列的强国。从阿淑尔巴里特开始，亚述人开始了对外扩张。阿达德尼腊瑞之后的两个王沙勒马纳沙尔第一和图库勒特尼努尔塔第一时期是中亚述发展的鼎盛时期。亚述军队在这两位国王的率领下，灭亡了米坦尼，打败了加喜特巴比伦，疆域扩展到亚述历史上的最大范围。但阿淑尔拜勒卡拉之后，中亚述步入衰落。然而，阿淑尔拜勒卡拉及其父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第一对外作战的胜利，使得亚述在强大的外族入侵中生存下来，为两个世纪后亚述人再度崛起奠定了基础。公元前934年，从阿淑尔丹第二开始，亚述人再度在历史舞台上活跃起来，从此时到公元前612年亚述灭亡的300多年间是亚述人最为强盛的时期。在此期间，亚述诸王带领军队横扫整个近东地区，战无不胜，所向披靡。阿淑尔丹第二和阿达德尼腊瑞第二是亚述再度中兴的两代王，他们挣脱了亚述之敌的束缚，揭开了亚述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辉煌的一页。其后的阿淑尔纳西尔帕第二是新亚述霸权的主要建树人，他的努力，使亚述从地区强国向帝国转变。他为亚述未来的军事国王们树立了一个标准，他“拥有一切他的继承者们所具有的素质和缺陷的极致，是冷酷无情，坚忍不拔的帝国缔造者：野心勃勃、精力充沛、英勇威猛、高傲自负、残酷无情以及雄壮辉煌”。公元前8世纪到7世纪，亚述帝国为萨尔贡第二及其后继者所统治，被称作“萨尔贡王朝”时期，这一时期对于整个近东历史来说就是“亚述人的世纪”。萨尔贡第二扫平西方和南方，击溃北敌；辛纳赫里布四战埃兰，三平巴比伦；阿萨尔哈东抚平米底，征服埃及；阿淑尔巴尼帕第二攻陷底比斯，侵占埃及，三人苏萨，摧毁埃兰。萨尔贡王朝的历代诸王将亚述帝国的疆界扩展到最大极限，并使亚述文明达到了有史以来的发展最高峰。
从亚述王宫浮雕的主题内容、亚述军队的作战方式及国王的才能品性都可以看出，亚述人热衷于征服战争，并享受战争。国王是阿淑尔神意志的执行者，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更重要的是亚述王身上凝聚着整个亚述民族为战争而生存的不朽灵魂！
二、亚述人尚武文化形成的主要因素
亚述国家的诞生，最初并非以军事立国，而是以贸易立邦。公元前2000年代的古亚述城邦时期，亚述人是以商业和贸易发达著称，这一时期亚述地区是近东地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中转站。根据小亚细亚的卡尼什城发掘出的大量泥板文书的记载，学者们形象地描述了古亚述时期阿淑尔城商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小亚细亚之间贸易的情景：“阿淑尔城商人的驴队从阿淑尔城出发，满载着货物，穿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沿着陶鲁斯山脉，到达小亚细亚的卡尼什城。在这里他们把货物转卖给本地和其他地区的商人。……阿淑尔城的商人运往西方的主要贸易商品为羊毛织物和锡，运回的则为银和金。”亚述人还以对外殖民贸易而闻名。亚述人沿着他们的贸易路线，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平原和安纳托利亚高原上建立了许多商业殖民点，被称为“港口”，以及一些小的定居点“瓦尔巴图”，以定居点为纽带，公元前19、18世纪，亚述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和安纳托利亚形成一个广大的贸易网，这不仅成为两河流域与西方交流的通道，也是后期亚述对外扩张精神的一种体现。亚述早期的商业和贸易发展，为后来亚述的军事扩张奠定了基础。
亚述人对商业和贸易是非常重视的，其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如上所述，即使到了公元前1000年的帝国时代，商业活动也是亚述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你发展商贾，多过天上的星星”，从犹太先知的这句话中即可见一斑。然而，不论是早期的商业发展立邦，还是后来以武力扩张取代商业发展而缔造帝国，亚述人选择如此“轻农耕，重商战”的立国之道，究其原因，主要是亚述所处的独特的地理环境使然。
