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诗歌
浪漫主义诗歌范文第1篇
摘 要：青年马克思留给我们后人的诗歌有116首，共6集。就其类型而言，大体上可以分为抒情诗、叙事诗、讽刺诗、哲理诗和献诗五种。主要完成于1833年至1837年。我们在分析马克思这一时期所写的全部诗作时发现：他的这些作品贯穿着他由革命浪漫主义引起的反抗精神，具有显著的浪漫主义特征。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诗歌；浪漫主义
作者简介：王强（1987―），湖南益阳人，现为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2-0026-02
一、马克思诗歌的研究意义
长期以来,国内的马克思研究者们对马克思的诗歌一直不很重视，人们似乎已经接受了弗・梅林在《马克思传》中的既定结论,认为这些诗歌在技巧上是未经推敲和不成熟的，在内容上全都流于浪漫主义俗套，尤其是将这些诗作置于它们诞生的年代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远落后于当时德国文学的发展状况。此外，马克思本人对自己诗歌的批判态度也是大家认为其毫无价值的重要原因。在人们准备用轻视甚至无视的态度对待马克思诗歌时，我恰恰认为，马克思诗歌对研究马克思的一生和马克思浪漫主义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价值的重要程度可能是国内大部分马克思研究者尚未意识到的。
人们大都把马克思解释成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学者，认为马克思是纯粹理性的，它和浪漫主义毫无联系，从而遮蔽了马克思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使我们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解变得十分世俗和狭隘。因此，重新诠释马克思诗歌和浪漫主义的关系，对于全面深入地领会马克思哲学，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如果说浪漫主义借助于诗歌实现对人生“无限”和“绝对”的追求，马克思则借助于实践完成了人类社会对至善的历史追求。在此意义上，可以把马克思的实践批判称之为带有浪漫主义气质的实践批判。所以，研究马克思诗歌是研究马克思本人以及其他哲学思想的桥梁和工具。
二、马克思诗歌中的浪漫主义
马克思从小就喜爱诗歌。他15岁时就写了《查理大帝》一诗。查理大帝是中世纪时代的法兰克国王(742一814)。这么小的年纪竟能用诗对一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作出评价，这说明他从小对诗歌就有所爱好并且掌握了一定的写诗技巧。德国社会民主党杰出的理论家、《马克思传》的作者梅林(1846一1919)指出:“马克思几乎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曾经梦想过诗人的桂冠。”进入青年时期，马克思写的诗就更多了，尤其是他写给未婚妻燕妮的3册爱清诗，真情洋溢、感人肺腑。
马克思的诗歌一个通体的特色，就是以大胆的幻想和丰富的想象以及奔放的热情，道出了自己心中的向往和追求，也道出了自己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和冲突以及自己精神生活的动荡不安，宣泄了对现实的不满。青年马克思在自己的诗里，把那些贵族老爷比作“在腐烂物上爬来爬去”的“蛆虫”，他们坐在安乐椅上，一声不响，“四周的急风暴雨在发怒”，他们脑海里却“风平浪静，安之若素”。
《海上船夫歌》一诗，更把这位当时充满革命民主主义战斗精神的勇士渴求新生活的傲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你们尽可在我的船儿四周，
有气无力地喧嚣，
哀求我的宽大饶恕，
但船还得开到目标。
这首诗，既展现了诗人的宽大胸怀，又表现出他对未来充满信心，而且在为实现这个信念的时候，诗人不怕“惊涛骇浪”和“翻卷的漩涡”，不怕咆哮的大风，也不怕触上暗礁，具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顽强斗志。
我们知道，燕妮比马克思大4岁，贵族出身，美丽动人，正值豆蔻年华，要嫁给一个平民阶级的子弟，不仅要有敢于蔑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一切传统观念和偏见的勇气，同时还要讲究方式，举止得体，恰如其分，因此她决定暂时瞒着自己的父母和卡尔秘密订婚，这是当时唯一合理的抉择。订婚后不久，马克思就离开燕妮，赴柏林求学。在柏林求学期间，马克思由于长期没有收到燕的来信，内心无限惆怅。这种个人爱情生中的遭遇，加上当时德国社会的种种错综杂的情况，特别是马克思当时生活的柏林漫着庸俗的市侩习气和伪善的宗教正统思想，柏林的社会生活因循守旧，沉闷窒息，政治运动只尚空谈，资产阶级对实现德国的自由统一消极迟疑，这一切为他的诗作提供肥沃的浪漫主义的土壤。在《爱之书》第部里，我们读到“他鄙视尘世的浮华”，那“永恒的火花不会熄灭，把世间的黑暗勾画分明”。在《爱之书》第部里，他写道:“不要饱食终日一无所成。”在《歌之书》里，他的豪情壮志熔铸成诗行:“现在我要大胆地投身生活，投入奔腾生活的漩涡急浪。”
在《献给父亲的诗册》里，他的浪漫主义激情更加激昂，他的诗句像闪电穿透旧世界阴霾的云层，又像鼓点激奋人们迈上为创造新世界而战的征程：
面对着整个奸诈的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怎样才能使这个世界塌倒呢?马克思另一首诗中指出:不要随波逐流，蹉跎岁月;对浮华加贪婪的生活，不应当俯首屈服。这样，经过艰苦而漫长的斗争历程，从毁灭的废墟里，一个新世界才会诞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战斗情怀。
根据我的初步统计,马克思诗歌中关涉爱情的诗作占全部创作总量的57%左右，关涉死亡的占46%，它们构成了青年马克思诗歌创作的两大主题。在浪漫主义意象方面，以灯、星星为主，加上其他发光体，可归为光明类意象，以海洋、恶水、暴风雨为主的，代表摧毁和破坏性力量的意象，可被归入黑暗类，与歌声、音乐有关的描写，包括出现琴(七弦琴、竖琴或三角琴)、歌声和歌手的诗句，以及出现漂泊、流浪、远行情节的诗作。
星星或灯，在大多数情况下，给作者以道路的指引，可以抽象地理解为真理之所在。如在《烦恼》中：
“我需要充满魅力的眼光
就像是横空彩虹的光芒，
眼光中有歌声,也有火焰，
还有夜空的星星在闪亮，
我在梦中见过这种眼光，
这梦预示着什么,却不详，
我的心会在寂寞中枯萎，
如今我等待着的是死亡!”
