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我浪漫主义

早在20世纪初叶，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便详细介绍了18世纪盛行于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并对其思想艺术特征做了极为精彩的点评。他也真诚地呼唤中国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掀起一场属于中国自己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创造社作为20世纪20年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性社团，其创作的典型特征便是主情主义。郭沫若强调诗是抒情的，在致宗白华的信中，他说得直截了当:“诗的本职专在抒情”。他还提倡“自我表现”，郁达夫提出:“自我便是一切，一切都是自我”。他们推崇情感、想像、灵感，这使他们的理论主张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也因此，在五四新文坛上，这股浪漫主义思潮是悄然兴起的。两个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名字代表了浪漫主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两个类型。一是维特型，一是普罗米修斯型。维特型浪漫主义，是指那种消极的、感伤的、表现自我情绪及心理的浪漫主义，整个色调是忧郁的，如维特的烦恼，卢梭的哀诉，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中典型的便是郁达夫作品，弥漫全书的是一种“零余者”感伤情绪，当时风行的自传体小说(除郁达夫的作品外)如张资平、郭沫若、黄庐隐等的小说都带有这种消极浪漫主义的抒情色彩。普罗米修斯型浪漫主义则正好相反，它指的是一种积极乐观的浪漫主义，所塑造的人物都是热情、勇猛的，崇尚暴风雨或洪流般的力量。如约翰克里斯多夫、拜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最典型代表便是郭沫若的创作了。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新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他的诗集《女神》，有着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虽辞气浮露笔无藏锋且过分张扬，但却以其狂飙突进的恢弘气势与反叛传统的时代精神，以其放纵个性的自我表现和丰富充沛的艺术激情，点燃了青年一代个性解放的狂热情绪，是典型的积极浪漫主义的表现。总之，在浪漫主义思潮发展的过程中，从自我浪漫主义到革命浪漫主义的转变，是一个从文学革命时期到革命文学时期的变换，更是一个从自我情感表现到群体力量讴歌，从低吟个人爱情到高喊阶级革命的转变。

二、革命浪漫主义

革命浪漫主义与自我浪漫主义相比，总的看都是主情的，都是情绪的表达，理想的追求，主观色彩都很强烈，但不同的是自我浪漫主义表达的是自我情绪，追求的是启蒙的实现及个性的解放，而革命浪漫主义是反个人主义的，它放弃了主体的个性化原则，转而提倡主体的群体性，抒发的是阶级的群体化情绪，追求的是阶级的翻身及解放。一是为个人，一是为群体，这是二者的根本不同点。从继承与发展方面看，蒋光慈的诗集《哀中国》，小说《少年漂泊者》《冲出云围的月亮》《咆哮了的土地》等，还有殷夫的“红色鼓动诗”及蒲风的政治抒情诗等，其表现出来的激昂飞越的情绪、反抗叛逆的精神、乐观向上的理想和主观抒情的格调，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们对于郭沫若浪漫主义精神的承袭，它们的感伤缠绵情调，实际上与郁达夫的感伤浪漫主义小说也有着某种精神上的沟通，只不过是增加了一些革命理想主义的亮色和革命英雄主义的豪气而已。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包括领导人、作家在内的人们都沉浸在胜利之后的狂喜及兴奋之中，这时期出现的作品，如力图再现历史的《红旗谱》《创业史》《红岩》《青春之歌》等被称为“红色经典”作品，还有一些表现了高度的文学与政治热情的新诗歌，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等，都充满了一种革命胜利后的浪漫主义精神，表达出了一种豪迈激越、乐观向上的艺术风格。以“红色经典”为例，它实现了那带有特定时代印记的“史诗”观念和创作追求，构成了具有特定时代色彩的“宏大叙事”和“精品”意识，这可谓是“红色经典”创作者留给文坛后来者的有价值的精神遗产。但在人物塑造方面，人物形象却都被简化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模式，即正方:穷人—好人—革命者—正面形象;反方:富人—坏人—反革命—反面形象。人物特征也必定是敌方:愚蠢、怯懦、奸诈、勾心斗角等，我方:机智、勇敢、诚实、万众一心等，这显示出一些从革命浪漫主义向极端浪漫主义过渡的征兆。

