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论是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人的解放都是一个具有共性的话题，它在特定历史时期以及特定历史人物那里被赋予个性内涵。从原始神话中人们摆脱自然束缚的解放愿望，到近现代大同社会的关注和期待；从西方哲学家对人的解放问题的多种阐释，到现代哲学理念对人的发展的现实关怀；从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想象，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及未来发展，都是以不同方式来表达人的解放愿望的理论或设想。

关键词:人；社会；解放

对人的解放的关注，不是哲学家们悲天悯人式的苦想，而是社会发展中必然产生的追问和探索。不论是具有宗教特征的“千年自由王国”，还是具有朴素色彩的“新和谐公社”，都是追求和谐发展和全面解放的愿望与尝试。但是，思力之不逮，形势之不眸，环境之不谐，使得有关理论和实践经常处于争议和质疑之中，就连被广泛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理论也经常面临不同方面的非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人们对人的解放的形式和边界确实有很多疑问，还没有任何一种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能够一统天下，思想认识存在边界，理论设定也难免有边界之分。另一方面，人的解放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解放之后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解放之后如何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明确的边界。这方面，设想愈是详细和周密，愈会陷入空想。

一、西方哲学中的人的解放话题

在众多的西方哲学流派之间，人的解放及其真实性是充满思辨性而又经常辩论的问题。一些西方哲学家怀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希望在社会发展中通过自己的理论及实践，解民生之倒悬，除社会之疾苦，从哲学视野对人的解放作出多方面的探索，他们以高举远慕的眼光充分审视社会现实，用充满睿智的思想阐发人的解放问题，在自己设定的边界意识中表达了人的解放叙事。

（一）“元叙事”设定人的解放逻辑和边界状态西方哲学在论及人的解放时，总是先预设一个话语前提，通过一种基础叙事保证话语的合理性，这种方法在学术研究和哲学辩论中很常见。通常情况下，通过元叙事对某一事项进行描述并构造具有统括能力的话语形式，就规定了最原初思想的表达方式，给人的思想行为提供了一个标准。由于论述的前提不同，设定的话语基础不同，造成不同的元意识以及不同边界，运用到人的解放理论上，会有不同类型的人类解放逻辑及其话语边界。西方哲学强调价值理性，把人的解放看成价值观的深刻变化，这是心理情感的高度释放，这种叙事表达的是思想超脱后形成的心物和谐，由于其目标、途径和方法都是多元的，关于人类解放的逻辑也是多样的。康德推崇道德的力量在人的解放中的作用，他在论及人的解放时强调道德和审美的作用，认识“道德星空”中的众生存在状况据定于自身理性的成熟状况。黑格尔主张通过提高理性思辨消除宗教意识，这一思想体现在人的解放上，就是通过人的自由发展和充分的思想解放消除宗教神学支配的封建特权。这种理性叙事的关键词是“绝对理念”，它借助绝对精神寻找实现人的解放的真正主体。笛卡尔用唯理主义叙事来描述人类解放，它对事物“二分”特征的认识在人的解放问题上显示出双重特征，一方面是对人的解放的充分自信，另一方面是对人的解放的忧虑，但总体看来人的解放毫无疑问地预示着新的价值观和价值秩序的确立。因为，人们在认识自然的奥秘中形成自觉意识时，理性光辉折射出的外部形式和由生理因素影响的内在品格会协调成秩序化的结构，在消除“人”和“物”的分隔基础上形成“心”“物”交融状态，这就是人的解放过程。一定程度上说，社会主体对物象的选择，是情景变化造成心灵变迁的结果。孔多赛把理性提高到空前的地位，用理性主义来诠释人的解放的终极目标和价值模型，他是以启蒙式和思辨式的政治话语阐释普世性关怀的。从上面的观点看，在理性的光辉和价值的重塑中，人的解放是不断驱散内心迷雾而走向健康的审美过程，是改造不良价值走向阳光社会的过程，是用理性张扬人性的过程，随之而来的是边界意识的变化。“怀疑主义已彻底消解了整体主义价值观和目的论自然观，义务本位的自然哲学显然已经不合时宜；第一原则‘我思故我在’，为近代提供了一种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新范式，也预示着从永恒秩序转向个人自身的新纪元的到来。”[1]尽管西方哲学的“元叙事”设定了人的解放的初始边界，但在不同哲学家那里，这个边界的初始条件是不同的，我们没有理由按照同一种思维模式来理解他们的观点，也没有必要固守其中的一种观点，在实践中“人的解放”边界经常被突破。与其说是生活所提供的素材发生了变化，倒不如说人们的心境和思维发生了变化，人的解放的无限性与人们突破现有边界的愿望和可能性，改变了话语结构和叙事方式。