作者在诗中表现出强烈的宿命感，光明是用来驱散黑夜的武器，作者对他所见的亮光并不完全明了，而命运似乎已经注定。虽然有时也燃烧作者心中的火，但通常，星星、灯是外在的没有感情的客观“存在”。在《致星星之歌》中，马克思写道：“在那万籁俱静的夜间，/人们只朝着你们抬眼，/你们身上有童年的希望，/还有那永恒的地久天长。”此为赞美星星的永恒，之后感情急转：“你们的星光在闪耀，/永远朝着我们嘲笑，/人们的心对着你们，/在困倦无力地搏跳。”这里,当对世界的歌颂遇到了人类生命的短暂时，马克思甚至表现出些许怨恨之感：“哪怕我们的安宁消失，/哪怕我们注定会死去，/那时树枝不会沙沙响，/星儿也不会因而落地。”最后，在诗的结尾，对光明的崇拜变为诅咒：“一旦你们离开光芒，/就会把真情实话讲，/就再也不会发闪光，/四周将是黑夜茫茫。”在《三盏灯》中，同样的，马克思也写到了一种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光亮：“第三盏燃放着闪闪的金光，/它什么事情也记不住，/它不望高处也不看远处，/站在那里像一株鲜花盛开的果树。”马克思对真理或理想的怀疑，通过爱情来调节，星星就曾直接指涉爱情，如“我能在群星之中/看到燕妮的名字”。甚至，燕妮还被抬到了像理想和命运一样的高度：“只有精神的渴望，只有宇宙，/和燕妮你本人，才是地久天长。”（《我的世界》）
三、浪漫主义诗歌和共产主义人生
马克思青年时代诗歌中出现的一切似乎是他后来人生的提前预演，从注定要扮演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英雄，到漂泊流浪，再到将死前未实现的理想托付给后人……青年马克思在真正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前，就已经立下了重塑整个人间的目标，并对自己今后的人生进行了浪漫设想。
马克思诗歌的意义还在于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更真实、完整的马克思形象，尤其是他对爱情的执著和忠贞。爱情题材占马克思诗歌总量的一半以上，爱情生活同样是马克思人生重要的一半。燕妮死后，马克思在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我已是双重的残废了，精神上是由于失去了我的妻子，生理上是由于病后胸膜硬结和支气管应激性增强。” “恩格斯在马克思夫人逝世的那天说过：‘摩尔也死了’,这话是说得不错的。”马克思只比妻子多活了15个月，他的死亡在爱情之花凋零后和伟大胜利(全球共产主义革命浪潮)到来前，同他年轻时诗中描绘的一样。我们可以猜一下：假如马克思没有得到燕妮的爱，200多年来的人类历史是否将被彻底改写?
阿尔都塞曾说：“我们不仅要防止上唯心主义思想史观的自发幻想的当，并且更要防止受到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给我们的印象的影响，防止接受青年马克思的自我意识。”他谨慎得有点过头了，对马克思诗歌的研究表明，青年马克思不仅是伟大事业的起点，还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精神之所在，这种精神的内核直承耶稣基督、释迦牟尼等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一批的人物，它饱含拯救苍生的济世情怀和自我牺牲的殉道勇气，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从来就不是分裂开来的，那位满怀激情的青年诗人和流浪欧洲的白发老者，同属于19世纪那个不朽的传奇。
参考文献：
[1]梅林《马克思传》，三联书店,1965.第103页
浪漫主义诗歌范文第2篇
关键词：岛崎藤村；雪莱；浪漫主义；诗歌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9-0312-01
一、关于岛崎藤村生平及代表作简介
岛崎藤村（1872-1943），原名岛崎村树，日本著名诗人，小说家，参加了北村透谷等创
办的杂志《文学界》，其早期诗歌大都连载于该杂志。明治30年，岛崎收录了他之前创作的51部诗歌作品，合作成《嫩菜集》发表，该作品集合被评为开创了日本近代诗歌的新境界。藤村的诗歌打破了固有的形式主义，摆脱了封建道德思想束缚，极力主张自由与解放，具有西方个人主义特色，但又不失日本诗歌的传统表现形式，故而在开放的思想上又富有细腻深沉的笔法，符合本土读者口味，一经发表，在日本引起了广大青年的内心共鸣，极受追捧。
二、岛崎藤村的创作时代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社会经历了明治维新带来的变革，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在经济腾飞的带动下，日本的国家政治，民族文化，国民思想等各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政治上，日本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并迅速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三、岛崎藤村的诗歌作品特色
明治之后的日本诗坛格外清冷，放佛走进了一个模仿西方作品或是拟古典诗歌的僵局，找不到方向，毫无时代精神可言。而岛崎藤村的出现，给沉闷的日本文学界带来了曙光。他在深受欧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对西方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加之出生于乡绅家庭，其父为当时日本著名国学家，所以其作品又颇具日本传统的含蓄与细腻的特色。个人成长经历使得岛崎的诗歌作品极具浪漫主义特点，处处体现着渴求突破固有封建道德牵绊的强大的爆发力和想象力。他的诗歌以个人经验贯穿始末，极力追求“我|”的自然属性和人格独立，强调内心告白。另外其作品中有不少讴歌爱情的作品，提倡人们大胆追求感官享受，这些作品反对空灵抽象的爱，提倡既有精神的契合，又有情感交流，富有生命结合的人间真爱，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是对亚洲传统的封建的禁欲主义对于人性无情压迫的有力反抗。
四、关于雪莱的作品及代表作简介
雪莱（PercyByssheShelley，1792-1822）被誉为英国文学史上最具才华的诗人之一，其诗歌创作代表了英国的浪漫主义精华，大部分作品节奏明快，积极向上。代表作有《西风颂》，《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与《麦布女王》等。雪莱将浪漫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其终极目标是创造一个人人享有自由的新世界。他将这种伟大的设想投射到诗歌创作中，向人们传达了真善美的真谛。
五、雪莱的创作时代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大陆处于变革的时代，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伴随着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渐深化，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变革跌宕起伏，人们渴求打破封建专制，到处都充满了一触即发的力量。这时候的启蒙运动蓬勃兴起，但是通过实践的验证之后，人们逐渐对启蒙运动所描绘的理性王国完美国度产生了失望情绪，对资本主义建立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深刻的不满，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产生了怀疑。在这种复杂时代背景之下，雪莱正视了现实，勇敢的对社会黑暗面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他不是消极的妥协，而是包含着反抗和战斗的激情，寄理想与未来，对将要到来的新生活充满了向往。