“美索不达米亚始终面临着极大的危险，文明而繁荣，但缺乏自然屏障，这吸引了山民和平原居民，他们可以轻易地进行掠夺。”以阿淑尔城和尼尼微城为中心的亚述本土位于两河流域北部。这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既是北方山区“野蛮民族”和叙利亚草原游牧民族南下的必经之路，也是南部巴比伦尼亚到地中海和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要冲，更是亚述地区同小亚细亚之间贸易路线的起点，但是，这里缺少耕地和其他人类生活必需的资源，如木材、金属和良种马匹等，亚述人必须发展对外贸易才能使该地区繁荣富强。连接西亚东西南北的重要地理位置，对于亚述人来说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因此，在强族林立的古代西亚地区，亚述人为图生存和发展而不得不从事商业贸易。从事商贸，不仅补充了亚述地区缺少的重要资源，使亚述人赚取了大量财富，而且还在亚述以外的地区建立了贸易殖民点，这些都使亚述民族富足和强盛起来。此外，从事商贸活动，还使亚述人养成了喜欢冒险，讲究实用，追求效益的品质，锻炼出了亚述民族坚忍不屈的性格，也刺激了亚述民族向外扩张的野心。
从另一方面来看，便捷的地理条件既为亚述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使他们的生存面临威胁。交通要冲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样，亚述地区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也是古代西亚各强国及周围其他游牧民族竞相争夺和控制的地区。而亚述本土周围没有天然的屏障，使其很容易遭受四周野蛮民族的袭击和统治，从公元前19-14世纪，亚述先后受到埃什嫩那、马瑞、古巴比伦和米坦尼的征服与统治。除这些文明王国对亚述的威胁外，北部和东部山区的“野蛮民族”也时时威胁着亚述地区。亚述国王的一项常规任务就是要不断的征服北方和东方的野蛮民族。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八次战争铭记里详细记载了国王征服周边野蛮民族的战争情况。因此，从地理环境上看亚述不但要面对国内土地和资源紧张的困境，同时要面对东、北及西面游牧民族的进攻威胁，而南边的巴比伦尼亚地区则是传统的军事强国，一有机会他们就北上征服，这些无疑都给亚述人的生存蒙上了阴影，从而养成了亚述人好战的性格。
公元前14世纪，亚述在阿淑尔巴里特统治时期，借米坦尼衰落之机而独立。亚述取得独立之后，发展军事力量来保持民族独立成了必然，尤其是不得不使用武力去保护那些亚述人苦心经营起来但易受侵袭的商业贸易路线和商业殖民点，因为这些贸易路线和商业殖民点是亚述国家取得财政收入和获得重要生存物资的最重要的通道和来源。易受侵袭的地理位置，使亚述人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而要永久地解除周围民族对亚述的威胁，唯一的办法就是主动出击，使这些民族臣服于亚述，置于其统治之下。“公元前一千纪，亚述军队每年向上游的亚美尼亚山村和下游的西方进行扫荡，是为了持续而系统地使山民处于自己的控制当中，因为如果无限地允许他们退回到遥远的山谷里，使他们永远臣服便是不可能的。有效地控制边界地区以便在那里迎接侵略也是必要的。总之，帝国主义是和平的唯一保证。”因此，军事上的不断壮大是位于易受侵袭的亚述生存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战争给亚述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他们只要在战争中获胜，就会得到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源源不断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对于亚述人来说是重要的、必需的资源。以往获得这些资源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商业贸易，如今，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获取这些资源，比通过商贸来得容易和便捷的多。更何况，战争胜利还使亚述人控制了被征服地区的商贸路线及建立更多的贸易殖民点，从而垄断这些地区的商业贸易。亚述为了维持通过征服战争而增加的各种利益，以及养活国内不断激增的人口，就不得不扩充其军事力量，用最先进的技术武装他们的军队，进而发动更大规模的征服战争，这似乎是亚述人不得不进行的一种循环。出土的考古学资料表明，亚述人对这种“不良循环”一直乐此不疲，直至帝国的灭亡。亚述独立之后，战争成为亚述人生活的主要内容，对于亚述人来说，战争是一种生产方式，而非消耗，尽管这种生产方式建立在其他民族的苦难之上。尚武、黩武的精神与传统就这样在亚述民族中形成了。
三、亚述人尚武文化的历史影响
事实上，尚武并非亚述人的专利，尚武是古代近东地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只是亚述人将这种精神和文化发挥到了极致而已。古代近东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环境使尚武、黩武成为亚述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使亚述人形成了尚武的立国之道。
