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还蕴含有物与物、人与物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价值内涵：一方面，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存在物都有着生存、繁衍、体现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权利，每个个体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助于维护生态系统整体丰富性和多样性，而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也正是生态系统得以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因而，每个存在物对整个生态系统而言都是有价值的，作为与整体相关的一部分或某个个体，它们相互间的内在价值也是平等的。另一方面，人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是唯一有意识且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不断地改造和影响着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但只有尊重与自然万物之间的相互平等来不断扩大与自然界的认同面，方能实现其自身的价值。人与自然万物内在地关联着，也不过是众多物种中平等的一员而已。所以，生态内涵表达的是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与其他生命、与环境也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体现出平等的价值内涵。消除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并不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平等，而是要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平等，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分裂的，生态环境危机的发生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而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平等才引发的。威廉•莱斯就看到了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的内在关联，他认为生态危机表面上看是出自于控制自然，而实际上出自于控制人，“在由‘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时代最致命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2]6。而且，控制自然就是为了控制人，“如果控制自然的观念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是通过这些手段，即通过具有优越的技术能力———一些人企图统治和控制他人”[2]109-110。安德烈•高兹认为，生态危机的产生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宗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会破坏生态环境，它们的“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以及与这些生态问题紧密相连的全面社会危机。他说“：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把这些要素联合在一起就能生产出最大限度的利润（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3]15最后，正如西方社会生态学创始人默雷•布克钦直接提出的那样，“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及社会制度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元凶，人对自然的支配本质上源于人对人的支配”[4]71。这就是说，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才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平等。所以，尽管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人与人的关系平等，但在当前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和西方文化观念的冲击下，也会因为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协调而带来人与自然的矛盾，最终也同样会引起生态环境破坏，这样生态文明建设在搞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需要特别从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建设和实现人民福祉的目标建设几个方面着力加强，构建一种人与人平等和真正的民主和谐社会，实现生态的本真内涵。

保障有力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这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逐步深入和进一步细化，又凸显出制度建设将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诺思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约束。制度通过建立一个相互作用的、稳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确定和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5]3-7这表明，合理的制度的确能够推动和引导社会的有序发展，但制度同时还体现着一定社会阶级的思想，是其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形式。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首先必然是体现人类社会发展价值和趋向的社会意识形态，再则就是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具体的制度建设。我国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同样包含着这样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实现生态文明的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因为生态文明本身就体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态合理性论证。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斯特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资本主义制度对待环境的种种弊端，在当今我们通常称之为‘环境危机’的领域里是显而易见的”[6]4。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资本逻辑追求利润和追求资本无限增长的真实本性就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无情地制造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断层，切断了自然资源再生产的基本进程”[7]9。此外，资本主义生产还导致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背离，生产扩大只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消费异化成为一种欲望消费和奢侈消费，这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浪费”模式必陷入生态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最后，福斯特得出结论，资本主义与生态是一对矛盾，他说：“生态与资本主义是互相对立的两个领域，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个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6]1所以，消除生态环境危机必须变革造成这一矛盾的制度性根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而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这种制度实现了社会生产的有计划和按比例良性发展，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最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合理地调节着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马克思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8]928同时，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实现交换价值向使用价值的复归，也实现了对各类自然资源、能源的有节制开采和使用，符合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利益要求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9]301因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就成为人的需要，摒弃了资本主义条件下造成的劳动异化、人的异化和消费异化，不仅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而且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所以，社会主义与生态紧密相连，它不但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平等，而且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平等和民主控制，彻底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立，使自然界得以真正复活，实现了人的解放、自然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另一层面，就是推进生态文明的基本制度体系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生态文明建设融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之中，与我国当前各种具体社会实际情况密不可分，跟制度的建立健全更是息息相关。而当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虽然取得一定成就，但在体制、机制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环境产权制度不明晰和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不完善，环境与经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和全社会参与机制尚未建立，环境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和监管机制不完善，政绩考核体系中生态环保指标权重低等，这些不足都容易带来环境产权界定不清、利益主体不明、生态补偿机制不能落实和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缺乏等问题，这必然会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扎实有效推进和生态文明新时代目标的实现。制度作为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有效手段，制度的缺失必然会使生态文明建设失去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具体制度建设既包括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的非正式制度建设，又包括各项制度具体立法的正式制度建设，还包括各项制度有效实施的体制机制建设。于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这样，十八大就从奖惩机制、生态补偿制度、耕地保护、水资源保护、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税费改革、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到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方面，完善或出台了生态文明建设刚性的制度、评价机制和硬约束，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机制，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公平正义的生态文明社会建设