六、雪莱的诗歌作品特点
雪莱的诗歌作品中有大量针砭时弊的政治讽刺诗，也有赞美山河壮阔自然优美的抒情诗，还有感叹世事无常追忆人生往事的叙事诗，他的诗歌体裁丰富多样，音韵和谐，感情细腻，意境豁达，将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推向了巅峰。雪莱天赋极高，从小又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加之勤于思考，以及有曲折坎坷的人生体验，所以作品中无不体现了追求真理的浓厚的哲学意境。
综上所述，岛崎藤村的诗歌和雪莱的诗歌在内容和创作手法上有许多相似之处，都主张冲破旧势力的束缚，实现个性解放，追求平等与自由，期盼美好的社会新秩序的建立；都寄情于山水，但又不忘情于山水，即使面对自然，也强调人的独立性和主观能动性；都讴歌爱情感叹人生，但又不会对现实完全失望，而是鼓励人们勇敢的开拓进取谋求改变。但是，基于东西方不同文化根基的滋养，岛崎藤村的诗歌相对更加含蓄深沉，更注重自我的剖析和自我人生经验的反省；而雪莱的诗歌更加大气磅礴，把自我放入了时代洪流中，为人们吹响了进攻的号角，体现出强大的感召力。
参考文献：
[1]陈德文.岛崎藤村的嫩菜集[J]当代外国文学，1995（3）.
[2]雪莱.诗辩[A].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第三册）[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3]郭沫若.沫若译诗集[M].新文艺出版社，1953.
浪漫主义诗歌范文第3篇
早年作为“九叶”诗人之一的穆旦，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延承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风格，这种清新朴素的诗风与其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大量翻译不无关系。作为诗人，他赞同艾青所提出的“诗的散文美”的主张，提倡缀取富有诗意的口头语言入诗，提炼诗歌语言的口语美，他曾经引用并赞同艾青如下意见:“语言在我们的脑际萦绕最久的,也还是那些朴素的口语……而当我们熟视了散文的不修饰的美,不经过脂粉的涂抹颜色,充满了生的气息的健康,它就肉体地诱惑了我们。”（1）这种对诗歌语言日常化、普通化的追求，无疑会让人想到华兹华斯对于浪漫主义诗歌语言形式创作革新的巨大贡献。华兹华斯在其1800年写的序言中提出：“我给这些诗定下的主要目的是：选择普通生活力的事件和情境，尽可能通篇都选用人们真正用的语言来叙述和描绘它们，同时又给它们以想象力的色泽，使得平常的东西能以不寻常的方式出现于心灵之前。”相比较于18世纪风行的华丽词藻而言，浪漫派诗歌是一次诗歌语言形式的改弦更张，以其简朴、直白打动读者，给人带来别样的审美享受。如果没有华兹华斯的努力，英诗的词汇将长时期被禁锢在新古典主义的华丽词藻和委婉词汇中。更重要的是，浪漫派的诗歌语言虽然好似日常语言，但其又不同于日常语言，这是因为在具体的语境中，普通语词也被赋予了不普通的内涵。
追随华兹华斯的脚步，穆旦也始终致力于用现代汉语的白话来表达诗意,被王佐良称作“中国新诗里最少用成语,套话的新颖的风格家。”（2）徐志摩在英国浪漫主义的影响之下，也尝试着革新文言文使用白话文来进行诗歌创作，写出了语言直白素朴但又意境深远的新诗，“成为黄遵宪发起的、胡适推动的‘诗界革命’后的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的中国诗坛的主将。”（3）
诗歌主题。在诗歌主题表达方面，中国浪漫主义主要是受西方19世纪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包含着强烈抗争精神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强调自我表现，强调感情的自然流露的基础上，反抗阶级压迫，充满了革命的斗志。
《哀国难》是穆旦的一首充满爱国主义、表达革命精神的诗歌，诗中表现了深重的忧患和急切的心情。诗歌洋溢这呐喊的呼声，号召大家起来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诗歌以“坟墓”的意象来比喻当时社会的黑暗，而同样的比喻又可以从雪莱的那首洋溢着革命激情的《1819年的英国》中找到：
垂死的老王又疯又瞎，国家之耻！/孽子孽孙的公侯是世人的笑料，/……/宗教无耶稣，无上帝，有经而不看。/议会维护着历史上最残暴的法案——/把这些埋葬了，将有神灵跳出坟头，一身光芒，来照耀这暴风雨的时候！
诗人把当时的英国社会也比作了坟墓。而《哀国难》诗歌结尾处那冲出池塘飞上高空的几只水鸟，无疑是一种革命者的象征，这与《1819年的英国》结尾处那跳出坟头的神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是有着相同内涵的隐喻，同样都表达了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穆旦研究的创始者、他的朋友王佐良这样描述当时的穆旦：“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但也发泄着对现实的不满。”（4）
中国浪漫派诗人在歌咏爱情及表达生死观的主题上，也明显是受到了英国浪漫主义的影响。徐志摩对死亡的歌咏可以追溯到济慈生死观。济慈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在实现其爱情的理想和诗歌创作事业理想之前就离开了人世，因此在其诗歌当中总是透着一种对可望而不可及事物的患得患失的彷徨心态。济慈的诗歌也总是歌颂死亡，似乎只有在死亡中才能找到永恒，才能实现其对理想爱情的渴望。济慈的《夜莺颂》和《灿烂的星》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比生命更博大的死，那就是永生。”（5）而徐志摩也因其曲折的爱情经历使他寻求一种死亡的解脱和永恒的平静。徐志摩追求一种单纯的浪漫的爱情，但这种爱情似乎总是可望而不可及。梁实秋在其《梁实秋散文：关于志摩》的书著中写到：“……就是这爱永远处于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步，永远存在于追求的状态中，永远被视为一种极圣洁高贵极虚无缥缈的东西……”（6）这样的评论不免让人想到济慈的《希腊古瓮颂》。
济慈的《希腊古瓮颂》所歌颂的希腊古瓮是一件上面刻有浮雕的艺术品。它既有瓮的圆形之美和大理石的洁白滑润，又有雕刻的图案之美和人物、情节的吸引力。（7）诗歌整个第二节都贯穿了一种新批评派所提出的一种悖论的语言结构：尽管行为者是静止的，但行动却一直在继续；歌曲不会停止；情人不能离开他的歌曲；而即将被亲吻的少女却永远不会被真正地吻到，她将保持这种不变的美。永处于追求状态的东西才是美，才是爱，这在诗歌的主题上给了徐志摩很好的启示。
想象之力。E·伯恩鲍姆（E.Bernbaum）在《浪漫主义运动入门》（第301~302页）辑录了浪漫主义定义的精当选例：与理性和真实感相对的想象（尼尔森）；敏感的想象力异乎寻常的发达（黑尔福德）；一种对于感情生活的突现，它受想象活动的激发与引导，反过来，又激发并引导想象活动（卡扎明）。如此多的概念都把浪漫主义与想象联系到了一起，可见想象在浪漫主义诗歌创作中起到了怎样非同凡响的作用。就连浪漫派诗人们，也都在创作背后的诗艺总结中强调了想象的伟大力量，他们高扬创造性想象的独特作用和魅力，突出想象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在浪漫主义时代，文学实际上已经是在变成“想象性”的同义词。