这种尚武的立国之道，对亚述人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亚述人通过军事征服，扩大了其商贸的势力范围，掠夺的大量财富及被征服地区上交的贡品，使亚述很快强大起来，逐渐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帝国；而另一方面，亚述人的崛起是建立在灭亡周边弱小国家，奴役被征服民族，掠夺他们财富的基础之上。亚述人的征服为自己树立了众多的敌手，这些被征服地区无不对亚述人充满了仇恨，他们时刻准备着亚述人的统治，一有机会就揭竿而起，这为以后亚述帝国的解体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事实上，亚述帝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被征服民族实行残酷镇压、涸泽而渔的剥削方式，“一座城市被亚述人占领之后，征服者马上铲平该城以消除城内居民的进一步抵抗”。对于被征服地区，亚述人或者毁灭这个地区而把它的成员分散到其它地方，或者把它的公民全体灭绝，这属于亚述残忍的心理战内容，当然也是其骨子里尚武、黩武的理念与精神驱动之使然。实行这种大屠杀式的民族征服政策，其结果是“除了人力物力破坏和激起更强烈的反抗之外，不能得到什么更多的东西”。另外，亚述人对被征服的民族还实行大规模的迁移和流放政策，这样做虽然在政治上给帝国带来暂时的稳定，但是民族整体被迁移或流放，除一次性掠夺来的战利品外，这些被征服地区则失去了可持续剥削的价值，因为人已经被整体迁移或被流放出该地区后，意味着这些地区的经济基础就被连根拔除而遭彻底破坏了。同时大规模迁移和流放被征服的民族，意味着亚述帝国政府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来安放这些被征服的民族，消耗了帝国的财政收入，这种政策达到的效果事倍功半，得不偿失。
亚述帝国的穷兵黩武，使亚述军队所到之处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给被征服的民族带来灾难。由好战精神培育出的令人胆战心惊的军队不停地对外征服，帝国就如开启的战车，无法停止其狂奔的脚步。“帝国的过分扩张和被征服民族的无法平息的敌意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当被征服地区的财富被掠夺殆尽，而亚述人想再向外扩张而鞭长莫及时，这个靠战利品和被征服地区的贡赋而“养活”的军事帝国便开始变得衰弱不堪。
亚文化范文第5篇
在中国，有一座叫人既爱又恨且引起争议最大的城市。爱这座城市的人说，如果你爱一个人，就把他／她送到那里，因为那里是天堂；恨这座城市的人说，如果你恨一个人，就把他／她送到那里，因为那里是地狱。
这座城市，就是广州。人们很难用三言两语来概括广州的特性，包括土生土长的广州人。
羊城，有凡夫俗子的皮相――恼人的塞车、乱哄哄的老街旧巷、屡治不绝的走鬼档，但自建城逾220年来持续演绎着豁达与包容、光荣与梦想的戏码，从来不缺乏万象姿彩，闪烁缤纷!2010年11月12日至27日，第十六届亚运会在这座充满活力和魅惑的千年商都举行。利用亚运会这个契机，从场馆建设到开闭幕式，从宣传到动员造势，组织者都将“办亚运”视为“办文化”，把广州文化的底气都“秀”了出来，极力提升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而作为岭南文化的中心，羊城这方面的素材当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无论是广州官方还是民间，都对亚运会寄予厚望。那么，亚运会为广州带来什么呢?一般地说，大型国际性综合运动会对举办城市的影响，一是确立和提升其国际大都市的形象，二是提升城市实力和文化形象。
无疑，亚运会是一场超大型的国际“秀场”，但是广州不可能天天做秀，亚运会赛事只有15天，与广州2220多年的建城历史相比，15天犹如流星划过天际的瞬间。也就是说，我们只有15天时间“办文化”，奢望广州文化依靠亚运会实现一步登天，使“千年羊城，南国明珠”的品牌在国际上大放异彩是不现实的。
这座城市独缺文化张力
亚运会结束之后，广州仍要回归生活的常态。因此，在“后亚运”时代这座城市的硬件与软件、市民的文明程度应该如何优化，倾全省之力筹办亚运会过程所凝聚的力量，所形成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和精神认同怎样延续下去，应该才是更加重要的长远命题。
今天的广州，就像一本修订了2220多年的书，翻过一页又一页，每天都有一页需要更新。为了亚运会，广州拼命向前跑，今天旧城改造，明天“穿衣戴帽”。广州人是否应缓一缓脚步，仔细思考：下一步，我们怎样走?广州文化如何借亚运会的东风，在“后亚运”时代直起身来，以清晰的面孔大胆地走向蓝海?如何才不至于在纷扰的巨变世界中迷失自我?