（二）“彻底解放”的理性叙说和边界问题元叙事造成的边界意识会引起一系列发问：人的“彻底解放”有没有边界？“彻底解放”意味着什么？“彻底解放”是不是意味着人类目标的终结？回答这些问题，“典型的主题是‘岁月的终结’‘历史的终结’，旧事物的废除和新事物的开始。带有一种迫切与期盼的感觉。典型的难题是，在迎接期待日子的过程中，人们该做些什么准备。没有人怀疑未来正在来临”[2]。通常情况下，构成意义结构的价值存在是未来世界的现实基础和法理依据，理想主义者无疑会将历史归宿设想得尽善尽美，而现实主义者会把未来社会想象得更为具体一些，有时也会因为社会这种矛盾和问题表现出悲观主义的态度。如果以抽象的思辨去理解上述问题，关于“人的解放”的设想可能被引向乌托邦的想象，仅仅从纯理论方面看待“人的解放”及“终极价值”，可能在现实的发问中陷入逻辑悖论。因为，理论设想只是提供一种思路，能否达到“彻底解放”则是由人的实践能力及社会系统决定的，而“价值终结”与否也是由那时的社会状况决定的。古代西方哲学的“元叙事”是抱着现世的人文情怀来规划人的解放前景的，其思想格调是积极向上的，其逻辑思维是前瞻性的，因此包含着对社会现实的生生不息的探索而不是悲天悯人的思想谋划。这种叙事一方面建立在对社会发展的冥想上，在生产力不足的情况下，不少人的想象中悬设出一种令人期待的未来图景，希望人能够摆脱自然的束缚。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叙事以社会进步为基础，尤其是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基础。因为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维度和时空观念，在物质生活上有了新的追求，在活动上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在心理上有了解脱和释放的可能。理性的影响被明确表达出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在社会中发生作用，尽管经济利益关怀会让人们偏重于工具理性，道德精神的关怀使人们偏重价值理性，但在总体上人们是希望二者协调的。因此，在人的解放中，理性是经常性的重要因素，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提升社会的物质支撑和精神素养的同时，也成了人的解放的重要动力。但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人的解放进程中都不是按照单一方向发展的，由于对二者关注程度不同而造成的社会发展路径和方式，也存在很大差别。二者共同影响着由元叙事决定的边界意识。按照哲学家的有关思考，具有充分理性的人的解放状态是在和谐有序的社会中实现的，公共生活的价值取向与私人生活的价值选择形成良性互动。