浪漫主义诗人赋予想象力于高于“事实”之上的特权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正是法国大革命的热情激昂高涨而后又被残酷压制的时期，而英国靠着18世纪奴隶贸易中和帝国主义的海上霸权所攫取的巨大利润，成为了世界第一工业资本主义强国，新的资产阶级体制无情地压榨工人的血汗。浪漫派诗人对于现实世界的失望情怀直接导致了他们转而寻求通过想象产生的理想世界的真与美，在想象的世界里找寻精神的慰籍。创造性想象是诗化这个世界的手段。而且，个性的自由和情感的抒发成为时代的呼声。无独有偶，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也是一个新旧体制更换的革命年代，封建专制刚刚被，民主共和尚未成形。这种情况下的中国诗人们，就很容易走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道路，在想象中歌咏理想、抒怀，在自然中寻求慰藉，体现了西学东渐的中国新文流。
华兹华斯认为诗歌应以日常生活，特别是以乡村的田园生活为题材，用人们的日常语言而不用雕琢的诗的词汇来叙述或描写，同时在事件或情节上加上一种“想象”的光辉。华兹华斯提出关于创作的一条理论就是想象力的作用。他认为任何作家都必须能在外界的刺激停止消失的情况下，能通过想象这“内在的眼睛”（inward-eye）在脑海中重新见到激动人心的鲜明景象。（8）华兹华斯的《孤独的刈麦女》就是取材于普通的苏格兰田园生活，但是在诗人丰富想象力光辉的照耀下，平凡的题材蒙上了非凡的异彩：诗人将苏格兰少女在田间劳作时之所唱比作了夜莺与杜鹃的妙啼，这种类比不仅是赞美了少女的婉转歌喉，更将其比作了只有小鸟才会发出的自然之声，在孤独刈麦的少女俨然成为自然中和谐的一份子，给疲惫的旅人带来精神的鼓励与慰藉。而且，诗人也凭借少女的自然灵透的歌声，使其丰富的想象力驰骋到了边远的阿拉伯沙漠和赫伯利群岛，意境深远。
浪漫主义诗人们通过其丰富的想象力，在大自然中、在充满奇异的梦幻之旅中找寻逃避现实的良药。也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塑造大量的意象，以隐喻、象征等手法表达诗人对于理想的美好世界的向往。在浪漫主义美学中，想象被看作是艺术过程的中心，是创造性的变革力量。
蔡其矫的诗中也是洋溢着想象力所创造出的非凡生命力，普通的题材却绽放出美妙的意境。
以我观物：追求情感，崇尚自然。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第二版序言》（1800年）宣称“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情感论代表了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一个基本特征。在新古典主义者那里，诗歌是对客观世界的模仿，诗人所忠实的是自然对象；而在浪漫主义者那里，真正的诗歌并不描绘外部现实，而是抒发诗人的情感，诗人只需忠于自己的心灵和情感即可，诗歌被认为在本质上是一种情感的倾诉。但这种情感并非最初的原始情感，而是一种与想象相结合的事后在平静中回忆起的情感。浪漫主义是一次美学上的改弦更张，充分释放了个人的情感。浪漫主义诗歌是直抒胸臆的感情表达，从诗歌所表现的物我关系上，也即主客体关系上，是强调主体的。浪漫主义的抒情诗大都采用以我观物的视角来歌咏自然，体现了情寄自然的情怀。英国诗人几乎没有谁像华兹华斯、济慈那样热切地欣赏大自然，在对大自然的歌咏与赞美中，抒发了自己崇尚自然的热烈情感。
中国浪漫诗人受到了英国浪漫主义自然诗风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采用的是以我观物的主客体审美关系方式，追求的是自己主观情感和主观态度的强烈外露，蔡其矫曾说：“胸中燃烧着混合血肉和灵魂的感情，才产生诗。真情是诗的最大支柱。”浪漫主义诗歌所强调的强烈情感也并非是极端的个人的情感，而是一种理智的掺杂各种因素的情感，也需要有客观对应物的意象来进行感情的表达。除了关于自然和想象作用的新观念外，还有两个因素培育了浪漫主义抒情诗：崇尚情感，追求自然。浪漫的情感总能在大自然中找到适当的意象，藉此抒发自己的情怀，不仅如此，无论是蔡其矫还是华兹华斯，都是歌颂大自然的神奇和伟大，在自然中找到了心灵的慰藉。
在华兹华斯一首叫做《我独自游荡入浮云》的抒情诗里，诗人描写的是在独自漫步湖边时突然看见一片水仙，在对水仙在风中摇曳、无羁无绊的姿态进行了生动的刻画后，点明了这样一幅自然美景带给心灵的鼓舞和安慰：
我凝视，凝视，但没有料到/这景象带给我多么丰富的酬报/现在，常常当我在睡椅上半卧，/情思空虚，心情低沉，/这些水仙花就在我的心灵的眼前闪烁，/慰我孤寂的心情/到我的心感到欢欣鼓舞/加入了水仙花们的欢舞。
这时诗人突然将湖畔一片普通的水仙花上升到一个不平常的高度，用他自己的想象作为照明，将想象的异彩投射在这片水仙花上，使它们涂染上非凡的神采，成了一种精神力量的化身。每当诗人在寂寞忧郁时，美丽的水仙都能够带给诗人无比的愉悦。在浪漫主义诗歌中，自然景物常常被赋予人的生命和情感，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水仙那生机盎然的姿态，代表了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能够给诗人以力量。
蔡其矫在其《看海》中，描述了波澜壮阔的大海给他带来的情感的震撼和心灵的提升：
每一次看到蓝色的大海，/我的感情都得到了更新，/好像太阳在落海浴洗后，/在更光明地向碧天上升。
浪漫主义诗歌范文第4篇
巴特勒说过，英国其他时期产生过一些同样伟大甚至更伟大的作家，但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像浪漫主义时期这样涌现这么多确实举足轻重而又各具特性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历时并不算长，纵然是从布莱克的《天真之歌》（1789）算起，到1830年即已趋于结束。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作家们几乎同时生活在英伦三岛，但彼此却很少唱和追随，从政治信仰到文学理念，他们往往大相径庭，彼此悖驳。 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浪漫主义作家们身处这一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之中，反倒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和意义并无透彻的自觉，这便使得浪漫主义文学并未形成高度一致或基本统一的风格和理念，反而呈现出一派复杂多样的文学气象，使后来的文学史家很难对“浪漫主义”做出令人满意的理论概括。人们意识到，浪漫主义不同于以往的艺术运动或文学流派，如巴洛克风格和洛可可风格，这些流派容易辨别且相对统一；而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则是变动不居、各具特色的，有激越有含蓄，有精致有粗犷，有细腻有豪放，有写生有写意……，但是，历史愈沉淀，我们愈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些经历同样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作家们毕竟存在着诸多共性。例如，他们都反抗某种社会羁绊，颠覆某种社会规范，执著地追寻个人的自由和理想。从布莱克到济慈，这种“热情奔放而叛逆”的精神汇聚成一道浩大的洪流。 