广州，是与北京、上海并立的中国三大城市之一。或许是内敛的缘故，在国际上，广州的名气远不如京、沪，甚至不如深圳、西安。在国内，广州对游客的吸引力也不如大理、丽江、桂林，在穗停留的旅客多为商务人员。说到底，是广州独缺文化张力使然。一场亚运会，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升广州这方面的能力。怎么让自己同时也让别人认识这座城市的文化价值呢?除了体育赛事、吃喝玩乐、景点行程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方法来“推销”依山傍水、滨海临江的广州和广州文化的品牌价值呢?
文化身份并非恒久不变
世界经济论坛每年一度公布城市排行榜，显示城市竞争力崛起已成为一种趋势。跨国企业在选择投资地时，以前是以地区、国家为探讨方向，现在主要是以城市为思考方向。
如何将城市文化当作品牌推销出去，是世界各大城市行政部门的当务之急，这其中，文化品牌的核心价值是特性，一个城市没有特性就像没有脸孔一样，为何大家会记住罗马、巴黎、伦敦，因为它们有鲜明的文化特性和清晰的面孔。广州文化的特性与面孔是什么?至少在目前，人们还说不出所以然。不断拆迁和复制，南方北方，大城小城千城一面，文化产业、节庆活动大同小异，城市无个性，市民无精神支柱，这是国内城市建设久治不愈的弊病，更使喊得震天响的“文化兴市”口号显得荒唐可笑。广州如果不能免俗，倾力举办一场亚运会起到的作用，最多只能是化妆舞会而已，“后亚运”时代将一切如故。
19世纪中期开埠时，上海没有自己的文化身份，如今它的文化地位与北京几乎平起平坐。从古到今，中国各个时代的文化中心是漂移不定的，各个城市的文化身份不是古已有之、恒久不变的，而是不断演化、交杂、更替，期间不断重新演绎、重新界定、重新表述，上海文化如此，北京文化如此，建城历史远比京沪久远的羊城，更是如此。
下一个故事情节如何发展?
广州文化的起伏沉浮，一如西关大屋的命运。
明清时期的外贸大港地位，珠江三角洲经济的空前发展，使云山珠水间产生大批手握巨资的富绅贵宦。他们在广州西关斥资造屋夸富炫贵。这些豪门华宅汇聚了广州黄金时代的虹彩般辉煌气象，焕发出岭南广府民居的巅峰之光。
西关大屋全盛于清。一座座大屋以古典传统纳西洋之风，透出居住其内的西关巨商之理想境界、审美意趣。当年，富可敌国的十三行商人，身居高宇华厦内，操控着国家的对外贸易，以中国第一代买办的雄姿登上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与中央政权、地方势力、西方列强往来周旋、呼风唤雨。岭南文化的重商性在他们身上达到极致，由此孕育了与西方近代商业文明接轨的中国近代商业文化。那些建造西关大屋的广东能工巧匠，后来又在中国第一批西式及中西合壁的建筑上大显身手，教堂、洋房、骑楼、碉楼在南粤拔地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