（三）“彻底解放”的悖论和虚幻特征由于西方哲学家关于人的解放的谋划充满想象成分，其元叙事的边界也充满虚妄特征。一方面，他们把人的解放描绘成是激动人心的事情，希望在社会的变迁中刷新人的心理面貌和存在空间；另一方面，他们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叙说充满了神秘色彩，让人们站在此岸眺望雾霭重重的彼岸，用想象安慰充满渴望的心灵。正是因为这种特征，尼采把西方一些哲学家关于人的解放逻辑比喻为“站在门口的虚无主义”。有时它似乎很近，只要转过街角就能看到，只要跨过门槛就能身处其中；有时它似乎很远，奋斗了多年，最终不免是镜花水月，使人们丧失信心。由此形成的复杂心理，在古代西方哲学中找到了栖身之所，在这样的基础上描绘出的未来图景存在着悖论，它既让不少人追捧，也让不少人迷茫。理论上设定的价值边界经常在守望与开新中更易，有人用形而上学的叙事方式填充这个话语空间，将“彻底解放”的愿望悬置在幻想之中，其主观性和虚妄性自不待言。有人用机械唯物主义叙事方式描绘人的解放，单调的刻板的形式使本来活生生的现实变得苍白无力，或者使未来目标变得庸俗不堪。这两种叙事方式的不足或悖论在于一个太过“理想”，把人的解放变成了空想，一个太过“现实”，把人的解放水准看得太低。不难理解，当人的“解放逻辑”与人的思想认识一致时，或者当这种理论因误读社会真谛而使自己设想的目标发生贬值时，价值边界也因此而移动。人的价值由现实来体现，人的解放也在现实中实现，设想超越现实的人的解放路径，既可以展示对未来社会的信心，也可以使人丧失对未来的信心。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真正的人的价值和彻底解放，需要理论指导，更需要现实实践。宗教哲学设想上帝神灵，与西方哲学中的“绝对理念”，在本质上说都是虚幻“解脱”理论，尽管它能够给不少人带来心灵的慰藉，但从现实的眼光审视时，漂泊的心灵依然是无家可归的。让人们不解的是：为什么在很多时候以“解放”诉求为开端的美好愿望，却以身体“压迫”或心灵“压迫”的悲剧为结局？为什么以“解放”诉求为开端的目标却表现为“毁灭”的结果？为什么元叙事中的解放理论与现实解放逻辑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就这些追问而言，古代西方哲学采用理想化、格式化的逻辑把处于此岸的“人”与处于的彼岸“人”截然分开了。

二、中国传统视域中的人的解放叙事

中国古代哲学关于人的解放及其边界的主要视域包括世界本原的天道观、世界状态的动静观、人性问题的善恶观、认识论的知行观，它重人生且强调社会关怀，重伦理且强调理想人格，重社会且强调整体和谐，它所规定的边界及特征大致如下。

（一）思想边界与人的解放中国传统哲学对人的发展也倾注了很多思想关怀，其着眼点是从个人发展走向国家发展，从伦理贯彻走向思想构建，从小国寡民走向天下一家。视野是由眼前向外推移的，思想是聚小成大的。其中，宗法伦理影响着人的发展方向，专制制度制约着人的发展空间，很多时候人是以依附的形式畸形发展的。宗法伦理一方面试图将完人愿望、圣人心态、哲人思维灌注到人的发展中，另一方面又以血缘、宗族、纲常为人的发展设定一些框框，无形中造成很多羁绊。在思想上，“心”与“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材料，丰富的民族心灵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特色，对人的发展的阐释也是精微备至的。西方传统哲学注重突出人的主体性，为实现和满足个人的需要而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不属于人的本性，而是实现人的欲望的工具，这使得人的存在边界与自然的边界形成明显划分的区域。中国传统哲学表现出另一种景象：“人存在于其中的社会制度，作为社会本质规律的体现，不仅是人存在和安全的保证，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律和原则，是人的固有本性，而不是人本性之外的异己之物。”[3]这种语境中，思想边界尽量与自然边界靠近与重合，是比较接近人的解放愿望的。这种思想的崇高境界就是“天下一家”的国家观和“思想一统”的政治观，“天人感应”不过是一种通俗一些的说法。从思想寄托的表达看，“仁”“理”“民”等虽是封建统治者和思想家关注的要点，但在实质上不过是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所谓“仁”“理”“民”没有上升为国家的发展纲领，它还只是一种内在的人格精神构建，一种建立在个体层面上的思想认同表达。“兼济天下”是以“独善其身”为基础的，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寻求“意义世界”的完美，当物质资料匮乏时，希望“安贫乐道”；当道德世界面临问题时，提倡“孔颜乐处”。现世的物质生活与内心的物质生活是明显有区别的，物质财富的占有并不能消除心灵的空虚，物质世界的存在与意义世界圆满，是实现人的解放的标准。实际上，由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以及认识上的局限性，造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这两个方面的设想是不完善的，二者经常存在离异状态。