就英国来说，同样的，尽管浪漫主义诗人彼此间很少相似之处，但只要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与法国或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们做一比较，就会使人立刻感受到他们身上共同的英国气质。追本溯源，这种英国气质可以归结到一个明显的本源上，即生机勃勃的自然主义。勃兰兑斯在《19世纪文学主流》中指出：“自然主义在英国是如此强大，以致不论是柯勒律治的浪漫的超自然主义、华兹华斯的英国国教的正统主义、雪莱的无神论的精神、拜伦的革命的自由主义，还是司各特对以往时代的缅怀，无一不为它所渗透。它影响了每一个作家的个人信用和文学倾向。”［1］的确，似乎惟有自然主义，才构成了英国诗人气质中普遍的、核心的艺术因素，他们对乡村、大海、花草和一切动物的热爱使得他们成为大自然的观察者、爱好者、崇拜者和讴歌者。 一、田园风光之上的冥想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有大量的田园生活描写。在诗人们笔下，无论是清新恬淡的自然，还是绚烂绮丽的自然，无不透露出灵与慧、现实与虚幻相交织的境象。诗人的自然写作并非为自然而自然，而是以我观物、以景抒情、以物观我、以象寓理，在自然中寻求智慧与美感、力量与慰藉，甚至世间的真理。至于借自然之物言情述志，更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自然观的真实流露。“写平凡而表达不平凡，写社会和自然环境而表达人物内心世界，写客观同时表达主观的情况，这是华兹华斯在艺术上的造诣”［2］，也是整个浪漫主义诗人的写照。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并不满足于翔实地描绘自然、展现自然，而是将大自然当作实现梦想的天堂，净化灵魂的乐土。他们是真正的大自然的爱好者，爱好到狂热的程度。由于这一特点，他们的创作尽管旨趣不同，如布莱克和拜伦作有许多“托自然而说理”的诗篇，而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和济慈则有更多“托自然而思理”的华美篇章，但他们在作品的审美意境上无不在自然上下工夫，使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纵然描述最简朴的乡间日常生活，也能诗意盎然；纵然描写最虚幻的梦境天堂，也能真实得历历在目，跃然纸上。 若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是在用诗歌描绘自然，莫如说他们是生活在诗意的自然中。柯勒律治说过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我们得的只能是我们给的，大自然只存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华兹华斯这位描写日常田园生活的大师便以自己的诗歌语言证实了这一道理，也演绎出美的神话。在《早春即兴》中，诗人似乎把自己的神经触角伸展到整个自然中去了，“当我倚坐在灌木丛中，我听见一千种柔和的音响；愉快的遐想，甜美的心境竟把缕缕哀思送到我的心上。”可见，在自然的怀抱中，诗人是在用心灵感悟自然，用热情探寻美的存在，用生命记录自由之歌。 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自然景物常常被赋予生命和情感，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如布莱克的《向日葵》，“啊，向日葵！怀着对时间的厌倦，整天数着太阳的脚步，它寻求甜蜜而金色的天边———倦旅的旅途在那儿结束”。向日葵，暗喻了人类的欲望，看似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实则令人疲倦。那是多么无奈而又无尽的俗望啊。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诗人还常常将自己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如华兹华斯的《咏水仙》，“我好似一朵孤独的流云，高高地飘游在山谷之上。”或借自然之物阐述其人生体悟，如布莱克《天真的预示》，“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花里看出一座天堂，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把永恒在一刹那间收藏。”这些诗歌或赞誉大自然的神秘与美丽，或将自然视作心灵的慰藉。在写自然的幽美和雄伟时，也写自己内心澎湃的激情及所感所悟。似乎只有在亲近自然时，诗人才能感受到心灵的平静和精神的愉悦，才能灵感泉涌直至神灵附体之境。由此可见，诗歌中的自然，乃是诗人心中的自然；诗人在自然中汲取心灵的慰藉，在对自然的崇尚中追寻梦想的天堂。 自然、生活、美和自由，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始终是浑然一体、相互渗透的。我们甚至无法分辨是自然赋予了诗人以灵魂，还是诗人赋予了自然以生命。在这些诗篇中，既有瑰丽奇异的想象世界，也闪现着真实生动的现实生活图景，不论是平铺直叙或跌宕起伏地讲述故事，还是激情澎湃或黯然神伤地抒感，自然的形象始终都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二、自然语境下的人性思考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另一个特点是诗人们对人性的思考，对人的自然性的关注。他们并不是消极遁世地描摹大自然，而是回归自然，探索隐匿在近代工业文明阴影背后的大自然的价值。诗人们从未放弃过在自然的语境下对人、社会和自然关系的思考。虽然从创作机制来说，自然是激发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进行思考的动因，诗歌是由感悟自然之物而起，但实则诗人们关注的往往是人类的核心经验与生存本质。#p#分页标题#e#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期望的是通过重返自然来解决工业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平息商品社会中人类的骚动，甚至净化人类的心灵。当诗人们在纷繁的社会领域找不到出路时，英国丰富的自然世界和美丽的田园风光便成了他们最乐于凭借，并寄予无限希望的解决现世问题的法宝。正是这种对人的自然性的关注和期冀，使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自然描写生活化；这些诗歌通常语言简朴，结构简单，内容平实但却充满挚情而且清新自然。也正是这种试图重返自然、关注自然的理念，使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社会现状描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叙事视角。这些故事往往娓娓道来，既没有声嘶力竭的抨击，也没有深邃精辟的评论，却能发人深思，痛人肺腑，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工业文明带给人类的种种危机和隐患，以及所造成的人性缺失。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从自然之美出发，探索和思考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本质和关系，这是英国浪漫主义诗篇历久而弥新的魅力所在。