三、极端浪漫主义

1958年，在经济建设领域出现了“”风潮，与之相呼应，在文艺创作上，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又讲道:“我们的工作要革命热情、革命理想和实际精神相结合，在文艺上就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这种文艺创作方法的提出，旨在把浪漫主义提到与现实主义同等重要的地位来加以确认，由于处在那样一个充满激情和幻想的时代，文学创作中“单是现实主义自然就不够了”，“特别需要提倡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因素进入我们的文学创作”，如周扬所说:“没有高度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不足以表现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我们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待等人在“”运动中，掌握了文艺界的领导权时，这种极端浪漫主义就发展到了它的最顶端。等人借总结“革命样板戏”(“”时期，被认为是开创“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主要形式)的创作经验，形成自己的一套文艺理论和创作模式，文学实践的成就就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革命样板戏及一些御用写作班子创作的诗歌小说等，这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往往是“高大全”式的，而又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他们非鳏即寡，情爱母题被彻底回避，在他们眼里，没有亲情、爱情及任何私人情感而只有革命。作品充满了浪漫情致和完美英雄主义色调，浪漫主义发展至极端。这些作品尽管打造得很精致，直至今天也很受人们的欢迎，但其中塑造的人物却因缺乏真正灵动的生命而颇显苍白，他们已不是生活中原有的人物，而是作者遵照极端浪漫主义精神，倾全力所打造出来的，是极端浪漫主义创作思想下的产物。总的看来，在这个时期中，极端浪漫主义是文学主潮，它占据着绝大多数的文学席位，但也有例外的存在。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那时正是我国的经济困难时期，而郭小川的诗歌如《林区三唱》《甘蔗林—青纱帐》等，用丰富的历史想象表达着一种英雄主义乐观精神和澎湃的、饱满的革命热情，如一把火一样，温暖并激励着人们战胜困难、渡过难关。这些诗歌浪漫情绪的流露，是真实而不做作的、空泛的。不像“”作品那样，这实为浪漫主义思潮发展至黑暗之旅中的一点亮光。

四、虚无浪漫主义

“”结束了，中国历史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转折点，在新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写实派”文学(包括“新写实主义”和各种各样的“纪实文学”)、观念化的“现代派”文学(包括“先锋”文学、“寻根文学”和各种各样的“实验小说”)及“后现代派”文学等样式。总观这一时期的文学，浪漫主义是缺席的，更别说是形成一种群体性、普遍性的思潮了。新时期的文学，对时期的否定及对“极左”思潮的清算，导致人们的思想陷入混乱。偶像崩塌，信仰遗失。在新时期之初，浪漫主义思潮有一度回归的征兆，基本的创作队伍是情感型的知青小说家(如张承志、梁晓声、史铁生、铁凝等)。但不久，这些作家纷纷转向，由他们所代表的浪漫主义思潮像一颗闪光的流星划过长空，留下了短暂的美丽。而年轻作家张炜，则是从民间文化中挖掘出对抗商业社会冲击和道德沦丧的理想主义精神，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一点亮光，但他的追求与理想是蒙着感伤、迷惘、痛苦的轻纱的，是一种维特型的浪漫，且孤掌难鸣。总的说来，在新时期的文学中，充满了因伤痕而痛苦的低吟声，号召人们反省及思考的愤激的呼吁声，还有反理性反传统，蔑视一切、怀疑一切的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这些异域之声，无论哪种声音吧，都不美好，浪漫主义只是一种虚无存在，是一种缺席的状态。茅盾曾说过:“文学是描写人生，犹不能无理想做个骨子。”而浪漫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相比较，最大的特征便是理想性的表现。正如我们呼唤“重回五四起跑线一样”，我们也应呼唤浪漫主义的回归，在浪漫主义的美好幻想中，安置我们浮躁而孤独的灵魂，畅想那比远方还远的彼岸世界，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真正的诗意地栖居在人类的大地上。

作者：王海艳单位：河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