（二）行为边界与人的解放“大一统”的政治目标，不仅把追求思想一统作为精神约束的重要方式，在行为上也表现出要求一致的愿望。不过，由于社会经常处在割据分裂状态之中，由这种状态造成的地域边界也经常给思想划分区域，由此会形成人我差别、群际差别。追求无限发展的心态与现实的分殊及多元状况造成矛盾倾向，在思想与价值统一的想象中边界意识会被淡化，忠顺、孝义、伦理、教育是达到思想一统的重要手段。由地理差别造成的环境变化给人提供了现实边界基础，内外兼修和体用兼顾的要求提供了心理边界基础，两个方面的变化是交织在一起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主张“文以载道”“代圣人立言”，众多知识分子希望“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这激励着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入世抱负和替天行道的责任担当，但当“入世”而未得时，又会归老泉林、吹箫课子。在长期的风云变幻中，那些富于才识的人往往愿意把心理边界延伸到平民之中，而在封建君主方面，对思想边界的设计是刚柔兼具的。圣人和完人是儒家追求的目标，这种愿望是希望把不同的行为通过德行和理性联结成一个结构，以人治措施和以言教方式构划边界。在儒家看来，这种目标是每个人通过努力都能达到的，有人说“涂之人可以为禹”，有人说“满街皆是圣人”，也有人说“尧舜人人可学齐”，人可以通过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向儒家设定的标准看齐。但是，这种期待常常被现实打破，思想标准僵固造成的精神枷锁和肉体压制经常萦绕在人心中。国法、礼法、家法成为维护行为边界的工具，人在这个空间里是用道德关系与伦理关系调节行为的。

（三）价值边界与人的解放人的价值不易精确界定，因为价值尺度的主体性极其明显，人们对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的认识有着明显的主观性。但是，人的价值与人的解放之间的内在关系，却是不能否认的。“人贵于物”表达了人的地位的至上性，“以人为本”表达了社会关怀的主导性，未来社会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天人合一”表达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共通，是伦理道德与自然发展的一致性。中国传统哲学喜欢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人生，希望追求一个完美的人生图景和社会画面，其“抽象”特征明显而“具体”特征不足，其主观特征明显而客观特征不足，由于偏重于在言志之事、写心之物、载道之文、传神之形、抒情之情上下功夫，使人的解放带有更多的虚幻性。这个过程中所表达的价值带有更多个人倾向，很多时候希望通过个人的成功来实现社会愿望，是追求个人人格完美的一种方式。在价值取向上，中国传统哲学更倾向通过道德提升达到人的解放。如果说西方社会通过“知识就是力量”来唤起人的求知愿望进而达到身心的全面发展，那么中国传统社会是通过“道德就是力量”激励人的全面发展的愿望。显然，知识和能力是人的解放不可缺少的要素，如果把道德提升为人的解放的唯一要素，则会有明显的不足，因为人最基本的活动是实践，劳动实践是体现人与自然关系以及自身价值的重要行为，是人走向自由和解放的动力之源。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感受到创造美、得到美、欣赏美的精神愉悦，撇开世界的物质性和社会的实践性来追求纯粹的空灵世界，不是真正的自由和愉悦。中国传统社会中关于人的解放的认识没有实现真正的“人的发现”，在现实社会存在着明显的价值失落，尽管在精神世界里占尽风光，在现实生活中却形格势禁，在精神元素的使用上“挥金如土”，在物质资料的占有上却“囊中羞涩”，对人类解放的认识变成了道德上的咏叹，这个关于人的解放的图景是不够完整的。