他们将生态的自然、物质的自然扩展到人性的自然，极大地拓展了艺术表现空间。浪漫主义诗人在处理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关系时，他们更愿意把社会性纳入自然性中，透过自然的视角观察评述人类社会的本质。如布莱克的《扫烟囱孩子》，华兹华斯笔下的《孤独的割麦女》，彭斯《两只狗》中的庄稼人，一次次地叩响人们心灵的良知之门，引发出无数人的愤懑与哀伤。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歌颂的不仅仅是自然界中的自然性，也包括人性中存在的自然性，这使得浪漫主义诗歌的自然描写不仅充满了人格魅力，而且触及到人性的深邃内涵，揭发出社会生活的严酷真相。这类诗歌往往体现着诗人们用诗歌重塑自然的努力，传达出诗人们挥斥生活的全部热情与信念。如彭斯在《不管那一套》中大声唱出：“有没有人，为了正大光明的贫穷，而垂头丧气，挺不起腰———，这种怯懦的奴才，我们不齿他！”当许许多多的人完全接受了普遍存在的社会价值中的财富尺度概念时，人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批判性地思考这种财富尺度的能力。的确，当人们过多地关注自身的社会性时，似乎已经忘记了人类的自然性。人类将生存需求和金钱扭曲地连接在一起，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遗忘了幸福的本质，而困顿于金钱的枷锁之中。彭斯大声疾呼，他所要唤醒的正是渐渐被人们所遗忘的人之自然性。 正是这种对人的自然性的认同与关注，使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自然写作更深邃、更宏大、更质朴。人不仅经济性的存在、政治性的存在、社会性的存在，人同时也是物质性的存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从心出发，他们是真正的自然主义者，观察大自然，思考社会问题。他们不局限于现实社会的影响和羁绊，在诗歌中追求真理，讴歌人性的坦荡、豁达和真实。 三、浪漫主义诗歌之生态批评 回到当下的社会，不难看出，正是由于处在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时代，“生态文明”前所未有地受到了人类的关注，才出现了“生态学”视角下的文学批评理论。文学生态学为浪漫主义诗歌的自然写作的解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文学和生态学的联系何在？文学研究能为世界生态系统的发展做些什么？生态批评家乔纳森•莱文指出：“我们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3］3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也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的机能，而在于我们的伦理系统的作用。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3］4 文学生态学的发生缘起于生态危机的客观要求，它“大致涵盖了3个方向：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以生态视角对小说、戏剧进行研究；环境文学的研究。”［4］27文学生态学的发展必将召唤出新的文学内部研究，包括对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环境描写和文学作品中承载的自然观进行深入细致的阐释，简单说就是要研究文学作品中的自然写作。文学作品中的自然写作，既包括自然描写，也包括人的情感、天性等自然性的描写，这种内在于人的自然主要指人相对独立于社会经济、政治利益等因素影响的自然属性。事实表明，以此为对象的自然写作正是以某种自觉程度的自然观为基础，对自然予以描写、说明并表达人的自然感受与价值意识的写作活动，包括文学创作和其他自然写生。 英国，作为工业文明的策源地，既是人类和自然之间依附关系被彻底割裂的起始处，也是现代生态危机的体现者。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正处在这一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的前沿，自然也是最先目睹人类生态危机的见证者。虽然受时代条件的限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生态意识”，但他们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人类社会生活中自然的缺失，并不乏余力地歌颂自然，重申自然对于人类的价值。 自然是人类生存的依托和灵魂的归宿，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从未遗忘这一点。其诗歌中的自然主题既是大自然的描摹，也是作者心灵的流露；既是在自然景观之上的冥思，也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结晶，因而得以流传至今，沉淀为现代的生态意识。人类对自然的强烈的依附感原本来自早期记忆，那时人类从自然中获得最可怜但却最珍贵的生存资源，维持了自身的存在和自我评价。而工业革命带给人类社会翻天覆地的巨变，也猛烈而彻底地动摇了这个社会的自然根基。时至今日，各种非人道势力裹挟着科技力量，在使人类获得对自然的实际支配权的同时，进而发展到了桎梏人类自由和人类良知的程度。人类在狂欢中甚至呈现出遗忘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势头。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重温英国浪漫主义创作的自然主题，不禁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态意识固然是时代的产物，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虽未具备明确的生态意识和人类存在的忧患意识，但不可否认，他们热爱自然，敬畏自然，在思索人类命运和人类社会、历史问题时，格外注重人类和自然的联系，将其置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论自然带给人类怎样的命运，人类注定要和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一致的认知。#p#分页标题#e# 时至今日，现实逼迫人们关注环境，生态意识迫使人们重新审视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人类业已开始关注这些自然写作的现实生态价值（因而才导致英国浪漫主义创作受到世界各国学者越来越密切的关注），同时在努力建设基于生态意识的新的文学评价标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以敏锐的视角，关注工业革命和商品经济的弊端，转而回归大自然，汲取自然的力量，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我们今天能够倚重的思想和艺术资源的一部分。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自然写作传统既体现出历史性和继承性，又彰显出前瞻性和超越性，为现代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从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思潮，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再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甚至包括19世纪的科学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潮，英国社会的每一重大思想运动和实践活动，都闪现着自然主义创作的影子。”［5］英国社会的这一浓厚的自然主义传统无疑在现代文学艺术以及一般社会文化的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英国浪漫主义的兴起是种种历史境况使然；回归自然，是诗人们在时代境遇下必然做出的抉择。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不是生态文学的开创者，但他们至少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的奠基者。