公平正义作为一个社会性评价概念，是指人们道义上和愿望上追求利益关系合理性的价值理念和价值标准，也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诉求。如果说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保障，那么，实现和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则是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和目标，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恰如真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10]3生态文明建设要实现的社会公平正义，不是抽象的，也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和相对的目标要求。首先，公平正义作为发展着的历史范畴具有历史性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它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它的裁量也没有恒定不变的标尺。或许在当前我们认为的一些“不公正”现象，在历史上可能就以一个“公正”的面貌存在过；而当今我们认为很“公平”的事情，随着历史的发展也有可能逐渐演变为一种“不公平”。马克思说：“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行政区域条例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11]212其次，公平正义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具体的，在经济、政治、社会的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如目前社会舆论关注得较多和议论较集中的可能还是经济领域出现的公平与否问题，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已经习惯于用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来体现平等，把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理解为理所当然，而实际上是否具有同等条件和规则才是经济领域产生差异或差距等公平问题的关键。虽然社会领域包括经济领域，但不等同于经济领域，一个健全的社会首先要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基本需求和条件，这才是作为评价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尺度。所以，公平正义置于各具体领域，针对具体人群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笼统地加以套用。第三，公平正义还是相对的。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绝对公平只可能存在于观念或幻想中，如我们尽管在社会思想观念层面或政策法规层面强调权利要公平、规则要公平、机会要公平和分配要公平等等，但实际上由于客观现实的差异、人们所处经济社会条件的不同和个人禀赋及家庭状况的不同，在实际中也只能求得大致的或相对的公平，那种纯粹的、理想化的公平或绝对平等也是做不到的；同时，要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或是善意所能决定的，而是要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制约。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程度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后者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生态的平等价值内涵则要求平等地对待世界，那么，进行公平正义的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就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说“：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12]14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在社会利益的冲突中能否获得满足，关键就取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因此公平正义就成为人的本质要求，又构成人全面、自由地发展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由此，生态文明价值诉求的多样化，要求按照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目标，做好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和代际之间的公正正义；生态文明预示着人类的政治发展需要一种新的替代性选择，必须建立在公民广泛参与的基础上，要遵循理性反思，鼓励公民广泛参与，在尊重不同利益和观点的基础上促进合法决策，制定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和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合法政策；要尊重差异，能够通过对话形成共识，化解各种冲突，促成生态文明转型的有效共识；要通过明确责任，使每个行为者个体以及社会共同承担建设生态文明的责任，形成促进公共利益政策建议的共识；要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交往与互动中培养公民精神，创造一个熟练驾驭生态文明建设的公民群体。

人民福祉的生态文明目标建设

中国共产党始终恒守人民理念和增进人民福祉。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战略高度，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体现了党中央对形势的准确判断与超强应对能力，这也是党自十七大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到建党90周年指出党的执政信念和执政原则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来对这条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彰显党始终如一地以人为本和执政为民理念，必将增强全党全国人民建设“美丽中国”的信心和决心。人民福祉是任何民主国家或民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也表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权力来自人民，由人民赋予，经受住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考验，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其根本且唯一的职责所在，把群众是否满意、是否高兴和是否幸福作为其政治合格的根本评价尺度，真正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取得革命的成功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说：“我们党公开声明，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正是由于我们党始终坚持了这一条，所以我们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13]183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它当作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但生态文明建设绝不是简单的生态环境保护，也不等同于天更蓝、地更绿和水更清，而是要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和谐中真正实现人民福祉的最终目标。十八大提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不仅是党和政府的政治任务，也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理性选择和共同任务，目标的实现需要党和政府根据生态的本真内涵科学决策生态文明的建设思路，更是社会全体成员的政治认同、公共理性和集体行动，否则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美好理想只会变成流于形式的空洞幻想。

党的十八大“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节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就是为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这也是“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而作出的战略举措，其目的就是为了人民在美丽中国享受生活，实现人民福祉的目标。因此，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实现人民福祉的目标，就是既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又要克服土地、水、能源等资源约束的愈发趋紧而带来的生态环境承载力愈显脆弱；既要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又要走出一条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路子；既要改变人们“一手拎着钱袋子、一手提着药罐子”的日子，又要打造蓝天白云之城、青山绿水之城。必须积极采取调整产业结构、关停污染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大造林绿化力度、修复山水生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使蓝天越来越多，森林越来越密，河水越来越清，人民群众的生活越来越舒适，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也越来越高。要一切以人民的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从物质到精神、从生存到发展，全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人民看到党和政府攻坚克难的决心信心，看到社会主义中国更加美好的前景，实现为了人民福祉的最高目标，让人民在和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享受生活。

作者：熊韵波李尧齐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蚌埠医学院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