三、宗教对“无限”的领悟及其解放理论的虚幻性

早期宗教已经显示出认识“无限”的愿望和能力，人的思维有超越有限的能力，也有接近无限的能力，在一些方面宗教把人的这种能力发展到了极致。然而，“无限”的边界是模糊的，“这个词对模糊不定的、不可见的、超感觉的、超自然的、绝对的或神圣的，都是适用的，并把它作为我们称之为宗教的一个大范围知识对象的特征条件”[4]。宗教对“无限”的领悟是从感觉开始的，宗教的历史就是人们试图为隐蔽于有限面纱之后的无限生命命名的历史，在这个视域中，山川、河流、树木、风雨雷电、阴晴圆缺、白天黑夜，是可以看到和感受到的有界事项，而入世其内在原因却成了无边的想象，人的存在和发展是靠神的力量推动的。在有限中赋予无限以名称和意义，既是人探索世界奥秘的表现，也是寻求解脱和自由的愿望。“人类在暴风雨、天空、太阳或月亮后面发现了某种未知的力量，因此之故，当人们开始感觉到他不得不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情，或者不得不放弃他乐意去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于是便立足于宗教的大地上。”[5]因此，宗教观念的推动力在于人们可以借此感悟有限之物以外的无限之物，在于人们把建立在有限基础上的存在交付给无限之物（神），在于以神秘的方式推演事物的因果、规律和秩序。在宗教迷雾的笼罩下，“中世纪的思想均受到这样一种信念的钳制，即人是有罪的，生于斯世就灾难深重，轻如火花一般地飞升消失；世界终究会达其末日；地球上的生命并无自身的意义，不过是走向天堂或地狱的一种序曲”[6]。单一神教、多神教的发展，表明人们最初的无限观念是不完善的，也表明人们领悟无限的能力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与无限概念相联系的是人的发展程度，在宗教语境中，人构造一个属于天国的宗教王国，但又生存在属于现实的宗教活动中，思想上追求的是无限的解脱，生活上存在的是现实的束缚，精神王国与自然环境中的感觉是有很多差别的。因此，当人们的认识由现实转向神灵时，思想的虚幻就难以避免了。“宗教按它的本质来说就是抽掉人和大自然的整个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又反过来使人和大自然从它的丰富宝藏中得到一点东西。”[7]这种企图通过迂回的精神寄托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充满虚幻色彩，它认为人只有在自己的想象中才有精神力量，目的是通过“某种超验性的力量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这样一来，人们便将自己的现实关系转化为某种形式的虚幻关系，自己的心灵也就寄托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了，精神世界移位就是文化信心的游移。这个想象出来的异己对象很完美、很高大，以至于无所不能，它是救世主的形象和世界主义的偶像，其超验性不难理解。资本主义世界中，这种伪善和虚幻并不少见，不仅需要无产阶级理论家辩证解读它，更需要工人阶级现实地对待它。很多时候，尽管宗教很虚幻，却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很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洗涤贵族肝火的一种圣水罢了”[8]。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不遗余力地通过宗教表达一种愿望，那就是希望奴隶、农奴或工人做温顺的听话者，宗教成了安慰他们的思想蓝本，但是主张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的人却选择了另一种途径。