浪漫主义诗歌范文第5篇
关键词：浪漫主义，新月派，历史背景，译介影响
前期新月派，是指1928年以前，以北京《晨报副刊》“诗镌”为基本阵地的诗人群，主要诗人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孙大雨、刘梦苇、于赓虞等。前期新月派在新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在确立新的艺术形式和美学原则，使新诗走向“规范化”的道路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
从产生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前期新月派与19世纪英国浪漫派有着惊人的相似，而正是这种社会历史背景的相似性使当时的新月派有了接受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的可能。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中国又陷入军阀的连年混战。内忧外患使国家和民族陷于垂危之中，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积极向外国学习，利用晚清以来留学生译介的大量西方文学、哲学、社会学著作，向民众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抨击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西方列强正忙于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商业有了明显发展，新兴阶级和进步思想同步壮大，这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正有利于新文化的生长。当时社会矛盾众多，有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这和浪漫主义产生之初的英国颇为相似。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欧洲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期刊网，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又是一场思想文化革命，对整个欧洲的意识形态领域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遭到了国内外封建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拿破仑失败后，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俄、普、奥三国于1815年缔结了反动的“神圣同盟”，疯狂镇压法国革命后蓬勃兴起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反动的“神圣同盟”扑灭不了人民的革命烈火，却加深了欧洲的民族矛盾，促使各国普遍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就是在这种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革命风暴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并迅速成为文学的主流。
在浪漫主义时期，英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发展到非常激烈的程度，国内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矛盾，以及与爱尔兰的民族矛盾，重重矛盾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十分敏感地觉察到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带来的社会灾难。……他们只能在狂暴的愤怒和否定中，在深深的失望中，退辟至心灵和理想世界去寻求出路。……这种对现实的情感的否定和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使浪漫主义的文艺和文艺理论都带上了浓厚的主观色彩，造成了浪漫主义运动的基本的审美特征。”[②]
在19世纪前30年，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是欧洲成就最高的文学，而浪漫主义文学之中又以诗歌的成就最为显著。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也包括一个世纪之后的中国新诗。
二
前期新月诗人大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如徐志摩、闻一多、朱湘等，这就使他们有机会在东方文化的基础上更方便地接触学习西方文化，并积极把外国的优秀文化译介到国内，无形之中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论者认为前期新月派是倾向于古典主义的，其实不然。虽然前期新月派诗人大都有较好的古典文学修养，而且在许多作品中不断向中国古典诗词传统吸取艺术养料，但其主要倾向还应该是浪漫主义的。
臧克家在研究闻一多的论文中谈到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和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如屈原、李白、李商隐等）给予诗人的巨大影响时说：“他那时候所以热爱这些诗人，是因为他们的某些方面正符合他当时的思想，激动了他的情感。”[③]其实不单是闻一多，其他新诗诗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喜欢哪一个诗人，无非是因为他的诗作“符合了当时我们的思想”，“激动了情感”，在思想上产生共鸣。特别是当时中国处在一个革命的浪漫时代期刊网，新诗诗人又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特殊时代的激情与年轻人特有的激情很容易与浪漫主义精神产生共鸣。其他新月诗人也大都受过英国浪漫主义思想的极大影响。徐志摩的弟子方玮德认为徐氏“为诗取法于英国十九世纪浪漫诗人，体裁与韵皆有所遵守。”[④]朱湘平生最推崇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于赓虞推崇雪莱；闻一多追求唯美，重幻想与联想，也显示出济慈的影响，并且要如济慈那样作艺术的殉道者。
1907年，鲁迅作了极大地激发新诗革命的《摩罗诗力说》，其中介绍的英国诗人多是浪漫主义诗人。他对浪漫主义诗歌极为推崇：“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惟，流别影响，始宗主斐伦，终以摩迦。”[⑤] 苏曼殊是较早翻译外国诗歌的中国人之一，特别偏爱拜伦，所译的拜伦的诗也最多，影响较大。
孙绍振主张把1917年到1927年的新诗分为流产的意象派、不完全的浪漫派和不完全的象征派，认为浪漫派极大地影响了新诗初期的创作。他在《新诗的第一个十年》中得出结论：“浪漫主义诗歌在中国新诗中取得了统治地位，不像在欧洲那样，经过和古典主义的艰难搏斗，而是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全国几乎所有的阵地。不管是革命派的诗人还是自由主义诗人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浪漫主义的方法，把生命投入艺术的探险，……在想象和激情的，还有灵感的三大旗帜下，浪漫主义诗人的大军声势浩大地席卷了整个中国诗坛。”[⑥]
五四运动以前，浪漫主义诗歌开始译介进中国，五四运动稍后，更是出现了浪漫主义诗歌译介热。较早译介的主要是爱情诗。当“爱情”已经不能使青年救国民于水火之中，革命甚至暴力革命日渐成为时代主旋律时，拜伦、歌德、雪莱等思想激进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思想性、甚至政治抒情性作品成为主要译介对象。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可以分为两部分：以郭沫若、闻一多等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他们受雪莱、拜伦等影响较多；以徐志摩、朱湘等为代表的消极浪漫主义，他们更多地受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湖畔派”的影响。
前期新月派反对感伤主义，主张理性和节制，追求诗歌的格律期刊网，“强调不在感情强烈时作诗，而在感触已过”。这些观点和英国浪漫主义代表诗人华兹华斯不谋而和。华兹华斯的“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的诗观为人所熟知，但却大都没有注意这个定义的后一句话：“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⑦]孙大雨比较注意音组、音步的试验，得到徐志摩的认可，认为“在不是仅学皮毛的手里，正是我们钩寻中国语言的柔韧性乃至探检语体文的浑成、致密，以及别一种单纯‘字的音乐’的可能性的较为方便的一条路：方便，因为我们有欧美诗作我们的向导与准则。”[⑧]
三
康桥无疑是徐志摩开启心智，向生命寻求爱、美、自由的地方，在轻歌曼舞、吟风弄月之际做无我之境的畅游，领略老庄的逍遥精神尤其是西哲推崇和平、回归个人的自然命意，在理智与情感极度放松间化解社会人生的苦思，养育了人道、自由之心，使单纯而浪漫的诗情得以激发。如其所说，“总之此地，人天妙合，虽微如寸芥残垣，亦不乏纯美精神：流贯其间，而此精神，正如宛次宛士（华兹华斯）所谓‘通我血液，浃我心脏，’有‘镇驯矫饬之功’”（《康桥再会吧》）。徐的诗作里，经常出现大海星空、白云流泉、空谷幽兰等众多美丽的物象景观。《朝雾里的小草花》、《五老峰》、《再别康桥》等诗作都表现了诗人唯美的情趣和对大自然的热爱。情爱的性灵主题，歌颂自然的主题互为生发，情爱、性灵主题因此取得了超乎世俗的高贵、雅洁、清新。徐志摩这些诗作深受维多利亚诗风的影响，其中既有湖畔派的清雅平和超俗，又有拜伦、雪莱式的高张自我、个性飞扬的风格，还有济慈式的追求美的至情与缠绵悱恻的身影。[⑨]从其作品《偶然》中“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和《再别康桥》中“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我们似乎能看到华兹华斯诗歌中“云”的影子。
闻一多的诗作中，《红烛》的浪漫主义色彩最为浓厚，《死水》、《李白之死》、《剑匣》、《太阳吟》等许多诗作中，丰富的想象力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如《太阳吟》中，“太阳啊——神速的金乌——太阳/让我骑着你每日行地球一周/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这是何等的大气，感情又是如此的真挚，那种浓郁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强烈的自我表现的欲望都显示了其积极浪漫主义的风格。
“使诗的风度期刊网，显着平湖的微波那种小小的皱纹，然而却因这微波，更见出寂静，是朱湘的诗歌”，[⑩]沈从文如是说。朱湘的许多诗作中也都体现出浪漫主义风格。其抒情名篇《热情》中的抒情主人公，为了要让“世间不再有寒光”，“这无爱的地球罪已深重/除去毁灭之外没有良方/我们把他一脚踏碎/展开双翼在大气内翱翔……我们挥彗星的筱帚扫除/拿南箕撮去一切的污朽//我们把九个太阳都挂起/一个正中，八个照亮八方”，结尾诗人用惊人的想像力描绘出一幅欢庆胜利的奇景——“欢乐在我们的内心爆裂/把我们炸成了一片轻尘/看那像灿烂的陨星洒下/半空中弥漫着花雨缤纷”，都是浪漫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英国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在新诗诞生和初步发展过程中，对中国新诗诗人和诗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前期新月派在影响之下也和创造社一样显示出明显的浪漫主义倾向，并且为新诗从外在形式探索到对诗本体艺术的追求做出了重要贡献。
[②] 罗钢．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研究[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三页．
[③] 臧克家．闻一多的诗[A]，载《人民文学》[J]1956年7月号．
[④] 方玮德．再谈志摩——并质吴宓先生[A]．载天津《大公报》[J]第209期．1932年1月11日．
[⑤] 鲁迅．摩罗诗力学[A].郭绍虞．罗根泽．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第788页．
[⑥] 孙绍振．新诗第一个十年．未刊手稿．此稿为《二十世纪新诗大系1917-1927年》[M]序言．
[⑦] [英]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A]．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C]．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7页．
[⑧]诗刊?前言．见《诗刊》第二期[J]．1931年4月20日．转引自蓝棣之编选．《新月派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⑨] 朱东霖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⑩] 沈从文：《论朱湘的诗》[A]．见《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文论）[C]．广东：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