四、科学社会主义对人的解放的判识

科学社会主义揭示的人类解放理论超越了旧的思想藩篱，其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对人类的未来走向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和理解，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刻揭示。人的解放不是以单个人的发展为标志的，即使是社会的部分群体充分发展了，也只能是人类彻底解放的基础和条件。因此，人的解放是社会的全面实践和全面发展，不能将这一过程视为某一个方面精度发展而其他方面可以忽略不计，而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明显弊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作为普遍事项而显示巨大威力，它不仅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社会的物质生产，也支配着社会的人际交往，一方面是要求市场经济下的公平竞争和平等要求，另一方面是难以掩盖的赤裸裸的谎言和自由神话。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的状况是由对资本的支配能力和支配状况决定的。资本的独立个性在彰显人的自由创造方面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教，一旦进入生活领域，被诗意化的心灵就有了种种羁绊。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有一个天然的关系媒介，那就是资本，因为资本家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够实现资本增殖，这种情况下，资本成了一种社会力量。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有一个天然的桥梁，二者由于资本的作用形成一种对立关系。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的这种生产关系，才能消除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在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中，要实现人的解放，只在政治上获得自由还不够，政治解放只是人类解放的一个环境。可见，由资本的本质影响的阶级界限和认识边界，对人的解放历程和路径是一个必须跨越的障碍，而跨越这一障碍，意味着要打破资本永恒论的神话。这也意味着无产阶级要突破两个边界，一个是有形的物理边界，一个是无形的思想边界，前一个方面要借助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它所造成的生产力能给无产阶级解放奠定现实基础，后一个方面要借助思想认识的提升，马克思恩格斯希望通过教育来达到这一目标。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把这一过程设想得太过简单，因为无产阶级解放征途中总会遇到曲折和障碍，因为打破原有边界而构筑新的界限总是要付出代价的。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人的解放的另一要点是人的异化及其消除。在资本的作用下，劳动者的地位和人格都发生很大变化，本来由工人生产的产品却成了支配工人命运的商品，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异化使人的解放蒙上更多的“尘垢”。劳动产品的异化对工人的活动边界产生本质性的影响，产品的异化使工人的生活边界产生经济影响，人自身的异化对工人的心理边界、身心边界的影响，造成自我存在的模糊性，出现“是我”与“非我”的疑问。“对于工人来说，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也不再成为需要了。

人又退回到洞穴居住，不过这洞穴已被现代文明的污浊毒气所污染，而且他在洞穴中也朝不保夕，仿佛这洞穴是一个每天都可以离他而去的异己力量……”[9]当总体上的类本质发生异化时，人的物理存在和心理存在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它以资本的规律和欲望预设了人的活动和目标，获得预期中的人试图突破束缚而又不得的状况，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常态。实践作为体现人的本质的活动，在显示人的能动创造的同时，也经常产生因资本家获取利润的贪欲而“变质”，各种形式的异化束缚着人的发展和人的解放，也经常使人陷入宗教迷误之中，如何走出这一困境，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社会矛盾的出现与解决是一个不断变换存在边界和思想边界的过程，在这方面，空想社会主义也没有能够解决问题，尽管它试图跨越种种藩篱而走向自由，却没有在现实中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寄托于英雄人物来破除迷误的想法终究是镜花水月。人的交往是打破物理边界和心理边界的重要方式，身体的舒展，情感的释放，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场所。不管是区域性的交往，还是全球性的交往，都能将世界问题、世界意识摆在公众的平台上，人们可以通过比较分析社会事项的合理性及其弊端，进而确定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全球层面上交往影响着整个世界的面貌，在国家层面上交往影响着资产阶级的行为和眼界，也可以影响到落后民族高边现状的愿望。世界历史性交往中，地域性的生活推向世界，各民族都有了证实自己品格和美好愿望的机会。在当时的世界环境中，交往主要是由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推动的，由此形成的国际格局与国际分工的变化，也是对已有边界的更新，必然预示着一个新社会面貌的出现。这不只是一种理论设想，更是一种实践愿望，是逐步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表达“人的类的特性”的过程。把社会和谐与自由划上等号，是有片面性的，因为人的自由发展只是走向解放的一个重要因素，用这样的观点来概括社会和谐，在总体上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的窠臼。马克思所讲的人的解放是全面的，即达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状态。要实现这个“全面”，不仅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良因素作全面的否定，更要对未来社会发展有全面的建树，不仅善于打碎一个旧世界，更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恩格斯认为，当人脱离了动物习性并摆脱了动物的生存条件而具备了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时，人才真正支配了自己和社会，真正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充满自由精神而又全面发展的人。

在对自然的适应中，不再是消极被动的，人有信心有能力凭借自己的意志认识和利用自然，在对物理界限的适应方面是得心应手的；在对社会的改造中，极大地减少盲目性和消极性，以积极向上的心态规划社会蓝图和创造美好生活；在心理调试方面，人受到的压抑大大减少，在阳光的社会中表现出阳光的心理活动，人际交往的束缚感与疏离感也随之消失。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理论及实践，是一件激动人心又令人期待的事情，需要在生活空间的延伸、精神空间的扩大以及发展范围的拓展中逐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之所以能成为无产阶级奋斗的目标，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表达了无产阶级的整体愿望，在于这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表达。

五、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解放的阐释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关于人的解放的叙事相比于对宏观革命的关注，他们更加热衷于“微观革命”，他们极力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忽视的和没有重点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学艺术、妇女解放、性解放等，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丰富发展了经典作家关于人的解放的宏大叙事。但是，他们基于微观视角所提出的种种解放路径，要么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要么忽视了解放的阶级性、民族性和种族性，因而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一种乌托邦式的热忱与幻想。以青年卢卡奇为起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叙事视角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基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及矛盾所作的分析，结合社会政治结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结构变迁所阐释的内容，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显示出对人的解放边界和解放路径的独特观察。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思想边界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边界，尤其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间，这种界分极其明显。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等人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敏锐地洞察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能动作用，进而在他们的理论致思中凸显了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和边界意识。卢卡奇认为，在全面物化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要实现人的解放，必须诉诸于总体性的改革而不单单是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他尤为强调无产阶级攻克和瓦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边界在革命胜利和人的解放事业中的突出作用。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为社会意识而斗争，是与经济斗争同时进行的。

而社会有了意识，等于领导社会有了可能。无产阶级不仅在政权领域，而且同时在这一为社会意识的斗争中，都在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因为无产阶级在最近五六十年以来越来越有效地瓦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把它自己的意识发展成为现在唯一起决定作用的社会意识。”[10]资产阶级对思想边界的守护与无产阶级对这一边界的突破，构成了那一时期的一大景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认为，在市民社会已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有效防御壁垒的境况下，要实现社会主义、实现人的解放，必须发动新的文化革命，通过文化的创新和思想边界的更新攻占资产阶级的思想阵地，进而实现广大无产者的解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要实现人的解放不仅涉及思想边界的守护问题，更涉及思想边界的扩大问题。马尔库塞把“爱欲解放”看作是“人的解放”的必要条件之一，认为“爱欲的扩展并不仅限于肉体领域，也包括精神领域，比如在审美方面，创造性想象的自由消遣也是爱欲的表现”[11]。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学说强调了人的思想边界在时空上和逻辑上的延伸，人的思想解放的一个维度是超越时空达到创造性自由想象的状态，是为了摆脱“单面人”的思维状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人的解放逻辑行为边界的认识与探讨，主要体现在对自由边界扩大的关注和对性行为边界扩大的注意上。就自由边界的扩展而言，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通过对现代人心理异化的分析，提出了自由与孤独的悖论，即“自由与孤独”并存，越自由，越孤独。弗洛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使人们摆脱了宗法等级的束缚，个人至少在人身上是完全自由的，这时“个人”才真正出现。“人挣脱了束缚自由的纽带，但又没有积极实现自由和个性的可能性，这种失衡在欧洲的结果便是，人们疯狂地逃避自由，建立新的纽带关系，或至少对自由漠然视之。”[12]在弗洛姆看来，由于教会的、行会的或者家庭的原发纽带碎裂所导致的个体产生逃避自由的不健全人格才是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致命瓶颈。所以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必经之路，便是消除“自由与孤独”的悖论。

较之于封建社会，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行为自由的边界包括劳动自由的边界、交往自由的边界等无疑是不断延伸的。那么，在行为自由边界扩展的状态下，如何积极利用这种行为自由以摆脱人的异化从而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呢？“弗洛姆开出的药方是通过‘爱’建立主动性人格，以‘重生存的生存方式’熔铸健全的精神，进而建立健全的社会。”[13]赖希认为，要实现人的真正解放，不仅需要着眼于宏观领域的政治经济变革，也需要关注“微观性革命”。即一方面人们要力图实现外部物质世界的革命，另一方面也要致力于完成内部心理世界的革命，改造被性压抑塑形的群众意识和性格结构。在权威主义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要获得幸福、实现彻底解放仅仅依靠政治改革是不够的，更要诉诸于大众性格的改革。那么，如何实现大众性格的改革？赖希主张突破“性管制”，实现“性解放”。换言之，就是要打破权威主义体制下的婚姻义务、婚姻道德与法律的重重束缚，不断拓展性行为的边界，使得“性本能”得以充分发挥。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哲学家杜娜叶夫斯卡亚同样基于总体性的视角，提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既要在经济领域中推翻资本的统治，颠覆生产领域中的压迫关系，又要在政治领域中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同时更要注重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心理结构的合理塑造，因为它们是革命的真正力量。然而，杜娜叶夫斯卡亚所谈及的无产阶级、黑人和妇女的解放尽管代表着一大批人的利益，但毕竟不是人类的普遍解放，其叙事逻辑中带有乌托邦色彩。总体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阐释，有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的积极发挥，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曲解，其中包含着有价值的思想取向和思想上的疏离倾向。还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爱欲”问题、“性解放”作为人的解放主旨或标志，这是一种狭隘的眼界，没有超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窠臼。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理论大多已转入书斋式研究，是通过想象的造物来表达对未来社会的设想的，其主观性极其明显。

六、结语

人的解放是一个广泛关注的话题，由于语境不同、论证的方式不同以及论说内容不同，在社会中的影响也不同。但是，理论叙说与思想沉浮是一回事，社会实践与规律总结是另一回事。表面上看，上述方面关于人的解放叙说及其边界的分析，对人的未来发展及其走向作出理论阐释，对人的解放倾注思想情怀，试图超越充满劳绩的生活现实，解除人的痛苦和束缚，其中不仅有对宁静生活的追忆和歌吟，也有在编织诗意生活的合欢之梦，不仅希望消除忧伤和哀愁，更希望扬起未来社会的风帆。从这一点来说，关于人的解放理论所表达的人文意向是值得赞扬的，不管它的影响和结果是什么样的。从本质上看，我们不能把不同的理论形式等量齐观。宗教依靠神的力量，神的旨意“普度苍生”或“赶牧众生”，是由虚幻的神学理论支撑的，所表现的是“神的逍遥”而不是人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拥有众多的支持者，为广大群众找到了一条通过社会主体努力和进步而走向解放的现实道路，是真正的人学理论。两个方面在依靠力量、实践方式和目标设想上都大有不同，也有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有关思想，马克思主义人学与宗教神学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有明显界限的。从哲学视角看，西方哲学的彻底解放神话，中国传统社会的解放叙事，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语系，都显示出对人生价值追索，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问“世间人为何物，直教思绪茫茫”，人随情谴，物与心往，都少不了对未来的悬设。生活中，诗意经常随风而逝，现实经常拷问理论，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当它从革命语境转向经院语境时，当它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的元叙述一再解构而没有合理建构时，当它的理论激情消退而成为纯粹的话语叙事时，它所蕴含的革命动力也明显减弱了。在当下，我们认识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要做坚定的守望者，不忘初心；要做坚定的实践者，不忘职责；要做坚定的创新者，不固守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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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宪平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